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研究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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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這種充滿敵意的環境對1968年5月革命后所繁榮起來的學術文化的破壞，與暗地里它對學術文化的推進作用相比，程度上顯然要小得多了。本賽德仍然保持著公開的反對派形象，同時也是一位學院哲學家、托洛茨基派的政治激進主義者。眼下所評論的這本書的法語題目是《不合時宜的馬克思》(MarxL''''Intempestif)，它強調的是本賽德在思考和寫作這本書時正處于四面楚歌的境地。

事實上，在此書的初版和英文本出版之間的這段時間里，學術和政治環境對本賽德這本不妥協的革命著作都變得更加有利了。正如他在新序言中所說的那樣：“歷史……已經回到了它的本色”。在政治上，法國公共部門1995年11-12月的罷工促使了“左派的左派”的誕生。這個“左派的左派”反對法國社會黨總理利奧內爾·若斯潘與新自由主義的妥協，并參與了國際反全球化運動的發展。在學術上，法國者恢復了信心，他們的著作也有了新的支持者；這些都可以得到證明，例如在巴黎舉行了三次國際馬克思大會，對當代研究有重大貢獻的《馬克思批評詞典》也在法國大學出版社出版。

本賽德的這本書促進了的復蘇過程。法國人反對的重要方式就是反應遲鈍。當哈耶克與波普爾的爭論——冷戰早期最著名的爭論——成為英語世界的經典時，法國人才慢吞吞地作出反應。本賽德的主要對話者是英語學界中的分析學派，這個學派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試圖以社會科學的主流理論、尤其是“理性選擇”理論來重構馬克思理論的實質。在本書題為“階級斗爭不是游戲”的一章中就表明了本賽德對分析計劃的否定態度。

然而，本賽德的計劃并不僅僅是對已有傳統的肯定。由于不滿馬克思的多元性，他提出了自己對馬克思的解讀。這種解讀暗示了一種激進的與非決定論版本的歷史唯物主義。社會主義革命并不是歷史目的發展不可避免的結果，而是取決于“政治和戰略的危機時刻”，取決于人類行動者對他們既不能完全理解也不能控制的斗爭環境的預測和干預。本賽德把重點放在戰略上是這一版本的的魅力之所在，但又是尚需探討的方面。

在這本很長而復雜的書中，有兩個主題非常突出。第一個就是歷史概念的系統化，這在很大程度上歸功于德里達在《馬克思的幽靈》中所提出的“不幸”思想。對本賽德的馬克思而言，時代總是在脫節，歷史就是“時代的不一致”，就是在偶然性不能消除和結果不能預定的過程中相互不兼容的趨勢的交匯。第二個也是最初的主題則是本賽德所提出的被馬克思稱之為“德意志科學”的思想，對馬克思的理論計劃的影響。本賽德認為，在馬克思《資本論》的概念結構中可以發現謝林和黑格爾提出的“反牛頓”的自然概念和19世紀中期流行于德國的自然唯物主義的影響。青年馬克思信奉“激進的一元論”，渴望一種關于人類和自然的本質的單一科學。當代自然科學如混沌理論則支持了青年馬克思的這種信念。《資本論》所描繪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運轉的方式類似于那些復雜的自然系統的運轉方式。在這些復雜的自然系統中，由于對初始條件的敏感性，所以系統的行為是非線性的。除了為馬克思的資本批判提供認識論上的保證之外，這種類似性也為與生態學之間的交融奠定了基礎。《適合我們時代的馬克思》仍然是一種異端思想活躍的標志。與此同時，資本主義的合法性再次受到挑戰。(資料來源：AMarxforourtimes:adventuresandmisadventuresofaCritique;DanielBensaid,NewYork:Verso,2002;reviewedbyAlexCallinicos;PerspectivesOnPolitics;Vol.1,No.32003)

篇2

關鍵詞：馬克思哲學；本體論；概念框架

一

今天我們常常遇到這樣的判斷——馬克思實現了某種本體論革命。但是這個判斷已經蘊含了一個前提，即從本體論的視角進行馬克思哲學理解。其實，從邏輯的先后順序上看，是海德格爾創造了或者說實現了本體論革命，而不是馬克思：海德格爾顛覆了本體論，并在新的意義重建了本體論。這種重建是在對傳統形而上學做了深刻的反思之后進行的一次哲學革命，是哲學史上重要的里程碑。海德格爾的這種創造一方面是對傳統本體論哲學的一次大決裂，同時在另一方面，由于他采取的不是完全拒斥和拋棄的態度，而是內核重建的新本體論態度，這也是對西方本體論哲學生命的給養和拯救，實現了廣義上的本體論的延續，開始了一條具有現代特色的本體論道路。

應該說，任何一位哲學家，必是要面對先行的哲學家的思想，通曉其歷史，針對現實的生活而做出批判的。他所處的生活世界不僅包括現實的人和社會的物質活動，也包括傳承下來的思想所構成的思想世界（也就是如波普爾所說的世界Ⅲ）。當哲學家面對“思想”的“現實生活世界”時，它由以進行的批判是在兩個方面的因素下成為可能的，一是哲學家的個人思想旨趣，一是思想得以表述出來的概念框架。以往我們常常在思想本身與現實生活世界的二元關系中去理解哲學，仿佛關切到現實的思想與表現的形式都是歷史的必然產物，而在肯定之余，忽視了思想對表現形式(概念框架)的選擇性和依賴性。而這個概念框架，與哲學家所處的學術傳統、文化傳統都有極其密切的關系，甚至包括個人在表述方式上的興趣側重。所以，我們應該給予它選擇以足夠的理性重視，使對哲學的認識進入到“思想—概念框架—現實批判”的三元環節的理解生態中去。

以海德格爾為代表的一部分現代西方哲學家，對傳統哲學的思想批判聚焦于本體論，對“貫穿”于西方哲學兩千年的“本體”概念進行了解構與重釋。但是，這里需要我們注意的是，從古希臘哲學流衍至近代哲學并進而“延續”到現代哲學的本體論哲學，不是一個先驗的事實，它毋寧說是包括海德格爾在內的一批現代西方哲學家“選擇”和“創造”的結果。哲學家對現實的關注在形式上必要以哲學的批判來實現、來表達，這種批判不是憑空而來的，而是“建立在通曉思維的歷史和成就的基礎上”，以今日之時代精神的把握去反思昔日之哲學的。由于任一種哲學思想必在一種概念框架上得以構建，甚至概念框架本身也是一種歷史的構建，那么，作為批判者的后來的哲學，無論在思想上還是在概念框架上，必是繼承與批判、肯定與拒斥交織相成的。對于概念框架，表現為批判、拒斥它的某一些方面，而在另一些方面則表現為一種繼承。這種在形式上的拒斥和繼承是與哲學家所接受的傳統以及個人旨趣密切相關的，并且，在思想未在其上建立之前，抽象地談論框架形式的優劣對錯是毫無意義的。然而，這恰恰也是最為復雜的，因為思想的建立和概念框架的形成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過程，對哲學概念框架做出某種的理解或指認之后，它在一定程度上就好像一種“先驗的結構”了。語言創造了世界，我們生活在語言之中，就是這個層面的解釋。我們往往刻意地突顯了二者在時間上同時生成的整體性，因而不予區分對待，而忽視了其在邏輯構建上的張力結構。

二

再來看看馬克思的哲學。今天對馬克思哲學的本體論思考態度，無論是拒斥還是贊同，是贊同這一種還是主張那一種，都是在各自視角下的“整體”合理性，而不是在“概念框架之間”有意識地保持張力性的對話。這一點類似于傳統理解將整部哲學史進程劃分成唯物唯心的斗爭史，在一種既定的框架內去追溯和塑造歷史，并安居在這個整體之下，這種弊病在今天很大程度上已經突顯出來。相應地，就本文討論的話題，我們應該將馬克思哲學的本體論理解放入一種較寬松的視野中去，不要將理解變作一種本體論“指認”，在哲學和它的本體論理解之間，加入對“概念框架”的適度呈現，不要將這個存在著的理解框架放在反思之外。

略覽馬克思的哲學文本，并未有對本體論做出系統的論述，這說明至少就思想表現的“形式”上，揚棄、改造本體論不在他的視野之中。也就是說，馬克思在面對傳統哲學而進行反思與批判的時候，在創造他的新哲學的時候，為他的新哲學尋找概念框架的時候，并未以本體論作為切入點，作為思考的主線來展開。個人的學術傳統甚至興趣偏好使得一個哲學家在概念框架選擇方面的可能性空間很大，所以我們毫無必要將其完全“歸約”到本體論哲學的譜系中去，進行本體論框架選擇的主觀確認，甚至在馬克思創造他的哲學之前就先知般地肯定這種框架的必然性，突顯其積極意義。

從物質本體論向實踐本體論、社會存在本體論等新本體論理解的轉變，誠然是對馬克思哲學深化理解的結果，但毋庸諱言，它仍是諸多理解視角的一種，這里內涵了西方哲學對本體論理解上的變革，沒有后者的啟示借鑒，馬克思哲學本體論理解是不會成立的。甚至單單就“物質本體論”這個稱謂，一定程度上都是現代西方本體論哲學框架下思考的產物。因為它指稱的是對馬克思哲學的一種理解，一種以“物質”為闡釋起點的理論構建，將這種構建稱之為“物質本體論”的幾乎不是堅持這種構建的人，更多的恰恰是它的反對者，物質本體論是一個被批判的對象的名稱。這樣，一方面將原來的馬克思哲學構建斥為傳統本體論思維方式的產物，又在另一方面，通過“本體論”的關聯，“拋引”出現代意義上的馬克思哲學本體論理解。所以，連“物質本體論”在一開始也都內涵了對本體論的確認，使討論不是在“為什么是本體論”而是在“為什么是這樣一種本體論”的層面上進行開來，將對馬克思哲學的思考導引至“它究竟是那一種本體論”的方向去了。

這種傾向與馬克思哲學的被模式化的歷史有關，與我們對西方哲學的理解態度的轉變有關，前者要求我們對傳統理解進行批判，后者驅使我們在積極尋求可資借鑒的思想。我們應該贊成基于視角切換的理解，實現馬克思哲學與現代西方哲學實現融通，但無論如何不是受一種基礎統攝主義情結的驅動，陷入非此即彼的簡單切換，針對馬克思哲學進行某種本體論的“確證”。

馬克思哲學本體論理解是一種現代本體論哲學概念框架下的理解。它以被創新了的本體論視角對馬克思哲學加以審視，以“哲學史”上“傳承”下來的獨特話語加以構建。對于長期以來馬克思哲學的僵化理解狀況，本體論概念框架本身的相對陌生性和疏離性的確為理解視角的轉換創造了相當的空間。傳統模式化理解使馬克思哲學的某些具體論斷成為可以隨處套用的萬能公式，失卻了哲學特有的反思性和批判性，自身的概念框架由于僵化的教條磨滅了其思想上的深刻性。在這種教條語錄的模式所帶來的“理解疲勞”，使馬克思哲學的現實性和批判性，不是被充分、準確地突顯，而是被埋沒，所有的“重申”仿佛只是在原概念框架之結點的“重新描畫”，這種重描的工作由于對結點的相對不敏感而成為“被突顯的無”，大大降低了深刻的現實意義。基于原本框架的理解道路仿佛走不通，而在另外一個方面，現代西方本體論哲學在思想上對傳統哲學有著深刻的反思和批判，對現實有著深切的關注和思考，它的思想成果對馬克思哲學的重新理解起到了相當積極的促進作用。這就是馬克思哲學本體論理解的最初契機，是一種概念框架上的視角切換的合理依據。

我們的確應該更加關注哲學間的通約性，但如果超越概念框架的相對獨立性，去實現相互的理解，表面上看似繞過概念框架的層面，其實恰恰在概念框架層面上做出了獨斷，將一種概念框架納入到另一種，必將造成理解上的新的誤導。通過上面的分析，對于當下的馬克思哲學本體論理解可以借鑒的是：首先，我們并不要突顯馬克思哲學和現代西方本體論哲學的絕對差異，而是要明確這是由兩種不同概念框架構建起來的哲學思想，它們不在概念框架的層面上一致，不在此處呈現“同質”的“像”。不要以其中的一個化約另外一個，因為恰恰是概念框架的差異體現了它們各自哲學的傳統延承和致思特點。

