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力市場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勞動力市場，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現代漢語“勞動”的含義與斯密時代的英語“勞動”的含義十分相近，相對于“資本”和“土地”的投入，人力的使用是另一類投入。符合配第(William Petty)的名言：“勞動是財富的父親，而土地是它的母親。”

配第之后，經過李嘉圖(DavidRichardo)的強化，“勞動價值論”成為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核心議題之一。馬克思似乎堅信，社會的生產過程，勞動投入的量，是可以用“時間”來測度的。問題僅在于，誰的滿足何種性質的時間?馬克思曾發現過不同的測度原理，其中最著名的是“社會平均必要勞動時間”。不過，他晚期的作品和言論表明，他在詳細闡釋和試圖檢驗這一測度原理時，陷入困境。

勞動的量是否可測度?在被馬克思稱為“資產階級經濟學”和“庸俗經濟學”的政治經濟學著作中，我們看到，庸俗經濟學家們與馬克思一樣相信勞動是可以測度的。只不過，他們認為唯一提供了勞動的測度的，是“市場”，只有通過市場才可獲得關于勞動量的信息。這一思路就是“作為過程的”市場原理(market as process)，它在19世紀后期因“邊際效用”概念的廣泛使用，由門格爾(Carl Menger)系統地建構為奧地利學派的“國民經濟學原理”。

很可能因為馬克思關于“勞動異化”的思辨影響，實證的經濟學家在討論勞動市場時堅持區分“勞動力”與“勞動”。前者是可度量的“力”，后者是不可度量的抽象概念。所以，勞動市場(labor market)，更名為“勞動力市場”(market for labor force)。

最初的勞動力測度，源于經濟學的古典時期，斯密著作里也使用這一測度，是“人口”，或基于人口統計數據的“勞動年齡人口”。大約在19世紀后期，與計時工資相關，也與追求工廠效率和由此而來的例如泰勞(F.W.Taylor)的“血汗工作制”的普及相關，專家們更愿意相信以“小時”而不是以“人口”計算的勞動時間。在制度經濟學興起的時代(20世紀中期)，專家們開始計算與“制度無效率”或“X無效率”相關的“有效勞動時間”。例如，計劃經濟時代的工人每天工作8小時，但大部分工作時間消磨在讀報和打牌等休閑活動中，卻仍以每天8小時為基本單位領取月薪。故在精確估計計劃經濟國有企業的生產函數時，有必要計算勞動者的有效勞動時間。

不過，關于有效勞動時間的計算，立即導致無法解決的概念問題。因為勞動效率的精確度量只能依賴于勞動過程的最終效果，在市場經濟中就是企業的利潤，于是依賴于諸如資本投入和資源投入以及市場風險和勞動投入以外的許多其它因素。利潤只是這些因素聯合作用而產生的許多后果當中最受企業管理者關注的后果，甚至這一目標也還有爭議，例如，企業可以追求“市場份額最大化”、“銷售額最大化”、“企業家效用函數最大化”或“員丁福利最大化”。這些目標的任何一個，都可與“利潤最大化”目標發生沖突。

以上的閑難意味著，市場派的勞動計量，本來是要用勞動力的度量來計算：亡資，卻最終要以市場上可見的工資率來度量有效勞動時間。可是，什么是“市場工資”?什么是勞動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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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勞動力市場；競爭；分割

一、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勞動力資源配置

市場經濟就其實質而言，是一種以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為基礎的經濟運行方式，其核心是通過市場經濟規律的作用，使社會有限的資源、特別是勞動力資源配置到效率或效益最高的部門或領域。市場機制之所以能夠對勞動力資源進行合理配置，是由于各種市場經濟規律綜合作用下而形成的自發調節資源合理分配的機理。這種機理突出表現在市場信號（市場供求與市場價格）能夠正確地反映資源的稀缺程度，并在市場競爭機制作用下，誘導資源由供給過剩向供給不足、由效益低向效益高的部門或領域流動。由于這只“看不見的手”的作用，使包括勞動力在內的各種生產要素，以最有效的方式得到充分利用。勞動力資源的配置與重新配置，是以市場信號為導向，以市場競爭為動力，以勞動力流動為條件。唯有不息的流動才能不斷地配置勞動力要素于社會生產率最高或勞動力邊際產出最大的部門或領域。因此，勞動力要素的流動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變量之一。

同其他社會形態的市場經濟一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是以市場作為資源配置的基礎性手段，其配置對象不僅僅是生產資料，還包括其他生產要素，尤其是勞動力要素。在諸生產要素中，勞動力要素居于首要地位，如果其他生產要素是由市場配置的，唯獨勞動力這個活的、能動的要素，是由行政計劃配置的，企業一定活不了，國民經濟也一定活不了。如果把勞動力要素排除在市場機制配置之外，這種市場經濟就稱不上是真正意義上的市場經濟。迄今為止，不管是哪一個實行市場經濟制度的國家，都沒有把勞動力排除在市場機制作用范圍之外，世界上就根本不存在沒有勞動力市場的市場經濟。又要搞市場經濟，又不承認存在著勞動力市場，這是不能自圓其說的。

勞動力市場作為市場經濟體制下勞動力資源配置的一種方式，是與傳統經濟體制下行政計劃配置勞動力資源方式相對而言的。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勞動力資源同其他資源一樣，是伴隨著政府的計劃而確定的，而政府的計劃又是跟著政府的決策轉，忽視客觀經濟規律的要求和排斥市場機制的作用。而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勞動力資源配置所依賴的客觀經濟條件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市場對勞動力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作為彌補市場失靈的政府計劃和決策，不但不能破壞這個基礎，還必須服從于市場的健康運行，有利于市場配置基礎作用的有效發揮。只有用市場機制配置勞動力資源，才能符合市場經濟體制的客觀要求。

所謂勞動力市場，概括地說，就是勞動力供求之間在勞動力使用權的轉讓與購買上達成一系列合約的總和。勞動力使用權的轉讓與購買，是完全出于自愿而進行的勞動力交換活動，反映了以勞動力交換合約為基礎的勞動力供給與需求之間的關系，只有當這種關系成為一種普遍而非單個偶然的社會現象時，才成為勞動力市場。就其結果而言，社會上大量勞動力使用權轉讓與購買過程，同時就是勞動力資源在各種用途之間的分配過程。只不過這種分配是通過勞動力交換并由價格引導而自發實現的。可見，勞動力市場的基本功能乃是配置勞動力資源。進一步說，勞動力市場的運作，形式上是勞動力供求雙方一系列自由的勞動力交換活動，但這種交換活動實際完成的卻是勞動力資源在各個部門之間的分配。

二、競爭性勞動力市場的形成與運作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資本主義經濟早期雇傭工人起源的研究，撇開了對勞動力資源的分配功能，勞動力市場反映的是勞動力使用權轉讓與購買這一交換關系，這一交換關系是與雇傭工人的形成聯系在一起，并作為資本原始積累的產物。馬克思的分析表明，現代雇傭工人的前身是受土地束縛的農民，農民之所以成為雇傭工人，必須具備兩個基本前提：一是農民與土地等生產資料相分離而變得一無所有，轉讓勞動力使用權是唯一的謀生手段；二是農民擺脫封建宗法關系的束縛和人身依附而成為自由人，從而擁有對自己勞動力自由的轉讓權。馬克思的上述分析，顯然是從勞動力供給這個側面闡述了早期勞動力市場形成的歷史條件，但對于勞動力市場分配勞動力資源的功能，以及勞動力市場實際運作過程中勞動力供求雙方交易的行為規律及行為基礎并未深入探討。

勞動力市場的運作，形式上是勞動力供求雙方一系列自由的交易活動，但這些交易活動實際完成的卻是勞動力資源在各個部門之間的分配。勞動力買賣當事人的行為及動機怎樣，構成了勞動力市場運作最基本的規定。勞動力市場運作對勞動力供求雙方行為及動機的基本的規定是：一、勞動力供給者只有通過勞動力的出售才能獲得生存和發展，因此，他必須是一個具有理性行為的自由人。所謂“理性行為”，即勞動力的供給者具有追求收入和福利最大化的動機。正是這種動機支配著勞動力供給者的行為。所謂“自由人”，即勞動力供給者對其勞動力具有自由的轉讓權，沒有任何形式的人身依附關系，也不存在任何超經濟的強制。因為，對于商品交換來說，除了它自己的性質所決定的交換者雙方以契約形式表現的權利關系以外，不應帶有任何形式的強制關系。貨幣所有者能夠在市場上找到勞動力，只是因為勞動力的所有者愿意把勞動力當作商品出售。而勞動力要成為商品，首先必須是勞動力的所有者是自己人身的自由所有者，能夠支配自己的勞動力。其次是勞動力需求者必須是獨立自主的經濟人。所謂“經濟人”乃是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經營動機，這個動機決定著廠商對勞動力的需求。顯而易見，只有勞動力供求雙方作為“理性的自由人”和“獨立的經濟人”的身份出現時，才能發生勞動力使用權轉讓與購買的自由交易活動，而正是這些活動本身構成了井然有序的勞動力市場的實際運作。

競爭性的勞動力市場運作的基本特征是：

（1）市場主體地位明確，通過雙向選擇實現就業。勞動者作為就業主體，具有支配自身勞動力的權利，可以根據自身的條件和市場價格的信號，選擇用人單位；用人單位作為用人主體，具有按照生產經營需要和工作崗位特點選擇必要數量、相應素質勞動力的權利。這就是勞動者的擇業自主權和用人單位的用人自主權。這種雙向選擇權利的充分貫徹，需要有一個統一、開放的市場，不僅要消除所有制、職工身份的界限，還要沖破城鄉隔離、地區封鎖的格局。勞動力必須能夠自由地在各個部門、地區和企業之間流動，不存在任何行政規定和人身依附性而阻礙這種自由流動。勞動力的供給方能否自主決定勞動力使用權轉讓或是否為自由人這一勞動力市場的基本規定之一，是由勞動力的自由流動來體現和印證，而勞動力的現實流動則是實現勞動力資源在各部門、各地區、各企業優化配置的充分條件，沒有勞動力的自由流動，調節資源分配的勞動力市場就失去了生命。（2）是價值規律、供求關系調節著勞動力的流動。勞動力供求雙方的行為都接受價格信號（工資率）的引導，這一信號引導或調節著勞動力資源在社會各種用途之間的分配。在勞動力市場上，價值規律的作用，是通過收入分配反映出來的，勞動者主要是根據勞動力價格信號來決定就業或轉業；用人單位則主要根據社會平均勞動力價格信號及經營情況調節分配和用人數量。在一定時期內，需要就業的勞動者或多或少，用人單位需要的用人數量也各有不同，這種供求關系也直接影響著收入分配的變化。價值規律和供求關系共同決定著勞動力的配置和組合，推動著勞動者跨地區、跨行業、跨部門的合理流動。顯而易見，價格（即工資率）作為勞動力需求與供給之間的一種比例，既是反映現有勞動力在各部門、各企業供求狀況的顯示信號，同時又給出了引導勞動力供求狀況，以及進一步調整的指示信號；不僅引導勞動力供求行為調整，而且同時也受勞動力供求狀況的左右，由勞動力供求雙方利益的共同平衡點來決定工資率的水平或具置。因此，任何單個勞動力供給者和需求者都以這個社會決定的工資率為前提，按照各自利益最大化原則決定勞動力供給和需求的數量。如果說，在勞動力市場上有誰來主持勞動力資源分配和保證勞動力供求雙方行為必須按照市場規則行事的話，那么，它決不是具體的人或者人格的代表（如政府），而是勞動力的價格即工資率這只“看不見的手”和勞動力供給之間、勞動力需求之間以及勞動力供求之間的優勝劣汰的生存競爭。競爭的規律會為勞動力供求雙方恪守勞動力合約并在合約范圍內行事強制地開辟道路。利益驅動和自由競爭是勞動力市場調節勞動力資源分配至高無上的權威，是勞動力市場的靈魂。

