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論文論文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社會論文論文，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電腦的運用，軟件的開發，使學生提高了學習的效率。因特網的興起，給學生帶來了巨大的信息資源。以往聽廣播，只聞其聲，不見其人，這種情況容易調動學生的想象力和思考，使學生聯想主持人的表情、動作和語言。有些電臺播放的歌詞非常優美，就像一首首的現代詩一樣。對此，教師可指導學生抄錄下來，并反復地記憶背誦一下，就可以陶冶學生的情操。另外，有的電臺還播放一些名家散文或者小小說。當這些文章配著動聽的音樂以聲音的形式呈現在學生耳邊的時候，對學生來說，無疑是一場聽覺大宴。比如，在學習老舍先生的《養花》時，我把中央電視臺“藝術與人生”欄目搬進了語文課堂，獲得了成功。我是這樣做的：教室內移開講臺，模擬中央臺布置。任選4名準備好的“老舍先生”，他們在一陣熱烈的掌聲中走上臺。教師任主持人，臺下學生都是觀眾和記者。就課文中的中心思想，老舍先生是如何養花、如何愛花的這些主題，教師、學生和“老舍先生”進行了良好的互動。教師與學生像朋友一樣平等對話，各自選擇適合自己的角色去參與學習、參與實踐。當學生的理解有偏差時，教師及時精妙地加以點撥。師生在交流中對課文的中心思想和主要內容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同時在交流中讓學生的思想境界得到了提高。

二、在平時與人的交流中學習語文

語文是一門需要在現實生活中實踐的學科，我們說話其實就是語文在生活中的呈現。當我們聽了一個故事之后，把它完整地敘述給小伙伴們聽；當我們放學回家后，把一天的見聞感受告訴父母；當我們走在大街上，邊走邊描述一下環境的變化；當我們跟父母去菜市場，與小商販討價還價，這些都是在生活中運用語文的表現。另外，在我們的生活中，有許多生活閱歷豐富的老人，他們經歷過很多我們聞所未聞的事情，傾聽他們的故事也是提高語文能力的一個過程。在傾聽中，我們可以聽到許多奇聞軼事或者民間俗語。這些鮮活生動的語言恰恰是我們平時語文課堂上所缺乏的。

三、在謎語對聯歇后語笑話中學語文

中國的文化博大精深，有很多流傳下來的俗語和笑話等。這些古老的語言中蘊含著豐富的文化，如謎語這一形式。猜謎語其實是一種文字游戲，謎語有謎面和謎底兩個部分，一個字、一個動物或者一件事物，都可以通過謎面的形式來形容出來，然后人們根據提示來猜出謎底。有些漢字的謎面，讀起來生動有趣、概括能力強，當我們猜出謎底之后，就會非常輕松、愉悅地就記住了這個漢字的特點。當然，有的謎面概括的知識就更豐富了，如有的是對地名的描述，有的是對人物特點的概括。這樣的謎語，既鍛煉了學生的思維能力，又豐富了他們的語文知識。在猜謎的時候，教師可以鼓勵學生積極參與，要求學生自己以班內同學的名字為謎底設計幾則謎語。學生熱情高漲，一則則精彩的謎面被設計出來。如：“夏日里的渴望———是清風（施青峰）”“結婚———成親（程欽）”……總之，抓住生活的點點滴滴，眼里有資源，心里有教育，語文課程資源就無處不在。

四、引導學生在社會生活中實踐語文

語文學習應該是把已有的語文知識投入生活實踐，在實踐中提高、發展的一個過程。所以，我們不僅要在生活中學習語文，更要融入生活，在生活中實踐語文知識。

（一）生活中需要語文知識來進行點綴

在語文課上，學生都學過擬人、比喻這些修辭手法。對此，教師就可以讓學生活學活用，運用這些修辭給班級書寫文明用語，為校園樹立新風。于是，“小草在成長，請勿打擾”“不要弄臟小草的綠裙子”“悄悄地來，悄悄地去”“你給我愛心，我奉獻綠蔭”等一條條充滿童真童趣、樸實無華的警示語從他們的大腦中迸發而出。“產品”一旦為生活采用，學生就能感受到語文在生活中的用處非常大，從而使他們有更大的興趣去學習語文。

（二）探索社會生活中的神秘地帶

我們都是一個個普通的社會成員。對學生來說，社會上有很多他們想觸及的“神秘地帶”，比如，城市水資源污染程度如何呀？革命圣地南湖有什么典故呀？衛星是怎么發射到太空的呀？我們在教學的過程中，要充分考慮到學生的這些好奇心，帶領學生去深入到大自然和社會中考察研究，并鼓勵學生積極地進行運用實物實地考察法、文獻資料論證法與合理想象、推理法寫出科技小論文或考察報告。

（三）糾正社會生活中的語文“病癥”

社會生活中存在著許多不規范使用語言文字甚至錯誤使用語言文字的現象，對語文教學有一定負面影響。與其“嚴而守之”，不如“以攻代守”。因此，在語文課上，我經常向學生灌輸一種意識：人人爭當語言文字小醫生，為規范語言文字的使用做貢獻。于是，學生經常能從店牌、廣告牌、電視字幕、報刊雜志中找出錯別字、病句，從家長、教師、同學、節目主持人的話語中找出不規范的、錯誤的表達。變大社會為小課堂，讓學生帶著語文課堂的收獲走向社會生活，這樣，一個“在學中用，在用中學”的良性循環系統就產生了。

五、結語

篇2

經濟社會學論文范文一：經濟社會學視角下的服務型企業信任關系

近幾年來，中國服務企業在促進國民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日益凸顯出來，但因我國經濟處于轉型期，一些服務型企業為了追逐自身經濟利益的最大化而無視對相關利益者的誠信，致使侵犯利益相關者合法權益的事件頻繁發生，引起了社會大眾的普遍關注。鑒于此，本筆者從經濟社會學的視角出發，分析影響服務型企業的主要因素，并進而探索服務型企業通過相關誠信戰略構建與顧客的信任關系。

一、國內外企業的信任研究的文獻綜述

信任的探討一直是一個久遠的話題，但直到20世紀70年代，作為對經濟學帝國主義入侵的一種回應，信任問題逐漸成為西方經濟社會學研究的一個熱點，學者開始對信任進行了研究。

1.國外企業信任研究綜述

新古典經濟學是以理性選擇理論研究信任問題。經濟學家阿羅在其《組織限度》一書中指出信任是經濟交換有效的劑，將經濟落后與信任聯系起來，提出可以用缺少相互信任來解釋世界上的很多經濟落后現象。新經濟社會學奠基人格蘭諾維特以嵌入理論提出經濟交易，經濟行為者之間的相互信任可以有效地防止相互破壞和相互欺詐行為和事件的發生，從而降低為防止欺詐、破壞及處理爭端所需的交易成本。日裔美籍學者福山在其所著《信任：社會美德與創造經濟繁榮》一書中用企業發展的規模作為主要指標來反映一個國家信任度的高低，即一個國家的信任度越高，則其企業發展越好，反之則影響企業的發展。他指出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是一種社會資本，這種社會資本可有助于經濟行為者降低了交易成本，以提高經濟效率與效益。

2.國內企業社會責任研究綜述

我國對信任的研究相對滯后，隨著中國信任度下降問題日趨嚴重，學者們開始將信任作為重要的課題來研究。張縷博士以嵌入性為視角，提出了當前我國企業間信任關系有二個特征：一是以工具性關系構建為基礎的多元信任關系構成。二是不同信任關系模式的運作方式相差較大，這種不同信任關系模式級有利也有弊，有利的一面為各模式在企業經濟活動中各盡其能地發揮作用，而不利的一面為各模式運作效果存在相互抵消的風險，對設計出有效的保障機制是極大的制約。清華大學的羅家德教授在《中國人的信任游戲》指出中國人做生意，一手是信任游戲，一手是權力游戲，信任是企業雙方進行交易的基礎。從國內外學者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學者關于信任理論的理論研究較多，而實證研究則較少，因此，本文立足于實踐層面以服務型企業為例，運用企業信任理論，通過問卷法來探討影響服務型與其消費者建立信任關系的重要因素，并在此基礎提出構建服務型企業與消費者良好信任關系的建議。

二、服務企業的信任的界定

西方學者Sirdeshmuk以服務行業為背景來研究影響顧客信任的因素，將顧客信任定義為顧客所懷有的服務提供者是可靠的、并且能夠履行其承諾的服務內容的期望。對服務性企業來說，其服信任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即企業對員工的信任、企業與企業之間的信任、企業與消費者之間的信任。在這里我們討論的是企業與消費者之間的信任問題。

三、影響服務型企業持續性信任關系的最主要因素

企業持續信任的形成，可分為三個階段:首先是工具信任的形成，即企業通過獨特的物質文化、建筑、服務設備，服務的規律性在顧客心目中獲得良好的信任;第二階段通過提供給消費者各種承諾，提高辦事效率，與顧客有友好的合作經歷，這個過程我們稱之為過程型信任;第三階段通過上述兩個過程最終獲得顧客的滿意感、忠誠度的情感信任。基于此，本文選取500名消費者，來研究物質文化、服務規律性、企業辦事效率、提供給顧客的承諾、顧客的滿意度和顧客的忠誠度等6個因素來分析顧客是否會與服務型企業建立持續性的信任關系，顧客的滿意度、顧客的忠誠度和服務型企業所提供各種承諾是影響服務型企業與其顧客建立持續性信任關系的重要因素。

1.顧客滿意度是影響服務型企業與顧客建立持續信任的最主要因素

顧客滿意是顧客對企業及企業員工所提供的產品和服務的直接性綜合評價，顧客滿意是顧客信任的前提。如果顧客對企業的服務態度、內外部設施越滿意，顧客就會重復購買企業的企業的產品及服務，顧客的信任會增加企業的收入，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率。

2.顧客忠誠度是影響服務型企業與顧客者建立持續信任的重要因素

顧客忠誠度是顧客對某企業產品或服務產生的好感形成的偏好，主要是通過顧客的情感和行為忠誠表現出來的。對于喜歡規避風險的消費者來說，其對企業的忠誠度越高，就越不可能冒險嘗試接受另一家服務，而愿意選擇已經習慣了的服務。因為一旦選擇其它的企業，他可能要承擔一定的風險。對于服務性企業來說，盡可能地維持與同一個的服務享受者的長期關系本身就可以幫助企業獲取持續利潤。

