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劃生育與人口老齡化范文
時間：2024-02-06 17:3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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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計劃生育對老齡化的影響，不僅表現在使我國老齡化提前到來，而且更重要的影響在于加速老齡化由輕度、向中度和重度老齡化的轉變。重度老齡化將帶來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各方面的嚴峻挑戰，應該引起社會各方面的高度重視。有人口學專家預測，如果婦女總和生育率保持在1.8的較低水平，我國社會總人口到2015年達到14億、2020年約14.3億、2030年左右達到14.6億峰值，之后實現零增長并逐年下降，2040年降至14.3億左右、2050年回到14億。筆者以此為依據，根據第六次人口普查各年齡組2010年人口及死亡率數據，預測未來50年(即到2060年)老年人口和老齡化發展趨勢，并繪制了60歲、65歲和80歲及以上年齡老年人口趨勢圖(圖1)和老齡化趨勢圖(圖2)。2000年我國進入老齡化社會，65歲以上(含65歲，以下同)老年人口8821萬人，占總人口的比例為6.97%，2010年老年人口增加到11894萬人，10年增加3073萬人，年均增加307.3萬人，占總人口的比例提高到8.94%，這10年是老齡化起步時期，也是計劃生育政策導致老齡化提前到來的10年;2020年、2030年和2040年，65歲以上老年人口分別增加到18716萬人、25678萬人和33343萬人，其中2011～2020年老年人口年均增加682.7萬、2021～2030年老年人口年均增加696.2萬人、2031～2040年老年人口年均增加766.5萬人，老齡化水平分別提高到2020年的13.09%、2030年的17.59%和2040年的23.32%，這30年是老齡化持續加速時期，也是老齡化由輕度向中度和重度老齡化連續跨越的時期。2010年老齡化水平(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超過20%的國家只有德國(20.4%)、意大利(20.4%)和日本(22.7%)(資料來源:世界銀行WDI數據庫)，我國老齡化水平將在短時間內達到和超過世界上老齡化最嚴重的國家，計劃生育政策對此起了重要作用。
2計劃生育政策反過來又可以延緩或調節老齡化進程
2.1調節老年人口，緩和老年人口的增長速度從圖2可以看出，2040年以后，我國老年人口的增速和老齡化開始明顯放慢，并在2055年達到峰值后逐年下降。2050年65歲以上老年人口比2040年不僅沒有增加，反而下降了172.7萬，2055年達到峰值時，也只比2040年增加了1362萬人，此后步入下降通道。2050年老齡化水平為23.69%、2055年達到峰值時24.79%，僅比2040年提高了1.47%，2060年下降到24.16%。2040-2060年的二十年將是我國進入重度老齡化社會后面臨各種挑戰的20年，也是老齡化由快速發展到迅速減速并轉身向下的20年。很明顯，計劃生育限制人口增長的政策對老齡化的抑制作用在實施后的六十年開始顯現。我國普遍實行計劃生育政策始于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期，到本世紀三十年代中、后期進入老年時期的人口開始下降。計劃生育對老齡化的加速與抑制，其作用原理是不同的:前者是通過少生減少總人口，使老年人口的比例上升，后者是因為少生而在幾十年后減少老年人口，使老年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例下降;前者發生作用是在實施計劃生育政策后的前幾十年，后者發生作用是在實施計劃生育政策后的后幾十年。
2.2調節老年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例，延緩老齡化進程調節老年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例，有兩種方式，一是調節老年人口絕對數，周期很長，至少需要60年才能見效，這就是我們在上面提到的70年代開始實施的計劃生育政策加速了老齡化的到來，同時在60年后延緩了老齡化的進程;二是在老年人口絕對數既定的情況下，通過調整計劃生育政策，使老年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例上升或下降，其效果是很快就能顯現的。所以，面對老齡化不斷加速的人口形勢，有的人口理論工作者開始呼吁放寬生育政策，逐步開放兩胎生育，使婦女總和生育率逐漸提高到更替水平，最終實現人口的長期均衡發展。現在的問題是，生育政策什么時候開始調整?調整的幅度多大?如果現在開始放寬生育政策，人口的峰值將提高，峰值到來的時間將推遲。這些因素的改變都會給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建設帶來深刻的影響。由于人口再生產周期很長，人口政策的調整必須著眼于社會經濟發展的長遠戰略，必須著眼于人口自身發展的客觀規律，必須著眼于人口與社會、自然協調發展的關系。
2.3調節老齡化的區域結構，縮小老齡化的區域差距計劃生育政策的差別化造成老齡化發展的不平衡。我國幅員遼闊，各地情況不同，計劃生育政策也存在明顯的差異。一般來說，農村生育政策比城市寬松、經濟欠發達地區比發達地區寬松、少數民族比漢族寬松，從而使老齡化呈現出城鄉差別、地區差別、民族差別。城市老齡化甚于農村、經濟發達地區甚于欠發達地區、漢族地區甚于少數民族地區。既然差異化生育政策造成了老齡化的發展不平衡，循著這種思路，我們同樣可以通過差異化的生育政策縮小老齡化在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的差距。現在有些城市或地區已經開始調整生育政策，以適應當地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我國計劃生育法只是規定了基本的原則，具體的生育目標及措施，可以根據各地的實際情況自行制定。基于上述國情，我國的省、市、自治區人大均頒發了當地計劃生育條例，以落實國家的計劃生育法律。筆者以為，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這種狀況還得維持下去。調整生育政策由各地根據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自行制訂實施，其效果會比全國統一為好。
篇2
一、我國人口老齡化的現狀
按照國際公認標準，如果一個國家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為7％以上，或者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為10％以上，那么這個國家就屬于人口老齡化國家。國家統計局2001年3月28日發表的《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主要數據公報》顯示：我國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為8811萬人，占總人口的6．96％，同1990年第四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上升了1．39個百分點。2005年底全國1％人口抽樣顯示，我國總人口數達到130756萬人，其中65歲以上人口達到10055萬人，占總人口數的7．7％，我國已經真正成為人口老齡化國家。1964-2004年的40年間，中國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增加了1倍以上，而老年人口的規模增加了3倍；80歲及以上高齡人口比例也增加了]倍以上，但是規模卻增加了6倍。2006年9月21日，全國老齡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了《中國老齡事業發展“十一五”規劃》，規劃指出，“十一五”期間，我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持續增長，到2010年將達到1．74億，約占總人口的12．78％，其中，80歲以上高齡老人將達到2132萬，占老年人口總數的12．25％。中國人口在迅速老齡化的同時，也在迅速地高齡化。與世界上其他國家相比，中國將是世界上人口老齡化最快的國家之一。據預測，中國人口老齡化高峰期將在2030年左右到來，中國在21世紀上半葉將長期面臨人口老齡化和人口總量過多的雙重壓力。
二、我國人口老齡化與實行計劃生育政策的關系
人口老齡化是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人口再生產類型從傳統型向現代型轉變的必由之路。人口老齡化是世界人口轉變的趨勢，并不是中國特有的現象，或遲或早。各國都將進入老齡化社會。龐大的人口基數給我國的資源環境與社會經濟發展都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嚴格的計劃生育制度促進了人口、資源環境與社會經濟的協調發展。因此，我們應該正確理解我國人口老齡化與人口總量控制之間的關系。
從人口學角度分析，人口老齡化程度主要取決于三個因素：第一是生育水平，第二是預期壽命，第三是人口遷移．人口遷移對中國人口老齡化的影響可以忽略不計，因為中國的人口國際遷移數量相對很小，而人口在國內的遷移，只會增加或減緩一個地區的老齡化程度，不會改變整個國家的人口老齡化程度。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生育率的下降意味著出生人口的減少，同時也意味著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例的上升。生育率下降得越快，老年人口比例上升得越快。而死亡率的下降又使老年人口壽命延長，使人口老齡化程度加劇。對于中國來說，社會經濟的高速發展是人口老齡化的根本原因，盡管計劃生育的開展對中國的老齡化起了一定加速作用，但除了生育水平的下降外，人均預期壽命的延長是人口老齡化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1981年中國人口的預期壽命，男性為64．55歲，女性為67．47歲。而根據第五次人口普查資料計算，2000年全國人口的平均預期壽命為72．43歲，其中，男性為70,65歲，女性為74．33歲。
一些學者在計劃生育對人口年齡結構的影響方面進行了量化研究，結果表明，從20世紀70年代起至第三次人口普查，實施人口控制使0～14歲人口比例由假如沒有人口控制的39．7％降到實際控制之下的33．5％；65歲老年人口的比例則由4．4％提高到4．9％．到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時，如果沒有計劃生育對人口的控制，0-14歲少年人口比例會由39．7％降到36．4％，而實際上，是由33．5％降到27．7％,65歲老年人口的比例也由不控制的4．9％上升到5．6％。由此可見，計劃生育實際上促進了中國人口由年輕型轉向成年型，而不是我國人口老齡化的根本原因，即使沒有實施計劃生育，中國人口也會伴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而進入老齡化。
