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劃經濟時期的特點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計劃經濟時期的特點，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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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在東陽方言與該地域文化結合研究的過程中大體可以得出如下結論：東陽方言屬于南部吳語婺州的語言，它以吳語為主，同時眾多的移民使得中原語與本地語言相融合；因為這個緣故，有大量古語詞的保留，古老的文化習俗也隨之有很多的傳承。東陽地域文化的本質，其實體現的就是對人的價值判斷和追求。

關鍵詞：東陽方言 文化背景 文化習俗 地域文化

中圖分類號：H07 文獻標識碼：A

一 東陽方言形成的歷史及文化背景

東陽方言的形成和發展與當地的歷史地理文化背景有著密切的聯系。歷史上的移民、地理位置的分布、行政建置與更替、地形地貌、風土民俗等特點給東陽方言帶來了不小的影響。東陽市地處浙江中部。春秋時期，東陽屬“越南句無地”，為古越人居住地。據《史記?越王勾踐世家》載：“越王勾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會稽。”戰國時期，楚國大敗越國，越族的一部分居民又一次流徙至東陽地域，所以東陽的傳統文化帶有鮮明的古越文化氣息。在南宋之前，東陽地廣人稀，人口也多以古越遺族為主，直到南宋初年，隨著一波又一波中原人士的大舉遷入，東陽的人口猛增至48萬。眾多中原氏族遷徙東陽的同時，中原文化也在東陽扎下根來，并與古越文化一起形成了具有東陽自身特色的主流文化。吳語可以分成三個區（北區、南區、西區）、六個片（太湖片、臺州片、婺州片、處衢片、東甌片、宣州片），而東陽方言屬婺州片。各片之間的語言基本不能互通，這在婺州片中表現得尤為明顯。其實就是在東陽市內，各個鎮鄉之間的方言也有明顯的差異。

二 東陽方言的特點

東陽方言源遠流長，自成體系，有較多的古語成分，也有較明顯的區別于吳語的地域色彩。本文以東陽方言的吳寧音為主：吳寧音有28個輔音聲母、1個零聲母、47個韻母、8個聲調，其分布與中古四聲有整齊的對應關系；在語音、構詞、語法上都有很多特點，值得探討研究。

1 復雜多樣

東陽地處丘陵地形，在解放前，人們之間的交流來往十分不便，所以東陽方言就有了南鄉話和北鄉話之分：南鄉為南江流域，北鄉為北江（即東陽江）流域。而兩鄉話中的各地亦有差異，例如，東陽方言中的“媽媽”一詞就有“阿嫫”、“唔媽”、“阿娘”等多種不同發音。

2 先秦古音

東陽方言歷史悠久，經過多年的演變、豐富、發展，東陽方言漸漸有了差別，但大同小異。東陽方言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先秦古音，也算得古代語言的活化石。例如，東陽話中的“烏陰”指的是天色傍晚，“烏”在古文字里寓意太陽，“烏陰”是太陽下山時，太陽光減弱或消失，大地開始陰暗。

3 內涵豐富

在東陽方言中有許多詞語話表現力強，并且包含著濃厚的歷史文化底蘊。例如，“靈清”這個詞就有很多不同的意思：第一，是指具體事物的整齊清潔有條不紊；第二，是指視覺、聽覺上的清楚。含義都與“清楚”相近；第三，是指明白事理；第四，用來形容女孩子長得好看，眉清目秀，與北方話的“水靈”相仿。“靈清”也有其他含義，相當于“完蛋”、“結束”。如：“價格日日跌，本錢都蝕了，結靈清了（這下完蛋了）！”

三 東陽方言與文化風俗的聯系

一種語言肯定有其獨特的聲音和文字形式，但更重要的是它們所承載的獨特的思想，這具體地體現為人們對運用這種語言詞義的定位。東陽話是漢語系列的一種方言，研究東陽方言，除了研究它獨特的發音規則和個別漢字的選用，更應該研究方言中某些詞語俗語所代表的獨特含義，從而探究東陽人的生活習俗、道德思想和價值取向。

1 東陽方言與東陽“三鄉”文化的關系

如果說“三山夾兩盆”是東陽的地貌特征，那么“七山一水二分田”則是東陽的資源特征。東陽地處浙江中部，同時人多地少，為了求得生存，東陽人選擇了歷史與傳統相結合的道路，即借助當地的天然資源，極力發展農業之外的手工業與建筑業。因此，東陽的泥、木、石、篾等工匠眾多，東陽木雕鬼斧神工，居全國四大木雕之首，東陽竹編巧奪天工，擁有2000多年的歷史，東陽人靠著一門手藝，走南闖北地尋找生存的機會，從而形成了獨特的工匠文化。東陽“百工之鄉”這一獨特的人文現象，鑄就了具有濃郁特色的東陽人文精神，成就了東陽“教育之鄉”、“建筑之鄉”、“工藝美術之鄉”的華麗篇章。除了文字記載外，口頭傳承民俗諺語最能直觀體現東陽本土文化的方式：（1）與東陽工匠有關的俗語。東陽方言中有好多體現東陽工匠文化精神的俗語，言簡意賅、形象鮮明、音調和諧、朗朗上口，細加體會，很多都能體現出東陽工匠文化精神的精髓。例如：“東陽東陽，泥水木匠。”自古便有的一句話，概括簡單精要，一聽就知道東陽的特色。再如，形容工匠種類：“鞋匠師傅靠楦頭，裁縫師傅靠熨斗，鐵匠師傅靠鐓頭，木匠師傅靠墨斗。”表現了東陽人推崇真才實學，以及不斷拓展生存空間的精神。東陽的傳統手工藝已經脫離了單純的手工技藝的范疇，東陽工匠追求品質、不屈不撓、勇攀高峰，他們已經成為了東陽人文精神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2）與東陽教育文化有關的俗語。東陽歷來崇尚讀書育人，努力向外尋求發展空間。外出求學自古便被東陽人視為出人頭地的主要方式，離開家鄉越遠，說明越有本事。東陽方言中的貶義詞匯“田烏龜”、“洞里狗”等，用來諷刺一輩子窩在家里碌碌無為的人；而且東陽讀書人出門后，不混出一個樣子來，是羞于回鄉的。例如，東陽方言中的“東面勿亮西面亮，除了南方有北方，除了前山有后山，除了芙蓉有牡丹”，反映了東陽人的上下求索、永不言敗、善于變通。因此，東陽人中最終有一番成就、出人頭地者，數不勝數。東陽教育價值文化的原始胚胎是刻苦有為的古越價值文化。因東陽古屬越地，所以臥薪嘗膽是古越文化的精華。直至宋室南遷，入世有為的儒教理學文化豐富了東陽傳統人文的底蘊，促進了東陽文化中的苦讀求仕的教育價值追求。自古崇尚教育的東陽人，將文化作為“能成器，難成大器”的基礎，而東陽教育價值文化的現代繼承，則從“有為不自在，自在難有為”的人才成長、反復證明的事實出發，更多表現出對東陽現有教育條件和發展水平的理解，是東陽歷史教育價值文化對人本質錘煉的最好闡述。

2 東陽方言與東陽人價值取向的關系

從近代開始，東陽人口激增，資源變得貧乏，但思想深處仍堅守家鄉根的信念，“窮不離祖宅”作為精神支柱仍然代代相傳。但作為事業的價值觀，東陽人又倡導“離鄉則貴”。在外創業、在鄉置業，則是新時代東陽人的普遍行為。下面列舉一些東陽的方言詞匯來看看東陽人的價值取向：1、“做人家”。在東陽方言里，“做人家”意為省吃儉用、吃苦耐勞；“做人家”亦可理解為“筑人家”，就像燕子筑巢那樣，一點點把泥銜來，一天天把家筑起來。歷史上，東陽境內的南江、北江是條多災多難的河流。民謠言：“東陽二條爛肚腸，天晴飛機場，天雨太平洋。”由于以前東陽人多地少、資源貧乏，生存條件十分惡劣，所以面臨生存危機的東陽人便有了“做人家”的意識，進而創造了“做人家”這句東陽話。也正是靠“做人家”，艱難的日子才過了下去；靠“做人家”，把子女撫養長大，把子女送去讀書、培養成才；靠“做人家”才把家里的房子蓋起來。歷史上，東陽是靠“做人家”生存下來、發展起來。所以“做人家”是東陽普通人家最常提起的人生信條，是教子有方中的第一方。東陽方言諺語里的“一日省一口，三年買頭牛；一日省把米，三年添床被；一日省一兩，一年可裝倉”，便是“做人家”與東陽目前富足的現狀之間的聯系；2、“食”字表述。隨著現代人們生活的不斷豐富，人們對“吃”的情況進行了細致的分類，例如：吃飯；喝酒；品茶；抽煙等等。但在東陽話中，至今還是統統用一個“食”字表述，如：食飯、食酒、食茶、食香煙。這既說明了東陽這個地方的文化已經久遠，因為東陽話包含了中華文字的古音古義，一個“食”字就一直就這么用下來；也顯示了東陽人的自然和古樸，說明了歷史上的東陽人飲食簡單，只是填飽肚子，沒有那么多的講究。歷史上的東陽人是不圖享受才創業的，如東陽人的行為選擇是：“貴買用具，賤買食”，即就是干菜拌飯，家里也要置花床大櫥的；3、“東陽man”。在外地，常稱東陽人為“東陽man”。不懂的人，以為外地人是稱“東陽蠻”，或是“東陽顢”，是對東陽人的輕視。其實外地人對東陽人的這個稱謂，是他們復述東陽人之間常用問候語而來的。東陽人在外，一聽到東陽的鄉音，就會問他“東陽man？”意思是問：“你是東陽什么地方的人？”“東陽man？”是東陽人特用的話語，表明了東陽人的行為特征，體現著東陽人獨特的價值觀念。它既敘述了東陽人深深的家鄉根的意識，又訴說著當今的東陽人已游走四方，天下為鄰了。近代的東陽人從小就從父母那兒繼承了這種雙重的人生價值觀念。貧窮也罷、富貴也罷，東陽人會始終把根扎在東陽。為了生活，東陽人不怕遠走四方，難也好、繁也好，東陽人都特別具有韌勁，一切為了發展，一切都要講究效益。也正是在這種價值觀念的熏陶下，東陽人才創造出了東陽木雕和東陽建筑的品牌，留下了工藝美術之鄉、建筑之鄉、教育之鄉的三鄉文化。大批的東陽人外出經商、做工、辦實業，但他們的孩子還在東陽讀書，他們仍然會在功成名就后回歸故土。

