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古典文學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世界古典文學，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在我們面向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回顧一下本世紀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當會產生一種學術上的迫切感，那就是這種研究不能總是囿限在傳統的文獻范圍做文章，新一代學人應當把視野擴展到全世界，應當從歷史角度回溯中國古典文學由近而遠地走向世界的軌跡，而且應當站在當代學術的高度，來審視不同的文化傳統如何觸及和研究中國古典文學這一特異的文化現象。近幾百年來，特別是本世紀以來，東西方學者對中國文化固有精神和價值的探索，實際上可以說是兩種或兩種以上不同文化的互相認識和補充。這也構成了近代世界史上文化交流的豐富繁復的圖像。尤其是作為東方大國的中國，它的悠久的歷史文化被世界所認識，以及這種認識的日益深化，這本身就是文化史上令人神往的課題。而對于中國學者來說，更是開拓學術領域，提高學術境界，使之成為中國文學的傳統研究與世界現代文明相協調、相接軌的必要途徑。

雖說民族文學走向世界是人類文明發展史上的必然趨勢，但像中國古典文學這樣外播如此廣泛而持久、影響如此巨大而深遠者，實在并不多見。也許只有古希臘和古羅馬文學庶幾可比，——不過，照英國著名漢學家霍克思的話說：“希臘衰微了，羅馬傾覆了，中國卻跟我們同在，而且它的文學作品，直到今天依然如潮水般地涌現著……”縱觀中國古典文學的外播歷程，不難看出，實際存在著近播鄰國和遠播歐美兩大潮流。它的流播所至，影響所及，也正是所謂同質文化和異質文化或者說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兩個領域。

中國文學的外播，同任何民族文學的外播一樣，始自與近鄰的文化交流。韓國史書有箕子入朝、詩書從焉的記載(《東國通鑒》)，這就是說，早在殷周之交，它就借助車馬舟楫之便，傳入了山水毗連的鄰邦。此后它又東渡扶桑，南至菲越緬泰諸國，對于遠東文化圈的形成起到了促進作用。中國文學在鄰國的播揚之中，以東漸日本最為引人注目。公元三世紀(應神天皇十五年)，儒家經籍由百濟傳入了日本，這是它東播的肇始(見日本《古事記》和《日本書記》)。那時，日本還沒有本國的文字，從外舶來的中國文學便成了惟一的書面文學，也成了以漢字為書寫媒介的“漢文學”的催生劑。關于這種情況，日本學者有所描述：“用這一帝國的共通語——漢語，來表現人類世界所共通的思想與感情，是日本知識階層理所當然的使命”(中村真一郎《江戶漢詩》)。日本文學不僅借用語言符號，而且還刻意模仿中國古代詩文的內容和形式：襲取意匠，因承手法，摹擬題目，采擷成句。隨著文學思潮的興替，漢文學作家追隨中國文苑新說，步入文壇巨子者，代不乏人。甚至侍宴應制、聚飲唱和、登臨抒懷、傷時感事等等文人習尚，也以中國為摹本。在假名出現以后，日本的和文學應運而生，不過，這種本土文學依然與中國保持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而且由于假名的普及，中國文學通過訓讀本、訓譯本和意譯本，而擁有了更為廣大的讀者。明治維新以后，西方文學紛至沓來，中國文學的地位相對而言有所下降，但它的傳播，卻借助現代學術而有了新的廣度和深度。總而言之，它對日本和其他鄰國所產生的巨大影響，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實屬罕見。正如有的西方學者所說：“即使拉丁語和希臘語，也未能像漢語對遠東的影響那樣，占據支配的、正統的地位”(孔雅瑟《亞洲文學》)。

中國與歐美相距迢遙，其間且有關山阻隔，中國文學的西播自然起步較晚。一方面，我國漢代曾經開拓西域，發使“黎軒”(《史記·大宛傳》)，但并沒有把文學帶到歐洲去。另一方面，雖然早在公元前希臘和羅馬的歷史學家就已經提及中國，后來柏朗嘉賓、馬可·波羅等人的報導也給西方人民以多種遐想，但直到十六世紀西班牙學者門多薩撰寫《大史》之時，西方史籍才稍稍涉及中國的語言和文學。1590年，西班牙人在菲律賓完成了明代童蒙讀物《明心寶鑒》的西譯，迄今所知，這是中國文學正式西播的肇端。自明末清初以降，西方傳教士陸續來華，得以親身受到中國文化的熏陶。他們出于傳播宗教的目的，大量翻譯儒經和其他經典，客觀上卻為中國文學的西播打下了良好的基礎。而且通過這些傳教士，在中西文學交流史上出現了許多趣聞和佳話，例如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移植中國戲劇，德國偉大作家歌德稱贊中國小說，英國東方學家威廉·瓊斯爵士翻譯《詩經》，均直接間接地與傳教士的譯介活動有所關聯。進入本世紀以后，全球性的人文環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如兩次世界大戰對西方傳統信念的震撼，中國作為獨立之邦的復興，西方現代派對異國藝術的孜孜追求，比較文學平行學派的隆然崛起等等——這一切，均給中國古典文學和傳統文化的西播，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新機運，使它繼而影響到了西方的現代文學。諸如意象派、垮掉派、賽珍珠、布萊希特以及其他作家與中國古典文學的結緣，便是它在西播歷程中的新篇章。異質文學姿態別具，彼此間易于截長補短，有著極強的互補性。鑒于這一點，我們完全可以預見，中國文學在西方的影響一定會日益廣泛，日益深入。

