流動人口的主要特征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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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城市化水平曾較長時期保持穩定。進入上世紀90年代以后，城市化水平開始大幅提升，流動人口也隨之快速增加。到2011年，城市人口占總人口比重突破一半，改變了我國人口總體結構。當前流動人口主要有以下一些特征。

總體數量增多，比例明顯增大。1995年，我國流動人口僅為5000萬人左右，到2010年已超過2.2億。過去只在一些大城市出現的流動人口，如今遍布幾乎所有城市，人口流動已經演變為全國普遍現象。同時，流動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例不斷增大。1982年，全國第三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我國流動人口僅占總人口的0.66％，2000年流動人口比例上升到7.9％，2010年這個比例達到17％。

結構發生變化，組成更加復雜。一是年齡結構發生變化，中年農民工和兒童比重增加。在2000年，流動人口主要由年輕人組成，呈現明顯的年輕化特征。到2010年，流動人口不僅變“老”了，40歲以上農民工的數量和比例都增加了；而且變“小\”了，流動人口子女到城市里與父母一起居住、接受教育的現象越來越多，全國流動兒童比例已經超過留守兒童比例。二是性別構成漸趨均衡。近幾年，更多的已婚農村女性進入城市，流動人口呈現出家庭化流動趨勢，促使性別比趨于均衡。2010年全國流動人口監測數據顯示，已婚流動人口中有84.5％與配偶一同流動。

工作不穩定，流動仍然頻繁。以農民工為主體的流動人口，職業技能總體較低，多在技術含量不高的崗位上工作，工資待遇不高，工作不穩定。不少人在不同城市、地區之間流動，即使在同一城市，也頻繁更換工作。流動人口在一個行業內平均就業時間只有3年左右，而在流動人口大量聚集的住宿餐飲業，平均就業時間僅為32個月，在制造業僅為35個月。

平均受教育年限高于全國平均水平。1982年以來的全國人口抽樣調查和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流動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長期高于全國平均水平。1982年流動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是5.58年，全國平均水平為5.5年；2000年流動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是8.66年，全國平均水平為7.62年；2005年流動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是8.89年，全國是8.3年。這主要是由于流動人口群體相對年輕，基本都接受或完成了九年制義務教育。另外，流動人口中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越來越多。目前流動人口中具有本科學歷的人數已超過300萬人，拉升了流動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水平。

流動人口面臨的主要問題

近些年來，各地各部門在流動人口管理和服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更好地保障了流動人口的各種權益。但目前仍然存在不少問題，一些問題還比較突出，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勞動權益保障。主要是勞動合同簽訂和執行不規范，簽訂勞動用工合同的比例較低；工作時間較長，據2010年全國流動人口監測數據顯示，流動人口平均每周工作60.4小時，其中批發零售業68小時，制造業52小時；社會保障覆蓋率不高，由于尚未實現流出地與流入地社會保障方面的銜接，流動人口不能充分享有各項社會保障。

子女教育。工作不穩定，流動頻繁，致使流動人口子女難以得到連續而穩定的教育，受教育質量偏低。接受完整義務教育的問題尚未完全解決，在流入地參加中考、高考的問題也已經凸顯。一些城市公辦教育資源不足，不能完全滿足流動人口子女的求學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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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男性流動人口；艾滋病；

Survey onawareness of AIDS and the related behaviors among male floating populationZHU Jiequn， ZHOU Bibo. Ningbo Yinzhou District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 Prevention， Ningbo 315100， Zhejiang， China

【Abstract】Objectives： To understand the awareness of AIDS related knowledge， prevalence of risk behaviors and infection status of HIV， Treponema pallidum in male floating population in Yinzhou district of Ningbo from 2011 to 2014， and provide evidence for the comprehensiv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AIDS. Methods： Questionnaire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in male floating population who came to Yinzhou District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for medical examination from 2011 to 2014. Blood samples were tested for HIV and syphilis infection. Results： 1532 male floating persons were surveyed from 2011 to 2014， and 61.3% of them were 20 to 39 years old. Among them， 1162 individuals were married， accounting for 75.8%. 1009 individuals had the educational level of junior high school， accounting for 65.9%. The awareness rate of HIV/AIDS prevention knowledge was low. The populations of consistent condom use while having commercial sex in past year were 18.4% to 25.4%. The populations of consistent condom use while having casual sex in past year were 3.6% to 22.9%. During 2011-2014， 2 cases of positive anti-HIV were detected. The syphilis antibody infection rate was 0.3% to 2.5% and increased year by year. Conclusion：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publicity of knowledge about non-transmission， to enhance the ability of AIDS prevention. AIDS prevention must be based on knowledge， premised on faith， in order to change behavior effectively.

【Key words】Male floating population； AIDS； Sexual behavior

【中圖分類號】R512.91【文獻標志碼】A

流動人口是指在未改變原居住地戶口的情況下，到戶口所在地以外的地區從事經商、社會服務、務工等各種經濟活動的人群。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加速發展，現代交通的日益便利，流動人口的人數在不斷增長。流動人口大多來自經濟欠發達地區，在流入城市中由于文化觀念、衛生服務利用、生活環境適應等因素的差異，使流動人口成為易感染艾滋病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IV）的脆弱人群[1，2]。為了解寧波市鄞州區流動人口艾滋病防治相關知識、行為及艾滋病、梅毒感染狀況，現將2011至2014年調查結果報告如下。

1對象和方法

1.1對象

2011至2014年前來寧波市鄞州區疾病預防控制中心體檢門診進行體檢的所有男性流動人口。

1.2方法

調查方法：由經過培訓的工作人員，按照知情同意的原則與體檢者進行面對面式訪談，填寫調查問卷，并抽取靜脈血進行血清學檢測。

檢測方法：采取靜脈血5mL進行HIV抗體、梅毒抗體檢測，HIV陽性樣本經復檢后，上送寧波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進行確認。

1.3統計學處理

采用Epidata3.0軟件建立數據庫，采用SPSS17.0軟件進行統計分析。

2結果

2.1社會人口學特征

2011至2014年共有1532名男性流動人口接受問卷調查及檢測。調查對象主要為20～39歲年齡段人群，共有939人（61.3%）；婚姻狀況以已婚為主，有1162人（75.8%）；本地居住時間大多在1年以上，有1072人（70.0%）；文化程度以初中最多，有1009人（65.9%），其次為高中或中專267人（17.4%）。見表1。

2.2艾滋病防治知識知曉率

調查對象艾滋病防治知識知曉率較低，關于“蚊蟲叮咬是否傳播艾滋病”僅有41.8%的正確回答率。見表2。

2.3及安全套使用情況

調查對象有過的比例為82.8%～91.5%，最近一年與固定性伴發生堅持使用安全套的比例為3.3%～37.6%；與小姐有的比例為9.8%～15.7%，最近一年與小姐發生堅持使用安全套的比例為18.4%～25.4%；與臨時性伴有的比例為8.5%～13.0%，最近一年與臨時性伴發生堅持使用安全套的比例為3.6%～22.9%；調查對象有過及最近一年與固定性伴發生時安全套堅持使用比例呈逐年上升趨勢（χ2tred=12.602，P=0.000；χ2tred=154.571，P=0.000）。見表3。

2.4血清學檢測情況

2011至2014年共檢測出HIV抗體陽性2人，梅毒抗體陽性率介于0.3%～2.5%之間，且呈逐年上升趨勢（χ2tred=7.624，P=0.006）。見表4。

3討論

艾滋病高發于某些高危和重點人群，屬于世界性的重大公共衛生問題和社會問題[3]。流動人口是城市化進程中出現的特殊人群，低齡、低文化程度、流動性強是這一群體的主要特征[4]。他們多數處于性生理活躍的年齡，在城市中從事建筑、商業、服務等勞動強度大的工作，生活比較單調[5]，由于流動人口具有易于流動和難以管理的特殊性，使得流動人口的艾滋病問題成為艾滋病防治領域中的難題6]。國外相關研究將流動人口視為HIV傳播的高危人群，這些人會發生多性伴、不安全的等可能感染HIV的危險行為，在艾滋病傳播中起了重要作用[7，8]。

調查顯示，流動人口婚姻狀況以已婚為主，文化程度較低，對艾滋病三大傳播途徑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與其它地區對同類人群調查的結果基本一致[9]。但對于艾滋病的非傳播途徑，如能否從外表上判斷艾滋病患者、蚊蟲叮咬是否傳播艾滋病等問題知曉率較低，這將導致其對艾滋病盲目恐懼和對艾滋病患者產生社會歧視的重要原因。因此，針對該人群文化程度總體較低的特性，在人口的流出地宣教時，可考慮將艾滋病預防知識納入初高中課程[10]，把預防關口前移；而在人口的流入地，可借助社區、同伴教育的力量，采取形式多樣、通俗易懂的方式，宣傳安全套正確使用及艾滋病非傳播途徑等知識，讓更多的人能積極參與到艾滋病防治工作中來。

調查顯示，最近一年與固定性伴發生堅持使用安全套的比例呈逐年上升趨勢，這可能與我區近年來通過同伴教育方式，加大配偶間正確、全程使用安全套的宣傳有關，但是配偶間堅持用安全套的比例仍處于較低水平，這一方面提示我們流動人口艾滋病防治宣傳干預是項艱巨的工作，需要持之以恒，另一方面也須不斷增加安全套免費發放點，提高安全套的可獲性和便利性。調查也發現，與小姐、臨時性伴發生時安全套堅持使用率較低，這一現象表明，我區近年來在流動人口中開展的艾滋病防治宣傳存在一定的盲點，該人群中有高危者自我保護意識薄弱，因此，擴大艾滋病防治知識面、加強對知識的全面宣傳，將成為我區以后工作的重點。

血清學檢測結果顯示，男性流動人口存在性病感染現象，且梅毒的陽性檢出率有逐年上升趨勢，提示我們要進一步完善流動人口性病無縫隙轉診機制，進一步加強性病正確求醫行為的指導，有效降低該人群的性病感染率。

相對本地戶籍人口而言，流動人口是一個特殊的群體，但人口的流動本身與艾滋病無因果關聯，而是人口的流動與HIV傳播因素相結合，才真正導致了HIV的加速傳播[11]。本次調查提示，寧波市鄞州區男性流動人口艾滋病宣教工作仍然任重而道遠，下一步尤其應把工作重心放在本地居住時間短、文化程度低、年齡大的人群中，發揮自愿咨詢檢測作用[12-15]，全方位的在流動人口生活、工作區域開展艾滋病宣傳教育，加強使用安全套的宣傳力度，從根本上增強其防范和抵御艾滋病的能力，促使其防治知識的提高和健康行為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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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國家經濟的快速發展和社會生活的迅速變化，越來越多的農村人口懷著改善生活的強烈愿望與對城市生活的美好向往沖破戶籍制度的束縛，不顧流動過程中的經濟成本、心理成本和制度成本，源源不斷地涌入城市或經濟發達地區，人口流動的浪潮一浪高過一浪。早在，中國流動人口總數就達1.4億，占當年全國總人口的10%以上。自以來，浙江省流動人口以每年20%左右的速度遞增，已連續7年位居全國第二位。截至6月，全省登記在冊的流動人口達1670余萬人，與常住人口的比例為1：3。杭州市登記在冊的流動人口達275萬人，約占全市常住人口的42%，流動人口數居浙江省第三位。

一、流動人口社會融入度較低的主要表現

由于流出地與流入地在經濟、社會、文化、風俗、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異，特別是由于城鄉二元體制的存在，大規模流動人口都停留在流而不遷的狀態，無法成為流入地的永久居民，成為候鳥式的“遷徙人”。

1、認同感和歸屬感缺乏

社會認同感和歸屬感是衡量整個社會整合和群體融合的重要標志，只有當流動人口對流入地有很強的認同感和歸屬感時，才能說他們比較順利融入了流入地社會。盡管流動人口中的相當部分長期工作生活在流入地，已經成為流入地社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成為當地主要的勞動力組成部分，他們的活動已經成為當地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在很多流動人口看來，流入地社會依然是“外在的”和“他們的”，而并不認為是“我們的”。據調查，有些在杭州工作生活了5年甚至10年以上的流動人口，當問及他們對流入地社會的看法時，相當多的人說自己與當地人交往甚少、很少參與當地社區的組織和活動，認為自己并不是當地社會的真正成員，只不過是暫時寄居而已。①可以說，在流動人口中有這種漂泊感受和心態的人十分普遍，而這種漂泊感和心態正是缺乏社會認同和歸屬感的表現。

