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經濟學理解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政治經濟學理解，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伴隨社會上對于應用型人才需求的上升，中職院校教育也迎來了屬于自己的春天。中職院校的政治經濟學課在教學中應該基于生活，以生活中存在的一些x現象等為實例，培養學生實際的實踐能力。中職院校中政治經濟教學應該按照實際生活中的就業形式為準，對學生進行培養。政治經濟學是一門比較抽象的學科，在正常的教學活動中學生很難理解老師所講的政治經濟知識點，結合生活實際可以使學生更加生動形象的了解所學知識內容。

 

一、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學理念

 

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學理念，顧名思義就是指以生活為基礎，貼近生活，將教學活動與實際生活聯系在一起，為學生創造一個形象，生動的課堂授課環境。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學理念適用于中職院校的教育活動，中職院校的教育理念就是以社會所需為教育培養目標，面向市場，服務于生活，以就業方向為導向，根據社會和市場所需設置課程，培養人才。而這一點與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學理念不謀而合。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學理念在中職院校的教育中應用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為讓學生可以學以致用。知識來源于生活，并應用于生活，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學理念在教學中與社會生活聯系在一起，使得學生了解知識在實際生活中的應用與操作，最終再將所學的知識內容運用到實際的工作當中。

 

二、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學理念對于中職政治經濟學教學的重要性

 

政治經濟學是一門很抽象，難以理解的學科，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學理念應用于中職政治經濟教學中有著重要的作用。

 

1.促進中職院校教育模式的創新與改革。長時期受到傳統教育模式的影響，很多中職院校政治經濟學的教學方法比較老舊，顯得有些呆板，課堂氣氛也很沉悶，再加上政治經濟學本身艱澀深奧，難以理解的特點，導致很多學生在政治經濟學的課堂教學中出現了負面的情緒。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學理念促進了中職院校政治經濟學教學模式的創新與改革，為學生帶來了新的、實用的一種教育模式，加深了學生對于政治經濟學的理解，提升了教學效率。

 

2.提高了學生對于政治經濟學的理解。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學理念最大優點便是結合生活實例，闡述知識觀點。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學理念在中職政治經濟學的教學中，緊貼社會現實生活，通過對實際生活現象的舉例說明，將學生所需要了解的知識，簡單明了的呈現在學生面前，提高學生對于政治經濟學的理解與認識。

 

3.為社會培養出優秀的政治經濟人才。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學理念為我國中職政治經濟學的教學帶來了一劑良方。通過以實際生活中發生的現象為例，貼近生活，以生動方式講解抽象、枯燥的政治經濟學，使學生更容易理解課本的內容。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學理念，以生活和社會為政治經濟學習的廣闊資源，開拓學生的視野，將學生從純書本理論知識中解脫出來，為我國社會培養優秀的實用性政治經濟人才，促進我國社會政治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三、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學理念在中職政治經濟學教學活動中存在的問題

 

雖然說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學理念適用于中職院校政治經濟學的教學，但是由于具體實施中的各種因素，還存在著一些問題。

 

1.學生厭學情緒嚴重。學生能否喜歡政治經濟學與學習興趣有著直接的聯系。由于中職院校學生屬于初中文化水平，與普通學校的學生相比基礎薄弱，理解能力與知識水平都存在著很多的不足，所以在正常的授課中難以集中精力，很容易出現厭學情緒，沒有學習的興趣。雖然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學理念被應用在了中職政治經濟學中，但是由于政治經濟學的理論知識和難點重點比較繁雜且多，而學生又聽不懂，從而使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學理念在中職政治經濟教學的實施受到了阻礙。

 

2.老師的執行力不夠。雖然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學理念，被應用到中職教育政治經濟學中有著很多實際的作用，也為中職教育提供了很好的教學方法。但是現在很多中職政治經濟學老師在課堂上的執行力不夠，沒有真正的將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學理念運用到課堂教學中，而是依舊沿用傳統的教學方法：以理論知識講解為主。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學理念就是要求老師將課本上的理論知識與實際生活聯系在一起，讓學生更好的理解老師所講內容，如果教師在教學活動中的執行力不夠，那么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學理念在中職政治經濟學的應用價值就無法體現，導致新的教學理念沒有辦法順利的實施。

 

3.老師的專業水平不夠。受到學生基礎差、政府重視度不夠等因素的影響，我國中職院校教師招聘錄用的標準較低，沒有達到國家錄用教師的標準，使得很多政治經濟學教師的專業水平不過關，有些老師甚至不是政治經濟學專業畢業，只是進行了短期的學習與培訓便在講臺上為學生講課。在這種情況下，影響了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學理念在政治經濟學中的實施。

 

四、基于生活而教教學理念在中職院校實施的有效對策

 

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學理念是適合于現代中職政治經濟學的一種新教學方法，為了讓其更好的在教學活動中發揮作用，中職院校應該合理解決其中存在的問題。

 

1.合理運用教學理念，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面對學生基礎差的問題，中職院校在政治經濟學中運用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學理念時，應該以學生感興趣的方式進行教育活動，盡可能將所學的理論知識與生活中的事物結合在一起，將理論知識以簡單的方式呈現給學生。

 

比如，剩余價值的講解。假如一個蛋糕店的糕點師一個小時能制作出8個蛋糕，可以賣120元，而糕點師一個小時的工資是15元，那么120-15=105就是一個小時之內的剩余價值。通過這種貼近生活并且簡單的例子可以使學生掌握政治經濟學的內容，激發學生學習的興趣。

 

2.老師應該加強課堂上的執行力。老師是課堂教學中的執行者，想要將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學理念真正的結合到課堂教學中，需要老師嚴格的執行力。只有老師將知識結合于生活，才能使學生更容易理解所學知識。比如，生產過程三要素：人的勞動，勞動對象，勞動資料。以伐木工伐木為例：人的勞動是指伐木工在伐木過程中所付出的勞動。勞動對象是在伐木過程中被砍伐的樹木。勞動資料是指在伐木過程中伐木工所使用的工具，如電鋸等。教師加強課堂執行力有助于引發學生的思考，從而提高學生自主思考能力，將所學知識運用到生活中。

 

3.提高教師的專業水平。針對教師專業水平不過關的問題，中職院校應該加強政治經濟學教師隊伍的建設，提高教學質量，使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學理念可以準確的應用到政治經濟教學中。中職院校要提高政治經濟學教師招聘的要求，如專業必須屬于政治經濟學領域，學歷必須是大專以上等。除此之外中職院校還應該對政治經濟學教師進行定期培訓，提供進修與學習的機會。例如，到其他高等學府進行學習，與其他中職院校開展研討會，就社會生活中的政治經濟學實踐進行交流溝通等。

 

中職院校應該貫徹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學理念，提高學生對于政治經濟學的深層次了解，為社會培養實用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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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材編寫落后

教科書是高校教學的重要工具也是教師授課的重要載體，但當前我國高校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編寫較為落后，其主要內容陳舊，未能緊密聯系實踐，與我國改革開放的現實脫節，因而學生在學習中沒有熱情，形成了惡性循環，甚至出現厭惡政治經濟學的現象，認為政治經濟學已經過時，未能通過實踐的檢驗。而關于政治經濟學中的重要經濟學原理，在教材編寫的過程中未能推陳出新，因此，嚴重影響了政治經濟學教學工作的有效展開。

（二）教學方式落后

在政治經濟學教學過程中，部分教師存在照本宣科現象，未能從歷史的高度講授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的演化與發展，從而使學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而且政治經濟學的考核方式也較為單一，存在過多的死記硬背式考核方式，未能有效結合我國經濟發展的現實進行考查，使得學生未能真正掌握政治經濟學的真諦，即思考問題、解決問題的思維方法。西方經濟學具有較強的的邏輯性和系統性，這也是其吸引學生的所在，政治經濟學同樣具有其自身的內在邏輯，但是較為隱晦，因此，政治經濟學的教學需要使得學生感受到其內在邏輯的嚴密及內在的邏輯美。

（三）學校重視不足

由于西方經濟學在高校經濟學科中的廣泛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地位已有所衰落，而年輕一代的高校教師從事政治經濟學研究已較為罕見，已經面臨著后繼無人的危險。同時各大高校普遍存在師資力量不足、研究經費削減、課時減少等問題，體現了各高校對政治經濟學的教學與研究存在重視不足問題。這與對政治經濟學的忽視及對西方經濟學的過分重視是緊密相連的，因而各大高校需要高度重視政治經濟學的教學問題，為政治經濟學的創新發展提供良好的氛圍。

（四）學生學習熱情低落

目前，各大高校學生對于學習政治經濟學的熱情不高。現有研究表明，眾多因素影響了學生學習政治經濟學的積極性，但主要原因在于其與其他專業課（例如西方經濟學）相比而言，政治經濟學的實用性不強，與現實聯系不緊密。目前學生普遍認為政治經濟學對于今后走向社會及學術研究不能起到重要的影響，因此忽視對此課程的學習。

二、多維視角下政治經濟學教學改革的現實路徑

（一）教材改革是政治經濟學教學改革的基礎

政治經濟學教材作為授課的重要工具，對于政治經濟學教學改革具有重要的基礎作用。政治經濟學教材必須聯系我國改革開放的生動實踐，總結其規律，使其上升為政治經濟學理論，從而納入其學科內容體系，使政治經濟學理論具有新的生命力。同時需要自覺運用中國的優秀文化與語言闡述中國的政治經濟學，需要從歷史入手創造性地闡述政治經濟學的演化與發展，做到邏輯清晰、語言流暢。政治經濟學的教材改革還需要與時俱進，與西方國家研究政治經濟學的最新成果（例如調節學派、社會結構學派、以及《21世紀資本論》）相結合，聯合我國的政治經濟學界共同推進政治經濟學教材的創新與發展。

（二）教學方式改革是政治經濟學教學改革的動力

教師的理論功底與教學方法對政治經濟學教學改革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改善政治經濟學教學質量，需要進一步提高授課教師的理論功底及科研水平。一方面，各高校需要進一步提高教師隊伍培訓力度與水平，建立激勵機制，督促教師不斷提高教學水平與科研水平，從而為政治經濟學教學改革提供充足的動力。另一方面，政治經濟學的考核方式需要跳離死記硬背的考核模式，應偏重于考核運用政治經濟學原理分析、解決現實問題的能力，因為政治經濟學是一門理論課程，需要與實踐相結合才能更好地讓學生理解其理論體系。更主要的是需要進行政治經濟學教學模式的創新，實施以學生為主體、教師為引導的互動型教學模式，從而為學生真正理解政治經濟學的邏輯體系營造良好的學習氛圍。

（三）調動學生的學習熱情是政治經濟學教學改革的引力

學生學習能力及學習積極性對于教學質量的提高具有重要影響，調動學生的學習熱情將是政治經濟學教學改革的引力。教材與教學方式的改革都將提高學生的學習熱情。另外，授課教師需要提高課堂互動的頻次，理論聯系實踐，努力培養學生的學習熱情，從而使得高校學生對政治經濟學產生濃厚的學習興趣，從而更好地學習政治經濟學。

（四）學校的重視是政治經濟學教學改革的重要推力

我國各大高校對政治經濟學教學的重視無疑會推動政治經濟學的蓬勃發展。引導授課教師提高教學與科研水平，加大投入研發資金，鼓勵教師提高教學能力建設與研發積極性，增加、改進與完善政治經濟學的課程設置，同時需要邀請知名教授進行訪問講學，從而提高政治經濟學的教學與研究水平。值得強調的是，以上四個視角是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教學方式、教材改革、學生學習熱情、學校重視都有利于政治經濟學教學改革。同時，通過教材改革也可以推動教學方式的改革，因為教學方式一定程度上依教材而改變，而教學方式中的創新同樣有利于教材的改革；教學方式的創新與改變有利于提高學生學習政治經濟學的熱情，反之，高漲的學習熱情會使授課教師更加認真備課，從而提高教學水平；學生學習熱情的提高必然會引起學校對政治經濟學教學的重視，反之，學校的重視也同樣可以引起學生學習政治經濟學的興趣與積極性；各大高校對政治經濟學教學的重視可以推動高校攜手合作組織對政治經濟學教材的創新性編寫，而教材的改革將會重新引起學校對政治經濟學這一學科的重視。因此，以上四個視角是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從而形成良性循環，共同推進政治經濟學的教學改革。

