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文化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國家文化，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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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來，軟實力觀念在我國得到了不斷認識和發展，王滬寧就曾提出：文化傳播總是體現一種趨勢，可以超越國界傳播，一旦一種文化成為其他國家和國際社會的基本價值或主流文化時，發源這種文化的社會自然就有了更大的“軟權力”，明確強調文化對于一個國家軟實力的重要意義。他還談到軟實力發揮力量的條件：“軟權力”更加依賴于國際間對一定文化價值的體認，依賴于一定的體制在國際上得到的支持，所以國家的“軟權力”更加依賴國際文化的勢能，即國際整個文化和價值的總趨向。誰的“軟權力”構成最適應國際“軟權力”的勢能，誰就能更有力地影響國際政治的議程。所以從一個國家在當代國際政治格局中發展實力的戰略考慮，從“軟實力”來看，應該在工業文明的推進方面，在科學技術大發展方面，在政治系統的現代化方面，在本國文化的國家化和國際文化的本土化方面，在民族的精神和民族的國際認同方面多下功夫。原因就在于：接受一定的文化，往往就會引起心理和感情的向往，理性的認同。凡是來自這種文化圈的東西均具有一定的影響力；顯然，一個國家的文化傳播地越廣，其潛在的“軟權力”就可能越大。 實際上也就是說順應潮流是充分地發揮軟實力優勢的先決條件。

王滬寧的觀點著重強調了文化作為“軟實力”的一個重要來源在國家力量競爭中的重要意義，意在突出“軟實力”對外的屬性。然而，軟實力還有另外一種不可或缺的要素：內部凝聚力。由此看來，“軟實力”不僅僅是對外的一種優勢，更是內部優勢的綜合外顯，內部的力量聚合是軟實力形成的前提和基礎，外部的感召力是軟實力作用的形式和表現，不可兩者偏廢。

近幾年來國內學者對軟實力的研究日益升溫，“隨著軟實力越來越成為一個國家國際地位的核心成分，把發展軟實力置于戰略高度成為實現國家總體目標的根本要求，將軟實力納入國家實力的總體評估并對其基本要素進行整合，正在成為中國戰略思考的一個著眼點。” 軟實力已經成為國家發展戰略的重要內容：當今時代，文化越來越成為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越來越成為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因素，豐富精神文化生活越來越成為我國人民的熱切愿望。要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興起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新，激發全民族文化創造活力，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權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會文化生活更加豐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風貌更加昂揚向上。從學者到政府，大家都已經認識到“軟實力”理應成為社會健康持續發展的題中之義。

而文化遺產是特定價值的物質載體，傳承著過去，影響著現在，鋪墊著未來。文化遺產也因其凝聚著一種超越時空的價值判斷，不僅能夠促進內部的團結和向心力，而且還能夠發揮對外傳播過程中的感召力，已經不斷發展成為國際交往過程中重要的價值判斷標準，所以也就使它具有天然的軟實力屬性，就此而言，遺產保護事業對一個國家的軟實力提升、增強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由于遺產凝聚著與其所在地區、社會和族群的歷史、自然環境、精神聯系，因此，它既可代表一種社會規范的傳承，又可表征一種政治與意識形態延續的合法性。在西方國家，不僅將文化遺產視為一個社區、一個族群、一個國家的‘文化身份’，同時也從政治上視為‘國家身份’和‘民族身份’。遺產客觀地見證著一個群體、一個國家的發展歷史，維系著特定群體的生存與發展。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內羅畢建議》（1976）中提到：歷史地區是各地人類日常環境的組成部分，它們代表著形成過去的生動見證，提供了與社會多樣化相對應所需的生活背景的多樣化，并且基于以上各點，它們獲得了自身的價值，又得到了人性的一面；自古以來，歷史地區為文化、宗教及社會活動的多樣化和財富提供了最確切的見證……考慮到面對因循守舊和非個性化的危險，這些昔日的生動見證對于人類和對那些從中找到其生活方式縮影及其某一基本特征的民族，是至關重要的。這里的歷史地區是遺產的一部分，其對于塑造它的共同體具有的身份認同具有直接的物質見證作用。歐洲學者曾指出：遺產是培育居民民族國家身份的最有效工具，遺產是已經被證實的民族國家觀念及以國家建構意識形態為特征的民族主義的必不可少的組成要素，民族是由遺產生發出來的一種抽象體，但民族國家需要一種民族遺產來維系其生存，因此也需將民族遺產的存在作為政策的重要內容。內部凝聚力是軟實力的力量重要構成要素之一，所以，遺產可以通過發揮國家身份標識的作用來促進內部凝聚力的加強，從而提升民族國家在國際交往中的軟實力。這是其作用的一種表現。

遺產價值的實現，不僅體現在精神文化層面，對于社會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也是一個有益的補充，謹慎呵護各類遺產是實現永續協調發展的基本條件之一。

全方位地評價我們的文化遺產，將其視為先輩留傳給我們的財富，同時認識到將它們完好無缺地傳遞給未來子孫是我們的責任，這是明智的。實際上，若一個國家認識到（遺產）是其歷史及身份的影響因素，那么最好是努力利用遺產來經營建構好同其他群體的和平關系并以此來不斷推進未來的發展。不過遺產并不僅僅是限于意義和價值方面的內容，它還是一項重要的發展指標。

在實現遺產文化精神價值的同時，遺產推進社會經濟健康發展方面的作用同樣需要重視。遺產產業是文化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遺產資源一方面促進旅游業發展，為遺產所在地的經濟發展帶來活力；另一方面，也可以為當代文化產業的創新發展提供不竭的源泉。遺產科學保護合理使用的永續性要求是第一位的，也就是說“保護”的目的在于為合理使用保存物質基礎，在此基礎上，依托遺產的相關產業必須做到將可持續發展戰略作為其經營的首要條件，這勢必為整個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樹立榜樣，從而能夠引導社會走上全面健康發展之路。

文化遺產的有效保護、合理使用可以為社會發展引導光明的前景，一個社會的發展前景狀況也是整個社會群體對外形象的重要方面，一個擁有未來的社會也才是擁有魅力的社會，也才是他者所向往的社會。遺產可以為社會描繪出充滿希望的未來，這可以作為其提升國家軟實力作用的一個重要方面。

一、文化遺產是他者認識本土文化的可靠途徑。

不同社會群體之間進行以遺產為基礎的交流增進了對彼此文明的認識、豐富了彼此人民的生活并激發了相互之間的尊重和了解。“假定為了解釋一個時代的思想感情，在考察環境之外再考察種族；假定為了了解一個時代的藝術作品除了當時的中心傾向外，再研究那一門藝術進化的特殊階段和藝術家的特殊情感；那么不但人類幻想的重大變化和一般變化，可以從我們的規律找出來源，并且各個民族流派的區別，各種風格的不斷變化，知道每個大師的作品的特色，都能找出本源。”這是丹納在論述藝術品產生過程中提出的理論。同樣我們可以接受這樣的道理：特定社會群體的遺產作為其歷史文化的載體，可以作為外部世界認知了解其社會歷史思想觀念的媒介。因為遺產同樣是在特定社會歷史條件下產生并流傳下來的，凝結著社會群體的多方面的歷史積淀，作為異域文化他者，若要獲得對該社會的深層認知，借助于遺產作為工具未嘗不是一個重要路徑。德國學者雷德侯通過對中國文字系統、青銅器、兵馬俑、建筑構件研究認識到：在面臨全球人口壓力的嚴峻形勢下，中國人在千百年來運用模件體系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能力與社會道德，會在未來再次證實自身的價值：滿足極大多數人口的需要，他們習慣于在一個緊密社會結構中盡可能少地使用自然資源而將人的才智與努力發揮到最大程度，以滿足盡可能多的人口之生存需要。且不說其結論的可信度如何，至少它說明這樣一個問題：不同文化成員間的相互了解，通過彼此遺產的交流是一個可靠的路徑；因為大家都接受這樣的觀點：眼見為實，都認為活生生的遺產所傳達出的信息是真實可靠的，由此得來的知識也就是可取的。

因此，一個國家的遺產資源在國際社會的傳播，不僅能夠促進其對外部世界的交流溝通，而且還是其社會觀念對外傳播的有效途徑，同時也是來自異域文化之他者深入了解其觀念的最具說服力的力量來源。

二、文化遺產保護是爭取國際事務話語權一種有效途徑

處理國際事物中的話語權是一個國家綜合國力體現的重要方面，一方面它是國家經濟為基礎的硬實力表現，另一方面也需要以文化認同為核心的軟實力作為支撐。國際事務中的話語權過于強調硬實力的作用，往往會造成霸權主義傾向，盡管能夠稱雄一時，卻難免失之于道義不足，絕非長久之計，美國強權政治在世界范圍內遭遇的挫折良足為鑒。就此而言，國際事務中的話語權掌握是一個長期的積淀過程。對于一個后起的發展中國家，直接的經濟、政治話語權取得不僅不切實際而且也決非能夠持續發展的上策之選，因為它不但容易引發外部世界的猜忌，引發現實的直接沖突，而且還不利于軟實力的發展提升；在此情況下，以文化為主軸的軟實力培育可以成為一種明智的戰略選擇，因為文化領域內的交流是在和平的條件下實現的，不會引發直接的現實利益沖突。在這一過程中的話語權取得需要充分發揮各自的文化積淀資源，而遺產作為社會歷史發展的集中體現，在這一過程中的作用至關重要。因此其保護與傳播日益成為國家間和平環境條件下話語權競爭的一個重要平臺，這一點可以從國際遺產保護組織的各類規約制度的制定方面看到具體表現。

世界遺產保護事業興起于上世紀30年代，縱觀1990 年之前的國際遺產保護文件，沒有出現一個能夠依據亞洲國家地區遺產保護需要而制定的。而在此之后，依據中國遺產資源保護的特殊要求而提出的保護觀念、保護標準在國際遺產保護事業中得到了廣泛的接受和認同，無疑為中華文化、中華文明在世界的傳播開辟了廣闊路徑。毫無疑問，隨著中華文化在世界范圍的廣泛傳播，我國傳統文化的優勢勢必為掌握國際事務中的話語權，打下堅實的道義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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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正定國家乒乓球訓練基地毗鄰的全國首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國家級AAAA級旅游景區、全國巾幗文化單位隆興寺，始建于隋開皇六年（586年），占地面積82500平方米，是我國北方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皇家寺院。寺內六處文物堪稱全國之最，其主殿大悲閣內所供千手千眼觀音菩薩像，高21.3米，是世界古代銅鑄佛像中最高大者。據《隆興寺志》記載，此像自北宋開寶四年（971年）奉宋太祖趙匡胤之命鑄造，時現“地涌銅、河漂木”靈瑞之氣。佛像鑄成后，“赤光滿殿、地皆金色、萬民頂禮，傳為菩薩放光”。隆興寺遂聲明遠播而倍受歷代帝王的青睞。元、明、清各代帝王、后妃曾多次駕臨，乾隆皇帝六次駐蹕正定，拈香禮佛，題詩作賦，御賜匾額……