中國古代典籍在世界各地的流傳，幾乎無不是通過學者的譯介、注釋和研究而完成的。所以它外播伊始就與傳入國的學術息息相關。經過長期的積累，在國外首先形成了綜合研究中國文化的“漢學” (Sinology)；后來漸漸分化，甚至文史、語文的綜合研究也漸漸解體；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終于脫穎而出，并形成了自己的治學風格和學派傳統。從橫向來看，如今日韓、俄蘇和歐美的學術，堪稱國外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三大板塊。盡管這些學術實體有歷史久暫之分，成果多寡之別，但它們無不是既重視譯介，又重視研究。兩者雙管齊下，互相促進，使中國古典文學的外播一步步走向深入但中國古典文學內容豐富，卷帙浩繁，學者們又不得不力求更加精細地分工，去專攻某代文學，某類文學，甚至某個作者。在各個研究領域，從大家巨擘到中小作家，從文人作品到民間文學，國外漢學界幾乎均有一批各擅勝場的專門家，均撰有相當可觀的研究成果。這是國外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走向成熟的標志。

這一在特定時空條件下進行的研究，與國內研究相比，明顯具有若干特色。第一，這一研究在將中國文學與本國文學互相比照、證同辨異之時，便自然而然具備了比較文學的性質。跨越國界追尋中外文學間的實際聯系，辨認中外文學間的似與不似，是比較研究關注的焦點。平行學派倡導東西方文學的比較，有利于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第二，這一研究是新的研究方法的試驗田。本世紀西方此起彼伏的文藝思潮，沖擊著各國的學術論壇，中國文學研究亦受其影響。諸如意象派、新批評、結構主義、符號學、敘事學等創作主張和批評理論，都用于中國文學研究。另一方面，跨學科的橫向研究(即移植民俗學、人類學、社會學、心理學、語言學的理論，用于文學研究)也以中國文學為對象，積極地開展起來。凡此種種，無不豐富中國文學的研究方法。第三，國外學者的批評方法、分析角度相對來說較為靈活多變，其文藝觀、價值觀以及趣味好尚又與我們不盡相同，這就決定了這一研究所做的結論，很多在國內論壇實屬罕見。第四，這一研究經常開辟新的研究領域。例如，瓦西里耶夫(俄)、翟理思(英)等人所撰的中國文學史，均早于國人的同類著作，是一種開風氣之先的研究。又如國外佚書的著錄和考證，國內學者往往不得其便，這是一種占盡地利的研究。再如游仙詩、寒山詩研究，則又常常以不同于國內的文化心態進行觀照。第五，這一研究具有很強的國際性。國外絕少關門閉牖做學問的現象，學者們很注意參考其他國家(包括我國)的研究成果，在著手做某一課題之前，務求資料詳備而后止。他們重視從國際學術的背景上考慮問題，目的是為了避免資料的疏漏、觀點的偏頗或者勞動的重復。 除了上述共同的特點之外，各個學術板塊相互比較，也可見出不同的特點。日韓的治學方法受我國傳統的影響很深，他們在吸收西方學術的同時，仍以傳統眼光大量做注釋、考證、校勘、索引等學問，并且做得又深又細。西方學者有不少得益于日本。前蘇聯和東歐學者堅持文藝觀，特別重視進步文學的研究，多從社會和歷史角度去考察作品的人民性、階級性或思想性。美澳西歐諸國(尤其是美國)的學者，喜歡嘗試新方法，每每從作品的形式入手，進而剖析作品的技巧和意蘊，他們明顯有追隨新文藝思潮和學術思想的傾向。總之，國外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由于采取了移植新觀念、試驗新方法、開辟新領域、交流新成果等做法，使自己的學術品格具備了現代性與國際性。

既然中國古典文學的外播是一種歷時悠久、橫貫東西、異彩紛呈、底蘊豐富的文化現象，那么，我們如何著手進行考察，才能窺見其全貌，捕捉其精蘊從而獲得有益的借鑒呢?