三、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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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教學方法單一

近些年來，一些大學提出轉變傳統教學方式。但是，在實際的課堂教學中，一些教師仍然沿用傳統的“教師講、學生聽”的教學方法，簡單生硬地把知識點直接教給學生。在這種教學方式下，學生們處于一種非常被動的狀態，為了應付考試，他們就機械地背知識要點，囫圇吞棗，一旦考試結束，就把記過的知識點忘得一干二凈。顯然，這樣的教學結果并沒有達到開展這門課程的目的，完全失去了設置這門課程的意義。傳統的“灌輸式”的教學方法難以調動學生學習這門課程的積極性和主動性。要改變這種現狀，就要求教師在教學過程運用多種教學方法和教學手段，充分發揮學生的主體性和主動性，提高授課內容的針對性、生動性和趣味性。

學生學習積極性不高。在課堂教學實踐中，筆者還發現了一個現象：學生對《政治經濟學》的學習興趣不高。究其原因，有如下三點。第一，受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影響，一些大學生出現了價值取向扭曲等問題，他們認為馬克思政治經濟學過時了，缺乏對現實的解釋力和指導作用。第二，《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性和邏輯性較強。而當代大學生，對哲學缺乏必要的積累，加之普遍采用實用主義學習態度，又缺乏實踐知識，學生對其中的原理往往不知其所以然。第三，不少學生，特別是理科生誤認為《政治經濟學》與“政治”的聯系很緊密，或者這門學科就是一門政治課，并無太多的實際應用價值，從這方面來看，一些學生對這門課程明顯存在成見。

如何提高《政治經濟學》教學質量

提高《政治經濟學》這門課程的教學質量，筆者認為，關鍵在于課程內容能否吸引學生，教師的教學方法能否發揮學生的積極性。對此，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以解決當前《政治經濟學》教學面臨的難題。1.提高教材的編寫質量。

政治經濟學具有實踐性、開放性。應該隨著時代和實踐的發展不斷地得到豐富和完善，與時俱進是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品質。如果一門學科不能對變化了時代作出合理的解釋，這門學科必然會越來越僵化，并最終走向死胡同。因此教科書的編寫者要在堅持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的前提下，大膽吸收理論研究的新成果，增強對現實的闡釋力。例如，在講授資本積累理論時，可以聯系2008年爆發的經濟危機，使學生們深刻地認識到社會化大生產同資本主義私有制之間存在著尖銳的不可克服的矛盾，這個矛盾的積累必然會周期性使資本主義國家走向危機。追溯這次危機的根源，我們可以發現，在新自由主義體制下，美國的貧富差距越來越大，收入呈現兩極分化的態勢，這是危機發生的最深刻根源。

2.采用多樣化的教學方法。為了使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為學生所掌握，必須從教材的編寫到教學方法進行全面的革新，賦予傳統內容以新的活力，使經濟學的基本理論鮮活起來，讓學生實實在在地感受到經濟學理論的無窮魅力。

第一，教師在授課過程中要注重聯系實際。教師要合理選擇現實生活中的典型例子，尤其是引用一些貼近學生生活的例子，并運用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對其進行解讀，以增加課程的有趣性。選用那些既緊扣主題又貼近社會生活的典型材料，然后使用通俗易懂、形象生動語言的語言講述出來，這樣的教學方式，如在教學中運用得當，學生就不會感覺到政治經濟學遠離社會經濟生活，就會感受到它的有用性。同時，學生們也會感到：政治經濟學是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的理論根據。當然，這種教學方式對教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師必須認真鉆研教材、吃透教材，及時關注社會經濟發展出現的新情況，結合所講授內容選用典型的材料。

第二，采用案例教學。案例教學法是由美國哈佛大學于1870年首創的一種以案例為基礎的教學方法，是當前政治經濟學教學改革中值得倡導的科學、有效的方法之一。選取典型案例進行教學，可以使學生較為容易地理解一些抽象的概念和原理，有助于加深對所學知識的理解和記憶。比如以中國20世紀90年代末嚴重的失業問題為例來說明相對過剩人口理論。1980—1990年，中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吸納就業人員的數量持續攀升，就業增長率平均為4.24%。到了20世紀90年代，工業部門吸納就業的能力逐步減弱，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半期，工業部門不僅不能吸納就業，反而開始排斥勞動力就業，1995—2001年就業增長率為負值。

第三，指導學生閱讀經典著作。教師可以推薦一些經濟學經典著作特別是《資本論》、《反杜林論》的一些章節，通過閱讀經典著作，促使學生主動對基礎理論進行探究性學習。然后，在教師指導下，可以就學生在閱讀中遇到的問題展開討論，師生之間，同學之間都可以相互交流，表達自己的見解，這種教學方式可以讓學生有機會參與教學，展現他們的表達能力。這必然會啟發學生的思維，大大激發學生學習《政治經濟學》的熱情和興趣。

第四，運用比較分析的方法。比較分析是在經濟學理論研究中常用的一種很有成效的研究方法。石晶瑩（2011）提出，考慮到比較分析方法在理論研究中的獨特作用，可以把這一方法運用到政治經濟學的教學中。也就是說在與西方經濟學的比較分析中進行政治經濟學的教學，這種教學方法不僅可以增加學生對不同經濟理論的準確理解，認識到不同理論對事物的闡述具有不同的層次與深度，而且能夠使學生養成辯證的、聯系的、整體的觀察問題和分析問題的習慣。例如，勞動價值論是政治經濟學的最基本理論，一般安排在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第一章講解，足見其重要性。當然馬克思的觀點與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價值論存在根本區別，在教學過程中，如果教師能夠把這兩種價值論的差別講得透徹，不僅能培養學生的辨析能力，而且能夠增強課堂教學的效果。馬克思提出了勞動二重性學說，這使得勞動價值論建立在科學的理論基礎之上，根據這種學說，具體勞動創造商品的使用價值，抽象勞動形成商品的價值。而效用價值論是從需要或效用、供給或生產、或二者相結合的角度來解釋價值決定問題。它的缺陷在于：（1）效用不能計量。（2）效用不能解決價值的補償問題。消費者在評價某件商品的效用時，是絕不會考慮生產該商品所耗費的生產資料的效用與勞動耗費是多少，因此效用根本不可能轉移。（3）效用不能在交換中決定。價值理論的任務是要解釋商品交換的比例和價格的確定。效用價值論所說的效用只有在消費者實際開始消費商品后才能作出評價。但事實是，在消費者購買商品之前，他已經支付了商品的價值或價格。

3.澄清對政治經濟學的負面認識。政治經濟學是建立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基礎上的科學理論，是為無產階級利益服務的。與西方經濟學強調經濟現象的表層描述和分析相比，政治經濟學突出研究社會經濟活動中人與人之間的生產關系及其發展規律，運用政治經濟學的原理和方法分析問題，我們就能揭示經濟現象背后更為本質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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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由內而外的研究路徑:國家為中心

國際政治學是研究權力及其分布的學科。從歷史經驗來看，經濟因素(財富)是權力的重要來源，國家力量是國家富裕的必要條件。因此，把政治和經濟結合在一起研究的動力，是對權力來源和運用的分析。從本質上看，國際政治經濟學考察的就是權力和財富之間的互動。

美國國際政治經濟學者羅伯特吉爾平認為，二者互動的內在機制可以歸納為回答三方面的問題[1]:首先是市場經濟增長的政治根源及作用;其次是經濟變化和政治變化之間的關系;最后，國際市場對國內經濟的影響。與吉爾平相似，英國學派的蘇珊斯特蘭奇也對權力的結構作出了解釋[2]。她認為，國際社會存在兩種權力:聯系性權力和結構性權力。聯系性權力是傳統權力政治的范疇，結構性權力由安全、生產、金融和知識四種結構組成。這是斯特蘭奇對財富與權力轉化模式的探索。

早期的IPE代表理論[3]包括:相互依存論、霸權穩定論和依附理論。羅伯特基歐漢和約瑟夫奈的“復合相互依存理論”[4]通過“敏感性”和“脆弱性”兩個概念，突破了純粹的經濟自由主義領域，把經濟權力與政治權力聯系在一起，初步探討了財富與權力的轉化關系。金德爾伯格[5]和吉爾平所主張的霸權穩定論，在嚴格意義上并沒有涉及財富與權力的轉換關系，但是這種理論作為早期IPE的探索，把經濟現象納入政治學的分析框架中，為政治與經濟在學科上的統一做出了努力。基歐漢的后霸權合作論引入了國際機制的研究視角，為國際政治經濟學分析方法的轉型提供了新的思路。依附論研究市場經濟在國際范圍內發生的影響，則在政治學和經濟學之間搭建了橋梁。不過，依附論建立在一個相對比較靜態的理論模型上，對世界經濟體系中各國經濟地位的變更無法給出合理的答案;同樣，這一理論也無法讓人信服地理解財富和權力轉換的途徑和因果關系。

通過以上簡要的分析，我們不難看出，早期國際政治經濟學者的理論，主要目的是從政治和經濟互動的角度，研究國際關系中僅靠政治學無法解釋的現象。但是，由于傳統國際政治的研究對象是國家，早期的國際政治經濟學不可避免地帶有政治學的痕跡，落入以國家為中心、由內而外的研究思路中。

因此，這一時期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1)把國家視為統一、抽象的變量。政治學研究對象中的國家，是國際政治中處于單元層次的變量[6]。無論是現實主義者或者自由主義者，都以國家利益為分析對象。他們假定，國家中不同階層和社會團體的成員，對國家利益的認同是一致的。因此，在傳統政治學的分析方法中，國家是統一的整體。即使是肯尼斯華爾茲本人，也無法要求研究者區分體系層次和單元層次的不同變量，更不可能繼續對國家內部的不同政治層次進行區分，

(2)國家是國內政治經濟變革的唯一決定者。傳統政治學認為，由于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狀態，國家間的關系幾乎完全由國家自行決定。受到這一思路的影響，學者們更多地把注意力依舊集中在國內政策、條件變化對國際政治經濟環境可能出現的影響上。

(3)世界經濟體系結構基本穩固，一個國家在這個體系中的國際分工決定了它在體系中的位置。各國政府通過刺激需求的政策和福利計劃，可以滿足本國選民的需求，并促進國內充分就業，同時無須放棄對穩定國際經濟所承擔的義務。國內經濟自主和自由國際經濟秩序的準則之間協調一致，是國際政治和經濟體系穩定的一個主要因素。至少到20世紀60年代末，各國基本上可以部分互不相干地執行國內需求管理政策[7]。

但是，國際關系發展的現實，極大地挑戰了這一時期的IPE理論。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各國互不相干地執行國內需求管理政策的情況受到了挑戰。商品、貨幣和資本頻繁的流動，使得國內和國際越來越難以截然分開，社會對政府要求提高，各國政府政策的自主程度開始下降，各國經濟的類似性不斷增加。“幾乎在每一個國家，公眾和私人的需求遠遠比國家滿足這些需求的經濟能力增長得快”[8]。隨著全球化浪潮的到來，本屬于各國內部的經濟管理事務，越來越被暴露到外部世界面前。傳統的“以國家為中心”研究范式，越來越受到國際范疇內新出現的各種政治經濟力量的挑戰。而越來越多的學者也逐漸發現，即使是一個國家內部，由于受到外部力量影響的速度不同，在政策立場上也存在著不同的層次。在此基礎上，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思路，開始出現了由外而內的逆轉。

二、由外而內的研究路徑:國際力量影響國內政策選擇

早在上世紀70年代，就有學者提出，不能忽視國際經濟環境對國內政治經濟的影響。彼得卡贊斯坦( Peter Katzenstein)在《國際關系和國內結構:工業發達國家的對外經濟政策》[9]中認為，國際關系的內部化和國內結構的外部化在對外經濟政策決策過程中有同等重要性。而最突出的研究成果當數彼得古勒維奇( Peter Gourevitch) 。他提出的“顛倒的第二種意向”，突破了傳統國際政治領域視國家為單一行為體的研究模式，指出了國際力量影響國內政策選擇的中介環節，從而奠定了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思路由外而內轉型的基礎。