三

我們要積極實現是各自內在思想的相互通約，共同實現對話與交流，對現實的生活世界給予更多的關注，進行深刻的反思和批判，而不是語言表述的切換。然而，接下來的問題可能是，當下的馬克思哲學本體論研究不正是在實現兩種哲學的通約么？如果是的話，突顯概念框架，指出其中存在的“對概念框架的僭越”意義何在呢？我的看法是，從一種事后表征的意義上說，這種概念框架的確達到了一種通約和對話，但就對話的“當事者”而言，則不同程度上形成了一種概念框架的僭越。歷史上，馬克思哲學與現代西方哲學二者的關系經歷了一個比較曲折的過程。在過去相當漫長的一段時期，現代西方哲學作為資產階級思想一直被批判和拒斥，這是一種將現代西方哲學納入馬克思唯物主義概念框架的思想，這是一種否定性的對他者的批判。與此不同的是，今天將馬克思哲學納入本體論框架的理解，則是一種對肯定性的自我理解的探索。但無論如何，它們都是無視概念框架的差別性去理解哲學。

今天馬克思哲學基礎研究的部分現狀是，視角的切換發展成了對馬克思哲學進行本體論確證的“矯枉過正”。由于當下馬克思哲學研究的這種強烈的構建情結，我們將看到，即便在現代本體論框架內部的研究前景仍舊很不明朗。以“本體”去“切合”馬克思哲學，由于對馬克思哲學的理解背景和關注側面不同，這個引入的概念框架必將得出不同的理解結果，陷入新的本體論之爭。值得注意的是，在這里，“本體論之爭”已經不單單是一個描述，指出這是一場關于“馬克思哲學是何種本體論”的爭論，而更是一個判斷，是指爭論陷入了“本體論”之轍。為了澄清概念上的含混，我們可以區分為兩種本體論。一種是舊的傳統形而上學所蘊含的那種本體論及其思維方式，它追求超驗、永恒和絕對，且具有統攝整體的作用，是被理解對象的核心、基礎和實質。這種本體論，是包括馬克思哲學和現代西方哲學在內都予以拒斥批判的。另一種是由現代西方本體論哲學及其思維方式，它反對追求超驗，反對實體性思維，是通過對哲學史的反思，在批判舊本體論哲學基礎上加以構建的。前一種是傳統本體論理解，后者是現代本體論理解。馬克思哲學理解由于與現代西方哲學有許多一致的哲學關懷，因而在現代本體論哲學視角下進行自我審視必會產生許多啟發的精當之處。然而，當第一個聲音將馬克思哲學的傳統模式理解定位為物質本體論，并對本體論本身給予一種批判的寬容，指出馬克思哲學是另一種本體論時，已經在概念框架切換的同時，進一步將馬克思哲學的理解變成一種理解的結果，在新視角引入的同時，進一步將問題的對話交流變成對某種“實質”的確認。這種馬克思哲學理解發生了過度的超越，它非反思地將理解的問題變成“是何種本體論”的討論問題，許多思考都從這里作為起點。于是，諸如“實踐”、“社會存在”、“歷史”或者“生存”等本體論主張先后被提出，形成一種在現代西方哲學本體論概念框架上對馬克思哲學進行二級框架的構建和理解。馬克思的哲學從過去的“傳統哲學”，而今轉而又變成了一種“現代西方本體論哲學”，成為一種自我遮蔽的自我解蔽。這種本體論的確證，使思考圍繞如何最“深切”最“真實”地把握馬克思哲學開展起來。而不易覺察的是，對馬克思哲學的重新理解，使馬克思哲學一方面作為一種哲學，一種反思批判精神而存在，另外又儼然被置于被認知的“對象”，變成了一個二階的“自然物”，使理解變成它自己的反面，成為一種“高級”的傳統本體論哲學了。這是無論馬克思哲學還是現代西方哲學都拒斥的，然而，由于它的這種“二階性”，并隨著現代本體論理解的合理化和突顯，使得這種運思方式極為隱蔽且不易加以批判。傳統和現代本體論的理解混淆在一定程度上規避了當下許多針對本體論理解的指責，在已經形成范式的“究竟是那一種本體論”的爭論之中，諸如“為什么是本體論”的這些指責往往被反指責為沒有看到現代本體論理解的現實意義。于是，恰恰這個現代本體論理解下深藏著的二階的傳統本體論的運思方式被的保護帶保衛下來了。

JournalofYunnanFinance&EconomicsUniversityVol22，No6這是一種隱蔽的傳統本體論思維方式的復歸，它從來沒有遠離我們，只不過以往本體論斷言的對象是世界本身，而現在的對象是馬克思哲學。馬克思哲學本身的哲學性，和它作為認知對象的對象性，交織在一起。正如兩種本體論理解交織在一起一樣，它將“本體的視角”變成“本體的確證”，變成高級而不自知的傳統本體論范式。它將問題的“前提的批判”變成對馬克思哲學理解的“基礎的發掘”，仿佛只有確證了一個合理的恰切的本體，才能理解馬克思哲學的內涵，才能構建出真實準確的現代形態。事情絕非簡單，我們已經看到，本體論不僅勾連著至少兩大哲學概念框架，且還涉及馬克思哲學內部對其思想構建的不同理解傳統，著眼點的不同、理論框架的背景的不同，都使本體論確證變得十分困難。哲學的理解如同歷史上對世界進行本體確證一樣，在各自的合理性肯定的基礎上各說各話，造成思想的混亂，智力資源的浪費，唯可在事后思索的表征思維中獲得積極意義。不容樂觀的是，當下的本體確證工作將是一個無止境的努力，它基于一種統攝主義和狹隘的構建情結，認為馬克思哲學唯有在這種合理的本體上和由之而形成的框架上方可被真實突顯自身意義。這種本體論研究進入到了一種集體的無意識，每一次的努力都想將本體確證下來，去完成對馬克思哲學的時代性構建，去“實現哲學”，推進哲學的現實化。但是，恰恰確證在一開始就在各種道路上相互拒斥，各自申訴合理性的話語變成一種“獨白式的對話”“封閉式的交流”，使基礎理論在一開始播下了注定爭論不休種子，停留在自我的小圈子里循環申辯。

于是，無意識地形成了一種準經院哲學，陷入“真正的事情還沒有做”的自我悖論。它以深切關懷現實的初衷，反而將哲學理解變得經院化，二者交織在一起，不易厘清，更無談進行準確地批判。每一種本體論觀點都以自我的合理性去批判對方的“不合理性”，必將造成馬克思哲學的本體論哲學構建困境，陷入新一輪超越概念框架的誤區。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俞宣孟.本體論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3］高清海.高清海哲學文存［M］.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4］孫正聿.哲學通論［M］.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8.

篇3

馬克思在定義工人的“必要勞動時間”時說：“如果工人每天的生活資料的價值平均代表6個物化勞動小時，那末，工人要生產這個價值，就必須平均每天勞動6小時。如果他不是為資本家勞動，而是獨立地為自己勞動，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他平均一天同樣要勞動這么多小時，才能生產出自己的勞動力的價值，從而獲得維持或不斷再生產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資料。”但是，工人在不為資本家勞動、“獨立地為自己勞動”的情況下，“其他條件”怎么會“相同”呢？

本文將討論馬克思《資本論》剩余價值理論中一個嚴重的邏輯錯誤，并且證明使用“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的概念來證明資本利潤來自對勞動者的剝削是沒有說服力的。

課題的意義

卡爾·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在中國仍然占據著經濟理論的中心地位，具有深遠的影響。中國引進市場經濟后，出現了經濟理論嚴重脫離實際的情況。例如，在市場經濟中是供求關系決定商品價格，而根據馬克思的經濟理論，是勞動價值決定商品價格；發展經濟需要大量引進利用外資，但是政治經濟學認為資本利潤來自剝削。盡管如此，很多中國經濟學界的重要人士，仍然頑固地堅持原有觀點（1，2）。經過多年的政治宣傳和理論教育，“資本家靠剝削發財”已經在中國勞動階層的思想意識中根深蒂固，馬克思的勞動價值學說是工人理論家激烈批判私有化改革理論的基本依據（3）。中國高等院校的經濟學教科書仍然以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為主線，僅僅略微增加了一些有關市場經濟的內容。雖然有人發出了“改寫政治經濟學”的呼吁（4，5），但是至今未見行動跡象。對于在大學中講授西方經濟理論，有人提出僅僅“述而不批”或者“批而不透”是不行的，必須“用的立場、觀點和方法進行深入的評析”（6）。中國基本經濟理論的滯后狀態，可能成為阻礙中國進一步改革開放的障礙，在經濟發展遇到困難時，甚至可能成為走回頭路的推動力之一。

中國的經濟學家現在面臨一個尷尬的局面：一方面，馬克思的經濟理論嚴重脫離實際，既不能解釋各種經濟現象，又不能指導制定經濟政策；另一方面，由于在中國的獨特地位，無法把馬克思的經濟理論放在一個客觀的位置上，批判其中違背客觀實際的部分，利用其科學成分。

由于勞動價值論是馬克思經濟理論的基礎，中國很多經濟學家正試圖通過修正勞動價值論，走出這一兩難境地。例如，有人提出不僅活勞動（人的勞動），而且物化勞動（機器等）也能夠創造價值，試圖在不違背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前提下，為資本利潤的來源找到一種正當解釋（7）。雖然他們小心地遵循著馬克思的思想方法，但是仍然受到了激烈的反駁（8，9）。

筆者認為，盡管面對經濟現實，馬克思的經濟理論捉襟見肘，但是仍然占據著中國經濟理論的主導位置，除了政治因素，還有三個重要原因：

（一）勞動價值論無法在實踐中進行驗證。

根據勞動價值論，商品價格取決于其勞動價值。但是，馬克思又說，同樣時間不同種類的勞動創造的價值量是不同的，而且商品價格可以隨供求關系的變化而圍繞商品價值上下波動。因此，在僅有的兩個可以實際測量的參數──商品價格和勞動時間──之間，存在兩個不確定的環節，即：

勞動時間和勞動價值之間的關系

商品價格和商品價值之間的關系

因此，對勞動價值論的定量分析根本無法進行，最多只能責問一聲：有些商品的價格，偏離其勞動價值的幅度是否太大了？（10）無法使用實際數據驗證理論，正是中國經濟學家圍繞勞動價值論多年激烈爭論卻不能得到一致結論的重要原因。筆者認為，關于勞動價值論的爭論是毫無意義的。

（二）反對馬克思的人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釋資本利潤的來源。

馬克思的理論在解釋利潤來源時，直觀易懂：人類肌肉和大腦的勞動創造了價值，沒有生命的貨幣、機器和土地不會創造價值，因此利潤只能來自對勞動者的剝削。反對馬克思的人只是堅持資本和土地作為一種生產要素，應該和勞動一樣獲得報酬。這種解釋與其說是理論，還不如說是對現象的寫照，因此缺少說服力。

（三）反對馬克思的人，有一種錯覺，即馬克思的經濟理論，在邏輯上是正確的。如果存在問題的話，也只是其基礎──勞動價值論──存在問題。

馬克思及其追隨者們，特別喜歡引用一百多年前一個反對者的話：“駁倒價值理論是反對馬克思的人的唯一任務，因為如果同意這個定理，那就必然要承認馬克思以鐵的邏輯所做出的差不多全部結論。”（11）這段話是這種錯覺的起因還是加強了這種錯覺，已經無從考證。但是可以肯定，正是這種錯覺使得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批判幾乎全部集中在勞動價值論上。

然而，仔細研讀《資本論》，可以發現，至少在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中存在嚴重的邏輯錯誤，本文將主要討論馬克思在定義工人必要勞動時間時的一個錯誤。

一個無法成立的“如果”

我們知道，馬克思把工人的勞動時間劃分為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時間兩部分。他認為，生產資料的所有權要求雇傭勞動者提供額外的勞動：“凡是社會上一部分人享有生產資料壟斷權的地方，勞動者，無論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須在維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勞動時間以外，追加超額的勞動時間來為生產資料的所有者生產生活資料”（12）。

這種思想在農業生產中是基本正確的。因為一個農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和在地主的土地上耕作，僅僅是勞動地點不同，勞動效率是基本一樣的，例如，生產一千斤谷物所需要的總的勞動時間是差不多的（和地主雇傭的其他農民合作、使用較好的農具，會提高一些勞動效率），因此，農民只能在相當于生產自己生活資料的勞動時間之外，增加勞動時間來補償地主的土地所有權。