我們認為，要想全面而又系統地把握這一文化現象，應該采用歷時研究與共時研究兩種方法。所謂歷時研究，就是從縱向角度去梳理中國古典文學向外傳播的歷史。如上所述，它在同質文化圈和異質文化圈里的傳播情況，是互不相同、各有特色的。不同對象應該不同對待，具體問題需要具體分析。無論遇到的是哪一種情況，我們都應該采用淵源學、媒介學和流傳學的視角，分別描繪出外播的熱點與重心、觸媒與契機、途徑與方式、際遇與影響。民族文學向國外傳播的歷史，并不完全等同于客觀存在的實際事件，而是我們對于與之相關的客觀存在的理性認識。因此，任何一種有關文學外播歷史的描述，都必然與文化觀、歷史觀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只有站在時代的高度，本著實事求是的精神，才能體察世界文化與文學如百川匯海、既見融合又見分立的總體趨勢，才能明辨異國他邦對中國文學何以采取親疏、迎拒態度的深刻原因，才能透過文學與文化交流那種錯綜復雜、千姿百態的表面現象，去把握其潛在的客觀規律。

所謂共時研究，就是從橫向角度去清理國外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豐碩成果。由于國外學者的主客觀條件與我們不盡相同，因此，他們必然會對某些作家作品、某些文學問題持有不同的見解。他們也常常采用中國古今學者的定論成說，但即使如此，即使論述的是同一個問題，在那種特殊的學術環境里，也不管其獨有的真知灼見、弘論博識、以及可備一說的論斷。顯而易見，如果單純地依靠縱向梳理中國文學外播史的方法便不可能完善地總結這些可資借鑒的研究成果。我們認為，設立專題，分門別類，橫向加以歸納、整理，是一個切實可行而且行之有效的辦法。而在具體的操作過程中，如果一味地述而不作，引而不論，當然也不可能取得良好的效果，應該說針對那些紛紜、新奇的論點，辯明它們是正確還是錯誤，全面還是片面，公允還是偏頗，積極還是消極，也是十分必要的。由此看來，這項工作實際上還具有披沙揀金、采珠集玉的性質。

基于上述設想，我們的“中國古典文學走向世界”叢書，相應地分成了縱向研究和橫向研究兩個系列。前者是關于中國古典文學外播歷史的梳理，按照學術板塊分別加以描述。但為了說明某一影響的性質，也不排斥通過橫向比較進行闡說。后者主要是以文學體裁為單位，整理、歸納比較重要的學術觀點，與此同時，也用一定篇幅來概括說明某一學術研究的發展狀況。我們希望通過這樣一縱一橫、縱橫交織的探索，最終能夠對中國古典文學走向世界這一文化現象，做出系統深入、全面細致的描述。

這是一項特殊的信息反饋工作，我們堅信，它能夠帶來多方面的報償。首先，它擴大了我們的學術視野，使我們得以站在世界文學的高度來考慮問題。我們在此可以看到普遍流行的“若無中國文學這塊瑰寶，便不得世界文學全璧”的共識，可以看到國外學者矢志破除“東歸東、西歸西”這一頑固觀念的試圖和偉業，也可以看到中國古典文學在世界各國文學襯托之中的鮮明形象。這些信息不僅啟迪著我們長久弘揚中華文明的設想，而且為我們認識和評價中國古典文學的特質和地位，提供客觀公正、準確無誤的參照和標準。其次，它可以帶我們進入國外學術研究的氛圍，使我們得以窺見形形的研究方法，以及林林總總的具體觀點。學術乃天下之公器，不消說，這些他山之石如能及時引進，一定會有利于我們古典文學研究的學科建設和實際進展。因為在此揭示的新方法、新視角和新觀點，正如中國文學之補益于外國文學，無疑可以開啟我們的思路，成為我們積久成習的思維模式的重要補充。“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切磋研討國際化，自然可得兼聽的好處。所以，對我們而言，學術交流更是文學交流中不可忽視的一個部分。再次，它可為文學創作提供參考。當代文學創作不可能孤立而存，總要受源遠流長、勢能強大的傳統的制約與激發。而對于傳統，我們又習慣于采取因循的態度，有時竟至于“不識廬山真面目”。國外的研究，因為換了透視的角度，對傳統多有新見。例如，在《詩經》里尋找意識流手法，在夢窗詞里分辨現代派的跳躍式思維，或者否認所謂傳統小說心理描寫不足的說法，而認為它以言談舉止寫心理，更寫得心機畢露，情志昭然……這些探索和觀點，如達于當代作家的視聽，想必會改變對古典文學的傳統看去，或許會促使他們從中汲取創作的營養。最后，它可以反饋多種有關的學術信息，如每外佚書、漢學機構、學者生平、學術會議、研究計劃等等。這些情況或是國外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有機組成部分，或是它附屬性的種種側面，若對此有所了解，顯然有利于進一步開展中外學術的交流。

篇2

[關鍵詞] 影視文學 灰姑娘情結集體無意識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2.09.035

近年來，影視文學的發展越來越迅猛。電影、電視自是不用說，而網絡的迅速崛起，使影視文學成了受眾最廣的一種文學藝術樣式。而影視文學中最常用的故事情節無外乎兩種結構模式：一種是灰姑娘的故事情節，另一種則是英雄美人或才子佳人的故事，而二者又往往會融合在一起出現。在一些經典的影視劇中，劇作家們都有意識地或無意識地把灰姑娘故事運用到了劇情當中。盡管“灰姑娘”式的故事模式一再被重復，但總是歷久彌新，總是吸引著觀眾的目光，讓現實中的男女再次領略到了灰姑娘的無窮魔力。