城內四座古塔風格迥異，各具特色。廣惠寺華塔雍容華貴，開元寺須彌塔莊重古樸，天寧寺凌霄塔高大雄偉，臨濟寺澄靈塔玲瓏典雅，它們猶如顆顆明珠與隆興寺遙相輝映，展示著古城正定的千年魅力！

榮國府地處正定大佛寺附近，它是為拍攝電視連續劇《紅樓夢》而修建的一座大型仿清古建筑群，建成于一九八六年，一應建筑，除忠實于《紅樓夢》的具體描繪，還嚴格依照中國清代木構建筑的通行規范和（《大清會典》規定的王公府第建筑制度，力求反映清初（十八世紀）的歷史風貌。

門前新的四柱七樓的木牌樓高八米，氣勢雄偉，顯示了榮國府的豪華氣派。過影壁迎面朱紅的大門上懸一黑底金字大匾“敕造榮國府”。

榮國府分為中、東、西三路。各路均為五進四合院，榮國府青磚瓦，雕梁畫棟，富麗堂皇，軒昂壯麗，院內佳木成陰，花草繁茂，象征玉堂富貴，吉祥長壽的玉蘭、海棠、銀否、紫荊等珍奇草花木比比皆是，府內西側“怡園”內四季花亭古色古香，小橋迂過，山水秀美，宛如一座小巧別致的蘇州園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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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文化安全研究，大致從概念界定、文化安全現狀、我國的應對措施、外來文化對我國文化安全的影響以及文化安全與國家軟實力構建五個角度展開。本文主要涉及前三個角度，故本文重點關注前三個角度的研究現狀。國家文化安全概念界定。喬納森•弗里德曼認為，文化安全是建構自我認同的自由。劉躍進認為，文化安全的本質是一個國家文化傳統的保持與延續，實質是國家社會特征的保持與延續，關鍵在于文化的先進性。國內學者對我國文化安全現狀基本達成了一致。認為我國國家文化安全所面臨的挑戰主要有內外兩個方面：一是國際上政治霸權主義和文化帝國主義的滲透，二是國內文化認同和文化自覺的淡漠。很多學者提出了保護國家安全的措施。包括積累文化勢能；增強文化的創新能力；增強文化傳播力；推動構建國際文化新秩序；克服對西方文化的依賴；提高文化凝聚力；提升文化影響力。

2國家文化安全的具體內容

本文認同劉躍進對于國家文化安全的定義。筆者認為，國家文化傳統主要包括民族自豪感、語言思維習慣、知識觀念體系、制度法律、生活方式、吸納創新能力等六個方面。民族自豪感是民族凝聚力的重要來源。每一個華夏子孫都為中華民族悠久的歷史文化而自豪，這樣的自豪感有著巨大感召力和凝聚力，對于國家文化安全意義重大。文化自豪感所形成的巨大的凝聚力，在潛移默化中抵御文化入侵與內部異質文化的顛覆與侵蝕。語言和思維習慣。語言是文化傳承的載體和文化傳播的工具。語言與文字相輔相成，共同反映出一個民族的思維邏輯。文化入侵往往從語言滲透開始。所以，保護好本民族的語言是保護本民族文化安全的重要途徑。知識觀念體系。各民族生存地域、經歷、發展狀況的差異，形成了迥異的民族知識觀念體系。民族特有的知識觀念體系得不到保護，就會喪失了區別于別文化的特質，也就喪失了存在的合理性。制度與法律。各民族根據生產關系，在觀念體系影響下，逐步產生出獨特的制度與法律。制度法律體系沒有最好，只有最適合。如果采取了不適當的制度體系，則會對社會生產生活產生負面影響。生活方式。生活方式深刻體現一民族的文化特征，具有深刻的文化內涵。傳統中國的家族聚居、建祠堂、祭祖先、慶佳節，深刻體現了中華民族重倫理、重家族、與自然和諧共存的文化特征。這也是中華文化區別于他文化的表現。吸納創新能力。吸納創新能力事關民族文化發展與壯大。一文化能否具備強大的創新能力，能否更好地吸納其他文化中的優秀資源為己所用，往往成為該文化發展走向的標志。

3外來文化侵略與內部文化顛覆

一般來講，國家文化威脅主要來自兩個方面：外來文化入侵；內部文化顛覆。外來文化入侵的典型形態是文化帝國主義。席勒和薩義德從不同角度批判了文化帝國主義。盡管有時并非強勢文化國家有意為之，文化入侵往往使弱勢文化失去傳承的合法性，使弱勢民族喪失自我。一些在強勢文化看來是正確、合理的原則，往往是弱勢文化的獨特成分。隨著外來文化的入侵，原文化的獨特性逐步喪失，對其社會、生活造成巨大沖擊。當然，對于外來文化影響，要善于甄別，文化帝國主義的滲透要堅決清除，有益于我的合理成份則要合理借鑒。內部文化顛覆常與外來文化入侵相輔相成。當弱勢民族遭遇民族危機時，會放棄文化顛覆危險的警惕而大力引入所謂的先進文化，進而迷失自我，隨之而來的便是自我文化滅亡。四大文明古國中，只有中華文明傳承了下來，而其它文化則在遭遇外來文化滲透時喪失了自我的獨特性。就我國而言，這兩方面的威脅均存在，需要我們關注。

4國家文化安全保護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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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位置對文化的影響還體現在很多方面的，如建筑風格，飲食文化，服飾習慣，宗教信仰，經濟政治等很多方面。

如：大河文明會發展出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國家，儒家學派及三綱五常是最受歡迎的。海洋文明適宜產生民主制的國家，人民很早就有了經商貿易的傳統，人民的公民意識和私有財產意識普遍很強，于是資本主義盛行。

（來源：文章屋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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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化追求“大一統”的價值觀是奠定和強化國家統一的牢固基石

中華文化對于國家統一大勢的形成與發展的意義，首先在于“大一統”價值觀長期以來深入人心，從而使統一成為人們所普遍認同的理想政治秩序。

早在先秦時期，中華民族隨著內部凝聚力的不斷增強，就初步形成了“大一統”觀念。《詩經·小雅·北山》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就表達了這種思想傾向和價值取舍。而戰國時代“九州說”與“五服說”的盛行，則反映出人們的大一統觀念進一步走向成熟。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眾口言九州的情景，反映了九州觀念普遍流行于先秦社會。……九州就是中國，九州的完整代表著中國的完整”（唐曉峰：《“體國經野”：試論中國古代的王朝地理學》，《二十一世紀》2000年8月號）。在春秋戰國時期出現這種追求統一的思想趨向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歷史必然性。當時，西周社會創立的禮樂文明遭遇到根本性的沖擊，早期初始形態的“一統”格局趨于瓦解，天下缺乏合法一統的政治秩序，結果導致諸侯爭霸，混戰綿延，因而人們渴望重新實現政治上的統一，建立起合理合法的政治秩序。這一點在當時大多數思想家的學說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雖然他們在追求統一的方式上存有歧見，但天下必須“定于一”則是普遍的共識。譬如，法家主張“事在四方，要在中央”（《韓非子·揚權》）；墨家提倡“尚同”，“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治也”（《墨子·尚同上》）；儒家強調“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孟子·梁惠王上》），并憧憬著“四海之內若一家”（《荀子·王制》）的局面。這些思想充分反映了“大一統”觀念已成為人們普遍的精神寄托和政治信仰，并發展成為中國傳統文化觀念的一個重要內容。正是具備著這樣的思想基礎，當統一條件基本具備之時，才會由秦國通過戰爭的手段，橫掃六合，鯨吞六國，使這種政治理想變成了現實，“車同軌，書同文”，建立起多民族的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才會有繼秦而起的兩漢大統一，出現漢武帝在“泰山刻石文”中所描繪的那幅國家“大一統”的理想圖畫：“四海之內，莫不為郡縣，四夷八蠻，咸來貢職。與天無極，人民蕃息，天祿永得。”（《后漢書·祭禮志》注引《風俗通》）

作為思想觀念的“大一統”，包含著非常豐富的內涵，并隨著歷史的演進而發展變化。在地理概念上，它是指國土統一，“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禮記·坊記》）；在政治概念上，它是指全國上下高度一致，聽命于最高統治者，“天下若一”，“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尊天子，一法度”；在時間概念上，它是指長久統一，千秋萬代江山永固，“至尊休德，傳之亡窮，而施之罔極”（《漢書·董仲舒傳》）；在民族概念上，它是指“夷狄進至于爵，天下遠近小大若一”（《公羊傳解詁·隱公元年》）。這種以“統一”為理想政治秩序觀念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在于人們在現實生活中親身體驗到分裂割據給國家、民族帶來的深重災難。所謂“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孟子·離婁》），所謂“白骨蔽于野，千里無雞鳴”（曹操《蒿里行》）等等，都是關于分裂戰亂對社會生產力造成巨大破壞的形象寫照。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在統一的政治秩序下，社會生產的發展相對迅速，民眾的生活相對安定，國家的安全相對能得到保證。這無疑是比較理想的局面，可以實現人們向往的“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盛況。由此可見，對戰亂的厭惡，對和平的渴望，以及對中央集權的追求，使得統一既是統治者的政治雄心，客觀上也符合廣大普通民眾的意愿。

正因為“大一統”的理念植根于中華民族的內心深處，成為人們衡量政治有序、天下有道的主要標志，所以自秦漢以降，歷史上雖然統一與分裂交相更替，但總的來說，統一是中華民族歷史發展的主流，是不可逆轉的總趨勢；割據分裂的局面雖然不時出現，但它始終無法為人們所認可，始終不能被承認為正常、合理的政治狀態，也始終被中華文化所排拒。即便是在分裂的年代里，追求統一也始終是各族統治者和廣大民眾的共同政治理念和奮斗目標。如魏晉南北朝時期，天下分崩，群雄并立，但各個政權的統治者大都以統一為己任，并以炎黃之后自居：諸葛亮倡導“還定舊都，漢室可興”，前趙劉淵以黃帝之后自居，后趙石勒贊賞劉邦不封六國之后，前秦苻堅渴求“平一六合”等均為明證。它從一個側面說明中華民族寧合不分的愿望是多么頑強而普遍。這種強烈的“統一”意識還反映在人們對“正統”觀的理解上。從政治學的角度看，古代“正統”說的主導傾向就是為“大一統”觀念作歷史哲學層面的論證。所謂“正統”就是指“王者大一統”。正如歐陽修所說：“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統矣。堯、舜、夏、商、周、秦、漢、唐是也。雖始不得正統，卒能合天下于一”（《居士集》卷十六，《正統論下》）。

