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稅體制改革方案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財稅體制改革方案，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7月9日，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并原則通過《關于*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工作的意見》(下稱《意見》)。依此，具有改革任務的各部委將圍繞《意見》中要求的改革重點和關鍵環節制定相應的實施步驟。

從國家發改委了解到，《意見》中的改革范圍包含國有企業、財稅、金融、農村、投資、社會體制、行政管理體制等多個領域。但具有“實質性內容”的改革重點鎖定在財稅、電力、金融、收入分配和社會體制改革五個領域。

國家發改委人士接受采訪時表示，和以往國家發改委上報國務院的改革意見相比，*年《意見》的最大特點是提出了操作性規定，并在《意見》中明確規定，要督促改革任務的完成，改革牽頭負責部門要定期匯報改革進展情況。

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拉開序幕

作為具有“改革”職能的國家發改委，每年都會受國務院委托制定該年經濟體制改革的重點領域。上述發改委人士表示，*年改革重點具有操作性、能夠實質性推進的領域劃定在5個領域。

首先，要正式啟動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據了解，一份由國家發改委和財政部的研究機構制定的財稅體制改革方案已經出籠，目前正在征集學者和地方政府的意見。

“今年最大的改革動作就是啟動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上述發改委人士透露，盡管《意見》中只提到“進行財稅體制改革”，沒有更詳細的說明，但高層推動財稅改革的決心已定，今年將開啟這一領域的改革。

事實上，啟動新一輪財稅改革的呼聲由來已久，但財稅體制改革茲事體大，不僅僅涉及經濟體制改革，還涉及預算民主化、公共財政轉移、人大審查和監督、統一國家財政和國庫、理順中央與地方的關系等諸多因素，以上因素疊加在一起使得改革面臨著復雜的形勢。

“事權和財權不匹配是大家一致的判斷。”7月10日，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研究員鄭新業對記者分析。對此，專家們多數認為“下放財權”是改革方向。

據獲悉，新一輪財稅改革基本思路是，以深化預算制度改革、完善轉移支付制度和省以下財政體制為重點，啟動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創新各級財政支持義務教育、醫療衛生、公共文化、社會保障和住房保障的體制機制。

在具體操作上，財政專家賈康認為，應該推進財政體制扁平化的系統性改造，主要是擴大推行“鄉財縣管”、“省管縣”的試點范圍。

在預算管理制度改革方面，多數財政專家認為，應將改革的重點放在推進政府收支分類改革上，逐步推進“收支兩條線”、部門預算、國庫集中收付、政府采購等預算管理制度改革。

除財稅體制改革外，今年還在電力體制改革、金融體制改革等領域開展實質性改革推進。

“完善電價政策是今年重點。”上述發改委人士表示，按“十一五”深化電力體制改革目標，繼續穩步推進各項電價改革，建立與發電環節競爭相適應的上網電價形成機制。

對此，在今年4月的“全國經濟體制改革會”，發改委經濟體制改革司司長孔涇源也詳細說明了改革思路：推動落實電網企業主輔分離改革方案，完善區域電力市場建設，組織開展深化電力體制改革試點工作。

在金融體制改革方面，《意見》指出，將推進農行股改和國家開發銀行改革，制定國家進出口銀行和農業發展銀行改革方案。

啟動收入分配、教育體制改革

除財稅和金融，今年改革重點還有更令公眾關注的話題——收入分配和教育體制改革將啟動。

據了解，《意見》中要求，今年重點任務之一是“要出臺收入分配指導性意見”。以此判斷，各界所盼的收入分配體制改革將在今年邁開步伐。

作為體現社會公平的收入分配體制改革，從年進入決策層視野后，一直成為公眾熱議和熱盼的改革。而由國家發改委、原人事部等部門牽頭制定的改革方案，至今尚未亮相。

據了解，學者們一直希望收入分配方案是個一攬子方案，既包括改革公務員工資制度，改革事業單位工作人員收入分配制度，也包括相應提高“低保”水平。更重要的是改革壟斷行業收入分配制度。

上述發改委人士分析，《意見》中提出“出臺收入分配指導意見”意味著今年該方案要亮相公眾。

在社會體制改革領域，除了近兩年的“醫改”，未來“教育改革”也將成為熱點。

據悉，《意見》中顯示，要研究起草教育體制改革規劃，“這表示教育改革將啟動”。上述發改委人士分析，“而教改是目前公共領域中改革最滯后的方面。”

“由于教育改革涉及文化傳承、思想意識等多方面范圍，比醫改更難。”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醫改專家顧昕分析，因此，教育改革相比醫改，可能更是長期命題。

壟斷行業改革還需等待

在上述5領域改革得到突圍后，諸多公眾關注的改革焦點可能還需要等待更長時間。

據了解，之前各界廣泛呼吁的“壟斷行業”改革在今年還得不到突破性進展。包括鐵路體制改革。

“由于還存在爭議，鐵路體制改革障礙不小。”上述發改委人士表示。據悉，鐵路體制改革方案早在2006年就擺在了決策者案頭，但由于利益各方意見不一，至今沒有達成共識。因此，鐵路體制改革近期展開的可能性不大。

“壟斷行業改革難點在于國有企業改革尚未到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公共政策部主任余暉分析，其“半行政半市場化”的治理結構，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發展和社會公正的嚴重障礙。

篇2

這種調整，體現在發展思路上有三大變化。

首先是強調回歸實體經濟和去泡沫化。

過去數年我們發展虛擬經濟，不乏一些缺乏實體經濟支撐的炒作和泡沫，甚至對實體經濟產生反向抑制作用。2011年末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強調要把著眼點放在實體經濟上，支持那些有利于實體經濟的金融模式和虛擬經濟方式，而不是反過來以“虛”促“實”，也沒有折衷主義的“促進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協調發展”表述。這種發展思路的回歸，對于下一階段經濟增長具有重要意義。而要發展實體經濟，就要加快技術升級，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注重打造品牌等。

其次是將擴大內需重點聚焦于消費，并提出更符合實際的長遠思路。

新的擴大內需思路重在擴大消費，通過擴大消費來帶動投資增長，而非籠統地提“二者并重”。因為在同樣的精力付出下，投資對GDP增長的貢獻更快也更直接，最后被淡化的總是“慢一些但拉動經濟質量更好”的消費。

消費不足和收入差距過大，某種程度上都與長期過度投資有關――投資抑制了消費，同時拉大收入差距。擴大內需，重在做好三方面工作：其一是保障和改善民生，改善了民生，可以使老百姓減少后顧之憂，敢于消費；其二是促進服務業的發展，以此促進產業升級和就業，間接促進消費；其三是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這是消費持續擴大和消費升級的重要基礎。

三是再次強調自主創新。

“十一五”規劃和黨的十七大非常強調提高自主創新能力，2011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再一次強調這一點，與鼓勵發展實體經濟直接相關，因為二者相輔相成。未來一段時間我國經濟發展有兩大優勢：一是資金相對充裕，有較充足的儲蓄和外匯儲備；二是國民投資意識強。投資意識或者說投機性是一種資源，同時也是雙刃劍，利用得好是好事，利用不好就是壞事。在我們過去的發展中，存在過度重視資產化的問題，而不是資本化。資產化往往導致泡沫，房地產行業的泡沫就是資產化。但資本化不同，往往更強調技術創新，強調實體經濟的升級。因此在未來的發展中，要著力去資產泡沫化，加快資本的深化，促進實體經濟的升級發展，才是未來我們需要的增長。只有這樣，才能真正突破中等收入國家陷阱。

發展思路變化的同時，改革大思路也在醞釀調整。未來的改革應著力于兩方面推進：一是啟動新一輪市場化改革，二是設計一攬子財稅體制改革方案。

新一輪市場化改革，主要包括加快資源產品、利率、匯率等改革。2002年以來，CPI增長已經歷三次波動，波動的主因都是食品，而非貨幣政策。而食品的波動也有規律可尋，即三四年一個輪回。未來兩年將處于價格的回落期，是推進利率市場化、資源性產品價格改革的較好時機。

資源性產品價格改革重點是提高資源稅稅率和電價改革。加快利率市場化不僅能緩解中小企業的融資困難，也有利于抑制我國金融資產的泡沫化，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事關人民幣國際化這一重大戰略問題，不能僅停留在對出口成本上升的顧慮上，要拿出勇氣，并在防范風險的前提下著力推進。

設計一攬子的財稅體制改革變得尤其緊迫。本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著力強調了財稅改革，在實施中需痛下決心，制定和出臺一攬子財稅體制改革方案，把完善分稅制、尋找長期可持續的“土地財政”替代來源、收入分配改革三者結合起來。

完善分稅制就是針對中央與地方的財權與事權的不平衡，重新設計分稅比例和優化稅率。

尋找長期可持續的“土地財政”替代來源需加快兩方面改革：一是征收房地產稅代替土地出讓金收入，形成長期稅源；二是加快公共投資的融資方式改革，盡快用地方債券融資替代地方融資平臺。

篇3

關鍵詞：營業稅改征增值稅 財稅體制改革 減稅

1、引言

2011年11月16日，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了經國務院同意的《營業稅改征增值稅試點方案》等文件，明確了我國營業稅改征增值稅的指導思想、基本原則和重要內容。營業稅改征增值稅對優化稅制結構和減輕企業稅收負擔具有重大意義，能為深化產業分工、促進二三產業融合發展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經國務院批準，自2012年1月1日起在上海市開展交通運輸業和部分現代服務業營業稅改征增值稅試點。根據國務院的總體部署，這項改革將在十二五期間向全國推開。

隨著上海試點的逐漸推進，擴大改革試點的信號也開始釋放。今年2月，國務院常務會議在研究部署2012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工作時明確，將擴大增值稅改革試點。 以北京、江蘇為代表的一些省市已經在積極進行試點的準備。今年北京兩會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要積極準備、抓緊推進營業稅改征增值稅試點工作。

2、營業稅改征增值稅的必要性

在我國現行稅制結構中，增值稅和營業稅是最為重要的兩個流轉稅稅種。增值稅覆蓋了除建筑業之外的第二產業，第三產業的大部分行業則課征營業稅。但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這種稅制顯現出其不合理性。

2.1 增值稅和營業稅并行，破壞了增值稅的抵扣鏈條，影響了增值稅“中性”作用。由于增值稅征收的范圍是貨物和加工、修理修配勞務等方面，而營業稅征收的范圍是對不動產、無形資產和其他勞務。

2.2 營業稅存在重復征稅，對服務業發展造成了不利影響。由于營業稅的征收范圍涉及到了交通運輸業、金融業、建筑安裝業等，而這些行業大多屬于第三產業，這些行業的流通環節比較多，而營業稅實行是對流通各個環節進行征稅，由于營業稅實際是按照營業額為計稅依據來進行征收，這樣就造成了對同一勞務或是其他營業稅征管的稅種的重復征稅，這無疑限制了我國第三產業的發展。另外營業稅不允許像增值稅那樣對進項稅額進行抵扣，這顯然對第三產業造成稅負不公的影響。