但是，在工業生產中，情況不是這樣。因為工人在工廠里勞動時，與其他工人合作并使用機器，和他作為個人、在家里獨自使用簡單的工具從事生產相比，勞動的效率要高得多。

馬克思剩余價值理論的模型是：一個工人每天在工廠勞動12小時，創造的價值量是12個物化勞動小時（馬克思用來衡量價值量的單位，以下簡稱為“價值單位”。工人每小時創造的價值量是一個“物化勞動小時”，即一個價值單位）。然而他一天所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只有6個價值單位。資本家把新創價值的一半（6個價值單位）作為工資，支付給工人。另外6個單位的價值，即剩余價值，被資本家無償占有，成為他的利潤。在這個模型中，工人的必要勞動時間和剩余勞動時間均為6小時。剩余價值率（馬克思用來衡量剝削程度的指數）是

6/6=100%

馬克思在定義工人的“必要勞動時間”時說：“如果工人每天的生活資料的價值平均代表6個物化勞動小時，那末，工人要生產這個價值，就必須平均每天勞動6小時。如果他不是為資本家勞動，而是獨立地為自己勞動，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他平均一天同樣要勞動這么多小時，才能生產出自己的勞動力的價值，從而獲得維持或不斷再生產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資料。但是，既然工人在生產勞動力日價值（如3先令）的工作日部分內（即6小時內──引者注），只是生產資本家已經支付的勞動力價值的等價物，就是說，只是用新創造的價值來補償預付的可變資本的價值，所以，這種價值的生產只是表現為再生產。因此，我把進行這種再生產的工作日部分稱為必要勞動時間，把在這部分時間內耗費的勞動稱為必要勞動。這種勞動對工人來說所以必要，是因為它不以他的勞動的社會形式為轉移。這種勞動對資本和資本世界來說所以必要，是因為工人的經常存在是它們的基礎。”（13）

這段話有幾層意思：

（1）如果工人每天生活資料的價值平均代表6個物化勞動小時，那末，工人要生產這個價值，就必須平均每天勞動6小時。

（2）如果他不是為資本家勞動，而是獨立地為自己勞動，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他平均一天同樣要勞動6個小時，才能生產出自己的勞動力的價值，從而獲得維持或不斷再生產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資料。

（3）這6個小時的勞動只是勞動力價值的再生產，所以稱為“必要勞動”，這6個小時就是“必要勞動時間”。

（4）這種勞動對工人來說是必要的，因為不論他是為資本家勞動還是為他自己勞動，他都必須進行這部分勞動。

（5）這種勞動對資本家來說是必要的，因為資本家需要工人能夠長期進行勞動，而且不斷有新的年輕工人接替年老的工人。

然而，上述第二點是存在問題的。工人在不為資本家勞動、“獨立地為自己勞動”的情況下，“其他條件”怎么會“相同”呢？資本家之所以成為資本家，是因為他預付了貨幣，準備了機器等各種生產資料，把工人組織起來，實行分工和協作，使生產這種商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大大縮短。一個工人“獨立地”勞動，怎么會有這些條件呢？

根據馬克思的理論，商品的價值并不取決于生產商品實際消耗的勞動時間，而是由生產這種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14）。如果某種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6小時，價值是6個價值單位，那么，一個人即使耗費了12個小時才能生產出一件這種商品，他的產品的價值仍然只有6個價值單位，而不是12個價值單位。

由于一個工人獨立勞動時沒有和工廠相同的“其它條件”，所以，他生產同樣的產品勞動時間要長得多，但是產品的價值只能按照“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計算，因此他要在家里創造出6個價值單位的產品，勞動時間將不止6小時，而是幾倍甚至幾十、幾百倍于他在工廠里的勞動時間。保守一點，我們假設需要兩倍于他在工廠勞動的時間，即12個小時。

根據馬克思的定義：“必要勞動時間”等于生產生活資料的價值所需的勞動時間。對于一個工人來說，他原來為自己勞動時，獲得一天生活資料的價值，需要工作12小時。現在他在工廠里，也是勞動12小時才能獲得一天生活資料的價值，那么對他來說也就無所謂剩余勞動時間了。

如果我們假設生產同樣的產品，獨立勞動需要的時間是在工廠勞動時間的一倍以上，就可能出現負的剩余勞動時間，即工人在工廠勞動比獨立勞動更合算（見表1）。

也就是說，馬克思僅僅注意到“必要勞動”的必要性，是不以工人勞動的社會形式為轉移的；但是他沒有注意到，必要勞動時間的長短卻是隨勞動的社會形式的變化而變化的。

表1：對工人勞動時間的分析

在工廠勞動

（生產一件產品需要6小時）獨立勞動

（方式I，生產效率為工廠的50%，生產一件產品需要12小時）獨立勞動

（方式II，生產效率為工廠的25%，生產一件產品需要24小時）

勞動時間

（小時）121212

產量

（件）210.5

產品價值

（例中產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等于工廠生產所需的勞動時間，即6小時；每件產品的價值是6個價值單位）1263

工人得到的報酬6

（工人得到新創價值的一半）6

（工人得到全部新創價值）3

（工人得到全部新創價值）

必要勞動時間

（每天生活資料的價值量為6個單位）6小時12小時24小時

對工人而言的

剩余勞動時間

（等于在工廠里的總勞動時間減去獨立勞動時獲得同樣報酬所需的勞動時間）12-12=0（根據獨立勞動方式I計算）

12-24=-12小時（根據獨立勞動方式II計算）

對資本家而言的

剩余勞動時間

（等于工人在工廠里的總勞動時間減去創造工人工資的價值所需的勞動時間）12-6=6小時

對于工人和資本家來說，剩余勞動時間可以是完全不同的，工人在工廠勞動，使用先進的機器，和其他工人合作，必要勞動時間比他獨自勞動時要短得多。因此馬克思遺漏了一個極其重要的事實：對于工人和資本家來說，剩余勞動時間可以是完全不同的。

馬克思的那段話實際上具有完全不同的含義：“如果工人不是為資本家勞動，而是獨立地為自己勞動，由于其他條件完全不同，他平均一天要勞動更多的時間，不僅可能超過6小時，而且可能超過12小時，才能生產出自己的勞動力的價值，從而獲得維持或不斷再生產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資料。因此他在工廠里勞動可能比自己獨立勞動更加合算。工人在工廠里勞動，不僅可能不受到剝削，反而因為和現代化的生產方式融為一體，使自己的勞動生產率大大提高，盡管他只能得到自己勞動成果的一部分，實際報酬仍然比自己獨立勞動時高得多。”

對于工人來說，在工廠勞動無所謂剩余勞動時間。但是對資本家來說，由于他準備了機器、組織工人相互協作，提高了他們的勞動效率，降低了工人的必要勞動時間，所以從他的角度看，工人是存在剩余勞動時間的。從這種意義上說，資本利潤的確來自這些剩余勞動時間。

但是，能不能因此就說資本家剝削了工人？不能。因為剩余勞動的出現，來自勞動效率的提高，而勞動效率的提高，來自使用機器和工人的協作，而這一切均是資本的貢獻。

把勞動效率提高產生的成果強行歸給工人，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公平的，是不利于經濟發展的。借助汽車，人們可以縮短從一地到另一地的時間，但是誰也不會把時間的節約歸功于乘客的兩條腿。因為這樣的話，就沒有人愿意制造汽車了。

把工人必要勞動時間以外的工作時間稱為“剩余勞動時間”是不準確的，這段時間實際上是資本的“必要勞動時間”：維持投資者繼續投資興趣的“必要勞動時間”。利用資本，工人可以大大提高自己勞動的效率，獲得獨立勞動時不可能得到的報酬。資本和勞動的交換，對雙方都是有利的。因此，工人為資本工作，為維持投資者投資興趣而工作，也是在為自己工作。

我們可以看到，和分析商品交換時一樣（15，16，17），在分析勞動和資本的交換時，也要考慮“勞動時間”以外的因素，例如不同勞動條件下生產效率的差別。工業生產方式中這種差別非常顯著，是不能忽略的。因此，不能簡單的認為和地主一樣，資本家也只能通過無償占有剩余勞動的價值才能獲得利潤。在工業生產方式中，使用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概念來證明資本的利潤完全來自剝削，是沒有說服力的。

錯誤的原因

人們可能難以理解，為什么偉大的博學家馬克思會犯如此簡單的錯誤，把一個影響波及全人類的重要理論，建立在一個可能性等于零的假設上。筆者認為，問題在于

（一）馬克思沒有正確理解人類從事商品交換活動的本質動機。

馬克思說“商品的物質區別是交換的物質動機”（18）。也就是說人們相互交換商品是為了互通有無。但實際上不是這么簡單。

亞當·斯密有一個經典的關于商品交換的例子：“在資本累積和土地私有尚未發生以前的初期野蠻社會，獲取各種物品所需要的勞動量之間的比例，似乎是各種物品相互交換的唯一標準。一般地說，狩獵民族捕殺海貍一頭所需要的勞動，若二倍于捕殺鹿一頭所需要的勞動，那么，海貍一頭當然換鹿二頭。”（19）也就是說，捕殺海貍的漁夫和捕殺鹿的獵人，為了互通有無，按照“等量勞動相互交換”的原則進行交換。然而仔細分析一下就能發現實際上并非如此簡單。

我們假設一個漁夫可以用兩天的時間捕殺一頭海貍，一個獵人可以用一天的時間捕殺一頭鹿，他們兩人在市場上交換各自的產品。

斯密沒有告訴我們如果獵人去捕殺一頭海貍的話需要幾天時間。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如果獵人也能夠用兩天或不到兩天的時間捕殺一頭海貍，他就會自己去捕海貍，而不是花兩天時間先去捕兩頭自己不需要的鹿，然后再來和漁夫交換一頭海貍。因為這至少將額外增加交換產品的麻煩。就好像我們不會用5元錢買一本我們不需要的書，然后去旁邊的柜臺費一番口舌換一枝價格為5元的鋼筆。我們肯定是直接去買那枝鋼筆。

獵人不直接去捕海貍，而是去捕鹿，然后再用兩只鹿換一只海貍，充分說明對于他來說，間接地得到海貍比直接捕殺海貍對他更加有利，最可能的原因是：只要花費較少的勞動。因此，獵人捕殺一頭海貍肯定需要兩天以上的勞動時間。我們不妨假設是三天時間（這是一個很保守的數字，但是足以說明問題）。

因此，當海貍和鹿的交換比例時1:2時，獵人用兩天的勞動產品：兩頭鹿，可以換得他本來需要三天時間才能獲得的一頭海貍，因此他可以節約一天的勞動時間。

獵人需要一頭海貍，這是他參加商品交換的出發點（他為什么需要海貍不是經濟學研究的問題），但是，這不能成為他進行商品交換的根本動機。因為他完全可以自己去捕殺所需要的那頭海貍。僅僅因為先捕殺鹿，然后去交換海貍可以節約勞動，他才選擇了和專業的海貍捕殺者──漁夫──交換各自的勞動產品。

獵人捕殺海貍之所以需要較多的時間，可能是因為他沒有足夠的經驗、合適的工具、居住地離開海邊較遠等等因素。

同樣道理，漁夫需要鹿，不能成為他參加商品交換的理由。因為他完全可以自己去捕殺所需要的鹿。僅僅因為先捕殺海貍，再去交換鹿可以節約勞動，他才選擇了和專業的鹿捕殺者──獵人──交換勞動產品。

漁夫捕殺鹿之所以需要較多的勞動時間，可能同樣因為他沒有足夠的捕鹿經驗、合適的工具、需要額外的時間進山等等。

因此，商品交換的本質動機是節約勞動，而互通有無僅僅是商品交換的表面動機。

由于我們（包括馬克思）身處一個商品經濟已經非常發達的社會，當我們需要某種物品時，我們首先想到的是去商店購買，而極少考慮自己制造的可能性。當孩子要吃巧克力時，我們總是花幾塊錢去商店買一包，而不是花費整個星期天的時間自己在家里制造，盡管這樣可以徹底杜絕孩子吃到偽劣產品的可能性。人類自己制造所需物品的念頭，已經隨著商品經濟的高度發達而退化得差不多了。反映在經濟學中，就是錯誤地理解商品交換的本質動機僅僅是互通有無。當代經濟學把“偏好”作為商品交換的出發點顯然也是存在問題的。

由于馬克思在商品交換過程中只注意到了商品的物質區別，而沒有注意到交換雙方獲得同樣的物品需要不同的勞動時間（這種差別正是商品生產者利潤的來源（15，16，17））。因此在討論勞動和資本的交換時，他沒有注意到同樣的勞動時間對交換雙方具有完全不同的意義，也就不可能發現：從工人的角度看，必要勞動時間可能等于或者大于在工廠的總勞動時間（分別對應表1中獨立勞動方式一和二）。