千百年來，這種以“統一”為“正統”理念的思想普遍流行，進一步強化了人們認同國家統一的自覺性，成為中華文化培育統一意識、指導統一實踐、完善統一秩序的又一個顯著標志。

中華文化為中國統一大勢的形成與發展提供了強大的智力資源

在中國統一大勢不斷鞏固和發展的過程中，博大精深、與時俱進的中華文化不但起到了團結各族人民、促進國家統一的重要作用，而且為合理化解統一道路上所遇到的各種矛盾提供了重要的智力資源。這種作用突出地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中國文化講求“用中適時”、“隨時以行”，要求人們把國家統一視為一個長期復雜的歷史過程。在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中，用中適時、隨時以行是人們認識和處理事物的思想方法論，所謂“極高明而道中庸”正是這種理性精神的集中體現。這種文化理念決定了人們在對待國家統一的問題上，能夠秉持現實客觀的態度，既充分肯定大一統的歷史合理性和必然性，又冷靜看待實現大一統的艱巨性與曲折性。作為統一大略的制定者，尤其要注重統一基本條件的創造與統一有利時機的把握。而其基本原則就是“時不至，不可強生；事不究，不可強成。”（《國語·越語下》）所以，在一些特定的形勢下，要敢于面對暫時分裂的現實，先完成局部的統一，并肯定局部的統一對于最終實現國家統一的必要性，努力為將來的大統一局面的形成創造條件。譬如，在歷史上，戰國七雄爭戰之于秦漢統一、魏蜀吳三國鼎立之于西晉統一、南北朝分治之于隋唐統一、宋遼金對峙之于元明清統一等等，在當時不少政治家、思想家看來，都是走向國家大一統的必要環節，是“分久必合”的重要前提。在這個時候，對于當時的戰略決策者而言，關鍵是如何作好充分的準備，繁榮經濟，改良政治，增強軍力，從而在統一時機成熟之時，運用軍事、政治、經濟等多種手段，順應民心以結束分裂的局面，“宜當時定，以一四海”（《晉書·羊祜傳》）。與此相反，如果昧于時勢，企冀在條件不成熟之時“畢其功于一役”，則必然事與愿違，不但無法實現大統一，而且還可能導致更加嚴重的分裂局面。應當指出的是，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所謂“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云云，絕不是簡單的重復和循環，而是一個否定之否定的過程。“分”是為更高層次意義上的“合”作必要的鋪墊和準備，“合”則是事物發展的必然結果。從中國國家統一的歷史大勢看，秦漢統一的規模勝過宗周的天下一統，隋唐統一的規模超邁秦漢，有清一代的統一規模又遠逾隋唐，這正是國家統一大勢日趨增強的歷史印證。因此，可以這么說，“用中適時、隨時以行”的思想方法論，幾千年來始終維系著人們對大一統的堅定信心，幫助人們克服分裂與統一交替出現所帶來的困惑，推動著國家統一大業在曲折中不斷向前邁進。 第二，中華文化講求“守經用權”、“和而不同”，強調國家的統一是一個富有層次的文化現象，要求人們在國家統一的歷史進程中實現穩步推進。“守經用權”指的是在處理實際問題的過程中要堅持原則性與靈活性的有機統一，相輔相成；“和而不同”指的是要正確看待事物之間的共同點與差異性的關系，更好地實現“一”與“多”的辯證統一。按照“經權”原則，“大一統”是人們必須嚴格遵循和不懈追求的“大經大法”。因此，建立“大一統”的政治秩序，既是歷代王朝一以貫之的最高政治目標，又對國家的統一與發展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在這種文化思想指導下，人們在堅守“統一”至上原則的同時，要“守經用權”，通權達變，從而為更好地實現“大一統”這一基本目標鋪平道路。而“和實生物，同則不繼”的文化觀念則為人們追求與完成國家的大一統提供了哲學上的依據。它提醒人們，在國家統一大勢的形成與發展上，既要看到統一的必然性，又要承認統一的差異性。因此，中華文化始終強調，“天下”乃是有中心與邊緣之別的天下，有層次的天下。早在戰國時期人們就已經充分意識到這一點，“五服制”的提出就是證明。而事實上，在中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發展過程中，不僅擁有廣大的農業區，而且還有廣大的農牧業結合地帶和牧業區，地區差異很大，彼此的矛盾與沖突在所難免。在這樣的背景下，要在全國雷同地推行“大一統”行政管理，顯然不切實際。因此，傳統的“經權”、“和同”思想正好為歷代的統一政治實踐提供了可事操作的方法。這就是要堅持“大一統”之“經”，以建立大一統的政治秩序為目標，全面推行中央集權制、郡縣制，積極經營邊疆，同分裂割據等違背中華民族整體利益的行為作斗爭。同時，也承認統一的地區差異性、內外層次性，重視區域差別與文化多元。在統一實踐上體現出“通權達變”的理性寬容精神，對不同地區或不同民族采取不同的政策和制度。如形形的“羈縻”體制及政策，就既賦予了“四夷”邊疆在“一體”中的角色，體現了大一統的原則，維護了中央的權威；又“適天地之情”，“各適其性”，“地移而事移”，照顧到了不同民族和地區生活方式和經濟文化水平的差異，做到了因時因地因人而治。這種“經權”、“和同”理論，無疑是國家統一的強大粘合劑。

第三，中華文化強調“王者無外”、“夷夏一體”，要求人們把國家統一視作一個民族融合的和諧形態，在實踐中追求各民族文化、經濟、政治和社會的共同進步。中國自古就是多民族的國家。因此，所謂“統一”就不單純是華夏漢族方面的問題，而是漢族與眾多少數民族共同關注與參與的歷史主題。換言之，統一的核心問題是如何消除國內各民族之間的畛域，實現民族大融合。中華文化有關民族問題的立場有兩大支柱：一是所謂“夷夏之辨”，鼓吹“用夏變夷”；一是所謂“夷夏一體”、“王者無外”。就前者而言，它承認諸夏與夷狄之間有差別，但這種差別不以種族歸屬為標準，也不以地域遠近為界限，而是以文明進化程度為標準。由于所處位置以及觀察角度的不同，占主體地位的華夏民族自然認為諸夏代表著文明與先進，夷狄代表著野蠻與落后，歷史的進程當以諸夏為中心，由諸夏的文明改造所謂的夷狄，“以夏變夷”，使夷狄逐漸向先進文明過渡，最終實現大同的理想。當然，對這種諸夏本位觀，國內少數民族不一定完全贊同，漢代時中行說與漢使辯論時亟論匈奴風俗文化之優長，就是證明。就后者言，“王者無外”、“夷夏一體”意味著天下乃是“統一”的天下，“日月所照，舟輿所載”的普天之下、“六合之內”均為“皇帝之土”（《史記·秦始皇本紀》），所以，華夏的天子是全“天下”的天子。按照這個邏輯，國內不同的民族自然可以各處其所，進而走向融合，統一于天子的號令之下。這兩種民族文化觀念從本質上說是一個整體，互為彌補，共同作用于民族融合與國家統一的歷史進程。應該指出的是，“用夏變夷”的深層文化含義，是視夷夏關系為可變的實體，而非不變的頑石，兩者的區分僅僅在于道德、政治方面，而與血緣種族、地域環境無涉，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鴻溝，“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于中國則中國之”（《韓昌黎文集》卷一，《原道》）。夷狄可以進為中國，中國也可以退為夷狄。這樣便為歷史上少數民族推行漢化，入主中原，在更大范圍內實現民族大融合提供了理論上的依據。至于“王者無外”，則是致力于化解國內不同民族的對立與矛盾，使其認同于“天下”統一的理想。強調華夏與各少數民族的和諧相處，并在時機、條件成熟之后一步步走向融合。這樣，便為歷史上開明的統治者推行“胡漢一家”的進步民族政策，維護大一統格局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礎。唐太宗倡言“天之生人，本無蕃漢之別”（《李衛公問對》卷中）；強調“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資治通鑒》卷一九八，太宗貞觀二十一年）。雍正一再主張不得“有華夷中外之分”（《大義覺迷錄》卷一）。中華文化這種增進國內各民族之間的溝通與聯系的價值觀，毫無疑問在促進民族融合、進而鞏固和發展國家統一大業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繼承中華文化寶貴遺產再創中華民族新的輝煌

從中國歷史發展大勢看，追求統一、維護統一始終是中華文化的本質屬性與價值取向。千百年來，中華文化既為國家統一大勢的形成與發展提供了理論上的指導，也為人們參與這一歷史活動提供了具有實際操作意義的手段與方法。即使在今天看來，它對中國歷史發展的影響也是深遠的，貢獻也是巨大的。

首先，它使中國在歷史上長期保持了大統一的基本格局，形成了中華民族的現代政治版圖，并為中華民族在向近代民族國家發展中培植了政治、民族和文化資源。自夏商周以來，中國古代文明的輝煌成就，為秦始皇統一天下，推行“書同文，車同軌”的政策，建立中央集權的大一統帝國創造了條件；而自秦漢以降，儒家的“大一統”文化價值觀更是一以貫之，支配和規范著歷代傳統政治實踐，成為傳統政治運作的至上原則和行為方式。正因為如此，歷朝歷代都在不斷地鞏固多民族統一國家這一成果，各少數民族也都以融入到中華一體的民族大家庭為其發展的歸宿，從而使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政治格局不斷地得到鞏固和拓展。換言之，大一統文化觀念的深入人心，漢族與各兄弟民族在碰撞、融合、和諧的基礎上互動互補，共同發展，不斷增強政治與文化的認同感，這對于堅持國家統一大勢的健康發展、增進各民族間的凝聚力、向心力功不可沒。到了近代，中國雖然遭受到西方列強的野蠻侵略，但中華民族始終保持著國土的基本統一，表現出堅不可摧的民族力量，這不能不歸功于以統一為宗旨的中華文化的整合凝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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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直面 文化軟實力 問題

文化軟實力是一國綜合國力中的文化、精神力量,它是與經濟力、軍事力等“硬實力”相對而言的,表現為一個國家或地區文化發展狀況和建設成果,蘊含著推動經濟與社會全面發展的精神力量和智力因素。黨的十七大報告強調,要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掀起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新,激發全民族文化創造活力,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由此可見,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是當前我們亟需解決的一個重大課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上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與硬實力相比較,我國文化軟實力總體水平還不高,活力還不強,其建設還存在許多問題。