2.3 增值稅扣稅不徹底。自2009年1月1日起我國增值稅進行轉型之后，即把過去生產型的增值稅轉型為消費型的增值稅，這樣使得我國增值稅的稅制更加完善。由于過去生產型的增值稅不允許企業外購固定資產的進項稅額抵扣，這樣就存在這重復征稅的問題，嚴重制約著企業投資的積極性。現在實行的是消費型增值稅大大減輕了企業是稅收負擔，使得我國的增值稅的稅收負擔趨于平衡。

2.4 兩套稅制并行造成了稅收征管實踐中的一些困境。隨著多樣化經營和新的經濟形式不斷出現，稅收征管也面臨著新的難題。比如，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商品和服務捆綁銷售的行為越來越多，形式越來越復雜，要準確劃分商品和服務各自的比例也越來越難，這給兩稅的劃分標準提出了挑戰。

當前，我國正處于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攻堅時期，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尤其是現代服務業，對推進經濟結構調整和提高國家綜合實力具有重要意義。按照建立健全有利于科學發展的財稅制度要求，將營業稅改征增值稅，有利于完善稅制，消除重復征稅；有利于社會專業化分工，促進三次產業融合；有利于降低企業稅收成本，增強企業發展能力；有利于優化投資、消費和出口結構，促進國民經濟健康協調發展。

3、營業稅改征增值稅政策分析

推進營業稅改征增值稅，需要“整體規劃、統籌協調、平穩過渡”，既要統一設計稅制改革方案和相關配套改革措施，又要通盤考慮改革的具體事項，還要充分兼顧改革前后稅制和征管變遷，實現稅制轉換的平穩過渡。整體規劃，就是要遵循增值稅制度內在規律，著眼于消除貨物和勞務領域的重復征稅，統一設計稅制改革方案和相關配套改革措施，妥善處理好政府與納稅人、中央與地方的分配關系。統籌協調，就是要結合增值稅立法的要求，通盤考慮改革的具體事項，精心設計稅制要素，科學確定稅負水平，合理劃分收入歸屬，不斷完善征管條件。平穩過渡，就是要科學安排改革進程，充分兼顧改革前后稅制和征管變遷，確保納稅人正常生產經營不受影響，實現稅制順利轉換、征管有序銜接、征納關系和諧融洽、財政體制平穩運行。

在試點范圍上，綜合考慮服務業發展狀況、財政承受能力、征管基礎條件等因素，先行選擇經濟輻射效應明顯、改革示范作用較強的地區，將與生產流通聯系緊密的交通運輸業和部分現代服務業納入試點范圍。

在稅制安排上，除合理設定計稅方式、計稅依據、納稅地點外，關鍵是科學設置稅率。按照將原營業稅稅負平移的方法，采用全國稅收調查和北京、上海、湖南3個地區典型調查的數據，相互驗證測算出交通運輸等行業的適用稅率在11%至15%之間，現代服務業的適用稅率在6%至10%之間。根據改革后試點行業總體稅負不增加或略有下降的原則，改革試點方案從低確定了11%和6%兩檔稅率，并對出口勞務實行零稅率或免稅。

在政策銜接上，針對增值稅與營業稅的稅制差異和改革試點在部分地區部分行業開展的實際情況，對試點地區與非試點地區、試點行業與非試點行業、試點納稅人與非試點納稅人之間的稅制銜接，以及原營業稅優惠政策延續等問題，均進行了妥善處理。

在收入歸屬上，維持現行財政體制基本穩定，按照保持中央和試點地區稅收分配關系不變的原則，對原歸屬試點地區的營業稅，改征增值稅后收入仍歸屬試點地區。

在征收管理上，營業稅改征增值稅后，由現行負責征收增值稅的國稅機關統一征收。

篇4

在此前近一年的時間里，包括這位官員在內，與科技創新有關的各部委官員與專家智囊，一直在進行密集的討論與調研。“最近幾天，我們還在深入多家科技企業考察調研。”5月18日，該官員告訴記者。

以上密集工作的落點，是正在加速胎動的科技體制變革。

據《財經國家周刊》獨家獲悉，中國的科技體制改革已在醞釀新的頂層設計突破，新的改革方案已經完成起草并提交決策層審議，實質性政策有望在今年6月正式對外公布。

4月17日，在《財經國家周刊》組織了“科技體制改革閉門會議”上，多位相關部委的司局級官員參與了討論。與會部委官員透露，本次改革方案將強化整體設計，突出重點任務，務求取得實效。其中，強化企業技術創新主體地位、強化協同創新、推進管理體制改革以及建立更科學的人才評價標準等內容，將成為核心思路。

一位與會人士透露，科技體制改革已受到決策層高度關注與支持，將成為十后中國最重要的國家戰略之一。

其原因在于，自上世紀末以來，科技競爭已逐漸成為大國角力的最高主戰場。在這個創新空前密集的時代，依托于快速發展的信息科技網絡，全球社會經濟結構正日趨全球化、知識化、信息化、網絡化，一個在農業文明與工業文明之后，以科技創新為核心生產力的新型文明形態正在形成，科技創新日益成為各國爭奪經濟發展主動權、搶占產業振興制高點的核心關鍵。

在這些事關國家經濟興衰的大國博弈中，企業已成為各國產業主導權爭奪的不二主力。

問題是，多年來，中國主要的科技創新資源一直在向高校、科研院所等非市場化的主體傾斜集中，雖然自1985年以來，中國已出臺三次科技體制改革的大舉措，不斷推動科技與產業接軌，但直到現在，科技創新資源分配失衡、創新保護不足、研發與市場脫節等創新體制與創新環境問題，還是中國企業以科技創新提升國際競爭實力的重要障礙。

“以前，科技體制改革修了一條路，讓科技企業可以在上面開車跑。而現在，不少企業已經做大了，變成了法拉利，我們的路卻還是以前的鄉村公路。”一位科技企業負責人說，“我們需要一條更寬、更平、跑得更快的高速公路。”

知情人士透露，在本次改革中，科技管理體制、扶持政策和資源分配等頂層設計都將有重大突破，并將出臺更加明確的政策落實方案，確保“以企業為科技創新主體”的目標真正落實。

除此之外，如何建立更高層面的，跨部門的科技創新決策機制，也是決策層正在討論的議題，“一個更加有效統籌科技創新資源的創新框架、甚至一個主管科技創新的大部委，也有可能在以后的幾年內成立。”知情人士向《財經國家周刊》透露。

改革核心一脈相承

科技創新實力的競爭，是企業的戰場，還是國家的科技戰場？

兩者實為一體。任何全球性企業的崛起，都離不開整個國家科技體制、政策與資源的傾力支持，而企業的實力增長，也將帶動國家經濟乃至舉國產業的全面振興。

參與方案起草的知情人士透露，此次科技體制改革的重中之重，就是真正明確企業在科技創新中的主體地位。

“解決科技與經濟結合問題的根本，是真正確立企業技術創新的主體地位。”一位參與本次改革方案起草的人士說，因為只有企業，才知道市場需要哪些技術，并圍繞這些需求有效地調動資源進行創新。

“這與此前的三次科技體制改革核心戰略其實是一脈相承的。”一位科技部官員表示。

1985年，科研院所開始打破“大鍋飯”走向市場；上世紀90年代末，全國5000多家應用開發類科研院所全面進行企業化轉制。在這兩次改革基礎上，2006，中國年《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以下簡稱綱要），對科技產業發展進行了改革開放以后的第一次頂層戰略設計。

一位參與過研究制定綱要的政府部門人士回憶，在戰略研究階段參與其中的研究人員超過2000人，被咨詢的國內外各領域專家過萬人，整個規劃的制訂歷時3年完成，并第一次提出了國家層面的科技戰略目標，即到2020年把我國建設成為創新型國家。

在這三次改革中，核心思路都是讓科技與市場接軌，最終將科研資源由科研院所轉向企業。改革方案中甚至明確要求，引導資金、技術、人才等創新要素向企業聚攏，科技項目必須以企業為實施主體，面向市場應用的研發項目都要由企業牽頭。

但“企業成為創新主體”，在落實層面還是受到各種制約。

一位央企負責人接受《財經國家周刊》記者采訪時說，還沒有感受到“主體地位”，事事都要審批，處處都是“婆婆”，一個科研項目跑十幾個部委司局是家常便飯，通過政府部門的立項和審批甚至可能需要一年甚至數年時間。在市場變化越來越快、企業對科研技術成果轉化的周期要求嚴苛的情況下，兩者不同步很難發揮科研成果的作用。

而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企業負責人表示，現在國家的扶持資源都是跟著科技項目走，但在這些項目中，表面上企業掌握了主動權和話語權，但實際上科技發展規劃和項目選題機制大多還是由院所和高校牽頭提出，相當多專家并不具備跟蹤產業技術和市場前沿的能力，多從自己的特長和偏好出發選題，造成了研發方向與市場需求的脫節，真正由企業提出立項的不到20%。

這導致的結果是，企業和高校策劃時開一個會，項目申請完后各行其是，申請驗收前再開一個會，湊夠專利數，通過驗收后皆大歡喜，項目卻可能就此擱置。

“整個‘十一五’，我們拿到了一個多億的國家項目撥款，絕大多數項目都是研究所為主體在牽頭，我們干了什么呢？進行技術驗證。課題完成后，技術的核心我們沒有，都在研究所，而且離市場非常遠。”一位國企負責人說。

而根據《財經國家周刊》記者的了解，新一輪科技體制改革中，將進一步明確建立以企業為主導的產業技術研發創新體制。

細化落地措施可期

外界更關注的是，改革方案將如何真正落實對企業創新的扶持。

“在此前的改革中，很多鼓勵企業創新的政策一直得到了徹底執行，但科研資源還是在以傳統的方式向高校、科研院所等非市場主體匯集。”一位參與方案起草的專家說，與其他改革一樣，科技體制的改革本質，也是對原有資源的再分配，以及對現存利益格局的再調整，這勢必牽扯到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一些深層次矛盾，這是以前的扶持政策未得到真正落實的重要原因。

上述企業負責人說，直到現在，因為沒有利益往來，在產學研結合方面，很多未轉制的科研院所依然不愿意為企業提供技術服務，即使是已經轉制的院所，也往往因為競爭而不愿為其他企業提供技術服務，加上目前國內行業共性技術研究方面的共享和合作程度較低，不少行業內的企業都是整體技術儲備不足，進而造成了整個產業的落后。

在財稅政策等方面也同樣有些問題。“我們前段時間搞了一次28省市的問卷調查，實際的情況是，因為細節不配套、核定范圍受限制、操作復雜等原因，中長期科技規劃中明確的研發費用加積扣除等優惠政策，落實其實并不好，很多企業的實際抵扣額甚至不到30%。”一位部委官員告訴《財經國家周刊》記者。

時不我待的是，在日趨激烈的全球化競爭中，中國企業正受到海外巨頭越來越多的圍追堵截，從標準控制、技術封鎖、產業壟斷、價格驅逐、資本并購、專利訴訟、貿易壁壘到政治、文化抵制，外資廠商正采取各種手段將中國科技企業擠出市場。