從目前中國勞動力資源配置中存在的種種問題和弊端來考察，也大都可以從排斥市場機制和市場化程度低中找到根源，這些問題同樣有待于勞動力資源市場化配置來解決。因此，提出競爭性勞動力市場，確認勞動力資源市場化配置方式，不僅是理論探索的必然，也是中國勞動就業體制改革和勞動力資源配置方式轉換，如何適應整個經濟體制市場取向改革客觀要求的必然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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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健詞]勞動力市場 城市勞動力 農村勞動力 城鄉統一

勞動力市場是生產要素市場體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勞動力市場不統一，會制約完整體系功能的發揮，使農民工在城市就業成本增大，成為勞動力自由流動的屏障。經濟欠發達的山區梅州，怎樣消除勞動力市場的不利影響，建立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并充分發揮市場在勞動力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呢？本人試圖為求解這一現實問題進行實證分析與理性思考。

一、梅州市勞動力市場存在的問題及其原因分析

1.國有企業減員難

國有企業要減虧、扭虧、增效，一個重要的手段是減員，即企業由于生產經營條件和狀況的變化，縮減生產規模或實行改組，相應地，就要求過剩勞動者從企業中正常地“退出”。然而，“減員增效”的實踐，除了企業對少數違法亂紀的職工進行辭退、以及實行提前退休外，真正意義的、實質性的減員收效甚微。

2.城鄉分割問題嚴重

城鄉分割主要指勞動力市場在運作機制上的制度性城鄉分割，即城鎮勞動力和農村勞動力在市場交換中未建立起統一的規則，因而二者在就業方式上仍然存在種種制度性壁壘。主要表現在：一方面，城鎮勞動者被用人單位吸收招用叫就業，一般相應地建立了比較穩定和規范的勞動關系，而農村勞動者被用人單位吸收招用叫打工，基本上未相應地建立起正規的勞動關系，更談不上享受養老、失業、醫療等社會保險。另一方面，各級政府勞動部門在統計失業率時，仍僅僅考慮城鎮這一塊。

3.勞動力市場發育不完善

由于未形成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不僅導致勞動力供求信息的搜尋、處置成本及供求雙方相互選擇的機會成本過高，而且使城鄉各類小市場彼此處于封閉半封閉狀況，造成各個城鄉勞動力市場，其覆蓋半徑無法獲得應有的延伸和拓展。

4.國有企業改革缺少配套的社會保障制度

國有企業在勞動力市場引入的改革中，沒有相應的社會保障制度作保證，沒有完善的勞動力市場的服務體系。當一些國有企業面臨虧損、破產等情況時，產權重組、就業重組過程中釋放冗員就因社會保障制度改革不配套和勞動力市場服務體系不健全而受阻。加上勞動力市場的體制性分割，不利于勞動者勞動效率乃至企業效率的提高，加大了國有企業改革的難度。

5.城鄉戶籍管理的制度剛性和政府行為不規范

近年來，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化，各地對農村勞動力流動與轉移的行政性控制雖有所松動，但由于制度剛性和路徑依賴的不利影響，一些地方政府對農村勞動力進城就業的行政性控制仍然存在。特別是傳統城鄉隔離的戶籍管理與有差別的城鄉福利保障制度的慣性影響，導致即使已經長期進城務工的農民，也無法順利轉變成永久性遷移的市民。

二、完善梅州市勞動力市場的對策

為更好地促進梅州市勞動就業和經濟發展，大力培育城鄉一體的勞動力連鎖市場，為全面緩解城鄉就業矛盾、穩定就業局勢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筆者認為建立城鄉統一勞動力市場，應從以下幾方面入手。

1.作好失業人員信息管理工作

認真開展今后一個時期城鄉勞動力資源的調查預測，并對各大產業的發展概況以及今后一個時期勞動力的需求做出科學預測，在清楚勞動力供需的基礎上，建立起勞動力供需的動態模型，為培育全梅州范圍內統一勞動力市場提供現實依據。重點抓好失業人員、高素質人員以及空崗信息的收集登記，努力做好就業信息服務工作。

2.拓寬就業渠道,加強勞務協作

拓寬就業渠道，加強與深圳等發達市的勞務協作關系，搞好勞務輸出工作。推動兩地開展多種形式的勞務合作。強調下崗職工和失業人員更新擇業觀念，鼓勵他們自謀職業，靠自身努力開辟就業門路。推行靈活多樣的就業形式。同時將市內就業與市外就業結合起來，在妥善安排本地就業的同時，注意將有求職需求的人員輸送到外地就業，增加就業空間。另外，加強政府的扶持，政府應該真正作到落實鼓勵失業人員自主創業優惠政策，并在稅收、土地、用工等方面給予優惠，不斷深入了解群眾的實際需要和現有市場的需求情況，進一步營造良好的再就業環境，建立更加有利的制度條件，真正發揮上為政府分憂，下為下崗職工解難的橋梁作用。

3.加強內部管理，提高服務質量

首先，加強內部管理，完善服務功能、提高服務質量，逐步實行梅州市統一規范的業務流程和服務標準，公開服務承諾，加大對工作人員的業務培訓和專業培訓，逐步實行持證上崗，提高梅州市職業介紹服務工作人員的整體素質。其次，對現有各級各類勞動力市場及其服務機構進行電腦聯網，以暢通勞動力供需信息的傳輸渠道，并切實做到信息資源共享，做好信息的收集、整理、儲存、交流、傳播與咨詢工作，發揮信息的引導作用，為企業下崗職工再就業和農村勞動力有序轉移提供優良的信息服務。同時在降低信息搜尋處置成本，優化勞動力供求信息傳輸手段的前提下，逐步延伸現有勞動力市場的覆蓋半徑，重點扶持縣鄉兩級勞動力市場服務網絡建設，使之成為城鄉統一勞動力市場的有形載體和可靠基礎。

4.完善勞動力市場管理的各項運行規則和制度

加強對農民工的基礎管理，實行農民工就業登記與企業招工的報備制度，失業登記與社會保險登記制度，勞動合同管理制度以及農民工的檔案管理制度等；加快建立勞動力市場管理與服務體系，建立覆蓋城鄉的公共就業服務體系和與之相應的信息統計網絡體系。整合各方面的資源，將農民工就業管理與服務的基礎信息，包括就業與失業狀況、流動狀況、勞動合同、工資、社會保險等信息，全部納入數據庫和網絡管理，實行城鄉管理一體化。同時，要盡快建立城鄉就業管理與服務的組織體系，城市公共就業管理和服務體系，要將對農民工的就業管理與服務納入工作軌道，延伸到社區。強化勞動執法，加大處罰力度，形成對包括企業用工在內的勞動力市場全方位的監督和監管體系。

從總的來說，今后政府勞動部門的職責是不斷提供使城鄉統一勞動力市場有序運作的制度框架，并把主要精力用到綜合運用法制、經濟和信息的手段，從宏觀上調控社會失業率和規范市場行為上來。通過以勞動力供求信息為主導，以勞動力市場為載體，以促進就業為目標，不斷提高管理水平，完善服務功能，規范運行程序，統一服務標準，依托勞動力市場做好下崗、失業職工的就業服務工作，引導梅州市勞動力實現跨區域、跨行業合理有序流動，實現勞動力資源的合理有效配置，為更好地促進梅州市勞動就業和經濟發展，大力培育發展梅州市各縣城鄉一體的勞動力連鎖市場，勞動力資源的優化配置和產業升級。為全面緩解城鄉就業矛盾、實現穩定就業局勢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和外部條件。

參考文獻：

[1]嚴維石.勞動力市場的二元結構.上海管理科學，2007，（3）.

篇4

近代南通在現代城市工業欣欣向榮的時候,農村地區人民的生活卻更加貧困,紛紛破產,成為靠出賣勞動力度日的雇農,有些失去土地的農民流離失所來到城市,成為城市工廠的工人。

貧苦農民流離失所,來到城市,成為城市雇傭工人。不僅僅因為封建剝削使他們不堪重負,一無所有。同時,20世紀初,城市工業的發展和外國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沖擊也對他們的生活方式和收入來源發生重要影響。19世紀末,洋紗就開始從上海傳入南通,1899年,大生紗廠的建立,生產的機紗又大量流入農村地區,使得一部分手工紡紗的農民因銷路斷絕而被迫破產,而對于一個以紡紗織布為生的手工機戶來說,不能說不是一個沉重打擊。南通地區常有破產農民流入城市,靠出賣勞動力謀生。后,洋貨侵入,南通土布難與競爭,加劇了農村勞動力相對過剩,為工、商企業提供了大量廉價的勞動力。計算表明:到19世紀90年代,進口洋紗洋布所能取代的手工紡紗和手工織布的勞動者加在一起,約200多萬人。而對于擁有“紡織之鄉”的南通來說,尤其對于農村地區來說,不能不是一個重大影響,而這種影響的結果則是更多的農民(包括雇農和失業機戶)成為產業后備大軍,同時也刺激了工業雇傭勞動的迅速增長。

工人們入廠做工,成為廉價勞動力,超長工時,每班達十二小時,最多的18個小時,沒有加班加點工資,有些行業連公休日也沒有。大生紗廠運轉期間,工人日夜兩班生產,工人聽工廠汽笛聲或看晨星上班,每班工作12小時,分批吃飯不停車,每周最后一個夜班均要延長一個小時,公休日有一個班要上連夜班,工人每周實際要工作6個日班或7個夜班。工廠贏余最多年份(民國7―9年)工時每日最長達16―18個小時。其它紡織廠,班次、工時與大生紗廠相似,有兩班制,有單班制,有三班制。此外,早期的民族企業勞動保護及福利很差,大部分單位沒有勞保設施,工人生老病死沒有保障。