不過，卡贊斯坦、古勒維奇等的探索直到80年代后期才逐漸引起學術界的關注，最終在90年代成為國際政治經濟學領域的主流，并進而影響到國際關系其他領域的研究。如今的國際經濟學者認為:“如果不抓住國家經濟和世界經濟之間聯系的性質以及這些聯系的變化，我們不能理解國家內部的政治”[10]。

國際政治經濟學逆向的探索未能立即受到廣泛的關注，是基于兩方面的因素:首先，盡管IPE的興起是為了把現實主義抽象掉的經濟變量和非國家行為體重新納入到國際關系領域的研究中，但是在上世紀70～80年代，國際關系的研究依然以現實主義為主導，國際政治經濟學領域也不能例外，無論是吉爾平或是斯特蘭奇，都是現實主義學者。因此，國際政治經濟學者的注意力，依舊集中在解釋財富與權力的轉化關系上。霸權穩定論、相互依存理論和依附理論，都以全球市場與民族國家處于緊張狀態為前提假設條件。IR{pq|lD=lRl !DpZsP5*6}sPvc:2J66wen ki@v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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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從20世紀80年代后期開始，國際環境出現兩個重大的變化:一是蘇聯解體，冷戰結束;二是全球化的逐漸深入。全球運輸成本的降低，包括通信、貿易金融制度等全球一體化公共產品的建立，使得國際貿易的流動性大大增加，國際資本市場大幅度擴張，生產要素全球流動的可能性增強。這些變化，幾乎影響了每一個國家的政策選擇。有些影響比較明顯，比如出現關稅同盟，建立區域經濟合作組織;有些影響雖然不那么明顯，但在國內政治領域意義更為重大，如跨國行為體對國內政策的影響，利益群體同盟的瓦解與再結盟等。海倫米爾納和基歐漢認為，國際化通過三種途徑影響了國內政治:塑造新的政策偏好和政治同盟;引發國內經濟和政治危機;削弱政府對宏觀經濟政策的控制[11]。

論文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兩種不同研究路徑：國際與國內來自WWW.66WEN.COM免費

在此基礎上，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思考如何從理論上突破早期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國家范式，轉而從市場與國家互動的角度來理解當下的國際關系。從大的研究路徑而言，由外而內的IPE理論分為兩類:一類以國內結構作為變量，分析不同模式的國內結構對國際力量作出什么樣的不同反應;一類以國內行為體的經濟立場為變量，分析利益群體的政策偏好，采納和推行不同的貿易政策應對國際力量。總的來說，由外而內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包括以下代表理論:

1.“顛倒的第二種設想”[12]

在華爾茲關于戰爭根源的三種設想中，第二種強調的是國內政治體制差異對國際沖突或合作的“外溢”效果。古勒維奇認為，將這種設想“顛倒”過來，就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國際體系不是國內政治和結構的結果，而是后者的原因。這種分析方法的特點是:首先，把國家內部的屬性視為一個隨時間而變化的變量;其次，把國際力量作為國家制訂政策的環境因素。

古勒維奇是在分析經濟危機對國家內部的政治結構、經濟政策的影響時提出這一假設的。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及之后的二戰期間，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政策發生了本質性的變化。在大蕭條之前，各國都從經典經濟學理論出發，通過供給和需求的曲線變動來制訂政策。因此，當1929年經濟危機發生時，各國普遍的做法是降低物價，削減成本，減少投資，其結果是工人工資降低，抑制了購買力，并進而引起經濟發展的動力不足。在此情況下，各國開始探索不同的經濟政策。一直提倡自由貿易的英國開始貶低英鎊的價值，對進口設置關稅壁壘，提高政府補貼，并對工業提供一定的補助。瑞典、德國和美國也采取了相似的措施，并且他們還開始應用經濟學理論探索新的政策，這就是現在為我們所熟悉的——拉動內需和宏觀經濟調控。

古勒維奇認為，國際經濟環境通過中介環節，影響國內政策選擇。“國際體系不僅是國內政治和結構的結果，更是后者的原因。經濟聯系和軍事壓力限制了包括政治決策、政治形式在內的一系列國內行為。因此，國際關系和國內政治之間的聯系是如此緊密，使得二者必須被視作一個整體而同時研究”[13]。

盡管從嚴格的意義上來說，古勒維奇的探索并沒有形成嚴密的理論，但是他的假設對后來的政治經濟學者提供了這樣幾點啟示: ( 1)不同政治體制的國家，在面對同樣的國際經濟環境時，有可能作出相同的反應;(2)國際力量影響國內政治，具有特定的規律; (3)國內利益群體與國際力量的結合，有可能產生新的政策，突破原有的政治結構。正是在“顛倒的第二種意向”的基礎上，奠定了20世紀90年代國際政治經濟學轉型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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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當前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存在的問題

教科書是學校教學的主要工具，是教師授課的重要客體，高質量的教科書作用有二：既能保證學校教學環節的有序開展，又能提高學生的學習效率。就當前情況而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質量存在不少問題。

1．政治經濟學課本內容陳舊，版本不一。從目前我國高等院校政治經濟學課本的使用來看，主要分為：自主編寫課本和經濟學系列課本兩個種類。例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的《政治經濟學原理》一書就屬于前一類課本，而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經濟學系列教科書，以《政治經濟學教程》為例，則屬于后一類課本。同時，對比教科書的內容，我們不難發現，個別章節雖然順序不同，但總體上還是沿用著傳統教科書的內容，并沒有太多的新東西，尤其是對馬克思經濟理論精華的內容，在編寫教材的過程中僅僅對重要理論進行了原始解讀，而對其內容的創新理解甚少。因此，現有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存在著版本不一且內容陳舊的問題，嚴重影響了政治經濟學教學工作的有效展開。

2．教科書內容與實踐聯系不緊密。梳理目前高校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存在著一個共同的詬病———內容陳舊且版本不一，而且授課教師基本上會按照教材的體系和內容開展教學活動，而教材實例較少，與實際聯系不緊密，學生們對教學的實際作用存在困惑，教學效率大打折扣，最終形成了厭學的惡性循環。雖然，各大高校會勤換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但同樣不能解決實際問題，新版教科書與舊版相比，無非在個別地方增加了一些簡單閱讀，但在實用性方面同舊版并無兩樣。換湯不換藥，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教科書內容與實踐聯系不緊密的問題。

（二）教學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1．出現了新式的“照本宣科”。多媒體教學的特點是信息量大、時間節省、圖文并茂等，可以將文字、圖表、聲音、動畫、視頻等高度集成于學生的教學中。隨著多媒體等教學手段的運用，部分教師為了省事，在授課中出現了新式的“照本宣科”，照著電腦念，而不是講，電腦內容繁多，學生應接不暇。

2．考核方式單一，限制了教學活動的靈活性。隨著我國教育體制的進一步改革，新的學分制考核制度的不斷推行，部分課程的學習有所壓縮，尤其是政治經濟學課程，課時壓縮得更為厲害，可是課時壓縮而內容在增多，這時考核的方式還是以前的考試內容，這樣教學活動比較死板。教師需要在講授課程的時候更多的考慮學生最終考試的問題，授課就成了只講重點，不顧細節，形成了盡量在有限的課上時間講解考試將會涉及的重點內容，久而久之便走向了應試教育的誤區，學用聯系成了空談，教育的目的無從談起，忽視對學生分析問題的能力、解決問題的能力和創新能力的培養。最終使學生長期以來養成了是考試的內容就學，不是考試內容的就不學，這是典型的“應試教育”，失去了教育的本意。

（三）學生學習積極性

不高學生在學習政治經濟學過程中，積極性不高。研究表明，有很多因素影響著學生學習政治經濟學的積極性，但從課程本身來說，主要表現為：一是認識方面存在誤區。很多學生（包括部分政治經濟學專業的學生）并不了解政治經濟學的學科性質，尤其是理科學生，更是簡單地將政治經濟學理解為“政治＋經濟”，以死記硬背來達到通過考試的目的，這在很大程度上偏離了學生學習這一基礎理論經濟學的目的。二是與其他專業課相比，政治經濟學的實用性不強。政治經濟學與其他課程不同，其理論邏輯性比較強，而且分析與敘述方法也較復雜。只有在學習并理解了其基礎理論之后，才能對其進行有效應用。目前的現狀是，學生不僅不能快捷有效的應用理論，而且認為政治經濟學這門課程對自身的用處或就業沒太大用處，故而不重視對該課程的學習。

二、我國政治經濟學教學探索

（一）改革教學內容

教學內容作為提高教學質量的核心，需要不斷進行改革，即以新內容代替舊內容，在教學內容方面做到與時俱進，理論聯系實際。當然，教學內容的改革主要可以通過新知識的增加、舊知識的刪減。當然，改革必須得圍繞強化和貼近實際的主線，嚴格遵循客觀規律，在繼承和發展的基礎上探索政治經濟學教學新模式。以往的教學內容是對馬克思相關理論的總結性講授，對學生在理解資本主義經濟和社會主義經濟方面形成了某種誤導，導致學生誤認為經濟的差異就是意識形態的差異。所以說，政治經濟學內容改革要使學生真正學習到預期的知識，重點對勞動價值論、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流通過程、壟斷資本主義及剩余價值等開展有針對性的學習。

（二）改革教學方法

教學的方法對于學生學習意義重大，所以教學方法首先需要理論密切聯系實際。理論聯系實際是科學的重要理論觀點，理論緊密聯系實際，需要高校不斷增強教與學的針對性和實用性。高校教師在授課過程中，應該密切聯系當代的實際，仔細分析是否適用于當前的社會經濟發展。認真比較資本主義經濟和社會主義經濟的優缺點，積極總結好的教學方法，尤其應當學習和借鑒這些先進科學技術和現代化的管理模式。

（三）深化教師理論功底

創新教學方法分析當前形勢，雖然網絡授課、遠程培訓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關注，但是，在今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高校老師仍將會在政治經濟學教學中起主導作用。因此，要提高政治經濟學教學質量，進一步提高授課教師的理論水平、教學技術和科研能力顯得尤為重要。一方面，學校要加大對于教師隊伍的教育培訓力度，通過下達合理的科研任務，督促教師為高校授課不斷學習和研究，同時建立健全激勵機制，對于完成任務好的教師給予一定獎勵；對于不按規定教學，完成不好的教師進行一定的處罰，從而激勵其更好地開展教學和科研。另一方面，政治經濟學和其他學科一樣，是理論課程，如何才能使理論更好地被學生所理解和運用，那就必須要與實際相結合，科學告訴我們，理論來源于實踐，理論可以指導實踐，理論只有與實踐相結合才能促進生產和生活的不斷進步。

（四）改革考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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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的提出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政治經濟學課程在教學中遇到了很大的困難。學生們在學了這門課之后，普遍反映這門課理論抽象、復雜、分散，學起來很吃力；有些內容在高中已經學過了，再學一遍沒什么新意，是在浪費時間；目前流行的是西方的理論，馬克思的理論太陳舊了；學了以后也不很實用甚至是根本不實用，學和不學沒什么兩樣。在當前經濟快速發展的時代，大部分人都是近視功利、心浮氣躁的，對純理論的東西都不感興趣；這種情況下如果不是有考試的壓力，很多學生就不會去上這門課，給這門課教師的教學帶來了很大的挑戰。

二、教師在政治經濟學教學過程中應有的基本態度

要適應大學生的特點，培養學生的興趣，提高學生認識分析問題的能力，開闊學生的眼界和思維，就必須轉變教師的教學態度。教師的教學態度總的來說應該是積極啟發學生的思維，激發大家的想象，鼓勵學生自由思辨的，以此為學生提供一種觀察認識社會經濟問題的視角和方法。[1]

（一）教師要能夠正確把握的理論精髓要使學生能體會到的基本理論博大精深之處，體會到其創見性和意義，需要教師在傳授理論時要辨別良莠，把握精髓，挖掘馬克思體系中真正對學生有所啟發的東西。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不是教義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現成的教條，而是進一步研究的出發點和供這種研究使用的方法。”[2]