比如中國集成電路核心企業中芯國際，就是在高速擴張的上升時期，被臺積電的訴訟以及日韓企業發起價格戰打壓，導致公司實力大幅衰退，旗下的成芯等資產也流失到外資廠商手中。珠海民企賽納科技負責人也告訴記者，該公司在推出中國首款完全自主研發的激光打印機時，就曾引來外資力量的專利訴訟與大幅降價搶奪市場等狙擊。

“中國企業融入全球化競爭過程中，將面對很多新的困難，已經不是靠企業自身可能解決的。”一位長期為中國企業進行海外訴訟的律師對《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表示，比如對重要行業進行整個產業鏈的扶持拉動，如TD-LTE與大飛機；對一些產業關鍵環節需要不計成本進行追趕，如芯片與發動機；對一些海外企業帶有貿易壁壘或政治色彩抵制手段的應對，如惡意的“337訴訟”等，都需要從國家層面進行統一的規劃與支持，才有可能獲得成功。

“就目前而言，政府部門還習慣于像過去一樣，大多是以普惠式的‘撒胡椒面’，或是在政策上開一些小口子，主要靠企業自己去國際上打拼，并沒有給予我們足夠扶持。” 一位企業負責人說。

“改革文件將會有更強的可操作性。“一位參與改革方案起草的人士透露，正是因為對這些問題的考慮，新的改革文件中將有更多針對實際問題的具體政策，以及政策如何落實的具體措施，甚至可能有詳細的量化指標。

“比如說，將來具有產業目標的國家科技項目，原則上由企業來牽頭實施。”該人士說，過去，國家科技項目原則上都是大學、科研院所，863計劃、973計劃，包括科技支撐計劃來牽頭實施，未來只要是明確的項目，原則上將改由企業牽頭實施。同時，還將鼓勵企業牽頭聯合大學和研究機構來成立一些技術創新的戰略聯盟，通過這個戰略聯盟來開展技術創新活動。

此外，針對很多國有企業因科技投入造成經營考核壓力的問題，未來國資委的考核標準也會有所變化，國有企業的科技研發投入將視同利潤進行考核，此舉將刺激國企擴大科技創新力度。而此前外界討論較多的擴大企業研發費用稅前抵扣政策優惠，以及支持中小型企業和民營企業進行技術創新的財稅、金融及其他政策等，都會有較大的進展。

“總而言之，新一輪的改革將通過強化企業的創新實力，解決科技與經濟結合的頑疾。”參與方案起草的專家說。

該專家認為，要真正確立企業的技術創新主體地位，是一個龐大的，需要長時間建立和完善的系統工程。它需要真正推動科技資源開放共享，改革現有的科技項目經費管理制度和科技評價獎勵制度，支持骨干企業建立自己的研發機構，并聯合高校、科研院所組建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鼓勵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人員進入企業或創辦企業，并落實在此過程中的技術轉移機制和產權、股權激勵機制，建立科技支撐產業的完善機制等，以全方位市場化機制，引導科技資源向企業集中等各個環節的改革與完善。

據這件專家透露，這些問題在改革方案中都有可能得到體現，“雖然這些政策的落實需要時間，但通過科技體制的引導，中國將讓高校和科技院所真正轉向為企業技術創新服務，并切實解決企業的創新動力、創新激勵和創新保護問題。”

會不會成立“創新部”？

除了企業創新的問題，對目前的中國科技管理體制度也一直有爭議。

一個被普遍認可的看法是，與培育企業技術創新主體地位相比，中國科技管理體制的改革步伐顯得更滯后一些。相對激進的看法則認為，正是管理體制的混亂，導致了諸多企業扶持政策的難以落實。

此前，中國科學院曾在2010年就科技體制改革問題做了一個調查，結果顯示，半數以上受訪的科研人員認為科技資源的配置機制存在問題，關鍵是國家部委多頭管理、部門條塊分割現象嚴重。

一位科技主管部門的官員也對《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表示，長期以來，我國政府部門在科技工作的職能管理分工上多有交叉，掌握、配置科技資源以及制定科技政策的部門和單位也較多，加之部門間溝通不夠充分，致使對重大科技政策的執行難以形成統一高效的領導。

“除了國家發改委與科技部外，很多部委都下轄與科技有關的司局。”一位專家說，“這些司局都有各自的行政責權與經費預算，而且對科技政策的理解與執行思路往往不一致，各個部門的政策定位都是圍繞自己的主要業務在轉。”

“有一次，財政部出了一個政策，另一個部門不認可，結果讓企業無所適從。”一位企業負責人說，如果沒有更高層面的牽頭，類似的問題可能還會出現。

與此同時，政府部門的職能定位沒有完全轉變過來，還習慣于“包辦”思路，充當“教練員”，從科技規劃，到課題經費開支、時間節點、評審驗收等都擁有相當大的決定權和影響力，致使科研過于行政化，既阻礙了市場的資源配置基礎作用，又容易滋生權力尋租、的行為。

對此，業內人士給出的建議是，成立中央科技體制改革領導小組。從國家層面加強組織領導，制定改革總體方案，統籌組織實施。同時建立跨部門高層科技戰略決策機制和專家咨詢機制。強化國家層面的科技創新領導機構作用，按照“大部委制”原則，推進政府部門科技事務綜合管理職能的合并。

在此之前，關于是否應成立“創新部”已經在坊間引起討論。不過，也有人士認為，由于科技大部制改革涉及的部委職能部門眾多，形勢與利益復雜，所以成立“創新部”將遇巨大阻力。

對此，有關專家建議，可以考慮分步實施，由國務院科教領導小組主持，建立部際聯席會議制度，加強部門之間科技資源配置的協調溝通，推動科技資源共建共享。然后進行局部的職能整合，可以首先將相關部門職能合并，之后進一步歸并整合有關政府部門相關科技管理職能，最終形成“大部委制”格局。

而據知情人士透露，建立國家層面的科技創新統籌協調部門這一計劃，目前也已經受到決策層關注。

生長“蘋果”的美國土壤

關于蘋果改變世界的故事，近來最經典的或許是以下一則：一位中國媽媽問4歲的女兒，桔子的英文怎么說，女兒回答是“Orange”；問香蕉，回答是“Banana”；最后問蘋果，女兒的回答是“iPhone”。

蘋果正在創造巨大的市場神話。僅在中國，僅2012年第一季度，蘋果的市場營收就達79億美元。這意味著，蘋果每天能在中國拿走5.5億元人民幣。

很多人認為，蘋果的成功來自于“顛覆性創新”，無論是整合產業格局、引領革新潮流，把握市場脈搏，籠絡人才搜羅技術，還是堅持工程向設計讓步，蘋果的市場敏感和創新活力都在憑借難以超越的創新統領市場。不過，在專家看來，美國支持創新、保護創新的科技政策與環境，更是蘋果能得以生長的土壤。

在此之前位于加州的硅谷憑借其“鼓勵冒險、刺激創新、容忍失敗、絕少束縛”的信條和文化，已催生了包括Adobe、蘋果、思科、eBay、谷歌、facebook、英特爾、惠普、甲骨文、Twitter等公司在內的一大批全球性巨頭企業。

“在其他地方，失敗了可能就再沒辦法翻身，但在硅谷，要是不創辦公司，反而會被人認為是失敗的。先做一個，不成功可以再做一個，慢慢就能體會到如何創業了。”華人企業家賈石璉說，在美國，無論投資環境還是社會環境，大家都能容許犯錯，這最大限度地激發了整個產業的創新活力。

與此同時，美國的知識產權保護與社會環境也更加鼓勵企業進行創新。1980年，美國國會通過了一部法律，明確科研人員可以對自己的創意擁有所有權并出售獲利，并對其給予法律保護。此后多年來，維護他人的創新權益，以及公平、透明的競爭環境，一直是美國科技文化中的重要基因。

“在硅谷，周圍的人樂于幫助創新型企業成長，并從中與你一起獲益。在中關村，有人愿意成為你志同道合的朋友和伙伴，但同樣也有不少公司希望通過拷貝你并將你踢出局。”資深IT人士，博客中國創始人方興東如此評價中美創新文化的最大區別。

比如，在蘋果的成長過程中，沒有受到大公司排擠，反而得到了很多大公司的注資。另一個例子是，2012年4月10日，Facebook以10億美元收購了一家名為Instagram的小公司，而這家公司被收購前沒有任何收入，只是融資了700萬美元，只有6名員工，核心資產只是一款應用程序，通過手機拍照，利用社區和認識的人進行分享。

這樣的交易與商業模式，在中國的互聯網界則是“不可接受的”。互聯網巨頭們似乎更樂意通過剽竊的方式，搶劫小型創新互聯網公司的“Good Idea”，而在巨頭之間也到處充斥著抄襲和反抄襲的爭吵。

“對創新的保護機制不足，在深層次上傷害著中國企業創新、微創新的情感和熱情。對互聯網而言，政府部門大部分時候不是不愿意保護創新，而是不知如何保護，有時候甚至不知該保護哪一方。”一位互聯網公司負責人說。

三星背后的國家力量

5月2日，市場調查機構IDC了第一季度全球手機出貨量報告，三星在總出貨量（9380萬部）、智能手機（4220萬部）出貨量雙項指標上，分別超越諾基亞（8270萬部）和蘋果（3510萬部），成為全球最大的手機廠商。

三星的領先不僅在手機領域。這個1938年憑借魚干、蔬菜、水果出口起家的家族企業，今天已成長為擁有32家大型子公司的超大型集團，業務領域橫跨電子、金融、機械、化學等多個領域，有近20種產品在全球市場占有率第一，居全球企業之首。

這些成績并非三星集團自身所能成就。在其背后，凝聚了整個韓國政府乃至韓國國民的力量。事實上，三星集團的成長，一直被視作韓國創新刺激政策的典型樣本。

在韓國，政府長期以來對三星等本國的高新技術產品實施政府采購。與很多國家不同，韓國通過立法方式，認定韓國科技部可直接要求國家機關及地方政府、乃至由政府投資和補助的機構和團體，優先采購韓國國內高新技術產品，甚至對處于全球化競爭的行業，例如汽車、計算機等，規定即便韓國本土產品價格更高，也必須優先采購。

與此同時，對依附于三星等大企業的中小企業，政府也以政策進行了創新引導，從而形成了以大公司為龍頭的完整的“技術創新鏈條”和“產業鏈條”。

在韓國，中小企業以制造業為主，多依托大企業成長，向大企業供應半成品和零部件，很少會出現銷路難的問題，保證了較好的發展空間。如在三星集團的產業鏈上，就有數百家中小企業各有分工、為其服務。它們在國民經濟中的作用極為重要，是韓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動力源泉。至2010年，韓國的中小企業的數量已達300萬家；產值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比重超過50%，韓國國家和地方的財稅收入近60%來自中小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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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2 年營改增在部分行業和地區進行試點工作以來，經過四年多的時間，2016 年我們迎來了營改增的收官之年。這也就意味著營業稅徹底退出歷史的舞臺。營改增是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其全面推行彰顯出我國已經在財稅改革的道路上邁出了具有歷史意義的、實質性的一大步。近年來，煙草行業面臨經濟下行、卷煙提稅順價、控煙過激三大壓力，行業進入了增速放緩、發展動力與發展方式逐漸轉型的新常態時期。營改增政策的實施為行業發展提出了新的命題，將會對企業的稅負、財務管理等產生什么樣的影響呢?又會催生哪些財務管理問題呢?各企業和相關部門該如何應對這些問題呢?這將是值得各企業深思的問題。