灰姑娘原是德國格林兄弟童話《灰姑娘》中的女主人公。她雖擁有女人夢寐以求的美貌和美德（純潔、溫柔、善良、勤勞），但她的遭遇卻是不幸的。灰姑娘受盡了惡毒后母和異母姐妹的歧視和虐待，后來在神靈的幫助下，參加了國王為王子舉辦的舞會，由于灰姑娘要趕在晚上12點前回家，慌亂中丟失的玻璃鞋被王子所得，王子正是憑著這只鞋才找到了灰姑娘并過上了幸福的生活。而這種具有“女主人公受虐待—參加某種社交活動與男主人公有交集— 男女主人公經過重重波折后幸福的生活在一起”的“三段式”結構的灰姑娘故事，大約有500多個版本流傳于世界各地，我國也流傳著許多此類故事，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收錄在晚唐作家段成式的《酉陽雜記》續集《支諾皋》部中的《葉限》①。這些灰姑娘故事經過時間和歷史的積淀，灰姑娘式的愛情模式已成為人們潛意識中的一部分，這是一種糾結在人們內心深處的灰姑娘情結。概而言之，在人們潛意識里，已經形成了一個幸福的存在，那就是與一個財富、地位甚至包括力量、智慧等方面都高于自己并可以依靠的人共組家庭，過著幸福的生活。這種集體無意識在現代影視文學中也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傳統灰姑娘故事作為一種文學創作母題原型，在現代影視文學中也不斷被重復和超越，這是因為“文藝是在不斷地突破原型而又終歸要受制于原型中演化的”，“原型的傳承與突破，是文藝發展中相輔相成的規律現象。一方面，原型的反復性昭示著人們對于某些永恒的主題、某些終極主題的關注；另一方面，人類的文藝又是在不斷地試圖超越原型模式，以滿足人們的不斷變化的精神需求。”②隨著時代的變遷， 現代社會賦予了灰姑娘情結新的內涵。而灰姑娘情結在影視文學中主要表現為作家運用“灰姑娘”這一人物形象和故事情節進行再創作。

一方面，在影視文學中，灰姑娘式的人物形象不斷出現。一是劇作家在創作過程中有意識地塑造 “灰姑娘”式的人物形象。上世紀90年代初好萊塢就率先模仿《灰姑娘》創作出了現代版的灰姑娘故事《風月俏佳人》。編導們有意把女主人公塑造成一個具有傲人美貌，社會地位卻十分低賤的形象。她的遭遇比灰姑娘更加凄慘，但經過自己的努力，用自己的美貌和真情贏得了百萬富翁的愛情。《風月俏佳人》與《灰姑娘》相比，我們不難發現，兩位女主人公同樣擁有傲人的美貌和善良的性格，但也同樣有著悲慘的遭遇，并且兩人都經歷重重波折才獲得幸福；二者無論是人物性格，還是故事情節都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而韓劇《玻璃鞋》仿照《灰姑娘》進行創作的思路更加明確。劇中雖然沒有出現晶瑩剔透的玻璃鞋，但卻以“玻璃鞋”為劇名，可見編導們是有意把觀眾引入一個灰姑娘式的童話情境中去。眾所周知，王子正是憑借那只“玻璃鞋”才找到灰姑娘，完成美好姻緣。玻璃鞋已然成為了灰姑娘的代名詞。所以，人們只要看到或聽到“玻璃鞋”這三個字就自然而然地把它與灰姑娘聯系在一起。這部電視劇在情節方面雖有不少變化，但總體而言，還是屬于灰姑娘的故事范疇，盡管結尾不像《灰姑娘》那樣以大團圓結局，但編導們卻給廣大觀眾構建了一個如假似真的現代灰姑娘故事，讓現實中無法實現的綺麗夢想在“童話”中得以實現。

二是創作者在創作過程中無意識地塑造了一些“灰姑娘”式的人物形象。雖然他們不是有意為之，但就創作的結果而言卻是殊途同歸，創作出了“灰姑娘”式的人物形象。例如電影《哈利·波特》的男主人公哈利就有“灰姑娘”的影子。小哈利失去父母以后，在親戚家受盡歧視和虐待，但他和灰姑娘一樣，并沒有產生陰暗心理。他熱愛生活、善良、有同情心；他堅毅忍耐、勇敢面對現實；他還很誠實，熱愛自己的師長和朋友。這些正常性格使得他更具有親切感，不像扭曲的性格會導致觀眾的厭惡和懼怕。雖然哈利的遭遇以及良好的品德與灰姑娘非常相似，但小說原作者J·K羅琳并不是有意把哈利寫成一個灰姑娘式的男主人公。首先，哈利是一個小男孩，遺傳了父母的魔法，這是與灰姑娘最大的差別；其次是由于情節的需要，羅琳女士只是純粹在寫哈利的不幸遭遇，這樣才促使他離開家去魔法學校學習。無獨有偶，寫出來的哈利卻有了灰姑娘的“味道”，這說明作家們在創作過程中無意識地運用了灰姑娘的創作模式。