以上這些獨特的詞匯反映了東陽境內的獨有現象，從這些詞匯可以看出東陽的人文精神、人生觀、價值觀。

四 時代變革中的東陽文化

1 漸漸逝去的東陽方言及傳統文化

東陽方言的現狀可謂岌岌可危：只有上了年紀的人還能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地道的東陽方言，而大部分年輕人使用東陽方言的概率則大為降低。此外，由于現在的年輕人難以潛心研究傳統技藝，因此出現了從業人員技藝不精、手藝普遍流失的現象。后繼無人已經成為了東陽非物質文化遺產所要面對的最大困境。在地方習俗方面，我們的生活不斷進步，在接受新的事物和習慣的同時，卻忘記了傳統。面對瀕危的東陽傳統技藝和傳統習俗，必須盡快對之進行搶救、保護。

2 保護東陽方言，拯救民間文化

單就一個區域的語言文字的中斷就足以導致該區域文化的斷裂，而東陽的一些傳統正在減少并且消失。所幸的是，已經有不少有識之士已經認識到傳統文化的重要性，保護和繼承傳統文化已經在進行中。如何挖掘和傳承已經消失或者正在消失的傳統方言與文化，儼然成了一批當代東陽文化人為之努力的目標之一。

五 結論

本文在東陽方言與該地域文化結合研究的過程中，選取了幾個方面，大體可以得出如下結論：東陽方言以吳語為主，同時眾多的移民使得中原語與本地語言相融合，是造成東陽方言有區別于傳統吳語的重要因素；東陽方言作為吳語的一部分，也因為這個緣故有大量古語詞的保留，古老的文化習俗也隨之有很多的傳承。由于東陽大批讀書人與工匠的流出和中原人口的進入，古越文化和中原文化的撞擊、融合，使東陽文化成了一個極具地方特色的多元化文化。由于東陽特殊的環境，造就了東陽獨特的文化遺產、民俗民風、東陽方言和東陽人的行為。東陽地域文化的本質，其實體現的就是對人的價值判斷和追求。東陽傳統文化的沒落已經是不爭的事實，而尋找充滿生命力的革新之路則是每個東陽傳統文化探索者的責任；嘗試、選擇并將其付諸行動，更是每個東陽人的責任。

參考文獻：

[1] 東陽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東陽市志》，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3年版。

[2] 曹志耘：《談談方言與地域文化的研究》，《語言教學與研究》，1997年第3期。

[3] 曹志耘：《浙江省的漢語方言》，《方言》，2006年第3期。

[4] 杜曉波：《〈紅樓夢〉與東陽方言》，《東陽日報》，2009年9月9日。

[5] 蔣雯：《古漢語衍化而來的東陽話》，《東陽日報》，2009年9月2日。

[6] 郭立新：《也談〈紅樓夢〉與東陽方言》，《東陽方言》，2009年1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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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背景原因 難點 思路

作者簡介：呂靜（1964.4-），女，河北遷安人，本科學歷，現在職稱：經濟師，主要研究方向：人力資源開發與管理，工作單位：遷安市交通局，郵編：064400

事業單位是指國家為了社會公益目的，國家機關舉辦或者其他組織利用國有資產舉辦的，從事教育、科技、文化、衛生等活動的社會服務組織。有關數據顯示，目前整個中國各類事業單位有一百三十多萬個，包含事業單位員工接近5000萬人和國有資產2000多億，同時事業單位的財政預算也占整個政府財政預算的30%左右。從以上數據可看出，事業單位雖然在帶動社會發展和提供社會服務方面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同時對國家來說，也意味著極其承重的負擔。

一、事業單位改革的背景

事業單位雖然總體上在社會經濟發展中起到的是積極作用，但是也有一些事業單位，擁有國家資源，但卻沒有充分有效地提供相應的服務和積極公正地履行應盡的職責，造成了資源的重大浪費，擾亂了經濟運行的規律。

此外，面對新形勢新要求，我國社會事業發展相對滯后，事業單位功能定位不清，政事不分、事企不分，機制不活；公益服務供給總量不足，供給方式單一，資源配置不合理，質量和效率不高；支持公益服務的政策措施還不夠完善，監督管理薄弱。

因此，推動事業單位改革，既是突破舊體制、舊觀念束縛的過程，也是促進傳統公共事業產業化、社會化的過程；既是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作用的重要前提和轉變政府職能的重要條件，也是促進經濟社會全面發展的客觀要求。

二、事業單位改革必須要從體制機制入手的原因

由于事業單位改革的目標、事業單位的形成特點這兩個方面，決定了事業單位改革必須要從體制機制入手。

1、事業單位體制改革的目標決定

事業單位改革的總體目標是建立一個能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匹配的，并且滿足社會大眾需要的，結構科學、高效而精簡的是社會主義新的事業組織體系。而組織體系的建立，是要建立在符合需求的體制和價值基礎上，因此如果要符合總體目標的需要，就必須從機制體制入手出發， 才能建立起社會主義新的事業組織體系。

2、事業單位的形成特點決定

在建國初期，就形成了事業單位這樣的一個由國家直接管理的組織，它的特點是：主管權歸國家或當地政府；單位的經費靠國家撥款；人員的編制歸于國家系統；具體行為按照政府計劃。計劃經濟時期，事業單位的任何活動都必須經過政府的審批，在這一點上它和國有企業是一樣的。不但是事業單位的活動，而且事業單位的存在或取締也是由國家政府審批決定的。同時計劃經濟時代，事業單位的人事管理、財務、采購、物質分配等權利都是由國家來決定，由國家來計劃和調動、安排、使用，沒有任何的獨立性。我們可以這么說，事業單位在計劃經濟時代是完全依賴而政府的存在，它的活動是在政府的控制當中，它的依賴程度甚至比國有企業更高。

由上述可知，事業單位是國家計劃經濟的產物，保留計劃經濟時期的傳統的體制機制。因此，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時期，要對事業單位進行改革，就必須要從改革傳統的計劃經濟時期的體制機制入手。

三、目前事業單位體制改革遇到的難點

當前事業單位改革的三大難點：

1、事業單位機構非常龐大，歷史遺留問題很多，不能直接大刀闊斧的改革

改革涉及大約130萬個大大小小的公共機構，公共服務人員近5000萬，機構與人員數都比較龐大。事業單位改革涉及面非常廣，涉及人員基數非常大，為了改革的平穩進行，事業單位改革必須分階段、分步驟的推進，而且遇到問題之后，必須考慮綜合多方面的因素，而不是簡單的一蹴而就的改革。

2、部門事業單位機構類別存在模糊化的現象，需要重新來評估和界定

有些事業單位既有公務員，也有事業編制人員，界線非常模糊。而且涉及的機構多達數百萬個，界定難度非常大，對改革的人員來說也是很大的困難。

3、需要考慮到人的穩定性的因素

事業單位改革中的核心模塊之一要建立一套科學而符合需求的制度激勵機制，而機制的建立由于歷史沿革問題必然會損失一大部分事業單位的人員的利益，因此改革如果不能平衡好這些相關的繁雜的利益關系的話，就會影響到事業單位改革的穩定性，最終也會導致事業單位改革受阻。

正由于上述的原因，事業單位改革從黨的十四大提出事業單位分類改革的目標算起，中國特有的“事業單位”改革已經走過了19年歷程。其間，相關的人事聘用、機構編制、管理體制、績效工資、養老保險等改革和試點細水長流般地延宕至今。因此，筆者認為事業單位體制改革必須要理清改革的思路，不要在茫茫的改革的過程中，使得改革者迷失了自己。

四、目前事業單位體制改革的四個思路

事業單位的改革是一個長期的、系統的、復雜的工程，如果不能深刻認識到上述所描述的事業單位改革的難點的癥結所在的話，就很容易出現改革推進緩慢、受阻，或者顧此失彼，混亂的情況。筆者認為，事業單位體制改革應該包含以下四個思路：

1、走法制改革的路線

通過法制來改革，它的優勢：一是在于能夠規避機構改革以前遇到過的教訓，走出怪圈；二是改革如果能夠做到改革的措施有法律做依據，改革的風險用法律來約束來的話，對于事業單位來推進改革的進程是非常有利的，而我們看到以往事業單位改革的問題，恰恰就是沒有在法律框架下來進行改革的這個癥結上。因此，事業單位的改革的關鍵就是必須法制化，同時通過法制來推動相關制度建設，形成適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現中國國情的事業單位法制監督體系。