任何公共政策都是有利有弊。最重要的任務就是使公共政策相對最優，以最小成本換取最大收益，并根據實際需要進行調整。我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在目前的低生育水平下，由于人口的慣性增長，人口數量仍然逐年增長，人口老齡化程度也逐年提高。提高生育率，只會使我國的總撫養比上升，加重少兒撫養負擔，不會解決人口老齡化帶來的問題，因為我國不存在絕對的勞動力短缺問題。我國的人口問題具有特殊性，人口和計劃生育政策將是一個長期的基本國策，不能因為其產生一些問題而放棄。
三、我國應對人口老齡化的對策
從現在到2030年前是我國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戰略準備期，非常關鍵。一方面，這一時期是我國人口快速老齡化階段。據全國老齡辦預測，中國在這一時期平均每年增加596萬老年人口，年均增長速度達到3．28％，大大超過總人口年均0．66％的增長速度，到2030年，老年人口將達到3．51億。相對2030年到2050年人口老齡化最嚴峻時期，這一時期為我們應對老齡化社會帶來的一系列問題提供了一個緩沖期。另一方面，這一時期也是我國人口紅利期。這一時期內生育率將平穩下降，少兒與老年撫養負擔均相對較輕，總人口中勞動適齡人口比重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達到較高水平之前，形成一個勞動力資源相對比較豐富，對經濟發展十分有利的黃金時期。因此，在未來25年中，應抓住機會，繼續穩定低生育水平，加快經濟發展，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積極迎接人口老齡化的挑戰，具體措施如下：
第一，要在全社會樹立正確的老齡觀，積極開發老年人才。全社會要轉變觀念，充分認識到老年人口是社會的寶貴財富，是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資源。社會中蘊藏豐富的老年人才，只有被開發才能轉變為有用的社會資源。要重視老年學的教育和科學研究，積極開發老年人才市場，建立國家老年人才信息數據庫和老年人才信息中心。積極搭建老年人才服務平臺，開拓老年人才參與社會的渠道。發展老年教育，開發利用老年人力、人才資源，建立終身教育體系，以高素質應對老齡化。
第二，繼續穩定低生育水平，充分利用“人口紅利期”發展經濟，為迎接老齡化提供必要的物質基礎。經濟發展是社
會保障的基礎，社會保障的程度取決于經濟發展的水平。韓國、日本、新加坡等國家都是充分利用人口紅利期而實現了經濟的高速發展。與西方國家不同，我國人口老齡化對勞動力的挑戰主要不是體現在勞動力數量不足問題，而是深刻地體現在我國勞動力質量不能滿足經濟社會的發展需要。如果提高生育率，多生的1～2億人口將導致我國社會總撫養比上升，給我國的人口、資源和環境增添新的壓力，使社會保障資金更加緊張，不能有效地緩解老齡化問題。因此，我國應利用“人口紅利期”，繼續穩定低生育水平，安排好勞動力的合理有序遷移，努力使經濟增長模式由勞動力密集型逐漸向勞動力需求量小的技術技能型轉變，而不是通過提高生育率來解決老齡化問題。
篇3
關鍵詞：（中）關鍵詞人口政策；人口老齡化；經濟效應；數值模擬
中圖分類號：（中）中圖分類號C92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4149（2013）05-0024-09
收稿日期：（中）收稿日期2013-03-21；修訂日期：（中）修回日期2013-06-28
作者簡介：（中）作者簡介瞿凌云（1980-），女 湖北荊州人，經濟學博士，中國人民銀行合肥中心支行調查統計處主任科員。研究方向：應用統計學。
正文
一級標題一、研究背景
與我國生育率快速下降相伴而生的是人口老齡化的到來，因對人口老齡化擔憂的考慮，引發了學者們對現有人口政策的爭論。王桂新的研究表明，人口發展與經濟發展的關系是動態的，改革開放前，我國經濟發展落后，處于“馬爾薩斯均衡陷阱”，因此，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能夠有效控制人口增長，有助于經濟增長[1]。然而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對生育率的抑制作用逐漸凸顯，計劃生育政策對人口發展的影響作用較小，因而有效性降低[2～6]。鄒至莊則認為，計劃生育政策對人口總量進行控制，由此產生的經濟效應是微乎其微的，即對人均GDP增長的影響可以忽略不計，反倒產生了許多負面效應。因為人口政策約束了人力資源總量的增長，并引起人口老齡化，不僅加重家庭的養老負擔，還減弱對下一代的人力資本投資能力。與此同時，也縮短了人口紅利與人口消費紅利的跨期，這些都將對經濟發展有負面效應[7]。很多學者認為生育率下降的必然結果就是人口老齡化，放松人口政策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反而造成人口總量擴張并加重當代人的負擔，導致自然資源過度使用，對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產生負面影響[8～10]。
不論是人口政策的積極評價方還是消極評價方都以人口年齡結構和人口總量的轉變為出發點論述人口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然而生育率下降過程中有一個不能忽視的重要因素就是人力資本的提升。人力資本是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的內生變量，正是因為人口政策有效控制了生育率水平，在經濟發展進程下，才使得中國人力資本積累極大提高。認識這一點，對解決人口政策評價分歧有重要作用。本文基于數字模擬方法，從人口數量-質量替代效應角度出發，以研究人口政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作用為目標，來分析在當前老齡化趨勢形成并不斷加劇的情況下，人口政策的有效性。
一級標題二、理論模型
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使我國人口快速進入了低生育階段，在這種受約束的低生育率背景下，微觀家庭所面臨的收入預算約束必然會發生轉變，進而會對家庭消費、儲蓄、子女教育與養老決策產生影響。研究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如何影響經濟增長，需要充分考慮生育政策、子女教育與養老決策的相互作用，如此才能真正明確人口轉變過程中人口政策的經濟效應。
由于受傳統觀念的影響和不完善社會保障體制的限制，中國家庭普遍存在家庭內部代際支持現象，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父母對幼年子女的撫養，二是子女對年老父母的贍養。因此，本文以家庭內部代際支持機制為研究背景，以戴蒙德（Diamond）的交疊世代模型為理論基礎[11]，在模型中引入家庭養兒防老機制，并假定在人口生育數量受計劃生育政策控制的情況下，構建一個以家庭養老為主的，研究人口轉變過程中家庭儲蓄、消費和教育投資對經濟增長影響的理論框架。
二級標題1家庭效用最優決策模型
假定微觀家庭由三代人所組成，且每個人存活三期，分別是少兒期（用t+1表示）、成年期（用t期表示）及老齡期（用t-1期表示）。少兒期不從事勞動，不為家庭帶來收入，只是接受教育以積累人力資本存量。處于少兒期的子女不能自主決定其受教育水平，而取決于處于成年期的父輩對其的教育投資（et）和父輩自身所具有的人力資本存量（ht）。并假定兩要素的投入滿足要素邊際遞減規律，其形式滿足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形式，即：
其中，A表示教育產出的技術常數，ht+1表示少兒期的人力資本存量，ht表示處于成年期的父輩的人力資本存量，et表示父輩對處于少兒期的子女的教育投資支出。
當個體人進入成年期，就產生生育、儲蓄及消費的決策行為。由于計劃生育政策的限制，假定家庭子女數量（nt）為受限制給定的。對于成年期的人而言，不僅需要撫養子女還需贍養老人，而這些會受到其收入水平和有限時間支配的約束。假定成年期個人擁有標準化單位時間為1，照顧每個子女需要花費ν個單位時間，所以少兒期的子女總共耗費處于成年期的父輩的時間為νnt。而照顧老年人所耗費的時間要視老年期的預期存活單位時間（存活可能性）而定，假定老年期的人預期存活單位時間為p，而每個成年期的人用于贍養老年期的人的時間為p/nt-1，其中nt-1為t-1期家庭子女數，即父輩兄弟姐妹數。由此，每個成年期的人除去撫養少兒和贍養老人的時間就是其工作時間：
假定成年期的人單位時間人力資本存量的工資水平為t，則他獲得的總收入為Ithtt。除了耗費時間，成年期的人還需支付一定比例的收入贍養處于老年期的父輩，假定比例為m，則每個成年期的人支付的贍養預期支出為pmIthtt。然而在如果老年期的人死亡的情況下，其因養老動機而產生的儲蓄將作為遺產被后代所繼承，如果利率為rt，老年期因養老動機而產生的儲蓄率為st-1，則養老儲蓄總額為It-1ht-1t-1st-1（1+rt）。每個成年期的人所繼承的遺產為：
假定成年期的人當期自身消費為ct，其因養老動機而產生的儲蓄率為st。當期消費額為總收入扣除儲蓄、子女教育支出（也包括因子女教育動機而產生的儲蓄）、贍養老人費用，加上繼承遺產的總額，即：
老年期后的消費為ct+1（遠期消費水平），由于到老年期后，不能再勞動，其消費主要依賴在成年期時因養老動機而產生的儲蓄和子女的贍養給予，即：
假定成年期的人預期效用函數為U=lnct+pA～lnct+1。其中，A～表示遠期效用的貼現率。成年期的人在其兄弟姐妹數（nt-1）給定的情況下，總是追求自身當期和遠期消費以及子女數量與質量效用最大化，即：
其中，Lt=nt-1Lt-1表示該期勞動人口數為上一期人生育數量總和，其他符號意義同前。
二級標題2經濟增長模型
同理，本文假定經濟生產函數滿足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形式，其中勞動力投入用有效人力資本存量來衡量，即：
其中，Yt表示總產出，D代表物質生產的技術常數，Kt表示物質資本存量，H表示物質資本產出的彈性系數，LtItht表示有效人力資本存量。人力資本投入的邊際報酬貢獻率即為工資率t，（7）式中對ht求偏導，就為人力資本投入的邊際要素貢獻率：
同理，物質資本投入的邊際報酬貢獻率即為資本租金率Rt，（7）式中對Kt求偏導，就為物質資本投入的邊際要素貢獻率：
假定在勞動力市場與產品市場出清的情況下，勞動力需求與勞動力供給相等，社會總支出等于社會總產出。以上分析表明，社會總支出等于成年人自身消費及因養老動機而產生的儲蓄、子女的撫養教育投資、老年人贍養費支出之和。即：
將ct代入（10）式得：
（11）式表明，如果在上期資本完全折舊的情況下，下一期的資本存量為上一代人的因養老而產生的儲蓄總額，且儲蓄的回報率等于物質資本的租金率，即Rt=1+rt。