（二）教師要崇尚自由思辨的學風要使學生愿意學，愿意挖掘的理論精髓，需要教師鼓勵學生自由思辨，不打擊學生學習思考的積極性。對學生不同的看法可以進行討論、引導，而不是堅決地給予否定。著名的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建校時間不長，校園風景也不很壯麗，卻取得了令世界矚目的辦學成就，在經濟學領域產生了10位諾貝爾獎得主，這與它一直堅持自由兼容的辦學理念是分不開的。它的教學主要不是教授知識和方法，而是引導學生會讀書、會學習、會研究，培養能夠進行理性思考的人。[3]筆者認為這是我國教育界普遍要努力的方面。

（三）教師要在教學中體現出一定的思維范式要使學生能克服學習政治經濟學過程中理論分散、缺乏系統理解的困難，需要教師傳授給學生的不僅是具體的知識，更重要的是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思路、規則、方法，使學生能夠對經濟現實和經濟問題的認識由感性階段進入高一級的理性階段，使知識系統化。授之以漁，而不是授之以魚。筆者認為教師教學中在每一具體問題講解前都應以一定的思路貫穿引出下面要講的內容，給學生一個宏觀、整體的架構，幫助學生掌握內容。對于還沒有整體架構的內容也應向學生說明，吸引學生進行研究分析，同時也可以促進政治經濟學理論的發展。

（四）教師要引導學生正確對待政治經濟學要使學生正確對待這門課程，不覺得無用，需要教師除了在教方面注意外，更主要的是要引導學生在學的方面有正確的態度和方法。一方面要引導學生正確對待傳統理論，要全面地看待前人理論。對待也要一分為二，正確認識馬克思理論的精華，努力吸收中真正有價值的東西，避免學生見到馬克思或政治經濟學等字眼就搖頭。另一方面要引導學生認識馬克思理論是開放性的，可以吸收人類一切優秀文明成果。這種引導要貫穿于課程的始終。例如導論是課程的起點,是學生接觸課程的開始，第一印象很重要，政治經濟學從一開始要吸引學生的興趣，教師就要重視導論，講好導論。政治經濟學導論部分介紹了該門課程的起源、發展過程、課程的性質、主要研究方法和意義等，這時糾正學生對政治經濟學的錯誤認識，厘清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關系，幫助學生正確對待政治經濟學很重要。講好導論是教學成功的起點。[4]后面具體的內容要與研究方法，與西方經濟學的關系等結合起來講解，使學生對待政治經濟學的應有態度有感性基礎。當前政治經濟學還在不斷發展，吸引學生興趣，啟發學生的思維，引導學生能夠提出獨自見解，提高學生的分析能力，這是教學的根本目的也是政治經濟學發展的希望之所在。

三、政治經濟學教學方法的探討

學生普遍認為理想的授課方式是理論聯系現實，老師與學生有互動。倫敦政治經濟學院采取的“講座+討論”教學方法是老師與學生有高度的互動，學生的創造性思維得到充分發揮的好方法，是他們培養高質量人才的重要保障機制。[5]但是這樣先進的教學方法不適合我國一般的高校本科教育。因為學生從小學到高中一直在象牙塔里，他們的知識、經驗和閱歷是非常有限的，主要表現就是，學生對經濟新聞節目大都偶爾關注或者不關注，不會提出問題或提出的問題相當幼稚或者根本沒有任何問題。不過有的學生會對一些社會熱點問題進行主動思考。在此種情況下，需要老師把傳授基本知識和引導學生思考問題相結合。

（一）必要的理論加案例講授對于經濟的一些基本理論，理論加案例講授法是不可或缺的。因為學生需要具備一定的理論基礎和邏輯思維能力才能理性思考現實問題，在講授基本理論時需要借助案例來幫助學生正確深入地理解原理。所以，理論加案例是政治經濟學基本的重要的教學方法。受課時的限制，教師選案例貴在精，不在多。案例的具體表現方式可以有多種：經濟事件，經濟數字，圖片資料等。這些資料不但較為容易收集，節約開支，而且極易引起學生的興趣，引導學生觀察生活，關注時事，達到較好的教學效果。

（二）適時的課堂討論對于當前經濟界有爭議的問題就可以采取這種方式教學。因為這樣既能吸引學生關注經濟問題，又能發揮學生的自主性。通過課堂討論一方面可以讓學生參與教學，有機會鍛煉自己的表達能力，主動思考問題，培養他們分析問題的能力，提高他們的興趣和積極性，另一方面可以使教師及時、準確地了解學生的思想，便于有效引導。這種方法需要教師課前組織學生做好準備。要根據教學內容精心選擇討論題目，然后布置給學生，要求學生以小組為單位，由組長組織同學去做調查，找資料，查文獻，寫出本組的發言提綱。需要教師課堂上組織好討論。既要啟發學生多角度思考，能引起爭論，也要使討論始終圍繞一個主題有序地進行，不浪費時間。需要教師最后進行總結。對學生在討論中閃現的思想火花和優良的思維品質要加以肯定和鼓勵，對發現的問題要及時糾正。例如討論壟斷行業的改革，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等。#p#分頁標題#e#

（三）適當的學生自學對于教學中有些章節學生完全可以通過自己看教材、查資料掌握的，可以布置給學生自學。因為這樣既能調動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又給學生一定的壓力，還能增進師生間的感情，減小距離感。一般來說，由于學生理論水平和時間的限制，自學中往往存在較大的盲目性，這種方法需要老師指出重點，給出思考題，并介紹相關參考資料，課下對有困難的學生自學進行指導，讓學生以小論文的方式回答思考題，最后教師點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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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勞動價值論；政治經濟學批判；剩余價值規律

中圖分類號：F0-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2）18-0016-03

馬克思的《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圍繞“資本”這一“資產階級社會的支配一切的經濟權力”[1] 展開政治經濟學的系統研究，解剖市民社會亦即物質的生活關系的總和，不是為學術而學術，而是為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解放事業鍛造理論武器，“最后在理論方面給資產階級一個使它永遠翻不了身的打擊”[2]。正因為如此，馬克思在第一版序言中即指明：“本書的最終目的就是揭示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3]

一、揭示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目的

馬克思最終揭示的“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是什么？又是如何在邏輯與歷史的統一中揭示出來的？正確解答這兩個問題，對于準確把握《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的主旨及其內在結構極為關鍵，同時對于全面理解《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等經典文本闡述的融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于一體的理論體系的整體性也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要弄清這兩個問題，首先必須明確正、副標題的深層蘊涵，即著作正標題中的“資本”和副標題的“政治經濟學批判”。馬克思指出：“準確地闡明資本概念是必要的，因為它是現代經濟學的基本概念，正如資本本身——它的抽象反映就是它的概念——是資產階級社會的基礎一樣。明確地弄清關系的基本前提，就必然得出資產階級生產的一切矛盾以及這種關系超出它本身的那個界限。”[4]

關于“資本”，馬克思指出，“資本”是“自行增殖的價值”，它“不僅包含著階級關系，包含著建立在勞動作為雇傭勞動而存在的基礎上的一定的社會性質。它是一種運動……它只能理解為運動，而不能理解為靜止……價值經過不同的形式，不同的運動，在其中它保存自己，同時使自己增殖，增大”[5]。這就表明，《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意在通過對作為“自行增殖的價值”的“資本”的論析，在動態中呈現以“雇傭勞動”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社會的性質、階級關系及其發展趨向。

“政治經濟學批判”呢？綜觀《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及其手稿《政治經濟學批判》，就其表現形式而言，可以概括為兩個方面，一是理論的批判，即對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批判；二是實踐的批判，即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批判。究其實質，則是一個問題，即通過對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批判解剖資本主義社會物質的生活關系的總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3]，從而揭示資本主義經濟運動的發展方向，闡明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暫時性及其為社會主義社會所取代的歷史必然性。可見，相比于正標題“資本論”，副標題“政治經濟學批判”突出了馬克思“論資本”的核心范式。

正是基于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范式，列寧指出，馬克思的《資本論》“并不以通常意義的‘經濟理論’為限”，而是在“完全用生產關系來說明該社會形態的構成和發展”——即商品社會經濟組織怎樣發展，怎樣變成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組織而造成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這兩個對抗的階級，怎樣提高社會勞動生產率，從而帶進一個與這一資本主義組織本身的基礎處于不可調和的矛盾地位的因素——的同時，“又隨時隨地探究與這種生產關系相適應的上層建筑”[6]。和列寧一樣，戴維·麥克萊倫從馬克思“資本論”的研究范式出發解讀馬克思的《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進而得出：“從19世紀的第四分之三個世紀以來，西歐和美國的經濟學家們已經傾向于把資本主義制度看做特定的、建構性的方式，它表現為私有財產、利潤和或多或少的自由市場；他們討論這種方式的運行功能，尤其把注意力集中在了價格上。由此可見，馬克思要揭示的“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不是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家們反復論述的以虛假普遍性的形式表現的資本主義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的表面現象，而是主宰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的產生、發展和消亡的“資本”生產、流通、轉化等特殊經濟運動規律。這一規律包含相輔相成、密切聯系的兩個方面，一是作為資本主義社會形態基礎的“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它所產生的資產階級社會的特殊的運動規律”——剩余價值規律；二是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剩余價值規律所決定的資本主義必然為社會主義所取代的社會發展規律。恩格斯指出，剩余價值的發現是“馬克思著作的劃時代的功績。它使明亮的陽光照進了經濟學領域，而在這個領域中，從前社會主義者像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一樣曾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科學社會主義就是以此為起點，以此為中心發展起來的”[7]。

二、勞動價值論：解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剩余價值規律的基礎

在《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中，馬克思是怎樣揭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剩余價值規律的呢？恩格斯說得明白：“要知道什么是剩余價值，他就必須知道什么是價值……于是，馬克思研究了勞動形成價值的特性，第一次確定了什么樣的勞動形成價值，為什么形成價值以及怎樣形成價值，并確定了價值不外就是這種勞動的凝固。”[5]

首先必須注意的是，恩格斯這里所說的“必須知道什么是價值”，一方面，是對“勞動價值論”之于“剩余價值理論”的基礎性地位的強調；另一方面，要求“知道什么是價值”，不是對“價值”的主觀界定，而是對“什么樣的勞動形成價值，為什么形成價值以及怎樣形成價值”的本質揭示和科學闡明。恩格斯說：“在馬克思以前很久，人們就已經確定我們現在稱為剩余價值的那部分產品價值的存在；同樣也有人已經多少明確地說過，這部分價值是由什么構成的，也就是說，是由占有者不付等價物的那種勞動的產品構成的。但是到這里人們就止步不前了。”

關于馬克思怎樣揚棄既有的范疇體系而對勞動價值理論做出的科學闡明，這是一個深刻的價值理論發展史的課題，需要對馬克思自19世紀40年代至80年代共四十年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加以全面的研究，此處暫不粗淺地旁涉。科學地把握基于勞動價值論的科學闡明而揭示出的“價值”的社會關系本質，這是一個準確理解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及其建構的根本問題，同時也是一個整體地把握融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于一體的理論體系的重要問題。馬克思指出：“一切勞動，一方面是人類勞動力在生理學意義上的耗費；就相同的或抽象的人類勞動這個屬性來說，它形成商品價值。一切勞動，另一方面是人類勞動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費；就具體的有用的勞動這個屬性來說，它生產使用價值。”[3] 在這里，馬克思不僅指出了生產商品的勞動的二重性決定了商品的二因素，而且明確了以“社會普遍性”為本質的抽象的人類勞動形成商品的“價值”，而以“個體特殊性”為特征的具體的有用勞動形成商品的“使用價值”。接下來，在價值形式的分析中，馬克思更進一步指出：“商品只有作為同一的社會單位即人類勞動的表現才具有價值對象性，因而它們的價值對象性純粹是社會的，那么不言而喻，價值對象性只能在商品同商品的社會關系中表現出來。”

基于價值的來源、本質及其形式等勞動價值理論的科學闡明，馬克思徹底弄清了資本和勞動的關系，揭穿了資本主義剝削的秘密，撇開了利潤、利息、地租等剩余價值的特殊形態，創立了剩余價值理論的科學體系。馬克思說：“把價值看做只是勞動時間的凝結，只是對象化的勞動，這對于認識價值本身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同樣，把剩余價值看做只是剩余勞動時間的凝結，只是對象化的剩余勞動，這對于認識剩余價值也具有決定性的意義。使各種經濟的社會形態例如奴隸社會和雇傭勞動的社會區別開來的，只是從直接生產者身上，勞動者身上，榨取這種剩余勞動的形式。”資產階級庸俗政治經濟學家由于“不敢對價值和剩余價值作出誠實的分析”，因而“把資本家用來辯護自己占有已存在的剩余價值時表面上多少能說得過去的理由，歪曲成剩余價值產生的原因”[3]。