盡管存在著資本家對工人的沉重剝削,但是,近代企業的出現,為破產的農民、有技術的工人和知識分子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因此,從這種意義來說,資本家又好象是工人們的“衣食父母”。大生資本集團和其它近代企業的出現,吸收了大量的勞動力,促使勞動力市場的發育和發展。

當然,城市大工業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機器操作需要熟練工人和擁有一定的技術水平的工人。而農村破產失業者一般出身卑微,他們沒有接受教育,沒有文化,不理解也不懂得現代化的大機器生產。尤其是工廠車間的現代化和程序化管理,完全有別于他們從前從事農業生產時沒有組織觀念和紀律觀念的散漫勞動。因此,當一些失業農民走進工廠時,他們感到好奇甚至對工廠的管理不予理解和接受。

但是,大生紗廠畢竟是現代化的大企業,它的機器安裝和維修,工作流程的設計,現代化的人事管理,以及收入支出的帳目核算,都需要有文化程度比較高的技術人員。因此,為了培養人才,張謇創辦了新式文化教育事業。1904年,在張謇的倡議下,設立了“通州五屬學務處”,作為統籌5地新式的教育的機構(包括通州、泰興、如皋、靜海鄉、海門廳)。1906年創設“通海五屬公立中學”。 1913年張謇還于公立中學內附設了國文專修科,以培養文書,秘書人才。這種有針對性的培養農業、紡織、商業方面的人才,在技術和管理方面,為大生集團提供了高素質人才。

一些研究大生紗廠興衰的學者把大生紗廠的興衰歸因于原料市場和銷售市場,而不提或很少提勞動力市場,我認為這是不科學的。固然,原料的來源和產品的銷售對一個現代化的企業來說是它的生命線,但是沒有勞動力的充分供給或勞動力價格過高,也會影響企業的生產或發展。大生一廠和分廠共雇工7200人,除了少部分是從上海、寧波,或國外引進的技術人員之外,大部分是當地破產的農民。如果沒有充分的勞動力來源,大生紗廠也很難發展和壯大。也許學者們忽視勞動力市場,正是考慮到它的充分和價廉。在他們頭腦中形成一個概念,只要想辦廠就不愁找不到雇工。也許張謇本人是擔心紗廠的原料來源和市場銷售,從未為雇工的事擔心過。這就只能說明一個問題:近代南通地區農村過余勞動力豐富,勞動力價格低下。是不是農村勞動力供過于求而勞動力價格低下呢?我認為這時的南通還未形成現達的勞動力市場,工資在勞動力資源的配置上還不能發揮其基礎性作用,工人進入工廠,有的是被迫無奈,因為他一無所有,有的半工半農的工人進入工廠只是想掙取一些農業之外的工資收入,用以交租或改善生活。而廣大農民深受封建剝削和資本主義壓迫,只要現代化的城市工業提供與農業中的雇傭勞動工資相同或近似時或略高時,他們就會涌入城里做工。而當時的情況正是如此,19世紀后半期,當中國近代工業開始出現時,中國苦力即非熟練工人的工資是很便宜的,其與農業中的雇傭勞動工資差距不大。大生紗廠也許就是這樣,用一個較低的價格水平就可以雇到無數的產業工人,這時的勞動力價格是完全無彈性的。即使當時上海和無錫的工資都高于南通,但是,工人們還是考慮到離家近而選擇南通。

近代南通區域市場并不同于現代的市場經濟。由于時代的局限,近代南通勞動力市場具有封建性、保守性的特點。首先,農民給地主或資本家做工是被迫無奈。其次,勞動力價格毫無彈性。因此,近代南通勞動力市場是從傳統市場向現代市場過渡的一個階段,它較以前的傳統市場相比有了很大的發展,但它與現代市場相比還需要發展和完善。但是,近代南通地區雖然還未發展為由價格調控的勞動力市場,但是勞動力市場已經形成并獲得發展,城市工業的發展為農村剩余勞動力提供了更多的就業機會,農民上城雇工勞動已經不再是新奇或擔心害怕的事了。■

篇5

關鍵字：歧視 勞動力市場歧視 城鄉歧視

一、西方經濟學對勞動歧視的理論分析

在西方經濟學中，勞動歧視又稱“勞動力市場歧視”，其通常的定義為：“歧視是在所有經濟方面都相同的個人之間的報酬差別。這些人有相同的生產能力，只是在一些非經濟的個人特征上有所不同，如種族、性別等，從而引起待遇上的差別。”

隨著勞動力市場的出現，各種因非經濟的個人特征差異而導致的勞動歧視也會相伴產生。在勞動力市場呈現買方市場或是失業率高漲的條件下，如2008年開始的國際金融危機引發的國際經濟危機，使我國的失業率（特別是農民工的失業率）大大提高，勞動者為了就業，可能在受到歧視的情況下接受較低的工資報酬或是不吸引人的工作，而一些雇主也會借機濫施歧視，從而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

二、我國勞動力市場歧視現狀

目前，在我國勞動力市場上存在的歧視類型主要有：

1、行業歧視

一些勞動力流向較為集中的城市，把勞動力市場分成較好和較差的兩類，只允許外地勞動力進入較差的勞動力市場，而較好的勞動力市場則限制或禁止外地勞動力的進入。如一些大城市，幾乎所有較好的行業如：金融、保險、公司職員等都一定程度上限制外地人員進入，而外地勞動力容易進入的行業往往都是急、臟、險、難、重等類型。

2、年齡、性別歧視

我國勞動力市場上廣泛的存在著年齡、性別歧視。在很多企業的招聘廣告中，公然對應聘者的年齡和性別做出限制，而實際上從所招聘人員的崗位來看，這種限制并沒有必要。

3、社會保障及福利方面對農民工的歧視

在我國，各城市對農民工根本沒有社會保障可言。農民工即使處于實際的失業狀態，也不屬于中國社會保障制度所覆蓋的范圍，也就不能享受到城市工人所享有的失業保險和社會救濟制度。即使他們能在城市里找到工作，也不能享受醫療保險、養老保險、住房公積金等，而且他們往往是各用人單位遇到問題時優先裁減的對象。

4、城鄉歧視

在我國，即使農民工與市民工具有相等的勞動能力與勞動生產率，二者在勞動力市場上所獲得的報酬以及進入勞動力市場所要求的條件和由之決定的進入勞動力市場所要求的數量也是不同的。

5、對刑滿釋放人員的歧視

同世界其他國家一樣，我國普遍存在刑滿釋放人員就業歧視。刑滿釋放人員經過改造大多數都有重新做人的良好愿望，但是他們普遍心里脆弱，思想不穩定，如果就業受到歧視甚至于無事可做，很有可能重新走上犯罪的道路。

三、勞動力市場歧視給我國社會造成的后果

勞動力歧視并不是資本主義經濟特有的現象，而是與勞動力市場緊密聯系的一般范疇。由于我國二元經濟結構的特征，與之相適應而存在的勞動力市場也被打上了深深的“二元制”的烙印，所以，本文主要分析勞動力市場城鄉歧視的后果。

有數據顯示，我國目前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在1.6億左右，而且隨著生產力的提高和耕地的減少，農村剩余勞動力還會增加。城市中每年新增的勞動人口和下崗失業人員以及城市有限的吸納能力，從而導致勞動力市場城鄉歧視成為我國現今經濟生活中一個突出而普遍的問題。具體說，勞動力市場城鄉歧視造成的后果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加劇了城鄉差別

勞動力市場城鄉歧視，一方面使農民工與市民工同工不同酬，另一方面降低了農村勞動力的市場參與率，其結果必然是降低農民收入，加劇城鄉差別。1984年我國開始進行，與此同時，農民工開始進入城市勞動力市場。外出打工的農民工固然為家鄉匯回了大量的人民幣，但是并沒有縮小城鄉差別。據數據統計，1985到1989年，城鎮職工平均工資從1128元增至1915元，凈增787元，增幅為69％，而同期農民人均純收入從397.6元增至601.5元，增幅為51％，比城鎮職工低18個百分點。1993年是我國經濟快速發展的一年，進城打工的農民工人數也大幅度增長。但1993年農民人均純收入扣除物價上漲因素僅增長2％。2007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786元，實際增長12.2％，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4140元，扣除價格上漲因素，比上年實際增長9.5％，（數據源自2007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比城鎮居民低2.7個百分點。可以肯定的說，勞動力市場城鄉歧視是我國城鄉差別加劇的一個重要原因。

（二）.使經濟缺乏效率

勞動力市場城鄉歧視使相當多的具有與市民工同等的知識技能而又渴望就業的農民工找不到工作，形成非自愿失業，造成了社會資源的閑置與浪費；另一方面，由于歧視與利潤最大化的目標相違背，實施歧視的企業必然會因歧視而降低利潤率，使社會遭受損失。尤其是我國的國有企業，由于存在“制度型”歧視，從而推動了工資成本的上升和企業利潤率的下降。

（三）.阻礙農村計劃生育工作的進展

我國的計劃生育政策是靠行政手段實施的，這在短期內可能有效，但從長遠看，根本的辦法還是經濟誘導。勞動力市場城鄉歧視會強化農村家庭生育小孩的欲望。這主要是因為：一方面，雖然農民工離開土地進入城市工作使其工作日益專業化、收入日益穩定故而有留在城市不返鄉的愿望，但是制度性的勞動力市場城鄉歧視又使農民工既勞動報酬低又沒有失業、養老保險，因而，他們仍會寄希望于下一代，從而提高了其生育小孩的經濟效用；另一方面，由于歧視尤其是對農村生育期婦女的歧視，使農村生育期婦女被排除在勞動力市場之外，她們的市場工資率為零，因而她們閑在家里生育小孩的機會成本很低甚至為零。所以說，勞動力市場城鄉歧視不僅提高了生育小孩的經濟效用，而且降低了生育小孩的機會成本，必然阻礙農村計劃生育工作的進展。

（四）.延緩了中國城市化進程

中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能否轉移是一個關系到中國城市化進程的重大問題。因為城市化同時伴隨著就業結構與產業結構的轉變，在這個過程中，農業人口將轉變為工業人口，經濟活動將由農村轉移到城市。在中國這樣一個工業基礎薄弱，農業生產力水平低、農業人口基數大的國家，造成城市化水平低的原因有很多，但是無疑，勞動力市場城鄉歧視是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五）.延緩了中國工業化進程

我們知道，在市場配置資源的條件下，勞動力的價格應該直接由供求關系和邊際勞動生產率決定。勞動力市場城鄉歧視使農民工與市民工在進入勞動力市場時所面對的條件不一，這點突出的表現在企業招聘時的戶籍限制。而且，隨著城市中下崗失業人員的增多，一些城市為緩解當地的就業壓力，優先選擇市民工來填補城市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崗位，這直接減少了農民工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數量。所以，勞動力市場城鄉歧視削弱了城鄉勞動力的流動，阻礙了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這必然會在很大程度上延緩我國的工業化進程。