一、文化產業落后,制約我國文化的生產力和競爭力

文化產業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繁榮發展社會主義文化的重要載體,是滿足人民群眾多樣化、多層次、多方面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徑,也是推動經濟結構調整、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著力點。過去,文化產業僅是一個與文化事業相對應的概念,我們只看到文化的意識形態性,而漠視文化的商品性質和產業功能,因而限制了文化發展的生機和活力。近年來,我國文化產業有了一定發展。但與發達國家相比,文化產業發展尚存在許多問題:一是宏觀調控亟待加強。目前在文化產業發展上,缺乏統一協調機構,缺乏統一規劃,各自為政,亟待加強領導,理順體制,形成合力。二是規模不大,投資渠道單一。現有文化產業盡管有了一定的發展基礎,取得了一定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但總體看,文化產業規模尚小,經濟實力雄厚的企業不多,缺乏竟爭力。文化行業中有相當一部分尚處于由“事業”向“產業”的轉制過程中,有的還不具備轉制條件,需要政府繼續給予扶持。同時,文化產業投入不足,投資渠道單一,仍是阻礙文化產業發展的難題。三是對外開放程度不高。一方面引進外國的資金、產品、服務還有許多限制,不利于培育我國的文化消費市場;另一方面地方文化企業向國際市場的拓展缺乏力度。有些企業仍習慣于坐等國際顧客上門,不善于主動向國際市場推廣自己的產品。四是文化產業特別是文化創意產業集中度不高,市場化程度低。許多擁有優質產業資源的單位改革尚未到位,市場主體數量少;現有的文化創意企業大多尚未建立規范的財務管理體系,盈利模式不清晰等問題存在,銀行的貸款積極性還不高。另外,文化創意產業有形資本較少,市場價值不確定,商譽、聲望和知名度等無形資產難以評估,導致文化企業融資難。五是文化產業增加值低。目前,我國的文化產業發展還遠遠滯后于美國、日本等文化產業強國。據權威部門統計,我國2007年文化產業增加值僅占全國GDP的2.6%,而美國早在2004年其文化產業增加值占全國GDP的比例就已經達到6%。近兩年,中國文化產業的確發展比較快。中國對外貿易長期順差,并且順差還持續增長,但文化產業卻是逆差,而且逆差比例高達1:7,具體到圖書貿易逆差比則達到1:10,影視的逆差比更高。

從國際經驗看,經濟發達國家都重視把文化產業作為增強文化軟實力的最重要的途徑。美國、英國、法國、日本、韓國等多個國家都通過政府的計劃以大力推動文化產業的發展。以文化產業作為支柱產業的美國,在文化產業的各個領域都具有全球領先地位。電影、圖書、音樂、動畫、游戲、體育、主題公園和其它衍生產品開發與銷售,成為美國力量的象征,其影響力無遠弗屆,不僅帶來巨大的經濟效益,更展示了滲透力極強的軟實力。英國從1997年起把發展創意產業作為國家戰略。法國和奧地利等都舉國之力做好重大文化產業品牌項目的扶持和經營。日本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十年持續經濟低迷時,唯獨文化產業取得了巨大的增長。特別是在以青少年和家庭為主要消費對象的動漫和游戲領域,取得了全球市場的領先地位。日本政府的要員甚至提出了“動漫外交”的口號。親和力強的文化產品的海外銷售,極大地改善了日本國家的形象。韓國從政府作為服務者的立場出發,成立了專門性質的國家機構文化產業振興院,制定了文化產業的國家戰略,在公共文化服務平臺建設、企業孵化扶持、信息提供等方面積極引導企業創新,在短期內實現了文化產業從貿易逆差到順差的飛躍,尤其在內容出口、增強影響力和數字內容產業方面取得了重大的進展甚至出現了部分領先優勢。新加坡為了發展文化旅游,專門在旅游局下面成立了會展署,支持企業發展會展和娛樂產業。

文化軟實力是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世界各國都把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作為重要發展戰略,千方百計地壯大本國文化的整體實力和國際競爭力。這是因為,從自身條件來看,文化產業是資源消耗少、環境污染少、附加價值高、發展潛力大的“綠色產業”,而且相對于傳統產業而言,春具有較強的拉動性和“溢出效應”,是當今世界公認的“朝陽產業”。值得慶幸的是,今年9月26日,國務院出臺了《文化產業振興規劃》。國家將通過一系列的“大動作”來推進文化產業的發展,一些人甚至認為,由于這份“規劃”的出臺,2009年將在歷史中被稱為中國文化產業真正開始騰飛的“元年”。當然,如何把“政策利好”化作文化產業的振興,真正拉動經濟增長,尚有不少路要走。在實現文化資源整合的過程中,要警惕“走歪路”的現象。要按市場規律辦事,防止一哄而上,重復建設,一味追求地方政績,避免文化產業的發展遇到更大的“壁壘”。應該建設各具特色的文化產業基地,實行差異化發展。文化產業集團的組建切忌搞成“合作社”,文化資源的整合,需要市場來支撐,不能強行用行政手段‘拉郎配。縱然,《文化產業振興規劃》的出臺,可真正迎來民族文化產業的振興,文化軟實力也會得到提升,但萬里還只是剛剛邁出了第一步,實現文化大繁榮仍需付出巨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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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課程體現的是基礎課程的基本規范和質量要求的基本綱領標準，強調了學科文化素養培養，如數學新課程標準強調“數學是人類的一種文化，它的內容、思想、方法和語言是現代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

國家課程標準中“三維課程目標”的達成需要學科文化統領，各學科都是以學生發展需要設計的，如從小學低段《品德與生活》到高段《品德與社會》，再到中學《思想品德》和《思想政治》，都體現了國家課程的基礎性和發展性，體現了學校教育的價值追求和適應學生終身發展的核心素養要求。

新課程標準對學生學科文化素養提出了明確要求，如小學語文課程強調“遵循語文教育的規律……在培養學生思想道德、學科文化素質方面發揮應有的作用。”小學數學課程標準修訂前后的“兩基”到“四基”，增加了“基本活動經驗”和“基本思想方法”。

適宜兒童發展的課程，要求充分體現國家課程標準的理念，挖掘課程中有助于學生發展的學科文化資源，高質量落實國家課程，為兒童發展奠定豐厚的學科文化素養。

二、實踐現狀呼喚強化學科文化建設

（一）教師學科文化素養和培養差異，導致學生學科文化素養普遍偏低

多年來，我校注重教師素質培養，從教學素養到發展性素養的培養，促進了課堂教學轉型，激發了教學活力。但是站在學科文化素養的角度審視學生發展，我們發現班級、學生之間學科文化習得存在較大差異。通過課堂反思性調研，我們發現一個突出原因是教師的學科文化素養不足，導致學生學科文化素養普遍較低。

（二）當前學校教育尚未重視學科文化建設

實施新課改以來，大面積的課堂教學改革主要是教學結構、方式方法與手段的改革，主要在學科知識、技能、方法層面上下功夫，尚未重視學科文化建設。許多學校學科知識、技能教學停留在點上，弱化了知識結構體系建構；對學生學科情感、態度、價值觀的培養也只停留于口號上。其根源有三。

一是教師沒有真正認識、理解新課程標準的理念和要求。部分教師學科文化素養發展不足，只有單一的專業知識技能，既缺組織學生變革學習方式的相關教學智慧，沒有注意學科基礎知識、基本技能、思想方法、學科價值態度之間的內在聯系，更不能在課堂教學中將這些因素有機融合，要么顧此失彼，要么相互割裂，導致學生學科文化素養培養的嚴重缺失。

二是教師學科文化素養欠缺。深入了解小學教師學科文化素養的現狀，我們對周邊學校163名教師進行了問卷調查。調查表明：小學教師普遍欠缺和期待提升學科文化素養。

三是考評體系的問題。在歷年學生學習情況評價中，不僅更多地表現為重知識輕能力，對學科思想方法和情感態度等方面更被忽視和削弱了。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開始學科文化建設的設計與實踐，讓兒童充分習得國家課程中的學科文化，奠基生命的基礎素質與發展能力。

三、培養教師學科文化素養，是建設學科文化的重要途徑

通過查閱資料，我們發現國內外學者已從管理、內容、組織等不同角度，對學科文化進行了研究。學科文化是指該學科可以通過一定途徑培養的獨特的文化符號、價值觀念、學術精神、思想方法和思維方式等。

經過幾年研究，我們認識到適應學生文化習得的教師學科文化素養，就是教師在學科教育教學活動中比較穩定的、長期起作用的、促使學生學科文化素養不斷形成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其外延主要包括學科思想方法、學科知識積淀、學科基本技能、學科價值取向、學科教育智慧等五個方面。

如何以學科文化建設促進國家課程校本化實踐？關鍵在教師，教師只有具備了適應學生習得學科文化較高的學科文化素養，才能有效促進國家課程校本化。通過幾年教師學科文化素養的培養研究，我們找到了學科文化建設的主要途徑。關注學生學科習得狀況，并歸因于教師學科文化素養的高低；通過適當的途徑與方法有效提高了教師學科文化素養，促進了學生學科文化素養的普遍提高，使國家課程較大程度實現了培養學生發展的功能。

四、校本探索學科文化建設路徑

（一）編寫語數讀本，引導教師建構學科思想方法和知識結構體系

讓教師系統地理解國家課程教材中含的思想方法、知識結構、情感價值等學科文化，我們建立了語文、數學科研究小組，編寫了《小學數學思想方法》《小學數學知識板塊結構》，把反映聽、說、讀、寫、記、思、賞等語文學科素養的《小學語文教與學》，作為語文教育的輔助讀本。利用校本研修平臺組織全校教師集中學習，明確了教學方向和著力重點。因應實踐研究的需要，我們還編輯了《“學科思想方法+活動”教學案例》、《教師成長個案》，以及反映學科教育智慧的《教師教育敘事》等校本研修成果，作為學科文化建設的校本資料。

（二）突出學科文化的教學設計

組織教師研讀新課程標準和教材，借助校本資料挖掘教材中的學科文化內容。引導教師根據我校學科教師的備課要求，設計出適應學生學科文化習得的教學案，突出學科思想方法、學習習慣、學科知識結構的培養等。

（三）確立以“學科思想方法+活動”的課堂教學特征

根據我校《課堂教學評價表》，課堂教學突出教學思想、教學能力、教學效果三個方面。從教育教學觀和學科思想兩個方面評價教學思想，前者的評價標準是“以人為本，開放課程，現代教學觀、學生觀、創新教育觀等先進教學思想體現好”，后者的評價標準是“把握學科本質，對本學科有個性化思考，在潛移默化中教給學生學科思想方法，準確詮釋《課標》；教學能力中強調學習指導、學科智慧。”前者強調：“學生自主學習能力得到培養，學科技能訓練落實，教師指導要恰當、具體，適合學生的學科性學習；”后者強調：“深諳本學科教學實際，具有豐富的實踐性知識，創新學科教育教學行為，發揮學科教育教學的機智，達成有效組織學科教學活動、學生習得學科文化之目的；注重借鑒，敢于標新立異，能夠獨出心裁，符合教材學生實際。從三方面評價教學效果：三維目標達成度高、學科性學習活動效果好、學科文化素養得到提高；學生全面參與教學，并能主動參與、樂于探究、勤于動手；課堂氣氛熱烈，學生有創新意識的體現。