二級標題3家庭最優決策下經濟增長路徑模型
由于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成年人無法自主選擇生育數量，但是能夠自主根據生育數量來決定自身養老儲蓄率（st）和子女教育投資水平（et）。因此，對（3）式在其約束條件下尋求規劃的最優解，關于養老儲蓄率st和子女教育投資et的一階條件為：
將（12）式代入（8）式和（9）式得：
其中，kt+1=Kt+1/Lt+1，表示人均物質資本存量。
聯合（11）式和（13）式，可得：
代入（12）式得到養老儲蓄率st的增長路徑為：
以每個少兒期人的教育投資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為教育投資率，記為re，則re=etIthtt。將（14）式代入得到：
將（15）式代入得到子女教育投資率re的增長路徑：
假設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存量的增長速度分別為gh、gk，根據（1）式可得：
同理：gk=kt+1kt-1=st（1-H）Du（H-1）tnt-1（19）
假定人力資本與物質資本以相同的速度增長，則聯立（18）式和（19）式可以得：
將（20）式代入（19）式，得到經濟增長速度g，則經濟增長路徑為：
一級標題三、數值模擬及實證分析
本文主要應用數值模擬方法來分析在計劃生育政策作用下的生育率下降，引致的中間變量（子女教育投資、養老儲蓄率等）變化所產生的經濟效應。根據上述理論模型采用數值模擬方法對養老儲蓄率、子女教育投資率及經濟增長率的路徑進行模擬。通過給定各變量的初始值，進行100次模擬以反映人口結構變動對養老儲蓄率、子女教育投資率及經濟增長率的影響。參考王金營等人的相關結論，目前我國經濟發展中的資本產出彈性在0786左右，故H的初始值設定為0786[12]。對于遠期效用貼現率A～，參考賀菊煌的索羅折現率的取值來確定，成年人的消費效用的年折現率通常在001～002之間，而代際間隔通常是25年，故經過25年的折現，未來老年期的消費偏好效用的折現率取值為078[13]。由于我國農村人口比重高，農村社會養老保障體系不健全，且許多城鎮地區的老人贍養仍然以家庭為主，所以筆者綜合考慮農村和城市的差異情況，并根據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長表數據
由國家統計局提供。計算中國60歲以上老人家庭贍養率為041，故本文將家庭可支配收入用于贍養老人的比列m初始值設定為041。而根據張杰等人的研究，將照顧每個子女所花費的單位時間ν的初始值設定為003，將教育投資對人力資本的產出彈性B設定為0628[14]。由于模型不考慮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故令教育部門及物質生產部門的技術水平常數的初始值A=D=145[15]。
二級標題1人口老齡化的經濟效應分析
本文首先研究人口老齡化對中間變量（主要包括養老儲蓄率和子女教育投資率）和經濟增長的影響。由于在計劃生育政策控制下，生育率水平確定，那么影響人口結構變化的主要因素就是老年人口的存活率，如存活率越高，老年人口比重也越高，反之越低。本文在給定總和生育率（TFR）為1、15和2的三種情況下，進行100次數值模擬，以反映在不同老年人口存活率（p）下，成年人的養老儲蓄率、子女教育投資率及經濟增長率的演變路徑。結果見圖1、圖2和圖3。
圖1為在不同老年人口存活率下，家庭儲蓄率的演變路徑。本文的理論模型中，養老儲蓄率主要衡量的是因養老預防動機而產生的儲蓄，而子女教育儲蓄動機用家庭教育投資率來衡量，故儲蓄率會隨著老年人口存活率的延長而變化。由養老儲蓄率s的變化趨勢可以看出，隨著老年人口比重的增加，家庭養老儲蓄率呈先上升后趨于下降的趨勢。由此可知，隨著老年人口比重增加（預期壽命的延長），家庭會增加養老儲蓄以維持將來的養老消費。但是如果養老負擔進一步加重，會增
加家庭成年人的養老負擔，導致其當期收入下降，從而導致養老儲蓄率降低。并且由于老年人口預期壽命的延長，下一代所能繼承的遺產將減少，從而也會降低成年人當期收入，進而使養老儲蓄率降低。數值模擬顯示，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的存活率達到72%的時候，養老儲蓄率達到最大值。
圖2為不同老年人口存活率下，家庭子女教育投資率的演變路徑。主要在三種總和生育率（總和生育率分別為1、15和2）情況下進行了數值模擬。由圖2可以看出，總和生育率水平越低，子女教育投資率越高，即少兒撫養比與家庭的教育投資率呈反比。這一結論已被大多數文獻從理論角度所證實。然而老年人口比重的變化對家庭教育投資率的影響是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趨勢。這種變化趨勢可以解釋為：由于家庭養老目前仍占很大比重，所以子女是家庭養老的主要資源，如果子女所受教育水平越高，其收入相應越高，那么未來將有更好的養老保障，所以隨著老年人口預期壽命的延長，家庭教育投資率會增加。但是當老年人口預期壽命延長到一定階段后，會增加成年人的養老負擔，且繼承的遺產也會減少，導致當期收入降低，所以教育子女投資率會下降。數值模擬顯示，當60歲以上老年人口的存活率為47%時，子女教育投資率達到最大值。
圖3為不同老年人口存活率下，經濟增長速度的演變路徑。由圖可知在不同的生育率水平下，經濟增長速度的演變路徑有著顯著的差異。當總和生育率TFR=1時，隨著老年人口預期壽命的延長，養老負擔加重，經濟增長先快速增長后急劇下降。而在TFR=15和TFR=2的情況下，經濟增長的演變趨勢要平緩許多。由此說明在較低生育率水平下，隨著老年人口預期壽命的延長，沉重的養老負擔將阻礙經濟的發展。
整體來看，經濟增長速度與老年人口比重呈倒“U”型關系，圖3顯示，在老年人口預期存活率較低的情況下，經濟增長速度隨著存活率的增加而加快，但是當預期存活率超過一定水平之后，經濟增長速度隨著預期存活率的增加而減速。在總和生育率TFR=1的情況下，經濟增長的拐點為p=43%；TFR=15時，經濟增長的拐點為p=45%；在TFR=2時，經濟增長的拐點為p=46%。這種演變趨勢特點是由于在老年人口撫養比較低的情況下，隨著老年人口預期壽命的提高，成年人將會提高養老儲蓄率和子女教育投資率，同時成年人老年期的消費水平將提高，這有利于經濟增長。當老齡化程度超過一定水平之后，家庭養老負擔越來越重，需要花費較多時間照顧老人，同時成年人從老年人那里所繼承的遺產將減少，這些都將減少養老儲蓄率和子女教育投資率，從而使經濟增長受阻。
基于以上數值模擬結果來分析中國目前老年人口存活率對中國經濟的影響。筆者根據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計算各年齡段人口死亡率及比重結果見表1，2010年中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的平均存活率為9680%。根據以上數值模擬的結果，顯然在目前老年人口存活率水平和低生育率水平下，經濟增長速度將隨著老年人口預期壽命的延長而降低。
數據來源：筆者根據國家統計局提供的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計算。
二級標題2人口政策的有效性分析
人口數量與人口質量轉換的原動力是微觀家庭對孩子數量與質量的權衡，所以研究微觀家庭生育水平與孩子質量的轉換關系，可以全面認識生育率下降與人力資本提高的轉變軌跡、發展趨勢以及促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轉換路徑。國外關于家庭生育數量與孩子質量偏好的研究在理論模型和實證研究方面有豐富的成果。貝克爾（Becker）建立的新家庭經濟模型研究表明，在家庭收入約束下，家長將孩子視為經濟產品，以實現家庭效用最大化的孩子數量與質量的最優組合[16～17]。
為研究人口數量與質量的替代效應，下面基于上述理論模型，對在不同生育率水平下的教育投資率和經濟增長率進行數值模擬。圖4為不同生育率水平下，家庭教育投資率的演變路徑。可以看出，生育率水平與家庭單個子女的教育投資率呈負向關系，即隨著生育率的提高，每個孩子分攤到的教育資源越少。這是由于當期生育數量的提高，會減少家庭當期收入，因而減少后代的教育投資。
（中）圖題圖4不同生育率水平下家庭教育投資率變化趨勢
（中）圖題圖5不同生育率水平下經濟增長速度的數值模擬值
圖5為不同總和生育率水平下，經濟增長速度的演變路徑。本文模擬了三條經濟增長的演變路徑，分別是老年人口存活率等于092、096和098。由圖可以看出：目前60歲以上老年人口存活率為096左右，如果老年人口存活率降低，經濟增長速度會提高，反之則下降。而經濟增長速度隨著總和生育率的增加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趨勢。在老年人口存活率為092時，當人口總和生育率為112時，經濟增長速度達到最大值；在老年人口存活率為096時，當人口總和生育率為118時，經濟增長速度達到最大值；在老年人口存活率為098時，當人口總和生育率為120時，經濟增長速度達到最大值。而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老年人口存活率為096，總和生育率TFR=118。根據以上數值模擬結果，目前政策生育率水平是最佳水平，因此，人口政策對經濟發展仍然是有效的。
二級標題3經濟持續發展的可行性分析
生育率變動機制理論表明，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們的意愿生育率是下降的，而老年人口的預期壽命卻呈延長趨勢。如果生育率下降，人口老齡化加劇，經濟增長是否必然下降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因為人力資本的提高是經濟發展不可忽略的一個重要因素，圖2顯示，隨著生育率水平的降低，家庭對子女教育的重視，人力資本投資會逐漸提高，且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也會逐漸提高。下面通過數值模擬在不同的人力資本投資貢獻率（1-H）及物質資本投資對人力資本積累的貢獻率（1-B）下經濟增長的演變路徑。為結合實際，本文模擬了2010年六普數據結果總和生育率為118時和大多數文獻所公認的水平（16～18）中較高的水平18時，
（中）圖題圖6不同人力資本貢獻率下經濟增長速度的變化趨勢
不同B和H值下經濟增長的演變路徑，結果如圖6所示。
圖6模擬了經濟增長在不同人力資本貢獻率下的演變路徑。由圖可知，經濟增速隨1-H的變大而變大。由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Yt=DKHt（LtItht）（1-H），其中H∈（0，1））可知：