2、走權利切分的思路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事業單位是被政府所掌控的，事業單位的管理體系改革，尤其是經營性事業單位改革，就必須按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規則來進行市場資源的調配，而不是還是按照計劃經濟時期的由政府來調配，因此事業單位和相關政府部門之間的責權利的關系就必須要切分清楚，否則改革就無法推進。

3、走事業單位市場化的思路

事業單位體制改革，必須要遵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規律，清晰的認識政府和事業單位之間的關系。對于公益事業的事業單位，政府仍應履行計劃經濟時代的相關職責，有政府來管理和協調；而對應的經營性的事業單位，則應使其成為一個獨立的市場競爭主體，政府逐漸退出事業單位的管理，從而才能有效地推進這一類事業單位的改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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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人民幣 發展歷史 發展趨勢

人民幣是我國的法定貨幣，由中國人民銀行發行并以國家信用保障其流通。隨著人民幣正式加入SDR體系并獲得了10.92%的占比權重，人民幣將形成與美元、歐元、英鎊、日元分庭抗禮的格局，其國際化發展趨勢已不可逆轉。對人民幣進行更深入的研究，必須首先了人民幣的發展歷程。

一、人民幣發展歷程

人民幣發行至今共計五套數百個幣式，體現了我國政治經濟體系變更的四個核心階段。

（一）第一套人民幣的發行背景及意義

我國第一套人民幣的發行時間為1948年12月1日，此時距全國解放仍有近一年時間，其流通期主要為我國戰后經濟恢復階段，是我國重建經濟基礎的關鍵。由于國統區金圓券泛濫，第一套人民幣面額普遍較大，最大面值為一萬元，是目前收藏價值最高的人民幣幣種之一。由于第一、二套人民幣發行間隔較短，且第一套人民幣為過渡階段貨幣，幣種改革幅度較大，具有極其鮮明的時代背景和歷史印痕，對研究建國初期經濟重建、抗美援朝戰爭、第一個五年規劃的落實以及全國范圍內公私合營等重大歷史事件都有極大的參考價值。

（二）第二、三套人民幣的發行背景及意義

第二、三套人民幣是我國計劃經濟時期的典型代表。1954年末，隨著我國工業、農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不斷深化，我國的國民經濟體系全面進入計劃經濟階段。第二套人民幣的發行，大幅縮減了幣值，具有非常鮮明的公有制計劃經濟的特色，象征著我國正式進入延續數十年之久的計劃經濟時代。第三套人民幣則是對第二套人民幣的補充和調整，沿用時間長達二十五年，是迄今為止使用時間最長的人民幣版本。

第二套與第三套人民幣的發行時間非別為1955年2月21日及1962年4月15日，最大面額均為10元。至1987年4月27日第四套人民幣發行，此兩套人民幣版本的使用時限共計32年，跨越了我國整個計劃經濟時代，在一定意義上成為了我國計劃經濟的主要標志之一。盡管幣種面值基本穩定，但具體的設計樣式則深刻反映了計劃經濟時期，我國的政治與經濟的差異化發展導向，是研究特殊歷史背景下，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狀況的重要佐證工具。

（三）第四套人民幣的發行背景及意義

1987年，我國開始發行第四套人民幣，代表著我國改革開放已經步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第四套人民幣的發行，在實質上確認了計劃經濟時代的經濟政策，尤其是貨幣政策已難以滿足當時我國國內經濟發展的需求。該版本的人民幣最大特點是將幣種的最大面額提升至一百元，有效解決了大額度現金交易困y的問題，但也從側面印證了深化改革開放后，我國通貨膨脹率迅速提升的客觀現實。在這一階段，盡管我國的國民經濟獲得了長足的發展，但也同步衍生出了包括通貨膨脹、非法貿易、經濟體制轉型帶來的下崗潮及國有資產流失等諸多社會經濟問題。

（四）第五套人民幣的發行背景及意義

我國當前流通的第五套人民幣于建國五十周年，即1999年10月1日發行流通，最大面額仍為一百元，但取消了兩元幣種，同時增加了二十元面額的幣種，并逐步淘汰了分位貨幣的流通，反映了在我國經濟飛速發展的同時，物價的不斷上升及貨幣實際購買力的持續下降。

第五代人民幣的發行，將人民幣推向了國際化的舞臺，在這一階段，我國順利完成世貿組織會員談判，經過十余年的發展后，人民幣成功加入SDR，進一步推進了人民幣的國際化進程。

不同人民幣版本的更替，不僅反映了經濟發展的需求，更體現了深層次的社會體系與思維意識的變革。對我國近代貨幣發展歷史的研究，不但能夠解析我國經濟發展的歷程，更可以深入研究我國重大決策背后所蘊藏的真實內因，在人民幣不斷走向國際化的今天，其參考與借鑒意義也日漸提升。

二、新時期人民幣的發展趨勢

新時期人民幣的發展趨勢主要包括國際化與電子化兩方面：

（一）人民幣的國際化

人民幣國際化的本質是我國綜合國力的飛躍式發展，其主要推動力量則是全球貿易的深化及我國工業產能的嚴重過剩。

2015年，我國大陸地區GDP總量預計達10.9萬億美元，僅次于美國的17.9萬億美元，為排名第三的日本的2.5倍。新世紀以來，我國的經濟發展獲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在金磚國家經濟增速放緩、美國經濟復蘇緩慢、歐債危機不斷發酵、中東難民潮及英國脫歐帶來的歐盟分裂擔憂等問題的綜合影響下，我國已成為拉動世界經濟發展的主要引擎之一。

在發展過程中，盡管成功保障了生活必需品價格的基本穩定，但我國房地產等行業仍出現了畸形發展的狀況，同時制造業產能嚴重過剩，使得我國出口導向型經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困難和挑戰。為應對全球經濟下滑的不利因素，黨和政府提出了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將出口導向型經濟向內需拉動型經濟轉變，同時嚴控三公消費，不斷深化國際商貿往來，積極利用世界市場消化我國工業經濟的剩余產能等一系列政策措施。CAFTA與AIIB的全面落實和“一帶一路”方針的提出，為解決我國經濟發展的內部矛盾，推動國民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而人民幣加入SDR則是人民幣國際化發展的重要里程碑。

（二）人民幣的電子化

虛擬貨幣的出現是現代金融業發展的重要成果和基本保障，更從根本上改變了商貿、物流等傳統行業的發展模式，使得電商等新興行業一躍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第三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占比持續提升，而金融業與電子商貿的增速更是遠高于第三產業的平均增速，電子貨幣的使用范圍也由此擴展到社會的各行各業，其輻射影響力已接近傳統的實體貨幣。

三、人民幣發展的內因分析

與時期混亂的貨幣體系相比，人民幣的發展迅捷而平穩，在短短六十余年間，從最貧困落后的國家貨幣躍升至具有較大世界影響力的幣種，更成為唯一具有挑戰美元地位的單一國家貨幣，其主要原因包括：

（一）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穩定

建國之后，黨和國家成功保障了國內經濟社會的穩定發展，徹底將長達一百余年、范圍遍及全國的戰火阻擋在國門之外，為國家的發展贏得了寶貴的時機。而只有穩固的社會經濟環境才能孕育出可靠保值的貨幣體系。

（二）具備完全自主決策權

在可預見的未來，人民幣將是唯一一種能夠挑戰美元霸權的貨幣。英國脫歐引發的歐盟動蕩及英國、日本對美國的政治依附，使得歐元、英鎊和日元都只能作為美元的輔助幣種，相關國家也難以具備完全意義上的貨幣自主決策權。我國長期奉行獨立自主的政治經濟措施，貨幣政策的制定能夠更好地體現國內經濟發展的真實需求。

（三）人民幣的發展歷程連續且穩定

人民幣長期成為我國的法定貨幣，為我國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其貨幣形式與面額變化核心是為滿足各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同需求，與不同時期的具體國情具有極高的契合度，而人民幣自身的發展歷程是連續而穩定的，避免了因重大貨幣調整而導致的經濟斷層。

參考文獻

[1]婁季芳.人民幣國際化的路徑選擇和經驗借鑒[J].大連干部學刊.20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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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康柳碩.漫談第四套人民幣[J].甘肅金融.2006（05）.