2、二元社區現象普遍

所謂二元社區，即指在同一社區流動人口與本地戶籍人口在分配、就業、地位、居住上形成不同的體系，以至心理上形成互不認同的狀態，構成所謂“二元”。②流動人口與本地人形成相對隔離的兩個社區，這種二元分割不僅是空間和地理上的，更重要的是心理上的。在杭州很多社區，大量集聚的流動人口雖然與本地戶籍人口同居一地，但他們相互之間在生活方式上截然不同，社會互動也甚少，工作職業、社會地位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巨大差異使兩個群體之間的社會隔離十分明顯。

3、社會沖突和矛盾加劇主要表現為：

（1）流動人口與本地居民的摩擦性沖突和矛盾屢見不鮮。例如：本地居民對流動人口的歧視、刁難等經常引發雙方爭吵、甚至打架斗毆；本地居民與流動人口因日常生活中、買賣交易中的瑣事或小糾紛而發生矛盾。另外，還有些流動人口因受到種種挫折或“相對剝奪感”產生對流入地居民的不滿而引發矛盾。

（2）勞資關系緊張。據調查，杭州市有42.8%的外來務工人員沒能按勞動法與單位簽訂合法的用工合同，14.23%的人不能按時或足額拿到工資，4.01%的人月收入低于杭州市最低工資標準，48.67%的人沒有接受過單位提供的職業技術培訓，45.17%的人加班沒有補貼，78.13%的人沒有雙休日，72.38%的婦女沒有產假、產期工資，44.30%的人沒有工傷補償、工傷保險，更不要說享受住房以及住房補貼、住房公積金和帶薪休假了。③當外來務工人員的合法權益受到侵犯、難以通過正常渠道得到保護時，一些外來務工人員就會以“不合法對付不合法”，采取以對抗方式討回公道的非正常方式，導致許多社會矛盾趨于激化，成為社會的不和諧、不穩定因素。杭州市勞動爭議案件從1999年的764件上升到的1921件，6年間上升了151%（見上表）。僅上半年，杭州市勞動部門共受理勞動爭議案件1013件，涉及勞動者2641人，同比分別增長39.7%和71.6%。④12月10日，杭州市各級勞動保障監察機構共出動監察人員327人次，檢查用人單位3657家，涉及職工人數21.9萬人。其中，處理拖欠工資案件197件，涉及職工4788人，清欠工資282.6萬余元。

（3）流動人口犯罪問題突出。來自浙江省有關部門的調研分析指出：近年來，浙江省流動人口違法犯罪率居高不下，流動人口作案已占全部刑事作案人員的60%以上，有的地方甚至高達90%以上，成為影響社會治安的一個重要因素。⑥應該說，流動人口犯罪率高是流動人口沒有成功融入流入地社會的一種反映。

二、制約流動人口社會融入的主要障礙

經濟市場化改革為人口的自由流動提供了可能和前提條件，而農村龐大剩余勞動力的存在則構成了人口流動的直接推動力，工業化和城市化發展對勞動力的需求成為人口流動的直接拉力，但以戶籍制度為核心的城鄉二元體制的殘存限制了人口的永久性遷移。因此，流動人口是在我國經濟社會體制轉軌時期的特定背景下產生的一種特殊現象，具有很強的中國特色，流動人口社會融入的制約因素與這種獨特的社會背景密不可分。具體來講，主要制約因素有：

1、以戶籍制度為核心的城鄉二元體制

以戶籍制度為核心的城鄉二元體制長期以來是中國社會結構的主要特征。所謂城鄉二元體制就是指在過去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從1950年代起相繼頒布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法令，在戶籍遷移制度、社會保障制度、教育、社會福利等方面把城市人口和農村人口分割開來，分別實行不同的社會(來源：文秘站 ）政策，從而使整個中國社會形成“城鄉分治、一國兩策”的格局。⑦改革開放以后，城鄉二元體制受到了沖擊和弱化，但由于戶籍制度及其有關的社會保障制度、就業制度、教育和社會福利等方面仍然存在并發揮著作用，從而直接限制了農村人口轉變為永久性的城鎮居民。不過由于現在允許農村人口進入城市務工、經商，改革開放前僵化的城鄉二元對立轉變為現在流動中的二元對立，由原來分別生活于兩個不同地域社會空間的二元對立轉變為現在共同生活于同一地域社會空間的二元對立。

正是城鄉二元社會結構的頑固存在使得改變了生活 環境和職業的流動人口仍然游離于城鎮體制之外，造成他們生活地域邊界、工作職業邊界與社會網絡邊界的背離，使得他們游離于城市體系與農村體系、體制內與體制外、正規市場與非正規市場、傳統產業與現代產業之間，處于邊際人的地位，從而與流入地社會處于一種非整合狀態。以戶籍制度為核心的一系列社會排斥不僅在空間地域上，而且在社會認同中建構了一道邊界，直接構成了流動人口融入流入地社會的障礙，使得他們成為城墻內的城外人，或都市中的“邊緣群體”，⑧這種狀況使得他們融入流入地社會相當艱難。

2、流入地政府的本位主義

流動人口與本地戶籍人口這兩種身份的背后其實是一種利益關系，是一種社會資源分配的規則和秩序。因此，從利益群體的角度來看，流動人口與流入地本地戶籍人口實質上是兩個不同的利益群體，這兩個群體對地方政府的影響力量決定了地方政府對其服務的程度和質量。長期以來的“城鄉分治、一國兩策”使得地方政府只對本地戶籍人口負責的觀念意識很強，流動人口的利益要求往往得不到流入地政府的重視。因此，地方政府在制定各種政策法規時往往傾向于優先考慮或保護本地戶籍人口的利益，而對于流動人口的權益保護問題，很多地方政府則做得很不好，有些甚至嚴重缺位。很多流動人口往往陷入一種政府服務的真空之中，在許多情況下，實際上過的是一種沒有政府的生活。這種狀況極大地影響了流動人口對流入地社會的認同和融入。

3、流入地戶籍人口的偏見和歧視

長期以來，在政策優勢和先行一步的改革開放優勢條件下，本地戶籍人口在社會資源和競爭方面占據著優勢，并由此形成“一等公民”的身份優勢意識。而流動人口由于在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基礎上處于全方位不平等的地位，成為流入地社會的“二等公民”。正是在這種背景下，許多對流動人口持有偏見與歧視的本地戶籍人口理所當然地把流動人口當作“外群體”看待，在認識上對其表現出偏見，在行為上對其表現出歧視。⑨正是由于偏見和歧視的存在，使得流動人口與本地戶籍人口雖然同在一個社會空間工作和生活，在社會交往上、在心理意識上卻都相當疏遠，造成了流動人口融入流入地社會的困難。

4、流動人口自身素質和社會適應能力不足

流動人口自身素質相對較差。在一次對800名在杭外來務工人員做的隨機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學歷普遍較低，初中學歷的最多，占55.7％，其次是高中、小學，大專及以上學歷的僅占8.5％。

社會適應能力是影響流動人口融入流入地社會的又一個重要因素。絕大部分流動人口是來自經濟社會落后的農村，在進入經濟社會相對發達的城鎮務工、經商后，面臨著職業、生活方式、社會交往關系等一系列的轉變，要適應從農村悠閑自在的生活工作方式向現代化、節奏緊張的現代都市生活工作方式的轉變。在這個過程中，他們不僅面臨著工作競爭等生存壓力的挑戰，還面臨著社會交往關系的挑戰。許多調查表明，進入城鎮化地區工作生活的流動人口，其人際交往關系大多還是停留在傳統的親緣和地緣關系方面，交往的人群主要是老鄉、親戚等。流動人口社會關系的內向性、鄉土性突出，社會生活圈子較為封閉，他們不愿主動突破這一封閉狀態，客觀上形成了自我隔離狀況，與流入地的主流社會、主流文化相疏離。更為主要的是，很多流動人口存在“打工心態”、“過客心態”，覺得自己的“根”還是在農村的家鄉，因而他們中的大多數將自己的未來定位在農村，對流入地社會沒有歸屬感和“主人翁”意識，始終保持一種作為流入地社會“陌生人”的感覺。

三、加速流動人口社會融入的路徑選擇

1、從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高度認識和重視流動人口的社會融入問題

一般將所有不利于經濟增長的人口因素看作是人口對經濟的負債(簡稱人口負債)，而把有利于經濟增長的人口因素看作是人口對經濟的紅利(簡稱人口紅利)。在人口轉變的早期和晚期，當青少年和老年人快速增長的時候，經濟增長將深受其累。只有在人口變遷的中期，當青壯年人口快速增長、經濟活動人口快速增加的時候，人口紅利才會出現。一般認為，中國的人口轉變將使21世紀的頭一、二十年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處于人口紅利的“黃金時期”。由于有大量青壯年流動人口源源不斷地涌入，長三角地區“未富先老”的狀態要比全國其他地區輕，其人口紅利的“黃金時期”將會延長20—25年。因此，長三角地區可利用人口紅利的“黃金時期”，加快經濟發展和社會現代化。但是，人口紅利的真正實現不僅與人口結構有關，也取決于相關政策的積極作用，尤其是與勞動力有關的政策。如果大量的流動人口不能順利融入流入地社會，就會造成勞資關系緊張，罷工等事件不斷，或者是大量流動人口因歧視性政策而不能順利就業，或者是流動人口與本地人口關系緊張，造成社會動蕩。這些都將使長三角地區具有的龐大流動人口這一人口紅利難以實現，從而最終影響到經濟社會的發展。正是從這種角度來講，重視流動人口的社會融入問題具有戰略意義。

2、革新社會管理模式，維護流動人口的合法權益

目前許多流入地政府對流動人口的管理還主要是一種以防范型為主的專項管理，奉行的是“誰主管，誰管理；誰聘用，誰負責；誰容留，誰負責”的原則。這種被動防范的管理方法在管理流動人口問題上應該說起過一定作用，但是也存在著對流動人口的社會管理工作面窄，難以適應流動人口發展趨勢的要求，留下了許多管理盲點和無法解決的問題等局限性。因此，要努力推動流動人口管理模式向流動人口與流入地戶籍居民權利平等、以公共服務為本質、體現人民當家作主和法治原則的社會治理模式轉變，建立起市場經濟條件下與流動人口管理工作相適應的制度機制。要堅持既注重對流動人口的管理和控制，也要保護流動人口的合法權益。因此，在流動人口的管理上不僅要重視其治安、計劃生育等方面的情況，也要關心和解決流動人口勞動權益問題、子女教育問題和人身安全問題等。

3、完善社會支持網絡，提高流動人口組織化程度

流動人口離開家鄉進入一個幾乎是完全陌生的生存環境，失去了原本熟悉的關系網絡和親屬的幫助，而且在脫離了流出地的管理以后，一定程度上也失去了原本由流出地提供的各種保障和服務。因此，有必要建立起一種以個人社會關系網、流入地企業、社區、政府相結合的流動人口社會支持網絡，引導流動人口積極參與流入地社會事務，促進流動人口與流入地居民的良性互動，增強流動人口的社會保障機制和社會融入機制，減少問題流動人口發生的機率。

4、強化教育引導，發揮流動人口融入城市的主觀能動性

流動人口融入城市，既需良好的外部環境，更需充分發揮自身的主觀能動性。應通過加強思想教育、典型示范等方法，引導、激勵流動人口從以下三方面積極融入城市：(1)在經濟層面力求較好生存。鑒于流動人口進城就業因現實環境與自身素質的制約存在著一定的先天不足，要積極引導和激勵流動人口重視知識學習和經驗積累，努力提高綜合素質特別是職業技能，熟悉和遵守城市規則，以適應城市生產、生活的要求。(2)在社會層面主動擴大交往。流動人口應主動和善意地擴大社會交往，尤其要積極參加社區、工會的各種活動，流動人口中的黨、團員還要積極參加所在單位或社區的黨、團組織活動，從而在城市中建立比較豐富和融洽的人際關系，利用較多的社會資源實現自己在城市的發展。(3)在心理層面自覺強化認同感。一是流動人口對即將進入或已經進入的城市，要通過各種媒體和社會交往增加了解，重視從心理方面去努力適應。二是掌握和運用心理 適應的渠道與技巧。如加強城市規則、文化等方面的學習，深入地了解城市；與家人保持聯系以獲得支持；嘗試用城市主流文化的視角去分析和認識所遇到的人和事等。三是培育樂觀向上的心理。揚棄在農村生產生活中形成的思想觀念和心理，發揚吃苦耐勞、勤儉樸實等精神，克服鄉土文化中封閉、內向、散漫等消極思想和心理的影響，以寬容接納的心態對待城市主流文化和市民，自覺增強對市民群體的歸屬感，增強城市“主人”意識，從而盡快實現由流動人口到新“市民”的轉變。