另一方面，還表現在對灰姑娘故事模式和人物的反撥和超越，即作家有意識地偏離、改變和修正這一敘事傳統。③文學創作是離不開時代，離不開現實生活的。隨著時代的變遷，在現代灰姑娘故事中，我們只能隱約看到灰姑娘的影子了，看到更多的是賦予了時代氣息的“灰姑娘”及其故事情節，不僅有了新的變化而且還被賦予了新的內涵。

先從結構模式來看，雖然大多灰姑娘故事還是傳統結構模式，但有的劇作家結合社會現實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變，這反映了現代人的生活需求和審美價值，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韓劇《玻璃鞋》。該劇一改傳統灰姑娘故事原有的結構模式，無論是故事情節還是最后結尾都與之迥然不同。女主人公在與姐姐尋親的路上失散，發生車禍失去記憶，被育有一女的車主領養；姐姐卻非常幸運地找到了身為大企業家的祖父。長大后的姐姐一直在尋找妹妹的下落，陰差陽錯，車主的女兒知道后就李代桃僵認了親。也許是命運的安排，女主人公卻成了姐姐的下屬，并同時愛上了同一個男人；而男主人公卻是一個小混混式的人物，他深愛著女主人公并為之痛改前非。經歷重重波折后，兩姐妹相認時，女主人公卻患上了白血病，男主人公對其不離不棄，共抗病魔。女主人公在成功移植骨髓后，與男主人公共結連理時，男主人公卻因救她而遇害身亡。這部作品一改前人的傳統結構模式，另辟蹊徑，給觀眾留下了更加凄婉的回味。女主人公本是千金之軀，但由于命運的作弄，成了灰姑娘式的人物，受盡苦難不說，最后連自己最愛的丈夫也遇害身亡。結局也許并不完美，但正是這種缺憾美反而給人們留下了無限的回味和深思，產生的效果也與以大團圓結局的傳統灰姑娘故事大相徑庭，顯然在結構模式上有了較大的改變和發展。

篇3

關鍵詞：古典；文學：研究：現實意義

20世紀以來，中國的社會和思想都發生了根本的變革，隨著經濟的迅猛發展，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反思傳統文化。在大力弘揚民族文化之際，國學作為民族文化的物質承擔載體和精神主體，受到了社會各界的關注，可以說是中華民族在全球化背景中增加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主動參與世界新局面建構的重要精神依據。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39，中國古典文學是中華民族幾千年來的智慧結晶，也是古代作家藝術地理解世界的一種象征。它所倡導的思想、觀念、道德等對塑造當代社會人的精神具有重要的意義。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更是有著強烈的社會政治色彩和自覺的人文關懷，它以其獨特的方式沉淀著中華民族的共同追求和理想的道德規范。

在中國文學理論研究領域里，古典文學的研究積累十分豐富，尤其是進入新時期后，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活躍局面。古典文學的意義和內涵不是某個時期的某個人或某個流派所規定的，而是結合具體的時代精神積累形成的。一切古典文學研究都是在當代意識下進行的。從古典文學研究的目的來看，挖掘其審美價值是為了讓人們更好地接受古代文化遺產，領略感受優秀的古典文學作品之美；從古典文學研究的功能來看，既可以滿足人們對人類心靈歷程的認識、理解和把握的需要，還可以為當代藝術與文學的創作提供經驗素材，促進當前文學的繁榮與發展；從古典文學研究的觀念與方法上來看，必須具備當代的研究觀念，掌握當代的研究方法，才有可能不斷取得新的成果。

不管是古典文學的傳播者還是研究者，都應從多個角度詮釋中國古代經典的現實意義，在中國傳統文學的繼承和發揚中，真正樹立世代傳承、堅韌有力的精神支柱。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現實意義具體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有利于傳統民族精神的傳承，彰顯堅強樂觀的民族魂。

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分析中國文學與現實生活的密切關系，洞察到文學家強烈的憂國憂民情懷，總結評價文學好壞的是非標準和最終取舍，都具有認識價值。作家們把自己一腔的理想與國家、人民的命運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使得他們的作品真實而深刻地反映了各自時代的風貌，反映了人民的理想與追求，具有深刻的人民性和現實感。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過程中，我們更應該大力挖掘和積極倡導這種民族精神。

第二，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作家作品，文學典型可以引導人們提升人格品位。

學習的根本價值在于能塑造人的靈魂。人文素質教育應把培養當代人的高尚人格與遠大理想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我國古代眾多文人的人格高貴，他們的作品都是自身崇高人格的自然流露，傳達出對人生價值的深刻追問，講究人格修養與操守，呼吁強烈的民族感和社會意識。屈原的不茍世俗、竹林七賢的潔身特立、司馬遷的剛直不阿、陶淵明的淡泊明志等高品格使當代人在閱讀理解的過程中自覺地感受和體驗其中的人格精神，使之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