通過學科文化建設的一系列校本實踐研究，各種競賽課、示范課、研究課、常態課，以及各種教學研討活動，都圍繞“學科思想方法+活動”和對學生學習習慣培養展開，取得了顯著效果。

五、學科文化建設的成效與啟迪

學科文化建設促進了教學改革，教師有了明顯的學科文化教學行為。老師們能分辨自己的教育教學行為是否有助于學生學科文化素養的培養，教學活動中注重培養學生的學科文化素養，特別注重學科思想方法、學科價值態度培養。語文教師注重“聽、說、讀、寫、記、思、賞”思想方法培養，數學教師注重符號化、數形結合、對應、轉化、集合、函數、極限、組合、統計等數學思想方法教學，注意在教學中示范、引領和教育智慧。

課堂教學更加關注學生掌握了哪些知識結構，獲得了哪些學科思想方法，具備了什么樣的能力和情感態度，更關注學生在課內外是否能以學科思想方法去解決問題。尤其是從語文、數學著手科學文化建設的設計與實踐，形成了“學科思想方法+活動”的教學特征，影響輻射到了各個學科。

學生學科文化素養全面提高。學生越來越喜歡充滿學科味的課堂，學科學習興趣提高了，態度積極了，通過操作、實踐、感受、體驗，理解學科思想、知識結構、情感價值，并用學科思想方法解決問題。學生學業成績測試數據顯示：基礎部分正確率達95%，思維考察部分精彩紛呈，學生各科成績名列市縣前茅。學科文化建設不僅提升了學生學科文化素養，更培養了學生動手、動腦和創新能力。

在學科文化建設中，我們有如下啟迪：一是學生素質培養的主陣地是學科素質教育，學科素質教育的根本途徑是學科文化建設。只有建立了學科文化，才能在國家課程實施過程中培養學生學科文化素養，發展兒童的學科生命力。二是注重學科文化建設的校本路徑開發：可通過編寫教師讀本作為教材的補充；在教學設計突出學科文化教學；課堂教學突出學科文化教學；培養教師學科文化素養。三是以研究的視角、力量和路徑，對學科文化建設進行校本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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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文化產業；國家形象；傳統文化；大眾傳播

中圖分類號：G206.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7）06-0058-02

當今世界國家間的競爭形式愈發多遠，文化產業作為國家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地位越來越突出。從我國目前國情來看，其中動漫產業仍有不小的發展空間，高質量、有文化、有內涵的動漫作品的推廣傳播不僅滿足市場需求，更強有力地建構我國積極向上的國家形象。

一、動漫產業反映國家文化自信

我國擁有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文化，然而國產動漫行業并沒有很多作品將這些優秀的內容融入到創作之中，對于國家形象的建構與傳播將會是一種缺失。

1.傳統文化在國家形象建構中不可或缺

對中國而言，傳統文化是一個取之不盡的精神財富，通過動漫的方式傳播出去，潛移默化中凸顯中國歷史大國、文化大國的形象。

日本動漫極具特色，帶有濃重的“日式”風格。武士道精神和劍道是日本傳統的歷史文化，在他們的動漫作品中，多有體現。

以一部B載了十幾年的熱血動漫劇《火影忍者》為例，它描繪了一個忍者的世界，以主人公漩渦鳴人為首的主人公們都在開拓屬于自己的忍道。漩渦鳴人從小就被封印著邪惡的九尾妖狐，孤苦無依，受盡旁人冷落。鳴人確立了自己的目標：成為第六代火影后，依靠堅韌不拔的武士道精神朝著夢想努力，最終修煉成仙人模式。通過動漫，日本在無形中構建了堅韌、頑強的國家形象。

在過去的幾十年當中，中國也有一些優秀的動畫作品汲取到了傳統文化的營養。動畫片《九色鹿》是上海美術電影制片廠八十年代出品的動畫美術作品，其采用敦煌壁畫的形式，體現中國古代佛教繪畫的風格。在形式上展現了我國佛教的特點，在內容上宣揚了助人為樂、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積極精神，弘揚優秀的中華文化。遺憾的是，這部動畫雖然是中國眾多80后、90后心中的經典回憶，但未能在海外形成影響。

由此可見，傳統文化以動漫的形式“走出去”，既表現出我們的文化自信，又幫助塑造積極的國家形象，一舉多得。

2.多元文化助力推廣國家形象

作為同中國具有共同歷史、一衣帶水的鄰邦，日報動漫中，中國的元素表現得很明顯。例如《七龍珠》中，“小八戒”“孫悟空”“筋斗云”等等元素從《西游記》中來，但只是取了人物和名稱，但是其根本的故事架構是原創和創新的，保留了民族文化的內核。歐美動漫中，《功夫熊貓》頗受中國觀眾喜愛。用源自中國傳統的動物形象故事表達美國的價值觀，更易滲透到更多的受眾中去。

歐美和日本作為當今世界上兩大動漫制作地區，在他們的作品中，多元文化表現得很明顯。由于其傳播范圍廣，觀眾的口味也日趨多元化，在迎合廣大觀眾的興趣同時，用本民族的語言來宣揚其審美觀念、彰顯本民族文化的魅力。在全球化背景下，用動漫產業來傳播國家精神、塑造國家形象可以取得不錯的效果。

二、動漫產業展示國家文化符號

國家形象通過文化符號傳遞出去，它們代表了這個國家文化中最為特殊、最值得傳承與傳播的一部分。文化符號是外國人最先認識一個國家的途徑，也是國家形象的主要構成部分。動漫作品要善于利用本國的文化符號，傳播文化，塑造良好的國家形象。

1.傳統文化符號所構建的國家形象

如提起熊貓、長城就想到中國一樣，將傳統文化的精髓融入到動漫作品中，以文化符號表達出來，傳播中國精神。

我國出現過風靡全國，甚至具有世界影響的《大鬧天宮》《鐵扇公主》《小蝌蚪找媽媽》等優秀動漫作品，它們展現了四大名著的精神核心，以及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價值觀，形成了深遠影響。巴黎《世界報》曾這樣介紹《大鬧天宮》：不但具有一般美國迪士尼作品的美感，而且造型藝術又是迪士尼似的美術片所做不到的，完美地表達了中國的傳統藝術風格。

中國的文化符號，在動漫作品中體現在形象設計、藝術氣韻和主題思想等諸多方面，處處顯示出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的底蘊與內涵。在中國早期的動畫形象中，角色形象和性格比今日更加具有傳統文化符號的烙印。

1981年由上海美術電影制片廠制作的動畫短片《三個和尚》成功地傳播了中國的傳統文化符號。在美術上，和尚的形象突出展示了注重神似、意趣、寫意等中國傳統審美特點，突出傳統美學精神，傳神傳意，栩栩如生。在內涵上，它批評了社會上“三個和尚沒水吃”的落后思想，提倡了團結協作、共渡難關的優秀精神，極具現實意義，是民族價值觀的體現。這部動漫作品也成功走出國門，獲得丹麥第四屆歐登國際童話影展銀質獎，這是對我國動漫作品的極大肯定。

2.當代文化符號所構建的國家形象

時代在發展，文化符號也在不斷變革。當代的中國，處于大發展大變革的時代，除了自古流傳的經典文化，當今的時代精神也應作為新的文化符號，將時俱進的國家形象傳播出去。

美國僅僅有二百多年的歷史卻迅速發展成“超級大國”，其當代文化軟實力的強大功不可沒。通過動漫，美國的文化符號躍然紙上，它無時無刻不在向世界輸送著美國的價值觀。漫威的超級英雄鋼鐵俠、超人、美國隊長，美國十分有自信地在它的動漫產品中植入個人英雄主義和美國霸主的思想，傳遞“美國夢”。

當代中國是開放、包容、進取、自我意識覺醒的，這樣積極向上的國家精神值得為更多國家所了解。如今國產動漫作品中，這一點仍有較大的進步空間。近年來我們的動漫作品多為兒童準備，收獲了很大一部分小觀眾；而事實上，動漫的受眾群體是廣泛的，其中的內涵也應是豐富深刻的。

展現當代中國文化符號的影響力，同時也應防止對國家形象的“誤讀”。當我們一味宣傳中國的傳統文化時，雖意蘊豐富，但同時也會引起外界對中國文化的誤解，認為中國千百年來沒有變化。動漫這種老少咸宜的藝術形式應走在前列，弘揚我們新時代的價值觀和民族精神。中國動漫產業應承擔起這個責任，為塑造傳播創新、進步的國家形象而不斷努力。

三、動漫產業體現國家文化價值

每個國家都有獨特的文化，這種文化都是無價之寶。而動漫產業作為對外傳播這一價值的載體，找到合適的方向和道路更為重要。

1.日本：大師引路指明方向

動漫作為日本經濟的支柱產業之一，不僅為其傳播原有的文化價值，更是已成為日本當代文化價值的一部分。

動畫大師宮崎駿為日本的動漫行業的貢獻無可忽視。《風之谷》中，宮崎駿對未來世界的想象具有史詩級的審美風格，其中人物形象的刻畫也令人稱道；背景設置在14～16世紀的《幽靈公主》則是表現了對歷史的關照，對命運進行總結與思考，每一個細節都精致完美。此外，他對于現實的感悟、傳奇題材的把握都為日本動漫的發展貢獻了不少力量。

在提到日本的國家形象時，人們會想到動漫，更會想到宮崎駿和他的作品，這是一種積極的影響，為日本動漫的良好口碑打下基礎。

2.美國：大制作形成完整產業鏈

美國動漫產業起步早、發展快，具有良好的市場基礎，并逐漸形成完整地動漫產業鏈。以迪士尼為例，從動畫作品本身到周邊產品，再到迪士尼主題公園、運營理念的產生，迪士尼已成為一種精神象征，為美國提供了無可估量的文化價值，也塑造了它的國家形象。

迪士尼和漫威是最為世界人民所熟知的紗蠖畫公司。他們向全世界孜孜不倦地傳播美國的普世價值，看似無形卻有力地將它的價值觀植入到每個人的頭腦里。

美國風格多樣的動漫打造了無數精品并形成了品牌效應，通過多個類型元素的組合，塑造正面的美國形象。再加上對其他民族文化資源的整合改造，使其內涵更易被接受。

3.中國：取其精華，去其糟粕

我國的動漫產業還有曲折艱辛的一段路要走。文藝工作者應把關注點放在整合創新優秀的文化資源，充分體現并逐步提高文化價值；減少當代動畫作品中的說教意味，加深內涵上。目前，中國正面向上國家形象正在逐步傳播開來，也是動漫產業推陳出新的最好時機。在這個時期，通過對世界語言的運用，用動漫的形式講好中國故事，把現代中國優秀的時代精神融入到其中，必然會吸引更多世界各地的受眾。