3.承諾也是影響服務型企業與消費者建立持續信任的重要因素

服務性企業產品具有無形性的特點，只有通過承諾才有可能建立某種信任關系。信任是對承諾的一種跨越，是不可化約的信念的一種品質。對于服務型企業來說，對服務接受方的承諾可以提供了一種激勵，增進雙方的合作，決定了可信賴性。但是承諾也必須適度，頻繁的承諾可能不利于企業的成長，如果企業總是對顧客做出承諾，在顧客看來，企業會不可信。

四、培育服務型企業與消費者構建持續性信任關系的措施

本文通過對顧客的問卷調查，針對影響服務型企業構建信任因素的分析，認為應通過服務型企業應從自身出發，采取多種措施來培育服務性企業對顧客的持續性信任關系的構建。首先，因顧客滿意度和顧客忠誠度是影響服務性企業信任的重要因素，所以企業應經常關注顧客的利益與訴求，可以通過通過提高服務質量，改善內部設施實現顧客滿意，贏得顧客的忠誠，進而與顧客建立信任關系，使企業收益。其次，加強企業內部法制和行為規范的建設，對違反信任原則的要予以制裁。使員工認識到與交易方合作能為企業的長期發展帶來很大的益處，在企業信任的基礎上進行長期投資和管理。最后，服務型企業要有效發揮服務承諾的作用，在服務承諾設計上遵守內容適度、表述清晰和隊服容易等原則;在實施服務承諾時，要綜合考慮服務本身特點、服務企業狀況、服務行業情況和顧客特征等一系列因素。

經濟社會學論文范文二：新經濟社會學的理論張力及范式反思

一、社會網絡與關系嵌入說

社會網絡與關系嵌入說是新經濟社會學的主要代表性學說。它們假定，個體的經濟社會行動是嵌入在人際關系網絡之中的，人們正是通過對關系資本的建構與利用達至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目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各種社會關系與社會網絡是屈從于個體理性的，關系人其實是理性人，關系嵌入本質上是一種弱嵌入，它并未否定經濟理性的客觀事實。在新經濟社會學領域，格蘭諾維特的探索最具代表性，其方法論關系主義原則的立論基礎是在被其稱之為低度社會化和過度社會化兩種視角間展開的。格氏指出，社會學家將個體的經濟行為視為一種社會化和制度化的過程，個人行為屈從于共有的價值與規范系統，受到文化與價值觀念的支配。這是一種過度社會化的觀念，持這一主張的典型代表人物是帕森斯。格氏反對帕森斯的社會學傳統，十分貶抑對符號、價值、規范以及文化等等的學術關懷。他試圖推翻帕森斯所強調的模糊的社會系統概念，而將個人行動理論及如何鏈接他人行動的方式置于新理論的核心位置，這個核心便是關系網絡，它使個人行為和總體的社會形態的鏈接成為可能。與過度社會化相反，新古典經濟學在認識人的經濟行為時，將人視為理性個體，個人行為獨立于社會關系之外，人類的一切文化與制度行為均可從理性個體的自利動機中得以理解，這便是低度社會化觀點。該觀點假定，生產、分配與消費行為完全不受社會關系與社會結構影響。格氏指出，無論是低度社會化還是過度社會化假定，都將社會性孤立的行動者作為行動與決定的中心，沒有處理好社會網絡與社會行動的關系。因此，對人類經濟行為的分析應當盡量避免過度與低度社會化的孤立問題。行動者有目的的行動實際上是嵌入在真實的、正在運作的社會關系系統之中的，社會網絡通過多種形式和途徑影響著人們的經濟行為。而嵌入性的基本內涵是：經濟行動和經濟績效以及所有社會行動和社會績效，都受到行動者動態的社會關系和全面的關系網絡結構的影響。[1]格氏以職業流動為例，比較了社會學和經濟學在分析個體經濟行為上的差異。他指出，這兩個學科在看待勞動力市場中行動者的跳槽行為時，都堅持方法論個體主義原則，從個人行為及其動機入手，來分析求職者通過何種手段來達致跳槽和轉業的目的。不同之處是，社會學強調個人的求職流動嵌入于社會關系之中，受到社會網絡的限制，而經濟學則堅持社會孤立性假說，認為個人的經濟行為可以脫離于社會關系網絡的限制，強調是受雇者的個人傾向、經濟動機、人力資本、升遷機會等因素決定了其跳槽或轉行。格氏認為，經濟學的解釋不符合真實情況，個人的職業生涯及工作流動是嵌入在社會關系中的，一個人的求職及跳槽經歷取決于他認識的人的數目及在工作中同這些人的關系狀況。同樣，經濟學中的隱形契約、有效工資論將勞工行為視為一種社會孤立性行為，將員工和雇主視為陌生人，將他們的關系從社會組織網絡中抽離出來，忽視了兩者之間可能存在的熟識關系。在企業中，通常情況是，那些靠著關系獲得職位的人已建立了工作上的非正式關系，這種關系促進了雙方之間的信任。從社會學視角看，職位升遷的決定與行動嵌入在非正式的交換網絡中。格氏關于關系人與職業生涯的經驗研究是其方法論關系主義原則最具代表性的嘗試，被視為新經濟社會學的第一個范例，體現了他將個體經濟行為與網絡關系、微觀層次與宏觀層次加以鏈接的理論野心。他力求解答的基本問題是：人際關系如何建立和維系，如何利用這種關系傳遞信息、關系人如何從網絡中獲得信息，這種關系是強的還是弱的，其本質是什么。基本觀點是：人際關系在求職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個人高度依賴其現存的個人關系特別是由弱關系構成的關系鏈來獲取求職信息。個人關系是尋找工作的主要方法。大多數被訪者指出，更好的工作是通過弱關系即工作關系和其他關系找到的。在個人求職經歷中，弱關系往往比強關系更有效。弱關系比強關系更有利于信息傳遞，對個體的經濟行動更為有利。強關系是群體內部的紐帶，組成者之間的相似度高，他們之間的信息的重復性也高，通過強關系傳播的信息更可能限制在較小范圍內;而弱關系是群體間的紐帶，其中的信息傳播由于經過較長的社會距離，能使信息流行起來，弱關系充當了信息傳遞的橋梁。在群體關系中，弱關系更能擴大自身的關系網絡，連接不同群體的成員，從而能獲得更多的求職機會并找到更好的工作。弱關系的引入建立了一座鏈接微觀至宏觀、個人經驗與社會結構的橋梁，形成了一條解釋個人經濟行為的因果鏈條。

二、社會資本理論中的形式主義傳統

以普特南、林南等為代表的社會資本理論，強調將關系視為一種結構性社會資源，當作一種能為行動者帶來價值增值的新型資本形態。這種資本嵌入在社會關系、社群組織、社會群體、權威關系之中。與新古典經濟學中的人力資本相比，社會資本突出個體行動與社會關系的鏈接，強調社會關系對個體行動的意義。與格蘭諾維特等為代表的嵌入性關系相比，社會資本理論更明確地將人情關系作為一種能夠帶來價值增值的社會資源凸現出來，彰顯了行動者的主體性與目的性。社會資本理論從個人及其行動出發，探討行動者如何利用各種社會資源來實現自身利益。這些學者認定，在社會行動中，行動者是理性人，其行動的目的是在確保資源損失最小化的基礎上，謀求收益最大化。林南是社會資本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以個人及其理性選擇為出發點，在個人行動和社會結構互動的基礎上，試圖回答：行動者為了在工具性行動中獲得回報，如何在社會關系中投資，如何獲取和使用嵌入在社會網絡中的資源。林南指出，社會資本是行動者在行動中獲取和使用的嵌入在社會網絡中的資源。它是在關系中獲得并能帶來更好回報的資本形態，包含兩個重要組成部分即嵌入在社會關系而不是個人中的資源、這些資源的獲取和使用取決于行動者。同人力資本一樣，社會資本是行動者提高目的性行動成功的可能性的投資。不同之處是，人力資本是通過教育培訓等方式對個人能力的投資，而社會資本則是在社會關系中的投資，通過社會關系可以使用和借取其他行動者的資源。林南的社會資本概念包含了三個基本含義：社會資本植根于社會關系之中，不能離開社會關系談論社會資本;社會資本是可以增值的資源;社會資本不僅是嵌入在社會關系中的資源，而且是人們為了獲取各種效益的投資行動。[2]行動、社會關系和資源構成了社會資本的基本結構要素。首先，資源及其利用是社會資本理論的核心。一般而言，行動者即個體或由個體組成的集體都會采取行動維持和獲得有價值資源，促進自我利益。維持和獲得有價值資源是行動的兩個主要動機，而且維持資源比獲得資源更重要。其次，這些有價值的資源是嵌入在等級制結構和網絡結構之中的。資源的嵌入性與社會位置、權威關系、互動規則和位置占據者等結構要素相關，它們形成了一個密切相連的連續體，共同對行動者動用社會網絡資源產生影響。第三，行動是社會資本得以運轉的動因。行動者建立和維持社會資本、加強社會互動的目的在于從行動中獲得益處并增進其福利。行動者通過行動直接或間接地從社會關系網絡中獲得社會資源。林南更關注目的性行動對行動者的意義，因為這種行動指導著社會互動。為評價互動在社會行動中的意義，林南將行動者之間的互動關系分為同質互動與異質互動[3]45-46。前者以擁有相似資源的兩個行動者之間的關系為特征，揭示了情感、互動與共享資源的三角關系，這些資源包括財富、聲望、權力和生活方式等。行動者之間的共鳴與共同關心促進了同質互動。異質互動表述的是擁有不同資源的兩個行動者之間的關系。與同質互動相比，異質互動要求付出更多努力。行動者參與異質互動的目的是為了更好的回報，這意味著要超越自己的社會圈子，需要高代價的互惠承諾并向搭橋人提供資源。最終，林南的社會資本理論關注的是：嵌入在個體的社會網絡中的資源，以及如何獲取和使用這些資源使個體獲益。[3]54資源是投資活動的對象，關系網絡是投資活動的場所，而個體及其行動則是投資者及其活動。林楠認為，社會資本包含了三個過程：社會資本中的投資、對社會資本的獲取和動員、社會資本的回報。社會關系包含了宏觀的結構位置和中觀的網絡位置。行動者依靠行動和社會互動同嵌入在關系網絡中的資源連接在一起，通過動員社會資本，使其實現資本化的轉化，最終為其帶來資源的增益與回報。林南沿著微觀中觀宏觀自下而上的分析路徑，從微觀的個體有目的的社會行動開始，逐漸上升至社會網絡和社會結構層面。微觀層面上，社會資本是行動者在工具性行動中用來獲取嵌入性資源的實際聯系。中觀網絡層次上，強調的是個體如何獲取嵌入在集體中的資源。宏觀層次上，強調的是工具性或表達性行為所具有的結構意義，并受到結構性位置的限制。

