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經濟的政策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低碳經濟的政策，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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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發達國家；低碳經濟；財政政策

一、低碳經濟的內涵及意義

（一）低碳經濟的內涵

低碳經濟是指在可持續發展理念下，通過技術創新、產業轉型、新能源開發等多種手段，不斷降低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的使用，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盡可能的達到排放與生態環境轉化平衡，的一種新型經濟發展形態。“低碳經濟”最早是在2003年，英國能源白皮書《我們能源的未來：創建低碳經濟》中提出的，作為第一期工業革命的領導者，英國首先認識到了能源安全和氣候變化的威脅，而且隨著發展的逐步加快，對礦產資源的消耗也在快速增加，致使目前英國消耗的能源，大部分都要依靠進口，而且，溫室效應的變化，對英國產生的影響也在不斷地增大。低碳經濟作為一種新型的、社會性的、關乎全人類的經濟理念，在不同的區域和領域內理解也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區別。低碳經濟的本質就是提高能源的利用率，開發更多的清潔能源，在生產和發展中，提高清潔能源的使用頻率，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量，促進生態環境系統平衡。低碳經濟的發展核心，是通過相關研究部門，開發更優質的技術，降低礦物資源和高碳資源的使用量，盡可能的維持溫室氣體的排放和吸收平，保持平衡。可再生能源技術和減排技術，是低碳經濟發展的重要技術支持，通過減少礦物資源的使用量，能夠有效的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而且，清潔能源的可再生和溫室氣體的含量，對于低碳經濟的推動，具有極為重要的影響。

（二）低碳經濟的意義

隨著我國經濟建設的快速發展，對礦產資源的消耗速度快速提升，各類溫室氣體的大量排放，對生態環境造成了極為嚴重的影響。而且，我國本身的礦產資源狀態，呈現明顯的“富煤、少氣、缺油”的狀態，大量的礦產資源消耗，是我國的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之間產生了巨大的矛盾。近年來，世界各國對于礦產資源的重視程度，正在不斷地提升，“碳關稅”不斷地提高，已經成為很多發達國家的“貿易壁壘”，對傳統優勢產品貿易造成了極為嚴重的影響。因此，為了鞏固我國的經濟地位，必須強化低碳經濟的深化，提高我國的發展潛力。

二、發達國家發展低碳經濟的財政政策

（一）發展低碳經濟的財政支出政策

2007年，加拿大政府提出了“讓科技成為加拿大優勢”，在2008年，政府對此發展政策進行了細化。加拿大政府每年在環境科技上，撥款6600萬支持，在低碳技術上，加大開發研究力度，并且，不斷極大技術研究的投入。加拿大政府計劃在2020年，將電力需求轉變為零排放。而且，加拿大政府還撥款3億支持核能發展，包括有先進重水反應堆和更新實驗室的技術設備。

（二）發展低碳經濟的財政收入政策

1990年，芬蘭在全球首先實施了碳稅，然后其他多個國家也開始征收了碳稅。碳稅，是根據化石燃料排放的碳量的多少，進行征收的。這種碳稅在世界很多國家，已經開始實行，通過征收碳稅，來提升一些礦物資源和高碳能源的應用成本，逐步提高低碳經濟的發展，對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具有重要意義，而且，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征收碳稅。

三、我國發展低碳經濟的財政政策

我國為了推動低碳經濟的深入發展，建立了一系列的經常性預算，安排相應的財政支出預算，通過強化低碳經濟的發展政策，充分發揮政策的政策導向，促進低碳技術的提高與進步。開征碳稅，對碳排放量較多的單位，征收適當的碳稅，采用量計征方式，采用定額稅率形式，引動企業技術改造，提高我國工業的能效和競爭力。結束語：綜上所述，近年來，世界各國的對于低碳經濟重視程度正在不斷地提升，相關的財政政策應用不斷加深。建立完善的低碳采購制度，加強對低碳科技研究的相關投入，開征碳稅，促進我國低碳經濟的發展。

參考文獻：

[1]田梅.發達國家低碳經濟發展的科技政策啟示分析[J].管理觀察，2016，(04):6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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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低碳經濟；低碳產業；政策

中圖分類號：F061.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3890（2012）07-0085-04

一、遼寧省低碳經濟發展的狀況和問題

遼寧省是我國低碳經濟試點省區。2010年8月，國家發改委了《關于開展低碳省區和低碳城市試點工作的通知》，根據地方申報的情況，將廣東、遼寧、湖北、陜西、云南五省和天津、重慶、深圳、廈門、杭州、南昌、貴陽、保定八市列入國家低碳試點范圍。遼寧省在成為試點地區后，先后采取了編制低碳發展規劃、制定支持低碳綠色發展的配套政策、促進以低碳排放為特征的產業體系、建立溫室氣體排放數據統計和管理體系以及積極倡導低碳綠色生活方式和消費模式等政策措施，有效地推動了遼寧省低碳經濟的發展。但是，遼寧省低碳經濟發展水平還有待于進一步提高。這是因為不論從遼寧省人均碳排放指標看，還是從碳生產率水平和其他方面看，遼寧省都與全國平均水平有很大差距。

人均碳排放量是用來反映碳排放水平的指標，其計算方法是：人均碳排放量=碳排放總量/人口總量。碳生產率是衡量低碳技術水平的指標，碳生產率=GDP/碳排放總量。劉宏、孫倩和王海采用以上兩個指標比較了遼寧省和全國平均水平，發現遼寧省人均碳排放量大大高于全國平均水平，而碳生產率則大大低于全國平均水平。這說明遼寧省在生產和生活上過于依賴碳高排放的能源消耗，而且低碳技術水平比較落后[1]。

以上說明，遼寧省低碳經濟發展水平低于全國平均水平，與部分省市相比，在單位產值耗費的能源數量、單位工業增加值的能耗等方面都比較高，因而碳排放量較高。這也說明遼寧省低碳經濟的技術水平還不高，需要加強研發，增加投入。

二、遼寧省低碳經濟發展的方向和重點

繼續推進低碳經濟發展是遼寧省現在和未來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方向。在《遼寧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中，明確提出要在“十二五”時期實現生態環境質量再上新臺階的目標，具體包括單位生產總值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大幅下降，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明顯減少，資源節約、環境友好、低碳綠色的生產消費模式初步確立等方面。根據這個要求，筆者認為遼寧省低碳經濟發展的方向和重點是：

1. 積極促進節能減排和發展循環經濟。節能減排是實現低碳經濟的主要途徑。通過節能，可以減少能源消耗，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從而減少對地球環境的污染。節能，就是要在減少能源消耗量的前提下，獲得與原來同樣的產出；或者是以同樣的能源消耗取得比原來更多的經濟產出。換言之，就是要有效地利用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要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就要有相應的技術。減排，就是減少污染物排放，包括廢棄物質和溫室氣體的排放。采取降低能源消耗的技術，通過物質循環利用和能量階梯使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一個重要的途徑就是要發展循環經濟。

循環經濟仍是遼寧省發展低碳經濟的方向。循環經濟是指以資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環利用為目標，以“減量化、再利用、資源化”為原則，以物資閉路循環和能量梯次使用為特征，促進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的可持續發展經濟形式。由于它能夠提高資源利用效率，減少資源消耗，降低環境污染，因此，發展循環經濟對于促進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的效果十分明顯。這也與低碳經濟的目標一致。因此，發展循環經濟，也就是發展低碳經濟。

遼寧省是我國循環經濟發展比較早、效果突出的地區。早在2002年，遼寧省就率先開展循環經濟試點，創建了“3+1”循環經濟發展模式，取得了初步成效。2005年，經國務院同意，被國家發改委等六大部門確定為第一批循環經濟試點省。目前發展循環經濟已經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循環經濟從試點轉向全面推進階段。但是進一步推進循環經濟發展仍然是緊迫任務。

2. 重點發展新興低碳產業。發展新興低碳產業是遼寧省實現低碳發展的產業基礎。遼寧省是一個重化工業比較集中的工業大省。在發展低碳經濟的要求下，遼寧省必須進行產業結構的優化和調整，由以重化工業為主導的產業結構轉向以新興低碳產業為主導的產業結構，降低石化能源消耗和碳排放。

全球經濟發展的新形勢表明，低碳經濟已經成為引領世界經濟的新型經濟。這是繼信息經濟之后又一次經濟發展方式的調整與變革。適應全球低碳經濟發展形勢的要求，我們必須對產業結構進行調整。為此，2010年10月18日國務院《關于加快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決定》（下簡稱《決定》），為我國產業結構的發展方向進行了布局。這是我國破解資源約束，突破發展瓶頸，實現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重大戰略性舉措。《決定》確定了我國現階段重點培育發展的7大戰略性新興產業是節能環保、新一點信息技術、生物、高端裝備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車產業。這些新興產業的重要特點就是知識技術密集、資源消耗少、綜合效益高。可以稱之為新興低碳產業。響應中央的號召，2010年2月遼寧省政府下發《關于加快發展新興產業的意見》，明確把加快發展新興產業定位為經濟結構調整的一項重要任務，并把先進設備制造業、新能源、新材料等9大新興產業作為發展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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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路徑依賴 低碳經濟 制度創新 政策選擇

低碳經濟，是指在可持續發展觀的指導下，通過技術創新、制度創新、產業轉型、新能源開發等多種手段，減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達到經濟社會發展與生態環境和諧發展一種經濟形態。目前，發展低碳經濟成為各國政府和學術界高度關注的熱點問題。我國政府也積極采取行動，實現低碳發展，并將其列為刻不容緩的任務。傳統經濟增長模式的路徑依賴性弊端已經凸顯，低碳經濟的發展處于兩難境地。因此，利用路徑依賴理論分析低碳經濟，探索發展低碳經濟的新模式，具有重大現實意義。

