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外金融關系與政策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對外金融關系與政策，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關鍵詞]國有企業主導；對外直接投資；金融發展；信貸配給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呈現國有企業占主導地位的結構特征。作為轉型與增長雙重考慮的最大發展中國家，中國正經歷一個更均勻融入世界的過程。2012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達878億美元，位列全球第三。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主體結構與發達國家呈現顯著差異，國有企業在全部資本輸出中占主導地位，投資行為主要由在國內擁有壟斷優勢的國有企業進行。《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制度》實施以來，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中國有企業占比始終保持在60%以上，2006年更是一度達到81%，2012年仍占投資流量的近50%，凸顯了投資主體的結構單一。

是什么導致了國有企業主導的對外直接投資的結構特征呢？是資金來源不足限制了非國有企業投資么？似乎不能這樣說。實際上，中國存在巨額居民儲蓄與企業儲蓄。最近數年，相比美、法、日、韓及墨西哥等國，中國社會總儲蓄與GDP之比、企業儲蓄與GDP之比及政府儲蓄與GDP之比都保持最高水平（Kuijs，2006）。1990-2012年，中國社會儲蓄總額與GDP之比從36%上升到64%，其中企業儲蓄與GDP之比從10.2%上升到26.3%，增幅達一倍以上，因而很難說是資金來源不足限制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那么是什么導致了非國有企業對外投資偏少呢？

我們試圖從金融發展視角來解釋這一現象。伴隨對2007全球金融危機的反思，金融因素及更為現實的市場缺陷被更多地納入經濟學理論和模型中進行討論。傳統理論中，無論是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理論，還是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理論，多從微觀視角進行討論，關注宏觀因素的較少（周業安，1999；張少華，2005；仇娟東，2011），對金融發展與國際間資本流動關系的討論更少，罕見關于金融發展與對外直接投資關系的討論，因而我們的研究恰逢其時。

一、文獻回顧

與本研究關系最密切的文獻集中在企業跨國經營融資難與保險機制缺失的應對方面。資金不足與風險擔保機制不健全是企業跨國經營中的兩大“瓶頸”（虞瑾，2006）。首先是融資難。目前提供對外直接投資政策性融資支持的僅有中國進出口銀行與中國銀行，但其服務多集中在對外貿易方面，投放于對外直接投資的仍較少（肖楠，2007），而國內企業信用評級機制的不完善則進一步提高了企業在國際市場上融資的難度。其次是保險機制缺失。中國海外投資遍布全球近200個國家，企業的跨境經營受到商業風險與政治風險的雙重影響，2012年敘利亞內戰給中方帶來的巨大損失就是一例。我國海外投資保險起步較晚，直到2001年才出現了由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承保的海外投資險，但其業務范圍仍傾向于貿易。

市場失靈情況下必須以“看得見的手”彌補這一失靈。政府對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力最早體現在Kojima與Denning的文獻中。在Heckscher-Ohlin資源稟賦理論基礎上，Kojima（1977）提出政府應推動已經或即將處于比較劣勢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其后的Denning（1981）投資發展周期論則明確提出了制度、法律及市場機制對跨境資本流動的影響。

近期文獻亦強調了政府對跨國企業金融服務所呈現的顯著制度化特征。建立政策性金融、開發性金融乃至財稅政策等渠道成為主要對策（Sansing，1996；Hufbauer等，2001；全操，2004；張翼飛，2007；王艷，2007；郭麗，2008；廖一榕，2008）。其中，黃金印（2004）的最優控制模型證明，財政政策不但能夠改變資本存量，而且能顯著改變投資邊際收益。李庚寅（2005）與王逸（2008）則明確提出，跨國投資戰略轉變與稅制優化目標應放在對“引進來”與“走出去”的雙向激勵上，重視投資稅抵免對投資規模、區位與產業的引導。

目前對策性研究都強調了政策性金融、開發性金融及優惠財稅政策的重要性，認為政策性金融的出發點是國家和社會利益最大化，提供融資和保險等金融服務是“走出去”戰略有效實施的重要環節，也是世貿規則所允許的政府扶持行為（楊愛梅，2008；Yan等，2010）。政策性金融具有資金“虹吸”效應，它先市場而行，將資金投放到符合國家發展戰略的重點產業，表明國家意圖，進而引導其他資金參與（白欽先，1993；肖楠，2007）。

我們認為已有研究存在以下值得商榷的地方：一是政策性金融難以全員覆蓋企業跨國投資融資需求。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情決定了政策性信貸“僧多粥少”，這種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權宜之計很難從根本上扭轉跨境投資的融資難與保險機制缺失局面。二是政府主導的信貸配給可能帶來金融資源配置扭曲，國有企業與監管部門間天然的聯系可能慣性地帶來政策性信貸對國企的有偏配置（張磊，2010）。三是金融自身的發展可能意義更大。金融發展是解決企業融資難的需要、是分散風險的需要、是國企改革的需要，更是宏觀調控的需要（李煒，2007）。

二、引入金融中介的企業跨境投資規范分析

即f（PR）=f（A、φ、δ、mps）。顯然，對外直接投資決定于A、φ、δ、mps等系數，而這些系數則決定于金融發展水平。其作用途徑主要有4個：首先是提高存量資本配置效率，其次是提高新增資本配置效率，再次是通過提高儲蓄資本轉化率加快資本累積速度，最后則是幫助經濟甄別出可能實現創新的企業家（Patrick，1966；Gree，1960）。“此意義上的信貸供給要求經濟體系適應企業家的目的和需要，此條件下的循環才有可能促進經濟增長”。

三、中國金融發展與對外直接投資關系檢驗

（一）動態面板模型GMM檢驗分析

由于對外直接投資明顯受前期投資經驗與收益的影響，因而動態項存在較大內生性可能，同時其他解釋變量也可能由于慣性出現內生性問題，計量結果可能出現嚴重上偏。因而我們采用系統GMM檢驗，將滯后一期的被解釋變量（LOFDI）引入檢驗。

1 模型、數據與方法。

（1）模型設定。由前述理論分析構建檢驗模型如式（17）。

（2）變量選取與數據采集。被解釋變量為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OFDI）。解釋變量5個，分別為：①滯后一期的被解釋變量（LOFDI）；②金融發展規模指標金融相關率（FIR），取FIR=全社會存貸款總額/GDP；③貨幣深度（M2），取M2/GDP，以度量經濟中以貨幣為媒介進行的交易比重；④金融市場效率指標儲蓄投資轉化率（SCR），取SCR=貸款/存款；⑤考慮到開放經濟假設，將匯率（EXCH）引入模型，取歷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中間值。控制變量4個，分別為：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規模（FIXINV），取歷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②高校畢業生規模（STUCENT），計算公式為STUDENT=高校在校生人數/地區人口；③歷年國內生產總值（GDP）；④實際利用外國直接投資量（FDI）。

各變量數據為2003-2012年除以外的中國省際面板數據，分別采自各年度《中國對外貿易年鑒》、《世界投資報告》、《對外直接投資公報》、《中國勞動統計年鑒》、《中國國際收支平衡表》及《中國統計資料60年》。

數據處理。首先將數據轉化為人民幣計價單位；其次剔除價格因素，以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對對外直接投資額及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額進行平減，以GDP平減指數對GDP平減；最后為降低異方差可能，將各變量進行對數化處理。由于篇幅所限，各變量統計性描述結果未予報告。計量工具為Eviews7.2工具包。

2 動態面板模型GMM檢驗結果分析。經多次估計，優選獲得模型（1）到模型（6），詳見表1。其中，模型（1）包含全部解釋變量與控制變量。模型（2）到模型（6）則是在排除共線性因素后的結果。

廣義矩估計的有效性依賴于工具變量的有效性。可以看到，SARGN檢驗P值較大，說明GMM檢驗中的工具變量不存在過度識別問題，AR（2）的P值表明差分后殘差無二階序列相關，因而工具變量有效。系數聯合顯著性WALD檢驗在1%的顯著水平下拒絕了解釋變量系數為0的原假設，表明模型總體線性關系顯著。同時，模型（1）到模型（6）的R2從0.630337增長到0.938032，有顯著提升，因此方程估計結果值得信賴。

總體上看，金融市場發展程度都對中國OFDI產生顯著影響。LNSCR對于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最大，彈性達到了3.3614，強調了儲蓄投資轉化率對本國企業參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顯著影響，這與Dunning（1981）的投資發展周期論相一致。

各顯著解釋變量中LNSCR的顯著影響較大，彈性達到3.3614，LNFIR的影響則較小，彈性為0.048945。排除共線性因素后，LNFIR與LNSCR在方程3、4、5、6中與LNOFDI顯著正相關，而LNM2在排除共線性因素后的方程3、4、5、6中卻表現為顯著負相關，這是出乎我們預料的。后面我們在Geweke檢驗中討論其可能成因。另一個出乎意料的是，LNM2在排除共線性后的模型3、4、5、6中都與LNOFDI負相關，其原因可能為信貸規模的擴張不如合理的信貸投向機制更有效率，Boyreau等（2003）、Allen等（2006）及林毅夫（2008）等關于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討論中亦提出過類似結論，即不具有效率優勢的國企獲得較大比例信貸配給的狀況帶來了經濟增長趨緩。而LNEXCH與LNOFDI關系的不顯著則可能源于中國長期實行固定匯率。控制變量中值得注意的是LNFDI，它在各方程中起到顯著正向作用，支持了關于引進外資與對外直接投資相互促進的認識。

（二）Geweke因果分解檢驗

Geweke因果分解檢驗（Geweke1982）可以深入檢驗x對y的因果關系、y對x的因果關系及x與y的即時因果關系。檢驗結果見表2。

1 長期中LNOFDI與LNM2間存在顯著單向因果關系，但無即時因果關系。（1）長期中LNOFDI是IAVM2的原因而LNM2不是LNOFDI的原因。這表明資本流出對金融市場提出了新要求，促進了貨幣化程度提高，但貨幣化程度提升并不能促進資本流出，兩者尚未形成良性互動。其原因可能在于對M2/GDP的分析必須結合M1/GDP進行。M1/GDP穩定增長下的M2/GDP才反映金融機構的長期資金供給，否則資產泡沫、不良貸款等資本非有效性因素等都會影響對于M2/GDP的分析（Bando，1998）。中國M2的增加多表現為資產貨幣化，而流向實體經濟的較少，參與對外直接投資的更少。（2）長期中LNOFDI與LNM2兩者間即時因果關系較弱。其原因可能在于：一方面，“走出去”初期的中國企業多為政府主導型對外直接投資（姜亞鵬，2011），且在相當長時間里表現為技術援助與國際合作，所以本國M2影響并不很顯著；另一方面，資本化進程的深入引起貨幣需求上升，進而引起M2/GDP上升，這在一定程度上擠占了對外直接投資資本。

2 長期中LNFIR與LNOFDI間存在顯著單向因果關系，但無即時因果關系。（1）長期中LNFIR是LNOFDI的原因，LNOFDI不是LNFIR的原因，對外直接投資對金融發展的反饋達63.7%，表明金融發展對對外直接投資影響較強，而后者對前者影響較小；（2）兩者間缺乏即時關系的原因可能在于：正規金融的效率改進未能及時反映到對外直接投資上。中國金融中介市場具有顯著的結構單一特征，很多企業只能依賴于內源融資和非正規金融市場，這為非正規金融市場形成提供了條件（白當偉，2004），亦帶來了LNFIR與LNOFDI間即時關系的不顯著。

3 長期中LNSCR與LNOFDI存在顯著單向因果關系，但無顯著即時因果關系。（1）長期中LNSCR是LNOFDI的原因，說明LNSCR有效地促進了LNOFDI的發展，而后者則不是前者的原因則可能源于儲蓄投資轉化率不高；（2）兩者不存在顯著即時因果關系的可能原因在于，中國近年來激增的對外直接投資多依賴民間借貸，所以短期看LNSCR波動對LNOFDI的影響不大。

4 無論從長期還是即時來看LNFDI與LNOFDI間都存在顯著雙向因果關系，這與前述GMM檢驗結論一致。兩者間短期因果關系相對于即時因果關系更大的可能原因在于：無論改革開放之初還是最近十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相對引進外資規模都較小，雖然有即時因果關系，但長期中相互影響較弱。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長期中LNOFDI是LNFDI的原因，這支持了Buckley等（2007）關于引進外資與對外直接投資必須協調發展的觀點。

綜上，金融發展規模及金融市場效率與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在長期中都有顯著相關性，但沒有即時因果關系，這顯然與傳統金融理論關于金融是經濟增長引擎的認識相悖。早在1781年，Hamilton就提出“作為最令人愉快的經濟增長引擎，銀行通過方便大型項目融資在英國工業革命進程中起到關鍵作用”，Hicks（1969）亦強調真正引起英國工業革命的是金融創新而不是通常所說的技術創新，“金融創新通過向大型項目融資提供了工業革命前就已存在的技術實現其價值的條件”。