三、新經濟社會學的范式反思

新經濟社會學始終將關系或社會網絡視為個體經濟行動的重要資源看待，從個體行動的關系論立場出發，力圖超越政治經濟學對人類經濟行為的認知局限，拓展人類經濟社會行動研究的新視野。新經濟社會學試圖將行動者的微觀行動與宏觀的社會結構鏈接起來，以彌合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之間的鴻溝。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超越了古典政治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對于人類經濟行為的認知?要回答這個問題，有必要從理論硬核、知識論、價值論和方法論等層面對新經濟社會學進行范式反思，并在這種范式反思的基礎上，培養我們的范式自覺意識，進而推進中國經濟社會學的發展。我們將再次以新經濟社會學的主要開拓者格蘭諾維特的理論觀點為典型范例，來說明這門分支學科在認知人類經濟社會關系時所陷入的范式困境。之所以選擇格蘭諾維特作為典范，是因為其經濟社會思想在新經濟社會學范式中最具代表性。甚至可以說，認清了格蘭諾維特思想的誤區，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認清了新經濟社會學面臨的范式困境。格蘭諾維特試圖從關系主義方法論視角，展開對個體經濟行為的研究，其理論抱負是超越低度社會化與過度社會化視角，建立經濟行為分析的第三種研究思路。然而，格氏對上述兩種視角的處理存在簡單化傾向，甚至為了論述其關系主義的合理性，故意歪曲經濟學與社會學的一些基本理論觀點。如他將斯密視為低度社會化的主要代表。但斯密在談到個體的經濟行為時，強調了經濟行為的道德與社會基礎。同樣，格氏在認識帕森斯的觀點時，同樣也存在著簡單化和片面化傾向。在帕森斯思想中既包含著個人自主的社會基礎，又包含著社會秩序的多元基礎，行動既是個體的，又是社會的。帕森斯的理論是在與各種理論傳統，特別是在同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傳統進行激烈對話的基礎上形成的，他一直未放棄整合兩者的努力。帕氏一方面強調集體規范對個體的滲透，一方面又突出個體自發意志的意義，認為規范的相互滲透作用是由兩個個體分享共同符號并使之內化的過程造成的。帕森斯認為，就像離散的個體是一種不可能發生的社會事實一樣，無序的社會行動也是不可能發生的。符號的相互滲透意味著，個體之間必然會存在著某種確定的秩序要素。個人行動受內化于其中的規范制約，服從于個人意愿的調整。

格氏在對帕森斯的思想進行批判時，并未認真對待帕森斯的理論精神，他對過度社會化問題的解釋十分草率。格氏所說的關系嵌入本質上是一種形式嵌入，從未否定方法論個體主義中關于理性個體、經濟理性與市場自主性的假定。他關于經濟行為的嵌入性分析強調的是行動者如何利用各種關系來實現自身的行動目的，關系是為個體理性行動服務的。在他筆下，求職者是自由人，是能夠為了達致經濟目的而建立、維系和利用關系的經濟理性人。不論是強關系還是弱關系，均為個人的經濟需要與目的而存在。因此，如果說新古典經濟學說中的理性人、經濟理性、市場自主性等要素，構成了市場經濟的硬核。格氏所修正的，其實僅是市場硬核之外的保護帶，沒有從根本上動搖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根基。格氏在個體行動的基礎上，引入了社會網絡變量，并探討了社會網絡如何影響經濟行動、社會結構如何產生經濟績效等問題，這在一定程度上補充和修正了形式經濟學的一些假定。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貝爾特認為，格氏的嵌入性思想與其說是對經濟學的批判，不如說是對經濟學的補充，他似乎在提醒經濟家，在考慮經濟行動時，應當關注社會網絡。他的理論并未沒有提出一種目的性與策略性行動的理論，僅僅補充了經濟行為分析的某些變量。[5]斯威德伯格也指出，網絡分析方法并沒有形成一個關于到底何謂市場的完整理論，而是構建了一個探索社會關系的一般性方法。人們為什么從事交換活動，市場在何種情況下被建立等，都沒有被包含在這一理論當中。[6]Krippner指出，格氏試圖超越原子化個人的假設，但卻陷入了經濟學設定的模型中，將經濟從社會中分離出來了。嵌入性觀念假定，市場世界可以脫離社會而存在。但即便從理想類型看，市場也不可能不受時空限制，它本身就是一種典型的社會制度，反映了一種復雜的政治、文化和思想的煉金術。因此，以格氏為首的網路理論家盡管清晰地驗證了市場，但社會內容卻從社會結構中蒸餾了。他指出，格氏試圖在低度社會化與過渡社會化之間尋求一條認識經濟行為的中間道路，但卻堅持將經濟與社會的本質分割開。這個問題在經濟社會學領域產生了一種悖論現象：研究者既可以放棄市場領域而研究社會領域中的經濟過程;也可以將市場視為一個自治的理論實體來研究，而清除所有社會因素。因此，嵌入性概念對提升市場社會學的理論化水平貢獻甚微。[7]倪志偉等指出，雖然格氏為經濟生活的研究奠定了基礎，但他對人際關系和網絡結構本質的片面認知限制了經濟社會學的分析視角，無法解釋與經濟相關的國家、法律、規則、契約、產權等制度，也無從解釋維系交易的各種組織制度和與社會規范相關的各種非正式制度。如果缺乏制度性因素的考慮，這種網絡嵌入的觀點在解釋力度上就會受到限制。格氏試圖為個人行動建構一種社會基礎，但他對網絡與制度之間關系的理解是膚淺的。在倪志偉等看來，個體的關系網絡除了正在進行的社會互動外什么也不是。這些網絡牽涉到動態的社會過程，而不是靜態的社會結構。格氏的嵌入說缺乏對行動機制的闡釋，這種機制可以解釋為什么經濟行動者有時候為了獲取經濟利益而脫離持續的網路。

最后，格氏忽視了經濟形式的多樣性，忽視了文化因素和社會因素對經濟行為的影響。雖然他也提及社會因素，但它基本上等同于社會網，顯然簡化了社會這一概念的豐富內涵。對此，格蘭諾維特曾進行了認真檢討和反思，他指出，社會網絡分析犯了兩個致命錯誤：一是將很多精力放在追求網絡分析的細枝末節和因果性分析上，卻對社會理論面對的重大社會問題缺乏敏感性，忽視了經濟關系中的文化、政治以及制度框架的重要性。實際上，社會網絡不可能獨立于社會建構和權力結構之外，經濟行為是嵌入于特定的政治、文化和歷史脈絡之中的;二是，嵌入性理論未能有效分析較大的文化及政治力量如何影響個人的行動與網絡。格氏的理論認知局限表明，新經濟社會學的關系主義方法論本質上是沿著個體主義的思路展開的，其理論分析的基本單位是理性個體，沒有實現對形式主義經濟學的超越和替代，而且缺乏對重大問題的理論關懷。關系人本質上是理性人，是為追逐私利而利用關系的人。社會關系一旦建立，似乎便成為了一種客觀的、靜態的網絡結構，一種可以用數理方法進行演繹推理、按照因果邏輯加以認識的資源。正如塞勒尼等指出，嵌入性觀點將社會結構萎縮成關于網絡的方法論個人主義，所有這些智識上的選擇，都包含了對理性選擇理論和新古典經濟學的含蓄讓步。在有限理性的假定下，模仿是理性的，網絡是被理性個體操縱的資源，而嵌入性不過是在理性選擇旁邊加了個括號，亦即假設所有其他的東西都是平的。因此，格氏所主張的嵌入性觀念不僅忽視了階級的差異，而且忽視了社會轉型和社會變遷的歷史意義，收縮了經濟社會行動的時空范圍。

但實際上，建立在人際互動基礎上的社會關系本質上具有理性與情感、工具性與表達性、歷史性與共時性、流動性與易變性等特征，受到特定的文化傳統與社會制度的限定，更難加以量化和客觀化。因此，關系所能提供的僅僅是對紛繁的日常生活的一種可能的分析方法。[10]總之，新經濟社會學明確以方法論關系主義為取向，來彌合方法論個體論與整體論、低度社會化與過度社會化之間的內在張力。關系存在于個體與社會、個人與集體、經濟與社會之間，是開啟個體與社會、行動與結構之張力的中間路徑。然而，通過分析發現，這些學者主張的關系、網絡和社會資本，本質是建立在微觀基礎上的人際互動產物，是經濟人為謀求私欲而與他人互動的結果，是一種工具理性關系。當這些學者將關系視為一種客觀結構、一種資源和資本時，表明這種分析理路已經陷入形式分析所追求的強調客觀性、普遍性和一般性的思維困境之中。依照新經濟社會學的理解，關系本身是一種客觀性資源，這種資源能超越時空限制，無論在什么樣的社會制度中，其發揮作用的機制都是一樣的。所不同的僅是其表現形式而已，即在有的社會中發揮作用的是弱關系、而在其他社會中可能是強關系。在新經濟社會學的理論表述中，關系成為了理性行動者謀求自身利益而啟動的社會資源，是嵌入在經濟社會行動之中的資本形式。因此，新經濟社會學非但未否認經濟理性與經濟交往的客觀事實，反而賦予了這種理性更豐富的現實基礎，如關系理性、社會資本等。它強調的嵌入性，更確切的表述方式是：關系是嵌入在經濟社會行動之中的，是理性行動者實現個人私欲的工具。這種嵌入性觀點未從根本上動搖新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基礎。

四、實現中國經濟社會學研究的范式自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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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嘉順 單位：華僑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