隨著人力資本貢獻率的增大，經濟增長速度會加快。說明隨著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貢獻率的增加，即使在人口老齡化加重的情況下，經濟仍有可能保持增長。由圖形還可以看出，經濟增長速度隨著B的變大而變大。由教育部門的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ht+1=AeBtht（1-B），其中B∈（0，1））可知：隨著物質資本投資貢獻率的提高，下一代人力資本存量將更高，由此說明教育部門人力資本再生產過程中物質資本投資越來越重要，人力資本的積累將越來越依賴于家庭教育投資額。從以上B和H的取值對經濟增長速度的反向影響可以看出，經濟增長與人力資本積累的相互作用存在良性循環，即經濟增長越來越依賴于人力資本投資，而人力資本積累水平又受物質資本投資的影響。由此說明，在相對較低的生育率水平下，盡管老年人口比重加大，但是由于人力資本積累的增長和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貢獻率的提高，經濟仍是可持續發展的。
隨著老年人口存活率的提高，老年撫養負擔加重，必然對經濟增長產生負面影響，那么B和H值應上升或下降多少才能彌補老年人口比重增加所帶來的損失呢？下面對TFR=118和TFR=180時，老年人口存活率從96%上升到98%時進行數值模擬，結果見表2。如果老年人口存活率由96%上升到98%，則人力資本投資對總產出的貢獻率（1-H）分別上升56%和37%才能維持相同的經濟增長速度；同理，物質資本投資對人力資本積累的貢獻率（B）分別需上升62%和87%才能維持相同的經濟增長速度。
表2顯示，雖然目前中國處于低生育率狀態且人口老齡化加劇，但是如果能夠提高人力資本在總產出中的貢獻率，那么經濟增長隨人口老齡化而下降的趨勢可以緩解，經濟仍可能保持持續增長。
一級標題四、結論與建議
在當前的生育率水平下我國人口老齡化趨勢已逐漸顯現，中國家庭結構所呈現的倒掛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社會整體人口結構的走向。未來人口總量增速將逐漸下降，老齡撫養比會繼續攀升，人口老齡化將日益嚴重。目前，中國人口老齡化的速度和總量規模超過了大多數國家。本文通過數值模擬方式分析了人口老齡化的經濟效應，借助理論模型討論了有中國特色的經濟發展模式下（包含家庭養兒防老的保障機制和計劃生育政策對人口自然增長的控制），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研究表明：如果放松計劃生育政策將導致人口規模擴張的加速，并緩解人口老齡化趨勢，但會降低人均教育投資和人力資本積累，因此，經濟發展方向最終由兩個作用方向相反力量的強弱對比而決定。主要研究結論有以下幾點。
第一，隨著老年人口比重提高，出于養老儲蓄動機，家庭養老儲蓄率將提高，但是如果養老負擔進一步加劇，養老儲蓄率將趨于下降。且子女教育投資率及經濟增長率也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趨勢。過低的生育率水平（在TFR=1的情況下）雖然在短期內能促進家庭教育投資的上升和經濟的快速發展，但是長期來看經濟發展是不可持續的。在低生育率水平下（TFR
第二，我國目前的人口政策仍然是有效的。根據本研究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總和生育率水平（118）基本處于最佳水平，能夠適應經濟的快速增長。中國的低生育水平并不穩定，在全國絕大多數地區，一旦放棄計劃生育政策，目前的低生育水平會有大幅反彈。人口政策是社會政策的一種，從它形成的時候開始，一直就處在與時俱進的不斷調整和完善中。我國現行的政策并不是獨生子女政策，而是包含了一孩、一孩半、二孩、三孩多樣政策的一個政策體系。因此，調整體系的結構比重，可以使生育率達到最適合經濟增長的水平，計劃生育政策仍然是有效的。
第三，勞動力資源的“二次開發”對于經濟穩定持續增長將至關重要，“二次人力資源開發”的核心，就是提高勞動力素質。不可否認“人口紅利”是促進當前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然而“人口紅利”最終將轉為“人口負債”，勞動力將結束“無限供給”狀態，經濟增長則轉而依靠人力資本積累的提高。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得益于成功地開發了沉淀于傳統農業部門和國有部門的豐富的廉價勞動力資源。然而在老齡化趨勢日益凸顯的今天，提高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是削弱人口老齡化負面影響的方法之一。值得欣慰的是，在中國，知識和技能已得到了社會和家庭的一致認同。
最后，由于本文主要分析的是人口政策的經濟效應，因而是從經濟發展速度最優角度而非社會發展最優角度來分析，缺乏全面性。后續研究將從更加全面的社會發展最優角度來分析人口政策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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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關鍵詞]人口老齡化；可持續發展；影響；措施
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需要有一個良好的人口環境。“良好的人口環境，將促進人口與經濟、社會、環境、資源的協調發展和可持續發展。”(：《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專題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288頁)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計劃生育政策的推行，人口老齡化成為我國人口發展的趨勢，給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帶來了諸多壓力。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必須制訂積極有效的措施，應對人口老齡化可能產生的不利影響。本文試就這一問題進行探討。
一、人口老齡化對可持續發展的影響
依據國際通行的標準，將60歲以上人口算作老齡人口，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或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例超過10%或7%的地區，即可看作是進入了老年型地區。2000年，我國步入老年型國家，成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國家。我國人口老齡化的發展趨勢同世界其他國家大致相同，同時也呈現出自己的一些特點，如老齡人口規模大、增長速度快、地域分布不平衡、高齡化趨勢明顯等。發達國家的人口老齡化是在本國家或地區完成工業化后，在經濟比較發達的情況下到來的，因此，其對老齡化的承受力強。而我國是在經濟比較落后的條件下出現的，老齡化進程與經濟發展不同步，發達國家是“先富后老”，而我國是“未富先老”。我國是個人口大國，人口老齡化必然會給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帶來方方面面的影響，成為制約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1.導致老年撫養系數上升。人口老齡化意味著退出勞動崗位的老年人口比重增加，從事社會經濟活動的人口減少，老年撫養系數上升，即被贍養的人口增加。人口年齡結構預測表明，老年撫養系數從1970年起一直上升：1975年為12.9%，1999年為13.5%，2010年為17.4%，2030年為37%，到2050年則進一步上升為47.5%，勞動年齡人口與老年人口之比接近于2：1。(熊必俊：《人口老齡化與可持續發展》，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2年版，第275頁)盡管少兒撫養比有下降趨勢，但由于老年撫養比的上升大大快于少兒撫養比的下降，老年人口贍養費用也要比少年兒童撫養費用多得多，因此，勞動力成本會大大提高，這會降低產品的競爭力和社會經濟發展的速度。
2.影響勞動力的供給結構和數量。隨著我國老年人口的增多，人口的老齡化最終將導致勞動力不足和勞動力年齡結構高齡化。經濟發達的國家和地區，主要是技術密集型行業，提高勞動生產率主要靠的是科學技術，勞動年齡人口老齡化的不利影響較小。而我國屬發展中國家，多是以體力要求為主體的勞動密集型行業，由于不同年齡勞動力在體力、精力和適應力等方面的差異，我國勞動力供給結構和數量的變化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
3.影響擴大再生產。國民收入在分配使用額時分為積累和消費兩大部分，積累資金是擴大再生產的源泉。在國民收入一定的情況下，積累基金的增長，意味著必須壓縮消費基金。人口老齡化的快速發展，使國民收入中用于老年人口的退休金、醫療費用和福利費用等消費基金的壓縮極為困難，這不但消耗大量經濟增長的成果、加重國家財政的負擔，而且導致積累基金減少，特別是生產性基金減少，影響擴大再生產，降低經濟增長率。
4.引起產業結構和消費結構的變化。老年人的衣食住行有著許多同青壯年不同的特點。老年消費群體的日益擴大，直接會引起社會消費結構的變化，從而引起產業結構的變動。由于歷史的原因，我國第三產業尤其是生活消費服務業的水平比較落后，遠遠不能滿足老齡人口的物質文化和生活的特殊需要。
5.不利于社會的穩定。老年人口因其體力下降、智力退化，必然導致自我撫養能力的衰減，而加重對別人的依賴，成為社會的弱勢群體。目前，我國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導致家庭結構趨向小型化，照料老人的人力資源不足，大大弱化了家庭養老的能力。受經濟基礎和社會發育程度的嚴重制約，現階段社會保障體制還不完善，老年人經濟自養能力不足，尤其是農村老年人基本上完全依靠子女，這將加重家庭的經濟負擔。隨著老年人數的增加，給家庭經濟收入和家庭消費水平帶來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因此容易引起代際矛盾，如果處理不好，就有可能影響社會的安定團結。
二、應對人口老齡化、促進可持續發展的措施
1.制定人口與經濟協調發展的長期人口發展規劃。目前，我國總人口已達到13億，龐大的人口基數已成為經濟發展的沉重負擔。因此，在未來的一段時間內，我們必須認真執行現行的計劃生育政策，繼續控制人口增長，保持總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同時，在農村的總和生育率不變的情況下，適當提高城鎮的總和生育率，使城鎮雙方都是獨生子女的夫婦可以生育二胎，防止家庭結構“四、二、一”格局的出現，減緩城鎮的老齡化速度，降低對老年人的供養系數。這既能控制人口增長，又可以防止老齡化速度過快，推進老齡化與經濟的協調發展。
