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歷史論文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古代歷史論文，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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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國古代文藝理論的美學特性

文藝美學在中國的發展并不是一種巧合，而是有它發展的內在必然性和歷史淵源。就中國古代文藝理論中的美學屬性來看，它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是對傳統文化的一種延續。中國古代的文藝理論為美學的發展提供了充足的資源和發展延續的基礎，因此自身有著很濃厚的美學特性。

1.1 中國古代文藝理論的美學研究特性

從目前的中國古代文藝理論研究成果來看，文藝理論中的美學特性一般從文學藝術作品主題、創作手法和鑒賞方式入手研究。文學或者藝術作品都有著自身的創作主題，或者描述事物或者人物的美丑，刻畫人物的形態、形象、氣度，抑或是景物的動靜、環境所營造出的一種虛實的意境等等，總之是凸顯出作品的主題；文藝理論的創作手法多樣，創作者根據自己想要表達的主題通過抒情、議論、神思、憤書等再填充材料；鑒賞是最為重要的一部分，也是最能凸顯美學特性的一個環節，通過鑒賞作品，體味其中所蘊含的美，最終實現與創作者的共鳴。

中國古代文藝理論中的美學特性通過這樣的三維鑒賞體系表現出來，創作者的創作語言和鑒賞者的欣賞緊密結合在一起，欣賞者再結合自身的閱歷、文化素養對作品進行自我對應，從而實現與創作者心靈上的互通，形成一個雙向互動的關系。在這個過程中，古代文藝理論的美學特性就自然而然地被傳遞和接受。

1.2 中國古代文藝理論的哲學性

中國對文藝美學的研究歷史悠久，從魏晉南北朝開始，人們就開始對文學作品和其他一些藝術作品中的美進行深入的研究。不同于西方美學的是，中國古代的美學研究并沒有將文章、詩歌、書法、繪畫、音樂等單獨或者進行歸類研究，而是將美和道的主線貫穿在各種研究之中，道與美是分不開的，而美的表現形式與道也是分不開的。道是作品的主體，同時還需要一定的美的形式將其傳遞出去，這種互相依存的關系就是一種哲學性的體現，這種哲學性貫穿于整個古代文藝理論的研究中，使古代文藝理論既達到了美學的高度也實現了哲學的深度。

1.3 中國古代文藝理論的貫穿流變性

中國古代有很多思想派別，在歷史的發展中也形成了一定的思想體系。傳統思想深受儒、道、釋體系的影響，每個體系中的文藝理論觀念也對之后的文藝理論創作產生著深遠的影響，如在東漢，玄學進入中國本土，為了適應生存，它就和土生土長的儒家思想進行了融合，并對文藝創作產生了影響。因此，中國古代的儒、道、釋所形成了三體系為主干，它們之間又相互依存影響，之后又和許多思想理論進行結合，拓展出龐大的體系脈絡，最終形成一個大的整體的思想系統。

中國古代的文藝理論體系雖然沒有嚴格的體系，但是卻有著成體系的研究范疇。通常某一派別提出一個觀點，歷代的藝術家、文學家就會在此基礎上繼續進行拓展研究，在不斷地延續過程中，最終將這一焦點進行升華，提升到文藝理論的高度，因此，中國的古代文藝理論有著貫穿流變性。

2 中國古代文藝理論的審美經驗

2.1 中國古代文藝理論作品的經驗性創作

中國古代的文藝理論有著明顯的經驗性，從美學的角度看即古代的文藝理論作品在表述上有著深刻的審美經驗。審美經驗分為兩種，一種是直接的審美經驗，即創作者根據自己以往的經驗對作品進行了直接的經驗性創作，這種創作既會利用原有的審美資源，也會借助于腦中形成的固定的審美意識；另一種就是間接的審美經驗，創作者通過研究他人的作品或者成型的文藝理論，從中提煉能夠滿足自身創作的審美經驗，從而推動古代文藝理論的不斷發展和完善。

2.2 中國古代文藝理論創作者的審美經驗

我國古代的文藝理論創作者大多是藝術家或者文學家，很少有專門的哲學家和思想家，他們往往兼備兩重身份，在創作文學藝術作品的同時也會創作一些像詩論、文論、樂論、書論這樣的文藝理論作品。像陸機因文藝理論作品《文賦》被人們所知，但他最主要的身份則是詩人，詩人杜甫同樣也寫出《戲為六絕句》的經典之作，類似的人有很多，他們不僅有著豐富的實踐經驗，在理論研究上也有很大的建樹。

不論是從創作者本身還是從文藝理論作品來說，中國古代的文藝理論都有著明顯的經驗性。即使在今天，古代的文藝理論仍然占據著很重要的地位，這和作者的審美經驗是分不開的，他們創作的文藝理論雖然有著不同的觀點，但是卻有很多作品都有一定的系統性，像《文心雕龍》《原詩》等，有的作品即便是隨感而發卻有著深刻的觀點，像《冷齋夜話》和《六一詩話》，還有一種最常見的是作者對別人作品的評述、整理，如金圣嘆對《水滸傳》的批改，還有在先人的作品上進行題詞的，這些都是古代文藝理論的主要創作形式，也是審美經驗在文藝理論創作上的直接表現方式。

中國古代文藝理論所蘊含的這種濃厚的經驗性質，雖然不是專門的哲學家、思想家和理論家所創作的，但這些詩人、文學家、音樂家、書法家通過自己的實踐經驗進行的理論研究更是一種有著深厚基礎的智慧結晶，他們對文藝理論的論述并不是懷著某種特定的目的，而是一種自然而然的創作升華，這種富于實踐性的經驗性創作植根于實踐，又推動著文理理論的不斷發展。

3 中國古代文藝理論的美學意義

傳統觀念認為，中國古代的文藝理論和西方的美學理論有著明顯的差別，前者是一種直觀的經驗性的創作，后者是一種具有極強思辨性和緊密的邏輯性的作品，但是，對古代文藝理論進行深入研究后才會發現事實并非如此。古代的文藝理論并不是觀念層和表面的東西，它與西方文藝理論不同的是它的抽象性是通過經驗創作從而提取出的抽象的高度。

3.1 中國古代文藝理論的審美抽象

審美抽象是一種思維過程，在審美過程中是不可缺少的一個重要環節，它與抽象的邏輯判斷和推理不同，是一種可以概括和提升的思維方式。中國的古代文藝理論表現出的主題、思路就是典型的審美抽象。西方的邏輯思維是通過描述具體的事物，最終提取出一個概念，這個過程中會將感性的、偶然性的東西舍棄，而我國古代的文藝理論則是通過一種感性的方式將現實中的普遍意義表現出來，并將創作過程中的細節、感性認識、偶然性因素融合進去，從而運用多種表達形式、藝術符號將現象的本質表現出來，運用感性的思維去把握事物的深度，達到思想上的高度。