四、勞動力市場歧視帶給我們的啟示

綜上所述，不論是受歧視者個人、實施歧視的部門還是整個社會，都因歧視而不同程度的遭受了損失。就受歧視者個人而言，雖然其具有與其他勞動者同等的勞動生產率，但是由于歧視的存在，使他不能在勞動力市場上公平的參與競爭從而不得不接受更低的工資報酬、更差的福利待遇和更不吸引人的工作條件；就實施歧視的部門而言，這主要表現為相對于不實施歧視而言更高的工資成本與更低的利潤率；就整個社會而言，歧視使社會失去了公平競爭的信譽，造成了資源的低效甚至無效使用，降低了市場配置資源的效率，從而造成了整個社會經濟的低效運行，加劇了貧富差距，強化了社會的不平等，給社會埋下了諸多不穩定的隱患。

因此，積極研究和探討消除勞動力市場歧視的方法和措施，不僅有利于提高我國的資源利用率和經濟運行效率，推進我國的城市化和工業化進程，而且還有利于我國的社會穩定。在此，本文提出如下建議：

1、加強反歧視教育

勞動力市場的歧視除了受經濟利益的驅使外，個人偏見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反歧視教育就是讓人們認識到，盡管人與人之間客觀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差別，但是人們之間的權利卻是平等的。

2、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

在現代社會中，政府信用是其他社會信用的基礎，政府的任何歧視或消除歧視的做法都會在社會上引起強烈的示范效應。因此在反歧視的過程中，各級政府應該身先士卒，發揮主導作用：①反歧視立法。政府可以通過制定一系列反對歧視的法律法規來禁止勞動力市場上的歧視行為，反歧視立法一方面可以通過法律條文的形式向人們傳遞一個明確的信息：政府反對歧視，主張人人平等，另一方面也可以加大實施歧視者的風險和成本，如新《勞動合同法》的出臺，對降低勞動力歧視有積極作用；②反歧視政府補貼。政府可以以稅收減免、政策優惠等措施對那些反對歧視行為的企業或部門進行補貼，這不僅是對他們的支持和獎勵，更重要的是對那些實施歧視的企業或部門的一個示范。

3、建立全國統一開放的勞動力市場

逐步消除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制度約束，逐步以身份證制度取代傳統的戶籍制度，建立全國統一、開放、公平、信息通暢的勞動力市場，為城鄉之間、區域之間勞動力的完全自由流動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

4、鼓勵勞動密集型產業尤其是農村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

我國是資本和土地資源短缺的國家，理論上在配置生產要素時，資本和勞動力可以相互替代。我國勞動力資源豐富既是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面臨的一個難題，但同時也是我國經濟發展的一個優勢所在。因此，國家在產業布局調整中，不應片面的看重資本、土地、技術這些劣勢所在，而應當考慮將一些勞動密集型產業，尤其是農副產品加工業向農村轉移和擴展，同時采取一些優惠措施對農村的勞動密集型企業加以扶持。

5、 建立覆蓋全國、全民的社會保障體系

我國目前的社會保障體系也是實行城鄉“二元制”，市民工和農民工的社保待遇有很大的差別，絕大部分農民工都沒有社會保險。目前階段要一下子城鄉一體化有難度，可逐步推進，逐步縮小差距。

五、總結

勞動力市場歧視是勞動經濟學中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其產生的根源、表現形式及其對整個社會生活的影響都是非常復雜從而值得我們深入分析和研究的。本文以普遍存在于我國的勞動力市場城鄉歧視為例，分析了歧視給我國社會帶來的后果及其影響，并提出了一點消除勞動力市場歧視的建議。許多不足之處，仍有待于進一步地研究和探討。

參考文獻：

[1]伊蘭伯格、史密斯 《現代勞動經濟學―理論與公共政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 趙履寬 《勞動經濟學》中國勞動出版社

[3]薩爾?D?霍夫曼 《勞動力市場經濟學》上海三聯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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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職業教育　勞動力市場　關系　職業流動

[作者簡介]米靖(1975-)，男，內蒙古固陽人，天津大學職業技術教育學院副院長，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為職業教育學。(天津　300072)

[基金項目]本文系全國教育科學規劃“十一五”2008年教育部重點課題“職業教育工學結合、校企合作的體制和機制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項目編號：GJA080003)

[中圖分類號]G71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3985(2012)08-0012-03

職業教育要為人們的未來工作做準備，它與勞動力市場之間的關系極為密切。深入分析社會工作何以能獲得以及人們怎樣被配置在這些工作中的原理和現實，為完善職業教育的政策與規劃、體制與機制以及課程與教學等奠定堅實的理論基礎。

一、勞動力市場的內涵

“配置勞動力并且協調就業決策的市場稱為勞動力市場”，它是以一定的工資率將工人配置于工作崗位。這種配置不僅符合個人的需要，也適應社會的需求。通過勞動力市場，勞動力被分配到不同的企業、行業、職業和地區。

勞動力市場形成了對勞動力資源進行配置和調節的一種機制，是市場經濟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一般應當涉及勞動者從求職、就業、培訓、失業和轉業直至退休的全過程，涉及用人單位招聘、給付報酬、提供勞動安全衛生條件、確立福利待遇等諸多環節，還涉及企業和勞動者之間勞動關系的確立、調整和終止以及市場中介服務、信息交流等相關內容。一般來說，勞動力市場具有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等特性。

現代社會分工的復雜性決定了勞動力市場的分割性。大量不同種類的產業部門及其子部門的存在，又形成種類不同的勞動力市場。根據現代勞動力市場理論，可以依據不同的分類標準將勞動力市場加以區分。由于職業教育更多地參與到勞動力在勞動力市場中的資格獲取、流動與發展，因此，我們在研究職業教育與勞動力市場的過程中，需要根據“職業條件的要求”與“勞動力交易條件”來區分勞動力市場。這種區分標準也正是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所倡導的。

根據勞動力市場分割(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理論，勞動力市場可區分為普通勞動力市場、專業勞動力市場和內部勞動力市場(在公司之內)三種。第一種又被稱為二級勞動力市場，后兩者被稱為一級(或初級)勞動力市場。二級勞動力市場不要求任何特殊的知識技術和嚴格的準入條件。雇主通常找尋那些用最少量的訓練便能工作的工人，且不一定存在長期合約。這里的勞動力與經濟的低技術部分聯系最緊密，工資較低，工作條件較差，就業不穩定，管理水平低，個人升遷機會極少。一級勞動力市場則針對不同的產業及其中的不同職業，要求勞動力擁有產業需要的專門技術。進入此市場必須具備從經過認可的訓練和實踐中獲得的相關知識技術。此市場管理非常嚴格，工資較高，工作條件優越，就業穩定，升遷機會多。

二、職業教育與勞動力市場的關系

在20世紀產生的人力資本理論中，教育被視為是對個體生產能力的投資，并且這種投資會受到由此投資帶來的收益的刺激，即個體在學費和時間上的投資會因能夠得到一個更好的工作而獲得更高的回報性收益。從一般意義上來講，在教育和培訓方面的投資會在兩個方面影響到個人與勞動力市場的關系，即能夠使個體增加就業的可能性和獲得更高的工資水平。一般情況下，職業教育與勞動力市場之間的關系也吻合上述基本規律，但由于職業教育與勞動力市場之間存在特殊的關系，因此，二者的關系還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職業教育與勞動力市場之間的關系必須有制度性保障

現代社會中的工作組織與學校組織之間有著密切的呼應與聯系，但這種呼應和聯系是有限的。許多學者指出：“學校教育的結構與勞動崗位的結構在許多方面是相互呼應的。不過應予注意的是，由于其他內部的因素也影響學校教育的性質，這種呼應從來也不是完全的。”因此，發達國家在推動職業教育與勞動力市場之間建立密切的關系方面，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就是建立良好的、完備的制度保障。這些保障機制在發達國家具有普遍性和一致性，我們就以澳大利亞為例。澳大利亞存在五種制度來保證職業教育與勞動力市場之間的密切關系，分別是培訓合同制、培訓包制度、產業技術委員會、產業顧問機制、準入機制。

所謂培訓合同，是澳大利亞在1991年之后建成的新學徒制和培訓者制的基礎上形成的雇主和受訓學徒之間的合同。通常是在一個雇主和一個新學徒之間簽訂一份培訓協議，在這份協議下，雇主為自己的新學徒提供實習和培訓，以達到雙方議定的具體職業或行業所要求的能力標準，培訓協議要在相關的州或領地的培訓當局注冊。這種培訓是澳大利亞職業教育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參與此種職業教育的人數在最近幾年急劇增加。

培訓包是一套由國家認可針對職業技能的培訓、認證和評估的標準、原則和資格。由產業部門開發，其目的在于適應產業群或產業的需要。之所以說培訓包是職業教育和勞動力市場之間的重要聯系體制，就是在于這套體系是由產業部門開發出來，它直接使得職業教育的結果與產業需求溝通。

產業技術理事會的作用在于向政府提業趨勢和未來技術需求以及培訓要求的信息。此外，它也支持國家認可的培訓產品和服務(包括國家產業培訓包)的開發、執行和持續完善的工作。截至2005年6月，澳大利亞共有9個產業技術理事會，分別針對服務產業、運輸和物流產業、資源產業、電子和能源產業、社會服務和健康產業、農業食品產業、創新和商業產業、機械工業、建產業而設。

產業顧問機制是澳大利亞國家培訓局改設為澳大利亞教育、科學和培訓部之后出現的新機制，主要由澳大利亞國家產業技術委員會來負責組建。這個委員會的作用在于向部長會議提供關于勞動力規劃、未來培訓的優先領域以及解決各類培訓部門所面臨的重要問題的高水平方案。這些方案必須要充分地考慮到包括各注冊培訓組織和團體培訓公司在內的相關利益。

準入機制是勞動力市場入門的標準與要求，是職業教育和勞動力市場最直接的聯系。澳大利亞的這一機制覆蓋了大量的企業和部門，也為職業教育提供了標準和受教育者未來的資格要求。

從澳大利亞的這些做法可以看出，職業教育對勞動力市場的適應需要政府設計和出臺多方面的制度與政策加以保障，而不能僅僅依靠職業學校或職業培訓機構去自主地調整與適應。這個系統工程，需要有政府、行業、教育主管部門、勞動主管部門、學校和企業共同的協作與參與才可以順利完成。

(二)職業教育在提供給受教育者特定的專門知識和技術的同時，應當提供更為寬厚的基礎知識和技能，為個體在工作生涯中的可持續發展服務

職業教育必須為個體的終生發展做準備，不能成為只是面向某種職業的定向的、人門水平的、狹窄的技能培訓。這一點，國際職業教育的發展歷程與經驗已經充分昭示。因此，職業教育除了提供給專門的職業技術之外，還必須提供給個體較為寬泛的普通知識和技能。