（作者：杭州市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注釋：

①杜萌，張亦嶸：《流動人口的困惑與希冀》，載《法制日報》，－12－17（1）。

③④陳永良、竺錫雄等：《杭州構建和諧勞動關系現狀與對策研究》，載《杭州藍皮書：杭州發展報告》（社會卷），杭州：杭州出版社，版，第221-234頁。

⑤徐祖榮：《提升生活品質彰顯民生主題》，載《杭州藍皮書：杭州發展報告》（社會卷），杭州：杭州出版社，版，第1-31頁。

陸學藝：《“城鄉分治一國兩策”的困境》，載《讀書》，第5期，第3-9頁。

⑧李培林：《新時期階級階層結構和利益格局的變化》，載《中國社會科學》，1995年第3期，第98-103頁。

⑨李強，張海輝：《城市流動人口兩大社會群體的差別及其管理對策》，載《學海》，第2期，第55-59頁。

⑩麗玉：《杭州外來務工人員生活幸福感的調查與思考》，載《杭州藍皮書：杭州發展報告》（社會卷），杭州：杭州出版社，

年版，第93-105頁。

篇4

關鍵詞：人口特征；人口基數；人口素質；人口流動；人口分布；經濟發展

中圖分類號：C9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2）01-000-02

一、引言

基于地理、文化、歷史、經濟等各種因素，一個國家的人口普遍具有與其相對應的人口特征，而人口特征與一個國家的方方面面均存在著聯系，尤其是與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其中：人口基數、綜合素質、年齡結構、人口的流動性、人口性別比、人口的區域性分布、人口城鎮化等方面因素，均與國家的經濟發展有著極為直接的關系。

二、人口基數與經濟發展的關系

人口基數的大小直接關系著經濟發展的模式、規模以及速度。就我國來說，中國人口基數龐大，一方面對資源消耗的需求旺盛，需要與之相匹配的資源供應，這對經濟發展所需要的資源、能源成本具有較大的壓力，但從另一方面來說，龐大的人口基數，卻為國家經濟發展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人口。一般而言，對于粗放型、勞動密集型經濟，尤其是較為低端的勞動密集型加工制造外向型經濟而言，能為其提供源源不斷的勞動力，具有明顯的勞動力成本優勢，對產業的發展，具有較大的促進作用。中國自改革開放起，巨大的人口基數為中國的經濟發展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勞動力，而中國的經濟發展也分享了龐大的人口基數紅利，勞動力供給非常充足，而勞動力的價格非常低廉，生產制造的人力成本較低，產品具有較強的國際競爭力。但這樣的人口紅利需要與之相對應的經濟發展模式，才能顯現出它的優勢，在外向性的加工制造型經濟模式中，這種人口紅利就具備了特定的條件和基礎；但是，如果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模式是以創新型的高科技或金融服務等高端產業為主要特征的發展模式，那么，這種龐大的人口基數對于創造人口紅利的優勢，將不復存在。如：美國有3億多人口，經濟以高科技，金融服務等高端產業為主導，其經濟總量是中國經濟的2倍；而中國人口基數13億，比美國多出10億，但經濟發展過度依賴外向型的加工制造產業，且經濟規模雖然快速提升，但僅相當于美國的1/4(是指提升速度還是其它？)，所以，人口基數對經濟發展的紅利因素也僅限于特定的經濟模式。拋開經濟發展模式，單純談人口基數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將無從談起。

三、人口年齡化結構與經濟發展的關系

人口的年齡化結構因素對經濟發展的影響，與人口基數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有著一定的關系，人口基數龐大可提供大量廉價的勞動力，但如果人口基數中人口的年齡化結構不合理，這種龐大的人口基數紅利也會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這中間最主要的就是老齡化因素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可持續發展理念的本質是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的協調統籌問題。[6]據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公布的數據顯示，中國13億人口中，年齡超過60歲的人口比例已經達到13.26%之多，已經步入老齡化社會。老齡化進程加快，說明勞動力人口在相應減少。雖然從絕對數而言，中國的勞動力仍將在一定期限內，具備人口紅利的巨大價值。但是，我國在經濟不發達，人口基數很大的情況下，在很短的時期內進入老齡化社會，會帶來“生之者寡，食之者眾”的問題，社會保障、社會負擔增加，對經濟發展帶來不利影響。對于人口基數相對較小的國家來說，老齡化人口比重過大，將直接造成勞動力人口不足，社會成本支出過大，經濟發展速度放慢。

類似的，對經濟發展產生影響的人口特征，還有人口的性別比。就對經濟發展的直接貢獻來說，男性勞動力比女性勞動力有一定的先天優勢，性別比的失衡，會產生一定的社會問題，容易造成后續新生勞動力的不足或延緩新生勞動力的供給。對經濟的發展產生持續而長遠的影響。

四、人口的綜合素質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我國的人口基數龐大，但綜合素質或人均素質不高。人口基數龐大，但綜合素質較低，那對于宏觀的經濟發展而言[1]，只適合勞動密集型產業，只有勞動密集型產業才需要大量的低端勞動力，對勞動力的素質要求較低。對于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金融服務等高端產業而言，則需要大量的高素質人才，才能滿足這些高端產業的發展需求。在經濟發展的初級階段，我國正是基于大量的低素質勞動力人口，創造了快速發展的規模龐大的外向型加工制造產業。而外向型加工制造產業也成為我國經濟發展初級階段的主導產業。雖然我國的人口素質近幾十年來一直呈現快速提升之中，但相對于如此龐大的基數而言，總體的素質提升仍然需要一個較長的時間。如上所述，人口的綜合素質因素直接影響著一個國家的產業發展方向和發展模式。

五、人口的區域性分布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直觀的結果就是，人口分布相對集中的區域勞動力相對更為充足，反之則勞動力缺少。但這一結果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也只能建立在一定的主觀和客觀條件之下進行分析[2]。如果對應的產業資源不足，過多的勞動力人口會對經濟發展造成負面影響，如在我國的四川、河南等人口過多的省份，以及西部經濟欠發達地區，勞動力人口充足，但可供分配生產資源不足，就造成了勞動力過剩，人口紅利變成了人口負擔，對經濟發展形成不利影響。如將這些過剩的勞動力人口，流動到沿海生產制造產業相對集中、發達的地區，這些過剩的勞動力人口就能發揮應有的價值和作用，對經濟發展形成正面的提升和促進作用。同時，如果按照國家統一部署的產業結構調整規劃，將勞動密集型產業向西部等經濟欠發達地區轉移，充分利用這些地區的勞動力資源，對經濟的平衡發展，將有很大的促進作用。人口流動是主觀人口分布的最主要因素[3]，人口流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對可分配生產資源的再次分配，通過人口流動促進生產資源的合理分配，促進經濟的快速發展。人口流動是“勢利經濟”(人的趨勢性和趨利性導致的人員向易于產生財富的時間，地點集中的經濟行為)造成的一種合理的人口分布策略。人口流動較為集中的區域通常經濟活力強，經濟發展快；如果一個國家的人口流動出現區域均衡的狀態，則說明一個國家整體的經濟發展水平較為均衡。流動人口的地區分布決定于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和城市化水平。

六、人口的城鎮化與經濟發展的關系

城市化是整個人類社會發展的主要方向，城市化進程也基本上是各國經濟發展中最主要的一條發展脈絡，人口的城鎮化速度越快，經濟發展的進程和速度同樣也會加快，反之經濟的快速發展也會加快人口的城鎮化進程[4]。人口城鎮化的比重加大，對經濟發展很顯著的一個促進作用就是城市人口越多，商品的消費量也就越大，國家的財政收入也就越大，消費增加對經濟的巨大貢獻就很容易表現出來。目前，中國的經濟主要依賴勞動密集型的外向型經濟，投資、出口、消費三駕馬車拉動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但三駕馬車以出口和投資所占比重較大，而消費是三駕馬車中最弱的一匹，之所以最弱，是因為人均可支配收入過低的原因，我國目前城市化人口比例較小，農村人口比例大，而農村人口總體來說收入低，消費能力差，從而導致整個社會消費能力不強，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對于我國來說，推進城市化是經濟發展一個根本性問題，只有加快城鎮化建設，才能為經濟發展提供可持續的保障。

隨著經濟的發展，中國經濟已從賣方市場時期進入了買方市場時期，賣方市場時期是生產能力滿足不了人們的物質需求的時期，在這樣的時期，要發展經濟，主要是提高生產能力，來滿足人們的物質需求。一個國家進入買方時期后，要想達到財政收入的最大化，社會就業量的最大化，就必須尋求商品消費量的最大化。據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公布的數據顯示，我國仍有6億7千多萬農村人口，農村人口消費能力低，嚴重制約著我國商品消費量向最大化發展。同時，在農民身上存在著自產自消的行為，而這些自產自消的物品，因為不是通過貨幣購買消費的，因而不是商品消費，產生不了商品消費的作用，從商品經濟的角度上，稱農民自產自消的物品為“無效消費品”。

七、總結

人口特征的差異性與經濟發展的結果存在著密切的必然關系，結合全世界各個國家的人口特征分析，以上所述的結論同樣存在，這是宏觀經濟學中人口特征對經濟發展的最主要的影響因素。但從微觀層面而言[5]，基于客觀條件不同，以及各國歷史，文化，傳統的不同，上述人口特征在不同條件下所產生的作用也會存在著略微不同的結果。這個結果不影響宏觀研究的結論，但卻可以從細節處加強人口特征與經濟發展關系的全面性研究和導向性研究。本文就微觀層面和特定層面的人口特征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就不多作分析，上述僅從宏觀角度對人口特征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做粗淺分析。

參考文獻：

[1]陳宗勝,周云波.文化程度等人口特征對城鎮居收入及收入差別的影響――三論經濟發展對收入分配的影響[J].南開經濟研究,2001(04):38-42.

[2]朱傳耿.中國流動人口的影響要素與空間分布――流動人口空間自相關分析[J].地理學報,2001,56(5):549-560.

[3]周毅.中國人口流動的現狀和對策[J].社會學研究,1998(03):83-91.

[4]王鳳芹.中國城鄉收入差距現狀及縮小差距的措施研究[J].特區經濟,2010(10):90-93.

[5]孫耀華,李忠民.中國各省區經濟發展與碳排放脫鉤關系研究[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1,21(05):87-92.