在《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二、三卷中，馬克思分別以剩余價值的生產、交換（流通）、分配和消費為主題，分三個層面系統闡釋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剩余價值規律：（1）剩余價值的生產規律，亦即剩余價值的起源和本質；（2）剩余價值的實現規律；（3）剩余價值的轉化和分割規律。

三、勞動價值論：剖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歷史趨勢的出發點

馬克思對價值的來源、本質及其形式等勞動價值理論的科學闡明，不僅是他發現資本主義剩余價值規律的基礎，而且也是《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解剖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趨勢的出發點。需要說明的是，出發點和決定性因素是兩個不同的問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必然為社會主義生產方式所取代的歷史趨勢，其決定性因素，也就是上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剩余價值規律。

關于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出發點，馬克思指出，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最后的偉大的代表李嘉圖，終于有意識地把階級利益的對立、工資和利潤的對立、利潤和地租的對立當做他的研究的出發點，因為他天真地把這種對立看做社會的自然規律，這樣，資產階級的經濟科學也就達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3]。為什么古典政治經濟學家意識到了階級利益的對立、工資和利潤的對立、利潤和地租的對立，卻把這種對立看做社會的自然規律呢？根本原因之一在于，他們“從來沒有從商品的分析，特別是商品價值的分析中，發現那種正是使價值成為交換價值的價值形式。恰恰是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最優秀的代表人物，像亞當·斯密和李嘉圖，把價值形式看成一種完全無關緊要的東西或在商品本性之外存在的東西。這不僅僅因為價值量的分析把他們的注意力完全吸引住了。還有更深刻的原因。勞動產品的價值形式是資產階級生產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這就使資產階級生產方式成為一種特殊的社會生產類型，因而同時具有歷史的特征”[3]。不難看出，馬克思在這里指明：（1）亞當·斯密、李嘉圖等古典政治經濟學家之所以無法逾越他們自己的界限，從政治經濟學理論本身來看，根源在于他們主觀地割裂了“階級利益的對立、工資和利潤的對立、利潤和地租的對立”與作為其理論前提的勞動價值論之間的內在聯系；（2）只有從科學的勞動價值論出發，才能正確把握“階級利益的對立、工資和利潤的對立、利潤和地租的對立”的社會性和歷史性本質；（3）表現出“階級利益的對立、工資和利潤的對立、利潤和地租的對立”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只是人類社會生產方式的一種特殊類型，作為一種自然史的過程，必然有其產生、發展和消亡的歷史進程和歷史必然性。

而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進程及其為社會主義生產方式所取代的歷史趨勢和歷史必然性的揭示，正是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的落腳點及其之所以以“資本”為主題的根本目的。這就意味著，對“資本”本質的科學揭示和闡明，成為科學把握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趨勢的一個關鍵性問題。

“資本”的本質是什么？在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家看來，“資本”是“生產作為使用價值的財富的自然形式，而不是歷史上一定的社會形式”。正因為他們把“資本的形式本身理解為自然的形式，這些形式本身就是無關緊要的了，因而沒有從這種形式同財富形式的一定聯系上去理解”[4]。

與之相反，馬克思從對價值的來源、本質及其形式等勞動價值理論的科學闡明出發，進而得出“資本”是“自行增殖的價值”。相應地，“資本”的本質如同“價值”的本質一樣，不是自然形式，而是社會形式；“不是一種物，而是一種以物為中介的人和人之間的社會關系”[3]。換言之，生產資料作為直接生產者的財產，只有在一定的社會關系下，即在同勞動者結合并充當剝削勞動者的手段的條件下，才成為資本。脫離了這種與勞動者之間的特定的社會關系，生產資料作為直接生產者的財產，只在可能性上是生產因素，而不是資本了。正是生產的二因素——勞動者和生產資料之間“實行這種結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會結構區分為各個不同的經濟時期”[5]。

基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人的要素和物的要素——即勞動者和生產資料之間的特殊結合，馬克思指出，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資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現為生產的起點和終點，表現為生產的動機和目的，生產只是為資本而生產，而不是反過來生產資料只是生產者社會的生活過程不斷擴大的手段。以廣大生產者群眾的被剝奪和貧窮化為基礎的資本價值的保存和增殖，只能在一定的限制以內運動，這些限制不斷與資本為它自身的目的而必須使用的并旨在無限制地增加生產，為生產而生產，無條件地發展勞動生產力的生產方法相矛盾。手段——社會生產力的無條件的發展——不斷地和現有資本的增殖這個有限的目的發生沖突”[8]。因而，“資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資本本身的性質上遇到了限制，這些限制在資本發展到一定階段時，會使人們認識到資本本身就是這種趨勢的最大限制，因而驅使人們利用資本本身來消滅資本。”[4]也就是說，隨著個人的分散的生產資料轉化為社會的積聚的生產資料，多數人的小財產轉化為少數人的大財產，廣大人民群眾被剝奪土地、生活資料、勞動工具，社會的貧困、壓迫、奴役、退化和剝削的程度不斷加深，日益壯大的工人階級的反抗不斷增長。

由此可見，《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歷史趨勢的剖析及其“資本主義社會必然要轉變為社會主義社會這個結論，馬克思完全是從現代社會的經濟的運動規律得出的”[9]。亦即是說，馬克思從來沒有把他對資本主義社會運動的“自然規律”的揭示建立在想當然的基礎上，也沒有建立在“道德感”和“道德意識”上，而是建立在基于勞動價值論的科學闡明這一基礎和出發點的資本主義社會經濟運動規律的科學論證上。

參考文獻：

[1]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5.

[2]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25.

[3]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8-878.

[4]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92-391.

[5]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44-122.

[6] 列寧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

[7]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48.

篇8

論文摘要: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是其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根基，很多理論是在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正是通過勞動價值論，馬克思揭示了資本主義資本運作方式，同時促進了工人運動以及社會主義的發展。但是在今天，政治經濟學已經逐步成為非主流經濟學，而其自身存在的缺點卻被當代主流經濟學批判。從勞動價值論，以及其衍生理論進行分析，對比與效用論為基礎的主流經濟學觀點進一步討論其改進與發展的趨勢。

1引言

關于政治經濟學對于現代社會的影響，不同的經濟學家有不同的見解。現在以效用論為基礎的主流經濟學往往把政治經濟學看做批判資本主義的工具，對其勞動價值論進行很大程度的批判以動搖其基礎。而在馬克思看來，西方經濟學為庸俗經濟學，由于其階級本質決定庸俗經濟學家要維護本階級利益。對于以勞動價值論為基礎的政治經濟學和以效用論為基礎的西方經濟學到底孰優孰劣，這樣的爭論一直到冷戰結束，蘇聯解體才算結束。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西方經濟學逐步使政治經濟學邊緣化，而勞動價值論僅僅作為一種學說存在而失去其政治影響力。

看一種理論是否是正確的，主要就是看它對現實社會是否就有解釋力。然而中國對于政治經濟學的學習卻往往忽視了其現實解釋力的學習，并且不能完善其中心內核—勞動價值論，以至于思想僵化，無法對現實世界進行解釋。一些本來可以對現實社會有解釋力的理論或者被教條僵化，或者被現代的計量經濟學所取代。以至于一直作為中國傳統的主流經濟學—政治經濟學在改革開放以后也逐步邊緣化。

本文立足于回歸政治經濟學原本狀態，從勞動價值論這一基礎思想出發，對勞動價值論以及其衍生理論做出客觀評述，以確定其是否對現在生活具有解釋力，是不是真的和很多經濟學家認為的是過時了。從而對其理論進行一定程度的改進以適應新時期的需要。

2文獻綜述

對于勞動價值論的論述，中外許多經濟學家或者支持，或者反對，有很多論述，但是很多經濟學家不自覺站在某個階級立場上，這樣很多就沒有了事實說服力。

熊彼特在《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一書中提出了了勞動價值觀的缺陷:“首先，在完全競爭以外的情況下，它完全不起作用。其次，即使在完全競爭情況下，除非勞動是生產的唯一要素且所有勞動都是同一性質，否則它決不會順利的起作用。”

對于熊彼特的觀點，張培剛先生在《評熊彼特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一文中寫到“我們認為熊彼特的觀點是值得商榷的，首先他所提出的反對勞動價值論的‘兩點理由’并不能成立，因為如果把‘假設條件與實際情況之間存在著重大矛盾’這一點作為反對的理由，那這也同樣適用于‘邊際效用價值論’，其次，更加重要的關鍵一點倒是在于:所謂‘邊際效用論’只是一種以主觀評價為基礎的主觀價值論;而‘邊際效用’作為一種生活現象雖然存在，但是各個消費者千差萬別，變動無常，要是把它作為最終形成價值和衡量價值的客觀依據，不論是‘基數’效用論，還是‘序數’效用論，那都是不可能的。”

我們發現熊彼特所提出的問題確實是勞動價值論的缺陷表現形式，張培剛先生站在否定效用論的立場上說明，效用論并不是優于勞動價值論，然而對于熊彼特提出的缺陷卻沒有否認。

伍裝在《理解現代馬克思經濟學》一文中說到:“馬克思經濟學提出問題與研究問題的方法是統一的，這就是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方法構建起來的經濟學范式，這種范式從未曾被歷史的經驗和事實在整體上否證過，也從來沒有被哪一種理論邏輯在整體上駁倒過”

這里面提及了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論，也就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這樣我們可以管中窺豹，看到政治經濟學其實并不是站在考慮個人的主觀感受的角度分析社會，而是站在一個唯物主義哲學的角度來看整個社會的運作，來觀察社會中的形形，人生百態。所以站在個人的主觀角度或者支持，或者否認都是沒有意義的。

黃仁宇在《放寬歷史的視界》一書中，認為中國歷史的基線先后推轉50。年，包括明朝，這長時間的視界使我們了解最近中國所欲困難的遮蔽，同時也看清楚好多問題互相連鎖的情形。

這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我們現在還有必要研究政治經濟學的原因。因為它產生時的情況和我國傳播時的情況很相似，發展后在我國現在依然具有解釋力，甚至比西方經濟學更有解釋力，而且符合我國的基本國情。

通過諸多文獻的梳理，我們基本已經理順了政治經濟學的基礎理論勞動價值論的缺陷，政治經濟學該用何種分析方法，以及對現實社會的意義。

3勞動價值論及其衍生理論的優缺點

勞動價值論是政治經濟學的基礎，以此為依據衍生了整個政治經濟學的體系，包括商品，貨幣，剩余價值等等很多方面。我們將分析以上幾個的缺陷，進而提出改進意見。

(1)商品的二重性的本身是社會現實的體現。

勞動價值是由價值產生的。馬克思的邏輯思維是商品中有一個內核一類的東西叫做價值(value)，而這個價值則是由勞動產生的。商品的價格是價值的外在表現。價值規律的表現形式是價格圍繞價值上下波動。

從這兩點我們看出無論是價值論還是效用論都是對客 觀世界的反映，盡管存在一定的前提假設，無論是馬克思的 完全競爭，還是效用論的理性人都是在現實生活中不存在 的，而它們反映的主要是可以代表一般情況的特定情形。而且我們可以清晰的發現在對于一般情況的解釋中，勞動 價值論更有解釋力，因為它體現的是一種唯物狀態，但是效 用論卻陷人了一種為唯心的誤區。不過在特定情況下的解 釋力，價值論就不是很好，比如特定商品如古董，鉆石，以后 再沙摸中的一杯水，在這類問題上，效用論更有解釋力。