工人向資本家出賣勞動力，用自己的勞動換得貨幣，僅僅是問題的一個方面。被馬克思忽視的另一個重要方面是，工人因此得到的貨幣要多于自己獨立勞動、然后出售產品所能獲得的貨幣。勞動和資本結合后所產生的利益增值，是雇傭勞動者和雇主可以長期和平共處、雇傭制度得以穩定存在的基礎。

（二）馬克思沒有把對工業生產方式的理解應用到對勞動和資本交換過程的研究中去，仍然使用農業時代的觀點看問題。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詳細地討論了分工、協作和使用機器對商品生產的影響，說明他對工業時代已經有了深入而細致的研究。然而他是在建立了剩余價值理論的框架、確定資本利潤只能來自工人的剩余勞動之后，才引入這些范疇的。這充分說明他的剩余價值理論并沒有考慮工業生產方式不同于農業生產方式的獨特之處。因此，在研究工人勞動報酬問題時，他只注意了“勞動時間”一個因素，卻忽視了在不同的勞動條件下，同樣時間的勞動會創造不同量的價值。

馬克思有一個錯誤的觀點，他說：“在價值生產上，多數始終只是許多個數的總和。因此對于價值生產來說，1200個工人無論是單獨進行生產，還是在同一資本指揮下聯合起來進行生產，都不會引起任何差別。”（20）這是和他自己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理論完全自相矛盾的。協作可以縮短生產商品的時間。因此，在同樣的時間里，1200個工人相互協作，生產的商品數量肯定多于1200個單獨勞動的工人。根據馬克思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理論，商品的價值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同樣的商品具有相同的價值。因此，1200個工人協作勞動創造的價值肯定多于他們分散勞動的結果。

（三）馬克思的論述方式存在問題，很多非常重要的問題沒有展開，沒有加以仔細的推敲，因此難以發現自己的錯誤。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在很多至關重要的地方，往往寥寥數語，幾筆帶過。對工人必要勞動時間的定義只是其中的一個例子。另一個重要的例子是他對“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定義。

馬克思關于商品價值取決于生產它們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觀點，在他的經濟理論中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但是，他對“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定義卻非常簡單：“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在現有的社會正常的生產條件下，在社會平均的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強度下制造某種使用價值所需要的勞動時間。”（14）那么，具體如何確定某種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呢？馬克思只給了一個簡單例子：“例如，在英國采用蒸汽織布機以后，把一定量的紗織成布所需要的勞動可能比過去少一半。實際上，英國的手工織布工人把紗織成布仍舊要用以前那樣多的勞動時間，但這時他一小時的個人勞動的產品只代表半小時的社會勞動，因此價值也降到了它以前的一半。”（14）可是，在蒸汽織布機剛剛開始被使用，產量遠遠低于手工產品時，布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也是等于手工織布的一半嗎？

答案顯然是否定的，除非“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恒等于最短必要勞動時間（這和馬克思的定義相沖突）。因此，根據馬克思的邏輯推導出的結論應該是：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不僅和生產它所需的勞動時間長短有關，還和它在各種不同生產方式中的產量有關。只有用蒸汽織布機生產的布大大超過了手工織布的產量，布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才等于（嚴格地說是“接近”）用蒸汽織布機所需要的勞動時間。也就是說，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不僅與生產它所耗費的勞動量有關，還與不同生產者的產量有關。即使生產商品的勞動時間不變，只要企業主調整各自的產量，就可以改變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即商品的價值。

與此同時，馬克思常常在一些無關緊要的問題上不惜筆墨，反復論述。例如，他花費了二十多頁的篇幅，討論“20碼麻布值1件上衣，1件上衣值10磅茶葉，所以10磅茶葉值20碼麻布”之類的問題（21）。盡管如此，這一長篇論述中仍然存在一些嚴重的錯誤。

例如在討論一種商品的必要勞動時間發生變化、其相對價值也將發生相應變化時，馬克思列舉的第二種情況是：“麻布的價值不變，上衣的價值起了變化。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生產上衣的必要勞動時間由于羊毛歉收而增加一倍，現在不是20碼麻布=1件上衣，而是20碼麻布=1/2件上衣。”（21，第68頁）羊毛歉收為什么會引起生產上衣的必要勞動時間增加？根據常識，只要羊毛的質量沒有變化，工人生產上衣所需的勞動時間不可能因為羊毛歉收而發生任何變化。馬克思這樣說，其出發點顯然是：羊毛歉收，供不應求，價格上升，上衣廠的資本家必須花費更多的貨幣去購買羊毛。多支付的貨幣屬于生產成本，而生產成本可以折算成生產上衣的“必要勞動時間”。所以羊毛歉收后，生產上衣的“必要勞動時間”增加了。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到，馬克思把構成商品成本的不同因素全部不加說明地換算成“勞動時間”一個因素，然后再用來支持自己的觀點：勞動時間是決定商品價值的唯一因素。

結論

（一）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存在嚴重的邏輯錯誤。

（二）本文的分析并不需要以否定勞動價值論為前提。相反，在本文的論述中，勞動是價值的唯一來源。所以，即使勞動價值論成立，剩余價值理論也不能成立。因此，《資本論》沒有證明對雇傭勞動者的剝削是資本利潤的唯一來源。

結束語

《資本論》中簡短有力、象現代廣告的口號一樣簡潔明了的結論（例如，“工人是半天為自己勞動，半天為資本家勞動”）（22），很容易引起文化程度不高的勞動大眾的共鳴，得到他們的認同；而它壯觀的厚度和拗口晦澀的論述，給真正想研究它的知識分子帶來了極大的困難。只有象研究自然科學一樣，結合對實際經濟活動的深入觀察和理解，堅持獨立和客觀的立場，逐字逐句地推敲分析，才能在馬克思的文字叢林中理出一點頭緒來。

1997年8月于上海

參考文獻：

1,傅軍勝：“全國勞動價值論研討會綜述”，《中國社會科學》1995年第5期，第35頁

2,鐘粟：“經濟學家面臨選擇”，《上海經濟研究》1995年第6期，第26頁

3,引自《經濟研究資料》1997年第1期，第54頁，全國總工會工運研究會1996年年會介紹。原載于《改革內參》1996年第19期

4,王則柯：“還得下決心重寫政治經濟學”，《上海經濟研究》1994年第9期，第31頁

5,黃佶：“贊成：政治經濟學的確需重寫”，《上海經濟研究》1994年第12期，第43頁

6,引自《經濟研究資料》1997年第5期，第44頁，原載于《當代思潮》1996年第6期

7,錢伯海：“論物化勞動的二重性”，《學術月刊》1995年第7期，第24頁

8,梁劼：“物化勞動果真創造價值嗎？”，《學術月刊》1996年第7期，第75頁

9,顧鈺民：“再論活勞動是新價值的唯一源泉”，《學術月刊》1996年第11期，第71頁

10,王則柯：“‘物以稀為貴’是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律”，《上海經濟研究》1995年第6期，第1頁

1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2月版，第353頁，注3

12,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第263頁

13,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第242頁（其它版本《資本論》中的此段中文譯文見注）

14,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第52頁

15,黃佶：“剩余價值不是資本利潤的唯一來源”，《民主中國月刊》，1993年11月號，第28頁

16,黃佶：“利潤：消費者給生產者的報酬”，《民主中國月刊》，1994年10月號，第38頁

17,黃佶：“商品不是等價交換的”，《中國研究月刊》，1995年7月號，第68頁

18,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第182頁

19,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商務印書館，1972年版，第42頁

20,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第358頁

21,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第61至87頁

22,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第245頁

注：

馬克思：《資本論》（根據第一卷德文版第一版翻譯），經濟科學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190頁：

“如果他不是為資本家勞動，而是獨作為獨立的勞動者，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他平均一天同樣要勞動這么多小時，才能生產出自己的勞動力的價值，從而獲得維持或不斷再生產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資料。”（注1：“獨作為獨立的勞動者”：原文如此；2，著重記號是原有的──引者）

篇4

關鍵詞：馬克思；博士論文；自我意識

一、博士論文的寫作背景

在馬克思求學時期，有著被稱為后黑格爾時代的學術背景，所謂后黑格爾時代，就是說，當時黑格爾的哲學已經在整個德國古典哲學中到達了頂峰，以至于以后的學術都要籠罩在黑格爾的思想光輝之下。因此，在那個時代，如果要在學術思想上有所建樹，必須要對黑格爾進行完全的徹底的思想批判或者說思想轉變。

除了在當時廣闊的思想背景之外，馬克思博士論文的寫作還有具體的學術背景，即青年黑格爾派將黑格爾哲學中的自我意識的因素作為哲學的核心概念從而試圖重新解釋黑格爾的哲學思想。馬克思在1840年至1842年間主要受青年黑格爾派代表鮑威爾自我意識哲學的影響，正如羅森所指出的：“鮑威爾對馬克思博士論文主題的選擇以及對該文所提出的見解是有影響的。”①之所以青年黑格爾派如此重視伊壁鳩魯哲學、斯多亞哲學、懷疑論哲學，是因為他們認識到后黑格爾的哲學時代與后亞里士多德時代的相似性，從而這三個代表中挖掘出來自我意識的因素。所以說青年黑格爾派關注自我意識哲學，不光從學術角度出發，更是從現實角度出發。

二、從伊壁鳩魯的自我意識到馬克思的自我意識

博士論文全名叫《德謨克利特的自然哲學和伊壁鳩魯的自然哲學的差別》大約撰寫于1840年下半年至1841年3月底。關于德謨克利特和伊壁鳩魯的自然哲學在以往的哲學史研究中是一片空白，盡管黑格爾對后亞里士多德的哲學做過宏觀性的概括，但沒有將這一時期的哲學同古希臘精神生活的整體聯系起來，所以馬克思在博士論文的序言中，非常自信的說道：自己解決了亞里士多德后這一哲學的問題，而且著重強調了伊壁鳩魯派、斯多葛學派、懷疑派這三大后亞里士多德時期哲學的偉大意義，指出“這些體系是理解希臘哲學的真正的鑰匙”。這些都揭示著馬克思研究德謨克利特和伊壁鳩魯的自然哲學的意義和目的就在于，反對神學對哲學的評判，以確立哲學的獨立性以及在人類精神生活中的重要地位，這正是人類自我意識的體現。

首先，馬克思首先轉述了自古希臘羅馬以來對于伊壁鳩魯的各種非難，即將伊壁鳩魯看成一個十足的抄襲者，而又是個蹩腳的抄襲者，正如萊布尼茨所說：“關于這個偉大人物（德謨克利特），我們所知道的東西，幾乎只是伊壁鳩魯從他那里抄來的，而伊壁鳩魯又往往不能在他那里抄襲到最好東西。”②馬克思在總結二者的差別時說：“這兩個人在每一步驟上都是相互對立的。”“而在這些對立中似乎存在這某種顛倒的情況。”③而這種“顛倒的情況”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蘇格拉底的自然哲學和后亞里士多德的倫理學的區別，一個關注外界，關注自然；一個退回自身，追求內心平靜。所以說，實質上，德謨克利特和伊壁鳩魯的自然哲學的差別是自然哲學與倫理學的差別。

其次，馬克思總結了伊壁鳩魯原子論的三種原子運動的形式：原子直線下落運動，原子偏離直線運動，原子相互排斥運動。其中，原子的偏斜運動是伊壁鳩魯的原子論不同于德謨克利特的原子論所獨具的內容。馬克思認為，在伊壁鳩魯看來，并不是說原子的直線下落運動才是常態運動，原子的偏斜運動本身也是常態的運動。而且，原子和原子的運動是不可分割的，正如馬克思所說：“在原子中未出現偏斜的規定之前，原子還根本沒有完成。”④可以說，原子之所以被稱為獨立的原子，正是由于原子進行了偏斜運動，而這種偏斜運動是必然的，不為外在所決定的，而是出于自身的根據作偏斜運動。伊壁鳩魯關于原子運動高于德謨克利特的原因就在于，在確立原子獨立性上，他不但承認物質的規定性，又承認形式的規定性。伊壁鳩魯的原子論體現著的是一種自我意識因素，所以說他們兩人的原子論之間的差別的實質是自然哲學同自我意識哲學的差別。