那么是什么造成了長期與短期現象的背離呢？我們認為是中國長期金融發展不足造成的。McKinnon等（1973）的金融深化理論值得我們深刻反思。作為典型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經歷了長期的金融抑制向金融深化的過渡過程，中國金融發展與成熟市場經濟國家尚有顯著差距。這一差距表現之一就是正規金融市場對跨境企業融資需求反應的時滯，直接導致難以獲得支持的企業轉而求助于非正規金融，因而出現了前述中國金融發展與對外直接投資之間長期與即時關系的背離。

四、信貸配給下的國有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優勢形成

實踐中，伴隨金融抑制的是事實上存在的信貸配給，而這可能帶來了國有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優勢。長期的金融抑制帶來中國金融市場制度設計尚不夠完善（Buckley等，2007；Morck等，2008）。主要表現在金融市場準入限制、負利率與儲蓄增長并存以及貸款方向扭曲等方面，這直接導致銀行業競爭不足及行業集中度較高（李輝，2008）。‘這些特征帶來了儲蓄投資轉化率不高與信貸資源緊缺，是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中國有企業主導的誘因之一。

前文第二部分規范分析顯示，金融中介通過影響儲蓄率、儲蓄投資轉化率及資本產出比3個途徑來影響對外直接投資，這一影響過程是遞進的。

（一）金融抑制導致對外直接投資金融資源相對有限

一方面，金融抑制帶來了儲蓄擠出。面對金融抑制帶來的長期低于通脹率的人為低利率，儲蓄者不但得不到儲蓄回報，反而可能上交通脹稅。這直接導致邊際儲蓄率下降，政府不得不通過“保值儲蓄”等資源動員來彌補儲蓄擠出。另一方面，人為低利率導致銀行惜貸，偏好風險規避型資產，經營保守。兩方面的結合進一步導致跨境投資資金支持不足。

（二）金融資源不足導致了低效率的信貸配給制

面對人為低利率，金融資源供不應求，這直接減弱了金融資源配置過程的投資鑒別功能，只能由政府主導進行信貸配給。在信貸配給環境下，投資者實際上是用投資向監管方“購買”投資環境，這一扭曲的投資者甄別機制使得實力強的投資者得到較好的投資環境，實力弱的投資者面臨較差的投資環境，其投資需求也被壓抑（羅長遠等，2003），表現為不同企業跨境投資能力的差異。

（三）信貸配給成為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國有企業主導的誘因之一

信貸配給偏愛國有企業帶來了信貸資源配置失效。一方面，作為內生變量的經濟政策，一旦被置頂，就會在政治、經濟的相互作用下沿著自己的軌跡演變（Krueger，1988）。利益集團的存在會帶來顯著道德風險，中國經濟中金融資源和商業機會的分配是按照從國有到集體再到民營的順序進行（黃亞生，2003），這直接反映為國有企業所面臨的低利率與民營企業受到的信用約束。另一方面，關系性金融以及銀行信貸風險鑒別能力弱化帶來了政府的兜底預期。此預期下國有企業無破產壓力，往往拖延還貸甚至不歸還貸款，強行占有受配給地位，這加劇了民營部門融資難，加劇了市場道德風險，降低了信貸配置效率（Auki等，1997、1998；王躍生，1999；Allen等，2005）。而國有企業資本回報率較低的事實則進一步降低了金融市場效率（Dollar等，2007），這凸顯了國有企業低成本資金優勢及政府對經濟的強力控制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Buckley等，2007；Merck等，2008）。此機制下，國有企業自然主導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

五、結論與建議

金融發展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產生顯著影響，金融約束與實際上的信貸配給抑制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發展，金融發展不足給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帶來了融資成本高、投資風險分散難及投資主體結構單一等問題，因此，必須以市場方式推進金融服務自身的完善與發展。

鑒于對外直接投資水平受到儲蓄規模、儲蓄投資轉化率、經濟發展水平及對外開放度的顯著影響，建議從以下四方面加強建設：

1 完善對外直接投資統一領導機制，明確監管方與金融機構的職責劃分，減少政策性金融、開發性金融及財政補貼等短期行為對商業金融的替代。商務部、財政部及人民銀行工作重點應放在對外投資的審批、日常監管與信息服務方面，而金融市場的功能則應放在融資便利與海外投資風險分擔方面。

2 全方位構建對外直接投資金融與保險的市場化體系。這一體系不應僅僅包括政策性金融，更重要的是推進金融深化，進一步明確政策性金融與商業性金融的分工，構建多層次、寬領域、分階段的金融支持體系。監管方應針對不同類型、不同階段的海外投資實行差異化支持政策，構建商業性金融與政策性金融協調互補的新型金融結構。融資服務方面，可以通過國家信用手段滿足企業“走出去”的初期資金需要，發揮政策性金融的“虹吸”效應，引導商業性資金參與。其后，隨著商業性金融不斷進入，政策性金融應擇機退出。保險方面，應著重創新保險品種，擴大保險覆蓋面，增設政治險，使跨國企業不僅僅能“走得出”，還能“走得穩”。

篇2

[關鍵詞]金融發展；貿易開放度；協整分析；Granger因果檢驗

[中圖分類號]F74 [文獻標識碼]B

金融發展和國際貿易因其對經濟增長的重要作用被視為當今世界經濟發展的兩大主題。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深入發展，金融與貿易在國與國以及國內的互動關系日益突出，金融與貿易的關聯性問題也越來越引起人們的重視。

我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國際貿易取得了輝煌的成績，浙江省作為一個貿易大省，其成績尤為突出，2009年的進出口總額高達1877.35億美元。本文欲利用協整分析和Granger因果檢驗對浙江省1994—2009年貿易開放度與金融發展間的關聯性進行實證分析。

一、指標的選取和數據描述

改革開放以來，浙江省的對外貿易一直快速穩定的發展，對浙江省經濟發展的影響也日益增大。同時，在浙江省對外貿易蓬勃發展的背景下，浙江省金融發展呈現出多樣性、高效性、超前性和國際性的特征。浙江省經濟的增長有效地促進了金融的發展，而金融發展的規模與效率同時也對對外貿易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為考察浙江省的金融發展與貿易開放度的關聯性，筆者采用單位根、協整和Granger因果檢驗的方法進行實證分析。從數據的可獲性和經濟政策的連續性出發，以浙江省994—2009年的宏觀經濟數據作為研究浙江省金融發展與貿易開放度的數據基礎。

（一）指標的選取和數據來源

1．金融發展指標：金融發展指標應該能代表金融中介的規模和金融中介的運行效率。在現有的文獻里，常用來衡量金融發展的指標有麥金農的DEPTH，King和Levine的BANK、PRIVY及PRIVATE，以及存貸利差RR等。基于一個省的數據的可獲性和指標的適用性，筆者選用金融發展規模指標（DEPTH）和金融發展效率指標（PRIVY）作為金融發展的指標。其數據來源于《浙江省統計年鑒》（1995—2010），《浙江金融年鑒》（1996—2010）。

（1）金融發展規模指標（DEPTH）：國際上通常用戈氏和麥氏指標從總體上衡量一國的金融發展程度。前者是戈德史密斯(1969)提出的金融相關比率，用“某一時點上現存金融資產總額與國民財富之比”衡量一國的經濟金融化程度。后者是麥金農(1973)運用貨幣存量與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衡量一國的經濟貨幣化程度，常簡化為M2與GDP之比。筆者考慮浙江省數據的可獲性，使用全部金融機構貸款額與名義GDP的比值作為金融發展規模指標，該指標著重從金融部門規模及其動員儲蓄的能力方面度量金融發展的水平。

（2）金融發展效率指標（PRIVY）：等于非金融的私人信貸總額與名義GDP的比值，該指標是衡量貸款運用效率的指標，能夠很好地度量一國金融市場化的效率。本文的非金融的私人信貸總額數據由私營企業及個體貸款、三資企業貸款和鄉鎮企業貸款三項指標合并而成。它本是用來衡量金融中介的運行效率，但Levine和Beck等人已經說明其可以用來衡量整個金融部門的運行效率，而且也是目前衡量金融發展效率的最佳指標。

2.貿易開放度指標：學者們在貿易開放度指標的選擇上差別很大，如Sachs-Warner(1995)采用“二進制”方法，綜合運用5類指標來分析一國的貿易開放程度；道拉斯法(1992) 用商品實際價格對貿易開放條件下價格的偏差程度來體現貿易開放度；還有一些學者使用與貿易限制有關的變量作為貿易開放度。

資料來源：根據《浙江省統計年鑒》（1995-2010）計算整理而得。

（二）數據的描述性統計

從圖1中可知，浙江省金融發展規模與貿易開放度共同增長，呈現正相關關系，而金融發展效率與貿易開放度的關系卻呈負相關關系。但這是否是一種長期的均衡的狀態還有待實證分析。

二、金融發展與貿易開放度關聯性的實證分析

（一）變量平穩性檢驗

對變量進行協整分析之前，首先對變量進行平穩性檢驗，只有變量在同階平穩的條件下，才能進行協整分析。對時間序列的平穩性進行檢驗的常用方法是單位根檢驗（ADF單位根檢驗法）。檢驗時，先根據其基本時序圖確定截距項和時間趨勢項是否存在，再根據赤池信息準則(AIC)確定滯后階數，最后根據ADF統計量判斷是否平穩。

注:(1) 沒有*表示在10%的顯著水平上成立, *表示在5%的顯著水平上成立; (2)檢驗形式中的c,t分別表示帶有常數項和趨勢項,k表示滯后階數;(3)ADF臨界值來自于Eviews6.0;(4)Δ表示序列的一階差分。

從表2可知，在10%的顯著度上，所有變量的原序列的檢驗結果都沒有拒絕有單位根的假設，因此、、都是非平穩的。而一階差分后都拒絕了有單位根的假設，因此差分后變量是平穩的，即為I(1)。根據協整理論，若變量間是同階平穩的，那么就可能存在協整關系，下面就檢驗上述變量是否存在協整關系。

（二）變量間協整關系分析

雖然金融發展規模、金融發展效率和貿易開放度的時間序列是非平穩的一階單整序列，但其可能存在某種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即協整關系。筆者運用Engle-Granger兩步協整檢驗法，先用OLS法估計兩個I(1)變量的長期均衡方程： ，再檢查殘差項的平穩性。如果殘差項是平穩的，則變量與是協整的，與存在長期的均衡關系；如果殘差項是非平穩的，則變量與不是協整的，與不存在長期的均衡關系。通過Eviews6.0軟件計算，結果見表3：

注:(1) 沒有*表示在10%的顯著水平上成立, *表示在5%的顯著水平上成立,**表示在1%的顯著水平上成立; (2)檢驗形式中的c,t分別表示帶有常數項和趨勢項,k表示滯后階數;(3)ADF臨界值來自于Eviews6.0。

從表3可知與是相互協整的，存在著長期的均衡關系；對是協整的，存在長期的均衡關系，但是對卻是非協整的，不存在長期的均衡關系。

與，與，與的協整關系所對應的長期方程分別為(其中括號中數字為回歸系數的t檢驗值) ：

由（1）、（2）可知與存在著長期的均衡關系，貿易開放度與金融發展規模指標之間相互存在強正相關關系，與實際情況相符，有明顯的經濟意義。

由（3）可知與存在著長期的均衡關系，但是其回歸結果不顯著，無經濟意義。

（三）變量間Granger因果檢驗分析

由以上分析得出，貿易開放度與金融發展規模指標之間存在長期穩定均衡關系，但是兩個變量之間能否能構成因果關系還需要進一步的檢驗，這里采用Granger因果檢驗方法進行分析。由于和之間不具有協整關系，所以不再討論這兩個變量之間的Granger因果關系。該檢驗的判定準則是：依據平穩性檢驗的滯后期來選擇本檢驗的滯后期，根據輸出結果的P值判定存在因果關系的概率。檢驗結果見表4。

從表4可知，金融發展規模和金融發展效率都是貿易開放度的Granger原因,而貿易開放度并不是金融發展規模和金融發展效率的Granger原因。這說明從短期上看，金融發展促進了國際貿易的開放。

注:(1) P值表示檢驗概率值,若P

三、實證結論與原因分析

（一）實證結論

本文利用協整分析和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對浙江省1994—2009年的貿易開放度與金融發展關系做了實證分析。其研究結論如下:

第一，浙江省金融發展規模不僅從長期看與貿易開放度相互影響，且在其短期變動上與貿易開放度也顯著相互影響。以上檢驗結果表明：一方面浙江省金融發展對貿易開放過程的滲透力、影響力與推動力越來越強，金融本身的發展已經構成貿易開放度發展必要的基礎性條件；另一方面說明，貿易開放度已經成為金融發展的重要物質手段與依托空間。