這樣我們發現熊彼特提出的第一個問題不是問題，而 第二個問題的勞動力同質也不算是問題。我認為真正要解 決的是生產要素問題。

價值的定義是凝結在商品中的無差別人類勞動。但是 這里面確實忽視了其他的生產要素—資本和土地。馬克 思解釋為資本和土地里面包括前人的社會勞動。這種解釋 在很大程度上是沒有解釋力的。比如土地，這在很大程度 上是自然資源，馬克思認為是對自然資源的改造中耗費了 大量的人類勞動，但是逆向思維，如果沒有自然資源，大量 的人類勞動又如何承載?所以單純的勞動產生價值是不準 確的，這里面應該包括其他的生產要素，我們認為是多種生 產要素共同作用產生了價值。

(2)貨幣理論的前提假設以及表現方式與現在實際情 況脫節。

馬克思對貨幣的定義是固定的充當一般等價物的商品。這在某種意義上是金本位制的基礎。但是其背后貨幣的本身便是黃金，即使紙幣抑或其他東西都是一種貨幣符號，其實質是背后的充當一般等價物的黃金。也就是說馬克思對貨幣的前提假定就是黃金是貨幣商品。

分析當時的社會情形，我們發現其實馬克思的假設在當時的時代是有一定意義的。馬克思所處時期，是資本主義上升階段，由于資本主義高速發展，黃金大量流人資本主義國家，而紙幣的發行也是以紙幣背后的黃金為硬通貨。這一切盡管理論沒有產生，但是事實上便是這樣運作的。而馬克思政治經濟學中將貨幣的本質進行闡述，很大程度上是反映當時的社會現實狀況，將當時的社會狀況上升為理論，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個理論在當時是先進的。 然而馬克思的貨幣理論對當今的一些社會現象卻缺乏解釋力。表現的比較明顯的就是虛擬貨幣。虛擬貨幣是否有價值這不僅在中國，而且在世界范圍都存在這很大的爭議。不過按照馬克思的觀點，它不存在勞動，也不是商品，僅僅有虛擬世界中一般等價物的特點，所以不能有價值，更不能說是貨幣。然而虛擬貨幣確確實實在當今很多領域充當著現實貨幣的作用，這是很難解釋的。

造成這種現象主要原因有這樣兩個:第一是馬克思所處時代的局限性;第二是現在的經濟學家沒能根據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的內在邏輯以及方法論將其精髓發展，而是教條套用。

當然，對虛擬貨幣的解釋問題，西方經濟學也沒有做的很好，因為他們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回避了對貨幣的解釋問題。

(3)流通中是否產生剩余價值依然無法解釋。

馬克思明確表示價值，剩余價值只會在生產中產生，即剩余價值的產生是由生產前C=+v變成生產后的C=+v+m，m就是剩余價值。也就是說剩余價值試生產的產物，并不是流通的產物，流通中不會產生剩余價值。

我們要考察馬克思所處的時代。19世紀的時候，流通體系還不是很完善。就拿地產來說吧，當時資本主義社會還沒有出現現代意義上的地產公司，所謂流通，無非就是貨幣由一個人手里到另一個人手里，而商品則反向流動。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認為流通并不產生剩余價值。(其實不然，交易費用的產生也需要付出一定的勞動，即使在馬克斯時代，流通依舊產生剩余價值。為了論證需要，這里假設交易費用為0）。

然而當今流通不產生剩余價值這個論點是很值得商榷的。現代意義上的公司建立以后，流通包括很多內容。既有策劃，市場營銷，以及更多的銷售網點。這里面每一個環節都包括很大的資本投人，很大的廣告投人，很大的勞動以及土地投人，所以這里面產生的價值甚至高于生產產生的價值。按照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觀點來分析，這里都產生很多的剩余價值。

4新歷史角度下的改進

站在整體觀和大歷史觀的角度上，我們發現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意義不僅僅在于批判資本主義，更在試圖尋找一個更好的解決辦法，其精神內核不是19世紀已經過時的理論，而是其中的方法，內在邏輯以及要解決的真實問題。這要掌握這一點，理論才會更加發揚。

與當今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我們發現，我們要做的就是變革馬克思經濟學的理論內核—勞動價值論。只有內核變革完善，并且在整體性的思想下，馬克思家政治經濟學才會更加顯示出其優越性。

誠如前文所述的，勞動價值論之所以沒有與時俱進，很大原因是由于這個理論把勞動作為產生價值的唯一來源，這也許在19世紀是正確的，但是在21世紀必須要發生變革，為此我結合西方經濟學的觀點，改良中的勞動價值論，提出新價值論的觀點。

我認為商品甚至物品種確實存在其內在的價值，但是這個價值不是僅僅由勞動決定的，而是有勞動力，資本，土地等生產要素共同決定的。多種生產要素共同決定了商品本身的價值。表示為:C=al+bk +ct，但是不同于薩伊定律，因為這里面依然強調的是勞動價值，其最終是客觀表示而不是效用論。

這樣很多由于現實條件變化，使理論過時的情況就會發生改變。比如虛擬貨幣是否有價值，由于內部的資本以及其他生產要素都可以形成價值，所以虛擬貨幣內部有很大的資本，則虛擬貨幣本身具有價值，同時又有使用價值屬性，所以虛擬貨幣可以是商品。

還有上文提及的流通中產生剩余價值，由于流通過程中投人大量資本，土地，根據新價值論，資本，土地等生產要素都是構成價值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以當然產生剩余價值。

5結語

篇9

當今時代是一個什么樣的時代?對這一命題可以從不同的角度進行描述。從科技發展角度上說，是后工業化或信息化時代，從經濟活動層次角度看，是經濟全球化時代，從政治格局角度看，是政治多極化時代。總體上講，當代的主題是和平與發展，它反映著歷經兩次世界大戰浩劫和兩極冷戰對抗后世界各國絕大多數人們的共同價值取向。換句話說，當今時代的人們更多感興趣和需要解決的問題，是在保持現在的政治經濟秩序前提下如何更好地求得國家強大和生活改善，而不是如何毀滅對手甚至主動地樹立一個對手然后將它毀滅。于是，合作雙贏、建設性態度、、和平共處等成了我們這個時代的主流價值，而單邊主義、原教旨主義、種族歧視、貿易保護主義等一切人為地倡導對抗、仇視、封閉排外的做法和思想都遭到了人們憎惡和批判。一個高科技飛速發展的世界給各國的經濟結構、生產方式、勞動方式、生活方式乃至思維方式帶來根本性的變革，一個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共存共處的社會給各國的經濟、政治、外交、軍事乃至綜合國力提出新的挑戰。面對如此時代、如此變革、如此挑戰，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與教學無法也不能回避。政治經濟學教學要如何適應時代、投身變革、回應挑戰?有三個現實問題必須予以解決:

第一，準確把握以信息技術為主導的新技術革命給人類經濟生活帶來的變化及其影響。人類自20世紀中期以來已經全面跨人了信息時代，信息技術的推廣應用深刻地改變了人類的經濟生活、社會生活乃至政治運行模式，也給傳統的政治經濟學理論與教學帶來極大的沖擊。知識、技術、信息在經濟增長中越來越突顯的第一位作用使傳統的重視資本、勞動力、土地的經濟增長理論發生危機;以信息產業為代表的高新技術產業在異軍突起同時，也對傳統產業進行了深刻改造，使得以往的產業結構理論必須完善;信息時代的網絡貿易、電子貨幣流通的興起對傳統的流通理論形成了沖擊;工業經濟時代以按資本分配為主的方式已被信息經濟時代以按知識分配為主的方式所取代。此外，勞動形式的多樣化、消費方式的個性化、社會階層的多層次化、價值觀念的多元化也作為當今時代的顯著特征而區別與經典作家的生平年代，這些同樣對我們的政治經濟學教學構成強烈的挑戰。政治經濟學必須敏感地捕捉我們生活的這個年代的種種新特性，并給出自己理性的回應與反思。

第二，正確看待當代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社會生活發生的變革及其影響。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科技創新、制度創新和理論創新的基礎上，社會經濟生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已經呈現出與工業化時期迥然不同的氣象。資本占有方式的社會化程度進一步提高，跨國公司如雨后春筍一般紛紛涌現，在世界范圍內主宰著全球的生產、投資、貿易和金融，也給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注人了強大的活力。混合所有制經濟、國有和各種合作制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比例增長明顯。市場經濟體制運行手段的根本變化使國家對經濟、社會的調控和介人越來越普遍和成熟，自由市場經濟的缺陷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克服，人民生活有了比較明顯的改善和保障。中產階層的人數不斷壯大，傳統產業工人階級隊伍日趨萎縮，民主法治運行機制更趨完善，人民參與政治生活的渠道進二步拓寬，國家主義、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物質主義等當代資產階級主流意識形態地位穩固，國際工人運動和階級斗爭處于低潮。這一切現象都表明，資本主義仍然具有相當的自我調節和適應能力，仍然具有在不改變根本經濟政治制度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容納新興進步生產力的生命力。對此，我們的政治經濟學教學不能視而不見、閉目自欺，而應本著客觀、全面、開放的態度加以研究和評析。

第三，充分認識當代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社會現狀及其啟示。世界社會主義陣營在二十世紀里有過高歌猛進，也經歷了風雨飄零。這里面的經驗教訓，反應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和民主政治建設的史詩般的艱難與壯麗。劇變后，世界的社會主義事業仍在經歷較長時期的創傷彌合，同時也要醞釀痛定反思之后的重整旗鼓。以中國為代表的堅定走社會主義方向的市場經濟改革事業，二十多年來已經取得了令世人驚嘆的成就，中國模式的吸引力和說服力正在影響著越來越多的國家，重新點燃世人對社會主義事業的希望。無論是在改革的烈火中隕滅還是新生，社會主義國家從20世紀五、六十年代里就陸續開始的經濟體制改革說明了計劃經濟與現實國力民情的相違，也說明了政治經濟學研究的重點應該實現從論戰式的批判到具體的建設性的運行規律研究的轉變。生產資料轉歸國有之后并沒有萬事大吉，探究公有制的合理實現形式、建立完善的經濟體制和盡快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當前社會主義國家的緊迫而又艱巨的歷史任務。并且，建立在相對落后國力基礎上、以農業文明為主體前提的社會主義國家還要著力解決國民經濟工業化、信息化、二元經濟轉型，防止區域、城鄉和社會差距過大，資源環境與人口協調發展，政府機構職能轉變等一系列棘手的問題。對這些時代課題的探求和解答，是今天的政治經濟學研究和教學的中心任務之一。

二、人文性

政治經濟學是一門人文社會科學。從某種意義上講，它又是一種價值體系。在研究人與物、物與物的關系同時，更注重對隱含在這些關系背后的人與人之間利益關系的分析，并自覺或不自覺地做出某種價值評判。因此，政治經濟學又帶有深刻的人文性，體現了對人的關懷。日本著名經濟學家山本二三丸教授在《人本經濟學》一書中抨擊“以食利致富為目的的經濟學”，指出“要想配得上稱之為科學的經濟學，就必須對各種經濟法則進行正確的系統的研究。與此同時，還必須致力于探明這個社會是怎么形成和發展的，以及它必須為下一個更高級的歷史性社會所取代這一發展規律。也只有這種科學的經濟學，才能在這個被貨幣牽著鼻子走的、人們生活在比動物世界還要惡劣的弱肉強食的社會中，真正把握關于人與社會的正確思想，才能得出真正的科學的結論……”政治經濟學的人文性代表著一國經濟思維的主要成就，它使我們每個人在參與經濟生活時，能夠理解這些活動的意義，而不至于淪為一部缺乏人文精神、不顧經濟倫理的機器。政治經濟學的人文性從根本上講就是指它的政治和道德立場，體現這一學科研究和教學中的人文關懷的精神。以講授市場經濟一般理論為例，一方面，我們要解析它作為配置經濟資源的最優方式而體現出的生產力意義，另一方面，又不能忘記這一配置中已經內含的“為誰配置”的主題，這里面就是一個資源所有權益和財富分配歸屬的人文話題。市場經濟體制里通行的“按生產要素”分配的原則必然造成社會成員的貧富分化，而這與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理想顯然背道而馳。因此，這一分配原則必須置于公有制的前提之上和政府對收人分配的合理干預之下，這就是政治經濟學教學中的人文性意義。同樣的，在介紹GD歸，經濟增長速度，人均可支配收人的概念同時，我們也要更加關注恩格爾系數、基尼系數、人均壽命、青壯年文盲率、失業人數等事關一般群眾生存狀況和幸福感受的數字。不然，我們的經濟學教學就變得六親不認，冷血無情，我們的經濟建設成就也將失去人民的認同。