社會學研究中的演繹邏輯類型及其特點

在前文已經提到社會學研究中的理論檢驗就是借助于演繹的邏輯，才能夠從抽象的理論中得到相對具體的假設，進而通過對假設的檢驗來實現對理論的檢驗，但是在降低理論抽象層次的過程中，如果不能夠嚴格遵循一定的演繹邏輯規則就有可能出現研究假設與理論不處在同一邏輯體系下的情況，如果是那樣，就不能真正驗證所需檢驗的理論。為了說明這個問題，我們先要介紹演繹的兩種類型，一個是邏輯演繹，另一個是經驗演繹，這兩種方法都有一些自身的先天不足。對于邏輯演繹來說，這種方法主要在自然科學中應用，而運用最好的就是數學。數學可以用非常抽象的語言將處在不同抽象層次的公理、概念、定理聯結在一起居于同一邏輯體系之下。數學主要是根據一些已知的公理為基礎，然后根據一定的演繹規則推理出需要的定理。社會科學的研究者也借鑒了這種方法，他們也大致應用這種定理化方式來演繹理論假設，所不同的是他們演繹的基礎不是一些不證自明的公理，而是一些暫時假定成立的理論，而這些理論可能是通過歸納邏輯得到的，也可能是經過前一階段的檢驗而獲得暫時的穩定性，但是不論何種，都存在各自邏輯方法上的缺陷帶來的理論有效性的質疑，因此在應用這些理論來演繹出更低抽象層次的假設時就有可能使研究假設帶上理論本身固有的某些缺陷。此外，社會學中的理論都包含必要的概念，而有一些流傳甚廣的理論中的概念沒有被清晰定義過，并且社會科學內部并沒有對所有的概念及其測量方法達成一致的認識。但是邏輯演繹的一個優點就是它能從原先那些無法被驗證的公設①中推演出研究命題，并且保證這些研究命題和推演出它們的公設處在同一個抽象層次。而對于經驗演繹來說，由于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畢竟不如數學的研究對象那樣單純，社會學不太可能根據邏輯演繹方法推演出如數學那樣抽象的命題或者研究假設。所以實際上，社會學的研究者為了能夠得到可以被直接觀察、直接檢驗的研究假設往往運用經驗演繹的方法。這種方法實際上就是將理論抽象層次更加降低。在得到研究假設之后，運用經驗演繹的方法，研究者可以將假設中的概念與其變量聯系起來，在經驗層次上得出更加具體的假設也即工作假設。在得到工作假設這一過程中很重要的步驟就是操作化，即給概念下操作性的定義，正是通過這一步驟，研究者可以收集到能夠反映概念內涵的資料。可以看出經驗演繹可以克服邏輯演繹的不足。經驗演繹能夠將抽象的理論及概念降低抽象層次使之轉化成可以被觀察到的指標，從而使理論在經驗材料中得到檢驗。并且由于有了具體的指標，研究者可以根據具體的指標收集所需的資料，從而避免收集資料上的盲從性。但是與邏輯演繹所擅長的相反，經驗演繹的缺陷就在于理論中的概念及其變量、指標是處于不同的抽象層次上的。

社會學研究中的演繹邏輯使用通過簡單的分析

我們可以在理論檢驗的初步階段應用邏輯演繹的方法從既有的理論中推演出理論假設，應用這樣的推演方法可以保證研究假設和推演出它們的理論處在同一個抽象層次，從而使理論和收集的資料保持一致的邏輯關系；而在檢驗的后一個階段，研究者可以應用經驗演繹的方法，在得到具體的研究假設之后，運用經驗演繹的方法，研究者可以將假設中的概念及其變量聯系起來，以使理論得到具體的驗證。但是還應該看到即使將這兩種方法結合起來后，雖然可以解決部分方法上的不足，但是還有些缺陷不能得到很好的解決，其中之一就是概念的內涵檢定及其變量、指標的確定。某個概念究竟具有哪些維度，不同的維度究竟需要哪些變量、指標來代替是一個理論素養和經驗積累的問題。社會學研究中有時需要對某些概念進行測量，而選取概念的哪些維度則要視研究者的需要而定。當然每個概念的情況各不相同，有時是不同的研究者對其認識不同，而對于一些相對比較經典的概念，就算研究者之間已經形成比較接近的認識，但是對于概念的內涵及外延的界定不清楚，仍然會造成對概念的內涵檢定及其變量、指標的確定的不清楚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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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社會問題社會問題新聞寫作宏觀把握

一、引言

社會問題是社會學上的一個特定稱謂。社會問題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社會問題，泛指一切與社會生活有關的問題，狹義的社會問題特指社會的病態或失調現象。社會學意義上的社會問題一般取其狹義所指。

二、社會問題新聞的特性

社會問題新聞的特性是和社會問題的特征和新聞特性的有機疊加。社會問題具有普遍性和變異性，復合性和周期性以及破壞性和集群性等特征，而社會問題信息一旦通過大眾傳媒傳播開去，新聞的表征便會顯現出來，使社會問題新聞呈現出自己獨特的個性。

(1)社會性

新聞是社會生活的記錄，所有的新聞信息傳播一定程度上都帶有社會的印記，無論這種社會性是強還是弱，是顯在的或是隱藏的。但社會問題新聞與一般的新聞相比，其顯示的社會性無疑更加強烈、明顯和昭然若是。

(2)負向性

盡管某些社會問題終極意義上對社會進步具有積極作用，如下崗職工問題，農民工問題，但大多數社會問題具有破壞性的特征。所謂破壞性是指“社會問題對社會運行和人們的社會生活具有威脅、損害的破壞性作用。”如犯罪問題危害了人們的正常生活，破壞了社會的正常秩序。量多面廣的社會問題的破壞性作用，正是引起社會多數成員普遍關注的主要原因。

(3)震撼性

社會問題新聞以負面、消極信息為主，具有天然吸引受眾注意力的新聞價值要素:反常性、刺激性、煽情性。更為重要的是社會問題新聞有著與受眾心理與情感上的接近性。

三、新形勢下社會問題新聞寫作的宏觀把握

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的現實對社會問題新聞傳播提出了新的課題，新形勢下的社會問題新聞寫作要力求從宏觀上著眼，從我國社會總體上，社會問題的現狀走勢上把握社會問題新聞寫作的要求，正確地引導公眾輿論，在黨性原則和現有法律法規框架內促進社會問題解決。

1、正確引導原則

社會轉型期是社會問題的多發期。各種新現象、新矛盾、新動向層出不窮，往往是得失并存，利弊共生。社會生活中出現的諸多社會問題可以說是不可避免的。關鍵是，面對此起彼伏的社會問題，一方面，新聞媒介不能回避，要發揮主觀能動性，主動介入，積極捕捉；另一方面，要冷靜思考，要從全黨全國工作的大局出發，對社會報道進行理性思考，周密部署，切不可頭腦發熱、草率從事。

2、促進解決社會問題原則

我國媒體是黨和政府和耳目喉舌，既是社會問題的監測者，又是促進解決社會問題的鼓動者，因此社會問題新聞寫作不但要遵循客觀性理念，使受眾正確認識社會問題，更要遵循有助于社會問題解決的原則，聯系政府和公眾共同解決社會問題。這里筆者將運用社會學上關于社會問題解決的若干原則來分析。

一是社會規律性原則。認識解決社會問題要以遵循社會規律為原則。首先，規律是事物內在的屬性，是事物之間固定的聯系，它不是可觀察、可感知的表面現象本身，而是隱藏于表面現象之后，把握和遵循社會規律，不僅僅是感知、觀察社會現象本身，而是發現、認識社會現象內在或背后的聯系。因此，社會問題新聞不能僅僅滿足于現象式的描摹某一個社會問題，而是要透過社會問題表層的簾幕，去探究其實質性的內在，也就是說，社會問題新聞的意義不只停留在使受眾感知這個層面上，而且還要通過解釋分析幫助受眾了解并理解社會問題的來龍去脈、意義、影響，以便做出正確的決策。其次，社會問題新聞的最終目的是通過報道最終推動社會問題的解決。而解決社會問題將會涉及其自身的規律性，解決條件中的規律性及對策措施中的規律性，因此，社會問題新聞需要正確把握和運用這三方面的規律性來引導受眾確定解決對策。

二是社會規范性原則。報道社會問題時必須遵循解決社會問題的一定的社會規范。社會規范是人們解決社會問題的準則，是消除不和諧現象，達到社會有秩序狀態的基礎。堅持這一原則，社會問題新聞寫作必須:第一，分析待解決的社會問題與現存社會規范之間的關系。許多社會問題現象的產生、內容、表現與存在的社會規范的狀況有關，認識要解決的社會問題與有關的現存社會規范之間的關系，有利于認識社會問題現象達到本質，而且是研究這一社會問題解決對策的規范性的基礎。第二，確定解決社會問題中的社會規范。這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破除、廢除、修正、調整與待解決社會問題有關的現存的那些不合理的社會規范；另一方面是制定、建立與待解決的社會問題有關的新的社會規范，包括明確規范的內容與選擇規范的形式。確定社會規范即保證了社會問題解決對策及實施對策全部活動的規則性、合理性、協調性和有效性。

三是遵循社會公眾性原則。社會公眾利益，表現為國家利益、民族利益、社會大多數人的利益。

四是堅持社會進步性原則。這是指報道社會問題必須以推動社會的進步與發展為根本目的。新聞媒體報道社會問題，為報道而報道，不考慮自己的報道是否有利于社會進步，這樣的話，往往會有礙社會的穩定、進步與發展。這樣教訓也是不少的。

一句話，受眾的渴求、現實的需要和媒介的責任所系都對媒體社會問題新聞報道提出了新的要求。理論不能脫離現實而存在，亦不能沉酒于自說自話的虛妄滿足，因此學界理應對社會問題新聞傳播投以關注的目光，追蹤其發展，針砭其利弊，預測其走向。

參考文獻：

靖鳴:《問題新聞學》，香港天馬圖書有限公司，2003年

喬恩·謝潑德和哈文·沃斯:《美國社會問題》，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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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專業的社會工作社團作為一個較大規模的社會團體，必然會在社會上存在一定的影響。這種影響與個別的、單個的、小群的社會工作者的微弱聲音不能同日而語。因為社會工作團體有能力利用電視，廣播，報刊，以至網絡傳媒對社團自身及各類社會問題進行大量的質量的有影響的宣傳以提高社會工作的社會影響，能使社會工作者的工作更好的展開。即“宣傳性”功能

第三、專業社會工作社團有廣泛的組織力量與成員，以這些成員為骨干可以與社會工作者進行交流合作，可以與社會各個階層的群眾與個人產生互動效果，從而能夠及時了解社會及社會問題的變化發展，而且同樣可以增進各個區域的各種職能的社會工作者在跨領域地交流互換，提高工作效率。即“交流性”與“促進性”的功能。

當然一個專業的社會工作社團肯定還有很多的優勢，比如，在人事利用，籌集資金，發起救助活動等方面有其得天獨厚的方面。

(二)

進行有針對性，廣泛的社會宣傳

（1）針對性宣傳——即“骨干論”