一、營改增對企業財務管理的影響

( 一)營改增對企業利潤表的影響

實施營改增前，企業需要繳納營業稅，并將營業稅計入營業稅金及附加賬戶上進行體現，在期末要將其計入到企業的利潤表中。實施營改增后，企業所涉及到的經營項目不再繳納營業稅。《增值稅會計處理規定》對會計科目及利潤表項目進行調整，將營業稅金及附加調整為稅金及附加，核算內容取消了營業稅，增加了原在管理費用中核算的四小稅，即房產稅、土地使用稅、車船使用稅和印花稅。由于價外稅的屬性，從賬面上看，營業稅的減少和四小稅的調整將導致稅金及附加這一賬戶中金額出現變動的情況，企業繳納的增值稅則對資產負債表產生了影響。這一變化對企業的利潤產生了直接影響，同時，由于城建稅、教育費附加等都是以流轉稅作為主要計稅依據，在實施營改增后，流轉稅的變化帶來這兩個帶征稅的變化亦會對企業的利潤產生間接影響。因此，在實施營改增，以上核算報表列示方式必然會對企業的利潤、資產產生影響，從而也影響到企業的盈利能力。

( 二)營改增對企業銷售收入及成本費用的影響

實施營改增前，營業稅主要計稅基礎是納稅人的全部營業收入，屬于價內稅。實施營改增后，增值稅屬于價外稅，需要以企業銷售貨物相關的增值額單獨進行核算，并不是貨物價格的組成部分。增值稅的應稅銷售收入中并不包含銷項稅額，銷售成本中也不包含進項稅額。我們再看變動成本，實施營改增前，企業征收營業稅，燃油電力費等相關的營業稅計入到變動成本中，并沒有相關的抵扣;實施營改增后，企業消耗的燃油電力費用等這些變動成本項目涉及的進項稅額是可以進行抵扣的，這就使得企業的變動成本降低。再來研究企業的固定成本，實施營改增前，企業購入的各項機器設備涉及的進項稅額不能進行抵扣，都以購買成本的形式計入到機器設備的成本中，并在日后分期進行攤銷;實施營改增后，企業購進的機器設備可以進行進項稅額的抵扣，此時企業購入的機器設備的入賬價值中并不包含增值稅。可見，在實施營改增后，主營業務收入、主營業務成本等賬戶中的金額都發生了變化，從而對財務報表中的內容產生了影響，并對企業的營運能力產生了影響。

( 三)營改增對企業償債能力的影響

企業的償債能力主要包括長期償債能力、短期償債能力兩種。其中：流動資產對流動負債的償還能力決定著企業短期償債能力的高低。企業的資產負債比、盈利能力、資產的運營狀況等多個指標將對企業的長期償債能力產生影響。實施營改增后，提高了企業的償債能力，這主要是由于在實施營改增后，企業的稅負降低，應付稅款的降低減少了企業的流動負債、降低了現金流量的流出，增加了企業的現金類資產，企業的流動資產增加的同時流動負債減少。另外，企業生產使用的各項固定資產的投資可能需要企業向銀行等金融機構貸款來實現，無形中增加了企業的長期負債，在實施營改增后，企業的固定資產能夠進行抵扣，這在很大程度上縮短了固定資產的投資回報期，提升了企業的投資報酬率，從而大大降低了企業長期固定資產帶來的長期負債壓力。

( 四)營改增后財稅政策對企業的影響

《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總體方案》的出臺，我國財稅體制改革進入快車道。財稅改革方案三大緊迫任務之一是建立事權與支出責任相適應的制度。建立事權與支出責任相適應的制度，具體來說涉及兩個內容，一個是中央和地方的收入劃分，另一個是各級政府間事權與支出責任的劃分。營改增是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地方的主體稅種營業稅已經消失。此舉雖然有利于保證中央財政收入，但隨之而來必然帶來地方稅主體稅種的缺位問題。在調控房地產過熱政策極大影響地方財政收入的情況下，未來收入的劃分受到前所未有的關注。最近一段時間主張將消費稅調整作為地方稅的呼聲越來越高。作為消費稅第一納稅行業，煙草行業所受到的影響和沖擊也將是最大的。

二、快速轉變思路，積極應對營改增對企業財務管理帶來的影響

( 一) 積極調整企業發展方式，提升企業集約化經營管理水平

在我國新一輪稅制改革的支撐下，企業必須正確面對營改增為企業帶來的納稅環境的轉變，必須盡快適應營改增后納稅環境的改變。這就要求企業必須加快思想認識的轉變，樹立全新的經營管理理念，及時了解稅制改革后企業自身業務的變化情況，并密切關注企業及行業稅負的變化情況等，并站在本行業發展的角度，結合本企業的實際情況探尋真正適合本企業 營改增的經營模式與發展方式。如：在采購環節中，煙草企業應制定最優采購決策方案，最大化地降低企業的采購成本，使企業在改革中受益。

( 二) 盡快熟悉影響變化情況，提升企業財務管理水平

營改增政策變化不僅影響企業的稅收征納，對企業經營業績包括收入成本費用、利潤表項目、投資決策以及企業償債能力都會產生直接或間接的影響。財務管理作為企業最核心的管理職能，要將營改增對企業經營業績的影響分析透徹，才能透過現象看本質，合理分析企業情況，真正把握經營實質，提升企業財務管理水平，為企業戰略決策提供有效真實信息。

( 三) 實現企業管理規范化發展，提升財務精細化管理水平

在實施營改增后，各企業必須加強對增值稅專用發票的管理，這對企業財務管理的精細化、科學化、合規性是一個非常嚴峻的挑戰。因此，各企業必須加強財務管理工作，加強納稅籌劃管理。如：企業可以利用固定資產集中采購、統一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的方式進行進項稅額的合理抵扣。

( 四) 緊跟政策做好分析，未雨綢繆應對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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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產稅，真的來了？ 房產稅的秘密 房產稅的目標 房產稅的前身——窗稅 房產稅“又”要來了？ 房產稅的零和游戲 房產稅的中國博弈 淺議房產稅的征收 房產稅 樓市的拐點 房產稅背后的反思 房產稅只是妥協的產物 房產稅產生的效果分析 房產稅探路的深意 房產稅:房價調控的利器? 關于房產稅的幾點思考 談房產稅的節稅技巧 駛進岔路的房產稅 房產稅的“囚徒困境” 淺析房產稅的影響 房產稅的開征應謹慎 常見問題解答 當前所在位置：中國 > 政治 > 房產稅,真的來了? 房產稅,真的來了? 雜志之家、寫作服務和雜志訂閱支持對公帳戶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 張再金")

申明:本網站內容僅用于學術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權益，請及時告知我們，本站將立即刪除有關內容。 這次，房產稅真的要來了嗎？

一直以來，房產稅改革牽動著各方。關于房產稅的一點風吹草動，不斷地觸動媒體緊繃的神經，一次次地解讀、猜測，一次次地喊“狼來了”。而目前為止，仍然是雷聲大、雨點小，僅有上海和重慶開展個人房產稅征收試點。

5月24日，國務院辦公廳《關于2013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工作意見的通知》，提出“擴大個人住房房產稅改革試點范圍”為今年的經濟體制改革重點內容之一，再次引來各方的關注和解讀。這次，房產稅真的要來了嗎？ 房產稅前世今生

房產稅并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新事物，1986年9月15日，國務院就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房產稅暫行條例》。《條例》規定，房產稅在城市、縣城、建制鎮和工礦區征收（不包括農村），由產權所有人繳納。其中第五條規定了幾類房產免納房產稅，其中包括個人所有非營業用的房產。房產稅一直是稅收體系中一個重要的稅種，主要針對營業用房征收，因此，多數只擁有住宅的居民對該稅種并不熟悉。

房產稅的改革可以追溯到10年前。2003年10月召開十六屆三中全會，全會公報首次提及房產稅改革的內容，其表述為“實施城鎮建設稅費改革，條件具備時對不動產開征統一規范的物業稅，相應取消有關收費”。此后幾年，中央文件關于財稅體制改革的表述中均會例行提及加快推進房地產稅制改革，研究房地產持有環節征稅問題。房產稅的改革并不是開征一個新的稅種，而是對已有的房地產相關的稅費進行歸并，簡化稅制，拓寬稅基，特別是將征稅對象擴大到住宅，統一稅率，規范征稅依據，以房產的市場價值（基于市場交易價格的評估價值）作為征稅依據，而不再是以房產原值或租金作為征稅依據。

從2003年開始，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先后分3批在北京等10個省市和計劃單列市的32個縣、市、區開始房地產模擬評稅試點（“空轉”）。有關部門對房產稅相關的任何動作都極為謹慎，始終未針對空轉效果相關信息，因為任何動作都可能引來市場的過度解讀。

真正小心翼翼邁出第一步的，只有上海和重慶。2011年1月28日，上海和重慶分別開始實施各自的房產稅改革試點方案。其中，上海針對新購的住房征稅，以家庭為單位，對人均60平方米以上的住房面積進行征稅，計稅依據為住房市場交易價的70%，稅率為0.6%，但住房單價低于平均單價2倍的，稅率為0.4%；重慶對主城9區的獨棟商品住宅和新購的高檔住宅，以及非居民的二套以上普通住房征稅，計稅依據為房產交易價，稅率根據房產單價實行累進，有0.5%、1%和1.2%三檔。

滬渝兩地的試點方案，共同點在于謹慎地選擇征稅對象，通過嚴格的限定條件，盡可能縮小征稅方案的影響范圍，而且都主要是對新購房產進行征稅，新老劃斷；不同之處，上海方案更接近一般意義上的房產稅，未來可以通過調整免稅面積，擴大征稅范圍，逐步完善，而重慶方案更像是對房產的奢侈消費征收的調節稅，與我國目前實行的消費稅性質相似。 房產稅改革推出的初衷并不是為了調控房地產市場。房產稅的改革目標一直很清晰，就是將其培育為地方的一項穩定的收入來源，逐步降低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的依賴，遏制地方政府經營土地的沖動，鼓勵地方政府從關注經營城市轉向提供公共服務，為城市居民創造安居樂業的環境。

上海和重慶的試點方案盡管引起關注，但帶來的波動卻不大，因為征稅范圍較窄，涉及納稅人較少，選擇的納稅人多為高收入者，方案設定的稅率也較低，幾個因素共同促成了試點方案平穩落地，沒有帶來突出的納稅人抵制行為，也沒有對房地產市場形成明顯沖擊。盡管這兩個方案因征稅額低、房地產市場調控作用弱而被詬病，但這卻是地方政府所追求的理想結果。地方政府并不會期望通過一個稅種的改革在短期內迅速增加稅收收入，更不希望房產稅改革沖擊房地產市場。

從上海、重慶兩個試點方案也可以透露出未來房產稅改革的兩個可能傾向：一是選擇緩和的切入點，即從窄稅基、低稅率切入，條件成熟后再逐漸擴大稅基，調高稅率；二是房產稅改革將有別于以往“一刀切”式的稅制改革，而是給予地方政府更多的制定稅制的權力，中央政府只設定原則和框架，鼓勵地方政府因地制宜選擇合適的征稅對象、征稅依據以及稅率。