篇10

關鍵詞：政治經濟學；批判性；古典學派；馬克思

中圖分類號：F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2674（2013）06-087-06

科學批判，是理論創新發展的動力和方法。資產階級學者在創立政治經濟學的時候，就賦予它一定的批判性。隨著有限的批判性的消失，資產階級古典學派也就走向破產了。的政治經濟學繼承這種批判性，將它發揚光大，從而建立了系統的科學體系，拓展自己的影響力。在當代，充分地張揚政治經濟學的這種科學批判性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一、批判性是政治經濟學與生俱來的特性

眾所周知，馬克思的《資本論》具有鮮明而強烈的批判性。殊不知，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在其初期、成熟期也具有一定的批判性，只不過各個時期的批判對象和深度、方式各有不同。

在古典學派活躍和興盛的時期，社會經濟的重心雖已從流通過程轉向生產過程，但重商主義仍然有巨大的影響，所以必須對它進行批判。而資產階級“把土地所有權變成荒謬的東西”，也必然遭到土地所有者的反抗，為此，也必須對他們進行批判。當然，能夠這樣做是因為這個時候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階級斗爭還處于潛伏狀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資產階級和土地所有者階級的矛盾。

為了產業資本家的利益，初期的古典經濟學根據經濟發展狀況及其重心的轉換，深入生產過程內部，研究隱藏其中的規律，因而這是批判地創立新的理論。馬克思說：“真正的現代經濟科學，只是當理論研究從流通過程轉向生產過程的時候才開始。”為此，它就要論證商業必須服從工業，批判已經過時的重商主義。馬克思肯定地說：“現代經濟學不斷與貨幣主義和重商主義作斗爭。”

隨著發展階段的上升，工場手工業向機器大工業發展，社會總資本在規模擴大的同時，有機構成也迅速提高，但土地所有者卻不斷地提高地租，大大影響了工業資產階級的積累。因此，為了大工業資產階級的利益，成熟期的古典經濟學還要進行兩方面的批判：一是批判土地所有者的不合理收入，及其自我辯解；二是批判已經不合時宜的先前的古典經濟學理論，以進一步地深化和拓展研究，因為先前的理論已經不符合已經轉型了的資本運動的需要。這樣看來，這個時期的批判對象已經有所變化：一方面，是從貨幣主義者變成土地所有者，另一方面，是批判自己的前輩。相對而言，前者是一種“對他批判”，后者則是一種“自我批判”。與此相適應，批判的方式和深度也有所不同，對他批判比較犀利，自我批判則主要表現在理論的創新和超越上。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批判并非始終全面自覺地實施這些批判，而是由不同時期的經濟學家按照不同發展階段的需要而部分實施的。

斯密作為工場手工業時期的經濟學家，在發展配第提出的勞動價值論的同時，批判了重商主義。后者以流通過程為對象，并且只是簡單地描述流通過程的現象，這種方法當然不能從根本上說明資產階級發財致富的秘密。而以斯密為代表的古典學派則將研究的視野深入到生產過程的內部，并且已經開始有了一定的抽象分析，連馬克思也稱之為“生理學研究”。這樣從對象到方法的批判當然會導致對理論內容的批判。正如馬克思所說：“把商品歸結于二重形式的勞動，即把使用價值歸結于實在勞動或合乎目的的生產活動，把交換價值歸結于勞動時間或相同的社會勞動，是古典政治經濟學一個半世紀以上的研究得出的批判性的最后成果。”顯然，正是因為有科學研究的批判，對重商主義的批判才是有力的、有效的。

批判使斯密理論具有一種擴張力，顯示了處于上升階段的資產階級的革命性。在斯密看來，地租和利潤一樣，是剩余價值的一部分，實質上是資本家利潤中的扣除部分，這實際上已內在地包含對土地所有者的批判。他甚至還批判土地所有者的懶惰和無知。但是，受當時并不典型、不成熟的經濟發展階段以及資產階級狹隘眼界的限制，斯密的研究并不真正科學，也沒有意識到批判對理論發展的重要作用，并且不能自覺地反映過程發展的自我新陳代謝，因而不能通過自我批判解決他的“內在觀察法和外在觀察法之間的矛盾”跖，反而形成雙重而自相矛盾的規定。其批判性的不全面、不自覺、不科學和不徹底，限制了其理論本身的科學性。

隨著資本主義進入較為發展的階段，經濟增長方式發生根本的轉變，要求資產階級加速資本積累以利于在新的技術基礎上轉型發展。但現實的社會關系卻是地租不斷增長，嚴重限制了工業資產階級的擴張和積累能力。顯然，建立在工場手工業發展基礎上的并且充滿矛盾的斯密的理論，已經無法適應新時代產業發展的要求，所以必須加以批判。因而這個新經濟時代的理論家，一方面要深入研究工業轉型發展的真正原因，另一方面要解決面對的現實阻力。為此，以李嘉圖為代表的成熟期的古典學派，主要進行兩個方面的破和立：一是超越先前的理論，批判、克服斯密理論別是價值理論的明顯矛盾，將它推向深入。這種批判重點在修繕基本理論，實際上也涉及對庸俗經濟學的批判。顯然，這屬于資產階級經濟學的“自我批判”。二是對當時相當猖獗的土地所有者及其理論進行深入批判，這是“對他批判”。

李嘉圖所處的時代是機器大工業開始發展、商品生產更加發達的時代，這決定他所要研究的是大工業和自由競爭基礎上的資本運動。這就意味著他的研究對象比斯密更加典型。他批判了斯密的二重化方法，批判斯密的二重價值論，堅持勞動是創造價值的唯一源泉。馬克思認為：“李嘉圖著作……包含著他對以往政治經濟學的全部批判，他在這里同亞·斯密的貫串其全部著作的內在觀察法和外在觀察法之間的矛盾斷然決裂，而且通過這種批判得出了一些嶄新的驚人結果。……它們簡明扼要地批判了那些連篇累牘、把人引入歧途的老觀念，從分散的各種各樣的現象中吸取并集中了最本質的東西，使整個資產階級經濟體系都從屬于一個基本規律。”盡管李嘉圖不能合理地處理好基本規律與發展的現實之間的差別，但這也表明他已經注意到基本理論聯系實際的必要性。

李嘉圖對斯密的批判是建立在政治經濟學基本理論的基礎上，因此，對同時代的庸俗經濟學的錯誤也有直接或間接的批判。馬克思說：“古典經濟學把利息歸結為利潤的一部分，把地租歸結為超過平均利潤的余額，使二者以剩余價值的形式一致起來”，這樣，它就把庸俗經濟學所尊崇的“虛偽的假象和錯覺，把財富的不同社會要素互相間的這種獨立化和硬化，把這種物的人格化和生產關系的物化，把日常生活中的這個宗教揭穿了”。顯然，這是對庸俗經濟學的間接批判。

李嘉圖對土地所有者及其理論的批判更加激進。馬克思指出，李嘉圖“證明，土地的私有制……是一種完全多余的、同現代生產的整個制度不相容的關系：……他證明，地主的利益是同現代社會的其他一切階級的利益相抵觸的。”這與當時土地所有者的辯解有直接關系。例如，馬爾薩斯在19世紀20年代初期，“曾維護這樣一種分工：讓實際從事生產的資本家承擔積累的任務，而讓……土地貴族、領受國家和教會俸祿的人等等承擔揮霍的任務。”因此，對工業資產階級及其理論家當然要加以批判。由于李嘉圖的勞動價值論更加徹底，所以對土地所有者理論的批判就更為有力。

關于斯密、李嘉圖等人的政治經濟學批判，馬克思給予很客觀的評價，稱之為“批判的政治經濟學家”。如果從總體來看，從斯密到李嘉圖，他們理論的發展不僅與資本運動的特殊歷史階段有內在的聯系，隨著經濟發展階段的上升，分別對待批判的對象，因而能打中要害，而且能夠以自我超越、自我批判的方式，表現工業資產階級利益的變化。這也使他們的理論更加深刻，也更具有理論張力，更重要的是，這些批判都奠定在較合理的基本理論、特別是勞動價值論基礎上，同時還反過來促進了勞動價值論的發展，因而具有一定的科學性。

當然，馬克思也指出，古典學派的批判還存在著根本的缺陷，除了世界觀方面的原因，因“抽象力不足”和“強制抽象”，使其價值理論并非完全科學化，“也還或多或少地被束縛在他們曾批判地予以揭穿的假象世界里，因而，都或多或少地陷入不徹底性、半途而廢狀態和沒有解決的矛盾之中。”而且，無論在斯密或李嘉圖的理論中，都不能從各自的理論發展中體現理論的自我批判，只能從他們之間的歷史聯系中才能看到這個學派的自我批判。可見，斯密和李嘉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并非也不可能完全自覺和徹底。因此，隨著自由資本主義走向更高階段，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大階級的對立成為主要矛盾，一切都變了，“階級斗爭在實踐方面和理論方面采取了日益鮮明的和帶有威脅性的形式。它敲響了科學的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喪鐘。”這也決定了它的批判性開始消失，從而在面對更復雜具體的經濟現象時只能抱殘守缺。

二、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徹底科學性

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批判性在其合理和有效的意義上，當然會引起馬克思的重視和批判繼承，直至1862年底，他的《資本論》手稿都以《政治經濟學批判》冠名，此后，還將《政治經濟學批判》當成《資本論》的副標題。無論哪個階級的人認真看了《資本論》及其手稿以后，都必然從其字里行間感受到馬克思強烈的批判性，看到各種扎扎實實的批判。但是，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與古典學派的批判性質根本不同。它一方面要客觀地再現資本運動，對其進行批判和自我批判，另一方面更要代表一個新的社會力量對舊的社會力量進行批判，即代表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批判，“就這種批判代表一個階級而論，它能代表的只是這樣一個階級，這個階級的歷史使命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最后消滅階級。這個階級就是無產階級。”。盡管他所代表的未來社會還未出現，但資本運動包含的各種否定性因素已經暴露無遺，所以他是反映、代表這些否定因素對資本運動本身的批判。在馬克思看來，對象不僅是歷史發展的，而且達到一定程度時還會是跳躍式地質變、被另外的過程所代替的。

如果說，“對他批判”是新的過程對舊的過程的批判，人們比較容易理解，那么“自我批判”主要指同一過程的新階段對舊階段的批判，這一點卻是鮮為人知的。在古典學派的理論中，“對他批判”與“自我批判”之間缺乏聯系，而在馬克思的理論中，反映資本運動的“自我批判”與代表未來社會新過程對資本運動舊過程的“對他批判”卻是緊密聯系的。他發現，正是資本運動在特定的條件下具有自我批判能力，才能夠徹底戰勝封建的生產方式，“資產階級經濟只有在資產階級社會的自我批判已經開始時，才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東方的經濟。”由于被批判的對象、過程不愿意自動地退出歷史舞臺，所以，馬克思還要對來自資產階級學者的攻擊實施反批判，更要訴諸無產階級對資本主義制度進行武器的批判。換句話說，他的理論批判是與武器批判相聯系的。

馬克思的科學批判是基于唯物辯證法而實施的，在他看來：“辯證法不崇拜任何東西，按其本質來說，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在馬克思這里，辯證法是與他的階級立場緊密聯系的。這種批判性，來自代表無產階級的力量，對資產階級、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斗爭意識，只有這樣，才能超越資產階級的狹隘眼界，批判才是徹底的。科學批判在馬克思的理論研究中發揮巨大的作用。對他來說，批判是破與立的統一，“不破不立，破字當頭、立在其中”，批判是理論發展的重要機制。對一種歷史發展的理論來說，批判性極為重要。沒有批判性，理論就不能發展，就不能顯示自身相對于其他相關理論的優越性和戰斗力、就不能避免僵化，從而不能避免教條化。在馬克思和恩格斯對資本主義制度及其理論進行批判的時候，世界上真正了解歷史發展規律的人非常少，而流行的資產階級理論卻在整個社會占有了巨大的地盤。面對這種情況，他們沒有別的選擇，一方面要使自己的理論徹底科學化，另一方面還要擠進思想理論界，在批判資產階級理論的同時拓展自己的地盤。