篇5

關鍵詞：福建省；城鎮化；海西經濟

中圖分類號：F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14）02005803

城市在現代化建設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十八屆三中全會”報告指出要健全城鄉發展一體化體制機制，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城鎮化道路，推進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福建省作為海峽西岸經濟建設區，應該認清當前城鎮化狀況，把握城鎮化發展規律，積極探索城鎮化發展道路，從而推進小康社會的全面建設，實現經濟更好更快發展。

關于我國城鎮化進程方面的研究有：劉福垣（2000）認為要加速城鎮化進程，必須選準切入點，掃除城鎮化的一切人為障礙，深化經濟體制改革，調整不利于城鄉要素流通的相關政策是當務之急。仇保興（2009）提出了中國特色的城鎮化模式，即在堅持“發展”的前提下，既充分利用市場機制的高效，又能低成本地補償其負面影響的新型城鎮化模式。李培林（2012）提出我國已經從工業化引領的經濟起飛階段進入城鎮化引領的新成長階段，城鎮化成為繼工業化之后發展的巨大引擎。

1福建省城鎮化現狀

近十年來，隨著我省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城鎮化步伐明顯加快。全省的城鎮化水平和質量不斷提高，城鎮體系基本形成，等級結構和空間布局漸趨合理，進入了城鎮化發展的新階段。

1.1城鎮化的速度與水平

縱向來看，從2000年到2011年，福建省城鎮化水平由41.99%上升到58.09%，提高了16.1個百分點，年均增長2.99個百分點，呈現出較快的增長勢頭（見表1，圖1）。

綜上所述，從城鎮化的推進速度和城鎮化水平的絕對量兩個指標來衡量，福建省城鎮化水平基本處于全國中上位置，但相對于周邊先進省份，如廣東與浙江，城鎮化還是存在一定的滯后性。

1.2城市的空間布局和規模

目前福建省共有設市城市23個，從城鎮空間布局與規模看，其主要特征如下。

（1）基本形成四個層次的城鎮網絡。第一層次為省會城市福州和經濟特區廈門，是全省經濟的核心，也是城鎮體系的一級中心；第二層次包括泉州、漳州、莆田、南平、龍巖、三明、寧德7個設區市，為城鎮體系的二級中心；第三層次包括14個縣級市和44個縣城，為城鎮體系的三級中心；第四層次為521個小城鎮，是全省城鎮體系的基礎。

（2）閩東南沿海形成城鎮密集區。福建省的城鎮分布呈現出東密西疏的格局：沿海城鎮數量多，分布密集；內地城鎮密度較低，主要沿交通線呈帶狀分布。閩東南地區現已形成城鎮密集區，其土地面積約占全省的35%，但擁有全省城鎮數量的58%，城鎮密度7.2個/千k㎡。城鎮密度高的地區，城鎮人口也相對集中。如果單純以設市城市計算，閩東南擁有全省設市城市總數的48%，而城市人口卻占到了全省城市人口總量的68%，全省外來流動人口也主要集中在閩東南地區。

（3）城鎮規模等級體系②中，大中城市比例上升。若以市區非農人口（見表3）劃分，目前福建省有特大城市5個，大城市3個，中等城市10個，小城市5個。相比2005年，大中城市數量明顯增加。其中，特大城市新增4個，大城市新增2個，中等城市新增5個，小城市數量明顯減少。

2福建省城鎮化發展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2.1戶籍制度制約城鎮化

福建省歷年來吸引了大量的外來務工人員。以晉江為例，其當前就業結構中，有很大比例是外來流動人口。80年代以來，晉江外來流動人口逐漸增多，1994年外來勞動力已超過20萬。據有關部門統計，晉江2006年的外來流動人口達到100萬，其中公安部門統計的外來人口為80多萬。雖然100萬外來人口生活和工作在晉江，但是真正融入晉江社會的只是少數，大多數還是沒有實現真正的“城鎮化”。戶籍的差異帶來了一系列有關教育、就業、社會福利等的不公平待遇。

據陳維濤、彭小敏（2011）實證研究表明，擁有城鎮戶口將顯著地有利于勞動者進入高收入行業，造成城市居民在收入和福利待遇方面比農村居民顯著要高。在福建務工的外來人員，基本上處于“經濟上吸納、社會上排斥”的尷尬處境。他們無法獲得平等的機會和權益，就子女教育問題而言，大多數外來工子女返鄉上學，造成外來人口與子女分離，從而影響外來人口的進一步發展。外來人口不能在福建長期發展，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福建的經濟發展。

2.2產業結構不盡合理

從產業結構看，設區城市中，漳州、三明、南平、龍巖、寧德的第一產業比重都超過20%，福州、廈門、泉州也只是第二產業比重較高，第三產業比重仍停留在低水平；縣級市中，邵武、武夷山、建甌、建陽、福鼎等城市第一產業比重也超過20%（見表5）。工業仍是福建省經濟增長的支柱，但以傳統產業為主，一般加工業發展較快，而高科技含量產業發展不夠；一般加工業多，高科技含量工業少。近年來雖把能源、原材料等基礎工業作為重點產業，但起步較晚，比重上升不快。

2.3城鎮化進程缺乏科學規劃

隨著城市規模急劇擴張，一些城郊村在進入城市的新條件下轉變為“亦城亦村”的社區實體，形成了“城中村”。以福州為例，截至2010年的統計，按照耕地大部分已被征用、多數村民不從事農業生產、村民分散居住或村居民交叉居住等情況，全市仍有104個“城中村”未完成改制。福州市“城中村”改制工作自2003年開展以來歷經8年時間，由于矛盾突出，到2011年時基本處于停滯狀態。近年來，隨著城市建成區范圍的不斷擴大，城鄉二元管理體制下的“城中村”問題更加復雜，解決起來更加棘手，阻礙我省城鎮化進一步發展。

城鎮化的過急推進，缺失科學合理規劃是“城中村”產生的原因。“城中村”中居民為取得生活區的租金收入，往往招來勞動密集型企業，導致生產生活區不分，“村”中環境臟亂、治安差，造成了諸多的社會隱患和城市問題，是城市現代化發展的嚴重障礙。居民自主“引入”企業的行為導致了土地的不合理利用，也使得土地本身的價格大打折扣。

3推進福建省城鎮化的對策

3.1加大戶籍制度改革力度

戶籍制度下機會的不平等助長了城鄉收入的差距，這啟示我們應加大戶籍制度改革力度，努力消除戶籍制度對勞動者擇業的不利影響，進而不斷縮小城鄉收入差距，促進城鄉和諧與均衡發展。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逐步把符合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轉為城鎮居民”，這就要求我省不斷探索創新人口管理制度，加快戶籍制度改革，以實現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常住人口的穩步覆蓋，城鎮住房和社會保障體系的不斷完善。特別是對教育資源的分配，應該加大對農村教育的投入，不斷縮小教育水平差異，促使城鄉居民能享受到平等的教育資源和機會，以提高農民的就業競爭力。

3.2根據地區優勢優化產業結構

對于福州和閩南這兩個經濟相對較發達的地區，應該重點發展高新科技產業，充分發揮經濟發達地區對人才的吸引作用，加大人力資本投入；增加研發方面的投資，鼓勵、支持中小企業的技術創新。閩西地區進一步打造紅色旅游、客家旅游、生態旅游和鄉村旅游精品；充分利用金、銀、銅等礦產品和豐富的竹木資源，大力發展旅游產品的加工和營銷業。閩北地區依托武夷山品牌，加強區域旅游合作，以龍頭的姿態，輻射周邊，豐富“大武夷旅游”體系建設；充分挖掘“文化遺產”，打造人文武夷品牌，推出多樣性的文化體驗旅游產品，建設“我國重要的自然和文化旅游中心”。閩東地區重點推進海洋漁業產業結構戰略性調整，把漁業生產的基點由“生產—市場”轉移到“市場—生產”上來，注重產品的市場適應性和市場需求空間，解決水產品大路貨多，優質品少，原產品多，精深加工品少的問題，以滿足消費者日益提高的消費需求。

3.3科學規劃，解決“城中村”問題

城鎮化進程必須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它的實質是生活方式的城鎮化，而非簡單的城區面積擴大、城市人口增加。城市擴張要有相應的產業支撐，能夠提供新的就業崗位，讓進城農民成為產業工人，真正融入城市生活。政府的綜合開發規劃必須包含舊村改造相關配套政策，具備舊村改造的配套資金才可以進行開發；同時大力推進征而未建土地的開發建設，督促開發商盡快實施拆遷建設，對長期不拆遷建設的單位，應嚴格按照有關法律規定，收回其土地開發使用權并重新規劃；可改變原拆原遷的集中安置做法，異處擇地，統一布局；嚴格執行《國務院關于深化改革嚴格土地管理的決定》，對城市規劃區內的村民住宅建設，要按城市管理理念，集中興建農民住宅小區，避免“二次拆遷。”

參考文獻

[1]劉福垣.推進城鎮化戰略的主要切入點[J].經濟活頁文選：理論版，2000，（23）.

[2]仇保興.中國特色的城鎮化模式之辨——“C模式”：超越“A模式”的誘惑和“B模式”的泥淖[J].城市發展研究，2009，（1）.

[3]李培林.城鎮化與我國新成長階段——我國城鎮化發展戰略研究[J].江蘇社會科學，2012，（5）.

[4]宋國愷.外來流動人口與城鎮化發展道路——以福建晉江為例[J].甘肅社會科學，2008，（6）.

[5]陳維濤，彭小敏.戶籍制度、就業機會與中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J].經濟經緯，2012，（2）.

篇6

方法：對242例住院病例進行流行病學分析。

結果：在242例中，6月至3歲兒童有209例，占86.3%。全年可發病，以3-7月為主，占全年總數78%。出疹部位可在手、足、口、肛周不等部位出現。合并癥以發熱和神經系統為多見。

結論：發熱和神經系統是常見的并發癥，有效的預防、控制手足口病的流行仍是主要關鍵。

關鍵詞：手足口病 流行特征 并發癥

【中圖分類號】R-1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671-8801（2013）10-0562-01

手足口病（Hand-foot-mouth disease，HFMD）是由多種腸道病毒引起的常見傳染病，以嬰幼兒發病為主。大多數患者癥狀輕微，以發熱和手、足、口腔部位的皮疹或皰疹為主要特征。少數患者可并發無菌性腦膜炎、腦炎、急性弛緩性麻痹、呼吸道感染和心肌炎等，個別重癥患兒病情進展快，易發生死亡。少年兒童和成人感染后多不發病，但能夠傳播病毒。引起手足口病的腸道病毒包括腸道病毒71型（EV71）和A組柯薩奇病毒（CoxA）、埃可病毒（Echo）的某些血清型。EV71感染引起重癥病例的比例較大。腸道病毒傳染性強，易引起爆發或流行[1]。現對我院2011年6月-2012年6月住院病人臨床分析如下。

1 對象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2011年6月-2012年6月入院診斷手足口病患兒242例，病例確診依據《現代傳染病學》診斷標準。[2]

1.2 方法。按《現代傳染病學》的標準，本組手足口病病例是指臨床診斷病例和確診病例。對242例住院患兒進行臨床特征分析，并進行統計分析。

2 結果

2.1 流行病學分析。

2.1.1 病例分析。2011年6月―2012年6月住院例數232例，分布于我市2區6縣，其中39.6%來自市區。

2.1.2 發病時間分布。全年均有發病，3―7月份188例，占全年總數78%，其余月份占22%。3―7月份為發病高峰期。

2.1.3 人群分布。242例患兒中，男148例，女94例，男女之比1.60∶1；外來兒童146例，本市區兒童96例；年齡最大14歲，最小127天。

2.4 治療與轉歸。242例患者239例在我院治愈出院，轉往ICU共計30例，在ICU死亡3例，在普通病房死亡0例。痊愈出院者平均住院日6.3天。有并發癥者最長住院時間為14天。

2.5 入院前誤診情況。30例患兒在入院前誤診，誤診率12.4%，其中21例誤診為皰疹性咽峽炎，4例誤診為水痘，3例誤診為過敏性皮疹，1例誤診風疹，1例誤診為麻疹。

3 討論

手足口病（HFMD）是以手、足或口腔發生水皰為特征的一種病毒感染所致的自限性疾病[3]。該病主要通過消化道，呼吸道和密切接觸等途徑傳播，一年四季均可發病，以春夏發病高峰期[4]。該病是我國法定報告管理的丙級類傳染病，是人腸道病毒的唯一宿主，患者和隱性感染者均為本病的傳染源，隱性感染者難以鑒別和發現，通常以發病一周內傳染性最強。手足口病的皮疹和皰疹分布特點主要表現為；口腔皰疹好發于內唇、頰粘膜、舌、齒齦或硬腭處，小如米粒，大如綠豆，破潰后呈潰瘍，非常疼痛，是患兒哭鬧，煩躁、流涎、拒食、拒奶的緣由。手足遠端斑丘疹及皰疹，比水痘疹小，疹周有紅暈，無化膿，可呈干癟萎陷狀，脫落后不留瘢痕及色素沉著。

本組手足口病患兒大多數通過治療可以治愈，少數合并腦炎、肺出血患兒轉入ICU后共出現死亡3例，大多數患兒住院治療5―7天好轉出院，個別危重病例住院10―14天出院。病情加重的階段大多發生于發病的第3天至第5天。

由于目前尚沒有有效的疫苗問世，也沒有特效藥物治療，所以有效的預防、控制手足口病的流行仍是主要關鍵。本研究顯示，低免疫接種率、易感染人群的暴露、人口流動是導致兒童手足口病發病的主要原因，因此控制手足口病的流行，加強外來人流動人口的管理，同時對各級醫院門急診醫生做好培訓，提高對手足口病的認識，早診斷、早隔離。臨床工作者應及時填報傳染病報卡，聯合CDC控制麻疹疫情。