2013年2月20日，國務院常務會議確定將擴大個人住房房產稅改革試點范圍。此后，對于第二批列入試點的城市屢有傳聞，其中“杭州方案”最受關注。根據傳出的消息，“杭州方案”將主要參考上海模式，暫只對增量房產征收房產稅，人均免稅面積60平方米，以家庭為單位進行征收，稅率分為兩檔，對普通住宅，以交易價格的0.4%的稅率征收；對非普通住宅，以交易價格的0.8%的稅率征收。“杭州方案”雖然沒有在預期的時間內推出，而是暫緩，但透露出重要的信息，即上海模式是操作性較強的一個方案，未來最有可能在其他城市推廣。 房產稅與房價

某種意義上，我國從未有一項改革如房產稅這般經過如此充分的公開討論。但這些討論中，有些討論思路混亂，使得關注房產稅的人形成混亂的預期，無所適從。

房產稅改革是為了調控房地產市場？房產稅之所以一直以來吸引如此多的關注，的確因為其可能對房地產市場形成沖擊，房產稅自然地被視為懸在房地產市場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也不排除有關部門可能有過利用房產稅調控市場的考慮。

需要厘清的是，房產稅改革推出的初衷并不是為了調控房地產市場。房產稅的改革目標一直很清晰，就是將其培育為地方的一項穩定的收入來源，逐步降低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的依賴，遏制地方政府經營土地的沖動，鼓勵地方政府從關注經營城市轉向提供公共服務，為城市居民創造安居樂業的環境。

一個普遍的觀點是只要房產稅推出，房價必然大跌。因為這樣的預期，房地產開發商談房產稅“色變”，地方政府在房產稅政策上猶豫不決，許多民眾對“增加”一項稅收翹首以盼，作為潛在購房者，他們期待著這個稅收能夠為他們創造出購房的最佳時機。

從各國的實踐來看，推行房產稅的國家如美國、日本等，房地產市場依然可能存在投機和價格泡沫，遵循其自有的周期規律。房產稅在短期內可能會對房地產市場形成沖擊，由于先入為主的預期帶來的拋售行為，也由于購房者在未來所需繳納的房產稅折算為當前的“折價”，也由于持有成本提高，使得囤積房產變得無利可圖。但這個沖擊的大小，取決于各地推出的房產稅實施方案，即征稅范圍和稅率。對此的期待不可過高，因為地方政府會盡量避免房產稅對當地的房地產市場形成太大的沖擊。

長期來看，房產稅會提高房產持有成本，降低囤積房產的回報率，特別是如果設定累進的房產稅率，將極大提高持有多套房產的成本，改善房產的分布結構，增加二手房市場供給，有助于推動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 利益集團博弈

房產稅的推出一直無時間表，政策的靴子遲遲無法落地，政府關于房產稅的表述都引來過度解讀，媒體一次次地喊“狼來了”，也可以反映出公眾的關注和緊張。

改革滯后是因為受制于利益集團激烈的博弈，也反映出決策者的謹慎態度。過去的10年，我國各個領域的改革緩慢，大環境的改革氛圍不濃，因此房產稅改革也就不那么迫切了。

征收房產稅的反對方包括房地產商、持有多套房產的有房者，也包括部分潛在購房者。房產稅給房地產市場帶來的不確定性，是房地產商最大的顧慮，因此以任志強為代表的房地產商，以房產稅將轉嫁給購房者并進而推高房價的觀點，影響一些潛在的購房者共同反對房產稅的推出，也影響部分對房地產調控有顧慮的決策者。 房產稅所增加的稅收收入對地方政府的吸引力不夠，相反，地方政府所顧慮的是，房產稅可能沖擊當地的房地產市場，從而影響房地產相關的其他稅收收入以及土地出讓收入；征收房產稅可能面臨納稅人的抵制以及由此引發的不穩定風險，也使地方政府對房產稅避之不及。

在過去的10年，持有多套房產的有房者逐漸成為一股力量，其中包括成功的商人、中高級公務員、企事業單位的中高級管理者、大學教授、高級技術人才等，他們擁有財富、權力和知識，改革的決策者也可能在其中，他們也是對決策具有間接影響的人。

基于對稅收的樸素理解，認為增加稅收必定增加負擔，也有一部分潛在購房者會反對房產稅改革。對于他們，購房支出已是巨大的負擔，難以承受未來可能的額外的房產稅支出。

改革的支持者中，重要的是一部分政府官員和專家學者，他們共同意識到當前財稅體系存在的問題和可改進的空間：中央和地方財權與事權不匹配，房產稅因其不可轉移的性質，是地方稅的理想選擇，也被各國廣泛采用；地方政府過度依賴于土地財政，難以為繼，需要尋找穩定的收入來源進行補充；房地產稅費復雜繁重，尤其集中在交易環節，需要進行兼并，轉向對持有環節征收；房產增值成為造成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需要對此進行合理調節。這些理由成為推動房產稅改革的最重要力量，也是房產稅必須要改的原因。

基于房產稅可以降低房價的預期，一直以來都有一些潛在購房者對房產稅改革充滿期待，但他們可能會等不及，或逐漸意識到征收房產稅對他們無利可圖，卻可能在未來成為納稅人，轉而不再支持房產稅的改革。不過他們的支持只是作為輿論的一部分發揮作用，對決策影響卻不大。

利益集團的博弈最終體現為決策者猶豫不決，這是導致改革滯后的最關鍵原因。決策者需要平衡利益集團的利益，承擔決策帶來的潛在風險，可能因此就不得不推遲決策，或將包袱留給繼任者；決策者的另一顧慮來自房產稅對房地產市場乃至整體經濟的不確定性影響，政策對經濟沖擊過大是不可接受的；決策者還要考慮輿論的反應，如果輿論普遍認為這是增加新的稅收，并且強烈抵制，由此帶來的政治風險也是難以接受的。

稅務機關是改革的重要參與方，征收房產稅對整個稅務系統的征管能力是巨大的挑戰，向普通個人直接征稅而非代扣代繳也是前所未有的，因此稅務機關并無積極性推動改革。

房產稅作為地方稅，地方政府將在決策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試點范圍的選定乃至向全國鋪開，都必須地方政府同意并積極做好準備。房產稅所增加的稅收收入對地方政府的吸引力不夠，相反，地方政府所顧慮的是，房產稅可能沖擊當地的房地產市場，從而影響房地產相關的其他稅收收入以及土地出讓收入；征收房產稅可能面臨納稅人的抵制以及由此引發的不穩定風險，也使地方政府對房產稅避之不及。 “狼來了”還要喊多久

5月24日國務院的《通知》是一個明確的信號，房產稅年內試點擴圍已經確定，在全國范圍內鋪開也為期不遠，最多在一個政府任期內應該可以確定基本的稅制框架。

經過10年的醞釀，房產稅改革的各項準備工作已初步就緒。在輿論方面，經過10年的討論，房產稅的改革已經被大體默認，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

新一屆政府履職半年多來，致力于推動重要領域的改革，為改革營造出較好的氛圍。關鍵部門的人事安排重用有改革意識和經驗的干將，這對房產稅改革具有實質性的推動作用。

篇7

推進稅制改革，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

稅制改革的每一個大動作，都對經濟社會的發展產生著深刻影響

近年來，以結構性減稅為主基調的稅制改革頻頻推出“大動作”：

2006年，農村稅費改革進一步推進，我國全面取消了農業稅，每年減輕農民負擔達1250億元。同時，財政對種糧農民給予補貼，廣大農民“減負增收”，生產生活水平雙提高。

2008年，統一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內資企業所得稅稅率由原來的33%降至25%，負擔明顯減輕，也為各類企業公平競爭創造良好的稅收環境。

2009年，增值稅轉型在全國全面推開。從2009年到2011年，實行增值稅轉型改革明顯減輕了企業稅收負擔，三年累計約5000多億元。

2011年9月1日起，新的個人所得稅法實施。個稅工薪所得減除費用標準由每月2000元提高到3500元，最低檔稅率由5%降至3%，并擴大了低檔稅率的適用范圍。調整后，工薪階層納稅人數大幅減少，由約8400多萬人減至約2400萬人；工薪所得納稅人占全部工薪收入人群的比重，由原來的約28%下降到約7.7%，由此全國個稅收入每年減少約1600億元。

今年1月1日起，上海市交通運輸業和部分現代服務業開展營業稅改征增值稅改革試點，逐步將目前征收營業稅的行業改為征收增值稅。據測算，營業稅改征增值稅如果在全國推開，全國稅收凈減收將超過1000億元，帶動居民消費增長1%，同時直接帶來大約70萬個新增就業崗位。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認為，稅制改革的每一個大動作，都對經濟社會的發展產生著深刻影響。取消農業稅、增加農民補貼，為我國糧食生產連年增長提供了保障；全面實施增值稅轉型改革，推動了企業技術改造、產業升級；企業所得稅合并，使內外資企業處于同一“起跑線”，市場環境更加公平；調整個稅，居民稅收負擔減輕，有助于提升居民的消費信心，促進擴大內需和經濟結構的調整；營業稅改征增值稅，解決了貨物和勞務稅制中的重復征稅問題，將積極促進第三產業加快發展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

優化財政支出，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把改善民生的著力點放在社會保障體系建設上，確實抓住了問題的關鍵

隨著近年來經濟的快速增長，我國財政收入不斷躍上新臺階。以人為本，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成為財稅改革的最大亮點。

北京銀建出租汽車公司司機艾國東師傅說：“這幾年社會保障福利的提高，幾乎每個人都能感受到。拿我個人來說，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和住房公積金，這幾年是從無到有，變化巨大。特別是醫療保險連沒有工作的‘一老一小’全都覆蓋到了，對于我們這些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來說，家庭負擔和壓力真是大大減輕。”

賈康認為，社會保障體系一直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薄弱環節，也是百姓最大的后顧之憂。黨和政府把改善民生的著力點放在社會保障體系建設上，確實抓住了問題的關鍵。

隨著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推進，農民在低保、養老、看病、就業等方面的保障正在向城里人靠攏，這是一個巨大的突破，也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

2010年，全國財政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支出近6萬億元，占全國公共財政支出的2/3。2011年，全國財政支出對“三農”、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和就業、保障性安居工程、文化等的支持力度得以加強，增長超過20%，體現了政府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的不懈努力。

此外，2011年中央對地方稅收返還和轉移支付增長23.4%，其中，一般性轉移支付增長38.3%。擴大一般性轉移支付的比重，意味著中央對欠發達地區支持的過程中，欠發達地區可以自主安排的財力有了較大幅度的增加，這就有利于欠發達地區的發展，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加強制度建設，讓每一分錢花出效益

全面推進財政科學化精細化管理，更好地為國理財

財政管理水平的高低，直接影響到財政職能作用的發揮和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率。近年來，各級財政部門進一步加強制度建設，全面推進財政科學化精細化管理。