2.大力發展經濟，提高對人口老齡化的承受力。我國的人口老齡化是在生產力水平較低的情況下提前到來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與人口老齡化的發展速度極不協調。在2020年之前，我國適齡勞動人口比重將始終處在60%以上，雖然勞動力的平均年齡在提高，但在勞動力的總量上將長期處于供大于求的狀況。在人口老齡化高峰到來之前，我們應充分利用我國人口年齡結構的“黃金期”，大力發展經濟，使社會財富日益豐富起來，提高對人口老齡化的承受力，為適應老齡化的高速發展和高齡社會的到來奠定物質基礎。為此，我們要做到：（1）加快科學技術進步，提高勞動生產率水平。（2）把老齡產業作為老齡社會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增長點，擴大內需、拉動消費、緩解社會的就業壓力，促進經濟繁榮。（3）利用地域間老齡化程度的顯著差異，促進勞動力的合理流動，實現地域間的優勢互補，解決勞動力不足的問題。
3.建立和完善符合中國國情的安老體系。老年人是一個特殊的群體，應根據老年人的自身特點，逐步建立社會養老保障體系、老年照料服務體系、老齡政策法規體系，使老年人的經濟供養、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問題基本得到解決。（1）制定和完善相關的政策法規，健全老齡法規體系，維護老年人的合法權益。（2）建立一個公平與效率兼顧、基金來源多渠道、城鄉有別和社會養老與家庭養老相結合、多層次的與經濟水平相適應的養老保障體系，以保障老年的基本生活和基本權利。（3）發揚我國尊老、敬老、養老的優良文化傳統，繼續發揮家庭養老在解決老年人的生活照料和情感維系方面的作用。（4）加快社區養老社會化服務進程。針對老年人尤其是高齡老人生活自理能力差的特點，大力發展社區服務，補充家庭養老功能的不足，將社區工作的重點轉向為全體老年人提供日常生活護理、文化娛樂及其他精神慰藉的服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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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中國人口 老齡化 趨勢
一、我國老年人口現狀
我國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國家。目前，我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達1.43億，預計到2015年，我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將達到2.16億，約占總人口的16.7%，年均凈增老年人口800多萬，超過新增人口數量；80歲以上的高齡老人將達到2400萬，約占老年人口的11.1%，年均凈增高齡老人100萬，增速超過我國人口老齡化速度；65歲以上空巢老年人口將超過5100萬，約占老年人口的近1／4，老年人照料問題突出。
2020年、2050年80歲以上高齡老年人口將分別達到2200萬和5300萬人。那時候，我國將形成老年人口高峰，屆時每3～4人中就有一名老年人。老年人口基本上都是獨生子女的父母，生活無法自理的空巢老人將會成倍增加，社會總體負擔加重，建立社會養老服務體系，確保老年人口安度晚年是一個大問題。
中國人口老齡化與先期進入人口老年型的國家相比，具有老齡化發展快、老年人口數量大、地區之間不平衡、超前于社會經濟發展等特點。這些新特點將給中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帶來巨大的挑戰。老齡化表現出“兩高兩大兩低”的基本特征，即高速、高齡、基數大、差異大，社區養老社會水平低、社會養老意識低的現狀。與之相應的贍養問題、勞動力人口老化、撫養比升高都將成為必須解決的問題。
2011年全國老齡辦主任會議2月25日在云南昆明舉行。全國老齡委副主任、民政部部長、全國老齡辦主任李立國在此間表示，“十二五”時期將是我國人口老齡化加速發展期，人口老齡化形勢會更加嚴峻，將呈現老齡化、高齡化、空巢化加速發展的新特征。
總體上看，我國人口老齡化的加速發展，與工業化、城鎮化、現代化相伴隨，與城鄉差異、區域差異、收入差異擴大相重疊，與經濟轉型、社會轉型和文化轉型相交織，這給應對人口老齡化工作增加了新難度，也提供了新條件。
二、人口老齡化所帶來的問題
（一）人口紅利的逐漸消失
由于我國在近50年的高速發展中，很大情況得益與我國處于15-64周歲的人口比例較高，勞動力資源豐富，是工業發展前進的必要動力；而緊湊的人口計劃生育政策導致了60-80年代的人口比重較高，80-目前的人口比例較少，我們人口老年化的最大問題就是沉重的人口贍養問題，試想80年代出生的人們以后多數要贍養4個老人（父母+爺爺奶奶），或者一個家庭要贍養父母和岳父岳母。
（二）人口老年化也會帶來新一輪的投資和消費變化
表現在老年化社會的消費需求日益豐富。養老機構建設加快發展；老年教育、文化、體育事業較快發展，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更加豐富；全社會老齡意識明顯提高，敬老愛老助老氛圍日益濃厚，老年人權益得到較好保障；老齡領域科學研究、國際交流和合作也取得新進展。同時，我國老齡事業還面臨著嚴峻挑戰，如老齡化社會發展的新要求與老齡工作積極應對不足之間的矛盾，老年群眾日益增長的新期待與老齡社會管理服務工作相對落后之間的矛盾等，需要各方面引起重視，積極予以解決。
三、解決策略
（一）完善現行生育策略
1、控制人口增長，實現實現人口再生產類型的的轉變
由于生產力發展水平較低，群眾的生育觀念和生育行為都是舊的傳統的生育生育觀念。引起這種生育觀念自發轉變的社會、經濟、文化條件，還沒有從根本上出現。因而要由國家采取行政的、經濟的、技術的各種措施，推動和引導群眾減少生育，降低出生率，控制住人口的迅速增長，努力使人口的再生產類型轉變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的生產類型，并努力使人口再生產類型達到穩定的零增長。
2、建立穩定低生育水平的政策保障體制
在我國進入后人口轉變時期，人口政策及相關的社會發展政策應該作出及時的反應，努力創建一個促進我國人口由外生性低生育率向內生性低生育率轉變的社會、經濟條件。
3、教育戰略地位與人口發展戰略相結合
人口素質的高低影響生育意愿。人們有了文化知識就容易理解基本國情和基本國策，容易接受新思想，這也是為什么城市人口更容易接受一對夫婦只生一個的政策。因此，人口素質的提高能從根本上幫助人們改變生育意愿。從宏觀上有利于我國人口控制，更重要的是，促進內生低生育率的轉變，形成穩定低生育水平的物質基礎。這就要我們大力普及教育，將教育與人口政策相結合，不斷提高人口素質。
（二）逐步建立和完善老年社會保障制度，依法保護老年人的合法權益
1、解決老齡化的根本出路是進一步發展經濟，增強經濟承受能力，構建符合實際的養老模式和養老制度
從目前我國國情看，應采取國家、社會、個人共同負擔的原則。
（1）發展養老保險事業。由政府完全供養老年人是一項沉重的負擔，若由人民本身負起大部分責任，將收入按照規定比例存入銀行。當他們退休后得到一筆累積下來的養老金，至少可以用來維持基本生活水平。
（2）提倡家庭養老的美德。政府應提倡中國傳統精神中的尊老、敬老、養老的美德，靠家庭成員供養老人家。這不止能減輕社會的負擔，還可以讓老年人有精神寄托，不會覺得晚年孤單。
2、進一步建立和完善符合中國國情特別是農村地區的老年社會保障體系
從實際出發，因地制宜，積極穩妥，不搞‘一刀切”，應盡快抓緊，平面展開。一般地區，先從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入手，創造條件，逐步展開；經濟落后的貧困地區，要把社會保險與救濟救災工作統一起來，扶持貧困戶參加社會保險，提高他們戰勝災害、脫貧致富的能力。
篇6
【關鍵詞】區域生產能力；可持續發展；人口老齡化；消費傾向；消費市場
一、我國目前人口老齡化現狀及其發展趨勢
（1）我國目前人口老齡化現狀。國際上通常把60歲以上的人口占總人口比例達到10％，或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達到7％作為國家或地區進入老齡化社會的標準。從我國歷次人口普查的人口結構中看，我國人口年齡結構先后經歷了人口年輕化和人口老齡化兩個歷程，其中1964年的人口普查表明我國還處于年輕型人口結構類型，而到2000年我國已經進入老年型人口結構類型。（2）我國的人口老齡化發展趨勢。隨著我國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人口年齡結構也逐漸變化，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在總人口中所占比重也在不斷提高。《人口結構變化報告》的中國專題中顯示：目前中國的退休人口與勞動年齡人口的比例約為19:100，到2050年則會高達64:100。
二、我國老齡人口消費狀況
首先，老齡人口的身體素質和健康狀況的降低對日常生活用品提出了特殊的要求。適合老年人的日常生活用品產業需做出相應的產量的調整，做好迎接老齡化社會的準備，從而利用這一人口發展趨勢找到新的增長點。其次，人口老齡化對我國的未來家庭服務行業也產生了比較大的影響。我國教育質量的提高，人均學歷水平的整體提升，導致進城務工的人口數量在逐年減少，更多的農村人口進城后從事了腦力勞動工作。這直接導致進行家庭服務工作的人員數量的急劇減少，針對老年人身體活動能力的下降和自我生活能力的減弱這一趨勢，我國必須著力提高我國家庭服務行業不斷上升以應對這一趨勢。最后，我國制藥業和健康衛生服務業也應及時調整產量和規模。老年人口比例上升的必然結果就是更多的老年人疾病的發生。所以我國制藥業和衛生服務行業須擴大規模，完善保障機制。
三、人口老齡化對我國個人消費市場的影響
（1）老齡人口個人消費狀況發展趨勢。通過對我國老年人口消費總量進行計量分析預測，在未來40年內隨著老齡人口生活來源的增加，老齡人口的生活消費總支出將大幅度上升。（2）人口老齡化對我國個人消費市場的影響。我國現階段的人口老齡化尚處于初期，但我國此時的經濟狀態也還不太發達。相對于其他國家的老齡化進程，我國老齡化進入較快。面對社會還需要保持穩定、經濟和社會也需要實現可持續發展狀態的前提下，老齡化對我國發展極易產生很大的影響。首先，對消費結構的影響。隨著我國人口年齡結構中老年人口所占比例越來越大，老年人的消費傾向導致個人消費市場跟多的是偏向老年人的消費品的增多。其次，對經濟結構的影響。從生產者的角度講，人口老齡化的不斷加深，必然導致消費市場上滿足老年社會成員的產品、服務和勞務等需求將越來越多樣化。這時，市場機制將引導社會資源不斷的向開發滿足老年人的生活用品、醫療用品、保健用品，以及老年大學、老年旅游等產業轉移。
如果我國的老齡產業得以有效開發，老齡消費市場得以迅速發展，其對拉動我國內需、化解當前金融危機的負面影響將起到重要作用。對于我國來說，人口老齡化很可能對我國社會消費結構和經濟結構產生深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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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國家衛生計生委宣傳司司長、新聞發言人毛群安表示，我國基本國情決定仍須長期堅持基本國策不動搖，至于“完善生育政策”的思路和方案，國家衛計委正在組織調查研究。