參考文獻

[1] 2011年手足口病預防控制指南

[2] 張玲霞，周先志.現代傳染病學.2版.北京人民軍醫出版社，2010

篇7

在過去30年里，全民普法教育在推動我國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各項事業的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并正在為構建和諧社會發揮著法治保障作用。但是，我們也應清醒地看到，普法教育與我國快速發展的經濟、與人民群眾對法治的期盼還有很大差距，普法教育的薄弱環節還較明顯。如何搞好第五個五年普法教育，我們認為：應當把工作重心放在突破重點、難點和盲點等薄弱環節上，通過攻克薄弱環節來提升“五五”普法教育的質量。

一、薄弱環節制約著普法教育的質量

我國的普法教育通過20多年的努力，基本形成了“黨委領導、政府實施、人大監督、全社會共同參與”的格局，普法教育滲透到全社會的各個領域。但是，全民普法教育期間正是我國改革開放時期。在改革開放、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大環境下，經濟轉型、企業轉制、各種利益關系重新調整，人流、物流、信息流成為各種利益調整的主要特征，社會矛盾比較突出。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我們開展的普法教育就很難適應社會發展變化的形勢，因而在實施普法教育中就出現了對一些重點對象抓而不緊、對工作難點缺少辦法和對盲點部位教育不到位等薄弱環節。其表現：

一是領導干部學法抓而不緊。領導干部是社會管理的決策者。他們的法律素質和學法質量直接關系到一個地區、一個部門和一個單位的學法熱情，關系到所屬地區和部門的法治化建設水平。因此，我們在推進“四五”普法中一直把領導干部學法用法作為重中之重來抓。但是，在實際工作中，一些地區和部門的領導存在著重經濟工作輕普法教育、重眼前利益輕長遠利益、重基層普法輕自身學法的問題。會上要求多，會下落實少，對下要求多，對己要求少的現象較為普遍。由于一些領導干部對普法教育認識上的偏差和重視程度不夠，導致一些地區的普法教育發展不平衡。

二是青少年法制教育質量不高。青少年是祖國的未來，民族的希望。抓好青少年法制教育利在當代，功在千秋。應該說，在“四五”普法中，各級政府對青少年法制教育較為重視，做了大量工作，有效地構建了青少年法制教育的組織網絡體系，確保了青少年法制教育的規范運作。但是在工作運作中還存在著一些諸如法制副校長素質不高，講課內容缺乏針對性，且講課形式單一。簡單枯燥，導致有的學校法制副校長沒有切實發揮好應有的作用。由于青少年法制教育質量不高，直接影響了一些學校和學生學法的積極性。

三是流動人員法制教育難落實。隨著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人口流動已成為一大趨勢。僅新都目前就有外來流動人口10萬多，占本地人口六分之一。他們一方面為新都的經濟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另一方面也給社會治安帶來了壓力。

四是中小私營企業法制教育存在盲點。由于這部分企業規模較小且分布面廣，一些業主本身素質不高和急于發展經濟的心理，因而對自身的法律學習和對員工的法制教育難以落實，勞動合同糾紛、勞資糾紛、非法用工等問題時有發生。實行政企分開后，政府又缺乏對中小私營企業有效的教育管理手段，工作難以滲透，以致普法教育在中小私營企業中存在盲點。

五是農村法制教育工作還不到位。多年來，在推進全民普法教育中，各級政府一直將農民的普法作為重點來全力推進。特別是各地以貫徹《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和開展“綜合示范村”以及“法律明白人”創建活動為契機，使普法教育在農村得到了有效推進。但由于農村人口眾多，基礎設施薄弱，地區發展不平衡，加上普法骨干緊缺和政府投入不夠等因素，使普法工作很難落實到位。

六是對行政區劃調整中的法制教育滯后。在推進小康社會建設的進程中，農村向城市聚集已成為必然趨勢。特別是近年來，各地都在加大城市化建設力度，村委變社區，農民變市民。但是，城市擴建也對失地農民帶來了諸如土地征用、房屋拆遷、工作安置和生活保障等問題。而法制宣傳教育不能適應城市建設快速發展的形勢，使城市建設中的土地征用、房屋拆遷、生活保障等一度成為熱點問題。

二、用法制提升普法教育質量

篇8

關鍵詞：六普；現狀；問題；對策

中圖分類號：F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12）08-0035-02

1 人口現狀

人口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最基礎要素，對福田區經濟社會轉型有著不可估量的影響，分析福田人口的規模、結構和發展趨勢，將有利于監測經濟社會發展的進程，根據“六普”數據，福田區人口主要特征如下。

1.1 規模得到控制，增幅下降

人口總量逐年上升，增幅逐年下降。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以下簡稱六普）數據顯示，福田區2010年11月1日常住人口131.75萬人，比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以下簡稱五普）多40.75萬人，增長45.0%，年均增長38%；比1990年建區時多100.38萬人，增長3.78倍，年均增長169%，人口總量逐年上升。1990年到2010年人口規模的增長可以清晰的分為兩個階段，一個是從1990年建區到2000年這一階段，人口增長較快，多數年份的增速超過2位數，第二個階段是從2001到2010年這十年，增長曲線在2001年出現明顯拐點，增速開始下降、趨緩，增速均控制在7%以下。

常住人口比上年增長1.6%，呈逐年降低的趨勢，并且增速連續6年保持在5%以下。福田區的人口增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人口規模穩定發展。隨著人口規模的控制和經濟規模的大幅上升，福田區人均正效應水平逐年提高，2010年人均GDP14.17萬元，比上年增長10.4%；人均綠地面積26.87平方米，比上年增長1.1%；萬人公共體育場館13.37個，比上年增長2.5%；人均住宅建筑面積27.77平方米，比上年增長1.0%。經濟快速發展、生態環境趨優、社會大幅進步、民生福利提高，轄區居民幸福感提升。

1.2 人口結構調整加快

人口類型為“成年型”和“穩定型”。2010年“六普”數據中，0-14歲的少年兒童有156580人，少兒系數為11.88%，比“五普”時比重增加0.20個百分點；15-64歲的成年人有1116673人，占常住人口的84.76%，比“五普”時比重下降2.01個百分點；65歲以上老年人有44258人，老年系數為3.36%，比“五普”時上升1.81個百分點。“六普”15-49歲的生育人口比重為76.01%，比“五普”下降5.62個百分點。“六普”的老化指數為28.27%，比“五普”增加14.97個百分點。“六普”的年齡中位數為30.94歲，比“五普”增加了4.4歲。根據國際通用人口類型標準和人口再生產類型標準判斷，福田區的人口類型已經從“五普”的年輕型轉變到“六普”的成年型，再生產類型由增加型向穩定型過渡。

行業人口從第二產業向第三產業流動。“六普”對家庭戶的10%進行長表抽樣調查，結果顯示從業人口共80791人，主要從事的行業分布在20個行業內，其中從業人口最多的三個行業為住宿餐飲批發零售業、制造業、居民和其他服務業，從業人口的比重分別為38.20%、12.08%和595%；“五普”從業人口最多的三個行業為制造業、住宿餐飲批發零售業和建筑業，從業人口的比重分別為2695%、2567%和948%。福田區從2000年到2010年期間，產業結構由二產占較大比重逐步向三產占絕對優勢轉變，工業逐步外遷，第三產業新興行業增多，城區功能定位逐漸向金融、文化、政治等轉化，產業結構變動推動了行業人口的流動。第二產業從業人口比重從“五普”的37.17%下降到“六普”的17.14%，下降20.03個百分點；第三產業從業人口比重從“五普”的62.61%上升到“六普”的82.71%，上升20.1個百分點。“六普”中新興行業從業人口比重逐步增加，其中居民和其他服務業比重為5.95%，租賃和商務服務業比重為4.49%，公共管理和社會組織比重為4.10%，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比重為3.28%。人口倒掛逐步緩解，人口流動趨于穩定。“六普”常住人口中戶籍人口613032人，占比46.53%，非戶籍人口占53.47%，非戶籍人口占絕對比重，2000年至2010年的十年間戶籍人口增加較快，戶籍人口的比重也顯著上升，比重比“五普”時提高了14.31個百分點，戶籍人口與非戶籍人口的倒掛現象得到較大轉變。隨著城市的進一步發展和沉淀，福田區的倒掛現象會逐步改善。在戶籍人口中外出半年以上的人口136801人，主要流入地區為省內，占87.30%，流入外省的省市按比重排名為湖南、湖北、北京、上海、江西等。常住人口中戶籍在外省的人口數467926人，主要來自的省市按比重排名為湖南、湖北、四川、河南、重慶、廣西等，來自地區主要集中在經濟發展較為遲緩，人口較多，離深圳較近的省市。戶口在外鄉鎮的人口流入福田區的原因主要是務工經商，占7192%；家屬隨遷，占7.56%；投靠親友，占6.44%和工作調動，占4.81%。

1.3 人口素質提升

“六普”中，六歲及以上人口中未上過學的人口比重比“五普”下降0.42個百分點；初中及以下的人口比重“六普”比“五普”下降10.57個百分點；高中、高中中專人口比重“六普”比“五普”下降3.86個百分點；大專及以上學歷的人口比重“六普”比“五普”提高14.85個百分點，是六歲以上人口中受教育情況比重最高的類別，而“五普”中比重最高的類別是初中以下人口，“六普”計算的人均受教育年限為12.09年，比“五普”提高了1.02年。由此可見經過十年的發展，福田區人口受教育程度和人口素質顯著提高。高素質人口是促進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發展的基石，推動經濟社會和諧發展，使得社會自治能力提高，管理成本下降。

1.4 人口分布改變

人口密度全市最大。“六普”福田區的人口密度為16749人/平方公里，比“五普”增加5088人/平方公里，增長43.6%，人口密度增長較大。比排名第二、第三的羅湖區和南山區密度分別大5023人/平方公里和10872人/平方公里，人口密度與區域建設和功能定位關系較大，南山區是我市的科技區，城區較新，科技相關人才扎堆；羅湖區是老的中心城區，生活配套完善，生活便利；福田區作為新的政治、經濟、文化、金融中心，要素更為集聚，吸引更多人口遷入。福田區人口密度排前三位的街道是園嶺街道、福田街道和華強北街道，這三個街道分別是福田的工商中心、金融中心和經濟旺區。

2 福田區人口問題及對策

人口發展在與經濟增長、結構調整、資源配置、環境保護和管理轉型等諸多方面相互協調的過程中，矛盾此消彼長，不論是人口的規模、年齡結構、性別結構、受教育結構，還是人口遷徙變動，一系列的問題逐漸產生和暴露，難以在短期內徹底解決。人口素質、人口老齡化、性別比失調、人口基數大負擔重和人口經濟結構等方面在全國范圍內存在，福田的人口問題存在普遍中的特殊性。

2.1 人口類型的轉變，社會建設與管理滯后

分析歷年來人口、經濟、社會的主要發展指標，未來5年左右福田人口仍將穩定增長。人口規模與環境資源承載力之間的矛盾仍將趨緊，民生、教育、衛生、就業創業、住房保障、公共安全、城市管理、社會治安和環境質量將由于人口規模而加重負荷。人口增速將緩慢降低，將引發人口結構及相關的經濟社會問題，老齡化加快、性別比失調、人口遷徙對素質的貢獻下降等，社會保障體系、社會養老、計生政策和人口管理政策無法簡單精準到位。為此正視及把握人口內在的發展趨勢和規律，積極采取有效的調控措施，穩定人口規模，科學合理地規劃調度各項公共資源的分布和使用，增加投入，提高社會發展的質量，是建設社會經濟的基礎環節。與此同時，統籌解決人口規模與結構的問題，通過加快產業升級，逐步調整優化各項社會建設、人口管理政策，針對人口結構、分布、老齡化趨勢加快等問題，保證人口的適度流動和經濟發展的活力，建立健全居民保障機制，提高人口素質，增強自治參與，提高居民的歸屬感和幸福感。