第二，浙江省金融發展效率與貿易開放度在短期上存在因果關系，而在長期上不存在均衡關系，這表明兩者之間的變動更多受其他因素的影響，這與發達國家市場經濟的情形形成較大的反差，并未實現如西方市場國家那樣兩者的良性互動關系。這說明浙江省金融深化異常迅速，但是，在其迅速發展的背后，需要進一步揭示金融深化過程中的質量問題，即金融發展效率與貿易開放度等經濟發展的關聯性問題。

（二）原因分析

從理論上講，金融發展與貿易開放度之間是相互融合、相互依托、相互促進的。但是本文的實證分析所得出的結論與理論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相悖，筆者根據查閱相關資料以及考慮浙江省金融發展與對外貿易的實際情況，得出以下原因：

金融發展與貿易開放論是部分促進論，在金融發展的規模上，金融發展促進了對外貿易的開放，這主要是由于浙江省的對外貿易企業獲得有效的融資渠道，資金上的充足有利于對外貿易企業的創新與發展，從而使得企業更多地進行進出口貿易，從而促進了對外貿易的開放。與此同時，對外貿易的開放度反作用于金融發展的規模。但是浙江省在信貸上實行的是適度限制政策，雖說這種政策從經濟學上考慮，能夠減少由于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對稱所引起的一系列問題：道德風險、逆向選擇、監控證實和履約問題等，有利于經濟中資源的最優配置。但也正是這種限制政策，造成金融市場不發達，金融工具單一，金融資產的收益率較低，經濟中能夠動員的資金較少，從而又在一定程度上對貿易的開放度進行了抑制。綜上所述，金融發展的規模在浙江省的政策限制下對貿易開放度的影響是雙重的，但是促進作用強于抑制作用，使得金融發展的規模對貿易開放度的影響的顯著度不是特別明顯。

在金融發展的效率上，金融發展短期與貿易開放度存在因果關系，但在長期上兩變量之間不存在均衡關系。這主要是由于隨著改革的深入，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成為我國進出口貿易的主體，然而由于金融體制改革的滯后導致金融效率整體不高，相關金融市場存在制度性缺陷，市場結構、金融工具等單一、僵硬，不能夠完全滿足中小企業的金融支持要求，非國有經濟部門更多面臨來自金融部門信貸配給。然而浙江省的中小企業為繞過金融抑制的限制與約束，利用了非正規金融，這在推動浙江省出口能力提升方面的貢獻不容低估，但也造成了長期上金融效率和貿易開放度的不均衡。

為了使浙江省金融發展與貿易開放度可持續協調發展，就要深化金融體制改革，提高浙江省的金融運行質量。通過金融發展，可以為進出口企業提供更加有效的融資渠道，以高效的資本配置支持對外貿易發展，提升在國際分工和競爭中的地位。

[參考文獻]

[1]曲建忠,張戰梅.我國金融發展與國際貿易的關系——基于1991—2005年數據的實證研究[J].國際貿易問題,2008(1).

[2]沈能.金融發展與國際貿易的動態演進分析——基于中國的經驗數據 [J].世界經濟研究,2006(6).

[3]楊丹萍,毛江楠.中國金融發展與對外貿易互動關系研究——基于中國紡織產業的VAR模型分析 [J].國際貿易問題,2010(4).

[4]白當偉.金融發展中的國際貿易:理論與實證研究[D].復旦大學,2004.

[5]Dong-Hyeon, Shu-Chin Lin, Yu-Bo Suen. Dynamic Effects of Trade Openness on Financial Development [J]. Economic Modelling, 2010(27):254-261.

[6]Kiminori Matsuyama. Credit Market Imperfections and Pattern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Capital Flows [J].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2005(4):723-741.

篇3

關鍵詞：金融服務業；FDI；影響因素

中圖分類號：F125．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09)02-0067-06

當前全球對外直接投資的一個重要趨勢是轉向服務業，而金融服務業是國民經濟中至關重要的部門，近年來隨著中國入世過渡期的結束，中國吸引國際直接投資的數額不斷增加。2007年全國金融領域新設立中外合資銀行、保險公司、基金管理公司21家，實際使用外資金額為87．53億美元，同比增長26．96%，占全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金額的10．59%。金融業不僅是國家經濟體系的主要組成部分，還是國民經濟中最敏感的部門，它能夠靈敏地反映其他行業的發展狀況和經濟發展中的不穩定因素，其利用外資對一國的發展乃至經濟安全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了解金融業吸引外資的影響因素，分析中國在這些因素方面存在的優勢與不足，進而在此基礎上提出相關對策，對中國金融業更好地利用外資無疑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金融業利用FDI影響因素的理論分析

近幾年來，金融服務業利用FDI日益引起學術界的關注，一些研究基于主流國際直接投資理論來尋求金融服務業吸引FDI的依據。雖然金融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發展的內在動力和外部環境與工業企業有所不同，但其理論發展仍是基于傳統的投資理論，故本文首先回顧了傳統制造業對外直接投資理論，接著對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理論進行梳理，進而歸納出影響金融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因素。

1．傳統制造業對外直接投資理論

壟斷優勢論認為國際市場和國內市場的競爭都是不完全的，這種不完全性使得少數企業擁有壟斷優勢，而這些壟斷優勢既是確保其跨國生產有利可圖的條件，又是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的出發點。內部化理論認為跨國公司是通過內部市場，而不是國際市場來實現中間產品交易的，故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是用公司行為來代替市場行為。其內部化的過程取決于產業特定因素、區位特定因素、國家特定因素和公司特定因素等。鄧寧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綜合了前人的成果，并將H―O理論中的區位優勢考慮在內，認為企業從事對外直接投資，必須滿足三個基本假定，即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以及投資國的區位優勢。

2．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理論

由于服務業在促進發達國家經濟發展中的作用不斷加強，服務部門的國內和國際地位迅速提高，對服務業跨國生產和經營的研究開始發展起來，其出發點是對傳統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在服務部門適用性的討論。通過對不同的傳統理論觀點在服務部門進行適用性檢驗，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相信，制造業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經過修正，是可以用來分析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行為的。

目前涉及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已有了一定的發展，尤其是作為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的集大成者，鄧寧在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方面做了比較系統的論述。他指出，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也應同時具備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三個條件：（1）服務業所有權優勢可以理解為企業得以滿足當前或潛在顧客需求的能力，具體來講，服務業跨國公司的所有權優勢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質量、范圍經濟、規模經濟、技術和信息、人力資源和創新等。（2）服務業內部化優勢是指服務業企業為了克服外部市場的不完全性和不確定性，防止外國競爭對手模仿，將其無形資產使用內部化而形成的特定優勢。（3）服務業區位優勢與其他優勢不同，它是東道國所有的特定優勢，企業無法自行支配，只能適應和利用這種優勢。服務業區位優勢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東道國不可移動的要素稟賦所產生的優勢，如自然資源豐富、地理位置方便、人口眾多等；東道國的政治體制和政策法規靈活、優惠而形成的有利條件。

在這三種優勢中，區位優勢是鄧寧特別強調的一個因素。有關研究也表明區位優勢在服務部門和制造業部門的差別較大。由于服務業生產過程包括前臺活動和后臺活動兩部分，因此服務業直接投資可視為對兩部分直接投資的總和。而服務前臺活動直接投資的區位優勢區別于制造業，服務后臺活動直接投資的區位優勢又與制造業相同。據此, 可以把東道國服務業吸引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優勢分為一般區位優勢和特殊區位優勢兩大類。一般區位優勢是指對于服務業直接投資和制造業直接投資都具有吸引力的區位條件。特殊區位優勢是指對于服務業直接投資具有特殊吸引力的特定區位條件。

根據上述對服務業直接投資的理論研究，可將影響金融服務業利用直接投資的因素概括為：

（1）東道國的國內市場規模：GDP。

（2）東道國的開放程度：貿易依存度。

（3）貿易成本：基礎設施包括交通和通訊網絡以及對某一行業的基本建設投資。

（4）比較優勢：勞動力的成本。

（5）人力資本：勞動力教育水平。

（6）東道國的政府政策。

二、中國金融業利用FDI影響因素的實證分析

由于金融業利用外資數據統計時間較短，因此，在對中國金融業利用FDI影響因素的實證分析中時，我們運用統計方法和計量方法分別進行研究。

1．統計分析

由表1的數據我們可以看出，我國的國民生產總值、 金融服務業職工專科及以上學歷的人數

和金融服務業的開放程度是逐年增長和提高的。同時，伴隨著這些要素的增長，我國金融服務業所利用的FDI也在迅速增加。也就是說，我國的市場規模、金融服務業的職工學歷水平和貿易依存度對我國金融服務業利用FDI有著重要影響。

通過表2我們可以知道，我國政府制定了很多促進金融服務業開放和發展的政策措施。這些措施不僅提高了我國金融服務業的開放水平，并且大力推動了金融服務業FDI的流入。2001年，我國金融服務業利用的FDI為35．3百萬美元；入世后，到2002年，這一值達到106．7百萬美元，增長了近2倍；并且隨著我國入世所做的承諾和金融服務業的不斷開放，我國金融業FDI的流入更加迅速，2006年我國金融服務業實際利用的外資額為293．7百萬美元（見表1）。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政府的激勵政策和金融業的開放度確實提高了我國金融服務業的引資水平。

以上統計分析的結果與本文的理論分析是一致的，在金融發展的過程中確實存在著一些影響我國金融服務業利用FDI的因素。至于這些因素對我國金融服務業利用FDI產生怎樣的影響，我們將通過下面的計量分析進行進一步的檢驗。

2．計量分析

(1) 變量的選取和模型的建立

因變量（FDI）：中國金融服務業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金額。

自變量：①中國金融服務業的市場規模（MARK）。諸多實證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資與東道國的國內市場規模直接的聯系非常緊密。本文選取國內生產總值作為反映市場規模的指標。②基礎建設狀況（INFRAS）。完善的基礎建設對于吸引外商進行直接投資具有積極的作用。本文用金融業基本建設投資來考察基礎設施對我國金融服務業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③勞動力成本（SALARY）。通常認為，發展中國家吸引外資的主要原因在于較低的工資水平，為驗證這一點是否適用于金融服務業外資，我們用金融業職工平均工資水平作為金融服務業勞動力成本的代表性指標。④人力資本（HC）。與制造業相比，服務業對人才的要求更高，尤其是銀行、證券、保險等金融行業，人才的重要性尤為突出。本文選取了金融業職工專科及以上學歷的人數作為研究變量。⑤我國金融服務業的開放程度（OPEN）。衡量一個國家對外開放的指標通常是該國的國際貿易水平。本文用我國金融服務業的貿易依存度來大體反映其開放程度（貿易依存度=進出口貿易額/GDP）。⑥政策變量（D）。Dt為中國的政策變量，取Dt=0，t＜2002；Dt=1，t≥2002。

我們可選取樣本區間為1998―2007年。數據由1998―2007年的《中國統計年鑒》、國際收支平衡表和《中國金融年鑒》整理而得。

研究模型如下：

FDI=f(MARK,INFRAS,SALARY,HC,OPEN,D)

＋＋ ＋＋ ＋

（公式下的正負號表示自變量對因變量的預測影響）

在對模型進行擬合時，為了消除回歸方程誤差項的異方差性，自變量和因變量均采用其自然對數形式（政策變量除外）：

lnFDI=α0lnMARK+α1lnINFRAS+α2lnSALARY+α3lnHC+α4lnOPEN+α5D+ζ

（2）模型回歸分析

在進行回歸分析之前，我們首先看一下各變量之間的相關關系。從表3各自變量間的相關系數可知，各自變量之間存在著嚴重的多重共線性的問題。為了消除多重共線性帶來的不良后果，在以下模型擬合過程中采用逐步回歸法對各自變量與因變量之間的關系進行數理分析。

由于時間序列數據可能存在非平穩性，本文用協整檢驗驗證各自變量與因變量FDI的關系。而協整檢驗需要非穩定時間序列同階協整，因此作者先用ADF（Augmented Dickey-Fuller）檢驗，對模型中的六個變量原序列與一階差分作單位根檢驗（Unit Root Test）。ADF平穩性檢驗結果見表4，由表4可知變量lnFDI、lnMARK、lnINFRAS、lnSALARY、lnHC、lnOPEN的水平序列都是非平穩的，而它們的一階差分序列都是平穩的，即都是I（1）序列，滿足協整條件。根據自變量與因變量一元回歸擬合優度的高低，我們依次引進各自變量對因變量進行協整分析，順序為：D、OPEN、MARK、SALARY、HC、INFRAS,最后的擬合方程為：

由表6的檢驗結果我們得出：我國金融市場的規模、開放程度、政府的激勵政策和人力資本確實是影響金融服務業利用FDI的重要因素，它們都推動了我國金融服務業的發展以及引資水平的提高。