自2001年以來，一場被稱為“財政革命”的財政國庫管理制度改革，給我國預算執行管理制度帶來了根本性變革，確立了國庫集中收付制度在財政財務管理中的核心基礎性地位，財政資金運行由“中轉”變為“直達”，財政資金運行監控能力和使用效益大幅提高。截至2011年底，中央各部門及所屬13000多個基層預算單位和地方各級近40萬個預算單位實行了國庫集中支付制度改革。

公務卡制度改革，是國庫集中支付制度改革的一項新舉措。通過利用“刷卡支付、消費留痕”的特點，將公務消費充分置于陽光之下。公務卡制度改革自2007年推行以來，對減少預算單位現金支付結算、規范公務支出的政策效應逐步顯現。今年1月1日起，中央預算單位實施公務卡強制結算目錄，包括辦公費、印刷費、咨詢費、手續費、水電費、郵電費、物業管理費、差旅費等支出，都要按規定使用公務卡結算。

實行政府采購制度，是加強政府自身支出管理，提高資金使用效益的又一重要舉措。2011年我國政府采購規模突破1萬億元，占全國財政支出的10%，為國家節約資金1500多億元，政府采購在促進節能減排、扶持中小企業等方面的政策功能得到加強，“十一五”期間節能環保產品的采購金額達到2726億元。

2011年，我國預算管理制度改革又取得新的重大成果：全面取消預算外資金，將所有政府性收入全部納入預算管理。這一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改革，進一步規范了政府資金的分配秩序，推動了由公共財政預算、政府性基金預算、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和社會保險基金預算組成的有機銜接的政府預算體系建設。

在加強制度建設的同時，財政預決算公開力度不斷加大，從“大賬”到“細賬”，公開的內容更加具體。2011年，在預算公開的基礎上，中央部門決算和“三公”經費首次向社會公開，主動接受公眾監督，進一步提高財政管理透明度。

深化財稅改革，理順各級政府間財政分配關系

進一步均衡省以下財力分配，增強縣級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的能力

與建立有利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財稅體制目標相比，財稅改革目前還面臨著一些問題和難點，突出表現在：政府間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不夠清晰，省以下財政體制尚需完善；預算完整性和透明度有待提高，財政管理需進一步加強；稅制結構不盡合理，地方稅體系建設相對滯后等，迫切需要通過加快財稅體制改革加以解決。

財政部部長謝旭人表示，按照“十二五”規劃要求，今年將從完善財政體制、深化預算管理制度改革和健全稅收制度三方面深化我國財稅體制改革，更好服務經濟社會穩定發展大局。

一是進一步完善財政體制。健全財政轉移支付制度，繼續提高一般性轉移支付規模和比例，清理歸并部分專項轉移支付項目，努力提高轉移支付資金使用效益。完善省以下財政體制，進一步均衡省以下財力分配，增強縣級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的能力。

二是深化預算管理制度改革。完善公共財政預算，提高政府性基金預算的規范性和透明度，擴大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實施范圍，進一步推進健全社會保障基金預算制度。深化部門預算、國庫集中收付制度、政府采購等管理制度改革。將部門預算制度改革覆蓋到縣一級，加快建立健全預算績效管理制度，積極穩妥地推進財政預決算公開，進一步增強預算透明度。

三是進一步健全改革稅收制度。推進營業稅改征增值稅試點，進一步促進服務業發展。完善消費稅制度，促進節能減排，引導合理消費。進一步推進資源稅改革，擴大從價計征的范圍，適時擴大房產稅試點范圍。按照正稅清費原則，研究起草環境保護稅法草案及配套改革方案，深化環境保護稅費改革。

“十二五”加快財稅體制改革總體思路

基本原則

一是明確方向，服務大局。把科學發展觀切實貫穿于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的全過程，進一步健全公共財政體系，加快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促進區域協調和城鄉統籌發展，為推動科學發展與社會和諧提供體制保障，努力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服務。

二是整體設計，協調聯動。妥善處理政府與納稅人、中央與地方、政府與社會、財政與金融、財政部門與其他部門的關系，統一規劃，全面設計，綜合配套，協調推進，加強各項財稅改革之間以及財稅改革與其他改革之間的協調配合，形成改革合力。

三是積極穩妥，循序漸進。既抓住機遇，突出重點，加大改革力度；又妥善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精心謀劃，遠近結合，分步實施，成熟一項推出一項，確保改革平穩有序進行。

主要目標

完善財政體制。在合理界定事權基礎上，按照財力與事權相匹配的要求，進一步理順各級政府間財政分配關系。健全統一規范透明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提高轉移支付資金使用效益。建立縣級基本財力保障機制，加強縣級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務財力保障。

提高預算完整性和透明度。建立并不斷完善科學完整、結構優化、有機銜接、公開透明的政府預算體系，全面反映政府收支總量、結構和管理活動。健全預算編制和執行管理制度，強化預算管理，增強預算編制的科學性和準確性。

健全稅收制度。完善以流轉稅和所得稅為主體稅種，財產稅、環境資源稅及其他特定目的稅相協調，多稅種、多環節、多層次調節的復合稅制體系，充分發揮稅收籌集國家財政收入的主渠道作用和調控經濟、調節收入分配的職能作用。

主要任務

健全財力與事權相匹配的財政體制，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從我國基本國情出發，在保持分稅制財政體制框架基本穩定的前提下，進一步健全中央和地方財力與事權相匹配的財政體制，把加強縣級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務財力保障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篇8

7月12日，“中國高層論壇”在釣魚臺國賓館召開。國家發改委主任馬凱在論壇所做的《新的攻堅階段的改革任務》的主題發言中提出，攻堅階段主要推進六方面的改革要點：一是把政府管理體制改革作為重中之重，二是繼續堅持和完善國有經濟體制改革等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三是發展現代市場體系，四是健全宏觀調控體系，五是深化就業、收入分配和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六是繼續擴大開放。

政府改革既聯接經濟體制改革，又聯接社會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因此，在攻堅階段中，政府管理體制改革被放在了最突出的位置。政府管理體制的改革重點是轉變政府職能、繼續推進政府機構改革、健全科學民主決策機制。

種種跡象顯示，進入2005年以來，中國改革在經歷了25年的迂回曲折之后，逐步開始接近改革的內核，繼上世紀70年代末中國開啟改革歷史進程之后，改革戰鼓再度隆隆擂起。

那么，改革攻堅階段的改革方法、思路是否也應該有所改革？本期專題策劃的一組文章中，專家們各抒己見。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個別文章中的措辭和舉例可能略顯粗礪，但并無冒犯某個部門或個人的惡意。

體制“板結化”日益嚴重改革已到攻關時

目前，商品價格已經基本放開，由市場供求決定，但資金、土地、勞動力等生產要素價格被壓制現象依然嚴重存在。生產要素價格的扭曲，既是導致短期內經濟忽冷忽熱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威脅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需要通過進一步深化改革盡快加以改變。

首先，出于為國有企業和國家項目低成本融資的需要，長期實行資金價格管制，利率被人為壓低。目前，利率市場化進程剛剛真正起步，尚在推進之中。

其次，以往由于地方政府掌握著土地的實際控制權，在各地招商引資的競爭壓力之下，土地價格被人為壓低，有時甚至是“零地價”。

再次，由于粗加工行業的勞動力近乎無限供給而勞動保護制度又不健全，勞動力價格被外資企業和民營企業以“市場競爭”的理由人為壓低。

最后，技術價格雖然基本上由企業決定，但由于知識產權保護力度不夠也被人為壓低。

此外，水、礦產等自然資源價格也由于種種原因而被長期壓低，導致亂采濫伐，資源浪費十分嚴重。

中國漸進式改革走到今天，一些難度比較大的改革大多剛剛開始。比如，壟斷行業的改革剛剛起步；宏觀調控手段甚至出現倒退跡象；政府職能的轉換剛剛提上議事日程等等。

在改革動力源泉上， 依靠對外開放推進的改革項目已經開展得差不多了，進一步對外開放的余地已經越來越小。改革需要更多地從內部尋找動力源。

改革態度出現分化

當前中國社會各階層對改革的態度，可謂各不相同。

從高層看，本屆政府任期第一年主要忙于應急處置，應對SARS危機；第二年則忙于宏觀調控事務，解決經濟發展中一些迫切需要解決的短期問題。從今年開始，將2005年定為“改革年”，并重點推動國有銀行改革等金融體制改革，又推行了建立節約型社會的一系列重要舉措。這些都充分說明了，中央高層領導的關注點已經從先前的短期問題更多地轉向了長期問題。

從中層看，目前一些部門對改革采取實用主義態度，對本部門有利的就積極推動，對本部門不利就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導致改革攻堅戰難度加大，尤其是一些重大改革措施由于缺乏部門間的有效協調而難以推行。

從下層看，人們對改革普遍持矛盾心態，一方面期望改革能夠給自己帶來收益，另一方面又擔心改革會使自己的利益受損。

體制“板結化”現象嚴重

在改革處于膠著狀態的情況下，目前出現了一些值得警惕的傾向：一是公共權力有被部門權力肢解的傾向；二是國家利益有被部門利益肢解的傾向；三是地區間、部門間，以及地區與部門間的競爭也越來越激烈。

改革在反思中前進對以往的改革

需要進行徹底反思和全面評估

首先，應當對過去20多年的改革過程進行徹底反思和全面評估，總結經驗，分析問題，汲取教訓。

其次，深入分析當前改革阻力越來越大的原因，勇于對以往成功的改革方式本身進行深刻反思。

再次，深入研究和探討改革的理論問題，腳踏實地地尋找支撐本國改革的理論。

為此，有必要創立一門新興學科――“改革學”，以便系統地研究改革的目標分解、程序設計、模式選擇、時機抉擇等重大問題。

對今后的改革應確立一些基本原則

首先，要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我們既要堅持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又要堅持市場化的改革方向，努力將二者有機地結合起來，而不要顧此失彼。

其次，要堅持大多數人受益的原則。改革使“人人受益”實際上很難做到，我們只能追求大多數人受益的目標，因而難免會出現一小部分人利益受損的局面，要減少改革的阻力就須設法補償一小部分受損者。

再次，改革不應引起大的社會動蕩。小的社會波動可能難以避免，大的社會動蕩必須堅決防止，否則不僅達不到改革的目標，還會葬送改革。但難點在于如何區分出可以容忍的事件和必須及時制止的事件。

除此之外，肯定還會有其他一些原則。

改革急需建立和完善六大機制

為了更好地推進改革，當務之急還要建立和完善六大機制。一是各項工作中要建立并加強實地調研的機制，推行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的工作方式，避免閉門造車、關門訂方案。二是要建立并加強理論研究的機制。沒有理論支持的改革容易走彎路，甚至還有可能走回頭路。三是要建立協商機制，要建立廣大民眾尤其是弱勢群體的利益表達機制。四是要完善決策機制，使有關改革的決策更加科學化、民主化。五是要建立補償機制，對于在改革中利益受損的人，尤其是弱勢群體，予以必要的補償。六是要建立糾錯機制，在推進改革的實踐過程中，要根據情況的進展及時糾正改革方案中的缺陷和不足。