3.2 中國古代文藝理論的審美抽象途徑

中國古代文藝理論的審美途徑主要有兩種，一種是作品整體呈現出的意蘊，另一種的文藝理論作品中所蘊含的主題。最為重要的是第二種，對于古代文藝理論中的主題，通常不是通過抽象的邏輯思維來推斷出來的，而是由具體的審美抽象來凝練的。例如，上文中提到的“物”，在魏晉時期，“物”已經是一個被普遍使用的概念，而它卻不是一個簡單的“物品”的意思，它既是對一切自然界事物的概括，也是代指社會上的事物，同時還有“心物”之意。例如，陸機的《文賦》中就有“體有萬物，物無一量，紛紜揮霍，形難為狀。”這樣的句子，這句話中出現了兩個“物”，像劉勰的文藝理論作品中也較多地使用了這個字，而“物”的內涵卻不盡相同。可見，中國古代文藝理論中的具體概念，抽象的程度是高于西方的邏輯推理概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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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來，因地域與歷史的關系，中國古代形成了很多各具特色并讓我們能引以為豪的地域文化，如齊魯文化、三秦文化、吳越文化、湖湘文化、嶺南文化、閩粵文化等。應該說，中國古代文學范疇離不開這些地方歷史文化，地方歷史文化是中國古代文學重要的組成部分。古代作家和作品分布于不同地域、不同歷史階段。這些作家作品屬于地方歷史文化的一部分，也屬于中國古代文學的一部分。由此可見，地方歷史文化與中國古代文學有著無比緊密甚至水融的關系。因此，在講授中國古代文學的時候，離不開地方歷史文化，地方歷史文化應該很好地融入到中國古代文學的教學中，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提升教學效果。孔子、孟子都是古代魯國人，他們首先屬于齊魯歷史文化的一部分，然后才屬于中國古代文學(文化)的一部分;同樣，屈原首先屬于楚(湖湘)文化的一部分，然后才屬于中國古代文學的一部分。所以說，沒有地方歷史文化，就不可能有中國古代文學。因此，中國古代文學的教學不能高高在上，離開地方歷史文化泛泛而談。離開了地方歷史文化，中國古代文學的教學便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

二、地方歷史文化融入成高古代文學教學的思路

(一)編寫地方歷史文化讀本，作為古代文學教材的重要補充

不同地域有各自的歷史文化，不同地域的歷史文化有不同的特點和特色。齊魯大地，因為是先哲孔子和孟子的故鄉，因他們而發軔的齊魯文化聞名中外;位居我國西北的三秦大地，因為有了半坡遺址、秦始皇陵、兵馬俑、昭陵、乾陵等古代遺跡而使三秦文化大放異彩;地處中原的洛陽、開封因有多朝立都而被國家命名為歷史文化名城;即便位處嶺南一隅的桂林，也因為古代文化遺址眾多、古代文人墨客來往者眾多而位列國家歷史文化名城。既然各地都有各具特色且豐富多彩的地方歷史文化，如能將其編寫成地方歷史文化讀本，作為古代文學教材的重要補充，不僅能極大地拓展古代文學的外延，而且能極大地豐富古代文學的教學內容;同時，還會進一步拉近歷史與現實的距離，讓學習內容在學生的心目中更加可親可近，從而極大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提高教學效果。

(二)創新教學方法，變以課堂教學為主為課堂教學與實地參觀并重

以前的成高教學很容易落入普高教育之俗套，即內容上以文學史及理論學習為主，方法上以課堂教學為主，全然不顧學校特點和學生實際，導致教學效果不佳。為了扭轉這樣的局面，成高教學應大力改革、創新教學方法，變以課堂教學為主為課堂教學與實地參觀并重，著力加強教學的形象性、具體性，從而不斷提高教學效果。以桂林為例，因為桂林擁有眾多的文化遺存遺址(如甑皮巖遺址、興安靈渠、獨秀峰下東晉顏延之讀書處、唐曹鄴南溪山石刻、宋城墻、明王城等)。這些遺存遺跡反映了古代桂林燦爛的文化。它們大多位于市內或城郊，有的步行可達，有的騎自行車半小時可到，它們就在我們眼前或身邊。在進行古代文學教學時，我們不妨把更多的時間從課堂搬到具體現實環境中，使教學從死板變活潑，從抽象到具象，使學生從昏昏入睡到興趣盎然。如當我們學習到先秦文化的時候，不妨帶學生到興安靈渠進行文化參觀，考察靈渠修建年代、修建的原理、修建的巨大歷史意義等;當我們學習到東晉陶淵明的時候，不妨帶學生參觀獨秀峰下顏延之讀書巖，讓學生了解當陶淵明“除荳麥苗稀”“戴月荷鋤歸”的時候，顏延之正在獨秀峰下挑燈夜讀的故事;當我們以愉快、輕松的心情欣賞李白的《朝辭白帝城》“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的時候，我們不妨在學期考試結束以后帶學生到漓江乘舟而下，體驗一下當時的心情;當我們學習元雜劇的時候，我們不妨了解一下古代的桂林(乃至廣西)有哪些戲曲形式，哪些已經消亡，哪些還在流傳中，消亡了的“廣西文場”有什么特點，是否還可以挖掘、整理，使之復活?還在民間廣泛流傳的“桂林彩調”與“京劇”“昆曲”有什么不同?是否可以找出桂林彩調，如“黃三打鳥”或“三看親”進行排練?等等。其實，在古代文學教學中，只要我們能與地方歷史文化恰當結合起來，就能使課堂生動起來，形象起來，不斷激發學生學習興趣，從而起到事半功倍的教學效果。

(三)深入實地考察，繪制地方古代文化文學地圖

一個地方具有如此豐富的古代文化文學資源，如何讓它們更具象更有效地保留在我們的記憶中呢?通過實地考察，繪制一個地方古代文化文學地圖不失為一種好方法。桂林既然是一座歷史文化名城，文化文學遺跡遺存眾多，我們不妨在給學生布置作業時進行大膽的改革，把過去那種以分析作家作品為主，變為讓學生利用課余時間下到實地，分門別類地對文化文學遺跡或遺存登記或拍照，然后根據登記或拍照的情況，繪制一幅當地文化文學的實景地圖，這樣更能提高學生印象，從而提高教學質量。

(四)舉辦各種沙龍，讓地方歷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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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們先了解下法家管理思想的具體內容