3．實證結果分析

（1）回歸結果顯示，投入我國金融服務業的FDI與我國幾年來對金融服務業的激勵政策、金融市場的市場規模、開放程度、基礎設施、人力資本呈正的相關關系，與金融業勞動力成本呈負的相關關系，這與我們前面的理論和統計分析是一致的。

（2）中國金融服務業的市場規模對于其引資規模的貢獻很大，市場規模擴大10%，金融服務業FDI將增加37．35%。外資進入中國，更多的是看中了中國巨大的市場和經濟增長的潛力。同時，我國市場規模的提高和金融服務業的發展也會增加我國金融服務業自身對外資的需求。因而，只要中國經濟持續增長，外資就會大量的涌入。但是10多年來，金融服務業在我國國民經濟中的地位變動很小，占GDP的比重一直較低，產業結構亟待升級。

（3） 金融服務業的開放度也是影響外資進入金融領域的重要因素，其開放度提高10%，金融服務業利用FDI就會增加20．75%。回歸結果表明，金融服務領域開放程度低是造成我國金融業利用外資規模偏小的重要原因。今后，隨著入世承諾的具體實施，我國金融服務業的引資規模必然會有很大的提高。另外，我國政府對于金融業發展的激勵措施同樣對其引資產生了重要的正面影響。

（4） 回歸結果表明，金融服務業引資規模與我國的人力資本存在正的相關關系，但是二者的相關性不太強。這說明我國金融業職工的學歷水平對金融服務業FDI的流入有一定的推動作用；同時也說明，中國金融業仍然是粗放式經營，對人才要求不高。

（5）我國金融服務業利用FDI與我國的基礎建設狀況也存在正的相關關系，同樣其相關性也不是很大。這主要是因為，金融業不像制造業那樣對交通等硬件設施的要求較高，反而對網絡等軟件設施更為依賴，而我國金融服務業的軟件建設還不夠完善，還沒有對金融業FDI的流入起到其應有的推動作用。

三、政策建議

通過以上理論和實證分析可知，我國金融服務業利用FDI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響，因此，為了進一步擴大我國金融服務業的引資規模，我們建議：

1．擴大金融市場規模，促進金融結構升級

由于我國市場規模對金融業利用FDI有著巨大的吸引力，因此，我國應該繼續發展經濟，擴大金融市場規模。同時為提高金融業在GDP中的比重，我國還應該促進金融產業結構升級。在此過程中，最重要也是最活躍的因素是金融創新。金融創新作為金融市場規模擴大和金融結構提升的主要動力，是金融發展的靈魂和主線。我國應通過規定產業結構的發展方向，鼓勵金融產品、金融機構、金融技術的不斷創新，來提高金融結構轉換的能力、速度與效率，進而實現金融創新和金融產業結構的升級。

2．加強政府對金融服務業的激勵政策，提高金融服務業的開放度

我國應遵循WTO倡導的貿易、服務的全球化和自由化，繼續推動金融服務的開放與發展；應當負責任地遵守加入WTO的基本承諾，在減讓表的范圍內維持對外資金融機構必要的審慎準入限制，在減讓表范圍外的金融領域，對外資金融機構的監管應當與中資機構一樣，體現國民待遇原則。同時由于我國金融服務業還處于比較劣勢的地位，與外資金融機構相比競爭力還不足，現階段還不具備應對金融服務業對外全面開放的能力。因此，政府還應該在WTO允許的范圍內，制定相關的政策保護本國的金融機構以維護金融安全。

3．加大金融科教投入和金融人才培養力度

理論分析表明，國際金融服務領域對就業人員的受教育程度和技能水平要求很高，金融人才將是未來金融服務領域競爭的焦點。但目前我國金融服務行業從業人員素質不高，服務質量較低，服務價格偏高，競爭力弱。因此，有必要繼續推行金融人才戰略，多渠道加強金融人才的培養和建設。加強對金融從業人員的定期培訓，鼓勵和督促員工不斷進行觀念和知識更新，培育結構合理的人才隊伍。加大科技和教育的投入，大力開發人力資源，優化服務質量，降低服務成本，提高服務水平，以使我國金融服務機構在與外資機構競爭時立于不敗之地。

4．完善金融基礎設施

金融業是一個較為特殊的行業，其發展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軟件設施。發達國家大都有支持金融發展的現代化交通、通信、計算機網絡以及其他配套服務設施，相比之下，我國的金融業基本建設投資還不足，尤其是通訊網絡等軟件方面還很薄弱。因此我國必須為金融服務產業建設一套完善的基礎設施，加大對金融服務業軟件設施方面的建設與投資，為金融產業發展提供一個較為寬松的環境，從而吸引更多的外資進入金融行業。

參考文獻：

［1］ 盧進勇，虞和軍，朱唏顏．國際服務貿易與跨國公司［M］．北京：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4．141-152．

［2］ 約翰•鄧寧．對國際生產折中理論的一些實證檢驗［J］．國際商業研究，1980，（11）．

［3］ 楊春妮．承接服務業國際轉移: 中國區位比較優勢的實證［J］．國際貿易問題，2007，（3）．

［4］ 方慧．中印利用FDI的比較分析［J］．山東大學學報，2006，（1）．

［5］ 羅靜．淺析我國金融服務貿易市場的開放［D］．吉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6．

［6］ 葉春明，黃滿盈．結構、創新與效率――中國金融服務開放的現狀與趨勢［J］．國際貿易，2006，（7）．

［7］ Allen N．Berger,Robert De Young&Gregory F．Udell．Efficiency Barriers to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European Financial Services Industry［J］．European Financial Management，2002，（7）：117-130．

Analysis of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Using FDI in China's Financial Service Industry

FANG Hui，LI Jian-ping；ZHANG Bei-bei

（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Shandong Jinan,250014,China）

Abstract:

With the coming of post-WTO era and the accelerating of liberalization of financial service trade, the study of FDI in China's financial industry and financial service trade becomes more and more urgent．Through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this paper considers that the scale of China's financial service market, trade dependence, the states of infrastructure, human capital and incentive policies of Chinese government a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FDI in financial service industry．The labor costs of China's financial service industry and its level of using FDI are negatively correlated．Finally,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relevant policy and recommendation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empirical analysis．

篇4

關鍵詞：海外并購 金融支持 金融所有權優勢

在后金融危機中國企海外并購活動頻繁時期，以往產業資本參與支持的海外并購已力不從心，迫切需要金融資本的加入來解決“資金瓶頸”問題，金融資本與產業資本的完美結合能更好的促進中國企業跨國并購順利完成。在當前跨國并購已逐步替代綠地投資成為中國海外投資最主要形式的背景下，對于海外并購金融支持的專門研究已迫在眉睫。本文在理論上以微觀企業分析和宏觀金融支持相結合為視角分析中國企業海外并購金融支持問題，為海外并購研究提供理論分析框架。

海外投資金融支持理論研究回顧

國外學者有關海外投資金融支持的研究較少，主要有Gary C.Hufbauer, Rita M. Rodriguez（2001）《21世紀的美國進出口銀行―一條新途徑？》收錄了美國進出口銀行成立65周年的相關研究文章，主要介紹美國進出口銀行的經營環境、對美國企業出口的支持作用及所面臨的問題等。

國內學者對于海外投資與金融服務支持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兩方面：

一方面是中國“走出去”戰略框架下，將政策性金融服務支持與商業性金融支持相結合宏觀總體把握金融服務對于海外投資的支持。嚴明（2005）在《海外投資金融支持―以中國企業為對象》第一次全面的闡述海外投資與金融服務支持問題，是國內第一部研究海外投資金融支持的專著。其研究主要有以下特點：研究對象比較廣泛，其所研究的海外投資支持問題主要指“走出去”戰略框架下的對外直接投資，包含了對出口、對外工程承包、綠地投資、海外并購等“走出去”內容的總體支持探討；第一次建立了海外投資金融支持問題研究的理論基礎，此專著理論上沿著錢納里“雙缺口”理論分析思路，在凱恩斯國民收入決定理論的框架下，建立海外投資金融支持需求分析模型，其突出的理論貢獻彌補了以往此研究領域的理論空白；對有關概念和理論進行系統的分析和總結，并在此基礎上進行海外投資及金融支持風險分析和手段分析，其涵蓋內容全面深入；對中國企業海外投資金融支持現狀分析客觀全面，同時介紹了國外發展情況并予以中國借鑒，提出中國企業海外投資金融支持的發展與戰略選擇等。

另一方面是單純從政策性金融服務的角度討論其對于海外投資的支持。佟志廣（1996）以中國進出口銀行的業務實踐探討了政策性進出口金融支持功能。白欽先、徐愛田、歐建雄（2003）詳細介紹了世界各國進出口政策性金融機構及管理體制并予以比較。虞瑾（2006）從理論論證和最小二乘法實證論證外匯管制放松、國內金融深化、政策性金融支持等三大政策量化指標推動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必要性和影響力，并提出完善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金融政策支持體系的對策建議。黃人杰（2007）認為政策性資金的運用應當以間接模式為主，通過以少量的政策性資金帶動巨量社會資金的杠桿效應，改變商業性機構和社會投資者的風險―收益分布，提出要進一步研究開發型金融和以市場化方式實現政策性目標的運營機制等問題。

以上文獻主要從理論的角度定性分析“走出去”戰略框架下的海外投資的金融支持問題，其涵蓋的范圍較為廣泛，不僅包括商品和勞務的對外輸出，即對外貿易和對外承包工程等對外經濟交往形式，還包括資本的對外輸出，即綠地投資、跨國并購等跨國合作經營開發等對外經濟交往形式，對于以跨國并購方式的對外直接投資的金融支持的專門研究還尚屬空白。同時還發現，以往文獻中定性研究居多，主要討論政策性金融支持的功能作用，及其與其他形式的金融支持之間的關系，研究視角主要在國家戰略層面和宏觀政策層面。然而對于中國企業自身而言，海外并購過程中何種形式的金融支持是其迫切需要的，如何針對企業金融支持訴求因地制宜地實施金融支持促成企業海外并購，是本文關注的問題。

海外投資金融支持理論研究的應用分析

本文試圖將微觀企業金融實力融入宏觀金融支持分析中，一方面在理論上將嚴明（2006）海外投資金融支持需求理論研究成果應用到海外并購金融支持研究中，論證政府與金融部門對企業海外并購支持需求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將企業自身金融優勢置于OIL框架下作為企業所有權優勢的一部分，將政策性金融和商業性金融對企業的支持通過企業財務金融實力表現出來，表明宏觀金融支持有利于增強微觀企業金融所有權優勢，以此研究海外并購金融支持問題，起到拋磚引玉作用。

（一）海外并購金融支持“雙缺口”需求理論

本文借鑒嚴明（2006）海外投資金融支持需求理論，沿用“雙缺口”理論的分析思路，對海外并購的金融支持需求進行理論分析，總結不同類型的支持需求。設在某一時點上，一國的資本數量為Ct。封閉條件下，一國資本供給來源于企業自我資本積累E、金融儲蓄S和政府稅收T之和。資本需求主要由企業自我資本積累的使用E、社會資本I和政府支出G組成。因此有：

Ct= E +S +T =E +I +GS +T =I +G

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將外國資本（僅討論跨國并購的對外直接投資形式）流動考慮在內，用Ci表示外國資本流入，Cx表示跨國并購對外資本流出，有：

Ct= E+S+T+Ci=E +I +G+CxS+T+Ci =I +G+Cx（Cx-Ci）=（S-I）+（T-G）（1）

通過變形推導得出上式（1），等式左邊代表一國跨國并購資本流動情況，等式右邊（S-I）表示該國金融部門對企業資金支持（商業性金融支持），（T-G）表示該國政府部門財政支持（政府財政補貼資助及政策性金融支持）。等式（1）說明一國的國際資本（跨國并購）流動與該國國內的資金供應狀況和國家財政情況有關，當一國出現資本跨國流動、本國的資本存量發生變動時，本國金融部門與財政部門也相應調整，最終達到國家經濟均衡。

當一國跨國并購形式的資本輸出大于資本流入（Cx-Ci）>0，金融部門的融資支持與政府部門的財政支持之和必大于零，說明如果出現因企業跨國并購引起的資本輸出除了有企業的內源性融資支持，必然會引起金融部門的外源性融資和政府部門的財政資助。

將外國資本流入移至等式右邊，等式（1）變形：Cx=（S-I）+（T-G）+Ci（等式2）由于外國流入的資本Ci大多進入國民經濟各個實體經濟生產流通領域成為生產性資本或準生產性資本來實現資本價值的增值，其以現金形式流入金融系統的量很少，轉化為本國對外投資的資本（成為融資來源）可能性非常小，因此外國資本流入很難有效支持本國跨國并購，Ci趨向0，由此等式（2）可簡化為：