[5]蘭天.探究人民銀行金融穩定職能研究[J].財經界（學術版）.20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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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高價藥品 原因分析 改革趨勢

中圖分類號:F045.3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0)06-294-01

我國的藥品價格高,一直是社會關注的熱點問題,如何降低藥價,使藥價趨向合理,首先應擺脫計劃經濟時代的思維方式,充分了解我國經濟轉型階段的特點,進一步改革定價方式,在競爭中使藥品定價市場化,才能使藥品價格不斷趨向合理。

一、高藥價的原因分析

1.計劃經濟時期政府行政定價的延續。計劃經濟時期藥品完全由政府定價,企業沒有定價的權利,企業只能按照政府確定的出廠價、批發價和零售價銷售藥品。市場經濟定價的唯一依據是供求關系,需求來自消費者,企業不能直接控制消費者,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供給。

計劃經濟時期定價主要的依據是成本,其運作模式是“產品設計―成本―價格―市場定位”,價格高低與供求關系不大。因此,價格不能成為反映資源稀缺程度及市場供求關系的信號,也不是配置資源調節供求關系的重要手段。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不同廠家生產的同一種藥品由于質量、工藝、知名度、品牌效應和市場定位的不同,盡管成本一樣,但是價格可以不同。

計劃經濟要求價格無變化,無論藥品供應多么短缺,也不會調整價格,以保持形式上的物價穩定。市場經濟允許價格在一定范圍內上下波動,價格的下限在短期內取決于可變成本,在長期內取決于平均成本;價格的上限取決于消費者的支付愿望和支付能力,尤其是非處方用藥,主要取決于患者的主觀評價和選擇,與生產過程中的成本關系不大。就藥品市場而言,我國是全球市場的一部分,國內有4000多家藥廠,加上合資、外資企業和進口藥品,市場上供應的品種超過1萬個,已形成競爭的局面。每個藥品都可以在競爭中確定自己的市場價位。

2.“以藥養醫”導致藥品價格虛高。我國藥品生產處于嚴重供大于求的狀況,但卻出現了藥價居高不下的怪現象,藥品生產成本與零售價存在巨額差價。如某企業生產的環丙沙星生產成本為0.7元,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出廠價應為0.9元;批發價應為1.1元;零售價應在1.4元左右,可是最終到達患者手中已變成6元多。

參與藥品生產、流通、消費的群體主要包括:直接消費者、醫療保險公司、藥品零售商、醫院、藥品批發商、藥品制造商等。

患者由于缺乏醫藥專業知識和對醫療服務沒有選擇空間,對藥價虛高也只能發幾句牢騷,盼只盼政府能為老百姓做主。醫療保險公司,有心糾正醫藥行業不正之風,維護自身利益,但缺乏一個高效率的醫藥專業隊伍對藥品定價和銷售實施有效監督。藥品零售商,激烈的市場競爭使高價所帶來的高利潤難以實現,有心走薄利多銷的經營道路,但一方面只能銷售非處方藥使經營范圍受限,薄利未必多銷;另一方面制造商和批發商顧及與醫院的關系也不能同意其低價政策。

醫院占有80%以上的藥品市場份額,處于醫藥壟斷地位,國家對其規范管理缺乏有效措施。由于其服務的特殊性,國家允許其以事業單位身份進入市場,并給予10%的政府津貼,但其50%以上收入來源于藥品銷售。國務院政策研究室的研究表明:在近幾年醫院的總收入中,藥費收入占60%左右,少數中小醫院高達70%至80%。藥品毛利用于彌補醫療虧損,2000年達到68.9%。這樣,藥品價格的高低直接影響醫院的經營效益,形成“以藥養醫”的格局。

藥品市場嚴重的供大于求狀況使得藥品批發商、藥品制造商把攻關目標鎖定在占有絕對市場優勢的醫院上,促銷工作可謂“無微不至”:上至院長下致各科室處方醫生都為其藥品銷售獲利。

從以上分析不難看出,在藥品生產和銷售鏈上醫院處于絕對的強勢地位,由于歷史原因和其服務的特殊性,這種強勢地位會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繼續存在。

二、藥品定價改革的思考和探索

1.改革“以藥養醫”現狀,調整醫院收入結構。既然“以藥養醫”是藥價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那么改變醫院收入結構就成為改變高藥價的重要途徑。藥品價格虛高的主要根源在醫院,其實醫院也不愿意背棄“救死扶傷,人道主義”宗旨,但其收入結構決定了不能放棄虛高藥價政策。虛高藥價和醫生收受紅包、處方回扣、向患者傾銷無用藥品和不必要服務成為醫院增加收入的最簡單、最有效的措施,這種局面非改革不可。

改革方向是調整醫院收入結構,將藥品嚴格按市場供求規律和國家法津、政策定價,將虛高的藥價大幅度降下來,使藥品走向健康的市場競爭。同時相應提高醫療服務、醫療設備、醫療技術的使用價格和服務質量,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服務需求。疑難癥,重病號需要使用醫院設備技術的,應償付相應的費用,而不能把這部分費用加在一般藥品上,叫大眾來負擔,這是合情合理的改革。

這樣進行收入結構調整后,可以帶來多方面的好處:(1)減輕患者醫療負擔,提高醫技人員工作積極性,給予高技術醫生更多的報酬。(2)遏制醫院歪風邪氣。收入結構的調整使醫院可以理直氣壯獲取應得利益,又能改善醫院形象,對受過嚴格職業道德教育的醫生而言,其專業服務得到社會承認并能獲得相應報酬。(3)促進藥品生產企業健康發展。目前我國醫藥生產企業可用“一小、二多、三低”來概括:小型企業占90%;企業有6000余家;產品重復多,如土霉素就有近100家企業生產;大部分企業產品技術含量低、新藥研發能力低、經濟管理能力低。醫院改革收入結構會使得藥品生產廠家面臨前所未有的壓力,那些過分依賴促銷手段獲取銷售業績的企業將失去生存空間,而新藥研發能力高、經營管理有效、產品質量好的企業將獲得更大的發展。

2.藥品定價走市場化之路是改革的最終目標。藥品定價市場化是大趨勢,也是進一步改革開放的必然結果。無論以“藥品是特殊商品”,還是以“藥品波及社會穩定”為理由,最終都不能改變藥品價格管理要遵從市場經濟的規則。作為世界市場一部分的中國市場,1萬多個中西藥品都供大于求,藥品市場競爭化較充分,而且目前的現狀是政府出于保護老百姓的善良目的限制價格、管控價格、把藥品價格分為專利價、原研價、優質優價、單獨定價,每個層次都設有最高零售價,反而造成市場競爭不充分,藥品中標也逐漸變成單純的價格博奕,致使所有價格都向最高零售價靠攏,為消除這一弊端,應當對全部藥品的定價一律放開,完全市場化(國務院規定實行特殊管理的“毒、麻、精、放”等藥品除外),進口藥、合資藥、專利藥、仿制藥、普通藥都通過競爭確定自己的市場價位,通過競爭實現自己的價值,形成動態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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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國企 改革 認識 政企分離

我國對國有企業的占有和控制是表現我國國家性質的最重要標志之一，國家通過國有企業實現政府對社會的調控，穩定市場和人們理性之間的關系，達到對宏觀經濟的有力把握。但是隨著我國對外開放之內容的擴大以及市場經濟發展的日益完備，國有企業自身的性質和管理方式在市場上已經開始被人們質疑，現在經濟學者對國有企業的態度已經分成了明顯的對立，而關于進行國有企業改革的必要性，同時也成為所有人的共識。

一、對國企中政企分離的認識

我國國有企業是從計劃經濟時代一脈傳承下來的，計劃經濟時代國有企業和改革開放之后國有企業的最大不同點就是生產效率的區別，另外還包括生產目的的不同、管理方式的不同、利益分配方式的不同等等。

1、政企分離的概述

顧名思義，政企分離就是指政府的職能和企業的職能分開，政府和企業在相應的領域中明確劃分各自的權限，正確地處理好國家通過企業之間的關系。在計劃經濟體制背景下，政府和企業如果不能有效進行職能區分，就很難明確各自的權限，在實際運行過程中，政府和企業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質、意義和存在目的，政府的主要任務是管理國家，處理政治、社會問題，而且也是經濟組織，其存在的核心理念是對利益的追求，同時發揮社會調控的相關功能。所以政府通過自身系統對企業進行控制是有諸多不利之處的。

2、政企不分的原因

雖然經過了30年的改革，我國國有企業中還是存在著不少計劃經濟時代的痕跡，政企不分就是這種痕跡中最重要的一點。事實上，早在改革開放之初，就已經提出了政企分離的改革目標，但是之所以到現在還沒有達到這個目標，是因為政府和企業一直處于一種矛盾的狀態。一方面因為國有資產的性質和價值問題，政府會通過各種途徑、理由、身份對企業的運行事實調控；另一方面，政府代表國民占有國家資產的價值觀念沒有轉變，如果政府沒有進行對國有企業的最直接控制，那我國就會從經濟基礎上撕開改變國家性質的口子。但是有鑒于政府因各種因素沒辦法履行好其在企業中所需負的責任，從而導致了國有資產失控或者被一部分人進行了投機性占有，這就成為了今天人們攻擊國企的一個重要原因。

3、政企分離的利與弊

首先，實現政企分離能夠保證企業的自主管理，從而完全以市場原則進行企業的運行，這一點是適合我國市場經濟發展的大趨勢的。同時，將國有企業完全拋入到市場范圍內，使之同國內和國外的相關企業進行合理的競爭，是提升其競爭力的重要手段，相反，如果政府控制國有企業，使之得到資源配置上的諸多好處，除了對其他企業是一種不公平的對待之外，還不利于國有企業提升自身創造力和競爭力。另外，政府放棄對企業的直接控制之后，還可以實行對企業的資本控制，即以股份占有的形式只進行國企的利益分配，這樣能夠減少政府的責任范圍，使政府將力量更多地投入到自己更擅長的領域中去。

其次，如果實現了徹底的政企分離，政府完全放棄了對企業的控制，就有可能導致國有資產進行交接的過程中產生非法行為，正如蘇聯解體后俄羅斯在經濟方面實行的休克療法，雖然實現了經濟的市場化，但同時也造就了資本權貴，從長遠來看不利于市場的穩定。而且如果貿然實現政企分離，會導致原本屬于政府而工作于企業的一大批人失業，因為他們在自身不具備市場知識的前提下被政府安排到企業中，失去了政府的依靠后，企業是不需要這些人對利益的分配的。