先秦法家的治道思想是以法家價值論、人性論、歷史論、知識論為基石,這四論構成了法家管理思想的哲學觀;法家治道以道為本,以國之治強為目標,以法為行為標準,以勢為運行力量,以術為操控方法,法、勢、術亦相結合、三者互補,構成了法家思想的管理觀,即:道---管理本質觀,治強---管理目標觀,法---管理行為觀,勢---管理組織觀,術---管理控制觀,以此構建了管理型法家治道模式。法家治道的管理內涵是:具備把握管理對象客觀化基礎和執掌事物規則,來實施組織目標。

下面,我們以揚子空調有限公司為例,從企業目標、組織架構、管理模式等方面,來詳細闡述法家管理思想對現代企業管理的積極影響。

揚子空調有限公司自2001年1月改制以來,一直將“成為業界最有價值和最受尊敬的企業之一”作為組織的遠景目標,同時,每一個戰略年度,公司都會制定出一個詳細的年度經營目標,目標涵蓋銷售收入指標、產量指標、產品研發指標、工程設計指標、成本控制指標、利潤指標、員工收入指標、文化建設指標等各個方面。正如法家所言:治強才是管理的目標,企業只有通過發展才能強大,這只是企業的短期目標,只有強大、更強大才能逐步實現組織的遠期目標。

揚子空調有限公司成立之初,采取的是直線式管理模式,其最大的好處是決策層能夠親自掌控企業運行的每一個環節,沒有過多的中間管理環節,減少多余的層級,快速反應、高效運行,這在企業初期取得了良好的管理效果。但隨著企業的不斷發展壯大,公司所要經營的業務范圍越來越寬泛,原有的組織架構就無法滿足管理的需求,于是從2005年起,企業大膽嘗試對組織架構進行改革,從原來的直線式管理模式變革為事業部制管理模式,成立了5個事業部,在所有事業部之上,成立一個純粹的職能管理機構---揚子空調總公司,對全公司的人、財、物進行統一管理和分配。事業部制的建立,從根本上形成了公司內部的市場化運作機制,劃小了核算單元,真正做到了通過組織的分工與協同實現經營的靈活性和有效性,并最終促成總體管理目標的達成,為企業的健康發展打下良好的基礎。2008年,在原有5個事業部的基礎上,又成立了農業人工環境事業部,更進一步實現了專業化的分工和精細化管理。

在法家看來,一個理想的、足以控制全局的組織結構,必須有一個能決定和支配整個系統的控制中心,設立有這樣一個控制中心的的組織系統,是實現對組織的有效控制與管理的根本條件。

企業的運營,僅有目標和組織結構是遠遠不夠的,完善的制度是基本的保障。

對于一個國家來說,制度就是國家的法律法規;而對于一個企業而言,制度同樣如法律一般。諸葛亮治蜀時曾說過:上下有節,為治之要,即沒有規矩、不成方圓。任何一個組織,沒有健全的規章制度,是根本無法開展任何經營活動和管理活動的。

從2005年起,公司加強了各項管理制度的制定、修改完善和執行,這其中涉及基礎規章、信息化建設、流程管理、薪資改革、物資采購、生產制造、質量監控、銷售政策等各個方面。2006年,揚子空調總公司提出了建立“四化”企業的管理思想:即建立法制化、規范化、流程化、人性化的現代企業。2007年以來,公司又先后與國內多家著名的管理機構合作,陸續引進了“全面預算管理”、“人力資源管理”、“MRP采購管理”、“KPI管理系統”、“ERP管理系統”、“IE工程”等多個管理項目,使企業的制度化管理得到長足的進步。

當然,有制度,就必須要有執行!

法家強調:執法有信。用現代管理的話說:就是執行力是法制的保障,即有法必依。沒有執行,所有的制度都是一紙空文。法家思想認為:管理行為也就是通過對人的行為動機和需要分析,以求人與組織的和諧,并引導恰當地適應人們的需求和對需求的渴望用以實施組織的目標。在企業的管理過程中,最重要的是對人的管理。現代管理學的控制職能是衡量和校正屬下人員的各種活動,從而確保組織目標以及行為達到目標的各項工作得以實現。衡量績效是控制活動重要方面,也是控制責任落實所在。對于包括領導者在內各個層次的人員,控制的職能均是必不可少的,控制對象包括人、事、行為等在內,因此控制是管理的關鍵環節和基本手段。這里所說的“控制”,就是依照制度的執行過程。

我們都知道,一支在戰場上的部隊,每名戰士必須始終保持服從指揮、步調一致,否則永遠都打不了勝仗,最終只會被對手消滅。企業也是一樣,在日益激烈的市場競爭過程中,必須在嚴格的制度化管理下,每一個組織成員都能做到目標一致、方向明確、思想統一、行為規范,這樣才能實現員工行為與企業目標的高度統一,否則,企業將始終處在一種混亂狀態,最終只會離目標越來越遠、直到被競爭對手消滅。

揚子空調有限公司發展的9年時間,先后經歷了三個不同的管理模式:

2001-2003:人性管理模式,以人格魅力作為主要手段;

2004-2007:制度管理模式,強調過程控制和績效考核;

2008-----:戰略管理模式,強調企業的價值觀和目標管理;

社會是由人構成的,其主要的活動由政治、經濟、文化三大部分構成,按馬克思的理論就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而上層建筑又影響著經濟基礎”。企業作為社會組織的一部分,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說,企業的目標是利益的最大化。而想獲得利益的最大化,就必須提供價值的最大化,這是相輔相成的。不能提供價值的企業,將得不到支持和尊重。正如前文所述:揚子空調的愿景是“成為最有價值和最受尊重的企業之一”,而“最受尊重”,就是指所提供的價值是符合社會利益的、所獲得的利益也是符合社會利益的;“最有價值”,就是指利益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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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世界銀行；咨詢顧問；利益沖突

《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協定》規定世界銀行應保證其貸款用于既定目的，因此世界銀行有責任監督借款人使用世界銀行貸款采購貨物、工程和服務。因此，世界銀行建立起了一整套完整的貸款的使用監督規則，其中利益沖突規則是較為重要而又常常為人所忽視的。本文主要介紹和分析貸款項目咨詢顧問聘請中的利益沖突規則。