路徑依賴理論

路徑依賴理論是新制度經濟學關于制度變遷的一個重要分析工具，是指在制度變遷中存在著報酬遞增和自我強化的機制，這種機制使制度變遷一旦走上了某一條路徑，其既定方向會在以后的發展中得到自我強化。諾斯路徑依賴一：一旦一條發展路線沿著某一進程進行時，系統的外部性、組織的學習過程以及歷史上關于這些問題所派生的主觀主義模型就會增強這一進程。一種具有適應性的有效制度演進軌跡將允許組織在環境的不確定下選擇最大化的目標，允許組織進行各種試驗，組織建立有效的反饋機制，去識別和消除相對無效的選擇，并保護組織的產權，從而引致長期經濟增長。諾斯路徑依賴二：一旦在起始階段帶來報酬遞增的制度，在市場不完全、組織無效的情況下，阻礙了生產活動的發展，并會產生一些與現有制度共存的組織和利益集團，那么這些組織和既得利益集團就不會推動現有制度的變遷，而只會加強現有制度，由此產生維持現有制度的政治組織，從而使這種無效的制度變遷路徑不斷得到自我強化并持續下去。因此，路徑依賴對現在和將來的選擇有極強的制約性。

我國低碳經濟發展中路徑依賴的表現

對我國而言，低碳經濟不僅有助于推動技術創新與產業結構升級，平衡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的關系，更有助于在全球各國應對氣候變暖的趨勢下提高國際競爭力。然而，傳統經濟發展模式下的路徑依賴嚴重制約了低碳經濟的發展。這種路徑依賴性主要表現在對經濟制度、能源稟賦、傳統技術和產業結構的依賴。

（一）依賴原有的經濟制度

低碳經濟作為一種新型的經濟發展模式，改變以往傳統的高污染、高能耗的經濟增長，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通過技術創新，改變過分依賴化石燃料，發展新型能源。但是由于環境產品的公共性，其產權難以有效界定，產權界定的交易成本遠遠大于交易的互惠，形成環境資源無償使用的習俗，進而帶來“公地悲劇”的結果。作為理性經濟人的企業，為了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對環境污染的外部性很不愿意進行內部化。同時在地方政府追求GDP增長的情形下，利益集團通過游說、尋租等方式“俘獲”政府，甚至影響地方政府的政策。正如施蒂格勒（George Stigler，1971）所指出的：立法者和規制機構因擁有國家賦予的強制權力，從而為產業利用國家贏利提供了可能性。通過經濟主體與政府間高的交易費用，達到其之間所謂的“雙贏”，從而使利益集團在環境污染方面得以有效保護，使得節能減排成為泡沫。在這種路徑依賴下，利益集團極力維護現有的制度安排，阻撓新的關于環境管理的公共政策，使得舊有的環境政策和經濟增長方式得以繼續延續，進一步造成溫室效應的加劇。

（二）依賴能源稟賦

我國能源稟賦是“富煤、少氣、貧油”。這一資源條件決定了我國是以煤為主的“高碳”能源結構，低碳能源資源的選擇有限。目前我國仍是高碳結構，化石能源占我國整體能源結構92.7%，其中高碳排放的煤炭占了68.7%，石油占21.2%。1993-2005年，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費中的比重為69.4％。放在全球的視野中，2007年全球一次性能源消費構成中煤炭僅占27.8%，發達國家煤炭消費比例大多不到20%，而我國能源消費中，煤炭所占比重高達69.4%。這一比重遠遠超出了世界平均水平。可見，以煤為主的能源結構是我國向低碳發展模式轉變的一個長期制約因素。煤多、氣少、油缺的資源條件，決定了我國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煤炭仍將是主要一次能源。煤炭消費比重大，二氧化碳排放強度較高，致使我國經濟在未來一段時期“高碳”特征仍會明顯，也使得在解決環境污染和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的形勢會異常嚴峻，任務將十分艱巨。

（三）依賴傳統技術

多年來，為有效地應對氣候變化，各國政府致力于通過科學研究和技術開發，不斷提高應對氣候變化的科技能力。然而，目前發展中國家缺乏先進的、有利于減緩溫室氣體排放的技術，其經濟的發展具有明顯的高排放特征。目前，發展中國家因缺少先進的、有利于減緩溫室氣體排放的技術，其經濟發展和基礎設施建設具有明顯的高排放特征，從而可能使發展中國家面對“鎖定效應”的瓶頸，即如果用常規的低效技術去裝備基礎設施系統，那么它將會持續幾十年，未來我國幾十年排放的狀況不可避免地在最近幾年內就被“鎖定”，以后我們要改變它，可供選擇的空間非常小。因此，實現一個從傳統發展路徑向一個創新性的發展路徑轉變，低碳技術創新與技術轉讓是發展中國家實現節能減排、發展低碳經濟的關鍵。

（四）依賴現有產業結構

當前，我國產業結構不合理，經濟增長過于依賴第二產業，工業特別是重化工業比重偏高，低能耗的第三產業和服務業發展滯后，比重偏低，這些將成為我國發展低碳經濟的重要障礙。我國經濟的主體是第二產業，這決定了能源消費的主要部門是工業，而工業生產技術水平落后，又加重了我國經濟的高碳特征。資料顯示，1993-2005年，我國工業能源消費年均增長5.8%，工業能源消費占能源消費總量約70%。在第二產業內部，鋼鐵、有色、建材、化工和電力等高耗能行業的發展過熱，導致我國能源利用效率低下。2006年，我國創造單位GDP（1美元）所消耗的能源是日本的11.5倍，是德國和法國的7.7倍，是美國的4.3倍。2001-2007年，我國能源強度從4.21噸標準煤/萬元增加到4.77噸標準煤/萬元，能耗水平不斷上升，目前能源效率比世界先進水平低10個百分點。我國的高能耗工業部門大都是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在后經濟危機時代背景下，在就業壓力和稅收壓力較大的情況下，要在短期內實現產業結構的有序進退，淘汰落后產能，加快結構調整，提升工業生產技術和能源利用水平，仍存在難度。

我國發展低碳經濟的政策選擇

（一）以制度創新為保障，推動低碳經濟發展的強制變遷

依據路徑依賴理論，打破“碳鎖定”，推動低碳經濟發展的制度變遷，必須引入外生力量。我國雖然制定了《可再生能源法》等發展新能源的法律法規，但缺乏一整套完善系統的法律法規體系和長期戰略規劃。因此，應盡快制定國家低碳經濟發展戰略和相關法律法規，把發展低碳經濟提升到國家長期發展戰略的層次，納入政府長期規劃，制定出低碳經濟的“國家方案”和行動路線圖，與國家的“發展規劃”、“能源規劃”、“循環經濟規劃”和“節能減排規劃”相銜接，形成一個具有國家意志的可操作的低碳經濟發展藍圖。同時，應結合我國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和節能減排的工作需求，從法律層面確定應對氣候、環境變化的舉措，在相關法規修訂過程中，增加應對氣候變化的有關條款，逐步制定、完善應對氣候變化的法律法規，進一步強化清潔、低碳能源開發和利用的鼓勵政策，制定與可再生能源法相關配套法規和政策。通過法律法規的強制性途徑引導和激勵經濟主體參與開發和利用可再生能源，促進能源的清潔發展，推動低碳經濟發展的強制性制度變遷。

（二）以技術創新為推手，實現能源結構優化和產業結構升級

對我國而言，擁有國際前沿高端并且經濟可行的技術是發展低碳經濟的關鍵。因此，應以技術創新為推手，充分利用核能、風能、水能、太陽能等低碳能源，著力提升可再生能源的比重，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新興產業，實現能源結構多元化和產業結構轉型。一是在戰略上要高度重視低碳技術創新。二是要加大對低碳和零碳技術的研發和產業化投入，大力推動相關技術創新。政府要加強對低碳技術研發的前期投入，直接參與節能和清潔能源、可再生能源、核能、碳捕集和封存、清潔汽車等具有戰略意義的低碳前沿技術的研發投入，分擔和降低企業引入新技術的風險和成本。三是通過科技投入以及科技孵化器、科技產業園、高新技術園區、中小企業創新基金等科技政策，引導和鼓勵企業作為低碳技術的研發和創新主體，促進低碳技術的產業化和市場化。四是逐步推行以“低碳”為代表的新技術標準和商品標識，使擁有低碳技術和產品的企業更易得到社會認可，鼓勵消費者選擇和使用低碳產品，從需求方面刺激低碳產業的發展。

（三）以價格機制為手段，建立我國的碳交易市場

為了更好地減少溫室效應，有效控制碳排放量，促進低碳經濟的有效發展，我國應借鑒西方發達國家控制碳排放的經驗，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場。一是推進資源環境領域價格形成機制的市場化。通過不斷完善稅收制度，積極推進資源性產品價格改革，加快建立能夠充分反映市場供求關系、資源稀缺程度、環境損害成本的價格形成機制，進而引導各經濟主體的行為合理化。二是積極參與國際碳交易活動，建立和完善國內的碳交易體系。碳交易的本質就是通過限定碳排放總量，利用價格機制降低交易雙方的減排總成本，實現效率最大化。《京都議定書》規定了排放交易、聯合履行和清潔發展三種交易機制，其中清潔發展機制是針對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交易而設計的一種市場化交易機制，有利于降低減排總成本，實現交易雙方的共贏。除了要積極參與清潔發展機制外，還要發揮各主體的主動性和創造性，通過業務創新和金融創新，參與其他的碳交易體系，藉此獲取市場收益，并在探索中積累經驗，為國內碳交易體系的發展成熟以及謀求在國際碳市場上更大的發言權奠定基礎。

（四）以意識創新為工具，建立低碳生活方式和消費模式

意識形態作為一種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最初可視作節約交易費用的一種工具。林毅夫（1989）認為，意識形態對制度的實施能產生極大的外部效果，如果選民們對統治者權威的合法性和現行制度安排的公平性有較強的確信，那么統治國家的交易費用將下降。同理，培養公眾的低碳經濟意識，能夠使其深刻認識到低碳經濟制度安排的合理性，能夠淡化在發展低碳經濟過程中的機會主義，也有利于防止“搭便車”行為和減少強制執行制度安排的費用，有效地促進低碳經濟制度的實施。因此，政府應通過各種媒體和手段，大力開展低碳經濟宣傳活動，積極倡導低碳的、節約環保的社會生產、消費方式，使各階層人群了解并認可低碳經濟，改變過去那種大量消耗能源、排放溫室氣體的所謂體面生活，廢止過度消費、超前消費和奢侈消費，提倡適度消費、綠色消費，樹立可持續發展的社會價值理念。同時也要將低碳發展的理念融入政府管理和企業經營行為中，以此形成政府、企業和個人多方參與、社會聯動的低碳經濟發展道路。