《資本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是全方位的。

首先，代表無產階級對資本主義制度實施徹底的批判，但不是簡單地批判資本主義社會的罪惡現象，而是深入經濟過程分析其運行的根據及其必然發生的變化。它與空想社會主義者的批判不僅所依據的方法論不同，而且所代表的階級不同，所依據的理論也不同，還訴諸無產階級對資本主義制度進行武器的批判。

其次，全面批判資產階級學者的理論，包括他所繼承的東西。一方面，是對黑格爾方法的透徹批判，在此基礎上創立真正科學的方法。恩格斯指出：“馬克思……從黑格爾邏輯學中把包涵著……的真正發現的內核剝出來，使辯證法擺脫它的唯心主義的外殼并把辯證方法在使它成為唯一正確的思想發展方式的簡單形式上建立起來。馬克思對于政治經濟學的批判就是以這個方法作為基礎的，這個方法的制定，在我們看來是一個其意義不亞于唯物主義基本觀點的成果。”另一方面，是“對全部經濟學文獻的批判州。對庸俗經濟學的批判不用說了，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合理內核，包括它的批判性，馬克思也持科學批判的態度。他指出，他們的歷史觀是唯心的，因而對資本運動只有共時態的考察，而否認其歷時態的運動。因此，即使是李嘉圖，其理論的對象、方法、內容、批判性都存在著嚴重的缺陷。

從其對象看，古典學派研究的是自然的過程，并且將商品生產、工業化等一般過程和資本運動特殊過程混為一體，從而將兩種過程的規律混為一談。他指出，所有的資產階級學者還都免不了兩個錯誤：“第一，簡單地抽去商品流通和直接的產品交換之間的區別，把二者等同起來。第二，企圖把資本主義生產當事人之間的關系，歸結為商品流通所產生的簡單關系，從而否認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矛盾。”從而將它的不同歷史階段混為一談，將它的不同層面混為一談，與此相聯系，必然只重視物的運動，而忽視主體的作用。

馬克思還批判古典學派方法的缺陷，指出斯密的“內在觀察法”和“外在觀察法”之間完全沒有聯系，但又使它們相互交錯，不斷自相矛盾。也指出李嘉圖在抽象力的運用上存在著巨大的缺陷，“抽象還不夠深刻，不夠完全，因而當他……考察商品價值時，一開始就同樣受到各種具體關系的限制，而且還“跳過必要的中介環節，企圖直接證明各種經濟范疇相互一致”。馬克思稱前者是“抽象力不足”，后者是“強制抽象”。

馬克思還全方位地批判他們理論的內容錯誤，特別是將抽象性的范疇與具體性的范疇混為一談：“所有經濟學家都犯了一個錯誤：他們不是就剩余價值的純粹形式，不是就剩余價值本身，而是就利潤和地租這些特殊形式來考察剩余價值。由此必然會產生……理論謬誤。”…正是這種錯亂，導致了他們不能正確地處理抽象的內在規定與比較具體的外在的社會表象之間的關系，甚至將表象當成依據、規律，因而其理論缺乏層次、不能表現歷史的發展，很難正確地聯系實際。

對古典經濟學的批判性，馬克思既肯定古典經濟學的科學研究在客觀上批判“三位一體公式”錯誤的“偉大功績”，又指出：“甚至古典經濟學的最優秀的代表，……也還或多或少地被束縛在他們曾批判地予以揭穿的假象世界里，因而，都或多或少地陷入不徹底性、半途而廢和沒有解決的矛盾中。”

這些“對他批判”之所以必要，不僅因為這種制度、理論與社會經濟的歷史發展成反比，還因為它們統治著整個社會，尤其是維護它的理論，決不可能通過武器的批判清除，只有理論的批判才能清除。

再次，他的批判本身就是一種理論的建樹。在馬克思看來，科學研究和批判是統一的。他自豪地說：“商品中包含的勞動的這種二重性，是首先由我批判地證明了的。”在《資本論》中，有許多問題是通過批判而深化的。例如，他正是在批判分析“斯密教條”的基礎上，科學地闡明了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問題，并且通過分析其產生的客觀原因而接近社會表象，以順勢闡明資本運動的內在規定如何在社會表面上顛倒表現，從而能合理地用對象的內在規定來解釋社會表象，使理論具體化，同時也解決了斯密二重研究不能統一、李嘉圖企圖強制使之統一而破產的難題。另外，還有些領域，也是馬克思批判地開辟的。

最后，馬克思的敘述即邏輯過程本身也是批判的。他自豪地說：這是“通過批判使一門科學第一次達到能把它辯證地敘述出來。”更重要的是，他在《資本論》中，通過研究歷時態的資本運動的階段上升來推動理論規定的上升，即依次研究了資本主義起點、初級階段、較為發展階段“資本家幼蟲”鴝、單個資本家、總體資本家的經濟行為的逐步演變，隨著理論邏輯階段的上升，后一階段的理論規定就超越、揚棄了前一階段的規定。這是以理論的邏輯發展來實現理論的自我批判，來反映對象的歷史發展。

必須注意的是，馬克思理論的“對他批判”與“自我批判”是緊密聯系互動的。即以對古典學派的批判而言，由于斯密和李嘉圖所處的經濟時代很不相同，其理論都分別與他們對所處時代經濟過程的認識有關，所以對他們的錯誤只能在相關的研究階段分別批判，并分別成為進一步探索、自我批判的重要步驟。同樣的，馬克思由批判而實現的理論發展也反過來深化了原有的批判；至于對庸俗經濟學，《資本論》也是分階段有針對性地批判，并且也都是根據新階段的研究來批判的。

馬克思全面的科學批判具有巨大的科學價值，既有價值論層面、認識論層面，還有方法論層面，并且還可融入實踐過程中。他的批判又是歷史的，不是單單指向對象某一時點，因為資產階級本身及其制度是歷史發展的。《資本論》的整個理論過程是分階段上升的，同時又是對象范圍、研究條件、理論規定的分階段上升，體現了一種有生命力的不斷發展、自我批判。

三、現代政治經濟學也應注意張揚批判性

徹底的批判性是唯物辯證法的本質，是政治經濟學突出的優秀品格，是理論發展的重要機制，因而當然是當代中國繼承和發展政治經濟學的重要內容。就理論的批判而言，我黨及理論界都始終注意將經濟理論與中國的各個發展階段的具體實際相結合，進行“對他批判”和“自我批判”。在建國后，也努力批判地探索社會主義社會經濟發展的規律。歷史證明，這些“對他批判”和“自我批判”往往在關鍵時刻發揮重大的作用。遠的不說，進入新世紀后，我們就堅決地批判了國內某些人否定、曲解勞動價值論的錯誤，在結合新的歷史條件進行的創造性研究中，堅持、發展了這一理論。

但是，由于這些批判都是在較長的時間內根據不同時期的需要分別進行的，而“自我批判”往往是以理論創新的方式表現的，并且主要是在黨的重要文件中表述的，所以人們大都沒有將它與政治經濟學批判聯系起來，更沒有將它與“對他批判”聯系起來。因此，通過一種特定的理論形式將它們比較系統地以一定的邏輯表述出來，是很有必要的。這種理論形式就是政治經濟學的專著或教科書，特別是高等學校的教科書，因為它的受眾比專著更為眾多、廣泛，而且更系統、通俗，能長期發揮作用。

從現在的情況看，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對這種批判性的闡述還應該進一步明確和透徹，突出政治經濟學的批判性及其積極作用，既應將理論的發展即“自我批判”講透，也應有必要的“對他批判”。在介紹基本原理的發展時，應該闡明兩種批判之間的內在聯系。由于兩種批判無論從對象、內容上還是從形式上看都有所不同，因此，應該闡明，“對他批判”與“自我批判”都是理論發展的重要方面，并且兩者之間存在著互動關系。

首先，應該闡明我國經濟建設各個階段的理論創新就是一種“自我批判”。它是以基本理論為基礎、沿著它的邏輯、在特定的區域內發展的，是結合新的歷史條件使原有理論發生轉型，以聯系發展了的現實。我們現在的改革開放是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這決定了它既不能離開社會主義發展的方向、不能超越絕大多數民眾所能容忍的界限，又要超越、批判本本主義，結合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具體國情，結合市場經濟這一不可逾越的經濟形式，使基本理論具體化、中國化，這也是對發展了的具體過程的新規律、發展中遇到的困難進行批判性的探索、克服，也意味著它要根據改革開放的階段發展，檢測前一階段改革的方向及成就、問題，探索新階段的改革規律。這種“自我批判”也離不開“對他批判”，它是建立在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批判的基礎上，從中分離出一般過程，并且只讓它在經濟資源、而不讓它在政治資源的配置上發揮作用，更不是對世界流行的西方市場經濟理論的簡單照搬。

其次，應該有明確的“對他批判”。一方面，是對當達資本主義國家極力向外兜售的經濟理論，特別是它極力鼓吹的私有制、自由化的主張進行堅決的明確的批判。但也不宜簡單地套用馬克思經典著作直接批判，要有較強的針對性、說服力，還必須用最新的事實和發展了的理論來批判，說明它已經在俄羅斯的實驗中遭到可恥的失敗，說明它根本不適合中國國情、憲法，特別要說明我們現在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與西方經濟學的本質差別。對西方經濟學中專門針對現代市場經濟的研究，在借鑒的時候，一定要批判地分析其提出和應用的前提、條件，并結合我國現階段的實際情況對它進行改造。另一方面，是對經濟發展過程中不符合社會主義方向、不符合最廣大勞動群眾根本利益、不利于社會生態良性發展的事情或傾向、言行進行堅決的批判。馬克思說過：“在一切社會形式中都有一種一定的生產支配著其它一切生產的地位和影響。這是一種普照的光，一切其它色彩都隱沒其中，它使它們的特點變了樣。這是一種特殊的以太，它決定著它里面顯露出來的一切存在的比重。”我國憲法明確規定，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是公有制為主體。但現在很多人卻有意突破這一根本性規定，極力宣揚降低國有企業在整個社會經濟的比例和地位。這是一定要徹底批判的。在現階段，市場對社會資源的配置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并不意味著市場經濟就是盡善盡美的東西。無論在哪個時代、哪種社會條件下，市場經濟本身都存在著許多無法克服的弊病，而且在現實過程中，這些弊病都已經相當充分地暴露了。這也是必須提出和分析批判的。例如，實際的（不是理論的）市場經濟青睞有實力的主體，它通行的原則是表面上的公平，實際上是不公平的，其競爭機制會激起人們對財富的盡快、最大化地追逐，并導致財富過多過快地集中在實力強大的主體手中。它的調節大都是滯后的、以資源的損失和浪費為代價的。所有這些，都應該因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普照”而糾正。還有，在現實過程中，也有許多偏離改革大方向的事情發生，例如，當前不同人群收入差距擴大過快、基尼系數突破警戒線且居高不下，過度追求量的增長而忽視結構的優化、資源環境的保護，過度依賴資本的投入，個別黑心企業主盤剝虐待工人的現象存在，經濟腐敗急劇發酵等等，對這些不是少數、局部、偶然的情況，的政治經濟學理所當然地要進行必要的批判。當然，這種批判也不是簡單地套用改革開放以前的理論就事論事，而要依據現階段發展了的理論，即在基本理論基礎上結合新的階段、條件而轉型的理論來批判。

理論的發展不單純是自身的發展，還要在對別的理論進行批判的過程中展現自己的優越性和戰斗力。一種理論再好，沒有市場、沒有社會影響力，也沒有意義。如果人們對它“叫好不叫座”，那么它就失去了發展的動力。因此，批判地對待西方各種理論和社會思潮的挑戰，批判地將其中某些有借鑒意義的東西分離出來并加以改造，并且毫不留情地批判它固有的、違背中國國情的錯誤，已經成了擺在政治經濟學理論界面前的重要而不可推卸的任務和責任，也是提升政治經濟學“社會占有率”的重要舉措。

參考文獻

[1]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3]斯密.國民財富的原因和性質的研究（上冊）[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242.

[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181.

[6]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559.

[8]馬克思恩格斯（資本論）書信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9]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6卷（上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