第三，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為和諧社會理論的發展提供了可靠的依據。

中國現在不斷倡導和諧社會，和諧發展，這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的體現，也是對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現實意義的一大闡釋。只有將感性與理性、人文和科學精神高度統一，才能培養出和諧發展的人，才能用審美的方式按照美的規律來構建現實世界。我國傳統文化注重和諧社會的寶貴精神傳遞的同時，注重古今的融匯貫通。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和合”思想，內容十分豐富。和諧，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最高境界。文學藝術是人類的精神財富，而文學的和諧在某個方面促進了思想精神的和諧。古典文學與現當代文學的和諧與融通，在很大程度上既擴展了古典文學的傳播范圍，也為古典文學基礎上的新文學研究提供良好的契機。

第四，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有利于民族文學的發展、促進民族文學與世界文學的融合。

篇4

《南渡北歸》分為《南渡》《北歸》《離別》三部，講述的是上個世紀大批知識分子冒著抗戰的炮火由中原遷往西南之地，而后再回歸中原的故事。整部作品的時間跨度近一個世紀，所涉人物囊括了20世紀人文科學領域的大部分大師級人物，如、王國維、梁啟超、梅貽琦、陳寅恪、錢鐘書等。作品全景再現了中國最后一批大師群體命運的劇烈變遷，對這些知識分子群體命運作了細致的探查與披露，對各種因緣際會和埋藏于歷史深處的人事糾葛、愛恨情仇進行了有理有據的釋解，讀來令人心胸豁然開朗的同時，又不勝唏噓，扼腕浩嘆。

有評論稱：作者的感嘆深沉而悲愴，令人驚悚不已――大師遠去，再無大師。

遲子建 《群山之巔》

作家遲子建筆耕不輟，最新長篇《群山之巔》以跌宕精彩的筆觸再寫紅塵中的精靈，既有白山黑水的大氣磅礴，又不失女性作家的細膩綿密。遲子建的寫作早與她生于斯長于斯的故鄉東北不可分割，這部新作的故事發生地同樣在中國東北。與她的多部前作類似，濃郁的東北地域風情、流暢好讀的故事、置身極端處境而接受考驗的人性、個性堅忍的人物，這些極富遲子建個人風格的元素在《群山之巔》中得以延續。不同之處在于，這部長篇的寫實意味更加強烈，很多情節源自近年來為國人熟悉的社會事件，與此并行的則是多處有著超現實意味的描寫，這種虛與實的交織、對應耐人尋味。一個獨特、復雜、詭異而充滿魅力的中國北方小鎮，一個個性情迥異的小人物，在詭異與未知的命運中努力尋找出路，努力活出人的尊嚴。

人物的善惡不再涇渭分明，英雄與普通人的界限也在模糊，看似傳奇，卻直指當下的世相與人心。這些復雜性使得遲子建的寫作更加逼近現實，作品洋溢著對這個世界愛之深責之切的省思意識和寄望人性之美好的某種責任感。

潘富俊 《草木緣情：中國古典文學中的植物世界》

推開中國古典文學之門，那里有一個鮮為人知的植物世界。了解它，需要搭建一座溝通文學與科學的鵲橋。作為這座橋建橋師的作者，是一位熱愛古典文學的景觀植物學家，他以獨到的眼力和學問功力，在古典文學的絕妙好辭與植物世界的蒼翠斑斕之間穿行，還原了千百年來文人筆下的植物原貌，梳理和解讀了文學與植物的“緣情體物”的微妙關聯，使我們能夠同時享受到古典文學與大自然的雙重之美。

身為美國夏威夷大學農藝及土壤學博士的潘富俊，現任臺灣中國文化大學景觀系教授，卻癡迷古典文學，他將帶領我們認識古典詩文中的植物：“上山采蘼蕪”的“蘼蕪”是什么植物？“參差荇菜”的“荇菜”長什么樣子？《楚辭》中的“芷”“蘭”“蕙”各是什么？……撥開植物古今異名的迷霧，我們在欣賞古詩文的時候也許會有大不一樣的想象。不過，閱讀本書，我們可能還是會有不滿足之感，這是因為，“古典文學中的植物”實在是一個太大的題目，像植物名稱的辨析與古今演變、植物的文學意境等論題，欲充分講述都是非相當篇幅的專著不能辦的。或許，不妨把此書視作一個索引，它鏈接著的文學世界和植物世界都極為廣大和美麗，值得我們慢慢探索。

阿里阿德娜?艾伏隆 《緬懷瑪麗娜?茨維塔耶娃：女兒的回憶》

篇5

關鍵詞：“虛靜”；創作；作品；人格；鑒賞

“虛靜”是中國古典美學中極其重要的概念之一，最早源于《老子》，原義主要指一種清靜虛欲、與世無爭的人生態度。后來莊子的“心齋”、“坐忘”說可謂是對“虛靜”理論的極大發展。“心齋”、“坐忘”是一種無私無欲、與實際利益不發生直接關系的心理狀態，這種心態正是我們經常提到的審美心態。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徒宗炳提出了“澄懷味象”的理論，把“虛靜”說引入了繪畫藝術，同時代的陸機、劉勰則把它直接引入了文學批評。