目前我國國有企業的整齊分離現象還不徹底，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國有企業與政府之間的人員流動較為頻繁，存在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在政府資金和政策方面，國有企業占有很多特權。國有企業政企分離不徹底，將會導致服務型政府無法良好地建立，國有企業在政府的庇護下不能夠意識到自己所處環境的潛在競爭危機，直接影響到國有企業的未來發展。

二、完善國有企業的社會服務職能

國有企業財富的來源是社會公共資產，因而其存在也離不開對社會公共職能的履行，現在我國面臨的是企業面對發展機遇深化改革的關鍵時期，同時也是社會矛盾大量存在的時期，這種時代的特點就把國企和其自身社會職能再次強調了出來。總體而言，國企加強自身的社會服務職能，從原則上應該包括推進自身的發展、強化同社會的關系。首先從職工群眾入手做好服務，只有做好了自身的社會服務，國企才能夠實現自己的發展任務凝心聚力，抓住機遇加快發展。如何完善國企的社會服務職能，具體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論述。

首先，最主要的還是履行其作為企業的根本責任，即在合情合理的范圍內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這就要求國企以通過企業管理的創新和產品技術的創新而不是通過和政府的關系的方式，獲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創造，實現最終利益對隱性成本和顯性成本的大比例提高。只有企業實現了自身的利益，國家才能從中得到更多的分紅，社會才能夠從這種分紅中獲得更多的好處。

篇6

我國政府行政審批制度實際上脫胎于計劃經濟時期。在傳統的集中計劃體制下，整個社會經濟體制是按照列寧的“國際辛迪加”模式組織起來的。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決策權，以及人力、財力、物力的支配權統統集中于中央，就業由政府統一分配，財政實行統收統支，物資實行統一調撥。在這種情況下，企業完全成了政府的附屬物，幾乎沒有自可言；政府的行政審批成了一切經濟活動所必需的環節，幾乎覆蓋了全社會的方方面面。這種覆蓋全社會的行政審批制度，排斥而不是保護了市場機制，與市場失靈是完全沒有關系的；它的主要功能是保證計劃的順利實施。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中的市場化程度不斷提高，但政府的行政審批制度仍然存在；而且，市場化改革之后的政府行政審批制度，與計劃經濟時期的行政審批制度保持了相當大的連續性。以新建企業為例，目前新建企業所需行政審批事項與程序，盡管比計劃經濟時期有所減少，但基本框架幾乎未發生變化（李郁芳，2001）。事實上，行政審批本身就是市場化改革的必要條件之一。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政府主導的強制性制度變遷，政府在催生市場、掃除市場化改革障礙方面的作用無可替代。有學者認為，“特許式改革”是廣東市場化改革的特點。事實上，在“摸著石頭過河”的指導思想下，“特許式改革”貫穿于經濟體制改革的各個方面。事情常常是這樣進行的：先由企業或改革項目的實施者向政府主管部門提出申請，再由地方政府向上一級政府及中央有關部門申請，得到政府有關部門的層層審批、特許后方可實施某項改革。這種以行政手段強制性推動改革的方式，客觀上必然強化政府的審批制度，使大量本應由市場本身實現誘致性制度變遷的過程，如企業上市、市場準入等，需要通過層層的政府審查、批準程序方可實現。這樣，在經濟轉軌過程中，政府的行政審批制度在形式上發生了變化，由計劃經濟時期直接指揮微觀經濟活動，轉變為目前通過審批標準來控制微觀經濟運行中的融資、市場準入等關鍵性環節；然而，政府行政審批的實質仍與計劃經濟時期一樣，是政府企圖控制微觀經濟領域資源配置的工具。

我國脫胎于計劃經濟時期的行政審批制度，與西方國家的行政審批制度有本質區別。西方國家的行政審批制度，其目的是彌補市場失靈，保護市場機制；而我國的行政審批制度，其功能卻是保持政府在微觀經濟領域資源配置的權力。換句話說，我國政府行政審批制度的起源，應被理解為保持政府的微觀資源配置職能，不需要尋找“市場失靈”或“帕累托最優”方面的原因。二者在性質上的區別可以歸結為行政審批制度“為誰服務”的問題。西方國家的行政審批制度是政府為市場服務的工具；而我國的行政審批制度則是使市場機制服從政府意圖的工具。

可見，我國的政府行政審批制度還帶有計劃經濟的烙印。出現這種局面的原因，與政府的公共選擇有關。具體說，目前在我國政府的公共選擇規則方面，有三個問題使當前的政府行政審批制度長期延續：

1.政府機構和政府官員的利益結構。正如布坎南所指出的，在行政領域或“政治市場”上，“個人是嚴格按經濟人的方式行動的……當人們改變角色（即從市場交易主體變為公共選擇主體——引者）時，并沒有變為圣人”。（注：布坎南.自由、市場與國家［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89，347。）也就是說，政府并不是公共利益的天然代表，而是獨立的利益主體。在我國的行政審批制度下，政府部門在履行管理職責時可以運用行政權力收取各種管理費用，并與本部門的收入和個人利益發生了聯系。這就在客觀上推動行政機關和公職人員謀求更多收費項目，獲取更多審批權力。正由于政府官員的利益結果與審批所帶來的收益有關，行政審批由政府的監督、管理職能演變為政府官員追求本部門利益以及個人獎金或福利的行為，形成政府本身不愿放棄行政審批的局面。如不久前廣州市清理出的1050項審批項目中，各部門自報要求保留的有949項，占90.4％，自報取消審批的只有10項，僅占0.95％（注：李郁芳.關于政府審批制度的思考［J］.管理世界，2001，（4）：197－208。）。

2.政府規模膨脹。公共選擇學派認為，由于政府官員的名譽、地位、權利、酬金經營與其所在的政府機構的規模大小成正比，因此政府官員必然千方百計地擴大政府機構，爭取更多的職能和預算。這就在兩方面要求行政審批的加強：第一，膨脹的政府規模需要更多的行政開支，在現有“吃飯財政”的狀況下，財政難以滿足政府機構膨脹的要求，導致相當多的地方政府因財政困難而發不出工資，迫使國家不得不默認行政機構審批收費。第二，擴大政府規模必然要求為新增加的公職人員提供工作機會，擴充政府行政審批項目是“因人設事”的簡便辦法。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政府規模持續膨脹，從1979年的505萬人增長至2001年的1104萬人，在國有單位職工總數中的比例由1979年的5.8％增至2001的14.0％（注：參見，中國統計年鑒（2001）［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2。），對政府的行政審批造成較大剛性壓力。

3.政府官員的“設租”和“尋租”。如果說審批收費還是政府官員以合法的理由獲取個人利益，那么“設租”就是以非法方式獲得個人利益了。尋租理論中的租金是指一種由政府官員帶來的非生產性收益，它的存在必然刺激人們“尋求租金”，就像利潤的存在刺激人們“尋求利潤”一樣。政府通過行政審批制度在許多領域制造了壟斷租金（即“設租”），而那些企圖進入這些產業獲取壟斷租金的人會通過游說、賄賂、雇傭官員的親屬等方式去討好、接近官員，以便通過行政審批獲取租金。在這里，行政審批變成了權錢交易的工具，而那些有行政審批權力的政府崗位則成為人們心目中的肥缺和爭奪對象。這同樣使行政審批制度形成長期持續的剛性。

可見，我國的行政審批制度，在某種程度上已成為政府官員出于個人利益而選擇的控制微觀經濟資源配置的工具。政府行政審批的這種性質，產生了與西方國家行政審批制不同的政策后果。如在產業準入問題上，我國的行政審批缺席為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進入某產業制造了障礙；而西方國家的行政審批制度卻是要取消或削弱進入障礙。當然，在西方管制理論中也有關于利用進入限制來防止新企業的“過度進入”而引起“過度競爭”的討論，但這種討論的目的同樣也是要弄清“過度進入”是否會偏離帕累托最優，與我國行政審批制度企圖控制市場機制的精神實質是不一致的。

二、政府行政審批制度的逆向選擇效應

我國的政府行政審批制，阻礙了企業的產業進入，這種阻礙是通過逆向選擇實現的。政府行政審批制的逆向選擇效應，與常規的逆向選擇有區別。常規的逆向選擇，主要特點是當事人雙方存在“信息不對稱”，迫使信息劣勢方對信息優勢方采取一個武斷的評價標準，低于此標準即停止交易；這使得高于此標準的信息優勢方因不合算而退出交易，從而形成類似于“劣幣驅逐良幣”的逆向選擇效應。而對于政府行政審批制，即使政府審批部門與申請進入市場的企業之間是信息對稱的，同樣會出現逆向選擇現象。產生這種奇特現象的原因是，政府官員為尋求審批收費、租金等自身利益，無論政企之間是否存在信息不對稱，也必須為企業制定一個武斷的審批標準，以便從企業那里獲得符合自己要求的收益，這就將產生阻礙企業進入市場的逆向選擇效應。下面我們利用信息經濟學根據具體說明這一問題。