從經濟學的視角，尤其是在人力資本的視角下，職業教育應當提供可遷移性強的知識和技術，以確保受教育者能夠在未來的職業生涯發展中跨越多個工作領域進行發展。早在1985年，美國經濟發展委員會就指出，通常企業并不對狹窄的職業主義感興趣。對于絕大多數學生而言，雇主更傾向于他們能夠接受那種強調閱讀寫作能力、數學技巧和問題解決技能的課程，接受那種強調學會如何學習和適應變化的課程。

提供可遷移性強的知識和技術、提供精專化的知識和技術這兩個方面并不矛盾，而應當在職業教育中完美地結合在一起，體現在課程設計和教學過程中。

(三)職業教育要適應勞動力市場的動態變化機制

現實中的勞動力市場是動態發展變化著的，因此，教育部門所培養的勞動力不一定能夠適應勞動力市場的要求。而且不難發現，職業教育盡管要與勞動力市場相適應，但許多受教育者并不會在受培訓的那個行業領域中就業，這已經是一個普遍的趨勢和現象，不容職業教育忽視。

勞動力市場中勞動力的短缺和富余受多種因素影響。首先是教育能夠提供的合格的勞動力的數量，這是一個根本的因素，但卻不是根本原因。第二是某個勞動領域的社會地位、工資待遇和工作條件會直接影響進入到這個領域從事工作的勞動力的數量。因此，職業教育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影響社會經濟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它首先是一個社會問題，職業教育的地位越高，它影響經濟發展的作用就越強；反之，則越小。第三是勞動力市場會發生結構性變化，產業結構和經濟結構的變化都會直接影響到勞動力市場的供給、需求和工資水平，因此，這也是影響勞動力及其教育的重要因素。

通過上述分析可以知道職業教育與勞動力市場之間的一般關系。顯然，職業教育會對勞動力在勞動力市場中的流動與發展產生重要作用，那么這種關系的具體細節如何?這便是我們接下來要討論的問題。

三、勞動力市場中的職業流動

勞動力市場中的職業流動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職業教育與培訓對它有明顯的影響作用，這同樣是職業教育對勞動力市場具有巨大作用的一項表現。

(一)職業教育

個體與勞動力市場的主要關系體現為就業和轉業兩方面。其間，職業教育有三重任務：一要為個體進入工作生活做一般性準備；二要為個體從事哪種職業做準備；三要為個體在工作中所處的特殊地位和角色做準備。這三項任務又與勞動力市場的分割與組成密切相關。在其間，職業教育決定了勞動力在勞動力市場之間的流動。20世紀的西方經濟學界，對于職業教育與勞動力市場中的職業流動研究非常深入，不僅對職業教育與勞動力市場流動的一般規律進行了研究，也就職業教育對勞動力職業流動的影響作用和具體表現進行了深入研究。

人力資本學說的問世為教育包括職業教育與培訓對于勞動力的市場流動構建了堅實的理論基礎。在20世紀90年代。先后出現了幾項關于人力資本投資對勞動力市場流動性影響的重要研究。其中，斯徹曼(Sicherman)和蓋勒(Galor)于1990發表了《職業流動的理論》一文，通過理論與實證分析了在勞動力市場中的職業流動現象，并且討論了這種現象對于個體職業生涯所具有的意義和作用。它從一個嶄新的視角對人力資本、不同個體的工資差異以及升遷、辭職和跨公司的職業流動之間的關系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這項研究顯示接受“回歸教育”會為職業的上升提供更高的可能性。對于任何一個特定的職業來說，學校教育都會增加其向上的職業流動的可能性。

關于人力資本的研究使人們注意到人力資本投資會對勞動力收人產生影響，進而引發勞動力的流動。這一點，在今天的勞動力市場中仍然是非常重要的規律性現象，我們以澳大利亞為例來說明這一情況。澳大利亞的勞動力市場非常發達，職業教育也得到舉世公認的贊譽。通過本頁的表我們可以看出，在成熟的勞動力市場中，教育包括職業教育水平與在勞動力市場中所處位置之間的關系。

從表中可以看出來，資格證書的水平和勞動力市場之間的關系非常密切。專職性工作的就業率對于那些高水平資格證的人來說更高；相反，失業率就會低。因此，總體而言，對于一級勞動力市場而言，職業教育及其資格認定是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基本條件。又由于人力資本的投資對勞動力市場流動性有著巨大影響，因此，教育和培訓對三種勞動力市場分割中職業的向上流動性都有積極影響。這已被一些實證研究所證實。因此，職業教育和培訓事實上成為使勞動力從二級市場向一級市場流動，且不斷獲得提升機會的推動力。

人力資本理論進而對公司和企業內部的培訓與職業流動進行了深入研究，早在1962年貝克爾(Becker)就通過研究得出結論，即“一般的培訓”和“特殊的或公司定向的培訓”會導致不同的職業流動，貝克爾指出，特殊培訓不增加員工流動的可能性，企業可以占有由此帶來的收益，因而企業愿意進行特殊的培訓投資。由于當雇員被雇主解雇時，特殊培訓的投資收益將會丟失，因此，特殊培訓總是與低離職率相伴隨。一般培訓能夠提高員工在其他企業的生產率，而由于其他企業并不承擔培訓成本，他們能夠通過提高勞動報酬來吸引受培訓的員工。因此，提高一般培訓的成本得不到培訓投資的收益，企業不愿意承擔一般培訓的成本。但是，也可以發現，盡管貝克爾的理論具有明顯的科學性，但在現實中很難找到純粹的一般培訓和特殊培訓。許多學者通過研究都明確提出任何培訓課程計劃都具有將一般培訓和特殊培訓混合起來的特點。

真正將培訓與職業流動的研究提升到一個新的思路與方向的研究是由巴坦(Bartel)于1992年提出的。巴坦根據培訓目的對培訓進行了分類，將勞動力在進入要求準入資格的勞動力市場后的正規培訓區分為兩種類型：其一為核心培訓(Core Train-ing)；其二為員工開發或職業培訓(Employee Development orCareer Training)。

所謂核心培訓，旨在適應由技術和組織發展帶來的工作變化，以提升勞動者工作能力為目的的培訓。由于技術和組織的發展，處于內部勞動力市場和專業勞動力市場中的勞動者不斷面臨著知識和技術落伍的風險，這種風險尤其在技術類的職業領域中會比較高，因此，提供培訓就成為減少這種風險的主要途徑。核心培訓對于在專業勞動力市場中就業的勞動者具有重要作用。通過培訓，可能使他們的人力資本得以提升和更新，使其在勞動力市場中的就業能力不會下降。巴坦認為，處于二級勞動力市場中的員工不需要核心培訓，主要是因為其所從事的工

作對員工的資格要求比較低。

員工開發或職業培訓不是為了目前的工作變化進行準備，而是為了員工生涯中的下一步發展做準備(比如在組織中的提升)。因此，職業培訓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即決定和影響員工未來的潛在的生產能力和職業能力。這一方面符合人力資本理論的基本原理，即培訓可以提升個體的職業能力；另一方面，它也符合篩選(Screening)理論，即雇主在雇用員工之初，并不會掌握每位員工的生產能力和職業能力的完整信息，但雇主可以通過培訓員工，來發現員工職業能力的水平和特點。因此，在內部勞動力市場中，通過職業培訓，不斷明確受訓人員的職業能力，從而使職業培訓這種活動實際也成為企業管理的一種工具和手段，而參與培訓次數多的員工被提升的機會也就比較大。當然，職業培訓是否一定能夠確保提升，這還要依賴于組織當中的提升制度。羅森堡姆(Rosenbaum)討論了三種提升機制，即競爭性流動機制(contest mobility regime)、贊流動機制(spon-sored mobility regime)和錦標賽流動機制(toumament regime)，這三者根本的不同在于所強調的是“效率”還是“機會”。

競爭性的流動制度中，“職業前景”是推動每位員工維持生產力和防止懶惰的重要工具。盡管提升的機會是有限的，但員工能夠參與到提升所需要的培訓課程中，這是一個公平競爭的過程，是一個強調“效率”第一的過程。

贊的流動往往是在專業化程度非常高的勞動力市場中存在，選擇總是在最初，并且有可能只有一次，而且培訓成本很高。提升的機會有限，而且并不依賴于是否參與培訓。因此，贊流動從根本上并不取決于“效率”，而是“機會”。

錦標賽流動制度是前兩種制度的混合，既強調“效率”又不忽視“機會”。它類似于體育比賽中的錦標賽，雇主會如同錦標賽中的事先確定獎金一樣，提供某種“員工獎勵”或“獲得良好職業前景”的承諾，以此激勵員工創造好的業績。這種流動體系主要在內部勞動力市場中，可以有許多員工獲得提升所必需的培訓，但雇主會決定哪位受過培訓的員工可得到進一步的提升，被淘汰者可能會被調整工作崗位甚至是完全離開組織。

通過上述分析可知，“職業培訓對內部勞動力市場中的職業流動會產生兩種不同的影響。它可以直接地增加員工向上流動的可能性，或者增加其內部提升的機會，即職業培訓只是提升的必要條件但并不能保證提升”。

(二)過度教育(Overeducation)與職業流動

隨著對教育包括職業教育與培訓研究的深入，學者越來越關注另一個重要問題，就是超過職業需要的過度教育會對勞動力的流動產生什么影響，是否過度的職業教育一定會對勞動力的流動產生正向的推進作用?美國學者弗雷曼(Freeman.R.B)最早對這一問題進行了研究，其標志性成果為1976年出版的《過度教育的美國人》。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在這個領域不斷涌現出有影響的研究成果。

過度教育是指“一個社會(或個人)所擁有的教育超過了需要”，即社會的總體教育水平超過了經濟發展的需要，或個人擁有的教育水平超過其所從事工作的需要，即勞動力市場配置勞動力的作用失效。我國有學者總結出過度教育的主要表現為：第一，受教育人口的失業率比較高，甚至超過未接受過教育的人口或教育層次較低的人口；第二，受教育人口的專業技能未得到充分利用或就業不充分，或學非所用；第三，高才低用，如大學畢業生通常從事高中畢業生承擔的工作，高中畢業生從事常由初中畢業生承擔的工作；第四，接受過同一水平教育的人，現今的實際收入要比以前低。

總體而言，過度教育對于職業流動有重要影響。首先，當雇主對于員工的生產率不確定時，過度教育可以作為這個工人潛在的生產率的指示器，從而為雇主使用員工提供重要的參考依據。