“虛靜”作為一個古老而又意蘊深厚的哲學美學命題，與中國古典文學之間存在深刻的聯系：

一、“虛靜”與創作

“虛靜”與創作的關系，主要表現為對創作心理的影響，作家們在創作之始總是努力追求達到心無雜想、空明虛欲的境界。在促進創作主體從膠著于物、我的現實世界進入到物我兩忘的藝術世界的過程中，“虛靜”的確發揮著重要的作用。蘇軾有詩曰：“欲令詩語妙，無厭空且靜。靜故了群動，空故納萬境”，可見“虛靜”對藝術創作的重要。劉勰、陸機等文學批評家更是從理論上揭示了“虛靜”與創作的密切關系：“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焉動容，視通千里”，“陶鈞文思，貴在虛靜”等。由此可見，“虛靜”心態是想象和聯想飛騰奔涌的前提。許多大作家習慣在夜深人靜時分伏案沉思，更有許多詩人離群索居，都是深諳這一藝術創造機理的。

二、“虛靜”與作品

中國古典文學以詩歌見長，而中國古典詩歌又與“虛靜”結下了不解之緣。不論是魏晉的玄言山水，還是唐宋的禪意詩詞，隨處都閃耀著“虛靜”的靈光。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把藝術境界分為“無我之境”和“有我之境”，他說：“以物觀物，故不知何者為我，何者為物”、“無我之境，人惟于靜中得之”，這不正是“虛靜”狀態下的物我同化，不執著于我，也不執著于物嗎？“無我之境”的深層藝術底蘊正是藝術家的“虛靜”心靈的映現。“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寒波淡淡起，白鳥悠悠下”，“明月照積雪，朔風勁且哀”，“雁引愁心去，山銜好月來”，……無數美麗的詩句，既是詩人在“虛靜”心境下所得，又體現了“虛靜”心境的平和、淡雅。而“有我之境”如“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里斜陽殘”等，雖表現出比較強烈的主體色彩，但在藝術構思時，依然需要“虛靜”的心態，正如魯迅先生所言：“長歌當哭，是要在痛定之后”的，創作主體只有在情感逐漸平靜之后，才能對曾經的“痛”進行審美觀照、藝術裁剪和加工。因此可以說，古典詩歌充分體現了中國古人的“虛靜”哲學態度和美學態度。

三、“虛靜”與人格

大千世界是紛繁復雜的，到處充滿著誘惑，人的異化越來越嚴重。莊子當年正是看到了這種異化的可怕，故

而高呼回歸自然，提倡“逍遙游”。但是，面對滾滾紅塵，種種誘惑，真要作到孤寂以守志，淡泊以養心，何其難也！佛教把廟宇建在深山老林，遠離世俗繁華，是采用強制手段為佛教徒創設修行環境，為了抵御各種雜念涌入心頭，佛教徒們動輒雙手合十，口頌“阿彌佗佛”，以保持內心的清靜。宗教需要“虛靜”，藝術也需要“虛靜”。只有保持這種心態，藝術家才能不被外物所役，才能保持自由的心靈，進而才能進行審美體驗與創造。我國古代作家中重視人格修養的例子很多，其中最令人稱道的就是陶淵明，他那不為五斗米折腰的傲岸，不慕榮華富貴、滿足于“草屋八九間”的安貧樂道的人格，已經成為后世知識分子仰慕的典范。“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這“心遠”不就是遠離世俗功利的“虛靜”嗎？劉勰亦云：“秉心養術，無務

苦慮；含章司契，不必勞情”，不必刻意去追求什么，隨意而任自然，這不也是“虛靜”嗎？

四、“虛靜”與讀者

我國古人無論彈琴還是頌詩，都有焚香凈手的習慣，這不是程式化的繁文縟節，這是潛心入靜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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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古典文學 科研能力 大學本科 教學培育

中國古典文學是本科漢語言文學專業的基礎課程，也是必修課程，課程內容涉及時間跨度長達數千年，一般安排六個學期的時間完成這門課程的授課與學習，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通過這門課程的學習，學生不僅要掌握基本的古典文學知識和文學發展流變，而且要具備閱讀古籍的基本能力，以及研究古典文學相關問題的基本素質。

那么，這種閱讀能力和科研素質的培養，需要通過怎樣的途徑得以實現呢？筆者從事古典文學教學十幾年，為本科生開設過四門相關必修課和選修課，得到同學們的好評。現筆者對執教的經驗與思考作總結，以拋磚引玉。