2.2 戶籍人口與非戶籍人口倒掛現象依舊，社會安全壓力較大

發展時間短、發展速度快、發展過程及所處的發展階段，使得福田區和深圳市的戶籍人口與非戶籍人口的比重從建市及建區以來都是倒掛的，并且這種現象一直持續至今。外來人口的不斷涌入，既滿足了福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更加大了人口的流動，穩定性降低，給福田區的社會治安和社會管理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和嚴峻的挑戰。福田區應在全市先行一步，根據居住年限、健康、文化、技能等標準，對流動人口放開戶籍，加大實施產業結構調整，引導低素質人口隨傳統產業外遷。大力發展社會志愿者隊伍，加大社會參與和社會自治，發揮社會的力量，對流動人口進行就業技能培訓，提高人口素質，優化人口結構。

2.3 人口密度較大，推動生活成本高企

區域人口規模不斷增加，推動物價上漲，居民生活成本上升。福田區作為深圳市的中心城區，“衣食行”的消費雖高但與其他區相差不大，“住”的成本卻遙遙領先，租房貴，買房更貴。2010年商品價格持續上漲，物價水平增長提速，居民消費價格總指數103.5，比上年上升3.5個百分點。從分類價格指數看，類商品中有六類不同程度的上升。食品類、醫療保健個人用品類和居住類的上漲居前三。過高的物價水平讓年輕人才與畢業生卻步，影響了城市的人才儲備，進而影響城市和區域的的創新源泉和未來發展，阻礙人口質量的進一步提高。為此，落實價格調控各項措施，拓寬住房的保障渠道。同時要有針對性的解決人口住房問題，不僅要關注高端人才、領軍人才，視野應更多的向范圍更廣的年輕一代傾斜，政府和市場的力量共同發力，把房租與房價調控在合理水平。穩定物價，保障群眾基本生活。

2.4 資源環境壓力過大，阻礙生活品質提高

福田區人口規模龐大，帶來了大量的勞動力資源，隨著產業升級，社會生產力水平迅速提高，就業壓力增大、能源和自然資源消費量擴張。人口數與人口消費力的增長加大了生態環境的壓力，工業垃圾和生活垃圾增多，土壤、水、空氣都遭受嚴峻考驗。人多也會導致人均資源偏低，比如人均綠地、市政設置、醫院和人均GDP等。在這方面，根本之路在于統籌兼顧、標本兼治，持續不斷地加快產業轉移，繼續通過政策導向有序調控，迫使有污染的行業外遷。近年來的工作成效比較明顯，自2008年以來工業三廢的產生量逐年降低，空氣指數優良率也一直穩定在96%左右。

2.5 人口全面發展受制，素質與國際化標準有差距

人口發展是科學發展的目的和歸宿，人口素質是重要的評判依據，決定了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程度。2010年福田區人均受教育年限12.09年，與發達國家14年的上限比仍有近兩年的差距。人口素質以健康為基礎，重要一環在于出生人口素質和健康，由于人口仍將有所增長，需不斷加大投入。根據福田區人口的年齡結構、分布和人口類型，合理配置公共衛生和醫療服務資源，根據完善公共衛生和醫療服務體系，逐漸改善硬件強于軟件的現狀，提高醫療衛生水平。人口文化素質是人口全面發展的外在表現，以科技進步和創新作為重要的手段和推動力，加強人口發展戰略的研究和制定，統籌計劃生育政策及相關的社會經濟發展政策，繼續通過管理服務、政策導向、合理調控及產業轉移，積極科學應對人口類型由“年輕型”向“成年型”轉變。預判新的人口類型將引發的創新人才減少、動力不足及社會養老、社會保障、基礎設施、文化、安全等一系列新需求。

參考文獻

［1］深圳市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領導小組辦公室.深圳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主要數據概要［J］.2011.

［2］深圳市福田區統計局.深圳市福田區統計局統計年鑒［M］．2010.

［3］中國統計出版社.深圳統計年鑒［M］．2011.

篇9

【關鍵詞】手足口病；重癥；神經源性肺水腫

手足口病是一種腸道病毒感染引起的傳染性疾病，臨床表現大部分為輕型，主要表現為發熱、手足皮疹及口腔皰疹，小部分患者出現神經系統癥狀，診斷為重癥手足口病，包括頻繁驚跳、嘔吐，四肢抖動，精神疲倦、煩躁不安；而出現休克、肺水腫或昏迷等患者，為危重癥，我院為佛山市區危重癥手足口病收治定點醫院，2010年至10月底共收治重癥手足口病68例，其中3例為危重癥，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本組68例，其中男46例，女22例，平均年齡2歲1個月，6個月以下1例(1.5%)，6個月至12個月4例(5.9%)，12個月至24個月31例(45.6%)，24個月至36個月19例(27.9%)，36月以上12例(17.6%)，戶籍為外省41例(60.3%)，廣東省27籍(39.7%)，佛山本地區10例(14.7%)，發病季節，4月2例，5月10例，6月13例，7月16例，8月14例，9月8例，10月5例，根據2010版手足口病診治指南均診斷為手足口病(重型)，其中3例診斷為手足口病(危重型)。

1.2 臨床表現 ①發熱:68例，熱峰40℃5例(7.4%)，熱峰在39℃~40℃42例(61.7%)，發熱平均病程3.9 d。②皮疹部分：手皮疹68例(100%)，足部皮疹65例(98.6%)，臀部皮疹39例(57.3%)，膝部皮疹13例(19%)。③驚跳：51例出現驚跳(75%)。④肢體抖動：62例(91.2%)。⑤嘔吐：23例(33.8%)。⑥煩躁不安：16例(23.5%)。⑦驚厥：0例，68例患者中均未出現驚厥，(8)氣促：10例(14.7%)。⑨心率快：共8例(11.8%)，其中2例出現神經源性肺水腫者，心率達200-230次/分。⑩腱反射：正常40例(58.8%)，減弱1例(1.47%)，亢進或活躍27例(39.7%)。B11病理癥：病理癥陽性6例(8.8%)。

1.3 實驗室檢查 ①血象：WBC>15×109 14例(20.6%)；②血糖：>7.8 mmo/L 8例(11.76%)，2例>20 mmol/L,為神經源性肺水腫患兒。③CRP：>10 mg/L 29例(42.6%)。④胸片：2例為肺水腫(2.9%)，2例為肺炎(2.9%)。⑤心電圖：ST-T改變2例，T波改變2例，PR間期延長1例。⑥頭顱CT：共完善59例，其中1例可見雙額頂部腦外間隙稍增寬伴雙側腦室、三腦室形態稍飽滿，1例腦外間隙增寬，余均未見異常。⑦心肌酶：CK-MB升高7例，肌鈣蛋白-T>0.1 μg／L3例。⑧IgE：>25IU/L 39例，正常范圍29例(29例)。⑨腦脊液：53例完善腰穿術，腦脊液壓力200 mmH2O14例(26.4%)，潘氏試驗陽性15例(28.3%)，腦脊液白細胞>15×106 10例(18.9%)。

1.4 治療

根據衛生部的《手足口病診療指南2010年版》進行臨床治療，①一般治療：隔離治療，清淡飲食,營養支持，做好護理工作，預防繼發感染；②對癥治療：反復發熱者，積極退熱治療，進食少者，適當補液預防電解質紊亂；③抗感染：選用病毒唑抗病毒治療，其中有19例可疑細菌感染者加用抗生素治療；④重癥處理：一般重癥患兒用甘露醇降顱壓,靜脈注射免疫球蛋白，短期小劑量激素治療，出現氣促或心率明顯增快者，予加大激素用量，甲基強的松龍5~10 mg/(kg•d)，出現肺水腫或高度懷疑出現肺水腫時，則給予20 mg/(kg•d)，密切觀察患兒精神反應、末梢循環、呼吸、心率、血糖等情況，有肺水腫早期或肺水腫表現者給予氣管插管機械通氣治療。

2 結果

住院天數：平均6.8 d，轉歸：治愈65例(95.6%)，自動出院1例(1.47%)，死亡2例占(2.94%)。

3 討論

手足口病是由多種腸道病毒感染引起的臨床癥候群, 其中柯薩奇病毒A16 (CoxA16)和腸道病毒71型(EV71)常見， EV71感染更易出現重癥病例及神經系統后遺癥［1］。多數病例臨床表現較輕,以發熱和手、足、口腔等部位的皮疹或皰疹為主要特征，少數病例出現神經系統損害，可出現精神反應差、肢體抖動、驚跳、氣促等，嚴重者因病毒損害腦干，引起腦干腦炎可出現神經源性肺水腫和肺出血，病情進展快,可導致死亡。

神經源性肺水腫是重癥手足口病患者的最主要死亡原因［2］，神經源性肺水腫的發病機制目前仍未十分明確，比較公認的理論是Theodore等在1975年就提出了著名沖擊傷理論，它認為中樞神經系統損傷后機體發生過度應激,交感神經過度興奮引起兒茶酚胺類物質大量釋放可引起短暫而劇烈的體循環血管收縮,大量靜脈血回流引起肺循環短暫而嚴重的高壓,不僅可引起壓力性肺水腫,而且由于沖擊傷作用直接損傷肺毛細血管內皮細胞間連接,導致大量血漿蛋白外滲。同時大量的兒茶酚胺消耗，兒茶酚胺衰竭，血壓低下，出現頑固性低血壓。

重癥手足口病的主要臨床表現為發熱，肢體抖動、驚跳，可伴有嘔吐，精神疲倦，實驗室檢查白細胞部分升高，CRP部分升高，腦脊液檢查壓力升高或正常，白細胞升高或正常，重癥手足口病經過激素、丙種球蛋白、甘露醇等綜合治療后，預后良好，臨床上應密切觀察病情，避免重癥患兒向危重癥發展，避免死亡。

通過分析68例重癥及危重癥患兒的臨床特征,歸納出以下幾點：手足口病好發于3歲以下兒童,尤其是嬰幼兒,本資料中3歲以下病例占了82.3%,男性發病率明顯高于女性，與國內報道相一致［3］。流動人口兒童比例(85.3%)高于佛山本籍兒童，這提示手足口病的傳播與衛生條件、經濟水平密切相關。發病高峰為6、7、8月份，占63.2%。68例患兒中,發熱68例(100%),發熱時間長,發熱時間平均達3.9 d，出疹部位以手足為主，部分臀部有皮疹(57.3%)，小部分膝關節有皮疹(19%)；驚跳及肢體抖動往往是重癥患者的最早期也是較容易發現的癥狀，分別占75%和占91.2%，嘔吐者占33.8%。本組病例氣促及心率快者，分別占14.7%和11.8%3例危重癥者均有氣促心率快表現，心率>200次/min，均給予大劑量激素治療，危重癥患者給予機械通氣，2例死亡，其余經綜合治療后均預后良好，本組資料實驗室檢查發現：重癥患兒血象白細胞可出現升高，>15×109，占20.6%，危重癥患者血象均>20×109，CRP>10 mg/L 29例(42.6%)，但治療上只有19例可疑細菌感染者加用抗生素治療，余均給予抗病毒治療，均取得滿意治療效果，提示手足口病患兒CRP升高，不是應用抗生素的指標。心肌酶CK-MB升高7例，肌鈣蛋白-T>0.1 μg／L 3例，提示只有小部分患者有心肌損害；本組患兒IgE升高39例(57.4%)，提示重癥手足口病發病機制可能與機體免疫反應過度有關，可作為早期判斷重癥病例的實驗室參考指標之一。腦脊液檢查中，腦脊液壓力>150 mmH2O占58.5%，潘氏試驗陽性15例，占28.3%，腦脊液白細胞>15×106 10例，占18.9%。

重癥手足口病的積極治療是為了避免發展為危重癥手足口病，故提前識別危重癥尤其重要，可避免患者死亡或避免無必要的機械通氣，通過總結68例重癥手足口病，發現以下情況高度可能發展為神經源性肺水腫：白細胞明顯升高、血糖明顯升高、心率快、氣促、末梢循環涼(排除發熱上升期所致)，精神疲倦伴雙眼凝視者。臨床上一旦出現以上情況，要積極降給予降顱內壓，及早氣管插管高PEEP機械通氣，避免大劑量輸液，臨床上發現部分患兒出現明顯氣促，但血糖、白細胞無明顯升高，末梢循環好者，可密切觀察下給予大劑量甲基強的松龍5~10 mg/(kg•d)沖擊治療，效果顯著，一旦出現末梢循環欠佳、血糖高，及時給予氣管插管機械通氣。本組資料共有3例應用機械通氣，其中2例死亡，1例治愈，2例死亡病例均為神經源性肺水腫，第1例入院時已出現明顯血糖高、氣促、心率快、末梢循環差，第2例入院時出現發紺、血糖高、氣促、心率快、末梢循環差，均給予機械通氣等綜合治療，第2例患兒入院后3 h死亡，第1例給予呼吸機治療36 h，最后出現明顯血壓降低，最后死于循環衰竭，搶救成功的1例的經驗是及早高PEEP機械通氣，當患兒出現心率快，血糖高，末梢循環涼時，胸片未見肺水腫時及時給予氣管插管機械通氣，呼吸機治療43 h成功撤機。對搶救危重癥手足口病患兒來說，肺出血不是問題，休克才是治療的關鍵，神經源性肺水腫后的休克才是危重癥手足口病治療最棘手的地方，目前國內指南沒有很明確闡明危重癥手足口病的血管活性藥物的具體應用，這需要我們醫務工作者在臨床工作中進一步總結。

參考文獻

［1］ 曾健生，錢素云.重癥手足口病的特點與診治.中國急救醫,2009,8(8):752.