社會工作服務社會肯定要取與社會當時中國貧富差距現象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有一部分人群經濟能力較強，而另一部分人的情況則不容樂觀。針對性宣傳的目的即針對富裕人群，使他們樂意捐出或捐助一部分物品或錢財，用以援助貧困人群，以達到盡量縮小貧富差距的目的。中國社會工作目前缺少對這部分人的宣傳，這也是一種社會資源的浪費。要用宣傳力量使私人捐助在扶貧基金中的比例增多，力求取之社會，用之社會。而富裕階層的捐助對普通階層的偶發性，微量性，無論是捐助的穩定程度和捐助的數量上都有很大的優勢，但目前對這部分宣傳群體的宣傳力度不夠，需要加大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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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源出貴州省松桃縣西，東流達四川省秀山縣，入湖南省花垣、保靖兩縣，曲折趨保靖縣西8公里處的江口匯入主源。又流經永順、古丈兩縣，折轉東南流，注入沅水。”酉水是武陵山區的一條重要河流，也是沅水的最大一級支流，酉水流域含沙量少，雨量充沛，枯水流量較穩定，流域內盛產糧食、木材、桐油、山竹、雜木等農副產品，20余種礦藏。沿岸里耶、隆頭、花垣、保靖、王村、羅依溪等港口為貨物集散地，保靖為轉運中心。便利的水路交通使其成為早期人們理想的繁衍地，亦是西南通往中原的重要通道。

二、酉水航運對社會文化影響

酉水自古以來就是湘西的重要交通要道，航運時常伴隨著人們的活動，其作為人們基本的交通方式對于社會文化產生了深遠影響，同時也是一種獨具特色的航運文化。酉水號子作為酉水流域航運文化的典型代表，本文簡述這一代表性航運文化。

（一）伴隨航運而生的酉水號子酉水號子與酉水航運相伴相生，由于特殊的地理環境以及河面狹窄、險灘林立，船工勞動強度大，在撐篙、拉纖、蕩槳、搖櫓過程中發出沉重的，并在與大浪險灘搏斗中以此聚集力量，解除行船中的疲勞，這種和吆喝聲形成了酉水船工號子，是千百年來船工們在行船中創造出來的一種獨特音樂，極具地域特色與民族風情，這是其與其他地區的號子之巨大差異，因其傳唱形式最古老、內容最完備，已列入中國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第一，酉水沿途灘多浪大，船工航行艱險萬分。船工航行酉水沿途險灘林立。“酉水河，灘連灘，十船過路九船翻”，“沈從文先生也寫道“酉水多灘，鳳灘、茨灘、繞雞籠、三門、駝碑五個灘最著名，弄船上有兩個口號‘：鳳灘、茨灘不算雄，上面還有繞雞籠’，上行船到兩大灘時，有時得用兩條竹纖在兩岸上拉挽，船在河中小小溶口破浪逆流上行。繞雞籠因多曲折石坎，下行船較麻煩，一不小心撞觸河床中的大石，即成碎片，船上人必借船板浮沉到下游三五里方能得救，三門附近山道名白雞關。石壁插云，樹身大如桌面，茅草高至一丈五尺以上，山中出虎豹，大白天可聽到虎吼”。多險灘是酉水的一大特點，同時也孕育了酉水號子，在一次又一次艱難地渡灘中，船工們團結一起使勁，統一的節奏成為一種獨特的民間歌唱形式。第二，船工的悲慘境遇。民國政局混亂，官府除各種苛捐雜稅外，還要到處抓船服役，船工生活更加艱辛，因此在行船中他們凄涼的傾述變為號子，“埋了沒死船頭客，死了埋沒走水客，上一灘，逮一餐，一生只得半飽飯”。另外，“民國32年（1943），在永順販了一批山貨下沅陵販賣，船行至老司城，遭遇土匪搶劫，貨物洗劫一空，一名船員尸首分離，貨主也險些喪了性命。官府除各種苛捐雜稅外，還經常守口抓船服役，船工工資全無。”從號子的具體內容以及記載中可得出當時船工生活的悲慘景況。酉水號子勾畫出了一幅酉水航道的立體圖，其中的各個灘名都有在一聲聲的號子中表達到，如“水深不過龍泉山，水淺不過燕子灘”、“兄弟相爭麻葉湖，船兒攏了青浪灘”等等。酉水號子與航運相伴相生，同時號子也折射出航運對于文明的影響，宣揚了一種力量。如果說按照現在流行的說法，現代文明就是汽車輪子上建立起來的文明，那么當初湘西的土家人靠水路為生，酉水河也滋潤了一代又一代土家先民，他們利用木槳劃過的文明就應該是篙槳上的文明。酉水號子中這樣唱道“下洞庭、上江漢、四十八站到長安、大哥掌船千里來，踏平好多挺心巖”，“酉水河的路通四方，酉水船工的腳萬丈長”等等，酉水號子是在土家人的辛勤勞動中產生的，是勞動的結晶，同時也是一種獨特的民間演唱形式，是土家人的共有財富也是我們中華民族的財富。

（二）航運對船工們的社會生活影響船工及纖夫是民國時期酉水航運的主力，有了他們的辛勤付出，甚至生命的獻出，才有了酉水河的航運盛景。民國初期軍閥混戰政府到處抓船服役，1925—1935年隨著二戰的備戰，輸出桐油激增，酉水河上一天天繁忙起來。他們下運桐油、木材、五倍子、茶油、和牛皮等土特產品，上運各種日用雜貨和工業品。但由于灘險浪大，行船中多發生翻船事件，因此在行船中另一種文化誕生，航運的禁忌。如婦女不準踩船頭。曾經男女不平等的社會，女性被視為“不祥之物”，如若犯忌，“犯忌者要用豬頭香紙祭鰲頭，才能贖回罪過保佑平安”。“要裝風口飯，第一碗飯必須先由舵手或頭工開裝，不能劈心從中間挖，下水船要從南裝起，上水船從北邊先裝”，一些禁忌語較多，“忌說翻、打、倒、撲、沉、龍、虎、怪”這些都由于諧音類似于翻船、打翻，意味不好的都要換一種說話方式，如打酒換成提酒，沉講成浮等等。船工纖夫生活艱辛這已是眾所周知的，但為了全家的衣食，只得在船上干。民國時期他們所遇到的困難更多，除應對各種浪灘外還要應付土匪的搶劫、政府的抓船服役、各種關卡等。水警隊在一些碼頭都設有關卡，有的船只過道，水警隊的兵就朝水上開槍，令船靠岸，有經驗的水手就知道要給水警們送光洋才準通航。

（三）航運對各商戶的影響民國時期湘西各市鎮商戶的發展興盛都離不開航運，各商戶的貨運基本都依靠酉水船只的航運，航運順利商戶的生意也很旺盛，如遇到翻船之類的有可能導致商戶的破產。永綏縣（今花垣縣）的“大商號興和裕（即黃季庸家）常有二十條船走水運貨，1930年前后，一次就翻過五條大貨船；又有一次從常德返回永綏，到白極關五條貨船又被搶劫一空，黃季庸家從此走向衰敗和破產。”民國十年（1921）李和記陷入困境，行船走灘意外損失嚴重，迫使商號資金逐年猛減，虧損過半。上面的例子中可以看出，航運的順暢與否，對商戶的影響是十分大的，商戶可能因為一次的翻船事件而破產虧損。因此在民國時期有的商戶會請部隊護送，但那樣又會提高運輸成本，從中我們可以了解當時商人經商的不易。

三、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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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與逍遙兩重維度并不是完全獨立或者互斥的，相反，這二者是可以相互構成基礎的。換句話說，現代社會存在兩種大眾文化：一種是宣揚和鼓勵競爭，一種是要同情和照顧社會上大部分未取得或暫時未取得成功的所謂的弱者的需求。這兩種大眾文化從表面上看，二者的存在毫無邏輯問題，并且不加以深入思考的話，這兩種文化還充斥著某種溫情脈脈的，具有歷史進步性意義的和人性關懷的溫馨，但一旦對之進行深入追究與考察，其所帶來的后果是不管是積極的競爭者還是被同情者都已悄無聲息地被架構在現代社會當中不能充分品味生活。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就所有生活在現代社會中的蕓蕓眾生來講，在充斥在競爭與淘汰的大背景下的心靈是否能真正體會到真正的逍遙與安慰？魏晉時期的玄士在面對當時黑暗的現實與腐敗的為官之道時，其在談玄說妙中抒發自己的抱負與志向，有相關學者認為魏晉玄士不懂儒學，更不懂入世之道，但事實與此相反，正因為其對儒家文化的精通與其看到魏晉時期的為官入世之風，其才選擇通過給《老子》、《莊子》、《周易》等書注疏來表達自己擺脫名利的那種逍遙與灑脫，其中的典型又是“萬物與我齊一”，即人與自然的完全和諧，借用馬克思的話說就是人與自然的自由自覺自為的那種關系，順應自然之無為而達到無不為的一種共生和諧的狀態。但在現代充滿各種競爭的社會當中，人們是否完全體悟自然，是否能使自身與自然達到共生？處于高節奏的生活與工作中的現代人與自然的和諧是異化的抑或是一種消極意義上的和諧。當然你可以反駁說，都市的人們可以灑脫地暫時離開他生活的城市與工作的崗位，將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到大自然當中，但所有的煩惱或者困惑在你離開自然的那一刻全部重新涌向你。長此以往，再美再迷人的自然風光在現代工作與生活面前都顯得如此蒼白無力。因為在這種意義上，現代人沒有真正地領會過自然的本質或者體會過與自然完全共生和諧的一種狀態。人與自然表面共生而實質為異化的集中表現無疑是現代社會的旅游模式：車上睡覺——下車拍照，購買各種地方特色紀念品。也就是對于現代人來說，使自己很好地融入大自然的方式是用相機或者攝影機將美景“占為”己有，在美景面前留下自己的倩影。但如此“占有”大自然讓自己內心真正獲取更多的色彩了嗎？答案是否定的。