毛群安介紹，在今后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資源占有量較少，環境容量不足，發展不平衡，仍然是我國的基本國情，人口對經濟、社會、資源、環境的壓力將長期存在。必須長期堅持計劃生育基本國策不動搖。
根據之前公布的“三定方案”，“完善生育政策”是新組建的國家衛生計生委一項重要職責。毛群安說，完善生育政策既要考慮維持我國的低生育水平，又要考慮群眾的生育意愿、經濟社會發展和人口結構變化等諸多因素。因此，本著立足當前、著眼長遠、慎重穩妥、統籌協調的原則，該委正在組織調研人口數量、素質、結構和分布的關系，研究提出完善政策的思路和方案。
[背景]
二胎曾試點 人口未激增
計劃生育政策自上世紀80年代開始推行，之后又有一些微調。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當時的國家計生委選取了甘肅酒泉等四地區的農村進行“二胎”試點——即無論夫婦雙方是否為獨生子女，也無論他們的第一胎性別，都可生育二胎。
據報道，試點的結果顯示，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酒泉的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持續下降，一直低于甘肅省和全國的平均水平，并未出現反對者所擔心的人口激增。
[追問]
可否實施“單獨二胎”政策？
生育率低，國家人口規劃指出要“完善生育政策”
2012年4月，國務院的《國家人口發展“十二五”規劃》稱，“十一五”時期，中國婦女總和生育率穩定在1.8%以下，人口自然增長率保持在6%以內。數年前，一份由人口計生部門公開的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即顯示，我國城市地區的總和生育率已低達1.04%，上海、北京的總和生育率只有0.7%左右。
在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齡化加速的社會大趨勢下，有學者贊同或明確支持逐步放開二胎政策。
北京大學老年學研究所副所長、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認為，盡早放開“單獨二胎”的生育限制，才是“十二五”時期，我國完善人口生育政策應該做出的調整。
篇8
【關鍵詞】日本 老齡化 措施 借鑒
一、前言
自從1970年正式進入老齡社會以來，日本人口老齡化進程快速推進，目前已進入超老齡社會。隨著日本現代化的完成，少子化、單身化與老齡化等因素的疊加，日本高齡單身家庭數量快速上升，并逐漸形成了“無緣社會”中的“孤族”群體。又由于地域社會變遷、家庭結構變革和傳統社會支持網絡瓦解，日本社會出現了高齡者“孤獨死”的現象。“孤獨死”又稱“孤立死”，是指在沒有任何照顧的情況下，獨居者，其中以老年人特別是高齡老年人居多，在自己居住的地方因為某種原因而死亡的現象，特指發病后沒人發現而死亡的情況。這是全人類社會老齡化的突出表現之一。在日本尤為突出。日本的“孤獨死”現象最早出現于20世紀70年代，隨著時間推移不斷加劇，目前已成為日本眾多社會問題之一，造成了不可估計的后果。
中國在1999年正式進入老齡化社會，我國進入老齡化社會以來，呈現出老年人口基數大、增速快、高齡化、失能化、空巢化趨勢明顯的態勢，與日本相比，中國老齡化水平雖然相對較低，但是具有人口數量多、增長速度快等特點，且地區間、城鄉間發展不平衡。根據國家統計局《2014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14年中國60歲及以上的老人2.12億人，占總人口比例為15.5%；65歲及以上人口數為1.37億人，占比10.1%，雖然低于日本老齡化水平，但北京、上海等發達城市戶籍人口老齡化率已經接近甚至超過當前日本老齡化水平。另外，城鄉“空巢家庭”、農村“留守老人”數量迅速增長，中國的“孤獨死”現象雖然尚未演變成社會問題，但是“獨居老人離世”的新聞卻屢見不鮮。由此可見，隨著人口年齡結構轉型，中國同樣經受著人口老齡化問題的考驗。與日本相比，中國的人口老齡化問題更加錯綜復雜，既有發展中國家才有的人口問題，也有發達國家才會面臨的社會問題。為了應對這種危機，日本政府不斷修訂完善相關政策，并實施了一系列應對措施，形成了政府性與民間性相結合，以公助和共助為基礎，社區互助和高齡者自助相協作的支援體系。這些舉措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日本“孤獨死”的社會壓力，而且，對中國人口老齡化問題的解決和“孤獨死”現象的預防具有重要借鑒意義。
二、日本超老齡社會的發展現狀及分析
超老齡社會是日本“孤獨死”現象產生的社會基礎，并且給日本社會經濟帶來了多方面的影響。日本老齡化進程的加快，使高齡者數量迅速增長，同時家庭形態的變革，導致高齡者越來越孤立，再加上部分高齡者長期處于看不起病的貧困線上，缺乏醫療看護，這又使“孤獨死”現象最終演化為一種社會問題。
（一）高齡者數量增長迅速，日本將在半個世紀內處于超老齡社會
世界上最長壽的國家是日本，但同時，日本也是老齡化程度最嚴重的國家。日本的平均預期壽命在世界范圍內是最高的，達到82.7歲，其中，男性為79.4歲，女性為85.9歲，由此可見，日本人口老齡化程度不斷加深的主要原因是平均預期壽命的延長和死亡率的下降。截止2014年底，日本總人口為1.27億人，其中，65歲以上的老年人為3190萬人，占總人數的25%。另外，從長期趨勢來看，日本將繼續維持“少子高齡化”的發展態勢，總人口將持續減少，老齡化率會繼續上升。據日本國立社會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推算，這一比例在2020年將達到26.9%，2050年將創下32.3%的新高。也就是說，日本將在半個世紀內長期處于超老齡社會。
（二）高齡者醫療負擔重，相對貧困日益突出
醫療負擔重是導致高齡者面臨生活困難的主要原因之一。日本政府2014年的調查結果顯示，日本家庭平均年收入為528.9萬日元，比前一年減少1.5%，僅相當于1994年最高時的八成，同時，社會老齡化問題繼續加深，家中僅有65歲及以上老人的家庭數量和比例達到新高，占家庭總數的大約四分之一，從收入構成來看，日本家庭收入主要來源為勞動所得，而高齡者家庭收入主要來源為養老金等收入，另一項調查顯示，有62.3%的高齡者認為醫療負擔過重，基于疾病護理等方面的考慮，而不得不進行儲蓄。
相對貧困也是導致日本高齡者醫療服務需求不能滿足的重要原因。一項調查顯示，進入高齡期后，日本高齡者的相對貧困率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而不斷提高。從全年齡段來看，女性的相對貧困率要高于男性，而且這種差距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而顯著增大。最大差距出現在70～74歲年齡段，女性高齡者的相對貧困率為26.6%，男性為17.3%，兩者的差距達到9.3%。在巨大的經濟壓力下，部分生活困苦的高齡者甚至走上了犯罪的道路。2010年，因犯罪而被的高齡者有48 145人，約是2001年的2.4倍，其中大部分是盜竊罪。同時，為了安穩度過余生，許多日本高齡者寧愿犯罪而使自己的晚年在監獄中度過。
三、日本應對老齡化的措施
在解決人口老齡化問題的時候，日本政府制定和完善了以老年人為主的各種制度，建立了一個比較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同時，延遲退休年齡，發展老年產業，為老年人創造了一個優良的生存環境。
（一）就業和收入
確保老年人的就業機會，創造任何年齡都可以工作的社會環境。保證老年人到65歲仍可以利用其所具有的能力和知識被用人單位雇傭；支援中高年齡者的再就業，確保多種形式的就業機會。同時，日本政府確立并實行公立年金制度，由日本年金機構進行記錄和運營年金，而且，為了確保老年人得到自己的合法收入，日本政府不斷整備企業年金制度，完善退休金制度。
（二）健康和福利
日本政府不斷落實針對老年人的看護保險制度，普及并開發看護的相關服務；豐富看護服務，確保必要的看護服務，提高看護服務的質量；對患有老年癡呆癥的老年人提供支援政策。并且，改革老年人的醫療制度，指導老年人進行健康檢查和保健項目，提供區域性的住家醫療，開創多樣化醫療，完善周邊配套服務；制定和實施地區福利計劃。
（三）學習和社會活動
促進終生學習型社會的形成，確保學校有面向社會人提供高等教育、面向地區開放學校公共機能和支援勞動者進行學習活動的職能；鼓勵老年人參加社區活動，豐富老年生活。
（四）生活環境
政府幫助老年人進行購房，同時增加公共租賃房屋的供給，滿足老年人多樣的住房需求，讓老年人有安定的落腳點。推進滿足老年人需求的公共設施建設，改善現有的不能滿足老年人需求的公共基礎設施。
四、日本應對老齡化問題的措施對我國的啟示
老齡化社會標準是65歲以上老年人口比例達到總人口7%，而我國已經10.1%，這意味著我國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處于老齡化逐步加深的階段。我國進入老齡化社會以來，呈現出老年人口基數大、增速快、高齡化、失能化、空巢化趨勢明顯的態勢，再加上我國未富先老的國情和家庭小型化的模式，養老問題異常嚴重。因此，我們有必要借鑒日本的經驗。
（1）改革社會保障制度。包括養老保險制度、醫療保險制度等；首先，政府應該制定和完善有關老年人的法律制度，中國正面臨著嚴重的人口老齡化問題，有了相應的法律法規就能保障老年人的權利和利益，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社會福利、促進社會發展。
（2）增加老年人就業機會。政府可以適當延遲退休年齡，隨著人們生活質量和健康水平的提高，推遲退休年齡可以使資源得到更充分的利用且促進勞動生產率的提高。
（3）增加老年人福利設施，滿足老年人的需求。重視以老年人為主的服務投資，使老年人的需求得到滿足，提高生活質量。
（4）鼓勵生育。緩解人口老齡化，主要方法就是把總和生育率提高到世代更替水平附近。這就需要生育政策做出重大調整。從雙獨二胎到單獨二胎，生育政策已經在變化，但是與人口危機的現實相比，還是滯后。因此，現有的計劃生育政策已經無法適應當前形勢，逐漸的放寬甚至完全取消計劃生育政策，才可以緩解老齡化社會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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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關鍵詞：人口老齡化 養老模式
一、背景
人口老齡化問題是當今全球普遍關注的問題，它不僅關系到各國的經濟發展水平，更直接關系到人民生活水平。老齡人口作為人口中的“弱勢群體”，隨著經濟的不斷向前發展及人們思想觀念的轉變，正在以驚人的速度不斷壯大。早在1982年，標志著“理解和解決人口老齡化問題”的“人口老齡化國際會議”在奧地利的維也納舉行。老年人口數量的增加已經成為全球性的一種趨勢，作為人口發展的客觀規律，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避免，我國當然也不例外。