一、貸款項目咨詢顧問聘請中的利益沖突規則的主要內容

《世界銀行借款人選擇和聘請咨詢顧問指南》（以下簡稱“《指南》”）中具體規定了貸款項目咨詢顧問聘請中的利益沖突規則。《指南》的適用范圍是：在利用世行貸款進行采購過程中的“知識性和咨詢，不適用于其他以物質方面占主導地位的服務”。①結合該指南的第1.3條之規定，這種咨詢主要包括了工程項目咨詢、建筑咨詢、管理咨詢、采購檢驗、審計等服務，這些服務從性質上說，一般屬于中介服務。而恰恰是這種看似不起眼的中介服務，卻引起了世行的高度重視，并專門制定了相關的指南，可見其重視程度。《指南》的目的在于“規定世行的有關政策及項目所需的咨詢顧問的選擇、簽約和監督程序，而這些項目是全部或者部分的有國際復興開發銀行（簡稱IBRD）貸款，或國際開發協會（簡稱IDA）信貸獲贈款，或世行贈款，或由世行借款并由受益人執行的信托基金資助的”。②在《指南》中，世行提出該規則的主要目的在于“要求咨詢顧問提供專業的、客觀的、公正的意見，并且在任何時候都將委托人的利益置于最高位置，而不考慮未來的工作；要求他們在提供建議時應避免與其他任務或本公司利益發生沖突。③具體規定，綜述如下：

1.提供咨詢服務與提供貨物、工程施工等之間的利益沖突：某公司已被借款人雇用為某項目提供貨物或土木工程施工或咨詢服務以外的其他服務，則該公司及其任何附屬機構將無資格為同一項目提供咨詢服務；相反，如一公司已被雇用為某項目的準備或實施提供咨詢服務，則該公司及其任何附屬機構將無資格接著為同一項目提供與該咨詢任務直接相關的貨物或工程施工或服務（指咨詢服務以外的其他服務）的準備或實施。

2.咨詢服務任務之間的利益沖突：咨詢人（包括其人員和分包咨詢人）不應被聘用從事任何在性質上可能與咨詢人的另一項任務有沖突的咨詢工作。例如，被聘用為某基礎設施項目進行工程設計的咨詢人不應被聘用來為同一項目準備一份獨立的環境評審報告；為某雇主準備公共資產私有化方案的咨詢人既不應購買該資產，也不應向該資產的購買者提供建議。

3.與借款人工作人員的利益沖突：與借款人的一個人員（或項目實施機構的一個人員，或貸款的受益人）有工作關系或家庭關系的咨詢人（包括其人員和分包咨詢人），而該借款人的這個人員直接或間接地參與了編制該合同的任務大綱，選擇該合同的咨詢人，或監督該合同的實施，除非這種關系所產生的利益沖突在選擇過程和合同實施中得到解決并為世界銀行認可，借款人不得聘用該咨詢人。

二、貸款項目咨詢顧問聘請中的利益沖突規則的特點

1.世行貸款始終把項目本身的質量作為監管的重要目的。對咨詢顧問的選擇最終目的是為了保證世行的貸款項目能夠高質量的完成，從而確保貸款的收回。因為只有高質量的項目才能保證穩定有效的產出，從而收回貸款。這體現了世行貸款的一個重要原則：穩健原則。

2.重視第三方中介服務的獨立性。咨詢顧問服務在國內很多人看來是一種近乎邊緣的服務，根本不屬于主干業務范疇。但是在世行眼里，這種中介服務卻是十分重要的，必須避免利益沖突。這與西方社會重視第三方中介服務的獨立性有密切的關系。

3.上述規則中的利益沖突的規定十分詳細、具體，明確列出了可能具有利益沖突而被禁止的具體情形，而且沒有我國立法中一般都會有的兜底條款。體現了西方立法技術中列舉式立法的特點，具體，詳盡，但一般不用兜底條款。因為兜底條款本身并不十分嚴謹，不符合法律所應當具有的可預見性。

三、貸款項目咨詢顧問聘請中的利益沖突規則對我國相關立法的借鑒意義

我國較高層級的法律、行政法規中沒有明確規定利益沖突規則，特別是對咨詢顧問幾乎沒有規制。我國《政府采購法》第六十七條規定：使用國際組織或者外國政府貸款、援助資金的項目進行招標，貸款方資金提供方對招標投標的具體條件和程序有不同規定的，可以適用其規定。但違背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公共利益的除外。這種立法規定只是說明我國法律允許在不違背我國社會公共利益的基礎上在使用世行貸款時可以適用世行有關規則，但這種做法實際上只是國內法對于國際習慣法的準用，并非直接在政府采購和招標投標中適用利益沖突規則。該法第十二條規定：在政府采購活動中，采購人員及相關人員與供應商有利害關系的，必須回避。供應商認為采購人員及相關人員與其他供應商有利害關系的，可以申請其回避。前款所稱相關人員，包括招標采購中評標委員會的組成人員，競爭性談判采購中談判小組的組成人員，詢價采購中詢價小組的組成人員等。而《招標投標法》僅在第三十七條第四款中規定：與投標人有利害關系的人不得進入相關項目的評標委員會；已經進入的應當更換。除此之外，該法既未在總則中規定利益沖突規則，也未在后續的內容中，特別是在咨詢顧問的資格方面作任何規制。

從下位法來看，財政部的一些部門規章中對利益沖突規則有一些體現，如《政府采購貨物和服務招標投標管理辦法》（以下簡稱《管理辦法》）在總則第七條規定：在貨物服務招標投標活動中，招標采購單位工作人員、評標委員會成員及其他相關人員與供應商有利害關系的，必須回避。供應商認為上述人員與其他供應商有利害關系的，可以申請其回避。而在分則里面，則規定了以下一些與利益沖突有關的內容：

有關評標委員會方面的有：招標采購單位應當從同級或上一級財政部門設立的政府采購評審專家庫中，通過隨機方式抽取評標專家；評標委員會成員應當履行下列義務：（一）遵紀守法，客觀、公正、廉潔地履行職責；（二）對評標過程和結果，以及供應商的商業秘密保密；評標委員會成員或者與評標活動有關的工作人員有下列行為之一的，給予警告，沒收違法所得，可以并處3千元以上5萬元以下的罰款；對評標委員會成員取消評標委員會成員資格，不得再參加任何政府采購招標項目的評標，并在財政部門指定的政府采購信息媒體上予以公告；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一）收受投標人、其他利害關系人的財物或者其他不正當利益的；（二）泄露有關投標文件的評審和比較、中標候選人的推薦以及與評標有關的其他情況的。

《管理辦法》在附則中重復了《政府采購法》中的規定：使用國際組織和外國政府貸款進行的政府采購貨物和服務招標，貸款方或者資金提供方與中方達成的協議對采購的具體條件另有規定的，可以適用其規定，但不得損害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

從以上內容來看，《管理辦法》規定的有關利益沖突的規制內容較兩部大法要詳細的多，尤其是對于評標委員會方面的規制，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對于咨詢顧問的規制則幾乎沒有規定。該《管理辦法》第二十二條規定了“招標采購單位可以根據需要，就招標文件征詢有關專家或者供應商的意見。”這樣的規定大大削弱了利益沖突規則在我國政府采購和招投標領域的適用深度和廣度，也不利于政府采購和招投標工作的開展。因此，在我國國內法中引入世行貸款項目咨詢顧問聘請中的利益沖突規則，對于國內國際招投標活動的公平公正展開都是有益的。

注釋：

①世界銀行借款人選擇和聘請咨詢顧問指南,2004(1.7)

②世界銀行借款人選擇和聘請咨詢顧問指南,2004(1.1).