篇10

關鍵詞：社會融入；社會行動；弱勢群體

作者簡介：陳成文，湖南師范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湖南 長沙 410081）

孫嘉悅，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博士研究生（廣東 廣州 510275）

盡管社會融入問題已為眾多學者們所關注，但由于受概念的復雜性、條件性和曖昧性的限制，使得不同的研究者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所持的研究視角不同，對社會融入的理解、界定也就不同，加上社會融入主體、內容及過程本身的復雜性，社會融入的概念和內涵呈現出的復雜性與多重性，因此，對于究竟什么是社會融入這一問題，尚未有一個準確和全面的定義，對社會融入的界定形成諸多不同的看法，甚至將社會融入又等同于社會融合、文化適應、市民化、同化等概念，可以說，國內外學術界至今尚未達成共識，仍然是一種眾說紛紜的局面。本文旨在通過對以往概念的總結和分析，界定出一個抽象的、客觀的、具有科學意義和現實價值的社會融入概念。

一、關于“社會融入”研究的三種代表性觀點

1. “社會排斥論”——基于社會參與的視角

西方學者對社會融入問題也關注得非常多，其中從社會排斥的角度對失業者、單親家庭、殘疾人、老年人及青少年等的社會融入進行了較多研究。1995 年歐盟基金會將“社會排斥”定義為“它（社會排斥）意味著這樣一個過程：個人或群體被全部地或部分地排除在充分的社會參與之外。” [1 ]Burchardt等學者也認為，社會排斥是指個人生活和居住于某個社會，但他（她）并沒有參與到這個社會公民的正常活動中去，那么這個人就是被社會排斥者，社會成員在消費、生產、政治、社會互動中參與不足或不參與都可能被認為是社會排斥的存在 [1 ]。該視角認為社會排斥具有多個層面的特點，它包括制度層面、經濟層面、政治層面、文化層面、關系層面、空間層面上的排斥。社會排斥理論認為，社會排斥是全部或者部分被排除在決定一個人與社會融合程度的經濟、社會或文化體系之外的多層面的、動態的過程 [2 ] （56）。部分學者從社會排斥的角度定義社會融入（Social Inclusion）是“指通過縮小差距，降低最弱勢社區與社會之間的不平等，并確保支持能夠傳遞到最需要的群體。社會融入意味著積極促進參與機會，無論在工作、教育還是在更廣泛的社會層面”（ESFP，2007） [3 ]。該視角認為社會排斥對于這些群體是一種客觀事實，并一直存在于他們的生活當中。Jed Boardman等人從社會融入著手對精神健康進行了研究，他們通過對社會排斥概念的總結和擴展，認為社會排斥和社會融入是一對具有道德和政治內涵的概念，尤其關乎到人民的公民權、正義和人權問題。社會排斥是指“個體在一定程度上沒有能力或者無法參與經濟、社會和文化生活當中的關鍵領域，個體的行為受到約束，而并不是可以由他們自己進行行為選擇。” [4 ]社會融入就是通過社會的幫助使那些資源缺乏、有需求、有困難、不能夠順利進行社會參與的群體恢復其自由的公民權、公正分配的正義和人權，消除社會對他們的歧視。Rachel Merton等同樣認為社會融入對精神健康的恢復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該觀點認為，“社會融入是能夠參與并且能在社會生活中的經濟、社會、心理和政治領域做出貢獻。要實現這一點需要有個人的能力并參與到工作中或成為其他社會角色。” [5 ]這兩種觀點都是從社會排斥和參與的角度進行定義的，其針對的主要對象是精神病患者和學習能力低下者等弱勢群體，他們認為社會排斥是導致社會融入問題的關鍵原因，而社會參與是幫助他們恢復社會融入的重要內容。以上幾種社會融入概念所研究的對象較為狹窄，都是從社會排斥的角度來進行研究，而融入雖然和排斥是相對立的概念，但融入所包含的范圍更為廣泛，排斥是來自外界的影響，而融入既包括外在的融入，也包括自身對社會的認同感、尊嚴觀和滿足感等。我國學者劉建娥（2010）也從社會排斥和參與的角度對社會融入進行了定義，認為“社會融入”是指特定社會中的個人與群體，通過結構調整與主體自我適應，能夠享有就業、民主選舉、政策決策、社會服務、城市文化生活等基本的經濟、政治權利與廣泛的社會權利，在平等參與的過程中逐步融入主流社會 [6 ]。這種定義從平等和參與的角度概述了社會融入，但主要強調的是主體的主動性，而忽略了外界環境的客觀性。H.Entzinger等人認為，移民的融入不僅僅是移民個體或群體自身對于流入地社會的同化與適應，同時也包含著流入地社會自身在面對移民群體時發生的變化 [7 ]。

2. “社會融合論”——基于社會公平的視角

社會融入概念可追溯到社會融合概念，很多人將社會融入就等同于社會融合，其實不然。社會融合是起源于迪爾凱姆的社會團結理論以及帕森斯和洛克伍德、哈貝馬斯、吉登斯的社會整合理論。社會團結與社會整合的含義大體相同，它指的是把個體結合在一起的社會紐帶，是一種建立在共同情感、道德、信仰或價值觀基礎上的個體與個體、個體與群體、群體與群體之間的，以結合或吸引為特征的聯系狀態 [8 ] （102）。斯高特（Scott，1976）認為社會融合（Social Integration）應分為情感融合和行為融合，Park（1928）和Burgess（1921）將融合定義為“個體或群體互相滲透（interpenetration）、相互融合（fusion）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通過共享歷史和經驗，相互獲得對方的記憶、情感、態度，最終整合于一個共同的文化生活之中”。之后社會融入概念逐步取代社會融合概念，并成為歐美社會政策領域研究的主要議題。2003年歐盟在關于社會融合的聯合報告中對社會融合做出如下定義：“社會融合是這樣的一個過程，它確保具有風險和社會排斥的群體能夠獲得必要的機會和資源，通過這些資源和機會，他們能夠全面參與經濟、社會、文化生活和享受正常的生活，以及在他們居住的社會認為應該享受的正常社會福利。社會融合要確保他們有更多的參與生活和獲得基本權利的決策機會。” [1 ]Amartya Sen認為，共融社會或融合社會（inclusive society）是指這樣一個社會：社會成員積極而充滿意義地參與，享受平等，共享社會經驗并獲得基本的社會福利。他認為融合社會的基本特征是，廣泛共享社會經驗和積極參與，人人享有廣泛的平等，全部公民都享有基本的社會福利 [9 ]。Cameron Crawford認為，社會融合至少包含兩層意思：一是在社區中能在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生活層面上平等地受到重視和關懷；二是在家庭、朋友和社區擁有互相信任、欣賞和尊敬的人際關系 [10 ]。Jackson和斯科特Scott認為，社會融合視角明確要求社會有義務確保讓每一個公民意識到他們自己潛能的條件。對所有公民來說，一個真正的共融社會應該在物質環境和發展結果上有更高的平等地位 [11 ]。我國學者也對社會融合做出了定義，任遠（2006）認為“社會融合是個體和個體之間、不同群體之間、或不同文化之間互相配合、互相適應的過程，并以構筑良性和諧的社會為目標。” [12 ]楊聰敏（2010）認為“社會融合是指移民的原文化與流入地文化融合到一起，互相滲透，形成一種在某種程度上具有新意的社會文化體系。” [13 ] （96）從以上的定義可以看出，社會融合這一概念所強調的是一種狀態和目標，其宗旨是為百姓謀取福利和人人享有平等的權利，最終達到一種互相融合和平等的結合狀態。

3. “移民融入論”——基于市民化的視角

移民的社會融入是西方移民研究的重要內容。該理論的研究對象主要是移民人口和外來人口，可以說是從人口社會學中的人口流動方面來界定的。西方關于移民的社會融入研究主要試圖從不同的層面與角度來概括、描述移民進入到新的國度或新社會之后的融入狀態與融入過程，國外研究主要集中討論移民社會適應及農民市民化問題 [7 ]。經典城市社會學關注移民城市適應問題，帕克強調了移民在城市適應中的競爭、沖突、適應和同化過程（阿蘭·庫隆，2000）。Goldscheider（1983）認為移民社會適應狀況的優劣與移民的能動性緊密聯系。此外，大多數視角都是從農民市民化角度討論城市融入問題的。經過查閱大量的文獻和論文發現，我國學者對社會融入的概念解釋對象主要針對于我國的農民工群體，而對農民工的社會融入問題主要集中在他們離開農村進入城市后的經濟層面、社會層面、心理層面或文化層面的融入。從不同的視角解釋了社會融入這一概念，歸納起來，現有的研究主要有現代性、社會化、社會整合、社會分層與社會流動、社會網絡五種理論視角 [14 ]。現代性視角強調農民進入城市后現代性的轉變過程并由此獲得現代性特征（周曉虹，1998；蔡志海，2004）；社會化視角，認為農民工到城市后是一個繼續社會化的過程，在經濟、社會、文化方面進行再調整，以更好適應新的城市環境（朱力，2002；田凱，1995）；社會整合視角認為，農民工的城市融入是城市市民與農民工之間的社會整合過程（朱力，2001；李強，1995；張春龍，2000；郭星華，2004）；社會分層與社會流動視角認為，農民工的城市融入是他們獲得新社會位置和社會地位，實現向上流動的過程 [15 ]，王春光等人用“半城市化”概念闡述農村流動人口在城市的社會融合狀態等（李培林，1996；李強，2000；王春光，2003；劉傳江，2004；孫立平，2003）；社會網絡或社會資本的視角認為，農民工的社會資本和網絡關系對他們有效融入城市社會具有重要影響（杰、童星，2004；曹子瑋，2003；劉林平，2001，劉傳江、周玲，2004）。還有學者認為“社會融入是移民研究中的一個重要概念，是移民與當地居民之間的相互交往、相互滲透、相互適應，并最終形成一種彼此認可的文化生活的過程”。郭星華（2011）等人認為關于城市適應有四種理論視角，即社會排斥理論、社會資本理論、社會距離理論和社會認同理論，其研究的主體也是農民工，同時認為農民工適應城市社會的過程也就是從文化沖突到文化適應的過程 [2 ]，根據這四種理論視角將農民工的城市融入歸結為文化上的相互融合。楊菊華（2009）將社會融入界定為經濟整合、文化接納、行為適應和身份認同四個維度 [16 ]；丁憲浩（2006）認為農民工的社會融入，是指農民工為流人地社會真正接納，成為流人地社會的“全權公民”，享有與流人地戶籍居民一樣的權利，承擔一樣的義務；流人地戶籍居民和農民工雙方基本消除身份差異意識，都將對方看作是與自己一樣的建設現代化的合作伙伴，共享發展成果的平等公民 [17 ]；總體來說，以上這些概念都是從移民的角度來進行定義的，目前在中國的研究對象則主要是農民工群體，大部分學者對社會融入的關注和定義也只是針對這一群體，因此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特定性。