在創新發展的同時，也要注意維護自身的文化。2008年，當好萊塢動畫電影《功夫熊貓》第一部在中國上映時，國內觀眾對其有著一種復雜的感情。一方面，美國好萊塢以優秀的講故事能力和高超的制作技術，大量融入中國元素，實為一部佳作；另一方面，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思，究竟如何將使用傳統文化的把握好，創造出真正屬于我們自己的作品。盡管這部電影是中美雙方合作完成，但其中濃濃的美國價值觀也著實讓中國觀眾感到五味雜陳。

閉門造車不可取，借鑒吸收也非長策。面對復雜的國際形勢，我國的動漫產業需要為國家形象的傳播做出正面引導。

四、結 論

文化產業是構建國家形象的重要一環，把握好這個環節，會帶動一系列產業的發展，提高我國的軟實力，也使我國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愈發提高。其中，動漫產業仍有較大發展空間，好看的動漫作品是老少咸宜，沒有人會拒絕的。令人欣喜的是，我們的動漫產業正在一點點努力，無論是口碑票房雙豐收的《西游記之大圣歸來》，還是畫風優美情節動人的《大魚海棠》，都證明我們有能力做出優秀的動漫作品。積極向上的國家形象的傳播需要多方面的共同努力，動漫產業需要邁出關鍵性的一步。

參考文獻：

[1] 陳力丹.傳播學綱要[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篇9

關鍵詞：多元文化主義 民族國家的建構 少數群體 民族主義

二戰后，西歐、北美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之間很少出現沖突，而在這些民族―國家內部，族群(ethnic group)間的沖突卻層出不窮。這與由土著和外來移民構成的少數群體(minorities)開始要求增加自身的權利尤其是民族自治的權利息息相關。也就是說，這些國家中的少數群體不僅要求享有平等的公民權利，而且要求獲得自身作為一個少數群體而應該享有的特殊權利。在這些國家中，作為移民大國的美國，其內部存在著最為復雜的種族、族群關系，這使得美國社會和美國政府十分重視族群關系的研究，從而推動了該研究的發展。

美國馬薩諸塞大學阿穆赫斯特分校(Amherst)的社會學教授戈登(Milton M.Gorden)在其1964年出版的《美國人生活中的同化》(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一書中，將美國族群關系的發展、演變大致分為同化(Conibrmity)、“熔爐”(Melting Pot)和文化多元主義(CulturalPluralism)三個階段。

同化階段也被稱為盎格魯化(Anglo-Conformity)階段。在此階段，外來移民要想成為美國公民，就必須接受同化。這就意味著外來移民必須放棄自己的習俗、語言、生活方式，調整自己的行為，以符合美國人的價值觀和標準，從而融入主流社會。

20世紀初，隨著大量的東南亞、東歐移民涌入美國，同化模式在美國失去了號召力。美國政府便轉而采取“熔爐”政策，即把所有的人混合在一起，產生一個新的、進化的文化類型。在此期間，美國從外部引入了不同文化和價值規范。在外來少數群體適應了更加廣闊的社會環境以后，美國社會內部的多樣性也由此產生。

多樣性的產生也導致了新的問題：被迫要求放棄本民族文化的少數族裔如不接受“美國化”，則被看成是“低等民族”，不配享有與被同化的族裔同等的權利。由于這種做法違背《獨立宣言》所宣示的平等精神，受到了少數族裔的指責。

20世紀70年代，在移民群體要求獲得平等權利的壓力之下，美國政府放棄了上述兩種模式，轉向了更為寬容的多元文化模式，即允許并在實際上支持少數群體保持自身的文化傳統，滿足他們的權利要求。

起初有人擔心，一旦滿足了少數群體的要求，這些群體就會漸漸疏離所在國家，但實際情況并非如此。在多元文化主義滿足了少數群體的要求、賦予它們更多的權利后，少數群體并沒有如人們所預料的那樣脫離賦予他們權利的所在民族國家，而是與所在民族國家的關系更加緊密了。其原因何在?加拿大女王大學哲學教授威爾?金里卡(Will Kymlicka)的《少數的權利：民族主義、多元文化主義和公民》解答了這個問題。他從政治、體制、教育、語言等方面對西方民族主義做了系統的研究，在自由、公正、民主的自由主義價值體系內對少數群體的權利問題進行了闡述。

一、對“多元文化主義”概念的分析

“多元文化主義”(Muhieuhuralism)一詞來源于“文化多元”(Cultural Diversity)這一概念。“文化多元”概念最早是1915年由猶太裔美國哲學家霍勒斯?卡倫(Horace Kallen)在《民族》雜志上發表的《民主訴熔爐》一文中提出的。1924年，卡倫在將該文收入論文集時，首次使用了“文化多元主義”概念，以更加明確地說明美國內部移民和主體民族之間的關系。隨著20世紀50、60年代美國民權運動的興起以及黑人民族主義(Black Nationalism)思潮的出現，人們對20世紀初產生的“文化多元主義”進行了再思考，由此產生了“多元文化主義”的概念。

盡管對于“多元文化主義”的討論已經持續了多年，但學界對“多元文化主義”的定義仍沒有定論。金里卡在《多元文化的公民權》一文中認為“多元文化主義”是一個容易被混淆的詞匯。“多元”可以被理解為多元民族(multination)，這是先前劃分為不同的自治區、后來國家領土集中合并的結果；也可以理解為“多種族群”，這是跨國移民的結果，移民愿意將自己整合到新的社會中。

造成該詞混淆的另一個原因是對“文化”的定義含糊不清。金里卡認為文化作為一種習俗(customs)，與文化作為一種文明(civilization)應該區分開來。對文化定義的混淆導致了“多元文化主義”含義的模糊不清。臺灣元智大學社會系助理教授王俐容在《當代多元文化主義的發展》一文中，就此問題綜合了各方對多元文化的不同解釋，對多元文化現象的產生及相關學術探討和經過探討而產生的一系列多元文化政策三個方面分別進行了闡述。

首先，作為一種社會現象的多元文化(muhicuhurel)是由于大規模人口流動而形成的。大規模人口流動造成了不同族群之間的混居，導致了多元文化社會(multicuhural society)的出現。這種現象便是“多元文化”的現象。在考察這一現象時，文化和種族都被納入了被考察的范圍之內。在這一語境中，“多元文化主義”只被用來指涉產生于文化差異下的社會現象。對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而言，“多元文化”的現象已經成為現實。

其次，作為一種政治意識形態的多元文化主義的產生，是由于政治意識形態對傳統的民族國家思想和價值體系提出了嚴峻的挑戰。這種多元文化主義不是單一的教條，也不是一種單純的政治策略或政治事務的處理方法，它反映了政治策略的多重性以及政治事務處理過程的不完整性。因此，每個不同的多元文化社會都有不同的多元文化主義。

而英國的哲學家、政治思想家以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對價值多元論的探討，使對多元文化主義思想的研究真正得以深入。正如自由主義法學家拉茲(Joseph Raz)所言：“多元文化主義”的核心正是價值多元論。在柏林的自由多元主義論述中，人們漸漸認識到現代性所面對的多元價值沖突這一核心的困境。人們在認可多元價值的同時，多元價值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會導致沖突的出現。意識形態領域里的多元文化主義在來自不同領域的不同團體所進行的有效的政治動員中，成為共同的價值目標，甚至成為一種社會運動的方式。

第三，將“多元文化主義”作為一種公共政策，是1971年加拿大政府為解決國內種族、民 族矛盾而首先提出來的。其后，“多元文化主義”政策被瑞典、澳大利亞、美國、英國等多個西方國家相繼采納并延續至今，同時批評之聲亦不絕于耳。20世紀90年代，對于多元文化主義的批評更是明顯增多，各種意見針鋒相對。各國因國情不同，所采取的多元文化主義政策大相徑庭，使得人們對“多元文化主義”的理解各執一詞。加之作為一種公共政策的多元文化主義在不同的時期會以不同的政策形式表現出來，其易于改變的特點模糊了人們對多元文化主義本質的認識。本文將根據金里卡在書中展開的有關多元文化主義的理論討論，對理論上的多元文化主義和實踐中的多元文化主義進行探討。

二、關于多元文化主義的理論爭論

(一)與自由主義相對立的多元文化主義

金里卡在談及有關早期對多元文化主義的探討時提到，人們把多元文化主義看作自由主義的對立面或社群主義的“替身”。早期爭論的重點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爭論本質上是圍繞著個人自由的優先權展開的。自由主義者堅持個人有權自主決定自己的幸福觀，贊成把個人從任何既定的或與生俱來的狀態中解放出來，個人在精神上優于集體。而社群主義者認為，人置身于一定的社會角色和社會關系中，這樣的自我不會形成或改變他們自己的幸福觀念；相反，他們繼承了一種生活方式，這一生活方式為他們規定了什么是幸福。

由于上述爭論中雙方處于不同的立場而導致了第二個爭論重點的出現：堅持個人自律的自由主義者反對少數群體的權利，認為對個人的強調是適當的，少數群體偏離這一點是不必要的和危險的。社群主義者則認為少數群體的權利可以保護集體免受堅持個人自律的自由主義者的腐蝕、侵害，是對集體價值的確認。

早期討論的結果是：維護少數群體的權利需要認可社群主義對自由主義的批判，并把少數群體的權利看作維護和諧及有集體意識的少數群體用以對抗自由主義者侵害的武器。由此可見，人們對文化多元主義的立場是依據或緣于他們在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之辯中的立場，對少數群體權利的態度是這一階段爭論的焦點。

金里卡《少數的權利》一書的核心內容便是對少數群體權利問題的探討，即：西方的那些少數群體的權利是否與自由主義傳統的基本價值觀和原則相一致?在人們的心目中，自由主義的西方與社群主義的東方真的是二元對立的嗎?答案是否定的。金里卡通過考察族群之間的關系，特別是主體族裔群體和少數群體之間的關系來解釋這個問題。同時，他為少數民族的自治權進行辯護，認為西方世界應當接受少數民族自治的權利要求，這才是最公平、最穩妥的解決少數民族問題的方法。

從《少數的權利》一書的核心內容看，可以說，金里卡把所有的討論都集中到了多元文化主義、少數群體的權利和民族國家的建構之間的關系上。

究竟什么是少數群體的權利?什么是民族國家的建構?在金里卡看來，少數群體一般包括移民、少數民族、土著、在一國內居少數的種族群體及種族―宗教群體(ethno-religiousgroups)。盡管這些群體在自身的權利要求上各有不同，但有兩個共性：其一，要求公民個人所擁有的一系列共同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而這些權利在所有的自由民主國家中都是受到保護的；其二，這些要求指向同一個目標，即要使種族文化群體的獨特身份和需要得到承認與包容。這種要求被概括為“多元文化主義”或者稱之為“少數群體的權利”。