發展低碳經濟是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出路，其發展依賴于制度創新，技術創新。我國走低碳經濟的道路，符合當前經濟社會的發展要求，也符合全球氣候環境合作的要求。因此，我國必須盡快采取行動積極應對這種嚴峻的挑戰：要建立低碳能源系統、低碳技術體系和低碳產業結構，要建立與低碳發展相適應的生產方式、消費模式和鼓勵低碳發展的國際國內政策、法律體系和市場機制，最終實現由“高碳”時代到“低碳”時代的跨越，真正實現我國經濟社會、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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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范建華.低碳經濟的理論內涵及體系構建研究[J].當代經濟，2010（3）

3.李偉娜.發展低碳經濟的“路徑依賴”性分析[J].現代管理科學，2010（2）

4.李向陽.中國發展低碳經濟的五大挑戰[J].吉林工商學院學報，2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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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碳稅；經濟低碳化；政策選擇

中圖分類號：F81

文獻標識碼：A

原標題：我國的碳稅途徑研究和經濟低碳化下的碳稅政策選擇——基于國際碳稅征收經驗

收錄日期：2013年1月31日

一、引言

隨著可持續發展觀的提出，國際上普遍開始注意環境對經濟的反作用力并著力采取環境政策來改善環境狀況。環境經濟學家認為，既然市場機制是分配社會資源的最有效途徑，那么只有將環境政策與市場機制相結合，把污染環境的成本加以經濟的約束，那么才能形成有效的環境資源配置，促進節能減排。基于這種經濟思想，環境稅作為一種經濟手段，被國際普遍接納并用于各種環境污染下的環境保護。

環境稅的概念最早出現于1920年英國經濟學家庇古的《福利經濟學》一書中，強調存在環境負外部效應下政府采取的征稅環保措施。目前，學術界對環境稅并沒有一個統一、明確的概念，但從其根本目的廣義地來看，只要具有環境保護、消除不利環境因素的稅收或補貼政策，都屬于環境稅范疇。隨著不同時期的環境問題和保護治理目的的不同，環境稅的主要表現形式也呈現不同。從20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以全球氣候變暖為特征的“溫室效應”成為新一輪的環境挑戰，因而針對二氧化碳排放所征收的碳稅成為新時期最主要的環境稅之一。

二、國際上的碳稅征收經驗

從1990年開始，以丹麥、芬蘭、荷蘭、瑞典和挪威等為代表的一些北歐國家陸續開征碳稅，并在此領域取得一定經驗，從而為其他國家考慮征收碳稅提供了操作上的借鑒。

（一）丹麥。早在20世紀七十年代，丹麥就開始了針對家庭和非增值稅納稅企業的能源消費稅征收。為了將2000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保持在1990年的水平，刺激能源節約和替代消費，丹麥于1992年將其碳稅的征收范圍擴大到除了石油、天然氣等以外的所有二氧化碳排放中去。后又經過對碳稅收入的合理利用，不僅逐步提高了碳稅稅率，還促使更多的家庭和企業加入到自愿減排的計劃中來。

（二）芬蘭。1990年芬蘭為了在九十年代末實現碳排放0增長而正式引入二氧化碳稅收，并以含碳量為稅基對礦物燃料征稅。在之后的實踐中，芬蘭逐步調整稅率和征稅范圍，根據二氧化碳排放不同對不同燃料分項分稅率征收，實現了一定碳稅減排的目標。

（三）荷蘭。荷蘭在20世紀八十年代末開始實施環境稅，但真正開征碳稅始于1992年。其二氧化碳稅的征收范圍包括任何使用能源的行業，包括家庭和小型能源的消費者，但一些大型天然氣消費者在征收碳稅的基礎上可豁免一定能源稅。通過稅收調整和自愿減排協議，芬蘭在能源替代使用上取得一定成效。

（四）瑞典。瑞典的二氧化碳稅是作為能源稅的部分補充和替代于1991年引入的。為了維持其二氧化碳排放水平，瑞典決定對私人家庭和各產業消費的含碳燃料征收一定碳稅，但出于企業競爭和技術革新的考慮，對部分工業企業實行部分的稅收減免或全部豁免。鑒于國際經濟競爭的壓力，隨后瑞典又適當地對工業碳稅稅率實行一定下調，對私人家庭稅率實行上調，對工業部門減免力度也進一步加大。

（五）挪威。挪威維持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計劃也是始于1991年，但最初的征收范圍僅限于汽油、天然氣和礦物油，直到1992年才又擴展到煤炭類燃料。挪威的碳稅征收更為細致，不僅在含碳燃料類別上有較多種征收稅率，在不同行業或同一行業的不同企業也都有不同的征收標準。

除了上述國家，德國、意大利、法國和英國等也在國內能源消費的基礎上相繼開征碳稅，不僅在二氧化碳減排上取得一定成效，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和促進了企業環保技術革新和新能源替代使用。Nakata和Lamont（2001）基于偏均衡模型對存在碳稅情況下的日本能源體系進行研究，結果表明碳稅除了有降低碳排放作用外還使得日本能源利用結構由煤炭向天然氣轉移。Wissema和Dellinke（2007）也對碳稅在愛爾蘭二氧化碳減排中起到的作用進行了實證研究，經CGE模型量化的指標數據表明，與同一價格的單一能源稅相比，碳稅導致碳排放更大程度地降低。此外，美國和部分歐盟國家甚至考慮是否要對來自沒有強制減排國家的進口品實施碳關稅壓力。在這種情形下，國際二氧化碳減排趨勢下的碳稅改革顯得更為重要和迫切。

三、我國的碳稅途徑研究

我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位居世界首位，在2009年哥本哈根會議上的國際承諾使我國在二氧化碳減排上面臨著更大的挑戰和壓力，因此碳稅改革也是我國環境政策實施的重點研究方向。事實上，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就關注到嚴重的環境污染問題并在治理環境污染（尤其是二氧化碳減排）方面堅持不懈地努力著。實踐中，除了采取社會公益宣傳和自主激勵措施外，我國還從行政命令的角度制定了有關碳排放約束措施。2009年正式出臺的燃油稅既是我國積極致力于二氧化碳減排的一方表現，也是我國碳稅改革過程中的一個過渡。

基于國際經驗，學術界對我國碳稅改革也有較多的研究和探索。賀菊煌等（2002）對碳稅對我國經濟的影響進行了探究，通過CGE模型對我國1997年投入產出表分析，他們認為碳稅的征收將對我國GDP沒有較大影響，只是會造成煤炭等燃料價格上漲，能耗下降，進而促使產業結構有所調整，勞動力也由高能耗工業向低能耗工業及第三產業轉移。林柏強和何曉萍（2008）估計了我國油氣資源的耗減成本，并據此分析對油氣開采業征收資源稅產生的經濟效應。研究表明，20%以下的資源稅征收在宏觀層面上對我國經濟影響不大。王金南等（2009）也研究了碳稅的二氧化碳減排效果，研究得出低稅率的碳稅方案不僅能大大減緩二氧化碳碳排放增長，而且很小程度上影響我國經濟的結論。姚昕和劉希穎（2010）探究了我國最優碳稅征收路徑，結果表明，碳稅征收在節能減排、產業結構優化調整和可再生能源開發使用等方面有不可忽視的推動作用，是我國發展低碳經濟的有效手段之一。

根據上述研究可知，碳稅的開征雖對我國經濟有一定影響，但影響并不大，且碳稅的環境效應卻是可觀的。所以，未來我國碳稅改革具有較大的可操作性。但是，國際經驗和我國實證研究均表明，碳稅的實施必須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從征收對象到稅基稅率都必須符合國家經濟實際發展情況和社會經濟特征，由窄到寬，由低到高，逐漸推進，而操之過急或準備不足只會適得其反。由于一國的碳稅體系不僅會直接影響產業、能源政策的調整，還會影響一國消費、財稅和金融體系，所以選擇正確的碳稅途徑顯得尤為重要。

四、我國經濟低碳化的碳稅政策選擇

碳稅是實現二氧化碳減排和發展低碳經濟的有效手段，因此確立我國合理碳稅途徑，實現經濟低碳化，政策實施是首要考慮的問題。在國內外研究的基礎上，可確定碳稅的開征主要涉及家庭、產業、能源、國家財稅和經濟等幾個方面因素，從這幾個主體出發，可總結出我國開征碳稅、實現低碳經濟的宏觀政策選擇。

（一）家庭碳稅政策。家庭的二氧化碳排放是碳稅征收范圍之一，因此合理實施家庭稅收政策是碳稅發揮作用的一個重要方面。家庭燃氣等消費雖是維持家庭正常生活的必要消費，但征收一定合理碳稅不僅能夠引導家庭節能減排，也能起到引導家庭低碳消費的理念。因此，制定家庭碳稅政策主要以引導為目的，從而在社會范圍內倡導低碳消費風尚，進而引導企業的低碳化生產。

（二）產業碳稅政策。工業產業是我國碳稅征收的重點對象。目前，我國的工業多以高消耗、高污染為主，因此針對我國工業產業制定合理碳稅是實現我國碳減排目標的最直接手段。產業碳稅政策應以征收為主、獎勵為輔，不同產業區別對待，實現“誰排碳，誰交稅，多排碳，多交稅”的政策體系；同時，針對重點產業實施稅收減免用于低碳排能源替代使用研究。除此之外，通過碳稅的征收可提高高碳排產業的進入門檻，優化產業結構，增強二氧化碳減排的市場調控機制。

（三）能源碳稅政策。針對能源的碳稅政策是以能源消費品種確定碳稅稅基和稅率的政策，對高碳排的能源消費實行高稅率，低碳排的能源消費實行低稅率。這樣不僅能夠從能源替代使用的角度減少二氧化碳排放，使我國經濟的碳因素減少，而且能積極促進我國可再生能源的開發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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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低碳經濟；節能環保；財政政策