Cx=（S-I）+（T-G）（等式3）

如等式（3），當本國進行海外并購的資本輸出時，Cx>0，為保持等式平衡，相應的本國的金融支持和政府政策財政支持也增加，且跨國并購規模越大，商業性金融支持和財政金融支持需求也越大。跨國并購資本流動Cx規模受到金融部門融資支持（S-I）和政府部門財政支持(T-G)限制。當金融部門認為當時海外投資風險太大，不愿意承擔融資支持而導致商業性金融支持不足時，出現“金融支持缺口”。此時為保持經濟平衡，需要財政部門提供財政政策性支持來填補此缺口。相反，如果政府因財政支持力度較弱出現“財政支持缺口”時，需借助民間金融儲蓄的力量，調動社會中潛在的商業性金融資源支持跨國并購。若此支持來源因高風險而意愿不強，政府可提供相應的風險保障措施免除商業性金融支持的風險問題。

以上理論分析表明，企業海外并購有強烈的資金和政策支持訴求，其規模受限于金融部門的商業性金融支持和政府部門的財政金融政策性支持。

（二）OIL框架下外部金融支持與企業自身實力結合的企業金融所有權優勢分析

海默（1960）在壟斷優勢論中提到跨國公司一方面自身擁有雄厚的資金實力，另一方面借助其在國際上良好的資信順利獲得國內、外金融市場的融資，而鄧寧在OIL框架下概括為企業的融資信用優勢和融資成本優勢（1983）、金融資產優勢（1993）。Jens Forssb?ck, Lars Oxelheim(2008)則將金融要素納入企業所有權優勢中論證其對促成跨國并購的重要性，其將企業金融特有變量總結為企業股票價格銷售率、海外上市、負債成本、阿特曼財務危機預警機制、政府補助、稅收減讓、自由現金流等。Oxelheim（2001）提出支撐所有權優勢三大金融策略：獲得并保持全球性成本和資本可獲得性；獲取財政補貼或稅收減讓以增加自由現金流；實施價值創造為基礎的風險管理項目。

由以上國內外學者的研究成果，根據中國企業情況加入融資擔保與投資保險服務的政策性支持因素，形成基于企業金融所有權優勢的海外并購金融支持理論分析框架。本文認為資金實力是海外并購企業的金融優勢的中心，企業需考慮如何最大化利用資本進行海外并購的同時使成本最小化，其中包括資信實力、融資來源和成本、相關政策支持三大要素。企業擁有良好經營業績形成的資信實力并能獲得低成本的外源融資和政府財稅政策支持的優勢就是企業金融所有權優勢。具體而言，資信實力體現在企業控制內部現金流能力（自由現金流）和反映財務風險控制能力的公司信用評級（阿特曼財務危機預警模型Z值）兩方面；低成本外源融資表現在企業在國內、外市場的資本性融資（市收率、海外上市）和債務性融資能力（負債成本）；政府財稅政策支持是使企業獲得來自政府的財稅支持（稅收減讓、政府補助）、融資便利及融資擔保與投資保險的能力（融資擔保與保險）；通過內部經營和外部支持結合增強企業的金融實力形成所謂的企業金融所有權優勢。

本文認為，對中國企業海外并購不應盲目進行金融支持，應以企業自身實力為基礎，提供針對性多形式多渠道支持，不僅可保證國家資產安全，而且可以避免由于政府政策支持力度加大使一些本身實力較弱、資信較差的企業逆向選擇而所引發的道德風險問題。因此支持思路如圖1，對企業自身實力測評基礎上，商業性金融機構為企業提供低成本的商業性融資和海外上市融資服務以填補金融支持缺口，政府針對性政策為實力和資信不同的企業提供相應的稅收補貼支持和政策性融資支持填補財政支持缺口。

結論與未來研究方向

本文將國內有關海外金融支持理論與國外學者OIL框架下對企業金融因素的研究成果研究相結合海外并購金融支持問題，認為應在企業內部資信實力基礎上提供商業性金融支持和政府財稅金融支持來增強企業的金融所有權優勢，從而促成海外并購。限于文章篇幅，本文在理論視角上為海外并購金融支持研究提供分析框架，為后續的實證研究提供理論基礎。

參考文獻：

1.嚴明.海外投資金融服務支持―以中國企業為對象.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

2.黃人杰.政策性金融對我國企業跨國經營的金融支持研究.國際經貿探索，2007,4

3.陳群.金融支持實施“走出去”戰略的相關探討.福建金融，2006,6

4.白欽先，曲昭光.各國政策性金融機構比較.中國金融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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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21世紀以來，經濟的發展帶動著各國全方位的開放，所以各國都在積極地開展多邊貿易，從而在不斷的交流中逐步提升各國的經濟實力。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也不例外，我們國家也在大浪中努力加強與各國的貿易關系，在增加貿易的同時提高我國的綜合國力。當然，沒有一個總的策略與目標是不可能順利地進行并取得進步，所以我們必須有一個正確的指導思想，這就是我們的貿易政策。但是，貿易政策的制定是要涉及到歷史、現狀及當前各方的利益等因素，所以它的決策過程是一個多方位、多層面和多維度機制。

一、我國當前國際貿易政策的現狀

1.擴大出口

當前國與國之間的聯系越來越緊密，尤其在貿易方面。中國作為一個貿易大國，要想取得長足的、可持續的發展，就必然離不開與其他國家之間的貿易往來。但縱觀我們的貿易史來看，我國的出口貿易地理方向太狹窄，主要集中在一些相對經濟比較落后的國家或地區。那我們要想保持經濟的快速增長，就得平衡我們出口貿易的地理方向，所以，現階段我們出口的重點要放在對發達國家的出口。但是我們也知道，發達國家本身工業起步比我們早，所以對我們來說，工業制成品的出口就成了一個棘手的問題。只有在商品的質量上下工夫，這樣才能使我們的商品出口到那些西方發達國家，從而在貿易中取得利益。因為發達國家相對于不發達國家來說，它的市場更大更廣闊，所以我們要不斷地擴大出口，尤其是對發達國家的出口。

2.引進外資

（1）引進先進的技術和設備

現在我國正努力發展制造業，也就是說，我們主導生產工業制品，那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機器設備及相關技術，而西方發達國家的工業革命早于我們國家，所以西方發達國家在工業制造業方面的技術和設備都高于我們國家。所以，為了能夠更快更好地發展我國的經濟，推進我國的工業化進程，我們就必須引進先進的技術和設備，這是我們提高生產率、改進生產技術的一條捷徑，也是創新的原動力。

（2）引進先進的管理經驗

列寧曾指出：“要管理就要內行，就要精通生產的一切條件，就要懂得現代高速度的生產技術，就要有一定的科學修養。”也指出：“工業發達國家的企業，用人少、效率高,會做生意,這些都應當有原則地好好學過來,以利于改進找們的工作。”所以在引進技術和設備的同時，我們還需要引進他們先進的管理經驗，這對我們的發展有利。因為想要讓所有因素發揮其最大的作用，就必須有相應的“配套設施”。當然，我們在引進國外先進管理經驗時還應該有選擇地使用，只有找到最合適的管理方法，才能更有效地調動積極性，進而實現經濟高效快速地發展。

二、我國現行貿易政策存在的問題

1.對外貿易政策定位不當

對外貿易政策定位不當一直是中國對外貿易中存在的比較嚴重的問題，突出表現在發展對外貿易主要是為出口創匯。對外貿易政策利益有靜態利益和動態利益兩種。貿易的靜態利益就是李嘉圖在比較成本說中所闡述的利益：兩國專門生產本國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通過交換，達到提高勞動生產率、增加本國產量、提高本國福利的目的。出口創匯只是實現了貿易的靜態利益。貿易的動態利益是指，通過出口，促進本國產業結構優化；通過進口，引入國際競爭，促使企業進行技術創新，降低成本，提高生產效率的動力，間接促進一國經濟長期發展。與貿易的靜態利益相比，貿易的動態利益更加重要，貿易的動態利益能保證將來更多靜態利益的獲得。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對外貿易實踐表明，中國更重視貿易靜態利益。由于貿易政策定位不當，鼓勵出口的措施對優化我國產業結構、提升中國競爭力起不到什么作用，還使中國貿易靜態利益遭受很多無謂損失。

2.對外貿易政策保護過度

在中國，企業的效益問題不僅僅是微觀經濟問題，也是宏觀經濟問題。國營企業虧損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的5%，需要銀行大量貸款加以彌補，它們是政府的財政部門核準財政赤字的主要來源。貿易自由化是改變企業行為和改善資源配置效益的有價值的工具。為了取得成功，企業家要能夠根據正在變化的激勵機制改變生產方式和投資方式。在這方面，非國營企業數量和作用的提高，以及國營企業靈活經營的趨勢，都說明實現貿易自由化的時機已經到來。當然，貿易自由化一旦開始，就不必等待企業改革之后，它可以在保持企業改革勢頭方面起關鍵性的作用。

3.貿易政策措施體系不完善

貿易政策與貿易措施本應該是一個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有機整體，可是這么多年來我國對外貿易政策與貿易措施卻是各行其道、互不相關，相互之間缺乏配合和支撐。比如，在利用我國勞動力優勢問題上，我國一味地引進先進的技術和設備來發展國內的新興產業，沒有很好利用我們的優勢資源，而是通過出口加工貿易的方式引進外資，把我們的優勢資源全部拱手讓出。這就表明我國在技術引進和進出口之間就沒有形成一個很好的聯系，進而浪費了我們的有利因素，所以我們應該積極地完善體系建設。

三、當前對外貿易發展面臨的環境

1.外部環境

距金融危機爆發已經三年，但是世界各國還在不斷地感受著金融危機所帶來的影響，面對這樣長期的復蘇及復蘇的艱難性和復雜性，世界經濟也面臨著重大的挑戰。希臘的債務問題正向歐洲主要的核心成員國擴散。這次的金融危機正在持續地影響著歐洲金融市場，而歐洲各成員國之間又是相互聯系，經濟密切往來，如果不能很好地控制這次金融危機，那就有可能對整個歐洲的經濟體系造成不可逆轉的危害，同時也會對世界金融體系造成史無前例的沖擊。世界經濟復蘇動力不足，短期內通脹壓力難以解決。就目前情況分析，較金融危機發生時經濟有所復蘇，但是總體動力不足，這樣就會導制各經濟體面臨較大的通貨膨脹，同時整體的經濟增長會出現迅速回落。在雙重壓力之下，各國相繼實行寬松的貨幣政策，但是寬松的貨幣政策又帶來通脹的持續加強，這樣在今后的一段時期內，國際資本會出現大規模的無序流動，大宗商品市場也可能出現極不穩定的現象。

2.內部環境

（1）增加國民收入，擴大國內消費

我國提出擴大內需這么多年來，一直成效不大，主要還在于居民收入水平不高，所以要想讓我國經濟平穩高速地發展，首先必須解決國民收入的問題。只有老百姓手里有錢，才有可能改變人民的消費觀念，改變國家的消費結構，進而帶動產業結構的調整和發展。#p#分頁標題#e#

（2）全面培育戰略型新興產業

“十二五”規劃強調，在這個五年內我們國家要實現新興戰略企業的培育與發展。近年來，國際市場競爭激烈，在產品價格戰趨于平穩時，金融危機之后各國提出的形形的貿易壁壘，讓各國不得不面對新問題：低碳經濟、新能源代替等。歷史表明，每一次的危機都會帶來技術的迅速發展，我國應當抓住這個機遇，在新興產業領域開辟新的生存空間，進一步帶動我國經濟的發展。從各方面考慮，我國今后還將繼續保持增長勢態，與現在相比有減緩的趨勢。但是，隨我國國內需求的不斷加大及自有資源的缺乏，我國的進口有望出現持續增長的勢頭，更有可能超過出口的速度，這將有利于我國進一步改變貿易不均衡的現狀。

四、中國對外貿易政策調整的必然性

首先，中國作為世界貿易大國，要想在長期的貿易競爭者中取得不敗的優勢，就不得不考慮與各個貿易伙伴的關系，現在的國際關系中要保證的是贏甚至是多贏的結果，所以我們要爭取在與各國的貿易中取得更大利益的同時還要讓各貿易伙伴不能超越，我們要協調和伙伴之間的關系。與此同時就是調整我們的貿易政策，同時加強管理，從而保證利益的獲得。其次，中國是貿易大國，但不是貿易強國，在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后參與的國際經濟越來越多，這就表明我們走向貿易強國的必然和信心。現在的中國已經具備實施自由貿易政策的能力，所以我們應從這方面努力。同時，相信在實施自由貿易政策時會讓我們的比較優勢進一步發揮，還可能帶來不可估計的后發優勢。反過來，自由貿易政策將進一步推動中國向貿易強國前進的步伐，成為中國深化改革的保證。再次，在中國向貿易強國邁進的過程中，我們不僅要擴大與各國之間的合作，同時在合作的過程中也必不可少地會遇到一些問題，例如貿易摩擦。我們也看到了近幾年來中國所遭受的貿易調查在不斷地向縱深發展，所以我們需要新的貿易政策來緩和或者阻止貿易摩擦的進一步激化，從而找出更有效的應對措施。最后，在激烈的競爭環境下，中國應對貿易摩擦不能以牙還牙，只能走協調、談判的道路。因為在當今這個經濟聯系越來越緊密的世界中，要想獨善其身是不可能的，只能是走協調發展的道路，只有在雙贏或多贏的情況下才能保證自身利益，所以設法處理好與各國的貿易摩擦才是上上之策。