二

在實證主義遍行天下的現代社會，人們只相信眼前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但由此產生的后果是危險的，因為人們只能看到作為整體存在的東西的一個方面，而看不到貫徹于事物或者事件始終的精神或特質，這往往會讓我們陷入狹隘的見解當中，最終讓自己成為名副其實的井底之蛙。如同我們與自然的交往，我們與自然的和諧相處不是簡單地“咔嚓”之后將風景裝進自己的電腦，而是將自己的人生與自然之道相結合。在歷史上，人與自然本來就是共生的，如中國古人寓情于景，寓人生意境于山水畫，更通過描繪祖國山河之豪邁之勢表達自己的人生旨趣。現代社會之所以說起“自然”，談及“逍遙”就給人以消極的印象，是因為自然是完全外在于人的活動的，人是主體，自然、事物是客體，自然是外在于人存在的存在者，可以任由人類處置，長此以往的這種自然外在于人類最終會導致大自然對人類的無情報復，頻繁的地震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競爭作為一種被大眾廣泛接受的社會生活方式已經具有某種普遍的意義，并且競爭也是任何一個處在社會當中的人無法避免的，這也導致人們普遍相信競爭能夠給自身或者給自己所在的組織甚至國家帶來各種效益，更有甚者，將競爭列為一項游戲規則來擺布其他人。但因為生活的沉重與對意義的探尋，人們再也承受不住裸的、血腥的或者讓人喘不過氣的激烈的競爭，由此，聰明的人們想出以一種娛樂性質的形式出現，各種選秀如中國好聲音、出彩中國人等等節目就是掩蓋這種殘酷競爭的最好例證，人們在觀賞的過程當中很難體會到這個平臺對于當事人來說的真正意義或者沉重的但又期盼自己出彩的心境，但不管怎樣，以娛樂形式出現的競爭之所以廣泛存在，就因為其能夠真正凸顯出一部分人的價值和意義，雖然這是一小部分人。并且，在競爭過程中，對于暫時的失落者報以一種溫情脈脈的關懷。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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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價值中立說

關于科學的價值中立的觀點，在西方哲學思想中在較長時期內影響了占主導地位的科學觀和認識論。一般認為馬克斯韋伯引入了現代的事實—價值兩分的觀點。他在《社會學與經濟學中“價值中立”的意義》這一經典論文論述了兩方面的觀點[1]。第一點他吸取了休謨的思想，認為在規范與描述之間、在斷言某物實際上是什么與理想上應當是什么之間，存在著不可逾越的鴻溝。因為我們加于事物的價值不屬于這些事物的真理性，科學關心的是描述實際發生了什么，并且解釋為什么。自然，科學能夠而且必須注意個人和團體在事實上怎樣做出評價，但他們卻不能從根本上真實地記錄這個或那個事物是內在地有價值的，因而是在范疇上應當被評價的。韋伯的第二個論點是有規定性的。他從不認為價值是無足輕重的，也從不宣稱每個人，特別是社會科學家應當總是避免價值判斷。與此相反，他堅持提出指認與評價的區別，二者不容混淆。一個人在表達價值判斷時，不應當自稱這種判斷是得到科學地確認的；因為事實上這是做不到的。當社會科學家推崇某種行動時，他們應當盡力地說明自己所說內容中哪些是科學的發現，哪些是具有很不同地位的政策建議。這是知識分子的真誠品質與尊重真理的原則所必然要求的。

20世紀的邏輯實證主義者一般都竭力提倡科學與價值、描述與規范、實然與應然判斷的嚴格區別，要求社會科學堅持價值中立的立場。亨普爾指出，有關科學的價值中立問題，可以說是圍繞著兩個不同的方面而展開，這就是：(1)科學家的實際研究行為，和(2)批判評價和論證科學斷言和程序的方法論標準。在科學家的實際行為層次上，價值評價作為科學研究的一個誘導因素無疑起了重要的作用。道德的準則、審慎的思考和個性等等顯然會影響科學家對所研究領域、問題和所采取的方法的選擇。社會和政治價值有可能削弱研究某些特殊問題領域的努力，也可能鼓勵人們贊同某些并無可靠根據的理論。當然，作為一種規律，科學研究中決定采取或放棄一個特定的假設或理論，將強烈地受到認知價值或準則的影響，這反映在他們堅持某種方法論程序的標準上。[2]

正是在構成研究行為的重要的誘導因素這個問題上，價值評價與科學研究相關聯。因此，必須在心理學、社會學和科學史解釋科學研究行為時考慮價值評價的作用。然而，這種科學解釋在談到科學家受價值影響的時候，并不涉及任何價值判斷。也就是說，它在解釋科學家接受或放棄一個理論時，并不論證這個理論的合理性，或表明這是個不合理的科學程序。而合理性問題要求的是在可以獲得的證據和其他系統的根據的基礎上對理論進行批判的評價。正是在這個問題上，傳統的科學觀，特別是邏輯實證主義的科學觀主張科學理論與證據關系有明確的客觀標準，并認為這種標準可用證據與理論之間的肯定或否定的的邏輯關系來表示，由此而為科學的客觀性與價值中立說提供了依據。按此觀點，恰當的科學研究及其結果是獨立于研究者個人的成見、信念或態度的，因而可以把某些程序看作違反了科學規范，并可以用對科學以外的價值觀的過度依賴來解釋研究者違背恰當的科學行為的動機。

與上述科學哲學觀點相類似，現代知識社會學(或科學社會學)的鼻祖卡爾曼海姆也把自然的與文化的區別了開來，把數學、自然科學與宗教、道德、實踐領域等其他方面明確區分開來。“可以說，形式知識在本質上是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其內容并不受個別的主體及其歷史社會條件的影響。但在另一方面，顯然存在著范圍廣泛的主體事務，它只能由某些主體、或在某些歷史時期被接受，而且從個人的社會目的來看，這也是顯而易見的。”[3] 他認為，自然科學具有可重復性，而宗教道德等文化的領域則具有不可比的特征。所以他斷言，意識形態在本質上是非真理的。一般來說，意識形態的特征是對其范圍廣泛的對象進行高度明確的闡述，對其追隨者有權威的明確的命令性。與其他類型的信仰相比，意識形態更加系統化，圍繞一個或數個突出的價值觀而整合。它往往抵制信念的變革，它的接受或推行還往往伴隨著鼓動性的宣傳。誰接受它，誰就要完全服從它，誰的行為就必須完全滲透著意識形態。任何一種意識形態都產生于特定的文化中，因此它不可能與該文化的重要因素完全分開。意識形態故意掩蓋人們的動機與利益，這就迫使利益與對抗著的人們相互欺騙，并用貌似普遍化的方式掩蓋狹隘的局部目的和利益。意識形態不會把系統地追求真理當作自己的一項義務，因而采取取教條主義的認識態度，不愿接受新經驗和真理。作為一種文化的產物，意識形態對社會科學的影響尤其明顯。

曼海姆堅持認為，凡政治的或是涉及世界觀的一切知識，不可避免地都是有黨性的。他因此而暗含的論點是，像政治學、社會學等社會科學均無法擺脫意識形態和黨性的束縛，所以他也承認不同社會地位的人有不同的思想。這些觀點引起了美國實用主義者胡克的爭論。胡克在肯定了曼海姆的開創性工作以后指出，困難在于，曼海姆承認，表現階級立場的意識形態和烏托邦，導致在科學意義上被認為“真”的那些關于事物性質的理論和發現，因此，問題就轉移到這些“真理”是否取決于導致探索和發現這些真理的階級立場和階級利益這一點上。“階級立場和階級利益既然隨著歷史時期而改變，曼海姆認為這問題就成為一個知識社會學的問題。……現在假定科學的處理方法和客觀性是同一的，使曼海姆感到頭痛的問題是：任何一種的科學知識是怎樣成為可能的？曼海姆在他的書中，不同的一頁就有不同的答案，而使讀者對于他真正相信什么完全感到茫然。”[4] 實用主義作為一種獨特形態的科學主義思想，對此作出了自己的回答。胡克實際認為，即使存在階級或黨派觀點的相對性，科學(包括社會科學)仍然存在超越主觀價值的客觀性基礎，比如根據經驗基礎所作的證實或證偽的判定。這是我們過去在認識實用主義時所忽視了一個重要論點。

因此，關于科學價值中立的觀點，反映了西方一些思想家在科學發展以后對其根本任務的一種認識論的反思。在科學知識系統發展達到一定水平以后，有必要主動排除意識形態等主觀價值的干擾，以相對純化的方式對待其研究，以便適應客觀性的要求。

對絕對價值中立說的批評

韋伯和邏輯實證主義者關于科學價值中立說的觀點，在近數十年受到了西方哲學家主要是歷史主義者和科學實在論者的批評或挑戰。庫恩以來的歷史主義學派深刻地批判了科學的積累發展觀，論證了科學理論的根本轉變不簡單地只是對關于事實的增長了的知識作出的理性反映。而科學不同學派之間的轉換更像是信仰的轉變，沒有太多的合理性基礎可言。勞丹則提出了一種關于科學家理性行為的適中的觀點，指出理性的行動者持有各種目的和關于世界的預設信念，為了合理地接受一個信念，他必須能夠限定與自己的目標和信念有關的推理范圍。勞丹試圖把科學合理性的一般要求與價值論、方法論和事實層次的共識統一起來。

科學實在論者普特南對事實與價值關系的看法具有某些獨特的意義。他公然聲稱自己要為一種幾乎被推翻了的觀點恢復名譽，這種觀點認為事實與價值的區分無論如何也是模糊不清、無法實現的。因為事實陳述本身，以及人們據以決定什么是事實和什么不是事實的科學探究實踐活動，都預設了價值。普特南指出，關于科學價值中立的傳統觀點是建立在科學的工具的成功和多數人的一致意見基礎上的。懷疑價值判斷具有認識功能的一個理由是，它們不能用“科學方法證實”，而且在福柯所討論的倫理學觀點中還強調調，在倫理問題上，人們不可能取得普遍一致或大多數人一致的意見。許多人相信科學理論的正確性可以作出使大家滿意的論證。但在事實上，對于任意選取的一個科學理論的真理性，人們不可能得到絕大多數人的贊同。許多人對于科學和很多理論都是可悲地無知，至于科學的工具的成功，由于科學的意義決非僅限于它的實際應用性，故不能由此而推出科學的合理性。所以，用工具的成功與多數主義來證明科學真理的合理性和價值真理的非合理性，這是站不住腳的。[5]

普特南強調，至少有些價值必定是客觀的。精確科學的理性上的可接受性取決于像“融貫性”和“實用的簡單性”之類認識上的優點，因此，至少有些價值詞項不僅僅代表使用這些詞項的人的情感，而且代表了它們適用的那些事物的屬性。如果這些詞項不代表理論的性質，而僅僅代表有關人對理論所持有的“態度”，那么像“正當的”、“充分確證的”、“最有效的解釋”等等，必定也完全是主觀的。因為理性上可接受性不可能比它所依賴的參項更為客觀。因此，至少這些價值詞項具有某種客觀的用法，即某種客觀的正當性條件。同樣，對于倫理學判斷的主觀方面也不能強調過分了。如果說，在科學領域堅持科學是一項客觀的事業，并不等于認為每一個科學問題都有一個確定性的答案，某些科學問題也許有一些客觀的、不確定的答案，那么，在倫理學領域，某些價值見解是確真的，某些是確假的。“總而言之，某些價值見解(以及某些意識形態)肯定是錯誤的，某些見解肯定不如其他見解，在這個意義上堅持倫理學探究是客觀的，同堅持根本沒有任何不確定性的情況這種愚見，是兩碼事。”[6]