最后，是關于天體的問題。伊壁鳩魯對于天體的認識不僅僅同德謨克利特，甚至于與整個古希臘哲學都是對立的。他對于傳統觀點天界的永恒性持否定的態度，試圖打破人們對于神靈的迷信和崇拜。延伸到原子論上來看，伊壁鳩魯是這樣為原子下定義的：“原子是具有獨立性、個別形式的物質。”⑤所以說原子的概念借助天體得以實現，原子的概念蘊含這彼此矛盾的物質與形式、存在與概念，而正是這種矛盾，自我意識才會形成，從而將原子論的理論形態上升到自我意識哲學的理論形態。天體理論是伊壁鳩魯哲學的靈魂，自我意識是伊壁鳩魯哲學的核心。

三、對自我意識哲學的拓展性理解

縱觀整個博士論文，馬克思通過比較德謨克利特的自然哲學同伊壁鳩魯自然哲學的差異，給予自古希臘以來遭到眾多哲學家非難的伊壁鳩魯以，挖掘出伊壁鳩魯哲學中蘊含著的自我意識思想，從而揭示了這種自我意識思想的歸宿。盡管此時，馬克思還沒有形成關于唯物史觀的思想，但是他的博士論文透露出的自然觀，物質觀，自我意識思想與以后唯物史觀的形成有著密切的聯系，可以說博士論文是我們研究馬克思唯物史觀思想一個不可忽視的角度。博士論文的意義還體現在打破了必然的決定論的偶然的選擇論。每一個原子都是一個個體，原子的偏斜運動體現了自由的意志，就如同每一個人都是一個個體，都是自由的。世界不是必然的，而是偶然的，正是因為這種偶然性人才能自由的選擇。馬克思正是看到伊壁鳩魯哲學中追求自由，崇尚自由，敢于挑戰神靈，挑戰命運。這對以后馬克思對于全人類的解放以及自由全面平等發展的思想有著重要意義。

最后，盡管博士論文時期的馬克思是一個受黑格爾影響的唯心主義者，也深受青年黑格爾派的自我意識哲學的影響，但他在自我意識方面是超越了青年黑格爾派，而在哲學的現實性上是超越了黑格爾的。在對哲學與世界的關系上，馬克思提出：“世界的哲學化同時也就是哲學的世界化，哲學在作用于世界時，把自己的原則強加給世界，使世界理性化，成為哲學的世界。與此同時，世界與哲學的融合，把自己的時代實質轉給了哲學，促使哲學成為世俗化的哲學。哲學作為人的自我意識永遠具有一個雙刃的要求，一方面對著世界，另一方面針對著哲學自身。”⑥正如《精神現象學》是黑格爾全部哲學思想和秘密的發源地一樣，博士論文對于馬克思亦是如此。正是博士論文所展示出的獨到內涵，才使日后馬克思思想的進一步發展成為可能。（作者單位：沈陽師范大學學院）

注解：

① 茲維.羅森.布魯諾.鮑威爾和卡爾馬克思.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4.177

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③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9

④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4

篇5

關鍵詞：伊壁鳩魯；德謨克里特；必然；自由

馬克思看到，德謨克利特與伊壁鳩魯的“原子論”對原子理解的出發點是不同的。德謨克利特的原子直線運動、排斥運動只是產生在原子間的外在的、強制性的運動，但是這樣一來，經過無窮遞推也無法解釋原子自為的運動到底是什么，源于什么的問題。如馬克思所言“德謨克利特只是從現象世界的差別的形成這個角度，而不是從原子本身來考察原子的特性的。”更為重要的是，德謨克利特關于原子直線運動和排斥運動的理論，只把原子看成是被一個定在所規定的另一個定在，是單純由空間規定的彼此外在的關系，這就忽略了原子本身的堅實性、原子的內部矛盾，從而摒棄了原子本身的多樣性和復雜性。而“伊壁鳩魯的原子偏斜說就改變了原子王國的整個內部結構，因為通過偏斜，形式規定顯現出來了，原子概念中所包含的矛盾也實現了。”

對原子理解的不同出發點，形成了德謨克利特、伊壁鳩魯對于原子構成世界的理論差異。馬克思通過對盧克萊修對伊壁鳩魯的評價間接表達了自己原子偏斜創造世界的觀點，認為正是由于原子的偏斜，原子間才有了沖擊與碰撞，世界才得以形成。世界的多樣性在原子偏斜理論中得到了最原初的論證。在這一點上，德謨克利特的原子直線下落的結論是無法達到的。“把作為‘本原’即原則的原子同作為‘元素’即基礎的原子區別開來，這是伊壁鳩魯的貢獻。”

馬克思在博士論文中對兩位哲學家生活的進一步解讀，逐步為我們剝開了他們的唯物主義中人與世界對抗抑或和諧的關系的微妙差別。德謨克利特從世界多樣性的現象來界定原子，從外在空間規定和“元素”的意義上來理解原子，看不到原子本身具有的自在自為的矛盾對立統一運動，無法真正把握世界多樣性的和諧內涵。德謨克利特認為原子下降只作直線運動，這種思想折射到他對世界的理解中表現為單一、表面。他看到的只是必然性統治了世界，人受到必然性規律的支配無可奈何。伊壁鳩魯從原子作為本原的角度來理解世界，規定了原子本身在直線運動外還會發生一點點偏斜，原子具有自在自為的矛盾對立統一運動。伊壁鳩魯的這種思想反映到對世界與人的關系的把握上，即相信世界在原子的偏斜運動中產生必然性的同時也產生著偶然性，人本身是自由的。

德謨克利特與伊壁鳩魯同樣是唯物主義者，但是，由于對世界與人的關系上的不同理解而走上了不同的生活道路。德謨克利特認為人為必然性所支配，人的感覺妨礙了對必然性規律的認識，感性世界是主觀假象，他懷疑所有感覺到的東西。德謨克利特的一生是對世界充滿懷疑與探索的一生。他致力于追求超越感性知覺的真實性，一生的足跡走遍半個世界，求學不倦。為了不使感性的目光蒙蔽了理智，他甚至弄瞎了眼睛，最后，帶著對知識的絕望離開了人世。伊壁鳩魯則恰恰相反，他認為人面對世界并非完全是必然性的奴隸，世界充滿偶然性，人在世界面前能夠獲得愉悅。他熱愛哲學，熱愛思考，相信自己對事物的感覺與思考，致力于從哲學思考中獲得快樂，伊壁鳩魯認為快樂的最終目的“是指身體的無痛苦和靈魂的無紛擾”追求肉體與精神的和諧。伊壁鳩魯尋求生活的自足，一生僅為探望朋友外出了兩次，在臨終前，他洗了熱水澡，喝了葡萄酒，安然而平靜地離開了世界。伊壁鳩魯由于其對快樂的理解與生活的方式被稱作為“逍遙學派”。

篇6

恩格斯也說過這樣的話：古代語和現代語“……在目前（資本主義的——作者）社會制度中仍舊起著很重要的作用，縱然它們還并沒有多少可能性去超越民族的界限……”

列寧不止一次地著重說：“……誰想要知道敵人，那就應該在敵人的國家里觀察和研究……”也就是說要知道敵人寫些什么，講些什么和做些什么，而外國語的知識便是認識敵人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在他們自己的整個生涯中從不曾停止過在古代語和現代語上面的工作。

這在中學畢業證書上，這些偉大的人物已經表示出他們怎樣認真地學習語言，在學校里怎樣知道廣泛地去應用它們，馬克思在一八三五年九月二十四日收到的脫里爾舊制中學（八年）的畢業證書上面，在成績表中關于語言知識曾是這樣表示了的：

“A，德文方面，文法及作文均甚優良。B，拉丁文方面，翻譯及注譯亦佳，……會話則已達到滿意之速度矣。C，希臘文方面，知識與熟練程度與拉丁文略同，……。D，法文方面，文法頗佳，……口頭號敘述有若干之進步。”

一八三六年在恩格斯的愛里倍爾費達中學的畢業證書上，關于古代語與現代語也同樣地被給了相當高的評價。在列寧的中學畢業證書上我們看到除俄文外的四種語言——拉丁文、希臘文、德文和法文——的成績。

中學畢業以后，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都更加熱烈地和深切地繼續研究各種語言。從舊制中學出來，經過三年，在一八三九年四月二十七—

—三十日。恩格斯曾經在給威廉·格萊倍爾的信上寫著他開始讀古代希臘文和繼續研究拉丁文，然后預備讀英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法文和荷蘭文。因此拉發格稱呼恩格斯為“數國語言對照讀本：——那就是說精通許多國語言文字的人，不是沒有理由的。

關于馬克思的一切，可以從他自身的工作上去認識和證明他是一個卓越的語言通，李卜克乃西寫過：“他為《紐約論壇報》所寫的論文是用標準的英語寫的。他的《哲學之貧國》一書是用標準的法語寫的……

而關于列寧，則康斯坦丁諾瓦、克魯普斯卡亞曾經寫過：“列寧……很好地知道德文、法文、英文……以及用這些文字從事翻譯，讀過波蘭文和意大利文……”（一九三七年九月五日真理報）此外他還知道拉丁文，希臘文及斯拉夫文。

這樣看來，我們偉大的導師們是怎樣精通許多語言呵！那末，我們在這里應該向他們學習些什么呢？

首先應該學習的乃是馬克民、恩格斯和列寧在這一工作上的共同的原則性的立場。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卓越的共同著作《德意志意識形態》上他們強調著說“……無論思想也好，無論語言也好，自己并不能稱成獨特的界限……實質上它們只不過是實際生活表現而已。”

創始者們的這個天才的見解完全駁倒了許多資產階級的學者，他們以為語言是可以超出于一切社會進化的聯系之外去從事研究的。在全部發言上熟悉了一定民族的語言，只能作為研究這個民族的進化歷史、它的社會生活和風俗習慣等特性的準備（或者同時研究）。

這就是我們的導師們研究語言的方法。

不但如此，恩格斯在他和杜林的論戰別指出一定語言的實際研究不能夠從科學方法和廣義語言學中割裂開來，我們的導師們無論何時都不容許那種割裂，而且辛辣地嘲笑了蔑視語言學價值的人，他們僅是形式地研究語言，并不在它的科學原則上真實地工作。

照威廉·李卜克乃西的回憶錄所寫，馬克思

深入地從事研究一定語言的起源，進化和結構。這一點在馬恩自己的文章中也可以找到證據。他們的幾十封和幾百封來往的信件，都是關于政治的，哲學的和文學問題的指示，同樣也包括了語言的問題。

關于列寧，克魯普斯卡亞回憶道：“……卓絕地知道基本的歐羅巴語言，他整個的生涯都是不倦地繼續努力去通曉它而達到精巧的地步，這就使他能夠證明每一種這些語言的本質。有一個時候，他曾是辭學的熱烈研究者，并且不止一次地使我吃驚于他在這一方面上之有規律的和不放松的把握。……”

現在我們就要談到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在研究外國語言時所利用過的實際方法。

從他們的傳記和文章里，我們就知道他倆很快地就學會了各種不同的語言。譬如在一八六九年十月二十四日恩格斯寫信給成克思說為了研究費來格夫斯基所著的俄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他要介紹一個多年替他翻譯俄文書報的巴爾克格依姆去幫助他，但是馬克思決定用他固有的熱情自己來學俄文，而就在一八七年二月十日，即是說經過的約摸五個月辰光，他寫信給恩格斯說：“費氏的書我已經讀了一百五十頁了，這是報導真實的俄國經濟情況的第一步著作。……”這樣地學會了俄文，馬克思就常常用原文來讀俄國政治和經濟的書籍。恩格斯學會語言更迅速了，他在一八五二年三月十八日給馬克思的信上寫著：“……二星期來，我勤勉地用功于俄文方面，現在已經很好地學會了文法，再給我二三個月的時間以增加一些必要的語匯，那末我就可以著手另外一種語言的學習了……”。

列寧也善于在很短時期內學會新的語言。

那末，他們是經過怎樣的道路，用怎樣的方法以達到成功的呢？當然，我們這些偉大的導師們，他們獨創的天才和豐富的記憶力是起著重要的作用的，可是在許多地方，也是由于他們用了最合理的方法去工作的結果。

這一切不得不首先注意到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起先并不耗損大量的時間去學會一切細致的發音，去研究大量的文法規則和去強記住很多很

多的單詞語匯。這并不是說他們不重視研究外國語的這三個重要的要素（發音文法語匯）而是他們一開始就在書本和工作中，從原文上去把握這些要素，他們一開始就直接地從他們決心要學的文字上，照原文閱讀。

篇7

[論文摘要]當今世界，科技已成為推動經濟的第一要素，不少人開始對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提出質疑。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正確認識馬克思關于科學勞動的理論，并結合新的實際深化對科學勞動的性質和范疇的認識，對于堅持和發展勞動價值論，正確評價科技工作者的勞動貢獻和促進我國科技進步都具有重要意義。