按照國際通行的老齡社會標準，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數比例達到7%，就進入老齡化社會。《中華人民共和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執法檢查報告的數字表明，截至2011年11月1日，我國60歲以上的老年人達1.78億，占總人口的13.26%，其中，65歲以上老年人為1.19億，占總人口的8.87%。中國成為世界上唯一一個老年人口超過1億的國家。
2011年作為我國“十二五”規劃的第一年，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各個層面都進入了新的起點。作為世界人口第一大國，我們面臨著諸多人口問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中，我國對人口問題提出以下幾個重點：大力提高人口出生素質；綜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別比偏高問題；要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問題；加強未成年人保護，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權益。可見，我國人口老齡化的發展趨勢已經為全國人民關注，甚至為全世界所矚目。
自成立以來，社會經濟都在穩步向前發展，而伴隨其中的人口問題也日漸明顯和突出。根據《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主要數據公報》顯示，以2010年11月1日零時為標準時點，在全區24706321的常住人口中，65歲及以上人口為1868157人，占常住人口的7.56%，同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上升2.21個百分點。正如自治區老齡工作委員會主任李佳指出，“已進入了老齡化加速發展的階段，各級黨委、政府要切實增強加快老齡事業發展的責任感和緊迫感，著眼富民強區、促進和諧、維護穩定，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挑戰，將老齡事業發展與經濟社會發展相協調、與人口老齡化水平相適應，實現老有所養、老有所醫、老有所教、老有所學、老有所為、老有所樂，讓廣大老年人共享經濟社會發展成果。”
二、呼和浩特市人口老齡化現狀
呼和浩特市作為少數民族自治地區的首府，全區各族人民高度聚居，在經濟發展以及社會的各個層面都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尤其是在少數民族的人口戰略及人口老齡化問題中起著重要作用。為全區其他盟市社會經濟發展做出積極榜樣，呼和浩特市更是首當其沖。通過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以2010年11月1日零時作為標準時點，呼和浩特市常住人口為286.66萬人，在全區12個盟市中居第3位。2000-2010年10間，呼和浩特市人口凈增加42.87萬人，增長17.59%，年均增長1.63%。比較上次人口普查，呼和浩特市1990-2000年的10年間，人口凈增加52.63萬人，增長27.53%，年均增長2.38%。兩個十年相比，后一個十年比前一個十年人口凈增長減少了9.76萬人。然而，在2011年常住人口286.66萬人中，65歲及以上人口有21.90萬, 占全市總人口的7.64%，這表明全市已經進入人口老齡化階段。本次人口普查結果與第五次人口普查得出的結果相比，65歲以上的老人增加了6.63萬人，這是由于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是人口出生高峰期，這部分人即將進入老年，隨著生活質量的提高和醫療條件的改善，人口老齡化呈繼續發展態勢。而相對于老齡人口，0-14歲兒童比10年前少了7.53萬人，這表明，近10年來呼市地區執行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是比較好的，人口過快增長的勢頭得到了有效的控制。這在一定程度上也緩解了人口增長對資源環境的壓力，為經濟社會平穩較快發展奠定了一個較好的基礎。
普查資料顯示，呼和浩特市新城區、回民區、玉泉區、賽罕區這4個城區的人口占全區常住人口的69.1%，而托克托縣、和林格爾縣、清水河縣、武川縣、土默特左旗這5個地區的人口僅占全區人口的30.9%。這說明，呼和浩特市中心城區人口壓力較大，而旗縣地區地廣人稀，全市整個人口呈現地域分布不均衡的狀態。由此可以推斷，中心城區老齡人口明顯多于五縣一旗地區。而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呼和浩特市中心城區經濟發展快速，人民生活水平普遍高于旗縣，針對老年人的醫療條件等場所和設施不管從數量上還是質量上都遠遠高于旗縣。“呼和浩特市2010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25174元，比上年增長12.4 %；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8746元，比上年增長12.1% ，城鎮居民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人數73938 人，發放低保資金24717萬元；農村居民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人數74946人，發放低保資金9246萬元。通過這一組數據的對比我們可以看出，城鎮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是農村居民純收入的3倍多，而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數卻其本持平，基于城區人口是旗縣人口的3倍之多這一人口情況，可見旗縣人民生活水平遠遠落后于城市人口。況且在旗縣中，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人口大多數是65歲以上的老齡人口，這部分人群多為孤寡、貧困、失能、半失能老年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受到經濟條件及身體條件的雙重制約。
中國老齡工作委員會辦公室官員吳玉韶表示，未來5年，中國人口老齡化形勢更加嚴峻，將呈現出老齡化、高齡化、空巢化加速發展等趨勢。到2015年，中國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將達到2.16億，約占總人口數的16.7％；80歲以上的高齡老人將達到2400萬，占老年人口比例超過10％。此外，城鄉空巢家庭將超過一半，部分大中城市達到七成，農村留守老人約4000萬，老年人照料問題日益突出。人口老齡化與養老問題是全國乃至全球需要共同面對的問題，養老產業的發展事關數以億計老人的晚年生活，因此，研究內蒙古地區的人口老齡化趨勢，探索符合內蒙古地區的養老模式、發展老齡產業具有重要意義。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以及大眾思想觀念的改變，人們的養老觀念也在發生變化，相應的養老模式也在隨之發生變化。在呼和浩特地區，現在的養老模式主要分為居家養老模式與社會養老模式。居家養老模式一直都是中國人首選的養老模式，“養兒防老”、“坐享天年”這種思想一直都存在，但隨著城市化和人員社會流動的加快、計劃生育政策的長期實施造成的少子化，導致家庭養老功能逐漸弱化，養老院等各種“社會養老”模式也逐步發展起來。在呼市主體城區，養老模式主要是以社區居家養老為主，民間一般養老機構與現代化老人公寓、文化型養老機構和養老型醫院等多種養老形式為輔的方式完善老年人的生活。截至2011年6月，呼和浩特市共有敬老院42所，并且2011年計劃在5個農業旗縣新建敬老院10所、改擴建7所。在五縣一旗地區，多采用農村養老模式，即以家庭為基礎和主體，輔之以集體供養、群眾幫助和國家救濟的養老模式。但統計數據顯示，目前內蒙古90％以上農村牧區人口的老年保障幾乎全部依靠家庭保障。近年來，國家倡導社會福利社會化，增加了對社會養老事業的投入，但仍然存在著居家養老水平低，社區養老功能不全，養老機構床位數不足，養老服務覆蓋面狹窄，社會化程度低等問題。以養老機構床位數為例，發達國家每千名老人擁有的床位數為50-70張。而據民政部門統計，呼和浩特市現有養老服務機構23家（不包括農村敬老院），床位數4064張，每千名老人擁有床位數12張，這與國家“十二五”規劃提出的每千名老人擁有床位數30張的要求還有很大差距。且呼和浩特市養老服務機構的服務對象以傳統的社會救助對象，失能、半失能老人和低收入老年人為主，難以滿足各個層次老年人的多種養老需求。民辦養老機構發展緩慢，主要原因是養老行業屬于投資大、周期長、投資回報率低的微利行業，民間資本參與意愿不強。民辦養老機構普遍存在設施簡陋、功能單一的問題。
三、總結
“十一五”期間，我國的養老保障體系建設實現了新農保等養老制度從無到有、覆蓋范圍從小到大、保障水平從低到高，取得了巨大的成績。但在未富先老、城鄉二元結構依然存在的情況下，邁入老齡化社會的我國養老保障體系建設仍面臨著巨大的壓力與挑戰，存在著多方面問題等待破局和完善。呼和浩特市作為的首府以及少數民族的聚居地，在養老模式選擇上應綜合考慮其經濟實力、人力資源、文化傳統及親情、空間、服務和需求等因素，強化政府責任，加大財政投入，積極推進養老服務體系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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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陳詩，（1990.-）女，貴州省遵義市人，四川大學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金融理財。
摘要：本文通過對影響貴州人口老齡化區域差異的9個因素進行灰色關聯分析，結合貴州省的省情分析各因素的作用方式，得出關鍵的影響因素，即經濟發展水平。
關鍵詞：人口老齡化；區域差異；灰色關聯分析
第一章貴州省人口老齡化現狀
全國第四次人口普查時，貴州省人口總數約為3238.76萬人，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約149.39萬人，占總人口的4.61%；“五普”時人口總數約為3625.86萬人，65歲及以上人口數約為210.30萬人，占人口總數的5.79%；“六普”結果顯示，人口總數約為3474.65萬人，65歲及以上人口約為297.72萬人，占總人口的8.57%， 65歲及以上人口絕對數量持續增加，且比重也呈上升趨勢。
由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相關數據計算得到截止到2010年11月1日零時貴州省60歲及以上人口比重為12.84%，老少比為34.02%，0-14歲人口比重為25.26%，年齡中位數為32.67，均已超過國際上公認的老齡化社會各項臨界值，貴州已經進入了老齡化社會。但是九個地級市的老齡化程度存在一定的差異，見表1-1.