由此可見，普特南在科學與價值的關系問題上，竭力從兩方面來闡述二者之間的融合、統一與制約。一方面，他不同意證實主義和舊實在論把事實與價值截然分開的觀點，而堅持科學對客觀真理的追求與融貫性、正當性、實用簡單性和完美性等價值要求的統一，科學的客觀性與多元性要求的統一。另一方面，從倫理價值的角度來看，普特南又不同意主觀主義、相對主義和功利主義的價值觀，而認為至少有些倫理價值是有客觀標準或依據的。就認識而言，對于概念構架的任一選擇，都是以價值為先決條件的，在選擇一個描述日常人際關系和社會事實的構架時，在眾多的因素中首先會涉及到人們的道德價值。因此，真理理論以合理性理論為先決條件，而合理性理論又以我們關于善的理論為先決條件。

普特南試圖把事實與價值、真理與價值有機地、內在地統一起來，既不放棄實在論的客觀真理論的基本前提，又不接受事實一價值兩分的傳統觀點。其觀點屬于一種形式的價值真理論，是對那種離開人的能動的認識過程，而僅僅在本體論上強調真理是對實在或事實的純客觀描述的傳統實在論的批評。它告訴人們，追求直理的科學不是與人的價值無涉的中性活動。

那么，是否可以像相對主義者所斷言的那樣，由此而徹底否定事實與價值、科學與意識形態的區別呢？顯然也不能。正如普特南所斷言的，每一個事實都有價值負載，每個價值又都負載著某個事實。這后一命題說明，沒有客觀性依據的價值不能算作真正的價值。因此，這里的價值又與傳統的事實價值兩分觀點所說的價值已不完全是一回事，因為后者主要指的是主觀價值。可見對價值的不同解釋預設了不同的結論。而從根本上說，價值具有主觀與客觀兩重屬性，純粹的主觀價值顯然無法與客觀性或科學性相統一。這里便存在不同層次的價值問題，客觀性與價值只能在科學發展的高層次上統一起來。 　社會科學研究中的價值問題

前面論述了當代西方哲學有關事實與價值關系的一些基本觀點，這些觀點為我們合理解決社會科學研究中的價值問題提供了借鑒。

就本來意義而言，社會科學是以社會為對象的系統的知識探究，因此它在實質上與意識形態等主觀價值體系有所區別。其區別主要表現在基本立場、態度和方法上。從基本立場來看，社會科學以追求關于社會的事實知識或確切知識為基本任務，因而一般不預設立場。真正的社會科學是真誠而無畏的，無須迎合某些特定的個人或社會集團的口味，因而所采取的態度是合理的懷疑。研究無禁區，一切似乎已成定論或天經地義的東西或結論，都可能成為社會科學家的懷疑對象。即使有可能在研究的過程中否定自己的先前結論或成見，也在所不惜，真正的社會科學家是“無我的”，不怕否定自己。因此，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正是社會科學的題中應有之義。在方法論上，社會科學多用歸納法、統計法等科學方法，以便從具體的社會現象中得出規律性的東西。盡管歸納法是不可靠的方法，但為了探究事實，社會科學家仍然頻繁地使用，包括統計法等科學的歸納方法。

意識形態等主觀價值的追隨者則與此不同。他們固執地追求信仰，從抽象的觀念、原則、口號出發，竭力為某些特定社會集團的利益服務，因而他們采取的是教條主義的頑固態度，對既成的傳統和信念不敢懷疑或質疑。其方法大多為演繹法，即從抽象的大前提出發，推演出脫離現實的結論，所以意識形態等主觀價值體系盡管也打著科學的旗號，但其論證方式卻十分繁瑣，追求華麗的詞句或動聽的口號，實質則空洞無物，思維也不講究邏輯，經常出爾反爾。歸納法和統計方法在意識形態那里只具有純粹工具的意義，事實成了任人打扮的女孩子。

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還存在一定的區別 ，前者指的是像政治學、經濟學、人類學等與自然科學更為接近的學科，可以采用經驗研究和統計學等手段，后者指的是文學、歷史、哲學、藝術學等更具有文化特點和包含更多價值判斷的學科，往往與特定文化的價值觀分不開。然而，當代的一個發展趨勢是日益要求人文學科也具有客觀性和科學性，即采用更多的科學方法和論證方式。比如，倫理學曾被認為只是關于規范價值的學問，但是，20世紀的科學主義者提出了倫理學不能與現實生活相脫離的任務，倫理價值前提應從實際生活的倫理中得出。因此，人文學科如仍停留在傳統的相對價值的水平，永遠自說自話，無法像科學那樣可作廣泛而重復的比較和討論，那顯然是一種落伍的表現。

將人文和社會科學只當作特定社會集團的學問，是其利益的集中表現，甚至提出所謂民族特色的科學、經濟學、政治學等等，這實際上是將這些學科降至不具普遍意義的私學的水平，與占星術、風水術沒有多少區別了。一門學科只有在成為可跨文化共同研究、討論和驗證的學問時，才能成為公認的科學。社會科學也許因為研究對象的文化特色而加入了某些價值因素的考慮，從而有可能影響研究者對具體社會問題的看法，但每門科學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的公理、原則、范疇或概念，以及公認的研究和驗證方法，包括共同的邏輯工具。比如政治學中的國家、政體、民主制、權利等概念及相關學說，用于民意調查的統計方法和一般數學及邏輯方法，便屬于這種共同基礎性的東西。

當然，如前所述，純粹的絕對的價值中立在科學研究中也只是一種難以實現的理想，類似于烏托邦，而且正如普特南所說，從更高的境界來看，脫離客觀性的價值只是主觀價值，并不具有真正的價值意義。然而，這仍然不能說明科學研究絲毫不需要警惕主觀價值的束縛或影響，妨礙認識客觀性的實現。而且，人的認識與科學發展的高低階段之分，在時間上也有側重點先后的區別。可以說，只有在較低層次上解決了事實與價值相對區分的問題之后，才能實現較高層次上統一的任務。

由此來看我國當前的社會科學研究，仍然在相當程度上處于較低層次的主客不分、科學與意識形態混淆的狀況。舉例來說，倫理學幾乎還沒有脫離規范倫理的階段，對于當前人們實際上如何處理或對待人倫關系，較少作實事求是的描述性研究，一般仍停留在從抽象規范向下推演的水平。誠然，規范倫理是倫理學的重要內容之一，但作為科學的倫理學還要從事認定事實的工作，這就需要進行某種程度上價值中立的研究，避免把倫理的“應當”誤作“是”。在傳統倫理的研究上更存在事實與規范不分的情況，例如有人把寫在經典中的規范倫理與中國社會實際處理人倫關系的事實混為一談，幾乎不指出兩者間的區別；更有人將戰后日本等東亞社會的成功歸結為孔孟之道，對于這些國家在長期傳統中形成的帶有自身特點的倫理道德作如此輕率的概括，更顯出概括者社會科學研究常識的欠缺。

至于像社會學、政治學、法學等社會科學，也程度不等地存在著事實與價值混淆、應然判斷與實然判斷不分的情況。一些人不懂政策宣傳與事實認定之間的區別，硬是把“應當”當作“是”，不懂得意識形態與科學并不是一回事。立場相對中立的問調查和事實報告，特別是在涉及政治、性等敏感問題上，做得還相當不夠。有時候則以感情代替法律判斷。例如，某個新興小城市近年在吸引外資和城市建設及環境衛生方面做出了顯著的成績，但其干部在工作作風上卻存在著明顯的缺陷，長期要求機關干部普遍加班加點，休息時間極少，在維護城市衛生時采取了一些明顯違反法律規定的嚴厲懲罰措施等。這些都是涉嫌違反現有法律、侵犯公民權利的問題。但有研究者寫文章把這些歸結為“善良違法”，試圖以其行為結果的某些成績來論證其違法行為的合理性。請注意這里的“善良違法”這一提法，這是用倫理價值判斷來限定事實判斷。如果有點現代科學的常識，便不會這樣來認識問題。因為事實首先是，這些規定違反了我國現行法律的基本精神，至于行動者的動機是否善意，則完全是另外的問題。以對動機的價值判斷來為違法的行為作辯護，顯然是難以服人的。

造成這些情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歷史上的中國社會在“百家爭嗚”時期多種學派并存競爭，源于民間的學問可以被某些統治者所利用，但尚未出現官方壟斷學術的局面。只是到了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后，一切學問才被打上了官方的烙印。其結果是歷史、文學、哲學都擺脫不了官方意識形態的束縛，成為廣義的統治術的一部分，更不用說法學和政治學了。這種情況甚至蔓延到自然科學，如天文學為皇帝訂立歷法服務。當西學經過外國傳教士之手傳到中國時，官方思想已嚴重僵化和落后，采取了抗拒的態度。直到20世紀初的政治和文化變革，才最終沖破了官方意識形態的束縛，現代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才得以在在中國生根。然而，近百年史仍然是科學、特別是社會科學爭取相對獨立的奮斗史。實事求是的原則在社會科學研究中真正得到貫徹，經歷了百般曲折，至今仍然是項艱巨的任務。一些人習慣于唯上、唯書，偏偏不唯實， 連面對現實的勇氣都沒有，制造了許多指鹿為馬、改事實、嚴重脫離實際的“研究成果”，以“遵命為術”為己任。因此，解放思想是項長期的任務，需要克服傳統的體制弊端，使研究者真正擺脫各種束縛，取得真知。

由此可見，我國社會科學研究存在著較普遍的事實與價值不分的問題。當然，社會科學中的事實與價值，客觀性與價值判斷之間的區別不是絕對的、一成不變的。二者在更高層次上可以統一起來。但在較低層次，在社會科學發展的初級階段，注意兩者之間的區別則是更為重要的任務。只有解決了低層次的區分問題，才能解決更高層次的統一問題。另一方面，絕對化地理解科學的價值中立，在兩者之間劃出截然分明的界限，同樣也會陷入烏托邦主義，因為我們只能做到大致的區分。

因此，問題正在于掌握一個合適的度。如果把純粹的絕對的客觀性與完全的主觀價值當作兩個極端，那么實際的研究者總是處在兩者之間的某個位置上。我們的社會科學研究在相當程度上還處在靠近主觀價值的一端，有必要經過艱苦的努力，更接近客觀性那一端，當然，誰也無法奢望達到徹底的客觀性這一理想狀態，只能盡力做到比較高的客觀性。反之，毫無客觀性的自覺要求，讓科學與主觀價值混淆不清，那就連起碼的科學性也無法保證。 　注釋：