③世界銀行借款人選擇和聘請咨詢顧問指南,200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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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開放大學；漢語言文學；微課；教學

開放大學是以廣播電視、互聯網等媒體為依托開展的遠程教育，這種教學方式完全顛覆了傳統的教學方式，教師和學生分離，學生隨時隨地都能聽課，沒有時間和地點的限制。它有利于提高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對教育的改革具有重要意義。近年來，微課教學異軍突起，成為遠程教育中一股新興力量，開放大學應與時俱進，積極開展微課教學。

一、開放大學與微課

（一）開放大學的概念

開放大學是國內較早開展遠程教育的教育部直屬部門。它以新型的教育媒介為基礎，有兩種教育模式，一種是針對有學歷的，一種是針對沒有學歷背景的。在這些年的實踐中，取得良好的教學效果。這種教學模式有很多優點，對高校教師教學的資源進行優化整合，提高了教學內容的質量，有利于提高學生自主學習能力，突破了教學時間和地點的限制，限制少，教學門檻低，給一些沒有學歷背景的人提供了學習的機會。

（二）微課教學的概念

微課教學是指按照新課標和教學的要求，通過網絡視頻的方式，記錄教師在課堂教學上針對教學重點、難點的講解，同時還兼有有關課題的教學設計、課程總結以及課后練習等。微課教學內容更加凝練，重點突出。微課教學這種新型的教學模式給傳統的教學模式以強烈的沖擊，開放大學之于微課教學，開放大學的教學資源中，一些課程知識陳舊、教學觀念落后，無論教學內容還是教育形式在很多地方都落后于微課教學。開放大學應與時俱進，及時做出調整和改革，重視并引入微課教學。

二、開放大學漢語言文學專業如何開展微課教學

（一）轉變教學觀念，優化教學模式

從古至今，在傳統的教學觀念里，都是以教師為主導，教師向學生傳授知識，在這種教學模式中，學生只是被動地接受知識，教師傳授了什么，學生就接受什么，長此以往，這種教學模式的弊端顯現出來，學生沒有自己發揮想象力的空間，思維發散的能力得不到訓練，缺乏自主學習能力，不利于培養學生的個性。隨著教學改革的推進，一種新型的以學生為主體的教學模式在眾多專家學者中的討論越來越烈。這種教學模式以學生自學、自己探索為主，教師起輔作用，給學生答疑解惑，引導學生去感悟、學習并且總結，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提高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

（二）重視教學方法

開放大學屬于高等教育范疇，對漢語言文學的設置要有與之相符的高度和深度。在實際的教學過程中，要求教師重視教學方式和教學方法。優化文學內容的選取和設計。針對文學作品的教學設計，可以以作品所在的時代背景或者是作者的背景為切入點，然后從作品的主題、故事構架、風格以及對人物的塑造等多方面展開。最終教師在對這些教學內容進行整合和教學設計的時候，要注重表現形式的豐富性，使整個教學過程不死板，降低學生對知識點掌握的難度，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

（三）充分利用網絡平臺

網絡視頻是微課的核心傳播方式，要求教師做的網絡教學視頻更具科學性和合理性。在講課的過程中，學生以提問的方式與教師進行互動，教師及時答疑解惑。在整個教學結束后，學生自主在視頻下留言，對這節課的評價，指出其優、缺點，學生也可以根據自身的需要提出更加合理化的建議。教師可以根據學生的評價，對優點之處，在以后的教學中繼續保持和發揚，對不足之處，要虛心改進。還有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根據學生的需求改進教學設計，讓教學設計更加科學化和合理化，更能為學生服務好。

三、開放大學開放漢語言文學的意義

開放大學開設漢語言文學的意義要從兩方面進行探討，一方面是對教師，有利于提高教師自身的教學水平，同時也提高了教學質量，與傳統教學相比，最大差異之處在于學生與教師的平等關系，學生可以自由對教師的教學方式進行評價，指出其中不足或者需要改進之處，這有利于教師教學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是對學生，學生提高自主學習能力，積極加入對學習的探討中去，有利于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綜上所述，關于開放大學漢語言專業發展微課教學的設計，符合時代教育發展的潮流，科學技術的發展為微課的開展提供了技術支持，讓微課教學的傳播更加廣泛，降低了進入門檻，真正實現了有教無類，有利于提高教師的教學水平和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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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白芳芳單位：天津廣播電視大學寧河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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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言文學論文比較文學論文古代文學論文兒童文學論文現代文學論文

外國文學論文當代文學論文文化理論論文人文歷史論文文學畢業論文

美術藝術論文審美藝術論文傳統文學論文戲曲文學論文文學素養論文

篇6

[關鍵詞]文化自覺 海外漢學 中西文化 東方主義

〔中圖分類號〕G0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000-7326（2007）05-0005-05

海外漢學(中國學)的研究從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已經成為學術界普遍關注的領域，一系列海外漢學的著作被翻譯出版，一批研究海外漢學的學術著作問世。對海外漢學（中國學）研究的深入“意味著我國學術界對中國文化所具有的世界歷史性意義的認識愈來愈深；……或許可以說，這是20年來我國人文科學的學術觀念的最重要的轉變與最重大的提升的標志之一”[1] （P6） 不過應該看到，西方漢學若從16世紀的“傳教士漢學時期”算起已有400年的歷史，若從“游記漢學時期”算起就要更長，而日本漢學（中國學）如果從中國文化的傳入算起則有更長的歷史。因而作為一門專門的學科研究來看，對域外漢學（中國學）的研究仍然不過是剛剛起步，許多問題、許多課題有待我們進一步深入研究。李學勤先生多次呼吁：“國際漢學的研究對于中國學術界來說，有著特殊的重要性。外國漢學家幾百年研究中國文化，自有不少成果我們應當吸收借鑒，但由于語言隔閡，這方面的成果大部分未能介紹到國內來。”[2] （序）