當今世界，科學技術突飛猛進，原子能的運用、海洋技術、生物科技和空間技術的發展，極大地推動了生產力的提高，個人計算機的運用和互聯網技術的發展，極大地促進了人類科技創新能力的發展，標志著人類已經進人了一個新的信息經濟時代。伴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科技進步已取代資本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已達60%—80%。為此，有人開始懷疑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認為馬克思的勞動價值已經過時，應該用所謂的“科技價值論”或“信息價值論”取代勞動價值論。如何看待這一問題，筆者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了論述。

一、馬克思關于腦力勞動和科學勞動的論述

學術界有人將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歸為體力勞動價值論，認為在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中只有體力勞動創造價值，腦力勞動并不創造價值，這是毫無根據的。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特點，恰恰在于它把各種不同的勞動，因而也把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或者說，把以腦力勞動為主或以體力勞動為主的各種勞動分離開來，分配給不同的人。但是，這一點并不妨礙物質產品是所有這些人共同勞動的產品。這表明，創造商品價值的勞動既包括體力勞動，又包括腦力勞動。

馬克思也非常重視科技和管理等因素在價值創造中的作用。他在關于“總體勞動”的論述指出:“隨著勞動過程本身協作性質的發展，生產勞動和它的承擔者即生產工人的概念也必然擴大，為了從事生產勞動，現在不一定要親自動手，只要成為總體勞動者的一個器官，完成它所屬的某一職能就夠了。馬克思又指出:“在總體勞動過程中，有的人用手工作，有的人用腦工作，有的人當經理、工程師、工藝師等等，有的人當監工，有的人當直接的體力勞動者或做十分簡單的粗工，于是勞動能力的越來越多職能被列在生產勞動的直接概念下。”由此可見，馬克思從未認為只有體力勞動才創造價值，而是也強調腦力勞動和科技勞動在價值創造中的作用。

馬克思高度重視科技勞動在價值形成尤其是決定價值量大小中的作用。他指出:“如果生產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不變，商品的價值量也不變，但是，生產商所需要的時間隨著勞動生產率的每一變動而變動。勞動生產力的變動是由多種因素決定。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練程度，科學的發展水平和它在工藝上的應用程度，生產過程的社會結合，生產資料規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條件。”馬克思不僅肯定科學技術在價值形成和對價值量大小的決定作用，還特別重視它在創造社會財富中的決定性作用。他說:“隨著大工業的發展，現實財富的創造較少的取決于在勞動時間和已耗費的勞動量，較多的取決于在勞動時間內所運用的動因的力量，而這種動因自身—它們的巨大效率，又和生產它們所費的直接勞動時間不成比例，相反地卻取決于一般的科學水平和技術進步或者取決于科學在生產上的應用”。

二、科學技術是否創造價值

自馬克思提出勞動價值論后的近兩百年間，人類已經經歷了兩次科技革命，每一次都帶來了社會生產力和勞動生產率的迅速提高，人類正在迎接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到來。如果說前兩次科技革命把人類從體力勞動的束縛中解放出來，極大的提高了勞動生產率的話，第三次科技革命和即將到來的第四次科技革命則是把人類從腦力勞動的束縛中解放出來，極大的增強了人類的科學技術創新能力，科學技術已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第一要素。20世紀初，社會經濟的增長只有5%到2.0%是靠科學技術獲得的，而目前發達國家經濟增長中的科技貢獻率已高達60%以上。據統計，美國國民收人的50%，工業產值的58%，都是靠信息技術取得的，這就提出了一個問題:科學技術是否創造價值?

馬克思充分肯定了科學技術在價值形成和財富創造中的重要作用，肯定科學技術是生產力。他同時指出，科學技術只是潛在的生產力。科學技術在生產過程中是作為非實體要素發揮作用，只有與生產過程中人和物的因素相結合，才能轉化為現實的生產力。科學技術通過以下三條途徑轉化為現實生產力:(1)物化為先進的勞動資料，使勞動資料中的動力系統、機具系統、運輸系統和信息系統更為先進。(2)科學技術的發展及其在生產過程中的應用擴大了勞動對象的范圍，提高了勞動對象的質量和利用率。(3)通過學習和培訓的途徑提高勞動者的素質。高素質的人和高效能的物相結合，形成新的生產力。由此可見，新科技通過作用于生產力中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進人勞動過程，這就是說，科學技術本身不會創造價值。

馬克思分析了科學技術物化對象的機器設備在生產過程中的作用:“大工業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學并人生產過程，必然大大提高勞動生產率，生產力的這種提高并不是靠在另一地方增加勞動消耗換來的，這一點卻不是同樣一目了然的，但同不變資本的任何其他組成部分一樣，機器不創造價值，但它把自身的價值轉移到它所生產工藝的產品成本上。先進技術的物質載體—機器只是生產價值和剩余價值的源泉，它本身不創造價值，只是把價值轉移到它生產的產品上，成為產品價值的一個組成部分。

由此可見，科學技術和作為科學技術物化形式的機器設備本身不創造價值，創造價值的只是科學技術發明者和創造者的科學勞動，只有勞動才是價值的唯一源泉。

三、科學勞動的概念及其范疇

科學技術的發展及其在生產中的運用是同科學勞動分不開的，科學勞動作為人類社會生產勞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價值創造中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直接勞動在生產過程中越來越變成為一個從屬性的因素。

按照馬克思對科學勞動的論述，所謂科學勞動應包含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直接用于科學技術發明創造的創造性勞動。這是一個對科學技術的認識、發現、發明、創造的過程，這種科學勞動的成果一般表現為知識形態的科學技術，表現為潛在的生產力。二是把科學技術用于生產過程的創造性勞動。這既是運用過程，也是繼續學習和研究的實踐過程，是從潛在生產力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過程。總之，科學技術不是憑空產生的，是人類勞動的產物，來源于人的生產實踐和社會實踐。它不只是少數人或一、兩代人勞動的結晶，而是人類世代相傳長期勞動的結晶，它不僅表現為對客觀對象的認識和分析，更表現為對客觀事物本質的探索與研究。 在當今知識經濟和信息大爆炸的時代。科技勞動對科技工作者創新能力的要求更為突出。據統計，近20年來。全世界每年出版的書籍約有60萬種。平均每分鐘就有1 157種書籍出版;每年發表的自然科學論文約有500萬篇，平均每天就有13 699篇論文出現，每年登記的發明創造專利在30萬件以上，平均每天就有833件專利問世，這就要求科技工作者必須盡可能多讀書，多掌握信息，才能在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礎上憑借其創造力做出具有創新性的科學成果。

由此可見，科學勞動不是一般的腦力勞動，是一種要求高的創新性勞動，是掌握了現代科學技術的勞動者所進行的腦力勞動，是高級或超高級的腦力勞動。

隨著科學實踐的發展，為了充分調動科技工作者的工作積極性，應把創造價值的科技勞動的范圍加以擴展。過去，僅把企業范圍內的科技勞動視為創造價值的生產勞動，現在看來，這個范圍太狹窄了。深化對勞動和勞動價值理論認識的一個關鍵，就是要看到我們當今的現實和馬克思設想的存在較大差異，必須堅持與時俱進的理論品質，結合馬克思關于總體勞動的論述，擴展生產勞動的范疇。理論界比較贊同的觀點是:凡是一切與生產直接或間接有關的勞動，都是創造價值的生產勞動。因此，我們應正視現實，擴展科技勞動的范疇，不僅企業的科技勞動，包括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在內的全社會范圍的科技勞動，凡是進人市場交換的，都是創造價值的生產勞動。這對于充分調動科技工作者的工作積極性和規范收人分配都具有重要意義。高等教育也應列人創造價值的生產勞動之列。高等教育不僅創造和形成價值，而且造就高素質的現代勞動力，為創造更多的價值奠定基礎和開辟道路。

四、正確評價科技工作者的勞動貢獻和收入分配

(一)科技勞動對經濟發展的貢獻

1.創造價值

科技勞動是創造價值的生產勞動，而且是較高級，較復雜的腦力勞動，比一般工人的勞動可以創造較多的價值，科技勞動之所以是創造高價值的復雜勞動，其原因在于這種勞動力的再生產和使用上的兩個特點，一是學習費用高，勞動力再生產投人大;二是勞動強度大，這不僅僅是因為競爭的經濟對科技開發的需求在時間上緊迫，而且是因為科技勞動是一種高創新性勞動，要求較高的勞動強度。因此也要求較高的勞動補償。

2.創造社會財富

科學技術一旦轉化為現實的生產力，就會帶來社會財富(使用價值)的巨大增長。科學技術的運用極大的提高了勞動生產率，使單位時間內生產的使用價值迅速增長，表現為較多的社會財富。

3.使企業獲得超額利潤

率先使用先進技術的企業將使其產品的個別勞動時間低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但仍按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價值出售，從而獲得超過平均利潤的超額利潤。

(二)正確評價科技工作者的貢獻，理順分配關系

從我國的實際情況來看，盡管這幾年來在某些高科技領域取得了較大的突破，但科技整體實力與發達國家相比仍存在較大差距，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仍較為有限。我們必須正視這一事實，采取引進和自主研發相結合的方式，提高科技進步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

正確評價科技工作者的貢獻，理順分配關系，充分調動科技工作者的積極性，對科學技術的發展具有重大推動作用。

1.首先要肯定科技工作者的勞動是創造價值的高級腦力勞動，理應獲得較多的報酬。

篇8

論文摘要：提出技術哲學研究要融入哲學主流和切近社會現實，必須定位于馬克思實踐哲學的自然改造論。在這樣的定位下，技術創新哲學研究又成為了整個技術哲學研究的關鍵內容。

一技術哲學研究的定位：建立一門馬克思實踐哲學的自然改造論

中外技術哲學研究大致經歷了30年左右的系統努力，雖然成果頗豐，但作為一門學科仍未進入“常規科學”階段，仍處于哲學研究的邊緣，仍未產生明顯的理論和實踐價值。針對這種困境，為了適應當今技術時展的要求，為了促進技術哲學研究的繁榮，中外技術哲學家對技術哲學研究提出了許多有益的建議。譬如：SPT前主席皮特主張加強技術認識論研究，通過科學哲學之門融人哲學主流；拉普建議研究技術變革的動力學；倫克和羅波爾主張建立一門“跨學科的實用主義的技術哲學”；費雷建議，技術哲學應聯合西方主流的哲學傳統思考技術；伊德認為，技術哲學研究必須適應變化了的技術文化環境，反思當代技術世界的新問題；米切姆指出，必須努力思考我們作為其中一部分的元技術(meta—technology)；杜爾賓則呼喚行動主義，呼吁技術哲學家走進行動主義的領域，加入到解決實際問題的行列中來；陳昌曙先生提出，技術哲學研究必須要有自己的學科特色、基礎研究和應用。

這些建議凸顯了兩個“問題意識”。其一，技術哲學研究如何融人哲學主流；其二，技術哲學研究如何切近社會現實。這兩個“問題意識”的確應是作為一門學科的技術哲學研究的“定向儀”，應是我們思考技術哲學研究如何定位的根本指針。

技術哲學研究要融人哲學主流，要切近社會現實，主要取決于它選擇什么樣的學科主題。技術哲學研究的學科主題是什么，在中外技術哲學界有很大的爭論。筆者贊同這樣一種觀點：技術哲學是“哲學中的自然改造論”。從現代哲學的生活世界觀視角看，技術解釋有兩個基本觀點，即“技術是目的的手段”，“技術是人的行動”。這兩個基本觀點實質上是“一體的”。它們貫穿在雅斯貝爾斯關于技術的界定中，它們也正是海德格爾追問技術本質時首先“穿過的正確的東西”。技術是人的行動，具體地說，國內學者稱：“技術就是設計、制造、調整、運作和監控人工過程或活動本身”。國外學者稱：技術是“人們借助工具，為人類目的，給自然賦予形式的活動”；技術是“設計一實施”。說到底，“技術是做”，技術是屬于自然改造的范疇，技術的問題是實踐的問題。所以，技術哲學研究的學科主題本應該定位為“自然改造論”，即是研究“關于改造自然這個領域的一般規律”。