而所謂民族國家的建構指的是那些旨在傳播共同的民族認同、民族文化和民族語言的政策。它可以分為兩個層面，即民族(nation)層面的建構和國家(state)層面的建構。兩者的結合，即采取諸如公民資格政策、語言法規、教育政策、公務員錄用政策、兵役制度、國家媒體宣傳、國家象征、國家假日、國家集權等措施，使得國家建構出一個政治共同體，以獲得公民對國家的認同，促進民族國家內部的穩定。

(二)自由主義框架內的多元文化主義

有學者曾一度假設自由主義和社群主義之間存在無法調和的矛盾，實踐經驗表明，“社群主義者對哲學自由主義的攻擊與‘少數群體’權利的感念有著驚人的相似”的說法已經站不住腳。這是因為少數群體的權利是由群體主張的，并因不同群體而異，它們通常被稱為“集體權利”。于是，多數群體尋求“個人”權利，而少數群體尋求“群體”權利，這一現象就被當作一種證據，證明少數群體在某種程度上比多數群體更像“集體主義者”。

這個推論是有缺陷的。實際上，并非所有針對特定少數群體的權利都是“集體主義”權利；即使在那些某一方面符合這一字眼意義的“集體”權利，也不見得就是“集體主義”的證據。在威爾?金里卡看來，簡單地把多元文化主義看作社群主義的“替身”是不合理的；少數群體在追求自己的權利的過程中，很好地體現了包括個人自律重要性在內的基本自由民主原則。這樣，關于多元文化主義的討論進入了第二階段：自由主義框架內的多元文化主義。

不難發現，這一階段的探討和伯林在考慮多元價值沖突的過程中引入自由主義的積極作用有頗多相似之處。柏林的弟子、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哲學教授耶爾?塔米爾(Yael Tamir)用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理論對多元價值沖突問題做了一個極好的解答，即通過滿足少數群體的不同層面的權利需要，讓少數群體放棄一部分政治權利，政府用其他方面的權利對此進行補償，使得少數群體獲得足夠的生存空間和生存資源。

對此問題，金里卡也進行了解釋：多元文化國家失去了單一血緣、單一種族的民族―國家建構的條件，國家便試圖通過民族理想來強化社會團結。基于這個目的而形成的政治共同體中的人民，成為了“的承擔者、效忠的對象以及集體團結的基礎”。而人民獲得的民族身份(national identity)為各個階層的人民提供了尊嚴的源泉。由此，公民們會履行自己的義務，也就是為那些和自己并無血緣、種族聯系但同屬于一個政治共同體的人民服務，使得民族國家的疆域和民族身份得以重合，各個民族也就團結在了民族―國家之中。

綜上所述，討論的結果使少數群體的權利問題變成了自由主義理論內部的問題，證明了群體的主張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自由主義的價值。但這部分的討論仍然存在問題：盡管它更好地理解了大多數族裔文化群體的本質和他們對自由主義國家提出的要求，但它錯誤地闡釋了自由主義國家的本質及其對少數群體提出的要求。

(三)“多元文化主義”和“民族―國家”的建構

塔米爾所定義的“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之實踐便是民族建構。民族建構是民族國家建構的重要方面，通常采取的具體措施有：建構共同的歷史感、共同的疆域、共同的語言、共同的公共制度。

有人認為，這種民族建構不需要采取促進某一特定優良生活觀的形式，共同的民族身份的基礎可能只是一種孱弱而寬泛的感覺：人們屬于某個代代相傳的社會，享有共同的疆域并擁有共同的過去和未來。而在“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國家內，國家把對相互競爭的優良生活觀的評價作為公民社會中的個人事務，讓他們自行選擇。國家的任務僅是試圖發展和維系公民 們在一個倫理共同體中的共同歸屬感，由此人民就更可能履行對于自己同胞公民的義務，使少數群體的權利得到滿足，而“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在此過程中取得的成功，成為通向社會團結的、獨特的自由主義方法。

而少數群體的權利所面對的核心問題是，致力于民族國家建構的多數群體是否公正地對待了少數群體?少數群體的權利是否有助于抵抗這些不公正?

毋庸置疑，幾乎所有的少數族裔文化群體都希望融入現代社會。而要想做到這一點，可以選擇融合，或者選擇尋求建立和維持自己的現代機構所必需的自治權。當面臨這一選擇時，各族裔文化群體做出了不同的反應。對于這些不同的反應，民族國家的建構也給出了相應的解決之道。

就此問題，金里卡提出了對五類少數群體的權利要求以及政府為滿足這些要求而采取的措施的基本內容，這五類群體分別是：少數民族群體、移民群體、種族―宗教群體、非公民定居者和非洲裔美國人。

概括地說，他們的權利要求主要涉及公民資格、公民權利、公民義務和對國家的認同等方面。這些看似為了滿足少數群體的利益要求、幫助少數群體自我發展的多元文化主義政策，實質的目的乃是促進民族國家內部的整合。簡言之，金里卡向我們展示了以朝向多元文化主義的公民權(multicultural citizenship)來解決少數群體的權利需求問題的思路，從而實現民族國家建構的目的。

三、“多元文化主義”的實踐

下面將通過幾個典型移民國家所采取的多元文化主義政策的實踐，來考察多元文化主義政策究竟給這些民族國家帶來了什么。

(一)澳大利亞：爭取平等權利的新移民

二戰后，澳大利亞為了保障國家安全和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實施了“恐怕是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所無法比擬的”大規模、有管理的移民計劃，從非英語國家和地區廣泛招募移民，使得澳大利亞的人口結構發生了巨大改變。

以英國移民為主體的“白色澳洲”(whites-only)不復存在，代之以多種族共存的澳大利亞。1972年，澳大利亞工黨政府執政后，正式廢除了“白澳”政策。次年，移民部長艾爾?格拉斯比出訪加拿大，歸國后他發表了題為《民族大家庭》的演講和《一個未來的多元文化社會》的聲明，首次正式引入“多元文化主義”的概念，標志著澳大利亞多元文化政策的產生。1977年，在澳大利亞民族事務委員會(AEAC)主席朱伯勒斯的主持下，討論并通過了《作為一個多元文化社會的澳大利亞》的報告，確立了建立多元文化社會的三條原則，即社會和諧、平等和文化認同。同年，澳大利亞政府還建立了移民計劃與服務評論委員會，在格爾貝勒主席的主持下于次年發表了《移民服務與計劃》的報告。上述兩個報告成為澳大利亞多元文化政策正式形成的標志。

簡言之，澳大利亞的多元文化主義政策，就是讓所有澳大利亞人都擁有發展他們的文化和語言的權利。通過確認他們保持其祖先的文化并將其傳給子孫的權利，多元文化政策會使他們更容易把忠誠獻給澳大利亞。然而，澳大利亞的多元文化政策是有限度的，這一限度就是一定要把澳大利亞白人的利益放在首位，完成國家的民族建構。這一局限性必然使一些移民難以理解和無法接受多元文化主義的政策，進而對其產生發自內心的仇恨。

(二)加拿大：爭取文化生存權的法裔移民

作為世界上最早實施多元文化主義政策的國家，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主義是針對早期的“二元文化”而產生的。歷史上，英、法兩國的文化對于加拿大的影響都非常深遠。在19世紀80年代英國開始推行英裔種族聯合的帝國聯邦計劃，這種帶有明顯種族主義色彩的計劃讓加拿大政府擔心會引起國內法裔加拿大人的強烈反對，因而該國一直是反對建立聯邦的領軍者。這種選擇使得加拿大形成了獨具特色的“二元文化”的格局。

同樣是因為二戰以后大量非白人移民的進入，使得加拿大傳統的“二元文化”格局無法維系，該國越發成為一個多種族的國度。由于法裔加拿大人長期要求文化權利，尤其是法語的使用，使得后來加拿大頒布的多元文化主義政策更多地關注文化問題。1971年10月8日，時任加拿大總理的特魯多在眾議院宣布了一項新的國家政策――多元文化主義。他明確指出，基于對民族多樣性及其重要性的認識，加拿大聯邦政府必須具有統一的民族文化政策；在過去很長的時期里，加拿大政府的公共文化投入主要是給予英語藝術和文化，現在需要發生積極的變化；由于皇家調查委員會的建議，加拿大政府改變了對法語及其文化的偏見，有意識地支持和鼓勵法語機構和文化，并采取多項措施發展土著居民的文化、教育事業；國家的統一和團結所需要的共同文化政策，只能是多元文化主義政策。

1988年加拿大正式頒布了《加拿大多元文化法》。該法聲明：加拿大政府承認族裔與文化多樣化之合法性，視多元文化為加拿大民族的基本特征與寶貴資源，保障所有公民保存和分享民族文化遺產的權利，鼓勵他們為民族文化的繁榮做出應有的貢獻。

不難看出，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主義政策更加注重的是民族文化的保留和發展，以此讓少數群體甚至是人數不少的法裔群體保持對國家的認同，以獲得族裔之問的均衡狀態。也就是說，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主義政策在邏輯上要求在機會平等和個人權利的憲法原則的限度內包容多樣性。

(三)美國：爭取教育權的黑人移民

美國的多元文化主義政策的產生與黑人的民權運動有很大的聯系。最早踏上美國土地的外來者是英國的清教徒，隨之而來的是他們通過海外貿易得到的黑人奴隸。作為被莊園主壓榨的勞力群體，黑人自到達美洲那天起便陷入弱勢地位。

為了緩和黑人與白人之間的矛盾，約翰遜政府在1965年頒布了“肯定性行動”(Affirmative Action)行政法令，以秉持美國憲法反對區別對待的精神來解決種族歧視的問題，這便是美國反對種族歧視立法的開端，也是認可黑人群體權利的開端。

而作為美國文化新思潮的發源地，美國的高校在20世紀90年代吹響了“多元文化主義”的號角，向主流文化宣戰。通過破除歐洲中心主義的思想并開設具有多元文化色彩的課程，使得少數族裔的文化、歷史傳統和優秀思想成果受到重視，得到發揚。對于黑人學生而言，美國的多元文化主義政策旨在減少“黑人”這一身份中的規定性、隔離性和污蔑性因素，從而使黑人身份可以像美國的其他族裔身份一樣，具有開放性、自愿性和動態性。