假定存在欲進入市場A的企業i，它預期進入市場后將獲得利潤R；但如果企業i選擇進入其他市場，可獲得平均利潤S，即企業i進入市場A的機會成本是S。假定S是一個常數且R＞S，即企業i進入市場A后將獲得高于平均利潤的利潤率。這一假定意味著，由于政府通過行政審批對市場A的進入管制，使市場A出現了高于平均利潤的壟斷租金R—S，吸引新企業進入該市場。但企圖進入該市場的企業未必就能夠得到壟斷租金R—S，因為企業i在進入市場時必須接受政府有關部門的行政審批，這種行政審批將使企業i的成本增加W個單位，增加的成本包括三個方面：政府審批機構的收費；因行政審批而耗費的時間；尋租過程中的成本。由于這些成本純粹是在進入過程中遭遇行政審批而產生的，因此可視為進入成本。政府審批機構為了自身利益，將選擇一個符合自己收益的審批標準，這個標準將使企業i付出進入成本W。在這種情況下，企業i是否選擇進入市場A，將取決于R—S是否大于W，即進入市場后獲得的壟斷租金是否足以抵償進入成本而有余；如果R—S＜W，則企業i選擇不進入；如果R—S＞W，則企業i選擇進入。

不過，除上述壟斷租金、機會成本和進入成本因素外，企業i是否進入市場A，還需要考慮企業進入市場后成功的概率。如果成功概率過低，則企業將無法獲得足夠的壟斷租金甚至虧損，它還是要選擇不進入。而成功的概率則與企業的預期收益R有關，因為市場經濟的普遍規律是，高收益的項目蘊含著高風險（即低成功概率）。假定企業i存在連續多個投資項目，每個投資項目有兩種可能的結果：成功或失敗；成功的項目產生收益

從（4）式可以看出，政府的行政審批標準越高，企業i的進入成本越高，則企業i所選擇的投資項目的平均成功概率越低。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隨著政府行政審批標準的提高，企業要進入市場將不得不付出更多的審批收費和尋租成本，耗費更多的時間，這就要求企業在進入市場后能夠獲得更高的利潤或壟斷租金來加以補償。也就是說，只有那些擁有高收益項目的企業才會進入市場。只有低收益項目的企業，隨著行政審批標準的提高，將因為不合算而逐漸被淘汰出局，放棄進入市場的嘗試。但在市場經濟中，高收益就意味著高風險和較低的成功概率。行政審批標準的提高，實際效果將是越來越多的低風險企業選擇不進入市場，而越來越多的高風險企業選擇進入市場，從而企業投資項目的平均成功概率將因此而逐步下降。這就是的形成機制。可見，政府的行政審批標準在這里導致了“高風險的企業驅逐低風險的企業”，因此具有逆向選擇效應。在這種體制下，優質企業有可能因為進入成本過高而不愿再與審批部門糾纏，放棄進入市場的努力；而只有那些擁有高風險項目的劣質企業才舍得花功夫和成本繼續向行政審批部門“公關”。顯然，政府行政審批制的這種效應，在提高了企業進入市場的難度的同時，也使進入市場的企業的質量發生了下降。從長期來看，這是極不利于經濟發展的做法。

三、政府行政審批制度改革

從上述論述可以看出，要解決企業產業準入問題，改革行政審批制度是必要的。市場經濟中的市場失靈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政府對微觀經濟的管制，即政府的行政審批制是不可缺少的。問題是我們目前的行政審批制不僅沒有彌補市場失靈，反而在制造市場失靈，亟需通過改革，使其由政府控制微觀經濟資源配置的工具轉為政府彌補市場失靈的工具。在這方面，西方國家為我們提供了可以效仿的藍本。但是，在目前政府行政審批制長期持續的深層次原因尚未解決的情況下，直接照搬西方的經驗不現實。目前要改革行政審批制，實際上需要對政府本身進行改革。

1.重塑政府機構及官員的利益結構。據施蒂格勒對美國管制收費的研究，1969年美國的反托拉斯司、國家勞工關系委員會、關稅委員會等基本不收費，其他管制機構的收費也很低，僅占總開支的0.022％—0.229％不等。這些費用只能彌補一些變動成本和手續費，政府官員的主要收入來源是財政撥款。這種利益結構足以保證官員不把審批收費作為“創收”的目的。因此，改革行政審批制實際上就是官員的利益結構的改革。政府官員的收入只能來源于財政撥款，不能與審批收費掛鉤。如果做到這一點，就可大大消除審批項目的沖動。這就要求通過財政撥款適當提高政府工作人員的收入水平。

篇7

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市場經濟發展較晚，從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市場經濟逐漸起步，但是由于長期受到計劃經濟時代的影響，我國市場經濟的改革進程相對十分緩慢，在經歷了艱難的改革之后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使得我國成為世界市場中具有較強競爭力的現代化國家。進一步深化市場經濟改革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符合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同時也是我國在國際市場中不斷參與國際競爭的必要路徑，因此必須要在現有的基礎上，依據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的相關要求，進一步深化市場經濟改革。但是，市場經濟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經過長期的探索，我國經濟在長期發展過程中具有自身的諸多特點，如果不能將先進的市場經濟改革思想與我國經濟現狀充分有效結合在一起，將會使得市場經濟改革前功盡棄。因此，面臨進一步深化市場經濟改革的諸多問題必須要從發展理念、政府職能以及相關法律等方面提出相關的對策建議以實現市場經濟進一步改革和優化的目的。本文主要對我國市場經濟改革相關問題進行分析和研究，并提出相關的對策建議以期在新時期不斷強化我國市場經濟改革力度，以此來強化為我國市場經濟改革，促進我國市場經濟的健康長期發展。

二、進一步深化市場經濟改革的必要性

1.深化市場經濟改革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社會實現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社會生產力和人們的生活水平顯著提高，整個經濟社會不斷高速運轉，隨著改革開放程度的加深，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也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但是，與國外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水平依舊較低，其主要原因就是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還處于初級階段，還沒有形成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系。因此，必須要不斷深化市場經濟改革，這樣不僅能夠最大程度上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提高社會資源的配置效率，也能夠使得我國經濟社會實現高速運轉。所以，進一步深化市場經濟改革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

2.深化市場經濟改革符合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經濟社會發展的目的就是改善社會大眾的生活，提高生活質量，這是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立足點。計劃經濟時代，由于實行按需分配，社會物質資源相對貧乏，人們的生活水平總體較低，難以滿足自身生活的需要。隨著市場經濟改革進程的不斷加快，社會生產力不斷提高，人們的生活水平有了極大程度上的改善。不管是在衣食住行還是在思想文化品位等方面，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我國社會居民都有很大的改善，與改革開放初期都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因此進一步深化市場經濟改革符合現階段我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3.深化市場經濟改革是我國參與國際競爭的必要路徑

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趨勢的不斷加強，全球經濟的聯系進一步密切化，世界各國之間的競爭也越來越激烈。雖然近些年來我國經濟取得了高速發展，在國際市場中的地位不斷提高，但是由于我國市場經濟改革進程較慢，經濟社會發展的總體質量有待于進一步提高，在經濟高速發展的背景下，出現一系列嚴重的問題，使得我國在國際市場的綜合競爭實力受到一定的影響，這樣一來就會使得我國綜合國際競爭力不斷下降，因此必須要進一步全面深化市場經濟改革，增強我國經濟各部門的發展實力，盡快與國際社會接軌，縮小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為我國參與國際競爭奠定基礎。

三、深化市場經濟改革面臨的主要問題

1.市場經濟理念不健全

理念是人們在實踐中產生的一種重要思想，對行為產生重要的影響。長期以來，我國受到計劃經濟時代的嚴重影響，雖然這種模式對我國度過艱難的經濟建設時期具有很大的幫助作用，但是卻產生了長期性的不利影響。雖然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我國經濟社會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但是市場經濟理念卻很不完善，由于缺乏市場經濟理念，很多企業在發展的過程中難以制定有效的發展戰略，對市場的預測和分析能力較差，因此在與國外企業進行競爭的過程中顯得捉襟見肘，市場競爭力受到嚴重影響。我國政府在計劃經濟時代決定著經濟的發展水平，這種思想一直延續至今，尤其在國有企業的發展過程中，政府依舊占據主體性，使得國有企業難以依據市場變化來指導自身的發展。雖然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不斷強調深化市場經濟改革，使市場發揮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但是市場經濟改革的深度卻難以有效加深。因此，缺乏健全的市場經濟理念是現階段深化市場經濟改革面臨的首要問題之一。

2.政府職能未能有效轉變

政府職能能否有效發揮對經濟社會的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響，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受到政府政策的影響較為嚴重。我國政府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干預力度一直較大，這就在很大程度上減小了市場的作用，使得市場在資源配置過程中僅起到輔的作用，與市場經濟發展的初衷嚴重相左。十以來不斷強調我國政府要積極轉變自身職能，尤其是經濟職能，使其重點服務于市場經濟的發展，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發揮輔的作用，將權力放歸于市場。但是，政府職能轉變與行政體制改革是分不開的，隨著政府行政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隨之而來的難度也就不斷增加，政府職能的轉變相對緩慢，對進一步深化市場經濟改革造成了較大的不利影響。

3.缺乏完善的相關法律保障

市場經濟的發展離不開完善的法律保障，否則就會出現惡性競爭等一系列嚴重的問題，將會嚴重擾亂市場經濟的發展秩序，最終導致市場經濟改革的失敗。現階段，我國相關法律法規還不健全，使得各種擾亂市場經濟發展秩序的行為不斷產生和進一步拓展。食品安全、企業倫理、惡性競爭等問題不斷顯現，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市場經濟發展不完善造成的，市場經濟改革的目的就是消除阻礙市場經濟改革的諸多因素，不斷促進市場經濟自身的發展，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的健康長期發展。因此，缺乏完善的法律法規保障將是我國進一步深化市場經濟改革面臨的嚴重問題之一。