五、中國對外貿易政策調整的方向

1.加速轉變外貿增長方式，提高利用國際市場能力

在提高我國對外貿易的競爭力和綜合效益方面，我們要加強培育新的出口競爭優勢。要增強進口戰略效應，更好地發揮進口對緩解新能源的約束、促進宏觀經濟平衡、穩定市場動作、提高企業技術進步、積極引導居民消費升級、改善對外關系等方面的積極作用。要提高服務貿易發展水平，擴大服務業對外開放，促進重點行業服務出口，引進優質資源，提高服務業國際化水平。

2.“引進來”“走出去”協調發展，提高配置全球資源的能力

優化結構，注重質量，提高效益，保持外資穩定增長，實現由以引進資金為主，向引進資金、技術、管理、智力、服務并重轉變，推動我國從全球加工制造基地向研發、制造和服務基地轉變。同時加快實施“走出去”戰略，以企業為主體，以市場為導向，加強規劃引導、政策支持和信息服務，推動我國逐步成為資本輸出大國，提升我國在全球范圍內配置資源的能力。

3.完善對外開放區域面局

適應國內國際發展形勢需要，在著力解決國內區域發展不平衡、不協調的問題的同時，統籌謀劃對外開放的空間布局。加快沿海地區外向型經濟轉型升級，發揮中部地區經濟開發和工業化承載能力較強的優勢，積極拓展沿邊省區與周邊國家經貿合作領域和空間，提高內地與港澳經貿合作機制化水平。

4.推動國際經濟治理體系改革

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協調與合作，推動國際經濟、金融、貿易體制改革，增加發展中國家的話語權和影響力。維護和加強多邊貿易體制，穩步推進世界范圍的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進程，促進國際經濟秩序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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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外資銀行 競爭能力 SWOT

一、研究背景

2001年中國入世時承諾將逐漸開放銀行業領域。2006年，中國銀行業的過渡時期結束。《外資銀行管理條列》對外資銀行的管理進行了規范，對外資銀行給予國民待遇并擴大人民幣業務。

外資銀行得益于自身條件和中國國內政策，其發展呈現出以下特點。從規模上看，進入數量在不斷增加，并且營業網點分布廣泛，分支機構數量增加。從分布地區看，逐漸從沿海地區向中西部延伸。外資銀行進入中國首選北京、上海、深圳等經濟發達的地區，并以此為中心向周邊擴散。但隨著我國中部振興戰略和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中西部的建設需要大量資金，外資銀行紛紛到中西部設立營業機構。從與中資銀行的關系上看，外資銀行除了與中資銀行存在競爭關系以外，還與中資銀行建立緊密的合作關系。隨著中國四大國有銀行相繼啟動股份制改造，外資銀行入股中國四大銀行，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

二、外資銀行競爭能力的SWOT分析

（一）優勢

1.擁有量大質優的資產，可以在全球范圍內綜合配置資源。進行跨國經營的外資銀行一般都是資產管理巨頭，擁有雄厚的資產和卓越的資產管理能力。因為要想在全球范圍內賺取利潤，銀行自身必須具有豐富的可分配資產用于投資。例如，匯豐銀行龐大的資產和遍布全球的營業網點分布為其“一站式海外留學金融服務”提供了巨大的資產和物質支持。

2.注重人才的培養。金融服務業是知識密集型行業，員工素質對于銀行的發展具有巨大的影響力。而外資銀行靈活的薪酬激勵機制和專業的員工培訓計劃，使其在爭奪優秀人才中比中資銀行更勝一籌。外資銀行都很重視人力資源的開發，美國花旗銀行等大型外資銀行每年用于員工培訓的費用達3%至5％。

3.中間業務發展成熟。外資銀行憑借其國際接軌的營業方式、科學的管理方式以及與跨國公司的長期合作關系，大力發展中間業務。由于外資銀行可以利用其遍布全球的分支銀行進行內部聯絡，所以外資銀行在辦理與信用證、托收等國際貿易相關的結算業務時比中資銀行更方便快捷，能保證款項的及時到賬。因此，外資銀行吸引了大批跨國公司和有國際化需求的本土企業。目前，外資銀行的中間業務已經相當成熟，其中間業務的利潤已經占到整個銀行利潤的30%~70%。

4.外資銀行創新能力強。外資銀行在金融創新、金融衍生產品開發等方面一直處于領先地位。外資銀行由于具有高素質的金融專業人才，創造出了各種各樣的金融產品，并利用先進的渠道在全球市場傳播，占領全球金融市場。所以外資銀行強大的創新能力使得它的金融衍生產品在中國具有很強的競爭力，搶占了中資銀行的市場份額。

（二）劣勢

1.勞動力成本趨高。外資銀行為了吸引優秀人才，其提供的薪酬待遇普遍高于中資銀行，這無疑會增加外資銀行的成本，使得外資銀行在參與中國市場競爭的時候不能輕裝上陣。

2.市場份額較小。外資銀行由于進入時間短，文化差異大，客戶群體較小，大多被限于發展高端客戶。另外，其所占市場份額較小，即使有優質服務，也難以在短時間內撼動國內銀行與國內企業居民的關系。

3.營業網點少，清算系統不完善。外資銀行在增設分支機構和開展人民幣業務上受到嚴格的限制，營業網點的分布還呈點狀，未形成片狀覆蓋。此外，外資銀行在境內發展業務，還缺少完善的人民幣同城清算、系統內和系統間的清算網絡。

（三）機遇

1.我國“走出去”戰略的實施給外資銀行帶來了機遇。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我國積極實施“走出去”戰略，鼓勵企業做大做強，參與國際競爭。我國企業的國際化步伐明顯加快。企業在進行國際貿易的過程中，其國際結算、托收等業務都需要熟悉國際貿易慣例的外資銀行參與。

2.我國主要的中資銀行紛紛進行股份制改革，為外資銀行打入我國銀行市場提供了寶貴的機遇。國有商業銀行熟悉國內市場，了解客戶需求。外資銀行通過參股中資銀行，可以借助中資銀行廣闊的網點分布和龐大的客戶關系網絡，迅速擴大業務和客戶范圍，實現本土化。目前，已經有多家外資銀行入股中資銀行，如花旗銀行參股浦東發展銀行，國際金融公司入股民生銀行等。

3.國家頒布政策，進一步取消了對外資銀行經營人民幣業務的地域和客戶限制，這一政策的實施為外資銀行業務擴展提供了機遇。

（四）挑戰

1.我國資本市場迅速發展，直接融資在我國企業融資中所占的比重擴大，擠占了外資銀行傳統存貸業務的利潤空間。銀行貸款融資屬于間接融資，存在著審核嚴、申請難的特點，所以越來越多的企業選擇發行股票、債券的方式直接融資。因此，作為銀行利潤主要來源的存貸業務減少，利潤下降。

2.我國對外資銀行的監管日益嚴格規范。2004年中國銀監會了《外資銀行并表監管管理辦法》，對外資銀行并表監管方式按照國際慣例進行了凋整。2006年12月11日國務院頒布實施的《外資銀行管理條例》對外資銀行的設立和登記、業務范圍、監督管理、終止與清算、法律責任等方面進行了規范，標志著我國對外資銀行的管理向著更加公平、更加規范的方向發展。

3.流動性風險、政策風險相對突出。流動性風險主要表現為貸款集中度過高及流動性需求壓力增大等問題。政策性風險體現在外資銀行的“超國民待遇”已經取消。對于外資銀行，國民待遇使得外資銀行不再享受優惠政策。

參考文獻

[1]孫健,戚逸穎.國民待遇后外資銀行競爭優勢及對策[J]. 農村金融研究，2006.12.

[2]宋梅,孫英雋.上海中外資銀行競爭策略研究[J].商業研究，2009.6.

篇7

一、開創對外開放新布局

一是支持沿海地區參與全球經濟合作和競爭，充分發揮環渤海、長三角、珠三角等地區對外開放門戶作用，率先對接國際高標準投資和貿易規則體系，培育具有全球競爭力和影響的經濟區，完善對外開放區域布局。

二是加快對外貿易優化升級，實施優進優出戰略，建設貿易強國。促進貨物貿易與服務貿易融合發展，提高一般貿易和服務貿易比重。

三是擴大經濟金融開放領域，放寬準入限制，引進境外資金和先進技術，提升利用外資綜合質量，完善跨境投資布局。鼓勵外資更多投向先進制造、高新技術、節能環保、現代服務業等領域和中西部及東北地區。鼓勵金融機構和企業在境外融資。支持企業擴大對外投資，深度融入全球產業鏈、價值鏈、物流鏈。

二、建設對外開放新體制

一是建立健全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高效廉潔的政務環境，公開透明的法律政策環境，以及開放包容的人文環境。統一內外資法律法規，保護外資企業合法權益。提高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質量，在更大范圍推廣復制。對外資全面實行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

二是建立以備案為主、核準為輔的對外投資管理體制，建立健全對外投資促進政策和服務體系。推動個人境外投資，健全合格境內個人投資者制度。

三是擴大金融業雙向開放。有序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推進資本市場雙向開放，提高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對外開放程度，逐步放寬境內機構境外發行債券以及境外機構境內發行和交易人民幣債券。

三、推進一帶一路建設

一是以經濟和人文合作為主線，將中國與不同國家的發展規劃合理對接，建設一個更大范圍的國際經貿合作框架，推動國際經濟貿易和投資秩序向著更加公平公正的方向發展。

二是建立健全一帶一路雙邊合作機制和多邊合作機制，共同制定推進區域合作框架方案，推動與沿線國家基礎設施建設規劃、技術標準體系對接，建立以企業為主體、以項目為基礎、各類基金引導、企業和機構參與的多元化融資模式。

三是加強與國際組織和金融組織機構合作，積極推進亞投行、金磚銀行建設，充分發揮絲路基金作用，吸引國際資金共建開放、多元、共贏的金融合作平臺。

四、參與全球經濟治理

一是反對各種形式的貿易保護主義，推動全球貿易投資的自由化和便利化，促進多邊貿易體制發展，形成公正、合理、透明的國際經貿框架。

二是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逐步構筑高標準的自由貿易網絡，積極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商建自由貿易區，加快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中日韓等談判，推動亞太自貿區和中國-歐盟自貿區的相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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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重慶；對外貿易；經濟增長；相關關系

重慶市作為長江上游和我國西部地區的中心城市，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要想成為西部地區的經濟增長極，必須提高自身的外貿競爭力。對重慶市對外貿易和經濟增長關系的分析研究，可以為重慶市對外貿易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據，對重慶市的外貿發展具有重大的意義。

一、重慶市對外貿易發展概況

重慶市作為一個處于大陸腹地的城市，開放型經濟一直不是其強項，然后重慶市近十幾年來，對外貿易的迅猛發展使得其以內向型經濟為主導的經濟結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對外貿易快速增長。貿易規模也不斷擴大。重慶進出口總值從1997 年的139.14億元增至2010年的841.20億元，由于受到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其進出口總值及進、出口總值在1997 年降幅較大，98年則出現恢復性增長，此后增幅較大。2001 年的出口總值比2000 年增加17.7％。2009年由于受全球性金融危機的影響，重慶市的進出口受到嚴重影響，比2008年下降20.34％。隨著全球經濟復蘇，2010年重慶的進出口總額大幅度增長，幅度達59.72％，其中出口總額增長73.36％。可見，國際經濟環境以及國家政策對重慶市對外貿易的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自1999年起，重慶市的對外貿易一直處于順差，即出口總額大于進口總額，并且進出口差額不斷的擴大，這表明，對外貿易對重慶市的經濟增長的貢獻度一直為正值。重慶市的對外貿易依存度未能穩定持續增長，從1997年～2010年，重慶市的對外貿易依存度處于波動和不穩定的狀態，時高時低，這表明對外貿易對重慶市經濟增長的影響有限，對重慶市GDP的拉動作用不大。