其次，對于不同的勞動力市場，過度教育對職業流動性的影響存在明顯的差異。在內部勞動力市場中，勞動力在入門之時，過度教育是很普遍的現象，但會隨著工人不斷被提升而降低過度教育的程度。在專業勞動力市場，過度教育的情況較少，主要是因為在職業教育和工作之間有著密切的關系。在二級勞動力市場中，過度教育的現象最為普遍。在內部勞動力市場，過度教育只是在剛進入勞動力市場時暫時存在，這種現象隨著勞動力在內部勞動力市場中向上提升而減少；但是，當有技術的工人在二級勞動力市場中就業后，過度教育也會隨著勞動力的升遷而減少。

篇7

為貫徹落實國務院國發〔**〕36號文件、省政府冀政〔**〕1號文件、市政府邢政〔**〕3號文件精神，加快勞動力市場建設，引導勞動力合理流動，完善市場導向的就業機制，有效地促進就業再就業工作和農村經濟發展。現將勞動力市場建設有關問題通知如下：

一、勞動力市場建設的現狀及重要性

勞動力市場是整合勞動力資源統籌城鄉就業，為求職人員提供就業指導、洽談和培訓，提高其技能的主要載體。目前，全市21個縣（市、區）有勞動力市場的18個，沒有勞動力市場的3個。在現有的18個勞動力市場中，有14個縣（市、區）勞動力市場面積不足200平方米，最小的僅有50平方米，而且狹小、簡陋，無信息網絡，設施陳舊落后，服務功能缺失，無法開展就業洽談、培訓等活動。這些問題的存在嚴重制約了就業再就業工作的開展，尤其是目前難以為大批農民工轉移就業提供信息和就業服務，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約了當地經濟的發展。

為了盡快改變目前縣（市、區）勞動力市場的狀況，適應當前形勢發展和工作需求，各級政府要加深對勞動力市場建設重要性的認識。建設好勞動力市場是解決“三農”問題促進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就業的重要措施之一，是培訓和提高農民工技能和素質，加快當地經濟發展的有效手段，是一項利國利民的民心工程。各級政府要加強領導，認真組織，加大財政支持力度，切實抓緊、抓好、抓出成效。

二、勞動力市場建設的任務目標

勞動力市場建設的總體目標要按照總書記提出的“制度化、專業化、社會化”新三化的要求，實施規劃和建設。各縣（市、區）既要從本地實際出發，又要堅持高標準，努力實現服務功能基本完善，達到社會保障和就業服務一體化。

各縣（市、區）勞動力市場的具體目標：力爭用3年左右的時間使全市21個縣（市、區）新建和改建的勞動力市場面積分別達到500平方米左右；信息系統建設**年底前實現與市勞動保障中心聯網；2008年底前實現市、縣、鄉三級聯網，基本達到“一點登陸”全程查詢，全方位為城鄉勞動力提供便捷的就業服務。

三、加大勞動力市場建設資金投入，重點抓好信息系統建設

各級政府在重點抓好勞動力市場建設的同時，增加對勞動力市場建設資金的投入，拓寬再就業資金的籌集渠道，按照省財政廳、省勞動廳《關于進一步加強就業再就業資金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冀財社〔**〕8號）的規定和要求，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在確保就業再就業資金使用的前提下，可將結余部分適當用于勞動力市場建設，市政府將適當給予補貼，縣（市、區）政府要列入重點，在政策上、資金上加大扶持力度。對勞動力市場的基礎建設，和信息化建設要列出專項資金予以扶持，本著政府出一點，勞動部門籌一點，再就業資金擠一點的原則，拓寬籌資渠道，千方百計籌集到位。要加大“五保合一”數據整合和勞動力開發資源管理軟件資金投入的力度，使縣（市、區）勞動保障工作與市勞動保障中心對接，建設好數據庫實現市區與縣（市、區）協調一致共同發展，通過勞動力市場的信息化，達到為職工記錄一生、管理一生、服務一生的目的。

四、完善勞動力市場功能

要通過勞動力市場的龍頭和輻射作用促進和帶動社會就業服務組織發展，動員全社會力量為促進就業提供服務。發展企業內部勞動力市場，推進企業再就業服務中心向企業內部勞動力市場或勞務派遣組織轉型。支持各級工會、共青團、婦聯、殘聯等組織依法建立職業介紹服務機構，提供適應不同群體特點的公益性就業服務。發揮各類職業中介機構、勞務派遣組織、職業咨詢服務組織、勞動保障事務組織、社區就業服務組織的作用，為勞動者就業提供有效服務。各級勞動保障、工商、公安等部門要加強對各類職業中介機構的監督檢查和定期清理整頓工作，指導督促職業中介機構明示合法證照、收費標準和監督電話，接受社會監督。嚴厲打擊各類非法職業中介和欺詐行為，倡導誠信服務，開展無虛假信息、爭創文明職業中介活動。

五、提高勞動力市場服務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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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凱恩斯有效需求不足理論”為基礎,對西方國家的勞動力市場政策實踐進行了分析比較。

關鍵詞 勞動力市場 政府干預 西方實踐

勞動市場本身與生俱來的缺陷和不足,存在著無法調節和調節失靈問題,從而使政府干預勞動力市場成為必然。

一、政府勞動力市場干預的理論依據――凱恩斯 “有效需求不足理論”

1929～1933年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給西方國家帶來了空前的失業。凱恩斯的《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從理論上否定了市場價格機制會自動調節經濟實現充分就業均衡的傳統。他認為,失業的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他認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除了自愿失業和摩擦失業以外,還存在“非自愿失業”,社會的就業量水平主要取決于有效需求水平。由于三大心理規律的作用,僅僅依靠市場的自動調節機制難以使經濟達到充分就業的均衡。這樣,勞動力市場就會發生勞動力供給與勞動力需求的嚴重失衡。為此,凱恩斯提出,必須放棄自由放任的經濟原則,代之以政府干預的主張和政策,通過實施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來彌補社會有效需求缺口,提高就業與產出水平,以實現經濟的充分就業均衡。

二、西方國家勞動力市場干預實踐

(一)澳大利亞勞動力市場干預實踐

1.促進就業的政策措施。(1)組織公共工程,提供就業崗位。政府舉辦文物修繕、環境保護、社區服務、公共設施維護等項目,安排失業者就業。(2)鼓勵創辦小企業。幫助失業者開辦小企業,提供免費培訓咨詢和相當于1年失業津貼的生活補助。此外,對雇傭長期失業青年和45歲以上失業者的企業,提供沒人1500澳元的一次性補貼。對參加全日培訓的失業者提供培訓補貼。

2.培訓制度。澳大利亞職業培訓機構包括在職培訓、技能證書培訓和學徒培訓。雇員在職培訓期間,工資和培訓費由企業支付。技能證書培訓的對象是學生,有兩種方式,一是為十年制普通學校畢業生提供到技術學院學習的機會;二是技術學院與理工大學合作,相互承認對方課程學分,以使學生在獲得學歷證書的同時獲得職業技能資格證書。學徒培訓采取邊在崗跟師學藝,邊在校學習理論知識的方式,為期4年。

3.失業救助與社會救助制度。澳大利亞實行失業救助制度,覆蓋范圍主要是工薪雇員。資金全部由財政負擔。享受條件是:男18～65歲和女18～60歲,正在求職并進行過登記,非個人過失而失業。津貼標準為:單身每周為148～160澳元,有子女的夫妻每周為268澳元。近年來,澳大利亞改革了失業救助制度,進一步嚴格了給付條件,目的是促進失業者積極找工作并盡快再就業。

澳大利亞實施以充分救助為目標的社會救助制度。主要包括老年、單親、疾病、失業、護理等9項救助計劃。以家庭救助為例,每月救助標準為:單身810澳元,夫妻加一個孩子1710澳元。領取特殊救助津貼的人口約占總人口的17%。社會救助支出約占當年GDP的7%。

(二)德國促進就業、失業保險和社會救助概況

1.促進就業的政策。(1)把就業作為政府施政的核心政策。德國政府把實現充分就業作為與經濟增長、物價穩定和收支平衡并列的四大宏觀經濟社會政策目標。(2)改善東部地區就業狀況。兩德統一以來,政府為穩定和改善東部地區就業形勢,采取了多項政策措施。如,對東部以前的國有企業提供30%～75%的工作補貼,對東部企業雇傭失業者,在36～48個月內,按人數每人每月補貼2100馬克,政府購買公益就業崗位和提供免費職業培訓等。(3)鼓勵創辦小企業,增加就業崗位。在小企業開辦最初兩年,免征企業所得稅,并把最高免稅額由2.5萬馬克提高到了3.25馬克。

2.政府幫助失業者再就業的措施。(1)對安置失業者的企業提供補貼。政府為安置東部地區失業者實施了“重新融入社會工程”,在社區建立了由政府補貼的安置性企業400家,安置失業者15.5萬人。政府對雇傭長期失業者的企業也提供補貼,提供標準為受雇者工資80%～90%的雇主補貼,時間最長為3年;對新公司雇傭失業者,補貼受雇傭者工資的50%,期限1年;對安置55歲以上雇員在退休前專為非全日制工作的企業,補貼雇員工資的20%。(2)補貼自營就業。通過提供信息咨詢、低息小額貸款、開展免費培訓等方式幫助失業者自營就業,并在其開業后提供減稅優惠和一定補貼。(3)舉辦改善基礎設施、修繕文物、開展環保綠化等公共就業工程。(4)進行有效的職業技術培訓,促進就業。德國職業培訓的特點色是“雙元制”,將學員在職業學校的理論學習和在企業的實際技能學者密切結合,同時進行,培養艱巨理論知識和實際操作能力的高素質勞動者,滿足企業需要。

3.失業保險與社會救助。德國1927年建立強制性失業保險制度。覆蓋范圍是多有雇員。基金來源是雇主與雇員同比例繳費。享受條件為進行失業登記,接受職業介紹和職業培訓,在過去三年中至少參加了1年失業保險。失業津貼標準是原工資收入的60%,有子女者為67%。享受津貼期限根據繳費時間和年齡確定,最長為28個月。對領取失業津貼期滿后仍未就業者提供失業救助,給付期限最長為1年。救助標準為原工資的53%,有子女者為57%。德國社會救助的對象是收入低于一定水平和沒有其他社會津貼的人員。救助項目包括今本生活需要的食物、住宅、衣物、供熱、醫療等。基本標準為,單身每月624馬克,夫妻每月1127馬克,夫妻加一個孩子每月1545馬克。家庭人口越多津貼越高,如沒有住房,則再增加一定的補助。對因特殊事故而無法維持正常生活的貧困人口,除提供生活必需品外,還提供教育、醫療等特殊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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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國招聘公司瀚納仕 （Hays） 聯合牛津經濟研究院近日的2016年“瀚納仕全球技能指數”表明，中國勞動力市場的壓力正在緩解，整體表現強勁活躍，但高技能行業仍然面臨人才短缺。