那么，我們應該采取什么樣的學術路向來把握這門學科呢？對域外漢學（中國學）的研究無疑是一種跨文化、跨學科的研究，我們必須了解漢學在域外發生的文化和學術的背景，了解在不同的知識和文化背景下它的價值和影響。反過來說，這種發生在異地，由東洋人和西洋人所做的學問對我們中國本土的學術發展究竟有什么影響？我們應該用什么心態和方法來評價這種學問？如何和這些近在東京遠在巴黎和紐約的外國同行們對話和交流？從一定的意義上來說，搞清這些問題比研究漢學的一個具體問題要重要得多，特別是在漢學研究蓬勃發展的今天，學科對象與學科研究方法的問題已經成為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一、在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背景下研究海外漢學（中國學）

如果將域外漢學（中國學）史作為一個學術的對象來把握，我們所遇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中國文化是通過什么途徑傳播到國外的？漢學家們所閱讀的中文典籍是如何流傳到他們手中的？他們所閱讀的中文典籍的譯本是如何形成的？因為任何一個漢學家，他從事漢學研究的基本條件就是要閱讀中國文化的典籍，無論是原本的中文文獻還是翻譯的文本。

首先，中文典籍的外傳，構成了域外漢學家研究中國文化的基礎。正如嚴紹T先生所說：“國際中國學（漢學）的基礎性研究，就必須以原典性實證方法論，解明中國典籍向世界的傳播，探討這種傳遞的軌跡和方式，并從事收集、整理和研究相關的文獻。失卻了這一基本，所謂對國際中國學（漢學）的研究，都是無根之本，無源之水。”[1] （P6）可以說，到現在為止，我們還沒有搞清中文文獻在西方的流傳史，這直接影響到我們對西方漢學史的研究。其次，西方大多數漢學家研究中國的文本使用的是各種西方語言的譯本。而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中國與外部世界聯結的通道是不同的，域外漢學家們所得到的翻譯的文本是不同的，這些不同的文本決定了他們對中國文化的理解。例如，在西方漢學的歷史上對《四書》的翻譯就有羅明堅的譯本，有柏應理的譯本，有衛方濟的譯本，有理雅格的譯本，有衛禮賢的譯本，有陳榮捷的譯本。這些譯本由于時代不同，譯者的文化背景不同，所表達的《四書》的含義有著很大的不同。因而，認真摸清中國典籍的外譯是進行西方漢學史研究的基礎性工作，特別是對傳教士的早期拉丁語譯本的梳理和研究，雖然困難很大，但從學術的整體和長遠發展來說，是應該去做的。

如果這樣從學術上掌握漢學的知識來源，我們就必須進入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由此，就可以理解在研究西方早期漢學時為什么我們一定要熟悉和了解入華傳教士的活動；就可以理解為什么費正清認為中西文化交流中入華的傳教士扮演著“核心的角色”，因為入華的傳教士實際上是站在一個雙行道上,“他們在向西方傳遞中國形象的同時也塑造了中國人對外部世界的觀點”，[3] （P121） 不了解傳教士我們就弄不清他們向西方所介紹的中國形象。

二、從學術史的角度把握海外漢學（中國學）的歷史變遷

海外漢學已經有幾百年的歷史，它作為一個學術的發展，有著自己的學術師承和學術脈絡。我們今天在展開海外漢學的研究時應對各國漢學（中國學）的學術發展史有一個較為清晰的把握。講到這個問題，首先就涉及到“漢學”和“中國學”的關系。一般來講“漢學”表示對中國古代語言、文字、歷史文化、典籍、制度的研究，“中國學”表示對近現代中國社會歷史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前者注重文獻、訓詁，后者注重現實；前者基本上是傳統的人文學科的方法，后者采取的是現代社會科學的方法。如劉東所說：“漢學一詞在現代亦必衍生出寬窄兩義。廣義上，它可以指稱‘一切在研究中國的學問’。狹義上‘漢學’（Sinology）一詞則與以現代方法研究現代中國的‘中國研究’（Chinese Studies）相對，僅僅指以傳統方法來考釋中國古代文化特別是經典文獻的學問”。[4] （P128） 這種劃分和理解也都是相對的，有分歧是正常的，語言的特質之一就是“約定俗成”，我們不必在學科的名稱上長期爭論。

但這兩種名稱告訴我們，西方對中國的認識和研究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我們應該對其學術史的流變和發展有一個了解。對待域外漢學（中國學）僅僅采取一種實用的態度是不行的。“我認為研究國際漢學，應當采取學術史研究的理論和方法，最重要的是將漢學的遞嬗演變放在社會與思想的歷史背景中去考察”。[2] （序） 前輩學者已經這樣做了。1949年前對西方漢學通史的研究有莫東寅的《漢學發達史》和日本學者石田干之助的《歐人漢學之研究》，近年來有了一兩本國別的漢學史著作，影響較大，受到國內外學者好評的是嚴紹T的《日本中國學史》和侯且岸的《當代美國的“顯學”》。何寅與許光華的《國外漢學史》是國內目前較為詳細的漢學的通史性著作，此書有開創學科通史之功。漢學（中國學）史研究的意義在于，域外漢學（中國學）的發展在各個國家都有其獨特的歷史，有自己的學術傳統，有師承的傳遞和各個學派的特點，如果不了解這個歷史，就無法判定一個漢學家在本國學術史的地位，也不能了解其學術思想的來源和背景，很容易鬧出笑話。漢學家也分三六九等，要把最好的漢學（中國學）成果介紹到國內，就必須做深入、細致的國別漢學史的研究工作。“在此基礎上，再來進行整體的或個別的研究。只有這樣，我們才能認定各國的中國學家們在他們自己國家的學術譜系上的地位，才可以避免我們的無知”。[1]（P14） 從西方漢學史來看，如果沒有一個系統而又深入的學術史的梳理，我們就無法解釋“傳教士漢學”和“專業漢學”之間的巨大變化，無法解釋從費正清到柯文這種學術路向的重大轉變，也就不可能深入地了解到這種學術轉變背后的深刻的文化原因。所以，無論是判斷一個漢學家個人的學術成就還是從整體上理解漢學（中國學）的演變，沒有學術史的研究是根本不可能的。