二、重慶市進出口規模與經濟增長的相關關系實證分析

根據1997～2010年14年的樣本數據進行回歸分析。對二者取對數建立一元線性回歸模型：LOG（GDP）=β1+β*2LOG（X）+ε，其中GDP表示重慶市的國內生產總值，X表示重慶市對外貿易總額。使用EVIEWS軟件用OLS 法估計對上述樣本數據進行回歸，得到回歸方程如下：LOG（GDP）=3.986407+0.721996*LOG（X），t（13.05189）（13.26647），P=（0.0000）（0.0000），R2=0.936170DW=1.513641，F=985.6616，P（F-statistic）=0.0000。從回歸結果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回歸系數的t值分別為13.05和13.26，均大于0.005水平下的臨界值2.8982，而且它們的P值都是0，所以回歸系數都通過了檢驗，說明重慶市對外貿易的增長對GDP的增長有顯著影響。F值為985.6616遠遠大于0.01水平下的下的臨界值8.40，且Prob（F）的值為零，說明回歸方程兩個變量之間具有十分顯著的線性關系。R2=0.936170，接近1，這表明方程的擬合優度非常好。方程的DW值為1.513641，大于0.01水平下的臨界值0.9，通過了檢驗，說明序列不存在自相關。

總之，回歸結果顯示出了重慶市貿易總額的增長與重慶市國內生產總之的增長之間具有較強的相關關系。貿易總額的增長明顯促進了重慶市經濟的增長。進出口總額的增長明顯拉動了重慶市的經濟增長，而且這種相關關系將長期存在。重慶市的貿易總額每增長1％，將直接帶動重慶市的經濟增長0.721996％。

參考文獻

[1]馮宗憲，楊健全，張文科．國際貿易理論、政策與實務[M]．西安：西安交通大學出版社，2004：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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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對外資產儲備資產流動性過剩

中圖分類號：F830.49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1770(2007)03-028-05

一、導言

目前，人民幣流動性過剩帶來了經濟過熱、資產泡沫化等問題以及巨大的通貨膨脹壓力,成為中國經濟運行的一大難題。一方面過剩的流動性擠向貨幣市場，形成貨幣市場低利率化；同時，流動性過剩導致銀行非理性地放松信貸條件，擴大貸款規模，形成過度競爭，放大了信貸風險和利率風險。

由于廣義貨幣供應量（M2）是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主要目標，并且其數量在金融中介機構的資產中占絕大部分(約80%～90%),因此，人民幣的流動性可以通過M2的絕對值來分析，也可以通過M2的增長比例來觀察。2006年12月底，M2余額為34.56萬億元，同比增長16.94%；①，無論從M2的絕對值還是相對的增長比例來看，人民幣的流動性都處于快速增長階段。

一個國家的金融發展是與實體經濟的發展分不開的，僅從M2這樣一個貨幣供給指標來考察貨幣流動性問題顯得比較單薄，我們認為最好的衡量方法是從一個國家經濟總量與貨幣供給的相對關系上來考察貨幣流動性問題，此即金融發展理論中通常用來探討金融深化的指標――M2占GDP的比例。根據國際經驗,代表經濟貨幣化程度的M2與GDP比例在一國發展的初期一般是增加的,到達一定程度之后,貨幣化將被證券化所代替,表現為穩定或者下降的趨勢。但從1988年到2005年,中國的這一比例不僅超過了所有的發展中國家,而且超過了所有的發達國家和地區(香港除外),而M2/GDP迅速增加的過程是伴隨著國債和金融債券發行、股市擴容步伐加快的情況下出現的,也是在中國經濟走向通貨緊縮、經濟增長速度趨緩的情況下出現的（參見圖1）。

但中國偏高的M2/GDP并沒有為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做出貢獻，根據趙志君（2002）的研究，中國M2/GDP與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率微弱相關,相關系數僅為0.0902。因此，中國的M2/GDP這一指標與其說它反映了金融深化的程度，不如說它更多地反映了貨幣供應量的變化情況，也就是貨幣流動性的供給情況。

二、貨幣流動性與外匯資產儲備比例

M2/GDP的偏高涉及到兩方面問題：一是哪些因素導致M2快速增長；二是M2的增加為何沒有引起GDP的同步增長。有的學者根據M2/GDP的時間序列進行回歸分析，認為居民儲蓄存款的投資性質、銀行等金融機構金融工具單一、金融市場不發達和銀行不良資產比例高是M2/GDP上升的經濟原因（劉明志,2001）；有的學者認為低通貨膨脹率、高居民儲蓄率、高不良債權率、企業留利水平低、資本市場不發達和企業資金利用水平低等因素導致M2/GDP的高企（余永定，2002）；還有的學者認為，我國M2/GDP過高與大量銀行壞賬、儲蓄快速增長以及地方政府投資沖動等密切相關（韓平等，2005）。這些分析大多著眼于金融資產向實體經濟轉化過程中出現的問題，而較少從引起M2增長的源泉上進行深入分析。

本文通過對1988-2005年間中國對外資產的儲備結構和M2/GDP的回歸分析發現，中國對外總資產中外匯儲備資產的逐年擴大及由此導致的基礎貨幣供給增加是人民幣流動性過剩的主要原因。

一國的對外資產，通常由對外直接投資、證券投資、其它投資及儲備資產組成，反映特定時點上一個國家或地區對世界其他國家或地區的金融資產存量狀況。儲備資產則指一國中央銀行可隨時動用和有效控制的對外資產，包括貨幣黃金、特別提款權、在基金組織的儲備頭寸和外匯儲備，其中，外匯儲備占絕大部分比例。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定義，外匯儲備分為貨幣和存款、證券及衍生金融工具②，因此，從資產性質上來看，儲備資產即官方的對外資產投資部分。

儲備資產是中央銀行通過注入基礎貨幣購買而來的，其增加必然相應地導致基礎貨幣供應的增加。基礎貨幣在貨幣乘數的作用下，導致M2的快速增長。從圖2我們看到，中國外匯儲備迅猛增長，從1988年的33.72億美元增長到2005年的8189億美元。截止到2006年6月底，中國外匯儲備余額達到9411億美元。同月底，外匯占款達到82874.24億元③，人民幣外匯占款成為基礎貨幣投放的一個重要渠道。

與不能單純選擇M2作為貨幣流動性指標一樣，我們也不能簡單地以絕對值的大小來考察儲備資產對整體經濟的影響，還需要考慮儲備資產在對外總資產中的比率（本文簡稱對外資產儲備結構）及其對經濟的影響。根據2006年5月25日國家外匯管理局首次的《2005年中國國際投資頭寸表》，2005年末，我國對外資產為12182億美元，其中，對外直接投資645億美元，占比5.3％；證券投資1167億美元，占比9.6％；儲備資產8257億美元，占比為68％。

由于基礎貨幣的投放和儲備資產直接相關，因此，M2/GDP和對外資產中的儲備資產比例存在相關關系，我們假設這種關系為線形關系，并以M2/GDP為因變量，設為Y；以對外資產的儲備比例為自變量，設為X，構造線形相關函數關系如下：

Y=а+ bX

下面，我們根據兩者的時間序列數據進行相應的回歸分析，以檢驗兩者的關系。

三、數據處理和回歸分析

要研究對外資產的儲備結構與人民幣流動性的關系，需要兩方面的數據，作為衡量貨幣流動性的指標M2/GDP可以根據歷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國金融年鑒》及中國經濟信息網數據庫的相應數據進行計算，困難之處在于如何獲得中國對外資產的時間序列數據④。

一般來講，一國國際收支狀況由國際收支平衡表和國際投資頭寸表來反映，前者反映資產負債交易的流量情況，后者反映資產負債的存量狀況。長期以來，無論實踐還是理論界都將注意力集中在國際收支流量的控制和管理上，而缺少對國際收支存量的分析和研究。從歷史上看，部分發達國家也是從20世紀70年代才陸續編制本國的國際投資頭寸表，遲至1993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才在其公布的《國際收支手冊》第五版中對編制國際投資頭寸表提出了一個國際性標準框架，但從實踐來看，多數國家編制國際投資頭寸的進展仍然很慢，這導致國際收支頭寸的研究中相關時間序列數據的缺乏。Sinn(1990)、Rider(1994)以及Lane(1999)對此問題進行了專門討論，并使用他們的方法對世界各國的對外資產和負債存量進行了計算，但他們的方法基本都是在一個估計的對外資產和負債初始存量上根據國際收支平衡表的流量數據累加得出各年的時間序列數據。在我們的研究中，由于國家外匯管理局在其的《2005年國際投資頭寸表》中提供了2004年及2005年中國對外資產和負債的存量數據，在不考慮價格變化、匯率變化等因素引起的資產負債變動的情況下，我們可以根據歷年國際收支平衡表中相關項目的流量數據依次倒減得出有關時間序列數據。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際收支手冊》，國際投資頭寸表中的對外資產部分主要對應國際收支平衡表的儲備資產賬戶以及金融和資本賬戶項下的三類科目：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證券投資資產項目、其它投資資產項目。我們根據各年國際收支平衡表中對應項目差額進行匯總，其中，1997-2005年數據可以直接對應。由于1996年及以前中國國際收支平衡表采用的格式不同，其中，直接投資對應“中國在外國和港澳臺直接投資”項目、證券投資對應“中國在外國和港澳臺地區證券投資”項目、“其它投資”對應為“長期資本往來”項下的延期收款、加工裝配補償貿易中應付客商作價設備款、對外貸款及其它項目。由于統計數據的局限，我們不考慮1996年及以前年份中的短期資本往來所涉及到的對外投資項目。如此，我們可以得到1988-2003年中國對外資產變動情況即歷年對外資產交易的流量數據（由于已有2004-2005對外資產存量數據，本處不再計算流量數據），見表1：

在表1的基礎上，我們根據中國外匯管理局公布的2004年及2005年國際投資頭寸表中的資產項目存量數據追溯倒減獲得1988-2005年對外資產情況，見表2：

一般來講，國際投資頭寸的變動涉及到特定時期內的國際收支交易、價格變化、匯率變化。由于資料局限，本文所計算的歷年對外資產變動數據無法考慮價格變化及匯率變化。但由于我們需要的數據為每年的儲備資產占當年對外資產的比例，基本可以排除價格變化和匯率變化的影響。根據表2，我們計算出1988-2005年各年儲備資產占當年對外資產比例（見表3）。同時，我們也給出根據歷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國金融年鑒》及中國經濟信息網數據庫計算的M2/GDP比例數據。根據表3，我們發現，我國對外資產儲備比例在1990年開始突飛猛進，從1989年占比7.55％跳躍到14.99％，但占對外資產比重仍然不大。在1994年外匯管理體制改革后，對外資產儲備比重逐年上升；同時，貨幣流動性逐年增加，M2/GDP比例在1996年達到100.79％，此后一直維持高位態勢。

我們針對表3所列示的對外資產儲備比例和M2/GDP情況，做散點圖如下:（見圖2）

從圖3我們可以看到，二者呈明顯的線形關系。我們用統計軟件SPSS13.0對二者進行相關性分析，結果表明：無論是皮爾遜、肯德爾還是斯皮爾曼檢驗都證實，在1％的水平上二者存在顯著相關關系（雙尾檢驗）。

在上述分析的基礎上，我們進行二者的回歸分析，結果如下：

由此，我們獲得回歸方程為：Y=46.115+1.727X，這表明，當對外資產中的儲備資產每變動一個百分點，M2/GDP即流動性供給將變動1.727個百分點。斜率系數的t值（5.915）表明估計的變動率1.727是統計顯著的。判定系數R2為0.686，表明對外資產儲備比例解釋了M2/GDP變動的68.6％，符合我國儲備資產導致的流動性供給占貨幣流動性總供給相當大一部分的基本判斷。

四、結果分析

經濟分析的難處在于如何在相互糾纏的經濟現象中厘清誰是因、誰是果，只有分清了經濟現象的因果關系才可能為經濟政策指明正確的方向。中國經濟目前呈現出的過熱現象，雖然有種種外部原因，但其根本原因是過剩的貨幣流動性在作祟，而這種過剩的流動性則起因于過高的對外資產儲備結構。從國際上來看，中國的對外資產儲備結構也是畸高的（見圖4）。

外匯儲備增加銀行結匯量增加外匯占款節節高升人民幣流動性泛濫金融機構貸款上升固定資產投資反彈，這是很清晰的對外資產中儲備資產的增加導致人民幣流動性過剩并產生相應經濟影響的傳導機制。人民幣流動性大幅增加導致整個社會的信用膨脹，房地產和股票成為剩余資金首選的目標，由此帶來資產泡沫化的問題。香港即為一典型例子，自1983年10月實行聯系匯率制后，香港的外匯儲備也節節高升，至1997年香港地區的外匯儲備已經積累到928億美元，而這14年也是香港房地產價格狂飆的時期。若從1985年算起，香港房價到1997年時已上升了9-10倍。即使從1991年算起，到1997年房價也上升了4倍左右。值得重視的是，這種現象還出現在上世紀70年代的南美洲、80年代的日本、以及90年代的北歐和東南亞⑤。