所謂低碳經濟，是以提升能源利用效率、推動低碳技術創新、優化能源結構為前提，旨在轉變人們的生產生活方式，降低人們對不可再生資源的依賴程度，減少能源的浪費，降低碳的排放量，從而減少環境污染，實現經濟的健康可持續發展。財政政策則是指政府為了帶動低碳經濟的發展而使用的一些政策激勵手段，它不僅保障低碳經濟的持續發展，同時對低碳經濟也起著調節以及引導的作用。最近幾年以來，政府出臺了很多財政方面的政策來促進低碳經濟的發展，并且取得了很多積極效果。但是從目前的實際狀況來看，現有的財政政策仍然存在著一些缺陷，必須對促進低碳經濟的財政政策進行進一步的研究和完善。

一、我國促進低碳經濟發展的主要財政政策

最近幾年來，我國出臺了很多關于促進低碳經濟發展的財政政策，其主要內容體現在以下兩點。

（一）節能環保產業的財政支持政策

政府為了促進低碳經濟的發展，制定了一系列支持節能環保產業發展的財政政策。一是加大對節能技術改造中財政獎勵資金的投入，獎勵資金的額度是按照項目工程中節能技術改造以后，在實踐中取得的節能量以及根據有關規定的標準確定的，這種財政政策有利于增加節能技術改造的動力，帶動低碳經濟發展。二是鼓勵節能產品的研發以及惠民，比如說一些高效的節能照明產品的研發與使用，不僅減少了居民用電額度，也降低了能源的浪費。三是加大對再生節能材料利用時的補助，比如說，國家增強對于再生節能建筑材料在再生產過程中的補助，對這部分企業貸款貼息，或實行相應的獎勵政策。

（二）可再生能源的財政支持政策

該政策主要是針對太陽能、風能、地熱能、生物能等可再生能源的開發利用而言的，旨在通過財政政策的引導，進一步優化我國的能源結構，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量。如對“金太陽”工程實行財政上的補貼；國家對“太陽能屋頂計劃”的財政支持；對風力發電工程設置專項的財政資金；對秸稈循環利用實行的財政補助；對節能汽車或者新能源汽車在推廣使用環節的財政補助政策等。

二、促進低碳經濟發展的財政政策體系存在的問題

為促進低碳經濟發展制定的一系列財政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經濟產業結構的轉變以及調整，帶動了我國能源的利用率，推動了我國能源結構的優化。但是，從發展低碳經濟這一總體目標而言，目前的財政政策仍然存在著很多的問題。

首先，財政支持的投入力度不高，針對性不強，國家要想大力發展低碳經濟，要面對的首要問題便是經濟結構調整和科技創新等方面的問題，但是由于國家對于節能環保技術以及新能源研發與利用技術方面的財政資金支持力度仍然較低，缺乏穩定性和長期性，所以財政政策對低碳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還沒有得到充分的體現。因此，國家還需要結合低碳經濟發展的現實需要，進一步加大財政投入與支持的力度，以便使低碳經濟處于一個長期穩定的發展環境之中。

其次，現在的財政政策很多缺乏市場機制的有效引導，我國目前沒有形成以市場機制為主導的財政政策體系，有關資金與擔保方面的市場引導機制不夠健全，這就容易造成財政政策的制定脫離低碳經濟發展的市場需求，造成財政資金利用率偏低、針對性不強等方面的問題。此外，我國目前也沒有形成比較完善的市場節能服務體系，這都不利于財政政策發揮應有的作用。

再次，在財政資金的管理上還存在一定的漏洞，國家為了促進低碳經濟的發展，投入了大量的財政專項資金，但是因為資金管理的組織機構不健全，資金管理制度的建設相對滯后，所以在財政專項資金的管理以及行政審批等環節存在很多的漏洞，導致資金利用效率低，甚至存在專項資金挪用的現象，導致很多節能工程無法正常的運轉。

三、促進我國低碳經濟發展的財政政策建議

（一）規范財政資金的投入與管理

為了進一步促進低碳經濟的發展，需要進一步健全財政資金的投入與管理。一方面，政府要加大對財政資金的投入力度，這是促進低碳經濟發展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方式。在對低碳經濟的財政投入中，應該重視有關節能減排、開發清潔高效能源、改造低碳技術等方面的資金投入，進而為低碳經濟的發展提供穩定的資金投入，從而為低碳經濟的穩定發展提供長期的資金保障。另一方面，政府要加強有關低碳經濟專項資金的管理，保證資金合理的使用，提高財政資金的利用效率，從而促進低碳經濟持續發展。

此外，政府還要明確財政資金支持的重點領域，不斷調整我國的產業結構，從而推動節能減排工作的進行。如加強科技創新方面的扶持力度，多開發一些低碳技術，優化能源利用結構，支持一些低耗能以及清潔能源企業的發展；要重視一些污水管理、新能源開發、環保等方面的工程建設，推動原有的大型企業以及建筑節能方面的技術改造等。

（二）完善財政補貼細則，引導企業發展低碳經濟

利用國家財政補貼機制，引導企業大力發展低碳經濟，是促進我國低碳經濟發展的有效方式。所以，各地必須針對當地的實際，進一步完善財政補貼的具體細則。

一是要利用財政方面的補貼，給予企業有關環境治理費用以及稀缺資源保護費用方面的補貼，從而引導企業加強對環境的保護以及對資源的節約；二是對于一些開發使用清潔能源、對廢物實行回收再利用的企業，進行貸款貼息；三是對自覺進行污水、排放氣體治理的企業，在其貸款利率、還貸條件等方面給予政策上的優惠；四是對使用的清潔能源要進行價格上的補貼；五是對企業能源、節能減排等技術方面的改造給予補貼。除此之外，利用國家財政補貼，引導地方政府在公交、私人汽車、出租車等汽車領域積極推廣清潔能源以及節能汽車，也能起到有效的促進作用。

（三）健全與之相關的財稅制度

針對目前我國環境保護以及節能減排的實際狀況，應該加大對現行稅收制度的調整以及完善，形成對財政政策的有效補充。對此，要積極研究制定有關環境方面的稅收政策，實行環境稅與碳稅等新型的稅種，保證環境資源有償使用，達到節能減排、保護環境的目的。

第一，要對那些使用之后會造成環境污染的產品征收消費稅，并且提高這些產品的稅收征收標準，以資源的稀缺程度來制定產品的單位稅額。對那些不可再生資源并且稀缺性較大的產品要提高征稅比例，以此來提高對于這些能源的利用效率，避免資源的浪費。第二，要開征碳稅，碳稅的征收不僅有利于資源的節約使用，提高利用效率，也能夠減少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的排放，以免加劇溫室效應。

（四）制定能源價格財政補償機制

為了實現能源的高效利用，我國應該把能源直接引入市場機制，并且根據市場中的價格規律以及市場的供需狀況，對能源的價格進行有機的調節，最終讓環境的成本能夠在市場的價格中反映出來，建立起一個系統的完整的能源價格體系。伴隨著能源價格體系的建立，政府部門要進一步建立起科學的有關能源成本的核算體系，使煤炭、電力、石油、天然氣等能源的定價機制更加完善，讓其可以及時準確地反映出國際市場中的價格變化情況，以及在國內市場中能源的供求平衡狀況。在此基礎之上，國家要進一步完善能源價格的財政補償機制，即通過財政政策上的優化，鼓勵開發與優先使用清潔能源、可再生能源，當清潔能源、可再生能源價格過高時，要實施財政補償，減少劣質煤、劣質油等污染物排放量大的能源，以促進我國能源結構的不斷優化，更好地服務于低碳經濟的長遠發展。

四、結語

總而言之，促進我國低碳經濟的穩定可持續發展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雖然說，現在有關低碳經濟發展的財政政策仍然存在著一些問題，在實施過程中也面臨著很多困難。但是，只要我們努力做好相關的工作，不斷健全促進低碳經濟發展的財政政策，完善環境與能源方面的相關機制，就一定可以實現低碳經濟的健康、穩定、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1]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應對氣候變化課題組.當前發展低碳經濟的重點和政策建議[J].中國發展觀察，2009（08）.

[2]杜飛輪.對我國發展低碳經濟的思考[J].中國經貿導刊，20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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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生態環境惡化、氣候變暖等直接威脅著人類社會的生存和發展，通過可持續發展增進社會福利成為當代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目標，低碳經濟的提出體現了可持續發展的全球共識。作為可持續發展思想的理論基礎之一，外部性理論再次引起廣泛的關注。伴隨外部性理論發展，政府財政政策選擇也處在不斷發展和變化當中，為解決低碳經濟發展中的外部性問題，采取什么樣的財政政策值得思考。

關鍵詞：外部性 低碳經濟 財政政策

基于外部性理論發展的財政政策選擇

（一）遵循馬歇爾的外部理論研究發展及其財政政策選擇

1.馬歇爾外部經濟理論的發展。外部經濟是馬歇爾在《經濟學原理》（1890年）中提出的。他認為，經濟中出現的生產規模擴大可分為兩種類型：一類是生產的擴大依賴于產業的普遍發展，即存在“外部經濟”；一類是生產的擴大來源于單個企業自身資源組織和管理的效率，即“內部經濟”。在馬歇爾的理論中，外部經濟是指由于企業外部的包括市場區位、市場容量、地區分布、相關企業的發展水平、運輸通訊條件等因素所導致的生產費用的減少和收益遞增。以馬歇爾的外部經濟研究思路為基礎，楊格從“規模經濟”思路進行研究，提出“產業分工―市場規模擴大―產業分工深化―報酬遞增”；芝加哥大學保羅•羅默在其《收益遞增與長期增長》（1986年）一文中，首次系統地建立了一個具有知識外溢效應的競爭性動態均衡模型；羅伯特•盧卡斯在其《論經濟發展的機制》（1988年）一文中，明確地把人力資本的外部性效應當作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總之，遵循馬歇爾的外部經濟理論研究發展，主要著眼于生產的外部性及其對生產的影響，并且這種外部性是政府主觀可掌控的、企業愿接受的外部經濟環境，具有收益遞增效應。