四、進一步深化市場經濟改革的對策建議

1.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理念

首先，要深刻反思計劃經濟時代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一系列問題，深刻總結經驗，在現階段市場經濟改革過程中要摒棄計劃經濟時代的思想和行為。其次，要不斷吸收和借鑒國外發達國家市場經濟的發展經驗，與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現狀相結合，探索我國市場經濟發展的新模式，以全新的思路和模式來指導我國市場經濟的改革，走出一條符合我國實際的特色市場經濟之路。最后，要不斷對企業的發展戰略和經營理念進行修正，輔助企業依據國際市場的變化和自身的現實情況制定出新的發展戰略，積極實現走出去戰略，在國際市場競爭中謀求生存，以此來深化我國市場經濟的改革。

2.加速政府職能轉變

政府的經濟職能轉變是十以來我國政府行政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轉變政府職能對于促進我國市場經濟的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首先，要減小政府的行政干預，使市場充分發揮其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以實現整個經濟社會的高效運轉。其次，要減小政府對企業的控制，使得企業能夠在市場中進行自由競爭，自負盈虧，遵循優勝劣汰的原則展開競爭。最后，要轉變政府的執政理念，提高政府服務于經濟社會發展方面的能力，大力建設服務型政府，發揮政府在促進市場經濟改革中的重要作用。

3.完善相關法律保障

完善的法律法規是市場經濟改革進一步得以深化的重要保障，首先，要對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進行分析，對存在的法律空缺進行研究，彌補原有法律法規的不足之處，完善市場經濟相關法規。其次，要轉變執法理念，加強執法力度，提高執法的有效性，以保證市場經濟模式下我國經濟社會的全面健康發展。最后，要對執法人員進行市場經濟改革方面的培訓和教育，使其在執法的過程中能夠堅持市場經濟原則，對企業的行為進行科學判斷，增強執法的有效性，保證市場經濟改革能夠在法律的庇佑下順利進行。只有完善相關的法律法規才能真正保障我國市場經濟改革的進一步深化，為市場經濟改革提供制度方面的保障。

4.加強對市場經濟人才的培養

人才代表著先進的思想和生產力。因此，在進行市場經濟改革的過程中必須要全面重視對先進人才的培養。一方面，要加強對我國高校和科研院所經濟人才的培育力度，增強其實踐能力，使其充分掌握市場經濟相關理論，做好高校與企業的對接，指導企業依據市場變化進行生產和經營。另一方面，要不斷引進先進的市場經濟人才，鼓勵企業進行專項的培養，使得越來越多的高精尖端經濟人才參與到我國市場經濟改革過程中來，為我國市場經濟的改革貢獻自身的力量，以此來強化我國市場的改革。只有全面重視人才的培養，才是我國市場經濟得以實現進一步改革的重要基礎。

五、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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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新市場競爭背景 企業經濟管理模式 創新

經濟發展的速度越來越快，加上科技水平不斷提高，企業數量不斷增加，市場競爭越來越激烈。企業在創造價值過程中，通過市場營銷方案達到發展目標，隨著網絡交易、電子貨幣等技術和平臺的出現，形形的產品出現在人們面前，經濟發展節奏加快，企業優勝劣汰形式嚴峻，為保證企業自身的市場份額，提高自己在競爭中的優勢，改革經濟管理方式勢在必行。

一、新市場競爭背景下我國企業經濟管理的現實情況

我國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從改革開放后開始的，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存在很大的差距。企業的經濟管理模式還有不足，不能適應新形勢的市場競爭環境。第一，企業管理制度落后。我國大部門企業不夠重視經濟管理，沒有專門的管理團隊，在經濟管理活動中也沒有完善的管理制度，不能及時應對全球經濟發展的挑戰。第二，管理理念停留在計劃經濟時期。我國一些重要企業是在計劃經濟時期發展起來的，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經濟管理模式仍然停滯不前，管理人員舊觀念頑固，沒有與時俱進的意識，在競爭中容易被淘汰。第三，企業組織結構不合理。在經濟高速發展的情況下，由于企業人員管理制度和理念落后，企業內部結構死板，一些企業只注重眼前利益，在經濟管理過程中忽視為后期保留資源，造成資源浪費，還有一些企業的組織形式也停留在計劃經濟時期，樣板化嚴重，人力資源投入增大，在新時期市場發展競爭中不占優勢。

二、在新市場競爭背景下創新企業經濟管理模式的必要性

（一）創新企業經濟管理模式有利于促進企業長遠發展

由于科學技術的發展，產品的需求量越來越大，給企業的生產水平提出了越來越高的要求。企業想要長遠發展，必須要有較高的經濟管理水平和較高的生產水平。如果經濟管理的水平與生產水平不匹配，就會影響企業的生產效率，降低企業的經濟效率，制約企業的發展。新經濟下企業一定要注意隨著技術水平的進步及時對管理模式進行改進，讓企業的技術優勢得到最大程度地發揮。

（二）創新企業經濟管理模式符合市場發展需求

由于經濟環境不斷發展和變化，如果企業保持著一成不變的管理模式，就不能夠適應市場的變化，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落后于人，最終被淘汰。根據市場變化，及時對企業的管理模式進行創新和調整，才能夠保持對市場的敏感，及時掌握市場的動態，抓住發展的機遇，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在現代社會，信息化成為了各個企業發展的主流趨勢。網絡通信技術的應用，讓企業的管理變得更加具有準確性和時效性，與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的交流也越來越頻繁。通過對企業管理模式的信息化改造，企業能夠更加符合市場的要求，得到進一步的發展。

三、新市場競爭背景下如何創新企業經濟管理模式的策略分析

（一）提高企業管理人員的專業水平和創新意識

在新市場競爭背景下，企業要想保持競爭力，必須提高對經濟管理的重視程度。在經濟管理過程中，通過提高企業管理人員的專業水平，使管理人員能看清新形勢，分析新市場競爭的特點和意義，結合企業自身情況，合理定位，為企業制定符合市場需求的經濟管理模式。在這里需要強調激發企業管理人員的創新意識，在日常工作中要善于思考，勇于是實踐，推動經濟管理模式改革。

（二）結合企業自身情況和國內外先進理念變革經濟管理制度

創新企業經濟管理制度，可以提高企業管理水平，保證企業健康穩定發展。對經濟管理制度進行革新，一方面要依靠自身努力，在企業管理人員專業水平和創新意識提高的前提下，根據自身企業定位和運營情況，發現問題，并不斷解決問題，促進經濟管理制度創新；另一方面，企業管理人員要善于學習，通過借鑒國外先進管理理念和國內創新管理模式的經驗，認真學習思考，并注重最新經濟發展狀況，提高企業應對風險的能力。

（三）增加計算機信息設備投入，提高企業信息化水平

計算機網絡信息技術已經深入經濟發展各個領域，企業方面要加強對計算機信息設備的投入，保證自身硬件設施專業程度，提高信息化水平，從而減少人力投入，降低勞動生產率，提高商品價值，促進企業內部資源優化配置。在這里要注意提高相關人員的計算機水平，技術人員不斷更新完善設備和系統，并提高企業員工整體運用信息化設備的能力。

（四）培養企業員工綜合素質，建立先進管理團隊

企業的發展受員工素質的影響，企業在經濟管理中，注意對員工的培訓，提高其綜合素質和技術，不僅可以保證企業經濟管理活動有序開展，也可以保證企業整體的先進性，反過來促進企業經濟管理改革，讓企業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保持優勢。

四、結論

總之，創新企業經濟管理模式是保證企業良好運轉的必然要求，也是促進整體經濟發展的內在需求。除了上面四點基本措施外，各企業管理人員還要共同探索，相互溝通交流，國家方面也要注意對經濟管理學教育的投入，為培養優秀的管理人員打好基礎。

參考文獻：

[1]武亞軍.“戰略框架式思考”、“悖論整合”與企業競爭優勢―任正非的認知模式分析及管理啟示[J].管理世界，2013.