更重要的是，這樣學科主題的定位，不僅使技術哲學研究在整個現代哲學體系中有鮮明的特色和突出的價值，而且也使它真正切近社會現實。一方面，馬克思在現代哲學的起始處要求“哲學家不僅要研究如何認識世界，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如何改造世界”。_18_馬克思提出的這項現代哲學研究任務至今遠未完成。可以說，要完成這項任務，就必須大力發展如此定位的技術哲學研究。而且由于在中外哲學史上，“自然改造”或“造物”的主題始終是缺失的，所以技術哲學研究如此定位就更有價值。另一方面，如馬克思所說，改造自然的物質生產實踐是人的第一個歷史活動，也是人類社會最基本的、決定其它一切活動的實踐活動。“這種活動、這種連續不斷的感性勞動和創造、這種生產是整個現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礎。”所以，以這種實踐活動為研究對象的技術哲學必然能真正切近社會現實。

筆者不贊同，技術哲學研究應“以技術認識論為中心”的主張。這種觀點的理論預設是，把技術化約為一種“知識體系”，把技術問題歸之于認識問題，把技術哲學歸結為“技術認識論”。這種觀點，究其實質是那種“重視超然的理論思考，輕視實踐活動”的哲學傳統在今日技術哲學中的繼續。如上所論，現在真正需要的是“自然改造論”。“自然改造論”，首要的是指向“自然改造”活動本身，研究其本質、要素、結構和形態，但并不排斥“技術認識論”。技術實踐活動中需要知識，有獨特的認識現象，技術認識論問題當然有必要研究，但它不足以構成技術哲學研究的中心。

研究“自然改造論”，應該從更好的哲學開始。在這里，“更好的哲學”就是馬克思實踐哲學。人們通常把馬克思在哲學史上所實現的哲學革命稱作“實踐轉向”。馬克思實踐哲學聚焦于“人的”“實踐的”“感性的”“現實世界”，以實踐活動作為其世界觀的支撐點，從人的實踐活動及其歷史發展出發去尋求人類解放道路。比較不同的生活世界觀，馬克思實踐哲學突出強調物質生活、實在的對象化活動之于生活世界的基礎性，而其他現代哲學則都不同程度地把人的生活歸結為日常生活或日常語言交往，都將物質生活、人的對象化活動排除于生活世界之外。所以，只有馬克思實踐哲學才有一個科學的實踐觀，才能為“自然改造論”研究提供全面的科學的理論框架。其實，由于其突出的“實踐轉向”，馬克思實踐哲學內在地包含了極其豐富的“自然改造論”思想。在這些思想的指導下，進行“自然改造論”研究，不僅能使技術哲學作為一個哲學學科得以成長，而且也會推進馬克思實踐哲學的發展。如陳昌曙先生所言，“離開自然改造論，實踐唯物主義就會被架空。”

綜上所述，技術哲學要融入現代哲學的主流必須定位于“馬克思實踐哲學的自然改造論”。事實上，當前歐美技術哲學的發展已經有走向這一定位的端倪。與經典技術哲學家相比，美國當代技術哲學家伯格曼、伊德和費恩伯格都更加走向現實的感性的生活世界。伯格曼發現當代生活中存在著“裝置范式”(deviceparadigm)，伊德揭示了技術制品與人的中介聯系(relationsofmediation)、他性聯系(alterityrelations)和背景聯系(backgroundrelations)。兩人都專注于日常生活，但都沒有關注產生技術裝置或技術制品的技術實踐活動。比較而言，費恩伯格更關注技術實踐領域，他的“工具化理論”(instrumentalizationtheory)就是描述技術制品成為社會的適用工具的實踐過程。當前，這種向現實的感性的生活世界的回歸，在歐美技術哲學界已發展成為一場“經驗轉向”運動。它主張，技術哲學研究必須立足于對技術“內部”的認識，“必須基于對技術實踐本身的理解，即技術制品是如何被設計、開發和生產的。”目前，“技術哲學的經驗轉向”還是初步的，可以預見，其進一步的發展必將指向技術實踐論本身，必將使技術實踐論研究凸顯出來。因為只有這樣，技術哲學才能從“關注技術制品使用者階段(theuserphase)轉移到關注其設計、開發和生產階段”，[]才能真正打開“全新的研究領域”。這也意味著，這場在歐美興起的“技術哲學經驗轉向”只有徹底地走上“馬克思實踐哲學的自然改造論”之途，方能實現其目標。

二技術哲學研究的關鍵：技術創新哲學研究

一旦把技術哲學研究定位于“馬克思實踐哲學的自然改造論”，那么在技術哲學研究的眾多主題中，技術創新哲學研究就顯得特別關鍵和緊迫。它不再僅僅是屬于“技術哲學的應用研究”或“技術方法論研究”領域，而是屬于整個技術哲學研究的基礎。可以說，沒有深入的技術創新哲學研究，作為“馬克思實踐哲學的自然改造論”的技術哲學就難以真正確立。從建設“馬克思實踐哲學的自然改造論”的角度來看技術創新哲學研究的重要性突出表現在以下幾點：

其一，從理論邏輯來看，技術創新是技術成為技術的實踐過程，技術哲學研究只有牢牢抓住這一技術形成的實踐過程，才能向技術“敞開”，揭示技術的內在本質。歷史上通常認為，技術是發明家的創造，而創造本身是一種無結構、無過程的心理頓悟，似乎是“來無蹤跡”、“帶有魔幻色彩”。這種技術創造的“恩賜說”L29J已先行地限制了人們對“技術內部的認識。現在人們則認為，技術從構思到社會的實際應用是一個復雜的創造性的技術與社會相互建構的過程。其中，技術的、經濟的、政治的、社會文化的和自然地理的諸多因素相互作用，最終產生與社會相適應的技術、與技術相適應的社會。這個技術產生的實踐過程，這個技術成其所是的實踐過程，被稱之為“技術創新”。可見，“技術創新”概念本身就意含著使技術創造過程“祛魅”，使其“物質化”而納入實踐范疇的意思，已經內在地向“技術內部”的認識敞開。所以。只有研究技術創新，才可能切實知曉技術是什么，它何以可能、何以產生。實質上，德韶爾早就明確地指出了這一點他認為，技術哲學惟有研究技術創造活動，才能發現“技術是如何可能的”。他正確地指出：“為了遇見技術的本質，我們必須到新形式首次被創造的地方去尋找。大規模工業生產只是類似于詩和音樂作品的復制和再生產，而只有在藝術家的創造活動那里我們才更接近于詩和音樂的本質。技術的核心是發明。只可惜，他把技術創造活動主要歸之于發明家的“內在的作出”(innerworkingout)，而未能正確地把它視為物質性的社會實踐活動。德韶爾這種原本正確的技術哲學研究思想，在后來的技術哲學研究中沒有被實行。從整體上看，實際的技術哲學研究“最驚人的共同特征就是技術的外部化方法”。目前，在那些打算“認真對待技術”的哲學家那里，德韶爾的這個思想才逐漸成為技術哲學研究的一個根本性的指導思想。

其二，從歷史實踐來看，技術創新始終是人類社會發展的軸心，技術哲學研究只有牢牢抓住這一社會發展軸心，才能向現實社會“敞開”，指導和推動現實社會的發展。在古代，這個社會發展軸心是隱含著的，可以從史前各種先王從事創造的傳說中窺其蹤跡，如《易·系辭》講中國先王伏羲作八卦、網罟，神農作耜耒，黃帝堯舜作舟楫、杵臼、弧矢等；在現代，這個社會發展軸心是顯在的，種種事實顯示，技術創新是現代企業和社會的活力之源，是經濟發展、生產率增長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基本驅動力。技術創新正作為第一生產力、第一競爭力、第一戰斗力，成為世界各國企業家、政治家、軍事家頭等關切的主題。從歷史深處看，從宏觀上說，技術創新的體制化始于19世紀末，經過一個世紀的發展，技術創新已經發展成為當代社會物質生產實踐的創造性本體，越來越成為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的基礎和標志。從微觀上說，技術創新恰恰就是一個新的“制作社會”的形成過程。所以，研究技術創新，必將密切技術哲學研究與社會實際的聯系，從而促進實際社會問題的解決和發展。如果不“下沉”到“技術創新”層面，則技術哲學研究就不可能實現其重在“改造世界”哲學旨趣。譬如，芒福德、馬爾庫塞、弗洛姆提出的技術人性化的思想，若要真正作用于現實社會的生活，則必須發展出相應的較為具體的人性化技術創新理論。

其三，從技術哲學自身發展看，技術哲學研究之所以分裂為工程的和人文的兩個對立的流派，主要是因為各自偏執于一端：工程的技術哲學，以技術發明為主要研究對象，只關心純粹技術是如何可能的，而忽視了技術與整個社會的復雜關系；人文的技術哲學，以技術的社會影響為主要研究對象，只關心從人文社會的角度評價技術，往往對技術持敵對態度，而忽視了對技術自身的全面認識。由前所述，技術創新是技術成其所是的技術一社會過程，技術哲學研究技術創新，既能向技術“敞開”，又能向社會“敞開”。由此，研究技術創新可以在工程的技術哲學與人文的技術哲學之間架起橋梁，實現兩者的融通，從而為建立一種健全的、連貫的、一致的技術哲學奠定基礎。譬如，基于馬克思實踐哲學，研究技術創新實踐活動至少要包括“實踐結構論”和“實踐形態論”，而要研究這兩方面的內容就必須把“工程的”和“人文的”研究視角結合起來，工程技術哲學視野中的“技術創新實踐結構論”必須有人文的透視，而人文技術哲學視野中的“技術創新實踐形態論”必須有工程的基礎。

另外，進行技術創新研究于我國技術哲學研究有特殊的意義。一方面，研究技術創新是我國技術哲學研究積極面向社會主義實踐的需要。我國企業搞活、民族復興最終要落實到技術創新上來。面對全球化、生態化、信息化、知識化的嚴峻挑戰和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資源相對短缺的國情，如何依靠技術創新求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實踐中的一個關鍵性難題。為解決這個問題而提供哲學智慧是當代中國技術哲學家的責無旁貸的任務。另一方面，研究技術創新是我國技術哲學研究創特色的可能之所在。我國的技術哲學研究不能再走一味的引進一述評的學科跟隨戰略。鑒于國際上技術哲學研究尚處于前范式時期，我國技術哲學研究，只要立足中國現實，視野開闊，在通曉思維的歷史和成就的基礎上，是有可能創出中國特色的技術哲學理論的。與發達國家相比較，作為“晚發外生型”現代化的國家，面對前述的嚴峻挑戰和國情，我國技術創新涉及因素尤為復雜，進行得尤為艱難，因而構成突出的社會實踐問題。牢牢抓住當代中國技術創新實踐，以馬克思實踐哲學為指導，我國技術哲學研究或許能創出自己的特色。超級秘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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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有些學者已經運用數理方法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進行研究，數理方法研究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可使研究表述簡潔清晰，使經濟學的理論框架更加條理化、邏輯化和明了化。本文主要對已有的幾種研究方法進行述評，從中找出它時研究經濟學的現實價值，進而豐富和發展經濟學。

近些年來，國內學者開始用數理方法度研究馬克勞動價值論，經濟學中，數理分析方法就是通過建立數學模型說明經濟運行中變量之間的關系，運用數學符號和數字算式的推導研究和表示經濟過程和現象的研究方法，是現代經濟學通行的方法。數理方法的引人使經濟學研究方法更加清晰、準確，邏輯性更加嚴密。數理方法已成為現代經濟學研究方法的主要組成部分，那么用數理方法研究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可使研究表述簡潔清晰，使經濟學的理論框架更加條理化、邏輯化和明了化。馬克思也認為:“一種科學只有成功地運用數學時，才算達到了完善的地步。”

一、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簡要回顧

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是馬克思多年理論研究的結晶，該理論是在批判繼承古典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提出了勞動創造價值的觀點，揭示了商品經濟的本質。這里的勞動是指，物質生產和創造價值的無差別的抽象勞動。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的主要內容包括:

商品的二重性。馬克思在《資本論》開始寫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統治地位的社會財富，表現為‘龐大的商品堆積’，單個的商品表現為這種財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們的研究就從分析商品開始。”馬克思關于商品的使用價值和價值的論述繼承了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威廉·配第、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的思想，對價值和交換價值進行了區分。價值是交換價值的基礎，沒有價值就不會有交換價值;交換價值是價值的表現形式。

勞動二重性。勞動二重性是勞動價值論中的重要內容，馬克思關于勞動二重性的總結，“一切勞動，從一方面看，是人類勞動力在生理學意義上的耗費;作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類勞動，它形成商品的價值。一切勞動，從另一方面看，是人類勞動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費;作為具體的有用的勞動，它生產使用價值。