2.以馬歇爾等外部經濟理論為依據的財政政策選擇。以馬歇爾外部經濟理論為研究思路的外部性理論發展，強調了如何將外部經濟內在化或者說是外部效益的內部化問題。以馬歇爾和楊格的外部經濟理論為依托，政府財政政策主要著眼于生產性公共資本的提供。以羅默和盧卡斯為代表的學者認為，勞動投入中包含教育、培訓而形成的人力資本，物質資本積累過程中包含著研發活動形成的技術進步，從而將人力資本和技術進步等促進經濟增長的外在因素內在化，創立了內生增長理論。以內生增長理論為依托，政府財政政策的主要著眼點在于更加關注教育和科技研發投資及相應的財政補貼和稅收優惠等措施，旨在將外部經濟因素內生化。

（二）遵循庇古的外部性理論研究發展及其財政政策選擇

以1920年庇古的《福利經濟學》出版，標志著外部性理論的新發展。庇古將“外部性”分為外部經濟和外部不經濟兩種情況。當私人邊際收益小于社會邊際收益時，該活動給社會帶來了有利影響，具有“社會凈邊際收益”，即存在外部經濟；當私人邊際成本小于社會邊際成本時，該活動給社會帶來了不利影響，具有“社會凈邊際成本”，即存在外部不經濟。針對外部性問題，庇古提出了修正性稅收的解決方案即“庇古稅”。當存在外部不經濟時， 負的外部性導致價格偏低，轉嫁了外部費用，從而給社會帶來了損失，因此，征收稅額為邊際外部成本即邊際私人成本與邊際社會成本的差額（庇古稅）；當存在外部經濟效應時，給予額度為邊際外部收益的獎勵和津貼，這種政策被后來稱為“負庇古稅”。遵循庇古的研究思想， 20世紀70年代以來，許多經濟學家對環境外部性問題進行了廣泛的關注和研究。

（三）與產權有關的外部性理論發展及其財政政策選擇

與產權有關的外部性理論發展，更加關注現實生活中的“外部不經濟”，將污染等問題與“外部不經濟”聯系起來。1924年奈特對庇古的外部性問題的解決意見進行了反駁，他認為產生“外部不經濟”的原因是對稀缺資源缺乏產權界定，若將稀缺資源劃定為私人所有，“外部不經濟”將得以克服。1943年，埃利斯和費爾納提出了與奈特近似的看法，也認為“外部不經濟”與產權有關，1960年羅納德•科斯提出了產權界定和產權的安排在經濟交易中的重要性。科斯認為外部效應往往不是一方侵害另一方的單向問題，而具有相互性，并以“交易成本”取代“外部性”。在交易費用為零的情況下，庇古稅根本沒有必要。通過交易成本的選擇和私人談判，產權的適當界定和實施來實現外部性內部化。在交易費用不為零的情況下，解決外部效應的內部化問題要通過各種政策手段的成本―收益的權衡比較才能確定，庇古稅只是制度安排選擇之一。總之，與產權有關的外部性理論認為市場就可以解決外部性問題，政府干預并不是一定必要和可行的。

低碳經濟發展的外部性問題

（一）公共外部性

發展低碳經濟是一個全球性問題，保護生態環境、防止氣候惡化是低碳經濟發展的核心問題。根據英國經濟學家鮑莫爾等對公共外部性的討論，低碳經濟領域的外部性首先體現為公共外部性，即地球生態環境及氣候是全球性的公共物品，涉及的不僅僅是生產者和消費者的利益問題，還關系到國家之間的利益問題，包括國際貿易中的外部性、公共資源的外部性和國際直接投資中的外部性（林成，2007），其中，既有市場本身的外部性也有政府制度的外部性。如國際投資中，發達國家因為實施高環境標準和高環境稅，這必定增加相關企業的生產成本，從而可能將現有的高能耗、高污染型產業逐出國境，轉移到環境標準和環境稅收較低的發展中國家，由此產生了國際外部性。

（二）代際外部性

低碳經濟發展不是著眼于當代經濟的發展，而是考慮子孫后代的經濟發展。資源的耗竭及氣候的惡化留給后代的只能是災難，低碳經濟發展是可持續發展理念下的經濟發展，因此，低碳經濟領域的外部性還體現為代際的外部性，發展低碳經濟需要克服代際外部性。

（三）生產和消費的外部性

低碳經濟發展不僅要面對生產的外部性，還要面對消費的外部性，20世紀70年代以后，關于外部性理論的研究范圍擴展至消費領域。隨著人類社會由農耕社會到工業社會的轉變，消費的外部性越來越明顯，主要表現為人口的增長及伴隨工業文明的人類消費的高能耗、高污染和高排放，如汽車消費的外部性。同時，基于生產和消費或供給與需求的平衡，低碳經濟發展必然要求從生產和消費兩方面解決外部不經濟的問題，從而將人與自然的低碳協調與經濟均衡發展有機結合起來。

低碳經濟發展的財政政策選擇

（一）增加低碳預算支出

一是鼓勵低碳技術創新，實現資源利用的減量化、再循環與再利用。增加對節能減排、清潔能源開發、資源高效利用等方面的低碳技術研發支出，形成穩定的財政資金投入，為低碳經濟的發展提供最根本的保障。

二是發展循環經濟，建立生態工業園區。循環經濟是為實現經濟效益與環境效益的統一而人工再造的生態循環圈，通過內在和外在的規模化經濟，營造低碳經濟的外部經濟環境。實踐證明，建立生態工業園區是發展循環經濟的最有效途徑，通過政府財政專項投入，并給予相應的稅收優惠政策建立生態工業園區，以大型企業為中心構建循環經濟產業鏈條和企業集群或在一些煤炭、鋼鐵、水泥、造紙等大型企業集團內部首先構建循環經濟鏈群，以重化工和資源型產業先行，大企業帶動中小型企業，構造一個封閉式的外部效應內在化的低碳經濟發展環境。

三是增加環保產業投資，修復自然生態環境。對于環境保護來說，資源開采及其土地占用對地表的破壞是永久性的，不存在“有效率的污染問題”，有效的環境補償原則上應是恢復綠色，因此根本上需要環保產業發展的跟進。與一般生產投資相比，環保產業同樣創造國民生產總值，同時還增加了環境效益，產生了正的環境外部性。

（二）庇古稅作用的合理發揮

一是開征碳稅等環境稅收（見表1），從生產消費等不同環節完善消費稅、資源稅、碳稅等環境稅收體系，將環境成本內生化。以碳稅為例，碳稅是環境稅的一種，是以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為目的，對化石燃料（如煤炭、天然氣、汽油和柴油等）按照其碳含量或碳排放量征收的一種稅，到目前為止已有1 0多個國家引入碳稅。與一般的環境稅相比，對于二氧化碳減排效果要更明顯。碳稅的二氧化碳減排征收目的更為明確；碳稅以化石燃料的含碳量或碳排放量為計稅依據進行征收，直接面向低碳。

二是完善稅制結構，綜合協調稅收負擔。征收“庇古稅”，可以適當體現環境成本。但“庇古稅”實現宏觀調控作用的前提是：完備的市場、足夠大的價格彈性、外部性的精確描述和量化計算，這對于發展低碳經濟來說是不具備的。當資源產品價格表現出較大的“粘性”時，就不能嚴格地隨著產量的變化而變化。因此，在開征環境稅等稅收的同時，應注重稅收協調。

三是從生產和消費兩方面增加新能源產業發展的財政補貼和稅收優惠。通過財政補貼性支出可以影響企業和個人的預期收益與成本，引導和調節低碳的生產和消費行為。通過減免稅、費用扣除、加速折舊、投資抵免和提取投資風險基金等方式，對從事新能源企業、發展循環經濟的企業、從事環保綠化的企業，實施以增值稅、企業所得稅為主的稅收優惠政策，減輕企業低碳發展的成本費用，促進企業低碳技術研發與應用。

（三）完善低碳財政轉移支付

所謂的財政轉移支付是指政府間的財政關系，包括上級政府對下級政府及同級政府間的財政資金的單方面轉移。在一國范圍內，基于各地不同的自然環境、資源分布及經濟發展狀況，需要中央政府向欠發達的地方政府以及發達地區向欠發達地區進行資金的轉移支持本在情理之中。但低碳經濟發展過程中，由于氣候變化的全球性，加上發達國家的先發優勢及由此形成高排放問題需要對全球氣候變化承擔應有的責任，因此還特別需要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進行低碳發展的資金和技術支持，體現為國家間的轉移支付。

（四）積極參與低碳經濟發展的全球博弈

全球碳博弈是各國排放權和發展權之爭。一方面是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民生問題，另一方面是發達國家占據低碳經濟發展的先發優勢及想借此主導世界經濟的問題。而全球碳博弈是以 “納什均衡” 實現各國的“非零和博弈”。在低碳博弈過程中，博弈雙方都會選擇對自己相對有利的策略，并站在一個相同的層面上去思考和闡述問題，最終博弈雙方形成均衡的“利己策略”組合。因此，低碳制度和政策選擇是各國應對全球碳博弈的必要前提。如開征碳稅，對外可以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一種博弈策略，通過征收碳稅為應對低碳經濟發展的國際趨勢和復雜局面，依據WTO禁止雙重征稅原則阻斷美國等發達國家的“貿易保護主義”意圖；對內通過碳稅機制調整國內的碳排放行為，促進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和向低碳經濟轉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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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低碳城市;低碳生產;財政政策;稅收政策;動態博弈

中圖分類號：F812.4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5）24-0076-02

引言

從20世紀下半葉以來，全球范圍內的城市化進程加快，城市推進和發展中的問題越來越明顯，也有更多的人將目光從城市的量化發展轉移到城市的生態發展上來。從當今世界城市的發展情況來看，低碳城市無疑是其趨勢。我國先后提出了城市可持續發展、科學發展和生態發展的理念，并且發改委從2010年起開展了兩批低碳城市試點工作，但構建低碳城市仍然處于起步和摸索階段。

一、低碳城市構建中的政企關系

（一）缺少共同知識

低碳城市屬于公共品，其構建具有外部性，它帶來的社會收益大于個人收益，對企業來說在利潤最大化下的產量大于低碳生產的最優產量。如何使企業的低碳生產成本等于社會所承擔的成本，這是在構建低碳城市時政府需要重點關注的一個問題。