“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時代一去不復返了

綜合分析改革的內外部因素

首先，要想推動改革，需要對改革的外部因素與內部因素進行綜合分析。根據國際國內形勢的最新變化，提出進一步深化改革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為此，我們不妨對中國的未來進行一下情景規劃分析。一種情景是，如果停止改革，中國的未來會怎么樣？另一種情景是，如果維持現狀，零敲碎打地局部改革，中國的未來會怎么樣？再一種情景就是，如果對改革進行全面規劃和總體協調，并加快推進改革，中國的未來會怎么樣？各種情景預期的成本、收益和風險到底如何？

在對未來進行預測時，歐洲人一般比較偏好于“風險預防原理”，也就是基于最危險的貌似真實的情景來制訂相關政策。而美國人一般比較偏好“成本－效益分析”方法，即在消除某種潛在危害帶來的效益與花費的成本之間找到平衡。當結果不確定時，只能研究這些結果的概率。

對于中國未來走勢的預測，應當將上述兩種方法結合起來，既要想到最壞的可能性，又要在成本與收益之間尋求平衡。

其次，有必要對改革的阻力進行分析和預測。改革有阻力乃正常現象，問題在于各項改革啟動之前，我們能否對可能出現的阻力進行準確地把握？也就是要找到改革的阻力源在哪里，分析阻力的形成原因，并據此制訂出有效的解決方案，化阻力為動力。

為此，需要搞清楚的是，人們對于改革的擔心，究竟是擔心潛在收益的減少，還是擔心損失的增大？對此，不同的經濟學派有著不同的觀點。古典經濟學派認為，人類根據期望效用進行決策，索取他們所能夠得到的任何東西。而行為經濟學派則認為，人們拒絕不公平的交易，更加擔心的是未來損失的增加，而不是潛在收益的減少，并且人類往往存在著從眾心理。而從博弈論的角度看，改革是各類群體之間相互作用的結果，而不是改革方案不折不扣的簡單落實。

再次，在對改革的動力和阻力進行科學預測的基礎上，我們還需要對改革進行管理。通過種種努力，使社會各界對改革形成共識，在此基礎上，對改革做出承諾。根據公眾的意見，由專家來制訂改革方案。選擇正確的改革模式和出臺時機，建立良性互動機制，不斷增強改革的效果。

關于改革的模式，實際上有多種分類。針對不同內容的改革，應當選擇不同的改革模式。初步劃分，改革至少有如下分類：

（1） 主動型改革與被動型改革；

（2） 危機導向型改革與利益導向型改革；

（3） 單向改革與互動式改革；

（4） 漸進式改革與激進式改革（所謂“休克療法”）；

（5） 增量改革與存量改革；

（6） 外推式改革與內源式改革；

（7）單項推進改革與綜合配套改革；

（8） 自下而上型改革與自上而下型改革；

（9） 精英型改革與民主型改革；

（10）目標型改革與探索型改革（所謂“摸著石頭過河”）；

（11） 直達式改革與迂回式改革；

（12） 遞進式改革與跳躍式改革；

（13） 效率優先型改革與公平優先型改革。

從目前情況看，今后一個時期的改革可能迫切需要進行一些必要的模式轉換。

首先，應當從以外推型為主的改革轉向內源型為主的改革，也就是從主要依靠對外開放來推動的被動型改革，轉向更多地依靠內在動力推動的主動型改革。

其次，應當從探索型為主的改革轉向目標型為主的改革，也就是從“摸著石頭過河”，轉向事先確立改革目標，確定“下海”改革的“航標燈”。

再次，應當從漸進式為主的改革轉向攻堅戰為主的改革。中國過去的經驗，既不是單純的“漸進式”，也不是“休克療法”，有人認為是“積極的漸進式”，也有人認為是“整體漸進、局部攻堅”。今后一個時期，金融改革將作為改革攻堅的主要對象之一。

最后，應當從精英型與民主型分立式改革，轉向精英與民主融合型改革。過去，有些改革是自下而上的，是純粹的民主型改革，例如農村承包制的產生；而另一些改革則是自上而下，由專家對整體改革方案進行設計，如1994年的財稅金融改革。今后的改革，應當將兩種方式更好地融合起來，改革的方案設計，既要委任專家進行專門研究設計，同時又要廣泛征求各界意見。

篇9

一、加強改革頂層設計是新時期深化改革的必然要求

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明確指出，改革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強大動力，必須以更大決心和勇氣全面推進各領域改革，同時強調“更加重視改革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回顧近年來的改革，盡管在某些領域有所突破，但總體上推進乏力，一些關鍵領域和重點環節改革未能按預期實現突破。究其原因，大量問題出現在改革頂層，主要表現為改革的決策設計機制、執行協調機制和監督考評機制三方面的問題。

（一）決策設計機制

1、從改革的目標來看，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導致市場化不足與市場化過度問題同時存在

一是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還沒有有機融合，政府主導型改革導致部分領域市場化不足。在我國經濟體制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中，一直以來沒有處理好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結合問題，即如何體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區別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特點及優勢。突出體現在所有制結構、分配結構等方面。其結果是出現市場化不足的問題，主要體現在政府過度主導產權制度和資源要素配置，造成國有經濟布局的戰略性調整非常艱難，壟斷性行業改革難以突破，國有資產經營管理體制還沒有真正解決政企不分、政事不分的問題。計劃經濟下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模式與市場經濟運行的矛盾，構成了對市場化資源配置的障礙，割斷和阻塞了經濟總循環的暢通，影響了整體經濟效益的提高。

二是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還沒有厘清，效率與公平的關系還沒有理順，全面市場化導向造成經濟與社會發展的脫節，社會體制亟待構建。改革以來，長期實行“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經濟社會發展政策，大量民生問題不斷凸顯，影響社會和諧穩定。市場化過度的另外一個表現是在很大程度上我國形成了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體制，政府控制的資源多、政府的管制多、政府干預經濟多。在此過程中，由于政治體制沒有相應改革，政府部門沒有相應轉型，政府職權沒有重新界定，官員行為沒有受到相應的約束，原來設想的競爭性市場經濟有可能演變為壟斷性的市場經濟、權力操縱下的市場經濟。

2、從改革的思路來看，改革推進的策略和方法枯竭

一是有的改革思路尚不明確，改革推動沒有抓手，大量改革問題懸而未決。當前，許多領域面臨改革深化找不到著力點、改革推進無從下手的疑惑，如統籌城鄉、兩型社會等體制部位找得不準，住房保障體制、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到底在哪里，可能還沒有摸透。國有經濟怎樣布局和國有資產如何監管，收入分配制度如何體現效率與公平的有機統一，如何保障勞動報酬比例的合理提升，國有企業經營利潤如何分配等問題，可能還需要繼續探索改革辦法。

二是改革缺乏優先序安排，改革推進沒有主線和中心環節，各領域平行推進。從當前實際工作看，原有以企業改革為中心環節的經濟體制改革系統性取向存在著一定的斷裂，導致能夠帶動全局的改革主線不清晰，各方面的改革出現了一定的自我循環、各自為戰、改革合力取向衰減的局面。對于未來的改革優先序安排，理論界的爭議亦很大。有人建議要以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為主線，以建設服務型政府為目標，帶動經濟、社會等領域的改革；有人認為以要素的市場化為突破口，進一步完善市場經濟體制，并以微觀領域的改革突破帶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還有人主張改革，認為當前我國的改革已經走進了一個只有通過政治體制改革才能打開局面的階段。

三是改革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兩條通道均不通暢。一方面是地方政府想改而沒權改、不敢改的問題。地方政府受制于中央現有的各種禁令以及各級各類法律法規，一些領域的改革遭遇到很多“紅線”，如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在沒有得到中央政府改革試點權的前提下，地方上只能維持現狀，或者通過一些變通手段、欺瞞手段艱難推進。另一方面是地方缺乏自，想改而改不了、需要中央自上而下推動的問題。如與樹立科學發展觀，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財稅體制改革和政府考核評價制度建設、資源節約、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等相關的體制等等，關鍵靠“自上而下”系統配套的、強有力的行政推動，需要漸進的改革過程，僅靠地方政府難以實施。

四是增量改革原則沒有創造性的延續應用，利益格局調整困難。增量改革原則被無數改革實踐所證明并具有廣泛的適用性，是我們推動各項改革的寶貴精神財富。當前，雖然改革的背景條件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改革的利益分配很大程度上已由過去的增量變革變成了現在的存量調整。但是，存量在增長，存量亦包含著增量，利用增量調整來改變存量格局仍然能夠完成改革目標。目前這一重要的改革方法沒有有效地運用于各領域改革中，改革措施只是針對改革的存量、針對既得利益和弱勢群體來調整利益分配格局，困難無疑是巨大的。

3、從改革的任務來看，改革的系統性取向斷裂，長期與短期混亂、發展與改革錯位

改革的系統性取向斷裂，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主要內容難以構成有機整體。完善市場經濟體制，原有的幾塊內容（市場主體、市場體系、宏觀調控、社會保障、法律等）與科學發展觀提出后，新提出的一些改革任務（如統籌城鄉、兩型社會等），它們之間不融洽、不協調，長期任務和短期任務交織、發展任務和改革任務并列，難以構成系統性的考慮。原有的改革任務并沒有完成，又出現了許多新的改革任務，但新老關系糾結，改革日益領域化、部門化，許多改革形成了并列前行而又難以取得進展的局面。

（二）執行協調機制

1、機構勢微力薄，無統籌，欠協調，改革弱化虛化

一是改革缺乏高層次的統籌協調機制。當前，深化改革面臨著許多矛盾和涉及面廣、敏感性強的領域和環節，問題大量發生在頂層，改革的綜合性要求更加突出。經濟體制改革本身的深化，已與政治、文化、社會等方面的改革連在一起，改革真正成為龐大的系統工程。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沒有一個強有力的職能部門進行改革的總體指導和統籌協調，改革就難以順利推進，在實施中可能會銜接不好，影響整體改革的進展，乃至成為維護部門利益、損害改革開放大局的工具。面對復雜的利益格局，現有的發展改革部門從根本上擔當起統籌協調各利益部門、利益群體的重任難度很大。如果沒有更高級別的改革機構，改革將會繼續面臨2003年后國務院體改辦撤銷之后改革事業進展乏力的局面，同時進一步推動改革的難度將會越來越大。

二是目前適應新的改革形勢要求的橫向部門之間的改革工作協調機制還不健全，改革總體指導與專項改革溝通協調、改革牽頭部門與責任部門協作配合等，缺乏制度保障。目前，橫向部門之間現有的協調機制缺失，發展改革部門由于權力級別所限根本不能擔當起改革統籌協調的重任。專項改革的推進必須通過建立更高級別的改革領導小組才能統籌協調。改革缺乏整體設計，各領域各部門單獨推進，受制于部門利益難以取得較大成效。

三是發展改革部門的工作力量需要進一步充實和加強。目前，由于改革工作一定程度上被弱化虛化，改革進展短期內難有起色，因此，不少發展改革部門具體從事改革工作的同志，特別是業務素質比較高的骨干力量轉向其他部門或其他業務領域，改革工作面臨隊伍不整、人員渙散、經費保障不力的困境。