三、比較文化的視角是海外漢學（中國學）研究的基本方法

海外漢學（中國學）雖然其內容是關于中國的，但它是發生在域外，由外國人所做的學問。西方漢學（中國學）其實是西方學術體系中的一個分支――“東方學”的一部分。既然如此，它必然要遵循西方學術的傳統和規范。這樣漢學和國學之間既有同，也有異。同，表現在內容上，無論是傳統的漢學還是當代的中國學，材料、文獻都是中國的；異，表現在學術規范和方法上，最終還在問題意識上，漢學是從自身的文化發展的需要出發，從一個“他者”的角度來看中國文化的。這樣，在漢學（中國學）的研究中就必須從一種跨文化的角度，運用比較文化的方法來分析漢學。許多國內做“國學”研究的學者認識不到這一點，往往將“漢學（中國學）”和他們自己所從事的“國學”相等同，對其“同”的部分大加贊賞，認為有水平，對其“異”的部分則大加批評，對漢學家們對中國文化和學術的“誤讀”不能給予一個合理的解釋。究其原因，就是缺乏一種比較文化的視角，不能運用跨文化的研究方法來對待漢學（中國學）。

母體文化對漢學（中國學）家的學術視野和方法論有很大的影響。從實證的知識論角度來看，域外漢學并非像賽義德所說的完全是一種“集體的想象”，也并非是在本國文化和意識形態的完全影響下，成為一種毫無可信的語言的技巧，一種沒有任何客觀性的知識。就西方漢學（中國學）而言，從16世紀以后，西方人對中國的知識獲得了大踏步的進展。“游記漢學”與“傳教士漢學”的重大區別就在于，后者中傳教士已經開始長期生活在中國，并開始了一種依據基本文獻的真實的研究，而不再是一種浮光掠影式的記載，一種走馬觀花的研究。傳教士漢學絕不是傳教士們隨意拼湊給西方人的一副浪漫的圖畫，他們對中國實際認識的進展，對中國典籍的嫻熟和在翻譯上的用功之勤，就是今天的漢學家也很難和其相比。特別是到“專業漢學”時期，漢學家在知識論上的進展是突飛猛進的，我們只要提一下法國的著名漢學家伯希和就夠了。這點我們在下面論述漢學（中國學）和國學的關系史時會講到。

賽義德在其《東方學》中認為，“每一個歐洲人不管他會對東方發表什么看法，最終都幾乎是一個種族主義者，一個帝國主義者，一個徹頭徹尾的民族中心主義者。”[5] （P260） 由此，西方的整個東方學在知識論上都是意識形態化的，其真實性應受到懷疑。他認為西方的東方學所提供的是“種族主義的、意識形態的和帝國主義的定性概念”，東方學的失敗既是學術的失敗，也是人類的失敗。賽義德的觀點顯然不符合西方漢學的實際情況。作為西方知識體系一部分的東方學，在知識的內容上肯定是推動了人類對東方的認識的。這樣說并不是否認西方漢學受歐洲中心主義的影響。平心而論，賽義德說西方的東方學是伴隨著帝國主義的海外擴張而形成的，這是對的；說東方學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和制約，也是對的。但由此認為西方的東方學“并沒有我們經常設想的那么具有客觀性”的結論則是缺乏具體分析的。賽義德所提供給我們的從比較文化的角度來評價西方的東方學的方法是對的，但我不完全同意他的分析：因為不能因西方東方學所具有的意識形態性，就完全否認它其中所包含的“客觀性”。以傳教士漢學為例，傳教士入華肯定不是為推進中國的現代化，而是為了“中華歸主”，這種心態對他們的漢學研究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但這并不妨礙傳教士的漢學研究仍具有一定的“客觀性”，他們仍然提供給了歐洲一些準確無誤的有關中國的知識。采取比較文化的研究方法就在于對西方漢學（中國學）中的這兩部分內容進行客觀的分析，哪些是“意識形態”的內容，哪些是“客觀知識”，二者之間是如何相互影響的。用比較文化的方法來分析漢學（中國學），就是要考察生活在兩種文化的夾縫中的漢學（中國學）家是如何在跨文化的語界中展開這種學術研究的，分析他們在具體的文獻和材料背后的一般性的研究方法。對中國本土學者來說，影響我們的恰恰是方法論這一部分。所以，不能把海外漢學（中國學）中的研究完全歸為“意識形態”而加以批判和拋棄。

如果有了這個觀點，我們就會看到漢學家區別于中國本土的“國學”研究者的主要地方是他們的學術視野和方法論。例如，法國漢學家馬伯樂對中國上古文化和宗教的研究受到涂爾干社會學的影響，從而開創了中國宗教社會學研究之先河，對他這種宗教社會學方法論的吸取推動了中國本土的社會學研究。當年楊蟻壬受教于馬伯樂，成為中國社會學研究中最早采用宗教社會學方法的學者。而中國的宗教學界幾乎沒有人知道早在近100年前馬伯樂已經創立了這種方法，是這兩年才開始注意這種方法的。宗教學界的學者們只不過是將西方的宗教社會學搬來而已，他們今天也仍不知中國宗教社會學研究的真正創始人是法國漢學家馬伯樂。社會學和宗教學在對待馬伯樂漢學研究中的方法論的兩種態度，對這兩個學科的發展都產生了影響。夏志清運用新批評主義的形式主義分析方法，重評中國現代文學史，使張愛玲、沈從文、錢鐘書又回到現代文學史的研究視野之中，這種方法極大啟示了中國文學史的研究者。在西方漢學（中國學）的中國文學研究中，“20世紀涌現出來的意象研究，新批評，原型批評，結構主義，主題學，文類學，風格學，敘事學，甚至女權主義，混沌理論，文化理論等等，舉凡用之于西方文學研究者，幾乎都在中國文學研究中派上用場”。[6] （P11） 新時期的中國文學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步西方漢學方法論的后塵。

注意其方法論，注意其新的學術視角，運用比較文化的研究方法，揭示出隱藏在其“客觀知識”背后的方法論，這正是漢學（中國學）研究者的基本使命。

四、在世界文化范圍內探討中國文化的影響史

如果說，漢學（中國學）的研究是各國東方學的一部分或地區研究的一部分，那么，它主要是一種學術形態。但漢學作為對中國文化的介紹和研究，同時也在世界各國的思想與文化中產生了影響，各國的思想家和文學家也從中國文化的豐富內涵和悠久的歷史中得到啟示，寫下了各種形式的文字，從而使中國文化走入了各國的思想文化領域。這些人雖然不是漢學家，但他們和中國在思想上和實際上都有著各種各樣的聯系。對中國文化在世界各國的影響的研究也構成了漢學（中國學）研究的一個重要部分。