同時，個人成本函數的簡單加總并不能生成社會成本函數，只有在所有個人之間形成共同知識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形成使個人成本與社會成本相等的局面。政企之間是否有共同知識的存在，是否有明晰的權利界定，這是企業能否在構建低碳城市中使自己的目標函數與政府的目標函數不相沖突的關鍵點。而在低碳生產中，由于企業的資產和技術具有專用性，低碳生產技術尚處于創新階段，其投入和產出的污染排放水平尚無統一標準可查，政府難以判斷企業在生產中的低碳技術投入力度和對政策的執行程度，只能通過企業提供的信號來判斷其低碳生產的意愿和能力，從而制定更加接近企業真實情況的財稅政策。當這種不確定生產的水平和它所包含的資產專用性程度很高時，政府和企業關于低碳生產達成的不完備契約就不可能靠自我履行來執行。

（二）委托―關系

在低碳城市構建的現實經濟中，政府向企業實施財稅政策是一種委托―關系。因為低碳城市作為一種公共品，其有效供給主要靠政府來滿足，而由于資產和技術的專用性，政府需要委托企業來代為提供。在這種關系中，企業充當的是者，政府則是委托者。同時在這種缺少共同知識的委托―關系下，由于雙方的目標函數并非一致，企業有很強的欺騙政府的動機。

二、動態博弈模型的構建

（一）分析前提

低碳城市構建中，由于監督成本巨大，作為委托人的政府無法完全清楚各個企業低碳生產的真實意愿和能力，只能通過相關的政策（如財稅政策）來影響企業的低碳生產的成本和收益，并且借助企業的反應和反饋來辨別其類型。與此同時，由于低碳生產的個人成本高于社會成本，導致在財稅政策影響下當企業權衡了自己新的成本收益以后，才能決定在多大程度上履行已經和政府達成的不完備契約。所以，政府需要分析意愿和能力不同的企業對財稅政策的反應，從而提前制定接近企業真實情況的政策內容。

（二）模型假設

1.缺少共同知識。在低碳生產中，由于企業的資產和技術具有專用性，且低碳生產技術尚處于創新階段，其投入和產出的污染排放水平尚無統一標準可查，政府難以判斷企業在生產中的低碳技術投入力度和對政策的執行程度，只能根據企業對其提供的財稅方案的選擇來間接識別其在低碳生產上的意愿和能力的類型。

2.博弈雙方。政府在這個動態博弈模型中是先行者。政府首先跟企業簽訂合約，約定企業的排污量，同時向企業提供二選一的激勵方案，即選擇定額的財政補貼還是減免的稅額比例。之后，企業選擇一種激勵方案。由于政府無法準確了解企業的執行合約時的努力程度，只可以觀察到企業的實際排污量。所以盡管企業選擇了一種方案，但是企業在努力和欺騙（也可稱之為懶惰）下的成本不同，企業還面臨著是努力按照合約低碳生產還是利用自己的信息優勢欺騙政府。另外，企業努力時，最后的實際排污量等于合約約定的排污量，而欺騙時，則實際排污量大于約定排污量，后者情況下，政府會對企業進行罰款。

（1）政府。作為低碳城市構建的主導者，政府同企業簽訂合約的最終目的是約束企業的排污量，亦即使企業的實際排污量最小化。①財政政策。企業按原來技術生產的正常排污量為Q0，在低碳技術下生產的約定排污量為Q1，最后的實際排污量為Q2，且Q2≥Q1。政府根據企業是否減少排污量來決定是否對企業補貼，當Q2=Q1時，政府給企業定額補貼FQ1;當Q2>Q1時，政府不予企業補貼。②稅收政策。不管企業選擇財政政策還是稅收政策，政府都會對企業的實際排污量征收排污稅。不同的是，由于在財政政策下政府已經對企業的減少排污給予了優惠，所以不再在排污稅上降低稅率。由此，設財政政策下的稅率為t1，稅收政策下的稅率為t2，則t1>t2。

（2）企業。企業是以經濟利潤最大化為一切活動的出發點，在低碳生產的動態博弈中追求收益最小化。企業低碳生產的全部成本簡化為低碳技術的投入成本和不同政策下的引致成本。低碳技術的投入成本簡稱為低碳技術成本，且投入越多，成本越高。在不投入時，低碳技術成本為0。所以，低碳技術成本可記作C（a）=1/2ba2，a表示低碳技術投入程度，b表示低碳技術投入的成本系數（b>0）。①努力行為下的企業成本。當企業選擇努力執行和政府簽訂的低碳生產合約時，企業在低碳技術上的投入程度會比較大，記為a1，則此種情況下的低碳技術成本為C（a1）。同時，由于努力履約下Q2=Q1，企業全部的低碳生產成本為財政政策下的C1（a1）=C（a1）-FQ1+t1Q1或者稅收政策下的C2（a1）= C（a1）+t2Q1。②欺騙行為下的企業成本。相反，如果企業選擇欺騙政府，不努力執行和政府簽訂的低碳生產合約，企業在低碳技術上的投入程度將會比較小，記為a2，則此種情況下的低碳技術成本為C（a2）。由實際情況明顯可知，a1>a2，C（a1）>C（a2），且Q2>Q1。由此，企業全部的低碳生產成本為財政政策下的C1（a2）=C（a2）+t1Q2或者稅收政策下的C2（a2）= C（a2）+t2Q2。

（三）博弈的樹形圖

根據以上博弈雙方的介紹，可以畫出此動態博弈的樹形結構圖（見下圖）。

動態博弈模型樹形圖

三、模型分析與結論

（一）企業沒有均衡解

用逆向歸納法來分析模型，從企業在不同激勵政策下的低碳生產成本入手。由于信息不對稱，政府不知道企業的低碳技術投入程度a，所以企業將選擇最優的行為a來使自己的成本最小，因此對Ci（ai）的大小進行比較。在財政政策下，t1Q1-FQ1<t1Q2，C（a1）>C（a2），所以無法判斷出企業選擇努力還是欺騙。在稅收政策下，t2Q1<t2Q2，也無法判斷企業會選擇哪種合約執行狀態。

（二）企業的類型信號

在企業不存在均衡解時，企業對兩種激勵政策的選擇以及實際排污量是一種信號，通過這種信號，政府可以逆向判斷出企業低碳生產的意愿和能力，即企業的選擇結果是企業的類型信號。雖然政府無法提前分析出企業將來的行為選擇，但是面對企業已有的行為可以反相判別出企業的類型。所以，當政府無法監督企業生產過程時，可以通過控制結果來間接作用于企業低碳生產的某些影響因素，從而影響其低碳執行力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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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關鍵詞：滴滴出行 虛擬價值鏈 競爭策略

一、滴滴出行的發展現狀

2012年9月9日，智能打車軟件滴滴出行在北京上線。2014年5月20日，公司名稱更改為“滴滴打車”。2015年2月，滴滴打車與快的打車宣布兩家打車軟件進行戰略合并。同年9月9日，“滴滴打車”更名為“滴滴出行”，啟用全新LOGO，推出新版APP“滴滴出行”。

雖然滴滴出行剛上線時發展舉步維艱，但是隨著創業人的堅持不懈與時代潮流的發展，從2012年12月到2015年10月，滴滴出行先后獲得300萬美金、1500萬美金、1億美金、7億美金以及30億美金等5次融資資金。2013年10月，滴滴打車市場占有率為59.4%，遠遠超越其他打車軟件。2014年1月，使用滴滴出行軟件的用戶從2200萬增加到1億，日均訂單量更是從35萬激增到521.83萬，從數量上實現了規模性突破，取得絕對的領先優勢。三年多的時間，滴滴出行發展經歷了四個階段：探索積累期、加速增長期、爆發式增長期、業務多元化發展期。滴滴現已擁有傳統出租車、專車、快車、順風車、代駕及巴士六條成熟產品線，并新推出試駕和滴滴企業版業務。滴滴官方表示，2016年3月份，滴滴的日訂單量已經突破1000萬次。2015年，滴滴出行的注冊用戶數已突破2.5億，全年訂單總量達到14.3億，這個數字幾乎相當于美國2015年全部出租車的訂單量（約8億）的兩倍。

二、 滴滴出行的價值鏈分析

（一）傳統出租車運營價值鏈

價值鏈是美國學者邁克爾 ? 波特（Michael E Porter）于1985年在《競爭優勢》一書中提出的概念。波特認為，公司的價值創造過程主要由基本活動和輔活動兩部分完成，這些活動在公司價值創造過程中是相互聯系的，由此構成公司價值創造的行為鏈條，這一鏈條就稱之為價值鏈。

價值鏈是在企業內部發展起來的，但是隨著價值鏈的創新，人們不斷地將價值鏈分析工具引入到企業運營的分析中來，就運營價值鏈分析而言，價值鏈能夠清楚地把行業市場運作的每一步都清晰地呈現出來，可以有效地評價每一個運營步驟的強處和不足之處。

傳統出租車是一種不定路線、不定車站、以計程或計時方式營業、為乘用者提供點對點服務的較高層次的公共交通工具。傳統出租車的運營體系構成了傳統出租車行業的運營價值鏈，這個價值鏈的主體主要包括傳統出租車公司、傳統出租車司機、消費者，這三個利益主體在運營各個環節之間相互關系緊密，下圖（圖1）為傳統出租車行業的運營價值鏈模型。

傳統出租車市場的運營是特許經營的模式，政府對出租車公司進行招標，出租車公司通過相互競價得到政府用規制的手段發放的出租車運營證。出租車公司以收取租金的形式把資源租給出租車司機使用，出租車司機通過為客戶提供出租車服務，賺取收入并向政府交稅。司機需要在出租車的行駛過程中留意路邊停留的人們，看到有需要坐車的人就在合適的路邊停下來（偶爾沒留意到也會疏漏），乘客需要向司機說明目的地（若目的地是司機不愿意去的地方，那乘客只能繼續等待下一輛車的到來），到達目的地后，乘客現金交付車費后離開。整個服務的過程都是通過線下的資源來進行，沒有數據及信息的提前交流。