篇9

如果說2008年中國有什么“中心工作”的話，那就是汶川大地震和奧運會這兩件事。這里所說的中心工作，不僅僅是指中央政府在一段時間內所從事的主要工作，而且是指需要動員全社會的力量和資源(包括人、財、物)共同來完成的工作，在這段時間，其他工作都必須以此作為中心，凡是與之沖突的就必須停止或暫緩。

新的“中心工作”

奧運會自申辦成功之后，就逐漸成為中央政府的一項工作，對于廣大民眾來說，仍然停留在舉國歡騰的一剎那，奧運會之后的準備工作就淡出公眾視野了，只是間或舉行的“奧運倒計時XX日”紀念活動讓社會知道有這么個活動。直到今年，奧運才逐漸成為舉世矚目的大事，全民參與的盛事，同時各種干擾事件也“你方唱罷我登場”，真正成為了全社會的中心工作。而汶川大地震一突發，就迅速成為全國的中心工作，不僅中央政府全力以赴開展救災工作，整個社會也迅速動員，共同參與。

以上兩件事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整個事件都是全社會共同參與的，從兩組數據就可以看出來。據財政部報告，截至7月21日12時；各級政府共投入抗震救災資金615.07億元。中央財政投入550.74億元，其中：應急搶險救災資金250.74億元，災后恢復重建資金300億元，地方財政投入64.33億元。同時，據民政部報告，截至21日12時，全國共接收國內外社會各界捐贈款物總計582.11億元，實際到賬款物579.19億元，已向災區撥付捐贈款物合計221.66億元，可見，民間的捐助與政府的撥款已經相差無幾。

另一組數據就是2008年北京奧運會志愿者的人數，據北京奧組委志愿者部統計，北京奧運會和殘奧會共有10萬賽會志愿者大軍，報名人數超過了112萬，創歷屆奧運會之最。他們當中年齡最大的為87歲。除了10萬賽會志愿者外，從7月1日到10月8日，40萬城市志愿者和100萬社會志愿者也同時服務于北京奧運會。而18年前，在北京舉行的第11屆亞運會上，“志愿者”這個最早起源于19世紀西方國家宗教性慈善服務的概念，對國人來說還是一個陌生的字眼。

作為改革開放以來一支新崛起的民間力量，今年5月四川汶川大地震后，志愿者集體登上歷史舞臺，在抗震救災中發揮了重大作用。他們中有農民、學生、經理、律師、醫生、教師、自由職業者等等，他們在余震不斷的災區參與物資運送、衛生防疫、心理治療等方方面面的工作，成為官方救災工作的有力補充。據中國青年志愿者協會初步統計，迄今已有至少491萬名志愿者參與了四川的抗震救災，這一數字幾乎是北京奧運會志愿者總數的5倍。他們中有相當一部分人正為北京奧運會提供志愿服務。

路徑依賴與制度創新之間的賽跑

在計劃經濟時期，由于政府掌握了社會的主要資源，包括人力、物力和財力，因此長期以來習慣于也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并認為這是社會主義的一項優越性。此時的“中心工作”模式就是由政府包攬了中心工作的一切內容，社會的一切成員都在政府的統一調配下開展工作。

然而，中國目前正處在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在這一過程中，政府也正在從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轉變。但由于傳統的慣性作用，政府的這種轉變往往是一步三回頭，要告別過去，總是有些依依不舍，而一些重要事件，需要政府在其中發揮重要作用的事件，例如舉辦奧運會，又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強化政府本應弱化的職能。因為我們長期所習慣的一些做法，例如通過“舉國體制”保證奧運會的成功，但這樣做的結果可能使政府在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過程中速度大為減緩，最終不利于市場經濟體制本身的成熟。因為政府職能轉變是否徹底，是評價市場經濟體制是否成熟的重要內容。因此，處于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今天，同樣是“中心工作”模式，卻要有不同的內涵。也就是說，新“中心工作”模式其實是路徑依賴與制度創新之間的賽跑，既照顧到傳統的“舉國體制”和動員機制，又要適應新形勢下的社會資源的分化與重新整合。

所謂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新“中心工作”模式，就是指在成熟的市場經濟體制條件下，政府作為有限的政府，在處理事關全社會的中心工作時，并非包攬一切，而是有選擇地從事事關國家安全和社會公正的工作，對于可以由社會和第三部門以及公民個人從事的工作，則放手通過市場機制來進行，有所為又有所不為，從而成為只承擔相應責任的政府，而不是如同計劃經濟條件下，政府是全能政府，是統管一切的政府。

要想真正建立新“中心工作”模式，必須做到以下幾點：

加強信息公開。汶川大地震發生之后，媒體立刻跟進，全方位報道災區的各方面情況和救災的進展，各級政府也基本上在第一時間最新消息，甚至公布災區的最新需求，方便各界有針對性地捐款和捐物，網絡作為第四媒體，更是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包括尋親啟事，極大地方便了災區內外的信息交流。

發揮非政府組織的作用。在救災過程中，各種非政府組織像紅十字會、志愿者組織和國外的救援隊都起到了政府組織難以起到的重要作用，在構建新“中心工作”模式時，更要發揮他們的作用，以動員和組織廣大市民的參與和社會力量的介入。

政府作用的邊界

對于中國能否順利舉辦2008年北京奧運會，國內外學者對此認識幾乎是一致的，即可以肯定地說，中國政府一定能夠順利舉辦2008年奧運會。但在怎樣的前提下順利舉辦，對此認識卻有很大不同。像奧運會這樣的中心工作，當然需要政府在其中扮演重要作用乃至主要作用。即使是市場經濟體制較為成熟的國家，舉辦奧運會這類活動，如果沒有政府的參與和支持，也難以想象能夠順利舉辦。

對1984洛杉磯奧運會以來的六屆奧運會政府的作用做一個簡要回顧可以發現，1988年漢城奧運會、1992年巴塞羅那奧運會、2000年悉尼奧運會，政府在其中都扮演了主要角色，包括在希臘召開的雅典奧運會更是如此。即使商業色彩較為深厚的1984洛杉磯奧運會、1996的亞特蘭大奧運會，政府也在其中起了一定作用。

對中國這樣一個正處在轉型期的政府而言，由于大量的社會資源仍然掌握在政府手中，政府在其中扮演重要的甚至是主要角色是無可厚非的，通過“舉國體制”，舉全市甚至全國之力辦一屆奧運會，使17天的奧運會開得風光體面，可以說沒有任何問題。然而，問題是，如果政府動用了大量的社會資源，沿用的還是計劃經濟體制下的一些做法，即使風光體面地順利舉辦了2008年奧運會，但耗費的成本很高，效率較低，還能認為是一次成功的奧運會嗎?

2008年奧運會成功舉辦的一條重要標準，就是政府在發揮自身作用的條件下，盡可能運用市場經濟手段，推動市場化進程和市場經濟體制的成熟。要達到這一標準，必須看清政府作用的邊界。

確保國家安全和維護社會公正，這兩項工作只能由政府來做，因為除政府之外，沒有任何其他組織和個人能承擔起這些職責。社會公正包括司法公正和市場公正。維護社會公正，一項重要任務是維護市場公正。而要維護市場公正，政府除了制定相關法律外，另一項重要工作是加強對市場的監管。計劃經濟時期不存在對市場的監管，市場經濟條件下，對市場的監管成為政府的一項重要職能。對于2008年奧運會，政府一項重要工作就是要加強對奧運建設的監管，對于地震救災與災后重建，則要把對于特別是救災款的發放和工程建設的預算資金的使用的監督列為政府監管的重中之重。

篇10

實現磴口經濟社會發展的新跨越

同志在縣委中心組學習會上的發言

（2007年6月）

同志們：

召開這次學習研討會的主題就是通過加強執政能力建設，推動磴口經濟社會的發展。這里首先是要解決好“什么樣的發展”和“怎么樣發展”的問題。“什么樣的發展”是目標方向，即科學發展、和諧發展；“怎么樣發展”是方式手段，即提高為民執政、科學執政的能力；二者相輔相成，共同構成建設和諧社會的重要支柱。加強執政能力必須體現在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具體實踐中，落實科學發展觀又必須通過提高和加強執政能力來體現。

一、深刻理解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必要性

發展觀是關于發展的本質、目的、內涵和要求的總體看法和根本觀點。有什么樣的發展觀，就會有什么樣的發展道路、發展模式和發展戰略，就會對發展的實踐產生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影響。從我黨的歷史看，任何一次發展觀的改造和完善，首先都表現為執政理念和執政能力的強化和提高。因此，加強執政能力建設，必然突出地表現為發展現念的根本性轉變。即，必須堅持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所謂全面發展，就是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全面推進經濟、政治、文化建設，實現經濟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所謂協調發展，就是要堅持“五個統籌”，推進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相協調，推進經濟、政治、文化建設的各個環節、各個方面相協調；所謂可持續發展，就是要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實現經濟發展和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堅持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保證一代接一代地永續發展。這一嶄新的發展觀總結了20年來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成功經驗，吸取了世界上其他國家在發展進程中的經驗教訓，概括了戰勝非典疫情給我們的重要啟示，揭示了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反映了我們黨對發展內涵、發展要義、發展本質的新認識。

（一）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是適應經濟環境和體制環境變化的必然選擇。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解決了幾億人、十幾億人口的溫飽，實現了總體達小康。但不可否認，多年來積累的許多突出矛盾也日益暴露出來，具體表現為城鄉差距拉大、就業壓力增加、區域差距擴大、資源短缺和生態環境遭到破壞、社會發展明顯滯后于經濟發展等等。這些問題已成為我們持續快速發展道路上的嚴重障礙，必須高度重視而不可回避，必須逐步解決而不可任其發展。從體制環境上看，一方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初步建立，但不夠健全，尚需進一步完善，政府職能特別是在社會管理、公共服務方面的職能還存在著缺位、錯位、越位；另一方面，根植于計劃經濟時代的管理弊端尚未完全消除，而計劃經濟時期在社會領域特別是公共衛生和農村義務教育方面的一些積極成果卻在體制變革中有所流失，去年非典疫情的突襲就給我們敲響了警鐘。總體上看，相對于我國經濟高速發展的水平，社會領域的發展明顯滯后，不能適應經濟發展的要求，更不能適應人民群眾對改善物質、文化生活的要求。因此，繼續推進和深化改革，就必須既要消除脫胎于計劃經濟體制的一些發展觀念，又要轉變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初始階段形成的一些片面的發展觀念。具有較強現實針對性和緊迫性的科學發展觀正是基于這樣一種變革形勢的必然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