四是發展與改革脫節，改革的長期目標受短期波動掣肘。主要是改革讓路于發展，改革措施短期化，改革與發展的認知與定位有待進一步明確，改革和發展只是理念上結合，實際工作中脫節。地方政府這些年來一直是“最關注發展、最擔心穩定、最排斥改革”，對改革工作重視不夠，存在“發展硬、改革軟”的問題。“發展出題目、改革作文章”，是正確的指導，但需要從改革開放事業的全局性、長遠性和戰略性理解和指導改革實踐。改革重在“治本”，消除影響經濟社會發展的深層次、長期性的體制障礙，但近年來改革的長期目標受短期波動掣肘，改革舉措更多地體現為應對宏觀形勢起伏的政策性手段，改革的目標和內容帶有較強的短期性取向。

2、方案設計論證不科學，部門、地方、行業利益阻撓和扭曲改革方案制定

一是“政府主導型改革”的決策方式已不能適應民眾廣泛參與改革的新需要。隨著我國改革進入新的階段，其復雜性和艱巨性前所未有。一方面，改革開放以來長期積累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很多，要啃硬骨頭，打攻堅戰；另一方面，廣大人民群眾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的要求普遍提高，維護自己對改革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等要求日益強烈。而現實中民眾在改革中處于弱勢地位，民眾參與改革方案設計、改革過程監督的程度比較低，“部門化改革”強化了部門利益，由此導致了一些改革成果被少數人竊取、多數人不能分享改革成果的后果。

二是改革工作虛化、方案缺乏可操作性。各領域的改革方案過于原則性、理念性，缺乏可操作性，對既有利益格局調整有限，真改的地方不多。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只聞其聲不見其人；壟斷行業改革雷聲大雨點小；財稅體制改革很難按預期推進；行政體制改革未有實質性突破。改革觸及的領域與環節越艱難，就越要求把工作著眼點放在取得實效上。而要取得實效，就必須更加注重務實地推進改革。

三是既得利益集團阻撓和扭曲改革方案制定。改革已進入到全面調整利益關系的新階段，一些改革在各種利益的誘導下“走形變樣”，如行政權力支配了部分資源配置，市場運行中的優勝劣汰機制往往演變為逆向淘汰，從而加劇了社會利益關系的失衡。“內部人主導型改革”現象在中國已經非常普遍。比如，各個部門紛紛立法保護自己的權力就是典型的“內部人主導型改革”。 這種“內部人主導型改革”實際上成為中國“權力資本化”的一個過程。突出的就是行政權力分權后進入市場，一旦獲得巨大的經濟利益就不容易再改了。這里的困難，不再是認識上的，或純粹意識形態上的，而是非常堅硬的、實在的既得利益。

（三）監督考評機制

一是建立促進改革創新工作的考核和激勵機制不健全。建立經濟體制改革考核評價制度不僅有利于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形成推進改革的合力，而且也有利于完善統籌協調機制，銜接好各專項改革方案。目前，各級政府很少將改革工作作為組織人事部門考核領導干部的重要指標。對經濟體制改革工作是否具體安排，改革信息的反饋是否及時，經濟體制改革工作協調機制是否有利于推進經濟體制改革工作，推進改革的措施是否有力，推進改革工作的方式方法是否有效，改革目標任務的完成情況和調研及宣傳情況等都沒有列為對各級政府和部門的具體考核內容。

二是改革落實檢查監督、責任追究力度不大。改革措施落實往往正面要求多，對執行不力的結果問責不夠嚴格。對于沒有嚴格執行改革措施的行為，往往沒有嚴格問責，追究缺乏力度，使改革執行大打折扣。由于深入跟蹤檢查、過程督察不到位，對改革監督檢查不到位，集中檢查點多面廣，難以深入，多停留在總結材料、領導匯報的層面。

三是改革評估機制亟待建立。改革執行力的強弱和高低、改革成效如何，最終要由人民群眾來評判。目前，改革評估機制的不健全突出體現在：一方面，評估指標體系缺失或片面化，偏重于經濟方面，社會體制、行政體制評價較少；另一方面，缺少多元參與評估機制，對改革進展的官方評估很難見到，而社會輿論評價眾多，但對改革進程難以發揮影響力。

二、以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做好改革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

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是深化改革開放、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攻堅時期。新時期深化改革要堅持以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更加注重制度的科學性和協調性，著重從全局和整體層面來設計和推動改革，對改革的目標、思路、任務、執行和考評做到科學規劃，使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各個領域的制度改革相協調，使制度改革的設計、制定、實施、監督等程序和環節相配套。

（一）目標設計：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科學發展提供體制保障

未來一段時期，改革的頂層目標設計要緊緊圍繞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科學發展提供體制保障的總體要求，清晰界定我國要建立的市場經濟內涵，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政府與企業的關系，確立企業市場主體地位，不斷完善市場體系，加強產權保護和市場法制建設，以完善體制機制為重點，著力解決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長期存在的經濟與社會、文化及政治之間、城鄉之間、區域之間、人與自然之間、國內發展與對外開放之間存在的重大不協調的矛盾和問題，確保到2020年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

（二）思路設計：按照“漸進式”改革思路，不斷創新改革推進方式

作為一種辯證思維方法，“漸進改革原則”在改革之初發揮了巨大作用。攻堅階段的改革，綜合性、系統性明顯增強，牽一發而動全身。“漸進式”改革思路應繼續堅持，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之間的關系，削弱改革阻力，減少改革成本。這就要求未來的改革要循序漸進、由易而難地不斷向前推進；要把握推進時機、合理分擔改革成本；要堅持增量原則、自下而上推進各類改革試驗；要合乎國情、不斷探索符合中國特色的改革路徑和方法。

（三）任務設計：以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經濟、社會、文化、政治“四位一體”全面體制創新

十七屆五中全會強調“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我國經濟社會領域的一場深刻變革，必須貫穿經濟社會發展全過程和各領域”。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直接講的是經濟發展、經濟建設領域的變革，但是它要延伸到社會發展領域、政治發展領域、文化發展領域。按照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要求，就是要著力解決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存在的重大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因此，適應新的改革發展形勢，改革之初形成的以企業改革為中心環節的經濟體制改革，已經擴展到包括經濟、社會、文化、政治“四位一體”全方位的體制創新，系統性顯著增強，整體配套要求更高，單個領域的突破已很難達到改革目標。因此，未來一段時期的改革，必須以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全面推進經濟、社會、文化、政治“四位一體”的體制變革。

（四）執行設計：重構統籌協調機制，破除既得利益干擾

當下要盡快明確“頂層設計”的主持機構，建議成立由中央直接領導的權威的、獨立的、超越部門的改革領導協調機構，形成強有力的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推進強有力的自上而下改革，為轉變發展方式提供有力保障。從領導和謀劃改革的要求看，成立由中央直接領導的協調機構，有利于從全局上把握改革的進程。強化改革的決策機制，對每項重要的改革做好總體部署，使改革決策機制更加統一有力；堅持統籌兼顧、綜合配套，對各方面改革實施具體、統一協調；綜合把握改革的總體情況，改善改革的推進方式，把自上而下的改革與地方性改革試驗有機結合起來。

（五）考評設計：強化考核，多元評估

首先，建立完善的改革評估指標體系。改革評估指標應包括經濟體制、社會體制、政治體制和文化體制四位一體的改革進展。其次，建立改革的反饋機制。對改革過程中暴露的矛盾和問題，充分聽取各方面意見，組織專家評估。第三，建立多元參與的評估體系，將社會評估組織和專家等納入評估主體范圍，充分發揮和整合不同評估主體的優勢，形成相互聯系又相互制約的、多元參與的評價體系。

篇10

2009年宏觀經濟形勢嚴峻

根據我們的研究，2009年宏觀經濟形勢。上半年會比較嚴峻：下半年在各項政策的刺激下會逐步平穩，并有所回升，全年保8問題不大。但總體上，對2009年宏觀經濟形勢，需要估計得嚴重一些，決不能掉以輕心。第一，必須充分估計國際金融危機所帶來的沖擊。從當前形勢看，國際金融危機對全球實體經濟的影響還沒有見底。美國經濟有可能形成“大L型”，這對中國出口將產生長遠影響。第二，2009年宏觀經濟將面臨三重壓力。一是上面提到的全球經濟下行周期；二是中國在持續五年高增長后的自然回落周期：三是幾年來以緊縮投資為重點的宏觀調控政策正在發揮作用。第三，近期中國出臺了一系列擴大內需、刺激消費的政策。但從近年的發展來看，消費增長率基本上是每年一個百分點，除非有大的改革措施出臺，消費率很難在短期內有較大提高。

基于以上出口、投資和消費的判斷，要充分估計2009年宏觀經濟面臨的困難，在某些方面甚至需要謹慎悲觀。

保增長重在深化改革

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緩解經濟壓力。宏觀經濟政策的基點已經放到“保增長”上。從現實情況看。保增長，不僅需要財政貨幣政策的松動，更需要深化改革。盡快解決體制性弊端。

第一，2009年，宏觀經濟面臨的問題主要根源于國內體制積累的矛盾與問題。一是發展的目標更多地注重GDP增長，而忽視了GDP增長的方式，客觀上形成了政府主導的粗放型經濟發展方式：二是多年來經濟增長主要依賴“投資一出口”，消費率持續走低，這與公共服務體制建設滯后直接相關；三是一些重大改革遠滯后于現實需求。例如，壟斷行業改革遲遲沒有破題，在新一輪投資的背景下甚至有進一步固化的傾向。第二，從歷史經驗看，10年前我們同樣面臨保增長的重大挑戰。當時不僅實施了積極的財政貨幣政策，更重要的是推進了相關領域的改革，包括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外貿體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國有銀行改革等。第三，最近中央出臺的一系列政策，有助于緩解當前經濟困難，但宏觀政策只能緩解問題而不能根除問題。解決問題的關鍵在于推進改革。

要以更大的勇氣和魄力推進改革

當前，我們需要以更大的勇氣和魄力推進改革，不僅在于改革遠未完成，改革仍需打好攻堅戰。而且更在于改革面臨著許多新的挑戰。從中國經濟社會面臨的現實矛盾看，要科學設計改革方案，在政策調整中不斷深化改革。

一方面，進入新階段，要客觀地看到，改革的艱巨性和復雜性不斷增強。我院的問卷調查顯示，75.41％的專家認為新階段的改革共識正在弱化，改革動力日益不足，受既得利益掣肘的現象逐步嚴重。如果說過去改革的干預主要來源于“左”和“右”的話，那么，新階段改革的阻力更多的來源于社會分化背景下利益因素的掣肘，這使得推進改革的艱巨性和復雜性大大增加。

另一方面，要把政策調整與體制改革有機結合起來，著力推進改革。一是積極的財政政策與財稅體制改革相結合，增量財政支出應主要放在城鄉一體化建設和基本公共服務上。二是稅收減免政策的出臺要與稅收體制改革相結合，既著眼于減輕企業負擔的短期需要，又考慮到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長遠需求。三是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與金融改革相結合，使增量資金能夠流入到民營經濟、中小企業、農村和落后地區。四是積極的社會政策與公共服務體制建設相結合。在增加基本公共服務投入的同時，應當著力完善中央與地方的基本公共服務分工體系，加快事業單位改革，提高投入的實際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