“瀚納仕全球技能指數”基于七項指標（即教育靈活度、勞動力市場參與度、勞動力市場靈活度、人才不匹配、總體工資壓力、高技能行業工資壓力和高技能職位工資壓力），從人才供應、人才匹配情況和工資壓力三個維度，在大量數據統計分析的基礎上，對33個國家勞動力市場提供技能型人才的能力進行了評估。

每項指標的總分為10分。得分越高，表示壓力越大。總分越高，表示雇主越難找到具有合適技能的人才。得分5.0表示勞動力市場處于平衡狀態。

2016年，中國得分4.3，比2015年下降0.4。中國的總體指數逐漸下降，表明中國勞動力市場壓力正在緩解，也意味著中國雇主比往年更容易找到需要的技能人才。

“最新指數數據表明，中國經濟增長放緩帶來的風險有所降低，出口情況轉好和穩定的基礎設施投資抵消了下行壓力。”瀚納仕中國區執行總監蘭熙蒙（Simon Lance）說。

在全球技能指數的大部分指標中，中國都獲得了低壓力分值，對中國的勞動力市場非常有利。“教育靈活性”一項，中國得分為1.2，表明中國的教育系統擁有非常好的配置，能夠滿足未來的人才需求。“勞動力市場參與度”得分為1.9，表明勞動力市場參與度較為靈活。“人才不匹配”一項得分為4.6，表明應聘者通常擁有雇主需要的技能。

在“整體工資壓力” 一項中，中國獲得5.5分，較去年的7.5分有所下降，表明中國工資的增幅比過去有所放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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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勞動力市場；結構轉型；劉易斯轉折點；基尼系數；庫茲涅茨曲線

一、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推動了經濟的高速增長，顯著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與此同時，隨著經濟改革的不斷深化，中國出現了大批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大規模轉移的“民工潮”現象。大規模的勞動力從農村轉移到沿海城市的工業和服務業，廉價的勞動力成本為中國經濟蓬勃發展帶來了有利條件，使中國勞動密集型行業發展迅速，為中國吸引了大量的外資，促進了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然而2004年之初，珠三角、閩東南、浙東南等發達地區出現大范圍“民工荒”現象，隨后，“民工荒”開始由南部沿海地區向內陸地區蔓延，內地一些傳統勞務輸出地區也開始出現缺工現象。由此可以看出隨著經濟的不斷擴張，中國的勞動力市場也在發生巨大的變化，出現了結構轉型。

美國經濟學家劉易斯于1954年發表了《勞動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1972年發表了《對無限勞動力的反思》、1979年又發表了《再論二元經濟》，在這一系列論文中他系統地闡述了發展經濟學二元經濟模型中勞動力轉移的經典理論模型。劉易斯提出二元經濟模型具有三個特征：第一，它包括“現代的”與“傳統的”兩個部門。現代部門通過從傳統部門吸收勞動力而得以發展。第二，在提供同等質量和同等數量的勞動條件下，非熟練勞動者在現代部門比在傳統部門得到更多的工資。第三，在現行工資水平下，對現代部門的勞動力供給超過這個部門的勞動力需求。Ranis和FEi在劉易斯模型的基礎上發展了劉易斯模型，由于模式相同，人們合稱其為劉易斯－費一拉尼斯模型(Lewis-FEI-RanisModel)。劉易斯－費－拉尼斯模型指出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存在三個階段、兩個轉折點。在經濟發展的初始階段即在第一個階段，非熟練勞動者是充裕的，故勞動力供給彈性無限大，現代部門能在現有王資水平上得到它想要的全部勞動力。當傳統部門的變化開始影響工資時為第一個轉折點，拉尼斯和費景漢稱為短缺點(shortagepoint)，經濟發展進入第二個階段，傳統部門勞動力的邊際產品開始轉正，工人的工資水平逐漸提高，傳統部門和現代部門開始爭奪勞動力，推動現代部門非熟練勞動者的工資上漲；第二個轉折點出現于現代部門與傳統部門的邊際產品相等之時，拉尼斯和費景漢稱為商業化點(commercializationpoint)，此時經濟發展進入第三個階段，二元經濟結構完全消失。

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理論提出后在經濟學界引起巨大的反響。由于他為發展經濟學做出的杰出貢獻，于1979年同舒爾茨一起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Todaro指出勞動力從傳統部門向現代部門的遷移是二元經濟條件下經濟發展的標志性現象，他把預期收入引入二元經濟理論，提出了Todaro模式。日本學者南進亮探討了日本的后發優勢從產生到消亡的過程，提出了判斷通過轉折點的5個標準，認為日本1960年前后為劉易斯轉折點，并對日本通過轉折點的過程進行了研究。

在中國的改革開放進程中，由于體制改革、政策、人口結構等因素使得中國勞動力市場具有與其他國家不同的特色，但是研究中國經濟的勞動力市場實際情況可以發現中國經濟基本符合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理論。近年來國內外學者對中國經濟是否到達劉易斯轉折點的爭論存在很大分歧。我國學者也對中國經濟是否進入劉易斯轉折區域進行了大量研究。蔡防從經濟增長、人口變化、勞動力轉移、市場發育、宏觀經濟周期、參與經濟全球化和制度建設等角度的觀察與研究中，發現并論證了勞動力無限供給的特征正在中國逐漸消失，發表了一系列論文和著作，提供種種證據來論述在中國已到達劉易斯第一個轉折點的階段性變化。李月驗證了20世紀60年代后半期為臺灣經濟的劉易斯轉折點。張曉波等基于甘肅省農忙和農閑時期的發展演化模式的長期調研發現，無論其他影響因素是否被控制，實際工資水平總是不斷地向上攀升。貧困地區實際工資在加速上漲，甚至農閑時期也是如此，表明剩余勞動力的時代已經結束。但是蔡防等的觀點引發很大的爭議，一些學者和國際機構認為這種現象發生在一個勞動力無限供給的二元經濟條件下，只能是短期的、暫時的，而不可能是真正的勞動力總量供給不足(例如樊綱)，主要的爭論和分歧是中國農村勞動力供給是否短缺以及剩余勞動力空間的大小。

本文在國內外學者研究的基礎上建立了計量經濟模型，從不同的角度論證中國勞動力市場的結構轉型及劉易斯第一轉折點在中國確已出現。

二、劉易斯轉折點理論

從現代部門勞動密集型行業的實際工資和勞動邊際生產率曲線的變化可以說明劉易斯轉折點理論。如圖1所示，橫軸代表勞動量(L)，縱軸代表勞動的邊際產品(Q)。OW是現代部門的實際工資，0S代表傳統部門的平均實際收入。WN1Q1代表最初階段的剩余，OWQ1L1L代表最初階段支付的工資總額。由于現代部門把部分剩余投資于創造新的資本，資本存量增加并且使得邊際勞動生產率曲線向右移動，達到N2Q2的水平，此時剩余和就業都增加了。現代部門繼續投資推動邊際勞動生產率曲線進一步移動到N3Q3，只要傳統部門存在剩余勞動力，城市中現代部門就能夠利用這種勞動力優勢不斷地擴大投資規模，這個過程一直繼續到Q4點(劉易斯第一個轉折點)。此時傳統部門的邊際勞動生產率不再為零，勞動力從傳統部門向現在部門流動的機會成本增加，因此如果現代部門不提高工資水平就不會得到傳統部門足夠的勞動力供給。

日本學者南進亮指出劉易斯轉折點模型有以下幾個特點：

1劉易斯轉折點理論僅以非熟練勞動力為對象

劉易斯轉折點理論不適用于熟練勞動力。類似于工程師、機械修理師、研究開發人員和管理人員等勞動供給在經濟發展的任何一個階段都是有限的。

2劉易斯轉折點理論不適用于資本密集型部門

劉易斯轉折點理論的適用性是以二元結構存在為前提的。而現代部門又可以劃分為勞動密集型部

Y1=a1+a2Lt[a]+a3(Lt[a])2+a4St+a5GFt+εt(1)

其中，Yt[a]、Lt[a]、St和GFt分別表示農業實際總產值、農業從業人數、播種面積和國家財政用于農業支出實際值的時間序列。得到估計模型(2)：

其中，εt為誤差項，在方程(2)中播種面積和國家財政用于農業支出實際值的短期乘數都為正值，表明播種面積每增加1000公頃，農業實際總產值將增加0.47億元；而財政的實際農業支出增加1億元，農業實際總產值將增加2，64億元。因此增加播種面積和對農業的財政投入都能有效地提高農業產出。方程(2)可以求農業總產出曲線的極大值點，通過計算發現極大值點出現在2005年。進一步根據方程(2)計算農業勞動邊際產出和農業勞動平均產出，計算結果由表1給出。

由表1可以看出農業勞動的平均產出變化與圖2中農業年人均實際工資的變化基本一致，說明我國農業的人均實際工資與平均產出相對應，依然是一種分享式的工資。農業勞動邊際產出在2005年之前均為負值，在2006年開始轉為正值，并且快速增長，說明中國經濟已越過圖2中的B點，達到P點。如果繼續轉移農村勞動力將會影響農業的總產出，即勞動力的變化開始影響工資，則根據劉易斯第一轉折點的定義，初步可以判斷中國的劉易斯第一轉折點應在2005年后出現。

四、勞動密集型行業的發展與劉易斯轉折點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大批農民工向城市流動可以說是舉世矚目，截止2006年，農村外出打工勞動力規模為1.32億人，其中80％進入城市就業。然而我國農民工工資水平低，就業環境差，農民工的權益得不到根本的保障。從2000年下半年開始我國農村勞動力流動的政策進入公平流動階段。與農民工相關的政策發生了根本變化，如開始解決農民工工資拖欠問題、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以及農民工參加社會保險等問題。與此同時，隨著我國農村勞動年齡人口增長速度減緩，農村剩余勞動力大幅度減少，21世紀以來出現的“民工荒”已經成為全國性的亟待解決的問題。2010年初的調查顯示，約四成企業用工需求沒有得到滿足。一方面用工需求得不到滿足，而另一方面卻是農民工社會地位得到基本尊重，工資增速加快。2003年以前，農民工工資水平在近10年時間基本沒有變化，但是隨著勞動力短缺現象的出現，2004年增長2.8％，2005年增長6.5％，2006年增長11.5％，超過了經濟增長速度。勞動力市場的這種變化預示著我國勞動力市場供給已經由無限供給轉向有限供給，或者說中國無限供給的勞動力正在消失。由于農民工一般為非熟練工人，大多數都在勞動密集型行業就業，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開展的“農村外出務工人員就業情況調查”顯示，2009年城市勞動力市場上的農民工從事制造業的比重最大，占30.3％，其次是建筑業占17.1％，因此本文主要分析我國制造業和建筑業的勞動供給問題。筆者分別使用制造業和建筑業職工平均工資和從業人數，構建勞動力供給模型，模型形式為：