[1] 論文載于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1949年自由出版社英譯本，第1—47頁。

[2] 亨普爾：《科學中的評價與客觀性》，載科恩等編《25年概覽》英文版，第277頁。 [3] 曼海姆：《意識形態與烏托邦》，1936年英文版，第150頁。

篇9

1．1心理因素：子宮為女性的生殖器官，子宮切除可能會給女性帶來更多的心理顧慮，所以在手術前要積極與患者談心，說明子宮切除的必要性。在交流時護理人員要做到熱情、誠懇，用通俗易懂的語言向患者講述手術的基本過程，同時耐心地回答患者對于手術與術后反應的相關問題，向患者分享成功的案例，對于患者所講述的隱私嚴把口風，以獲取患者的信任。術后要積極做好女性的心理工作，給予患者更多關懷。多傾聽女性的內心感受，可以播放輕松的音樂舒緩患者的心情，減輕患者的疼痛。

1．2社會因素：許多女性會擔心子宮切除后會導致婚姻破裂，這也是子宮切除術給女性帶來最大的困擾，護理人員要做好患者配偶及家屬的思想工作，動員其多給患者關愛。同時要明確告訴患者手術不會影響正常的性生活［6］以及女性性征，盡量減輕患者的顧慮，讓患者以輕松的心態接受手術。術后患者有疼痛、易激惹、不愿運動、睡眠不佳等狀況，要多與患者談心，同時囑咐患者家屬多給患者一些心理支持，適當情況可以組織患者相互交流，給患者更多的認同感，降低患者的孤獨感。

1．3抑郁與焦慮的判定標準

評分標準采用焦慮自評量表和抑郁自評量表。焦慮與抑郁自評分越高，患者的焦慮與抑郁情況越嚴重。

1．4統計學方法

發放護理滿意度調查問卷，建立Excel數據庫，并采取SPSS19．0統計學軟件進行數據分析，計數資料以％表示，采取χ2檢驗，計量資料以（x珚±s）表示，采用t檢驗，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結果

2．12組焦慮與抑郁情況比較根據實驗結果得知，術前未經護理干預時，2組焦慮與抑郁自評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護理干預后觀察組焦慮與抑郁自評分明顯低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

2．22組護理滿意度比較觀察組發出150份調查問卷，回收147份，有效130份；對照組發出150份調查問卷，回收142份，有效126份。觀察組的護理總滿意度為96．92％，對照組為85．71％，2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見表2。

3討論

篇10

論文摘要：隨著物質資料的極大豐富，生活節奏的日益加快，人們對精神上滿足感的需求也變的愈加緊迫。情感作為人與人交流的重要通道，在各種藝術和文學形式中都得到了最廣泛的研究和討論，同時，也引發了對產品設計的再度思考：現代產品設計應當是一種關乎情感的活動，而不是發展初期簡單的物質造型過程，從一定意義上講就是物質情感化的過程。當代的設計師們應當在設計中充分考慮到情感因素的影響，把握情感定位，關注設計溝通環節。

引言

人所屬的社會群體是富有情感的，這樣的特性決定了人們在進行各種活動的時候，就必須會受到這樣或那樣的情感影響。在面對選擇產品的問題上，同樣存在著這樣的現象。人們往往對一件物品情有獨鐘、愛不釋手，有的人可以表明各種理由，有的人卻無法具體說出喜愛的原因，不論是哪種狀態，卻都能說明一個問題：人與物品之間已經產生了情感上的某種共鳴，這才是人們對之一見鐘情的根本原因。而人們對產品的要求也不僅僅停留在物質的表層，情感上的深層訴求更顯得至關重要。

1產品設計中的情感因素

產品設計是一種由多重相關的要素構成的系統過程。從產品的誕生到消亡即從成品到廢品的整個產品的生命周期來看，產品設計活動是一個動態變化的過程，受到多種要素的影響，在實踐中，往往是通過調整各個環節要素來達到最終目的的。這其中的要素就包括功能、結構要素、人因要素、形態要素、色彩要素、環境要素等等，而其中人因要素則是我們要加以強調和重視的部分。人因要素的目的就是在于實現產品與人的身心之間的最好的匹配關系。所以，情感因素作為人與產品心靈上的溝通橋梁尤其應該加強重視和研究。

生活中我們所認識的情感指的是人的各種感情及情趣，更多強調的是人的感受，是一種表層的現象。而實際上，就產品設計而言，一件在情感上打動人的成功作品，往往是設計師自覺地將優良的審美情趣及真實感受融入設計的過程，最終追求的是設計師注入的和用戶接收到的信息，在情感上得到的共鳴，即價值觀上的認同。在這個層面上理解，情感是同人的社會性需要相關聯的態度體驗，人的情感如此復雜多樣，但其核心內容可以概括為價值，所以情感的判別其實與價值觀的樹立緊密相連。也就是說，我們這里談及到的情感絕不僅僅是感情信息的表達，更重要的則是深層意義上的認知，是遵從設計價值觀而進行的活動，這種設計觀的認同必須貼近現實社會，應該是一種責任，體現的是為客戶負責，為市場經濟行為負責。

由此可見，在產品設計中，情感定位的環節將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它發于根基，伴隨整個設計過程，之后體現在成品中，將在與用戶的交流中產生某種心靈上的沖擊，直到購買行為的發生，最終形成市場的運作。

2產品設計中的情感體現

縱觀整個產品設計的發展，我們不難看出不論在哪個階段，產品的設計中都不缺乏情感的表達，同樣不缺乏對各個時期風格喜好的擁戴者。但同時，隨著時間的推移和認知的進步，人們開始審視自己過去的腳步，卻發現，在某些時期，人們對產品的情感需求是缺乏理性約束的，然而，慶幸的是，理性的思考方式及設計態度已經越來越受到重視，對設計中的深層情感問題的探究也漸漸成為了必不可少的環節。

2.1產品設計觀念的演進

產品設計中情感因素被愈加關注，首先就可以從觀念上的完善得以體現。理論思想是具有結論性及指導性的，因此，每一個微小概念的提出都能反映出一個階段對事物的理解程度，我們也試著通過這樣的方式來了解情感設計融入產品設計的滲透過程。

2.1.1“以人為本”的設計宗旨

以人為本的設計思想源于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人道主義思想體系。提倡關懷人、重視人、以人為中心的世界觀。對現代的產品設計而言，以人為本的思想核心指的就是在設計過程中，協調產品-社會-環境這三者之間的關系。人類認識和改造自然界，目的就是為了給人類自身創造良好的生存條件和發展環境。然而，這個簡單的道理，曾一再被模糊和曲解。在過去相當長的時期內，人們的各種行為活動都是尊循以科學技術為手段，以征服自然為目的，以物質財富的增長為動力的傳統發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破壞了人類賴以生存的基礎，人們在試圖征服自然的同時，往往成為了被自然懲罰的對象。機器大工業時代的工業產品就是個極典型的例子，他們的出現滿足了人們的物質需求，可帶給人們更多的是情感上的失落和生活環境的重創。一再被自然警告后，人們開始意識到以人為本的真諦在于對人性的真正關懷，人們開始挖掘人與社會與自然的和諧關系。而產品設計中對產品情感化的追求以及對產品人性化的強調在以人為本的宗旨下順理成章。而人-社會-環境的和諧關系在產品設計中也可以被理解為人-產品-情感的和諧關系。材料環保，工藝簡捷，形態美觀，制作精良的產品才是人們真正從心理上接受的。2.1.2價值觀的思想基礎

其次，價值觀的強調也推動了人們對于情感的認知。在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期，設計過程被看作是一個藝術過程，藝術家的審美代替了更多人的選擇，往往用戶只能是被動接受。這樣的結果，使得產品和用戶之間的距離越加疏遠，人們甚至感受不到產品帶來的任何功能以外的享受。人們內心的感受也因此變得麻木起來。隨著市場運作方式的改變，用戶的思想更加主動的參與到了設計過程，設計者不再是藝術家，專業的設計師應當調和各種設計因素的影響。好的設計追求的是價值觀的認同，思想的共鳴，情感的觸動。設計有關情感的思考也就孕育在價值觀樹立的沃土里。

2.1.3地域性民族文化的重視

另外，設計中對地域性民族文化的保護和發揚同樣體現了人們對于情感的關注。設計不再追求批量化、標準化所帶來的單一審美，而是趨于多元化的考慮。設計中的情感需求漸漸被意識到是多向的。地域性差別，名族文化的沉積以及習俗、慣例都在設計中得以討論和探究。最終，能體現名族特性和個性的產品才是設計的成功范例。這都是對設計中情感注重的佐證。現代的產品設計，讓人們意識到產品與人之間的交流關系，設計的重點也放在如何定位用戶對象的情感需求以及如何表達這種情感上，設計中對于情感因素各種形式的考慮也變的比任何時候都更加周全。

2.2現代產品設計新思想的探究

如果說設計理論的完善意味著人們對于設計的重新思考，那么新的設計類型的誕生則是從實踐出發的最實際需求及最直接反應的體現。越來越多有關于情感的問題被提到設計的過程中來，于是人因設計、界面設計、交互設計、無障礙設計等等一系列關乎交流和情感的設計思考方式被越來越多地加以重視和研究，并最終應用到設計生產過程中。產品設計與各類心理學、社會學等關乎人性特點研究的學科之間的協作研究也成為了指導設計的重要組成部分。

結論

無論是從縱向的產品設計發展概況來看，還是從橫向的現代產品設計的現狀及各學科之間的關系來看，情感設計無疑已經成為了當下設計中最為熱門的話題之一。人們漸漸意識到產品設計過程中，設計師對產品靈魂的賦予過程是至關重要的。這里的靈魂指的就是產品所表達出的，能與用戶產生交流的情感。換句話說，現代產品設計應當是一種關乎情感的規劃活動，不再是發展初期簡單的物質造型的過程。它的整個設計過程從一定意義上講就是一個物質情感化的過程。當代的設計師們也應當在設計中充分考慮到情感因素的影響，把握情感定位，設計出真正能與人溝通的產品。在現代這樣一個物欲橫流、信息更迭迅速的時代里，由于情感上的嚴重缺失感，人們對于情感上滿足感的需求比以往任何一個時期都顯得急迫。設計師將面臨更多的挑戰和責任，設計在很好的滿足功能，為人服務的基礎上，更加被期待的就是情感的回歸。

參考文獻

[1]DONALDA.NORMAN.情感化設計.北京:電子工業出版社，20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