（二） 滴滴出行的虛擬價值鏈

在電子商務時代，現代企業價值日漸傾向于建立在數據和信息基礎結構上，價值鏈模型在信息系統中擴展為虛擬價值鏈。虛擬價值鏈是哈佛商學院教授Jeffrey F Rayport和John J Svikola首次提出，他們認為企業的競爭環境分為兩個：一個是被稱為市場場所 （market place）的物質世界，另一個是被稱為市場空間 （market space） 的虛擬世界。虛擬價值鏈建立在傳統價值鏈的基礎上，通過強化每一作業環節的信息收集、加工和處理而形成的。

應用O2O電子商務模式的滴滴出行正是通過運用組織豐富的信息來創造其企業的價值，其虛擬價值鏈（圖2）詳細描述了用戶使用軟件的流程。滴滴出行整合線下的資源，利用移動互聯網的特點，通過線上產品提供打車服務，將線上與線下相融合。從用戶打開滴滴出行APP到坐上車，線上用戶輸入的信息使司機了解用戶的出發地和目的地，使用戶了解周圍的車源位置分布，并使得雙方能電話聯系交談；從用戶上車到下車，軟件平臺的地圖信息與第三方平臺支付使用戶對自己的路途位置一目了然并在線上簡捷支付。

（三）滴滴出行的競爭優勢與不足

通過傳統出租車運營價值鏈與滴滴出行虛擬價值鏈的對比分析，可以得知滴滴出行相對于傳統出租車行業具有充分的競爭優勢。具體表現為以下幾點：

1.滴滴出行車輛的市場流動快、運營效率高。相對于傳統出租車行業來說，滴滴出行的叫車模式打破了傳統打車市場的格局，改變了打車只能在路邊招手等待的概念，走出了傳統打車方式信息不對稱的困境。司機通過滴滴平臺實時了解周圍發出出行需求訂單的用戶，根據用戶填寫的目的地按意愿接單，在上一個服務完成后可以迅速前往與下一個用戶約定的出發地，降低了空駛率，也節約了司機乘客的溝通成本以及資源和時間。

2.具有不同出行需求的用戶可以在滴滴出行中得到滿足。傳統出租車只有一種業務服務，不能很好地滿足生活方式和消費理念發生轉變的人們對于服務的要求。而滴滴具有出租車、專車、快車、順風車、代駕、巴士以及試駕等多種業務服務，各種業務的獨具的功能滿足了不同出行需求和消費能力的乘客，優化了乘客的打車體驗。

3.線上支付使交易更加簡捷安全。使用微信或支付寶在線上支付，即可避免乘坐傳統出租車現金找零的麻煩，節省用戶的時間，又可避免司機收到假鈔，減少司機損失。

4.用戶忠誠度高。滴滴出行經常推出促銷優惠活動，在用戶乘坐完車之后進行評價或者出行過程分享，即可獲得下次乘車的現金優惠券，不但吸引了用戶的再次使用，而且提高了用戶的忠誠度。

5.國家政策支持手機軟件叫車服務。手機軟件召車服務效率與服務水平比較高，相對于傳統出租車更加綠色環保。叫車服務能夠為乘客提供高效便利的出行服務，擴大人們出行打車的需求，有利于拉動經濟的增長。

雖然滴滴出行具有強硬的核心競爭力，但由于這是一個新興的行業，在許多地方仍然不完善：

滴滴出行依賴于軟件設施而缺少硬件設施，一旦網絡癱瘓滴滴出行軟件將會出現死機，甚至癱瘓；軟件乘車后只有星級評價，而沒有系統進行反饋意見的收集，客戶服務系統有缺陷；乘客打車后不付款的現象時有發生，在線支付存在的問題仍有待解決；有些司機爭著搶單而不注意安全，這對乘客和司機的生命安全都帶來了莫大的隱患；社會存在各種各樣可以替代滴滴的交通工具，比如地鐵、火車、高鐵、飛機、輪船等等；滴滴只是一個軟件客戶端，如果汽車供應商（合作方）停止供應或合作，滴滴出行就將面臨極大的威脅等等。

三、滴滴出行的競爭發展策略探討

滴滴出行在短短幾年的時間內取得了十分優異的成績，在快速占領打車市場的同時也獲到了消費者的認同與好評，但是隨著滴滴出行促銷活動的全面叫停，想要保證企業穩健發展、保持市場份額，就需要采取其他一些必要的策略。通過滴滴出行的虛擬價值鏈以及滴滴的競爭優勢與不足分析，筆者提出了以下競爭發展策略供參考：

（一）建立一套完整的客戶服務體系

企業只有不斷提高客戶服務質量，才能留住并吸引更多的客戶。滴滴出行可以在平臺上建立一套完整的客戶服務體系，服務對象包括乘客和司機。在乘客方面，可以對司機建立較嚴厲的獎懲約束機制，客服可以通過與乘客進行線上交流得到乘客對司機服務的評價和滿意度，從而根據乘客的反饋對司機進行獎懲約束；在司機方面，可以對乘客建立信用約束機制，司機向客服反饋逃單的乘客，若乘客的逃單次數達到一定的上限，則把該乘客列入黑名單，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司機和企業的權益。

（二）推出與老年人市場相契合的新業務

老年人對滴滴出行軟件操作會感到比較復雜困難，而不利于他們的便捷出行，因此，滴滴打車有必要針對老年人設計一些簡單的功能，比如設立老年人專用區，進行人性化設計，設計一鍵打車、電話約車上門服務等功能；增加讓別人代付車費的功能，老年人可以使用這種功能讓他們的子女代其支付車費。增加這種特殊性的業務和功能不僅能在一定程度上解決老年人打車較難的問題，還能大大提高滴滴出行在軟件召車行業中的核心競爭力。

（三）拓寬推廣和營銷的方式渠道

朋友圈和微博分享這種簡單的廣告宣傳方式，雖然能在短期內獲得一定成效，但難以長久。滴滴可以與其他企業合作，利用一系列平臺或者大眾媒體對滴滴出行進行宣傳，增強推廣的力度和增加可使用的平臺，提高滴滴出行在人們之間的認知度，將滴滴的使用烙在人們的消費觀念中，以此爭取更大的市場份額。

（四）構建綜合型的交通出行生態體系

把互聯網接入交通行業是“互聯網+”時代下的一個發展趨勢，滴滴要做的是構建立體智能化的交通出行生態體系，除了出租車、專車、快車、順風車、代駕及巴士包車在內的一站式出行平臺之外，還可以涉及到其他的交通出行工具，比如高鐵、飛機等，業務方面也可觸及到與交通相關的行業，比如旅游業。若能成功用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構建一個交通出行的生態體系，那么滴滴出行的發展將會突破原有框架，前景將一片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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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5918（2015）06-0149-03

一、引言

第二課堂是相對于第一課堂而言的，又可以稱為“課外活動”，它是在教學計劃規定的必修課程之外由學生自愿參加的、有組織的各種有益活動，是對課程教學內容的補充和深化，是為了提高學生的綜合素質、豐富學生的課余生活而開展的一系列活動的總稱，它與第一課堂共同構成完整的教育體系，是第一課堂教學的合理延伸和適當補充，是高校人才培養模式的重要組成部分。

就業競爭力是指畢業生選擇和從事職業所需要的各種能力的總和，是畢業生具有在就業市場上滿足社會和用人單位需求，適合職位要求，戰勝競爭對手，把握并獲取就業機會、贏得欣賞的實際能力和比較優勢。大學生的就業競爭力不僅是高校內部支撐力、生存力和發展力的一種體現，其競爭力水平和內在各項要素的組合，也直接反映出高校人才培養的質量。高職商務英語專業教學的主要目標就是讓學生能夠高質量的就業，而專業的第二課堂活動是提升畢業生就業競爭力的主要途徑之一。

二、科學設計商務英語專業第二課堂活動的意義

（一）有利于提高學生的綜合素質

就業競爭力包括專業技能、學習能力、應變能力、溝通交際能力、表達能力、時間管理能力、承受挫折能力、外語和計算機運用能力、組織管理能力等。通過第二課堂活動，學生參加到自己感興趣的團體活動中，要和不同的老師、學生交往，不僅能在活動中提高語言表達能力和人際交往能力，還能提高思維能力、動手能力和學習能力。通過參加專業組織的各項活動，還能提升學生的專業認同感和學生的專業技能，從而進一步提高學生的綜合素質和就業競爭力。

（二）有利于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

不管學什么專業，興趣都是最好的老師，只有讓學生對專業產生濃厚的興趣，才能引導他們去認真學習。通過第二課堂，教師和學生之間有了更多的交流，教師可以根據學生的具體情況對學生的學習進行指導，學生則可以選擇適合自己的學習方式進行學習并通過自身努力，不斷豐富自己、超越自己，同時也進一步提高了對本專業的學習興趣。學生對學習感興趣了，學習也就自然不會成為學生的負擔，這樣他們也會更加積極主動地去學習。

（三）有利于彌補第一課堂教學的不足

第二課堂活動和第一課堂教學是一個教學整體的兩個方面，兩者相輔相成。第一課堂教學有教學時間有限、教學內容有限、班級人數太多等局限性，不利于實施個性化教學，學生不能很好地發揮其個性和特長。而第二課堂活動則有開放性、靈活性和廣泛性等特點，是第一課堂教學的有效補充和延伸，不僅可以彌補第一課堂教學的不足，而且還能夠鞏固課堂教學中所學的知識和技能。

（四）有利于因材施教，實施個性化教學

因材施教就是根據學生的具體情況而施展教育，其核心就是在認識到學生之間存在的個別差異的基礎上，進行有區別的教育，最終使其成為有用之才。學生間的個體差異是客觀存在的，尊重學生的個體差異，有的放矢地進行有差別的教學，才能使每個學生都能揚長避短，獲得最佳的發展。由于學生的人數較多，第一課堂教學難以照顧到每個學生的具體情況。第二課堂活動的開展，可以使學生的潛能能夠得到發揮，長處得到發揚，而個別學生的困難也能得到解決。

三、第二課堂活動的主要形式

（一）專業技能競賽

專業技能競賽是融學、練、賽為一體的綜合活動，是培養和選拔優秀人才的重要手段，是提高大學生素質、促進高技能人才成長的重要途徑，是傳統課堂教學的拓展與延伸。競賽是促進學生自主學習、提升第二課堂有效性的助推器，有助于激發學生的參與意識和競爭意識。通過參與各級專業技能競賽，可以培養學生的動手能力、信息處理能力、寫作能力、創新思維能力以及團隊合作能力。學生參與的競賽可以是多層次多級別的，如專業級競賽、院系級競賽、省級、國家級競賽等。高職學生畢業時應該懷揣競賽獲獎證書、技能證書等參與職場競爭，并將之作為實現理想就業的敲門磚之一。