過高的資產儲備結構起因于我國實行的強制性結售匯制度。在這種制度要求下，居民必須將限額以外的外匯收入按官方匯率或法定匯率結售給外匯管理機構或外匯指定銀行；居民的外匯支出方面則采用配額制，一切外匯支出必須經外匯管理機構審核批準，按用匯人實際需要或所進口商品的種類分配外匯使用額度。這種將外匯資產從民間往央行集中的體制除了帶來基礎貨幣投放過多，引起人民幣流動性過剩的問題外，還帶來了其它嚴重的經濟問題：

第一，居民沒有自由持有外匯資產的權利，也就無法根據實際需要對外匯資產進行主動的避險管理，匯率變動的風險被讓渡到接收他們外匯資產的貨幣當局手中。隨著外匯資產的集聚，分散的風險逐漸累積在央行手中，我國國際收支的持續順差使央行持續處于外匯市場的單邊多頭地位，巨額外匯風險敞口頭寸帶來了嚴重的系統性風險問題。而這種外匯資產的積累又帶有“路徑依賴”的自我強化特點，積累的越多越需要更多的積累，以維持匯率的穩定來避免外匯資產的匯兌損失。

第二，官方外匯資產的集聚帶來了資產使用效率的降低，我國60%以上的外匯儲備用于投資美國國債，其收益率大致在3.5%左右，雖然比國內的投資收益率和銀行貸款收益率要高，但與2005年美國全部基金公司平均收益率10.5%相比，差距約2－3倍⑥。

第三，這種制度帶來了匯率體制的僵化，引起了國家內外部經濟的失衡。為規避外匯風險、維持本幣對外匯率的穩定，貨幣當局最直接選擇就是將本幣匯率盯住外匯儲備中占比最大的外幣或者盯住一籃子貨幣匯率。但這種方式是以犧牲全社會的經濟利益為代價的。“盯住匯率而不是讓其浮動的政策等于是通過減少國際交易的一個危險來向從事于這種經濟活動的社會成員發補助金，而保衛貨幣的代價可能由整個社會承擔”⑦。

從經濟效率的角度來看，由貨幣當局一家來進行國際市場操作分散外匯風險沒有由千百萬獨立的經濟人分散風險的效率高。正因為外匯儲備集中的風險性，西方發達國家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大多采取浮動匯率制度并逐步減少其官方外匯儲備，而讓大量外匯資產由居民自由持有。因此，在金融全球化的今天，對于政府而言，重要的不是官方外匯儲備規模絕對值的大小，而是儲備資產在對外資產中的占比如何。加強對外資產儲備結構的控制，不僅可以降低國家整體外匯風險，而且可以消除人民幣流動性過剩的根源，以維持金融體系的穩定健康發展。

注：

① 中國人民銀行網站統計數據。

②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統計部：《國際投資頭寸：數據來源指南》，2002年10月。

③ 央行網站：《金融機構人民幣信貸收支表》。

④ 任大川在《新金融》（2006年第11期）上發表的《解析中國國際投資頭寸表》以圖表的形式列示了有關數據，但未給出計算方式和時間序列數據。

⑤陳旭敏：《中國房價的 “宏觀經濟學”》，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2006年6月23日。

⑥ 《外匯儲備過快增長，緩解源頭在控制供給》，載《中國證券報》，2006-4-24

⑦ [美]約翰?奧德爾：《美國國際貨幣政策》，中國金融出版社1991年版，P52

篇10

關鍵詞：金融改革;兩岸金融;金融合作;福建地區

基金項目：本文為林俊國主持的福建省軟科學項目（2013R0071）的研究成果之一

伴隨著兩岸經貿的高速增長，兩岸之間的金融交流與合作不斷深化。2009年，標志著兩岸金融交流合作正常化進程啟動的《兩岸金融合作協議》以及《兩岸金融監督管理合作諒解備忘錄》得以簽訂。而隨后2010年6月簽署的《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則開啟了兩岸金融合作的新進程。在兩岸交流合作中，福建作為對臺的前沿地區，一直發揮著極其重要的橋梁作用。為進一步加快兩岸之間的合作，國務院了《關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設海峽西岸經濟區的若干意見》，這其中允許海西地區對臺實行先試先行的政策。

但是，與兩岸投資、貿易迅速發展呈明顯對比的是，兩岸金融交流合作進程艱難緩慢，金融往來明顯不對稱。如何加快發展兩岸之間的經貿合作，尤其是金融合作，對于促進兩岸經貿關系的健康成長，尤其是臺灣經濟的發展都是十分重要的。

一、我國金融改革回顧

我國改革開放始于1978年，回顧三十五年的改革歷程。在這條漸進式的改革之路中，不僅保證了轉軌時期經濟的平穩發展，同時也完成了自身的改革目標。一方面，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為下一步進行金融改革提供了良好的經濟基礎。同時，金融改革的進行也為經濟的發展不斷提供新動力。近幾年，我國在金改方面取得了巨大的進展，主要表現在：

1.利率、匯率市場化改革穩步推進

從2002年開始的人民幣兌美元匯率調整，現在來看這一過程經受住了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和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基本平穩地完成了匯率的過渡。現已形成參照一攬子貨幣進行調節、以市場供求為基礎、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體系。在利率市場化改革上，以上海銀行間同業拆放利率為代表的市場基準利率體系已初步建立，市場化的定價機制作用得到進一步增強。

2.金融宏觀調控和金融監管不斷加強

針對不同情形下的經濟運行，綜合運用多種宏觀調控工具，貨幣政策適度、及時、靈活的予以調控。以“一行三會”為核心的多層次金融監管體系日趨成熟，監管效率得到進一步強化。

3.金融對外開放進一步深化

金融業履行對外開放承諾，積極引進境外戰略投資者，同時對外資金融機構實行國民待遇。此外，中資金融機構通過并購、設立海外分支等方式逐步進軍境外金融市場。與之相對應的，合格境外、境內機構投資者制度繼續穩步實施，人民幣可兌換資本項目、雙邊本幣互換項目繼續推進，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也開始試點實施。

二、兩岸金融合作現狀分析

隨著十年來兩岸關系的不斷進步，兩岸間的經貿往來日益密切。現在臺灣已是內地第九大出口市場、第七大貿易伙伴和第五大進口來源地。但相比之下，目前兩岸間的金融業合作卻嚴重滯后，發展形成了“小金融、大經貿”的不平衡格局。

（1）銀行業合作。近年來大量臺企赴內地進行投資，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和建設銀行已在臺北設立分行，另有招商銀行在臺北設立辦事處，以服務兩岸的金融和貿易活動。同時，島內銀行業也積極在內地設立分支機構，截至2013年5月底，共有11家臺灣銀行分行，其中已開業10家、在建1家，代表處7家。

（2）證券業合作。臺灣當局自海基會和海協會恢復商談并達成兩項重要的經濟協議之后，開始逐步放開內地的合格機構投資者，允許投資臺股、債券、基金等。內地方面同時也給予了積極回應，開通了“臺股直通車”、“陸股直通車”，允許臺資企業在內地A股上市等。

（3）保險業合作。隨著2002年臺灣“兩岸保險業務往來許可證”的公布以及內地保險業的逐步對外開放，兩岸保險業間的合作得到了進一步發展。但因內地保險業對外資的市場準入條件較高，在地區、數量、業務和股權方面還存在限制因素，目前符合條件的僅有臺灣的新光人壽、國泰人壽和臺灣人壽等三家保險公司。

三、兩岸金融合作深化存在的問題

目前兩岸金融合作既有政策性的障礙，也與長期以來兩岸間缺乏金融合作的實踐經驗等客觀因素有關。

1.主要障礙來自于臺灣方面政策

雖然內地始終堅持“不主張以政治分歧去影響、干擾兩岸的經濟合作”，但由于歷史的原因，在政治上兩岸之間存在嚴重的分歧。臺灣當局經常將兩岸間的經濟問題政治化，認為兩岸間CEPA模式的經貿合作制度會“威脅”臺灣經濟，兩岸間的直航會“危及”臺灣安全，對于經貿的爭端要求提高到“國際層次”進行交談。臺灣當局目前的政策制度依舊無法做到互惠對等，兩岸間的金融交流更多的形式是間接單向，無疑在很大程度上給兩岸經貿關系的合作帶來負面影響。

2.內地金融法規不完善

目前在兩岸間的金融合作方面并沒有專項立法，對人民幣與新臺幣之間的匯率兌換也沒有詳細的規定。這使得兩岸間的金融合作無法可依，相關合作進程也無法有序進行。此外，兩岸間的貨幣兌換由于立法上的缺失，通匯方面仍要借用美元進行清算，兩次的兌換費用高、占用時間也較長，這就使得資金往來更多的是在地下錢莊進行，大大降低了兩岸間經濟貿易的效率。

3.兩岸金融監管合作體制不統一

內地建立的金融管理體制是分業經營、分業監管，即“一行三會”的體系，而臺灣現有的金融體系則是由中央銀行和財政部共同管理。因此，兩岸間還存在著金融合作監管方面的差異，并且目前也還沒有建立起正式的溝通渠道，給兩岸的金融合作帶來一定的影響。

四、關于福建閩南地區推進兩岸金融合作的建議

1.閩南地區應進一步改善投資環境

閩南地區不僅在產業結構上與臺灣相似，更重要的是與臺灣之間有著語言習俗和地緣鄰近的因素。目前內地的投資環境已得到顯著改善，作為對臺前沿的閩南地區具有先行試點的優勢，因此必須著力改善相關投資環境，用貿易投資的發展來帶動閩臺金融合作，進而擴展到全國范圍。例如，福建地區要在建立健全相關金融監管體制、治理金融機構、市場建設等方面加快創新步伐，逐步建立起與臺灣地區相匹配的低成本、高效率金融體系，真正在兩岸金融合作中先試先行、有所作為。

2.建立兩岸金融合作實驗區，擴大合作雙向開放

內地與臺灣之間的關系是錯綜復雜的，在兩岸間的交流合作過程中，對臺政策不宜一下子在全國展開，要有一個先試先行的階段。綜合比較起來，地點的選擇，最適合不過福建地區。福建與臺灣一衣帶水，兩地間有著親密的血緣關系，閩臺經貿關系是兩岸經貿關系中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閩臺金融合作意義重大。因此，福建作為內地對臺的前沿窗口，要充分利用已有的政治面、經貿的平臺。

例如，在實驗區內，允許外資金融機構和獨資或合資設立分支機構或辦事處，擴大開展相關金融業務;在實驗區內，確定人民幣與新臺幣之間的匯率，并逐步開展直接兌換，同時加強實驗區的相關金融監管和法規建設。

2009年5月，內地在《關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設海峽西岸經濟區的若干意見》中已明確提出關于構建兩岸金融合作試驗區的設想。在兩岸金融法規體制障礙短期無法全面解決的情況下，嘗試建立能夠在區內先行實施相關開放政策的金融合作實驗區，是一種模式上的前瞻性創新。這也有利于探尋關于兩岸金融合作長久機制的建立。

總之，兩岸金融業的深度合作是兩岸經貿關系發展的必然趨勢。兩岸應在“海峽兩岸金融合作協議”基礎之上，共同努力，消除一切障礙。臺灣當局更應順從民意，切實改變目前兩岸金融合作“頭重腳輕”的狀況，從而實現兩岸金融合作向更深層、更寬泛領域的雙向對稱發展。

參考文獻：

[1]Cal Clark.The China-Taiwan Relationship：Growing Cross-Strait Economic Intergration，Fall 2002：753-766.

[2]Dar-Yeh Hwang.Jung-Chu Lin.Ching-Chung Lin.A Study on Designing a Financial Supervisory Institution in Taiwan.Review of Quantitative Finance andAccounting，2003：81-106

[3]Gregory Chow .An-loh Lin. Accounting for Economic Growth in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A Comparative Analysi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30（2002）：507-530

[4]翁東玲.閩臺金融合作歷史、現狀與展望[J].福建金融，2007（10）

[5]朱孟楠.陳文奇.江宇.關于福建省率先建立海峽兩岸金融合作實驗區的設想[J].福建金融，2004（8）

[6]衣長軍.臺商大陸融資與海峽兩岸金融合作設想[J].國際金融與投資，2007（3）

[7]喬桂明.王劭佑.海峽兩岸金融合作現狀分析及提升策略[J].學術交流，2012（5）：77-80

[8]王鵬.海峽兩岸金融業合作的路徑選擇與前景分析[J].福建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5）：8-16

[9]朱磊.兩岸金融監管比較研究冊.臺灣研究，2000（1）：27-33

[10]黃梅波.黃穎.關于建立兩岸金融合作機制的構想.東南學術，2005（5）：111-115

[11]中國銀監會，保監會，證監會，人民銀行，外匯管理局，統計局，商務部，福建省對外經貿廳等網站資料.臺灣金管會，銀行局，保險局，臺灣中央銀行等網站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