其中，w1表示平均實際工資，L1表示從業人員數。

1制造業勞動供給曲線

我國制造業在我國經濟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它是國民經濟的核心和主要源泉，是工業化的動力。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世界制造業的中心轉移到中國，為我國帶來了發展的機遇。但是近年來勞動者工資不斷提高，且制造業中存在大量勞動密集型行業，所以對勞動力工資的變化最敏感，因此本文分析制造業的供給曲線，來說明勞動密集型行業勞動力市場的情況。

利用制造業2001-2008年的數據估計模型(3)，模型估計結果為：

其中，w和L分別表示制造業的人均實際工資(元)和全部從業人員(萬人)。方程(4)中L的平方項為正，說明制造業勞動供給曲線也是凹的。圖5是根據方程(4)計算的制造業供給曲線斜率曲線。由圖5可以看出，我國制造業勞動力供給曲線的斜率變化和建筑業類似，尤其從2004年以后曲線斜率增加較快。制造業勞動力供給曲線迅速向上傾斜。

2建筑業勞動供給曲線

建筑業是我國的支柱性產業，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建筑業的發展空間也在上升。特別是政府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進行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拉動內需和擴大就業的過程中建筑業產業規模不斷擴大，帶動了建筑業從業人數的增加。為緩解就業壓力，特別是為解決農村勞動力轉移問題，建筑業促進農村產業結構調整做出了貢獻。因此在我國出現勞動力短缺和工資快速上漲的情況下，分析建筑業的勞動力供給情況有利于了解我國非熟練勞動力的總體情況。

本文利用1999-2008年建筑業的數據估計模型(3)，估計結果為：

其中，W和L分別表示建筑業的人均實際工資(元)和全部從業人員(萬人)，方程(5)中的平方項為正，說明建筑業勞動供給曲線是凹的，即與圖6的形狀一致，后期向上傾斜。圖6是根據方程(4)計算的建筑業供給曲線斜率曲線，由圖6可以看出1999-2000年建筑業供給曲線的斜率略微下降。反映在經典的供給曲線上為勞動供給曲線變得平坦，可見工人的實際工資不僅沒有上升，反而是下降的。說明這段時期內勞動力的供給是相對過剩的，勞動力的流動具有盲目性。進入21世紀后，由于城鎮化建設和房地產業的快速發展，建筑業對非熟練工的需求越來越大，因此工資開始了緩慢的增長以吸引足夠的工人。由圖6中可以明顯地看出2004年之后勞動供給曲線的斜率增加的速度加快了，因此建筑業的工資要大幅增加才能吸引足夠的工人，即勞動力供給曲線的明顯的向上傾斜。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雖然20世紀90年代末大批農民工涌向城市，但是城市當時的發展不足以吸收如此多的勞動力，并且由于農民工外出打工，背井離鄉，沒有保障，多數農民工的家庭負擔較重，因此農民工的就業積極性特別高，即使廠商支付較低的工資，只要工資比在農村的收入高，并且能夠彌補外出打工的其他成本，他們也愿意接受工作，而不是返鄉或者是選擇失業。隨著我國擺脫東亞金融危機和經濟飛速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也迅速發展，從而對勞動力的需求大幅度增加，但是農村剩余勞動力減少，勞動力轉移的增速下降，2005年后勞動力供給曲線明顯向上傾斜，勞動力供給的增加需要靠增加工資來支撐，非熟練勞動力的流動開始影響工資。意味著2005年開始我國勞動力市場越過劉易斯第一轉折點(短缺點)，進入劉易斯轉折區域，我國無限供給的勞動力逐漸消失，勞動力進入有限供給階段。

五、基尼系數與庫茲涅茨曲線

美國經濟學家Kuznets在論文《經濟增長與收入不均等》中，探討了經濟增長過程中個人收入差距的長期變動趨勢，提出并論證了著名的收入分配差距“倒U理論”。庫茲涅茨分析經濟增長與收入不平等的關系是基于從傳統的農業產業向現代工業產業轉變過程進行的。他認為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過程就是經濟增長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收入分配差距會發生趨勢性的變化。庫茲涅茨設計了兩個部門，一個是農業部門，另一個是非農業部門，并研究了它們之間的結構變化對收入差距變化產生的影響。這種分法實際上相當于劉易斯的二元結構，即傳統的農業部門和現代部門。雖然庫茲涅茨分析的經濟發展過程與劉易斯模型不盡相同，但是庫茲涅茨接受了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理論框架，因此，不管從理論上還是邏輯上，劉易斯轉折點與庫茲涅茨的倒U型曲線的拐點應該出現在同一時期。

為了驗證我國收入分配差距和經濟發展情況之間是否存在倒U型曲線關系，本文利用《中國統計年鑒》中城鎮、農村居民的分組數據來研究各個階層可支配收入與收入分配差距之間的關系，計算了全國、城鎮和農村的基尼系數。

1全國、城鎮和農村居民收入基尼系數

由洛倫茲曲線計算出來的基尼系數是目前較為常用的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指標。本文采用下梯形法，利用不同收入組的數據分別計算了各年全國、城鎮和農村可支配收入(農村為純收入)的基尼系數。

城鎮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數是從總收人中扣除個人所得稅后得到的可支配收入計算的基尼系數，能夠反映城鎮居民收入差距的實際情況。農村人均純收入的基尼系數是用從總收人中扣除稅收、家庭經營費用支出和生產性固定資產折舊等費用后的收入計算得到的。

由于沒有全國的居民收入水平分組數據，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收入分配課題組收集到的2002年居民收入調查數據，在全國收入最高的10％人群中，93％是城鎮居民，7％是農村居民；而在收入最低的10％人群中，城鎮居民只占1.3％，農村居民占98.7％”。因此，本文將全國居民收入分為8個層次：首先將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最高收入組和高收入組作為全國可支配收入最高收入組和高收入組，然后將剩余人口分為6組，計算全國混合基尼系數，結果如表3所示。

從表3可以看出，全國、城鎮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數總體趨勢都是在2005年前擴大，在2005年后開始縮小，即在2005年分別達到0.421和0.354，但是2008年全國的基尼系數卻又上升到0.445。農村純收入的基尼系數總體趨勢是持續上升，2005年達到0.347后，略有下降，但是2008年農村基尼系數上升到0.349。根據國際一般標準，基尼系數在0.2以下為收入分配絕對平均；0.2-0.3為收入分配比較平均；0.3-0.4為收入差距較大；0.4-0.5為收入差距很大；0.5以上則為收入差距懸殊。由此可見，我國城鎮收入分配差距開始有縮小的趨勢，全國的收入差距，即城鄉之間的差距也有所減小，但是2008年又達到0.445，而農村收入分配差距仍在擴大，說明近年來我國農村經濟發展較快，農村的基尼系數處于上升階段，收入差距擴大，然而城鎮經濟已經發展到一定水平，此時城鎮和農村開始爭奪勞動力，這恰恰說明我國經濟進入了劉易斯轉折區域。我們應該看到雖然總體的收入差距有所下降，但是收入差距依然很大，縮小收入差距，保持社會穩定依然是我國的首要任務。

2城鎮的庫茲涅茨曲線

庫茲涅茨認為在經濟未充分發展的階段，收入分配將隨同經濟發展而趨于不平等。其后，經歷收入分配暫時無大變化的時期，到達經濟充分發展的階段，收入分配將趨于平等。在圖7中用橫軸表示經濟發展的某些指標(通常為人均產值)，縱軸表示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指標，則這一假說所揭示的關系呈倒U形，因而被命名為庫茲涅茨曲線。即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收入分配差距的長期變化軌跡是在經濟發展的低級階段上升，在經濟發展的高級階段轉而下降，呈倒U型變化。庫茲涅茨轉折點就是收入分配開始改善的轉折點。

為了驗證我國收入分配差距和經濟發展情況之間是否存在倒U型曲線關系，本文分別利用城鎮基尼系數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數據期間：2001-2008年)畫出庫茲涅茨曲線圖形(如圖8所示)。

從圖8可以看出，中國城鎮庫茲涅茨曲線在人均可支配收入10000元以上(2005年)達到峰值，雖然由于世界金融危機，2008年城鎮基尼系數有所上升，但整體仍保持下降趨勢。2008年全國基尼系數上升為0.445，說明世界金融危機對中國各個階層的影響差距較大增加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從基尼系數和庫茲涅茨曲線可以看出中國收入分配惡化的趨勢逐漸被遏制，收入差距出現縮小的趨勢。

2004年9月，十六屆四中全會第一次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2005年以來中國政府采取提高城鎮低收入家庭收入等一系列政策，使得居民收入有較大提高，勞動密集型行業的勞動報酬也有較大提高，促使中國城鎮2005年后出現庫茲涅茨倒U型曲線的轉折點，這與劉易斯第一轉折點出現的時期基本一致，從側面說明我國2005年后進入劉易斯轉折區域，即二元經濟發展第二階段。

六、結論和政策建議

本文從農業、勞動密集型行業及收入差距等角度建立了計量經濟模型，論證和檢驗了中國勞動力市場的結構轉型，認為中國在2005年后確已越過劉易斯第一轉折點。本文的結論是：

首先，由農業總產出曲線計算的農業勞動邊際產出在2005年之前均為負值，在2006年開始轉為正值，并且快速增長，說明農業的邊際勞動生產力正在提高，初步可以判斷中國的劉易斯第一轉折點應在2005年后出現。

其次，從制造業和建筑業勞動力供給模型可以明顯地看出2004年之后勞動供給曲線的斜率增加的速度加快了，因此，勞動密集型行業的工資要大幅增加才能吸引足夠的工人，即勞動力供給曲線明顯向上傾斜，說明我國勞動力從2005年后進入劉易斯轉折區域，意味著中國無限供給的勞動力逐漸消失，勞動力進入有限供給階段。

最后，為了驗證中國收入分配差距和經濟發展情況之間是否存在倒U型曲線關系，本文利用城鎮和農村居民的分組數據來研究各個階層可支配收入與收入分配差距之間的關系，計算了全國、城鎮和農村的基尼系數。認為我國城鎮收入分配差距開始有縮小的趨勢，全國的收入差距，即城鄉之間的差距也有所減小，而農村收入分配差距仍在擴大。進一步從庫茲涅茨曲線分析，中國城鎮庫茲涅茨曲線在人均可支配收入10000元以上(2005年)達到峰值，并保持下降趨勢。從基尼系數和庫茲涅茨曲線可以看出中國收入分配惡化的趨勢逐漸被遏制，收入差距出現縮小的趨勢。

綜上所述，中國已在2005年后越過劉易斯第一轉折點(即短缺點)，進入勞動力有限供給階段區域，這一階段政府的作用至關重要。因為進入劉易斯轉折區域標志著我國勞動力市場轉型進入了加速階段。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議：

收入分配公平不僅是單純的經濟利益調節問題，還是關系社會和諧穩定的重大全局性問題。應加大實施縮小收入分配差距的政策力度，調整國民收入分配關系，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