（二）社團活動

社團活動是高校第二課堂活動一個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學生社團是廣大學生依照共同的興趣、愛好自發組成的群眾性業余組織，是校園文化的重要載體，也是高校第二課堂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教育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以及大學生學習、生活方式的不斷變化，學生社團已日益成為高校中具有重大影響力和凝聚力的群體，在完善學生知識結構、豐富學生校園文化生活、鍛煉學生實踐能力、拓展學生綜合素質等方面發揮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三）專題講座

講座是開拓學生視野最為有效的途徑，可以提高學生各方面的綜合素質，也是第二課堂活動的一個重點內容。學校可以聘請行業企業的有關專家、學者來校做講座，也可以由自己學校的老師給學生做講座。講座類型主要包括思想政治教育講座、素質教育講座和專業知識講座。學校可以給學生做一本成長記錄冊，讓學生把在第二課堂所參加的活動、講座等都記錄在冊，每個學生在校期間必須參加規定數量的各種類型的講座，講座組織部門做好統計工作，將學生參加的講座記錄在學生的《第二課堂成績單》上。

（四）社區活動

現在很多高校的宿舍都是采用社區化的管理模式，社區已成為大學生生活、學習的重要場所，是高校精神文明建設重要窗口之一，是進行思想政治教育和培養、鍛煉學生“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自我提高”能力的主要場所之一，為學生學會如何與人溝通和相處提供了實踐條件，通過學習與生活中的相互借鑒，學生也可以逐步完善自己。進一步加強和推進大學生宿舍社區文化建設，開展豐富多彩的社區活動，是社會發展的需要，是促進大學生個體發展的需要，也是構建和諧校園的需要。

四、有利于提升就業競爭力的商務英語專業第二課堂活動設計

商務英語專業學生可以參加的第二課堂活動主要包括專業技能競賽、社團活動、專題講座、宿舍社區活動等，這些活動的組織部門可以是學院、分院、專業組，也可以是社區、社團、協會或班級。在本文中筆者主要從專業建設的角度談談高職商務英語專業應如何設計第二課堂活動，提高畢業生的就業競爭力。

（一）舉辦專業講座

在新生人校后可以舉行優秀校友講座，邀請優秀畢業生返校，和學弟學妹們分享在校期間的學習、生活經驗和當前的工作經驗。同時可以開設專業認知講座、職業生涯規劃講座、學業生涯規劃講座和英語學習策略講座，幫助新生快速認知專業和適應大學生活。從第二學期開始，可以邀請校內外的行業企業專家或老師做講座，如英語四六級備課講座、專業考證講座、職業素養講座、求職與應聘技巧講座等。

（二）舉辦各種英語技能競賽

就我院而言，除了學院或分院每個學期都會組織各種各樣的各項社團活動和競賽外，商務英語專業組也會組織各種英語技能競賽，如英語口語比賽、英文寫作比賽、大學生英語競賽、英文產品展示競賽、商務英語知識競賽、英語語音知識競賽、英語情景劇比賽等。通過專業技能競賽選拔出優秀的學生，讓他們參加浙江省高職實用英語口語大賽、浙江省英語寫作大賽和全國的外貿技能大賽。通過比賽的組織和教師的賽前輔導，學生在第二課堂接觸英語的機會大大增加，如果在比賽中獲獎了，學生也就更加的自信，也會進一步激發他們學習英語的興趣。

（三）組建社區英語學習小組

大學生宿舍社區已成為大學生生活、學習的重要場所，學生第二課堂活動的開展離不開社區。為了進一步提高商務英語專業學生的英語水平，可以以寢室為單位，也可以自由組織，采取自愿報名的形式，組建若干個學習小組，選定小組長，定期開展各種形式的英語學習活動，并做好學習記錄，由英語協會的干事和指導老師對學習小組進行不定期的檢查與考核，考核合格的在期末評獎學金是予以加分，同時可以參加“優秀學習團隊”、“文明寢室”的評比活動。社區英語學習小組對學生英語水平的提高，進一步深化英語教學改革和提高學生的就業競爭力具有重要意義。

（四）成立英語協會，定期組織英語活動

英語協會是商務英語專業的核心社團，教師應走進英語協會，指導學生策劃、安排、組織好各年級的英語活動。協會在第二課堂活動的組織與開展方面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首先，英語協會要定期開辦英語角活動。在英語角活動中，英語專業和非英語專業的學生，相識或不相識同學在沒有任何壓力，輕松自然的語言環境中相互交流，在口語表達方面相互促進，既鍛煉了學生的的語言表達能力和交際能力又擴大了社會交際面。其次，英語協會要協助商務英語專業教師組織和開展面向所有學生的各類英語技能競賽，同時協會也可以舉辦面向會員的技能競賽，如英文錄入比賽、英文朗誦比賽、英文電影配音比賽等。此外，英語協會在圣誕節、萬圣節等西方傳統節日里，可以舉辦晚會、化裝舞會等活動，這樣使學生能更加直觀感受到英美文化，同時一又可以增強他們對英語的興趣。

（五）利用校廣播電臺，播放英語節目

廣播站豐富了大學生的課余生活，為喜愛英語的同學提供了展示自我、提高自我的平臺。學校可以充分利用廣播站播放英語節目，每天定時向全校學生播放一些難度適當、題材廣泛、內容多樣的英語節目。播放英語節目對播音員和收聽節目的同學英語能力的提高都是很有幫助的。一方面，參加英語播音的同學由于準備播音素材要接觸到大量的英語材料，使得語言輸入量大大增加，進一步提高了他們的口語能力和閱讀能力。另一方面，通過收聽英語廣播節目不僅可以拓寬學生的知識面，及時了解國際國內重大新聞事件，還能帶動了大家學習英語的熱情，在輕松的環境中感受英語學習的樂趣，從而提高學生的英語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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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對低碳經濟的發展有著巨大的推動作用，它可以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配置與產業的長遠持續發展，因此，金融支持低碳經濟發展有著深遠的意義。第一，金融可以促進低碳技術的提高，由于低碳技術具有高投入和高風險的特點，所以風險規避與資金供應是目前低碳技術發展的兩個最大制約因素，而金融能夠金融通過提供各種形式的產品與服務，為低碳技術的研發準備了充足的研發資金，最終使得低碳技術提高。金融可以通過提供低碳金融的融資租賃工具，能夠降低企業投入，能夠降低低碳技術研究的風險。第二，金融可以促進企業參與低碳經濟發展，低碳經濟的發展要求企業轉變低科技含量、高污染的高碳化生產方式，采用科技含量高與設備要求高的低碳技術，而企業出于自身利益考慮，難以轉變發展方式，銀行等金融機構通過提高融資利率限制企業發展高碳技術，或者拒絕為高碳企業提供信貸服務，使得企業不得不選擇低碳技術，另外金融機構給使用低碳技術的企業一定的鼓勵，加大信貸支持，對利率實現優惠政策，減少企業的生產成本，為企業運用低碳技術提供方便，提升了企業發展低碳經濟的參與率。第三，金融能夠促進低碳產品的市場營銷，金融機構通過一系列金融產品與金融服務帶動低碳產品的營銷，采用利率優惠的方式提高低碳產品的市場占有率，實現低碳產品的市場營銷，而低碳產品需求度提升，又能夠帶動企業發展低碳項目的積極性，最終引領產業結構走向低碳化，使得低碳經濟可以全面發展。

2金融支持低碳經濟發展的策略建議

2.1加大政府支持低碳經濟發展的力度

政府要加大對低碳經濟的財政預算支持力度首先應當建立健全低碳經濟財政預算制度，為政府推動低碳經濟的發展提供可預期的、持久的資金支持。政府應建立財政預算增進機制，調整當前不合理的財政支出結構，優化財政支出的結構，優先批準經營低碳經濟的項目，對經營低碳項目的企業給予資金支持，大力扶持對低碳技術的研發工作。其次，政府應提高對發展低碳經濟企業的財政補貼，對低碳經濟企業進行有針對性的財政補貼，充分調動企業建設低碳經濟的積極性，政府可以借鑒國外先進理念，加速低碳機器設施的折舊，更好地促進低碳經濟發展。再次，政府要完善低碳經濟相關稅收政策，提高對石油和煤炭這類不可再生資源的稅率，擴大課稅范圍保護自然資源，采取懲罰性稅收制度，對造成嚴重污染的企業實行高稅制度，對低碳企業實行所得稅優惠政策，對研發低碳技術的企業實行免稅政策，最大力度地支持企業發展低碳技術。最后，增加政府對低碳經濟的投入，采用財政撥款的方式成立低碳項目投資基金，加大對低碳性中小企業的資金投入。

2.2構建完善的低碳經濟發展的金融支持機制

第一，鼓勵商業銀行履行其企業責任，金融機構必須切實履行企業社會責任，從根本上意識到支持低碳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將社會環保責任的履行融入到貸款業務的審批過程。大力支持低碳經濟項目的發展，推動經濟與社會的共同發展。第二，健全發展低碳經濟的政策性制度，國家開發銀行應當增加對我國低碳經濟的扶持力度，重點支持發展低碳經濟的相關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融資項目。第三，加強資本市場對低碳經濟的支持力度，證監會應當施行相關扶持政策,讓達到標準的低碳項目企業盡早上市,擴大集資規模,扶持債券市場核準達到低碳經濟發展標準的企業優先發行債券，以緩解中小型低碳經濟企業的資金旳不足狀況。第四，建立低碳經濟信用擔保機制，健全風險補償機制，對為低碳經濟提供擔保服務的信用擔保機構進行適度的風險補償，給予低碳經濟擔保的擔保機構以稅收優惠政策。第五，鼓勵大型低碳項目積極申請國際貸款，充分利用國際貸款的優勢，吸納國外資金，引進國外先進低碳技術，最大限度地利用外資，大力發展低碳經濟。

3結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