價值規律。商品經濟的客觀規律就是商品交換以價值為基礎，商品的價值量由生產商品所耗費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商品必須按等價原則進行交換。商品的價值是通過價格表現的，價值是價格的內容和基礎，價值規律的表現形式是價格圍繞價值上下波動。

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包含的內容不是相互獨立的，商品的使用價值和價值是由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創造出來的，其中商品的價值由價值量表示，而價值量是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所以它們之間構成了相互聯系的有機整體。

二、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新表述及方法創新述評

勞動價值論的新表述和方法創新，并不是要否定經濟學曾采用過的表述和方法。勞動價值論是科學理論，是隨著實踐的變化而發展的，為了社會主義經濟發展實證的要求，經濟學必須使自己的理論精確化，數學方法的運用會使經濟學的研究變得更加精確。

在一些學者所做的有關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某些研究中，已有運用數學模型的較好范例。如吳易風、馮金華、白暴力、何明等人都對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用數理方法進行分析，對該理論進行了新表述。

(一)吳易風運用數理方法對勞動價值論中的商品二重性、價值規律等理論進行了定量分析

使用價值生產過程中的定量模型。由于具體勞動反映商品的自然屬性，所以使用價值的度量只能從量數量上反映，函數式表示為Q=f(L,K)。其中，Q表示使用價值量,L為勞動力數量，創造了使用價值，K是生產商品所需要的生產資料的數量，生產資料包括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

價值形成的數學模型。因為決定商品價值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1;是個別勞動時間的數學期望，所以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價值量V是個別價值V的數學期望，價值形成的數學模型表示為V二V(1)二}V;}(1;})P},P}表示概率分布函數，其服從的分布形式由具體生產情況決定。

商品二重性的綜合模型。商品二重性模型反映了具體勞動創造使用價值的過程，抽象勞動創造新價值和轉移舊價值的過程，前面二者結合構成了商品二重性的綜合模型;V=V(L)=V(Le+L})=V(1,+1t)Q(L,+K)，其中，L。表示投人的活勞動量,Lt表示物化勞動量，一方面，L。使勞動資料對勞動對象進行加工，生產出使用價值的數量為Q的商品，抽象勞動創造產品的價值，由于舊使用價值形態被具體勞動生產性地消費后生產出新使用價值，舊使用價值包含的價值V(Lt)被保存下來，被活勞動L。轉移到新的使用價值中，所以，商品價值中既包含活勞動創造的價值，又包括活勞動轉移的生產資料的價值。

價值規律是商品經濟的基本規律，吳易風用數學方法對價值規律進行了重新的闡述。商品的價值量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商品必須按等價原則進行交換，價值規律的表現形式是價格，價格自發地圍繞價值上下波動，當某種商品價格高于價值時，會導致該種商品的生產擴大，引起市場供給增加和價格下跌，當價格低于價值時，會導致該種商品生產縮小，市場供給減少，價格上升。

勞動價值論分析的意義:使用價值形成過程模型從物質生產角度考察了生產力和使用價值量的關系，價值形成模型說明了商品的本質和價值量的確定;商品二重性模型概況了勞動二重性和商品二重性的關系;價值規律模型闡明了市場機制的作用和盲目性。

(二)馮金華根據馬克思勞動價值理論，提出了價值函數的基本假定z二L+Q和基本公式Z二ziQ=LiQ十c。其中，L代表必要勞動，K為生產資料，z代表價值總量,z代表每一個商品中包含價值量，它是由平均的新價值量和平均的轉移價值量組成。馬克思說:“如果僅僅就價值創造和價值變化本身進行考察，也就是說，進行純粹的考察，那末生產資料，這些不變資本的物質形態，就只是提供一種物質，使流動的、形成價值的力得以固定在上面。”〔略〕可見，根據研究的需要，公式簡化為:z=L/Q。

馮金華在此基礎上引入短期生產函數Q=Q(L)，得到短期價值函數:=L/Q(L)，根據數理推導得出短期價值函數是一條從某個大于0的值開始、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曲線。當引人長期生產函數Q=Q(L,K)時，得到長期價值函數z=L/Q(L,K)。并詳細談論了勞動變化、資本變化、勞動和資本同時變化和同比例變化以及生產函數變化對價值量的影響。

馬克思勞動價值論數學原理的意義:根據價值函數的基本假定推導出了短期和長期的價值函數。

(三)白幕力以生產函數存在“資本量度和生產函數存在性問題”和效用函數存在“效用量度問題”為出發，在發展了馬克思勞動價值理論的基礎上構建了市場價值和市場價格模型

白暴力首先分析供紙曲線，設勞動耗費函數，分析假定勞動耗費與產量之間是非線性的，邊際勞動耗費和平均勞動耗費不是常量，而是變量，所以稱為“非線性勞動價值學說”或“變量勞動價值學說”，在此基礎上推到出了市場供給曲線。廠商生產產品的平均勞動耗費為生產該種產品的廠商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廠商生產成本就是勞動耗費的貨幣形式表現，成本函數就是勞動耗費函數的貨幣表現形式。由此得出，在假定廠商利潤最大化和均衡分析的基礎上，完全競爭廠商短期供給曲線就是邊際成本曲線向上傾斜的部分，也就是邊際勞動耗費曲線向上傾斜的部分;當存在外部效應時，勞動耗費曲線會向上或向下移動，完全競爭廠商長期供給曲線有三種可能的情況。綜合前面的分析，完全競爭市場短期供給曲線由短期廠商供給曲線水平相加而得，完全競爭市場長期供給曲線，當無外部效應是是水平線，當存在外部效應時一種是向上傾斜的，另一種是向下傾斜的。

其次分析需求曲線，提出用生產產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量度邊際效用來解決效用無法量度的問題，而且兩者成正比例關系。在社會是理性和邊際效用遞減的假定下，使等量勞動生產的效用相等實現社會最大效用配置，達到效用均衡。當生產某種產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多，產品出售價值較高，對應的邊際效用也較高，這時消費的數量就會較少，反之.消扮的數量就會較多。因此，產品的出售價值與消費產品數量成反比關系，所以市場需求曲線是一條向右下方傾斜的曲線。

最后分析市場均衡，由前面得出的供給曲線和需求曲線相交的交點就是產品的市場價值或價格。短期市場均衡價格是邊際勞動耗費的貨幣表現形式，長期市場均衡價格是部門平均勞動耗費的貨幣表現形式即生產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案的表現形式。短期市場均衡價格圍繞著長期市場均衡價格波動，也即圍繞著生產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價格波動。

非線性勞動價值學說的意義:推進了市場價格理論的構建。

三、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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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riting, we find that the writing of Das Kapital, in particular Primitiv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is different from the general economic writing, the deep creative spirit of the writer complete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the reasonable structural analysis of primitiv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and the spirit of humane care, so the Das Kapital with cultural form give birth to the factors of a variety of cultural information in the poetic field with content and form, and show the writing features with the harmonious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tent, the theoretical system, writing thinking and expression way.

關鍵詞： 寫作學；資本論；文化書寫

Key words: writing；Das Kapital；cultural writing

中圖分類號：G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1）25-0153-01

0 引言

就經濟學的視角而言，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有關資本原始積累的理論是其政治經濟學理論的重要內容；就哲學的視角而言，它是思想文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就寫作學的視角而言，它也是一種文化文本的獨特書寫形態，是人類文明成果的詩性表達。

1 《資本論之資本原始積累》進行寫作學透視的必要性

當前的諸多文化現象和事實已經充分地說明，資本及其原始積累活動已成為我國社會經濟、文化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必須堅持文化研究的態度，從宏觀的文化維度進一步研究和認識《資本論》中資本原始積累的文化書寫的意義，從而推進這一文本在其他學科的接受和研究的進程。從寫作學的角度看，無論就創作思想表達方式，還是創作的人文精神而言，對《資本論之資本原始積累》進行寫作學透視，都是十分必要的。

統攬學術界六十年的研究軌跡，從今天的學術眼光來看，對《資本論》只做單一的經濟學視角的研究，容易造成對該著在當下中國語境所謂時過境遷意義上的判斷失誤。為此，我們以經濟學和寫作學的復合視點為切入，揭示作為文化文本形態而存在的《資本論》的書寫特色，從文化形態的角度科學地把握蘊藏于《資本論》的創作思想和書寫特點。

2 《資本論之資本原始積累》進行寫作學透視的可行性

馬克思關于資本原始積累的書寫所涉及的對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的前提的表達，對于資本主義私有制取代勞動者個體私有制的表達，對于租地農場主的表述，無不飽含對于現實的具體的人的關照。因此，我們以此為邏輯起點而對其進行的寫作學透視便具有相當程度的現實可行性。

正基于此，從寫作學與經濟學的相結點出發，正如魯迅將歷史著作《史記》解讀為無韻的文學文本《離騷》一般，參照馬克思的“人類學筆記”，在把握了文本內在邏輯聯系的基點上，就可以把《資本論》的寫作理解為由準備、加工、總合三個階段構成的創作過程，可以理解為由思想理論體系、寫作思維、表達形式等多個層面構成的文化文本，亦可理解為由現實、作家、文本、接受等四個要素所構成的文化活動，更可以理解為以前三個方面為基礎的由內容（在人文關懷精神統轄下的理論建構）和形式（以理性的結構分析為手段的文本書寫）相統一文化信息的合成體。

3 《資本論之資本原始積累》的寫作特點

3.1 基于將《資本論》視為文化形態的文本的理解，從寫作方法上來看，作者――馬克思首先從理論和事實相統一的角度，將人的生存問題設置為理論書寫的參照。他說，“這種原始積累在政治經濟學中所起的作用，同原罪在神學中所起的作用幾乎是一樣的。亞當吃了蘋果，人類就有罪了。人們在解釋這種原始積累的起源的時候，就象在談過去的奇聞逸事。”[1]作者以神學中的創世說來類比原始積累，奠定了整篇文章的寫作基調。作為全文的統領，此處關于人的誕生問題的引入建構了作者創作意識中人文關懷精神的生長點。把人的生存問題設立為理論書寫的參照，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馬克思理論書寫的文化維度。馬克思進一步寫到，“這種剝奪的歷史在不同的國家帶有不同的色彩，按不同的順序、在不同的歷史時代通過不同的階段。只有在英國，它才具有典型的形式，因此我們拿英國作例子。”由此可以看出，他從文學書寫的“典型塑造”的角度來引出對于英國資本主義書寫的寫作學意義，這樣的寫作方法既直指經濟寫作的主旨又完全符合一般寫作的規律。

3.2 馬克思的寫作風格總體上講是在質樸的寫實中進行詩性還原，卻不是滑向一般意義上呆板的經濟寫作[2]。淡化和疏導了讀者感受資本之惡的郁結，客觀上起到了亞里士多德所謂“卡塔西斯”的審美凈化作用。為了延伸這種審美作用，以簡潔的語言，形象地刻畫了農村田園生活的突變；既強化了形式層面的畫面感，也承載了內容表達上的厚重感。從被引用的意義上講，薩默斯的話語已經被轉化成了《資本論》的文本語言，增強了對于主體創作精神多元化表達的效果，從而凸現出對資本積累的結構性分析中的詩意表達。

3.3 在內容與形式的相互生成的寫作過程中，作者始終將對于人的關懷意識置于創作精神的圓心，進而輻射到下層社會的每個角落里的每一群體，既增加了思想的深度（質料因），又完善了寫作的結構（形式因）[3]。馬克思通過對亨利時期“法律對于人的規訓和懲罰”（福柯語）的陳述，揭示出了資本的主體性形成所造成人的消亡的慘狀。從主體介入的角度來看，馬克思如同進行著對資本的考古研究，以旁觀的、零度書寫的角度，還原了“資本自從來到世間，每個毛孔里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的事實；從文本結構來看，《資本論》的表層結構(一般論述性結構）和深層結構（觀念和話語的組織與傳達的構造）是相統一的，具有亞里士多德在《詩學》中所提出的文本結構的完整性。

4 結語

在國內研究不斷深入的進程中，馬克思理論文獻的文本研究逐漸地變得重要起來了。《資本論》作為文化的文本，其宏大而又非形而上學的寫作實踐和審美視野大大超出了讀者的期待視野。挖掘寓含于《資本論》的創作過程和創作方法中的思想資源，對于指導年輕一代重新理解馬克思思想本身，具有重大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探討其文本寫作特色，對于糾正當前學術文章枯燥的思辨文風也具有指導意義。

參考文獻：

[1][3][德]馬克思.資本論[M].人民出版社，1975：173，4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