“肯定性行動”著力最多的教育領域，一直以來都在對少數族裔接受教育的問題展開激烈的討論。21世紀初，美國最高法院經過長期爭論后，最終同意重新審理“肯定性行動”，旨在對大學中人數比例較低的非洲裔、西班牙語裔和印第安原住民學生提供教育上的優惠，以增加這些族裔的學生人學的機會。但對其他人數較多的少數族裔來說，這一政策顯然是有偏頗的。因此，美國的各級法院接到大量有關訴訟，抗議該政策所造成的“變相歧視”(reversediscrimination)行為。由此看來，美國的黑人爭取到了自己的權益，卻讓其他的少數族裔群體 陷入了對自身權利被剝奪的恐懼之中。

(四)英國：爭取經濟平等權的弱勢群體

作為老牌殖民帝國的英國在二戰后陷入了外來移民(immigration)的困擾之中。由于這些移民中絕大多數人的文化水平較低，他們來到英國后一般從事被白人視為低賤的工作，并常與當地的白人發生沖突。加之英國社會中固有的、強烈的種族主義情緒，使得這些移民在英國普遍受到歧視，以致他們在就業、受教育、住房等方面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

為了緩解對移民的歧視和向移民提供較好的生活條件以及更多的就業機會，1965年4月、1968年和1976年，英國先后三次制定和頒布了《種族關系法》，并成立“種族關系委員會”。該法規定在住房、就業、保險和其他社會服務方面禁止種族歧視，給移民創造一個較好的生存環境；同時賦予“種族關系委員會”以調查歧視案件的權力，在法律上確立了移民在受教育、就業、住房、社區服務等方面的平等地位。盡管如此，英國國內的種族騷亂仍然沒有消除。并且，移民在經濟上的弱勢地位也長期未能改變。

英國政府的這一旨在給予移民平等就業權利、經濟權利的愿望，隨著時間的推移，涉及的領域更加廣泛。可以說，英國1976年的《種族關系法》(Race Relations Act 1976)僅僅針對以種族、少數族裔、原始國籍為借口的歧視。而2003年的“平等法”[Employment Equality(Religion and Belief)Regulations 2003]則是對少數群體權利的進一步擴充和認可，并對直接歧視、間接歧視、騷擾和迫害做出了明確的定義。近年來，大量相關機構如“平等直接會”(Equality Direct)、“種族與平等咨詢服務處”(Race and Equality Advisory Service)、“平等機會委員會”(Equal Opportunities Commission)等的出現，目的是緩解因失業而引起的少數群體與政府間的緊張關系。但隨著2005年夏天倫敦地鐵爆炸案的發生，人們似乎又開始懷疑英國的“平等法案”是否真有其效。

四、結語

通過以上所述可以看到，少數群體的權利確實在多元文化主義的名義下得到了實現。但在獲得權利以后，少數群體的權利問題并沒有一勞永逸地解決。與此同時，少數群體在獲得自身的權利以后，并沒有向主流社會的權威發出太多有力的挑戰。在多數情況下，他們滿足于既得利益，依然生活在民族國家的體系之中，民族國家的分崩離析也就不可能發生。

金里卡通過對多元文化主義的討論，從作為自由主義對立面的多元文化主義，到自由主義框架下的多元文化主義，以及現階段作為對民族國家建構之回應的多元文化主義，在向我們闡釋了何為少數群體之權利的同時，也論證了少數群體的權利作為民族國家建構框架內整合少數群體的方式具有良好的效果。而民族國家的建構作為各國的首要任務，得以在多元文化的語境下展現其持久的生命力，也是和多元文化主義對少數群體之權利的回應密切關聯的。這種回應本身展示了多元文化主義的內質：由于多元文化主義滿足了各個少數群體的不同需求，使得它們繼續依附于民族國家的框架下生活，并且試圖成為多數群體的一部分。所以，多元文化主義對少數群體之權利的滿足，本身是為了達到社會整合的目的，并不會使民族國家走向碎片化。

篇10

關鍵詞：歷史文化名村；白霧村；保護

一、目前我國歷史文化名村的經營現狀。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人們的生活水平也不斷提高，對于物質、精神方面的追求也有所提高，從而導致旅游業的蓬勃發展。人們旅游不僅僅是看看那些名山秀水和美輪美奐的自然景色，更想看看歷史文化遺產，既了解了中國的歷史，又增加了文化底蘊；因此，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也成為人們旅游的主要去處。目前，有些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為了迎合自身經濟發展的需要，發展旅游業，盲目擴張旅游設施，改變了原來的歷史面貌。尤其是一些名村的原歷史建筑進行改建或是重建，建造假的古代建筑，擴大建筑群落；并且為了迎合旅游業的需要，大力建造高級酒店和交通道路，破壞了原有的歷史古跡和其生態環境，忽略了對歷史遺跡的科學保護，導致形成了一個假的歷史古村，這不僅失去了其歷史意義，也失去了寶貴的歷史遺產。部分歷史文化名村為了保護其歷史文化古跡，不讓文物古跡受到傷害，將歷史文化名村與人們的生活分割開來，這也使名村失去了生機，同時在自然環境不斷改變的今天，古建筑物隨時面臨風吹雨淋等自然的侵害，如果將人們的生活和名鎮名村分割開來，就會使人們不能及時發現名村古跡受到的損害，從而不能及時地進行修復，導致文化古建筑的破敗、坍塌。因此，對每個歷史文化名村的保護要科學，更要有合理的規劃，讓名村得到很好的保存，既能發展了旅游業，也促進當地的經濟發展，提高人們的生活水平。

二、國家級歷史文化名村――白霧村

白霧古村位于云南省會澤縣娜姑鎮東面[2]，是一個有著悠久歷史和眾多文化遺跡的村落。在秦漢時期就是重要的驛站[3]；在明清時期是“銅都”銅錠、銅錢的萬里京運的第一站，它在那個時期是非常繁華的，有很多朝政官吏特使和商賈定居于此，因此有湖廣、江西會館等多個會館、祠堂和廟宇等古建筑，而且還有軍事設施碉樓、“舶來文化”的天主教堂。而且商號也很多，因此在這個歷史文化名村擁有著大量的古老淳樸的建筑，是我國寶貴的建筑遺產。白霧村也是多民族的聚居地，曾有苗族、彝族等，各個民族都有自己特有的傳統節日和風俗，也為白霧村帶來了豐富的文化底蘊。并且白霧村周圍的風景十分秀麗，由于海拔的落差形成了非常美麗的自然景觀。2005年，國家建設部、國家文物局頒布白霧村為國家級歷史文化名村。是至今云南省唯一的國家級歷史文化名村。因此白霧村在我國的歷史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也促使我們要對其進行科學的保護，使其能夠完好的呈現出其歷史的足跡，自然環境的美麗，和民俗文化的多彩多姿。

三、保護白霧村措施

目前，我國的生態環境在經濟迅速發展的狀況下屢遭破壞，歷史文物古跡也在環境變得逐漸惡劣的狀況下受到破壞，再加上不成熟的開發旅游業，使歷史古跡受到破壞，因此，保護歷史古跡勢在必行，白霧村作為我國國家級的歷史文化名村就更需要進行科學的保護，一般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

1、從人文環境方面進行保護。人文環境是指由于人類活動不斷演變的社會大環境，是人為因素造成的、社會性的，而非自然形成的。云南是一個少數民族較多的省份，因此在白霧村也有很多不同的民族文化和生活習慣存在，各民族都有各自的特色和習俗，而這些代代相傳的風俗習慣擁有悠久的歷史和深厚的底蘊。少數民族是我國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有民族特色的風俗習慣是我國的寶貴財富，是需要我們去保護的。我們可以從以下幾點來保護：（1）采取隱蔽的方式，完善古村內的給排水各類管線設施；（2）在經濟高速發展的狀況下，不隨意改變各民族風俗習慣，保留各民族風俗習慣，如：苗族的山花節，彝族的火把節等等。并開發這些民族節日，讓外來旅游的異域人民感受到當地民族的傳統特色，并促進各民族間的文化交流。（3）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少數民族中有很多的手藝和文化都是非常重要的，由于經濟的發展，人們在科學技術的影響下逐漸放棄了原有的生產方式，使很多技藝也慢慢消失，因此，保護白霧村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也是非常重要的。（4）加強教育，提高村民的整體素質，促使人們都擁有較高的文化修養和較豐富的科學知識，牢固樹立保護名村古建筑就是保護人類寶貴遺產的理念，修復、修繕也是一種建設的思想。從而使白霧名村得到較好的保護保存。

2、從人工環境方面進行保護。人工環境主要是指由人為設置邊界面圍合成的空間環境[4]。在白霧村，主要的人工環境就是建筑物，白霧古村的古建筑物規模比較大，而且保存下來的古跡也比較多，大多是官員，商賈留下的，其建筑的構造古樸，并具有較強的地域和民族特色，這些建筑歷史悠久，保存比較完好，因此，科學的保護這些建筑是非常重要的。我們可以采取以下措施：（1）定期對這些古建筑進行查看、記錄，結果交接有序。（2）對有問題的建筑進行能及時維護保養和修繕。（3）對交通要道進行修繕和保護。（4）對白霧村的大型廟宇要定期檢查、適時進行修繕。（5）對白霧村的各個街巷的衛生等進行清掃、管護。

3、從自然環境方面進行保護。白霧村的自然景觀是相當美麗的，南有10萬畝的大海草山，春夏季節，微風拂面，鶯燕啼飛，牛羊點綴在碧綠的草地間，煞是好看。西有“通運利國”古驛道，金沙江、小江、鹽水河并流的景觀；北有大橋躍進水庫國家級黑頸鶴自然保護區，黑頸鶴是站、是臥、還是飛、都是十分美麗的。由于海拔的差距比較大，在同一時間形成了不同的自然景觀，因此有“一日游四季”的說法。秋冬季節，云牽霧繞，白雪遍地，形成了人間仙境。因此應采取以下措施：（1）盡量控制該地區的工業發展，控制其氣體和污水的排放，形成一個良好的空氣質量和水源，以保護其生態環境不受影響。（2）減少現代化交通工具的使用，降低尾氣排放。在黑頸鶴的保護區禁止使用機動車，保護其不受打擾。（3）嚴禁偷獵，保護自然生物，形成良好的生態環境。（4）保養植被，適當發展畜牧業。（5）加強對旅客的管理，讓自然環境不受傷害。

通過對白霧村的自然環境、人文環境和人工環境等方面進行科學有效的保護，堅持原版性和原真性，保護歷史環境的真實性和合理性，并且進行可持續發展，合理開發自身資源，才能使白霧村的歷史文化古跡得到妥善的保護，為我國的歷史文化遺產得以流傳做出貢獻，也使我國的旅游業全面、健康發展，從而提高當地人們的生活水平，促進的社會發展。

參考文獻：

[1]吳會蓉.馬邊文化資源及其保護與開發[J].地方文化研究輯刊，2011：243-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