要科學地界定一個概念，本質性、周延性、確定性和抽象性是其四個必要條件。本質性是界定一個概念的關鍵，是其周延性與確定性的基礎，并決定著周延性與確定性，而抽象性則是對本質性的表述要求。上述分析表明，目前學術界對于社會融入這一概念的界定尚未實現這四個必要條件，對于社會融入的界定尚處于一種模糊狀態。那么，如何立足社會學的視野，科學地界定社會融入這一概念，抽象地把握它的本質性，準確地把握它的周延性和確定性是十分必要的。因此要科學地界定社會融入這一概念，其關鍵就在于抽象地揭示這一概念的本質特征。

二、社會行動理論：科學界定“社會融入”概念的理論基礎

要科學地界定社會融入這一概念，其關鍵就在于抽象地揭示它的本質特征。滕尼斯認為社會的本質實際上是指構成社會的本質要素，而構成社會本質要素有三種類型：即社會關系、社會集合體和社會集團。在這三種要素中，社會關系是基礎，其他兩個要素是社會關系的兩種主要表現形式 [8 ]。那么，在社會關系主要是由社會行動構成的，社會融入實質上也就是社會行動的結果。如果要準確定義社會融入這一概念，其核心就是要研究社會行動，從而找出社會融入的本質特征。

社會行動是研究社會學的重要概念，國外許多社會學家的理論研究均建構在對社會行動理解的基礎之上。韋伯的理解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就是社會行動，他認為社會是由行動者構成的，要對社會進行研究，首先就要研究行動者，而研究行動者就要研究他們的社會行動，并且社會行動又是構成各種社會現象的最基本要素。韋伯認為，社會行動是這樣一種行動，即行動者以他主觀所認為的意義而與他人的行為相關 [8 ]。韋伯關于社會行動的界定可以分解為以下三個要素：（1）行動者主觀上以他人行為為取向；（2）幾個行動者各自行動意義的取向在某種程度上考慮到他人的行為，于是出現一種社會關系；（3）在長期的關系中存在一種穩定的有意義的內容。可以看出，韋伯認為社會行動是一種與他人相關的行為，是一種社會性的行為，具有社會性的特征。即社會行動具有相關性和社會性。

帕森斯也同韋伯一樣，將社會行動的研究作為其全部理論的出發點，他認為行動是主體朝向目標的動作，強調行動的目的性、意志性和主體性，并將行動分解為三個要素，即行動的目標、狀態（環境因素）和規范取向 [8 ]。行動最基本的特征是具有意志性和目標導向。可見，帕森斯的行動理論強調了行動者的主體與環境和價值規范之間的關系，周圍的環境及價值規范直接影響著行動主體目標的達成，社會行動受環境因素和價值規范的制約。但帕森斯傾向于強調行動受規范制約的一面，偏好于用“規范性行動”或“意志性行動”來描述人類社會行動，認為行動者是吸納了規范、價值等社會因素，是完全社會化了的主體，人的主觀意志是服從于規則和價值體系的。這樣就會使行動者為實現目標所做的各種主觀努力方面被有意或無意地忽略了。因此，行動不僅受到外界環境的影響，還要受到主觀能動性的制約，是雙方共同作用的結果。行動是由手段、目的、規范、條件與主觀努力等多種要素構成的，是一個具有多方面屬性的動作過程。

吉登斯在闡述行動概念的過程中認為，行動不是互不聯系的單個行動的總和，而是一種不間斷的行動流，他把社會活動看作是一種持續不斷的動態過程，是一種持續綿延的行動流，一個我們不斷地加以監控和“理性化”的過程，把行動本身看作是一種能動行為。社會行動（能動）的連續性又必然引出社會行動（能動）本身在時間上的持續性。這里的能動性不僅僅指人們在做事情時所具有的意圖，而應首先指他們做這些事情的能力和認知能力。社會行動亦分為本能行動、實踐行動和話語行動 [18 ]。其中的實踐意識和話語意識是行動者自主性的標志，稱它們為反思性，吉登斯認為反思性是人們行動中一個十分明顯而且重要的特征 [19 ] （156）。可見，社會行動具有連續性、能動性、反思性、交互性等特征。

三、社會融入：一個社會行動過程

科學的概念是在相關理論指導下形成的，且總處于特定的理論系統之中，具有較高的抽象性和概括性。因此，通過綜合國外著名社會學家對社會行動這一理論的概括和總結，我們發現，社會融入作為一種社會行動是有其獨特的表征和內涵的。以往對社會融入的定義中，首先對社會融入的概念與其它概念混淆；其次縮小了社會融入主體的范圍；再次將社會融入的內涵過于具體化，沒有抓住其本質特征，不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抽象性等。根據以上分析，首先就要弄清社會融入的主體，其次要抓住社會融入內涵的本質特征。

1. 社會融入的主體

根據目前的學術界定義以及現實情況的表現來看，每當提到社會融入這一概念時，其主體或者是未成年人、老年人、殘疾人、吸毒者、精神病患者、刑滿釋放人員、農民工、流浪乞討人員等特殊群體，或者是那些異地求學、工作的群體和移民者。這些群體的基本共同特征就是在社會性資源分配、生活質量或者承受力上均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弱勢的個體或群體。這些群體可以稱為社會弱勢群體或社會弱者。由于他們自身的弱勢或殘缺，導致他們在與他人進行社會互動的過程中會出現各種各樣的問題，影響他們的人生觀、價值觀和對社會的態度，使他們對社會和自我沒有一個正確的認識，從而產生仇視或破壞心理，引發社會問題。因此，這些群體是當前社會融入研究的主要對象，也是研究這些群體的主要原因。當然，除了這些特殊群體存在社會融入問題以外，作為普通并正常的公民，由于社會性資源的不一致，具體表現為經濟利益、社會地位、政治權利、生活方式、價值觀念、性別、年齡、民族、教育、收入等多方面的差別，或文化上的差別以及自身條件（包括生理和心理）的限制和束縛導致其在與社會互動的過程中也會或多或少地出現社會融入問題，它有可能表現為是生理上的、物質上的、經濟上的、政治上的、體制上的弱勢等。因此，這些群體也應當作為社會融入概念所要包含的對象。作為一種科學的概念，其概念主體應當具有一定的普適性和包容性。因此，社會融入概念的主體不應該只是包括現在目前學術界較為廣泛使用的移民等特殊群體，還應包括那些在經濟、政治、文化、生活和思想上廣泛存在的弱勢群體，即所有那些在各個方面處于相對弱勢地位的個體或群體都是社會融入的主體。

2. 社會融入的本質特征

要揭示社會融入的本質特征，就要尋找社會融入這一社會互動過程是由哪些方面組合而形成的同一性。而要尋找這種同一性，關鍵在于尋找形成社會融入這一特殊社會互動過程的組合特征。而社會互動又是由社會行動組成的，它是人與人之間相互作用的社會行動，因此其本質仍然是社會行動。所以要尋找社會融入這一概念的本質特征，就要正確地理解社會行動的本質特征。根據以上的理論總結，我們可以發現，社會融入是區別于社會融合等概念的。社會融入實質上是一種社會行動，是一個動態的行為過程，是主體與周圍環境不斷的持續性（間斷或斷裂的互動并不代表真正的融入）互動（這種持續性互動或者是一段時間臨時的互動，或者是很長時間或永久的互動）過程，并且與他人的行為相關（單純的與花草樹木相關的行為不是社會行為）。根據韋伯、帕森斯和吉登斯等人對社會行動的理論解釋可以看出，雖然三人的理論的側重均有不同補充，但歸納起來社會行動的主要特征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社會性。社會性是社會融入的本質屬性。韋伯認為社會行動是一種與他人相關的行為，是一種社會性的行為，具有社會性的特征。帕森斯也認為行動者是吸納了規范、價值等社會因素，是完全社會化了的主體。人作為社會行動的主體，在社會中與其他個體或群體進行互動的過程，也就是一種社會化的過程。因此人是一種社會性的動物，每個人必須經過社會化（包括社會對個體進行教化的過程以及與其他社會成員互動，成為合格的社會成員的過程）才能使外在于自己的社會行為規范、準則內化為自己的行為標準，只有在社會中進行良好的社會化，才能順利地融入到社會中去。目前，農民工、刑滿釋放人員或是流浪乞討人員等特殊群體正是由于社會化的缺失或不足而導致不能進行良好的社會互動，從而無法順利進行社會融入。因此，成功的社會化是關系到人們能否順利社會融入的基礎。

（2）能動性。能動性是架起橋梁的工具。吉登斯把行動本身看作是一種能動行為。這種能動性既包括在做事情時所具有的意圖，又包括做這些事情的能力和認知能力。合理的能動性更加有利于促進社會融入，而實踐又是能動性的基礎。實踐是具有能知和能動的行動者在一定時空之中運用規則和資源持續不斷地改造外部世界的行動過程，它主要由規則、權威性資源和物質性資源等要素所構成，內在地包含了經濟關系、政治關系、意識關系這三重關系 [20 ] （98）。社會融入的主體是否能夠獲得這些資源，以及是否能夠合理地運用好這些規則和資源，是其社會融入的關鍵所在。現在大多數人就是在一定程度上缺失這些資源或者雖然擁有這些資源，但卻不能夠正確合理地運用，這些問題都是主體能動性沒有得到較好的發揮，從而導致社會融入問題。

（3）持續性。持續性是能夠最終建起橋梁的保證。吉登斯把社會活動看作是一種持續不斷的動態過程，是一種持續綿延的行動流，一個我們不斷地加以監控和“理性化”的過程。成功的社會融入應該是一種可以保持持續性的社會行動，這種持續性既包括社會行動的持續性又包括社會行動本身在時間上的持續性，在這種持續性的社會行動中，主體能夠合理地利用資源，處理好各種社會關系并能夠維持這種關系的順利進行。而如果個體或群體在與其他個體或群體進行互動的過程中，一旦社會互動進行不下去而導致中止或停止，那么其社會行動就是存在問題的，其社會融入過程就是失敗的。因此能否保持社會行動的持續性是社會融入的有力保證。

（4）反思性。反思性是社會融入過程中的修復器。社會行動分為本能行動、實踐行動和話語行動，其中的實踐意識和話語意識是行動者自主性的標志，因此稱它們為反思性，吉登斯認為反思性是人們行動中一個十分明顯而且重要的特征。在進行行動時，行動者不僅有其行動的理由和動機，而且還能對自己的行動及所處情境的社會和物理特性進行反思性監控。通過反思性的監控使人們不斷調整自己的行為模式來適應社會的變化和發展，從而找到更合適的行為來適應社會。社會融入中的反思性則是個體或群體在社會互動的過程中，不斷調整自己的行為和社會關系，用更加理性的行動來適應社會的過程。它能幫助人們修正錯誤的行為和思想，不斷提高社會實踐的能力。

（5）交互性。交互性是連接主體之間的橋梁。交互性是人們在交往行為中一種信息、知識和情感之間的互動關系，是社會融入的主體能否融入社會的重要內容，也是之所以關注社會融入問題的源頭。一般而言，行動者主觀上以他人行為為取向，其行為總要考慮到他人的行為，并產生一種社會關系，正是由于在這種社會關系下的互動和交流，才會形成社會結構和社會格局。而在社會互動的過程中，任何互動的不足都會影響著主體的社會融入。因此，只有良好的社會互動，順利的交流，才能更好使主體融入社會。因此，在一種社會環境中，在這樣的社會互動下，雖然主體會遇到各種問題或曲折或坎坷，但主體如果總是能夠在所處的環境中在自我反思的基礎上與周圍環境的互動保持持續性，既能維持自身的發展，又能獲得到自我認同和社會認同，并最終獲得成就感、自信和尊嚴，那么該主體也就真正實現了社會融入。

綜上所述，社會行動的社會性、能動性、持續性、反思性和交互性共同構成了形成社會融入這一特殊社會互動過程的組合特征的同一性，并且這五個方面又是社會融入的本質特征。任何個體或群體在社會融入的過程中，均具有行動的社會性、能動性、持續性、反思性和交互性。從社會學的理論視角來看，社會融入是處于弱勢地位的主體能動地與特定社區中的個體與群體進行反思性、持續性互動的社會行動過程。這樣的界定，既弄清楚了社會融入的主體，又全面地概括了社會融入這一概念的本質性，又準確地把握了其周延性和確定性，也體現了抽象性的表述要求。因而，對于學術界廓清關于社會融入的模糊認識，科學地把握社會融入這一概念，具有全新的理論和現實啟迪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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