中國文化在域外的傳播和影響是兩個相互關聯而又有所區別的領域。一般而論，傳播史側重于對中國文化的翻譯、介紹和研究，域外的中國形象首先是通過漢學者的研究和介紹才初步建立的。影響史或者說接受史則已經突破學術的層面。因為漢學（中國學）的研究在西方仍是一個很偏僻的學科，它基本處在主流學術之外，或者處于學術的邊緣。中國文化在域外的影響和接受則主要表現在主流的思想和文化界。但二者也很難截然分開，因為一旦中國文化的典籍被翻譯成不同語言的文本，所在國的思想家和藝術家就可以閱讀，就可以研究。他們不一定是漢學家，但同樣可以做漢學（中國學）的研究，他們對中國的興趣可能不低于漢學家，特別是在為自己的理論創造時。英國17世紀的學者約翰?韋伯從來沒來過中國，但他所寫的《論之語言可能即為原始語言之歷史論文》是西方第一本關于研究中國語言的專著。馬克斯?韋伯的《儒教與道教》，你很難說它是不是漢學著作，但其影響絕不低于任何一本漢學的專著。美國的思想家愛默生、詩人龐德，德國的榮格等都是這樣的人，這樣的例子很多。因而，接受史和影響史也應成為漢學（中國學）研究的一個重要的方面。

前輩學者已經為我們提供了研究的“范式”。錢鐘書在英國時所寫下的《十六世紀―十七世紀英國文學對中國文化的接受》，范存忠的《中國文化在啟蒙時期的英國》，陳受頤的《中國文化對十八世紀英國文化的影響》，朱謙之的名著《中國哲學對歐洲的影響》，法國學者畢諾的《中國對法國哲學思想形成的影響》都是我們在做漢學（中國學）研究時所必讀的書。在這個方面，賽義德的理論給了我們解釋的支點,“東方學現象是整個西方的隱喻或縮影，實際上應該用來代表整個西方”。 這是說西方為了確定自我，拿東方作為非我來做對照。“東方代表著非我，相對這非我，西方才得以確定自己之為自己，所以東方乃是西方理解自己的過程中在概念上必有的給定因素”。從18世紀的中國熱，伏爾泰認為中國是“天下最合理的帝國”，到19世紀中國完全失去了魅力，黑格爾認為中國是一個只有空間沒有時間的國家，一個停滯的帝國，在西方文化史上中國一直是作為西方確立自我的“他者”而不斷的變換者。

漢學（中國學）的魅力不僅在于它的“同”――漢學家們為我們的國學研究提供了許多新的史料，特別是在“四裔”研究方面。其實，它的魅力更在于“異”，在于跨文化間的“誤讀”。在這個意義上比較文學和比較文化研究是漢學研究的天然盟友。如孟華所說：“作為一個比較學者，我對漢學有著一分天然的親近感和學科認同感。甚至可以毫不夸張地說，自從我踏上比較文學學術之路起，漢學研究就始終伴隨我左右，成為我學術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7] （P7）

以上幾點都是從域外的角度來看待漢學（中國學）的，即它發生的歷史，它本身的學術史及它在本國文化思想史中的作用與價值。但在研究海外漢學（中國學）時還有一個最重要的維度：漢學（中國學）和國學的關系。這種發生在域外的關于中國的學問和我們本土的中國學術有什么關系呢？它對中國本土學術的發展有什么價值和影響呢？

五、在與國學的互動中把握海外漢學（中國學）的研究

海外漢學（中國學）從其誕生起就同中國學術界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特別是西方漢學。在一定意義上，中國近現代學術的產生是和西方近現代的漢學發展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說中國近現代學術之建立是中國本土學者與漢學家們互動的結果。利瑪竇與徐光啟，理雅格與王韜，儒蓮與王韜，伯希和與羅振玉，夏德、鋼和泰與，高本漢與趙元任等等……，漢學家與中國學人的交往我們還可舉出許多例子，正是在這種交往中雙方的學術都發生了變化，互為影響，相互推動。鋼和泰在廈門大學任教，衛禮賢執教于北大講壇，陳寅恪受聘于牛津、劍橋，在20世紀20-30年代雙方的交往比今天還要頻繁。就中國來說，正是在這種交往中中國學術逐步地向現代化形態發展。

傅斯年在談到伯希和的學問時說：“本來中國學在中國在西洋原有不同的憑借，自當有不同的趨勢。中國學人，經籍之訓練本精，故治純粹中國之問題易于制勝，而談及所謂四裔，每以無較材料而隔膜。外國學人，能使用西方的比較材料，故善談中國之四裔。而純粹的漢學題目，或不易捉住。今伯先生能溝通此風氣，而充分利用中國學人成就，吾人又安可不仿此典型，以擴充吾人之范圍乎。”[8] （P4） 這說明了當時漢學對中國學人的啟示。實際上近現代以來，中國學術對西域的研究日益加強，引起許多學者感興趣，這顯然是受到了西方漢學家的影響。在1916年4月5日的日記中說：“西人之治漢學者，名Sinologists or Sinoloques，其用功甚苦，而成效殊微。然其人多不為吾國古代成見陋說所拘束，故其所著書往往有啟發吾人思想之處，不可一筆抹煞也。”這里已認識到漢學的特點，以后在與漢學家鋼和泰交往中改變了原來認為漢學家治學“成效殊微”的看法，而是直接向鋼氏求教于梵文。而他對瑞典漢學家高本漢的評價更說明西方近代漢學對中國學術的影響，高本漢以治音韻學而著稱。說：“近年一位瑞典學者珂羅倔倫（即高本漢）費了幾年工夫研究《切韻》，把260部的古音弄的（原文如此）清清楚楚。林語堂先生說：‘珂先生是《切韻》專家，對中國音韻學的貢獻發明，比中外過去的任何音韻學家還重要。’（《語絲》第四卷第二十七期）珂先生成績何以能這樣大呢？他有西洋音韻學原理作工具，又很充分地運用方言的材料，用廣東方言作底子，用日本的漢音吳音作參證，所以他幾年的成績便可以推倒顧炎武以來300年的中國學者的紙上功夫。”[8] （P166） 鑒于西方漢學的這一成就，他號召青年人要掌握新的研究方法，那時再來重新整理國故，便可“一拳打倒顧亭林，兩腳踢翻錢竹江”。當時西方漢學對中國學界的沖擊非常之大，以致陳垣先生說：“現在中外學者談論漢學，不是說巴黎如何，就是說日本如何，沒有提到中國的，我們應當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奪回北京”。[8] （P139） 其實中國近代學術研究從傳統的注經轉變為現代社會科學的方法，一個重要因素是受啟于海外漢學。陳寅恪任教清華之初，遵循歐洲漢學及東方學方法，講授歐洲東方學研究之目錄學。趙元任和李方桂的語言學研究走出了傳統的小學，而采取現代語言學的方法，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受到高本漢語言學研究的影響。這說明漢學和我們自己本土的學術傳統有著內在的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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