第二章貴州省人口老齡化的區域差異的灰色關聯分析
2.1灰色關聯度分析法簡介
灰色關聯度分析法用灰色關聯度提示因素之間相互關系的大小、強弱及次序，是一種多因素的統計分析方法，是灰色理論中應用最為廣泛的一種方法，主要用于灰色綜合評價問題，是灰色系統分析、評價和決策的基礎。灰色關聯度分析是對系統動態過程中發展態勢的量化比較分析，實質是比較若干數列構成的曲線列與理想數列構成的曲線的幾何形狀的相似程度，曲線越接近，相應序列間的關聯度越大，發展變化態勢越接近。
2.2貴州人口老齡化區域差的灰色關聯度計算
本文從貴州的實際情況出發，并參考其他學者的研究[1，2，3，4]，選擇以下九個指標因素分析貴州人口老齡化區域差異。這九個因子即比較數列：X1-少年兒童比重（%），X2-出生率（‰），X3-死亡率（‰），X4-區域人口密度（人/km2），X5-城鎮化率（%），X6-人均GDP（元），X7-人均消費水平（元），X8-文盲率（%），X9-每千人口擁有衛生技術人員數（人），參考數列X0取老年人口比重（%），根據灰色系統理論進行關聯度分析。初始數據見表2-1，求得的關聯度系數見表2-2。
由表2-2，所選的9個影響因素與老年人口比重的灰色關聯度由大到小排序為：r2（0.8757）>r7（0.7907）>r1（0.7857）>r3（0.7769）>r6（0.7012）>r5（0.6932）>r9（0.6885）>r4（0.6804）>r8（0.5125）。所有關聯度均大于0.5，可以認為所選9個因素均對貴州省人口老齡化的區域差異有影響，只是影響程度各不相同，且現實中，差異往往并不是來自一個因素的單獨作用，通常情況是多個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2.3灰色關聯分析的結果分析
根據灰色關聯度，按影響力大小從高到低依次為：出生率、人均消費水平、少年兒童比例、死亡率、人均GDP、城鎮化率、每千人口擁有衛生技術人員數、區域人口密度、文盲率，可以從以下四個角度加以分析。
第一，區域人口發展水平。灰色關聯度中排在首位的是出生率，少年兒童比例和死亡率分別排在第三、第四位，可見區域的人口發展水平對區域的老齡化水平有著重要的影響。出生率與少年兒童比重的變化是一致的，出生率高的地區少年兒童人口數多，老年人口比重相對降低。而人口死亡率的變化對人口年齡結構的作用是多方面的，死亡率的下降從整體上增加了各個年齡段的人口比重，尤其是少年兒童及老年人口這兩個群體，使兩個年齡組的人口比例都有所增長，但死亡率下降對老年人口比重的作用程度要大于對少兒比重的作用，且對少年兒童人口比重的變化影響正在減弱，而對老年人口比重的上升影響正一步步加大[1] ，因此死亡率低的地區其老齡化水平一般會較高。
比較貴州各地級市的相應數據，出生率最高的黔東南州其老年人口比重卻也最大，部分原因是由于這個地區是少數民族人口居住較多的地區，而我國最初對少數民族人口的計劃生育政策相對寬松，早期出生率高的一批人使這些地區如今的老年人口比重相應較大。但從9個地州市的相應數據，死亡率高的地區其老年人口比重普遍較高，這可能是由于貴州省宜人的氣候使整體人口壽命較全國平均水平長，高齡老年人口比重比較大，2010年“六普”時，貴州80歲及以上人口達到42.36萬人，占60歲及以上人口的9.49%，由于人口壽命的有限性，這些高齡老人的高死亡率使地區人口的總體死亡率增加幅度相對較大。
第二，經濟發展水平。人均消費水平僅次于出生率與老年人口比重關聯度最高，人均GDP排在第五位，這兩個指標都直接反映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經濟發展水平對老齡化的影響主要通過兩個方面：首先，經濟較為發達的地區，人們的生活水平及生活質量通常相對較高，生活的環境及當地醫療設備相對完善，社會養老保障也較為健全，這些都有益于健康老齡化，老年人的死亡率會有所下降，從而老年人口數量相對增加，在老年人口總數中的比重也增加，老齡化程度高一些；其次，經濟水平高的地區通常會吸引一些經濟發展相對落后地區的勞動力人口的遷入，這使得遷入地的勞動年齡人口增加，占總人口的比例上升，從而該地區的老齡化程度相對降低，與此同時遷出地的老齡化程度會相對提高。貴州各地州市的經濟發展指標與老年人口比重的變化并未表現出完全的一致性，這是由于人口遷移帶來的不同地區兩方面作用的程度差異，但總的來說，經濟發展水平的高低對于一個地區老齡化水平有著顯著的影響。
第三，社會發展水平。主要包括城鎮化率、每千人口擁有衛生技術人員數和區域人口密度。鎮化率與老年人口比重的關聯通常主要是考慮農村與城鎮生育率的差別。農村的生育率要大于城鎮，城鎮化率越高的地區農村人口越少，總和生育率也就越低，少年兒童人口比重較低，老年人口的比重相對越高。但從表2-1中的數據可以看出貴州各地區城鎮化率較低的地區老年人口比重反而相對較高，這與貴州落后的經濟水平相關，城鎮化率較高的地區吸引了較多的勞動力人口遷入，而城鎮化率較低的地區更多的是勞動力人口的遷出，這使的這些地區的老年人口比重相對增加較大。
每千人擁有的衛生技術人員數從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一個地區的醫療條件。衛生技術人員總數增加，則每個人在需要就醫時得到及時專業護理的可能性就提高了，從而可以從一定水平上降低死亡率，尤其是老年人口，因為這個群體得病或是需要照顧的機率更大一些，所以衛生技術人員較多的地區，其老年人口的比例較大。貴州省只有畢節地區的每千人擁有的衛生技術人員少于2，其老年人口比重也最小。
人口密度表示了一個地區單位面積內的人口基數，一般情況下人口密度大的地區處于同一年齡組的人口相對密度小的地區要多，從而增加了競爭壓力，社會整體生育水平會相對低一些，從而老年人口比重會高些。但貴州有其特殊性，由于經濟欠發展，人民生活水平整體較低仍是目前面對的主要問題，經濟水平低與人們對高質量生活的追求仍是當前貴州各個地州市所面對的主要矛盾，為了更好的生活水平有不少勞動年齡人口外出打工，有些連少年兒童一起帶入打工的城市生活，空巢老人數量增加，這使得老人居住地的人口密度很低，但老年人口比重卻偏高。
第四，文化教育水平。一般來說，文化教育水平高或是文盲率低的地區，人口老齡化程度較高。一方面，文化教育水平比較落后的地區，人們的生育觀念及養老觀念等受傳統思想的影響較大，諸如“養兒防老”、“多子多福”這樣的想法會使該地區的出生率較高，從而少年兒童比重較高，則老年人口的比重就會相對較低。另一方面，文化教育程度也影響著人們的謀生技能及生活方式，接受教育時間越長的人通常眼界比較開闊，思想相對進步，更容易學習和接受新事物，也更愿意尋找除土地外新的生活方式，這樣對體力勞動者的需求也會有所下降，最終帶動生育率的下降。同時，女性的受教育水平會直接影響到婦女的生育率水平，當她們的文化水平普遍提高或花更多的時間與精力在娛樂或文化事業上時，生育率會有所下降，這樣老年人口比重相對提高。比較貴州各地區老年人口比重與文盲率，文盲率較高的地區老年人口比重較低。
第三章結論
通過以上對影響貴州人口老齡化區域差異的因素分析，人口發展水平、經濟發展水平、社會發展水平與文化教育水平共同對區域的老年人口比重的變化起作用，但相對更重要的是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這一因素是造成貴州各地區老年人口比重與所選部分因素變化趨勢與一般意義下的走向出現偏差的主要原因，因此，要平衡各地區的老齡化程度重點在于實現各地區經濟的均衡發展。（作者單位：1. 貴州財經大學；2. 四川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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