一、寓教于課堂講授之中

古典文學的課堂教學是漢語言文學專業本科階段最重要的學習環節，教學設計必須科學合理，涉及學生閱讀能力和分析能力的培養，包括兩方面內容。

第一，文學史的講授，按照朝代順序，對文學現象、文學流派和重要作家進行考察和分析，總結其藝術規律，探求其成因及其對后世文學的影響。

學術研究無止境，后出轉精。在教學過程中，既要重點講述學界通識，又要兼顧一些有爭議的問題，從而引發學生的思考，而不是單純滿足于知識的寫錄與機械記憶。

以清代散文流派講課為例，重點介紹桐城派，產生及持續的時間、流派名稱的由來，然后分別介紹代表作家及其貢獻，隨后講述這一流派在思想內容和藝術形式等方面的特點。關于陽湖派的問題，需要向學生指出，學界有關陽湖派是否獨立成派存在不同意見，可分別簡介各派的觀點及其依據，然后以曹虹教授《陽湖文派研究》的出版及其研究成果的介紹結束這個問題的講述。

經過這樣的講述，學生對清代散文主要流派有了比較完整的認識，初步了解了學術界關于這一問題的研究歷史，并且對學無止境有了更深一層的體會，培養他們對于古典文學勇于探索和不斷創新的意識。

第二，文學作品的賞析，必須結合文學史的內容，對重點作家的重要作品進行思想內容和藝術特色方面的剖析，加深學生對古典文學作家和文學現象的理解。

以明代傳奇《牡丹亭》為例。明代中后期，思想界的狂飆運動對文學創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湯顯祖創作的《牡丹亭》即是顯證。在講授的過程中，要結合湯氏《牡丹亭記題詞》進行提點：“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與死，死而不可復生者，皆非情之至也。”[1]P1153隨后，我對《游園》一出戲文進行了講解，并發動同學對湯顯祖的“至情”論展開了課堂討論。

由此，學生對杜麗娘這一人物形象有了一定程度的理解，對湯氏的創作特色，到明代中后期文學界公安派“不拘格套，獨抒性靈”特點在創作中的表現，就有了一定的認識，實現了從作品解讀到理論批評的順利過渡。

二、寓教于課外考察之中

除了課堂的講述，給學生適當布置作業，也是很有效的手段。上學期我給學生布置了一個作業：撰寫一位鄉賢的小傳，簡介其生平及其文學活動。我特別提了一個要求：要寫出自己通過哪些途徑，搜集了哪些材料，有哪些收獲。

布置這個作業的目的，一是事關自己家鄉的古代名人，學生很感興趣，有助于提高學生對家鄉的自豪感；二是讓學生走出書齋，放眼世界，將書本知識和實地調查結合起來，開闊眼界，增強動手能力。

學生的積極性被充分調動起來了。他們利用圖書館和網絡資源，選取了自己的研究對象，初步掌握了相關資料。接著，利用國慶節放假時間，回到故鄉，各展神通，收獲很大。

有的同學走訪了鄉賢的出生地，與其后人訪談，得見了其珍藏的家譜、族譜，得到了第一手訪談資料；有的拜謁了名人紀念館，甚至獨自前往名人墓園，拍攝了珍貴的照片，增進了感性認識；有的去博物館參觀，看到了傳主的字畫，對其文學以外的藝術成就有了切身體會；有的廣泛發動社會關系，趁著放假期間，進入了地方志辦公室查找資料；有的甚至找到了少人問津的江蘇省檔案館，并遇到了在那里工作的校友，得到了其熱情的幫助；還有的同學則去了南京圖書館和地方圖書館，翻閱了收藏在那里的古籍。在報告里，同學們說：“捧讀古籍的感覺，真是不一樣啊。”

在匯總、書寫報告的過程中，學生們提出了一些頗有價值的問題：為什么在世時頗有文名的古人，身后卻默默無聞？為什么聲名頗為顯赫的古人，卻沒有進入斷代史撰寫者的視野？這到底是古典文學研究的個案，還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通過這次作業，同學們有了不少收獲：完成作業不是簡單地坐在圖書館里下載資料，必須通過多種多樣的途徑搜集獲取。圖書館、博物館、紀念館、地方志辦公室、檔案館、墓園……有價值的資料不僅是文字資料，還包括書法、繪畫、家譜族譜、墓志、書影、訪談錄音等。文學研究由此變得生動起來，學生興致盎然。

治學固然要耐得住寂寞，所謂板凳坐得十年冷，沒有耐心是不行的。但是，做學問是一件充滿樂趣的事情，當你打開眼界，敞開心扉，就能海納百川，精益求精。唯有如此，才能吸引年輕學子加入到學術研究的隊伍中，學術才能薪火相傳，生生不息。

三、寓教于考核之中

考試分數事關學生的切身利益，最為學生動心牽掛。教師正好可以借此機會，對學生的學習熱情和努力方向進行引導。

每學期開學之初，除要求學生掌握基本的古典文學常識、古典文學批評理論等基礎知識之外，還強調對名家名篇的考核，要求學生在本學期內，利用課余時間，大量背誦《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中的作品。

只有熟悉掌握了足夠數量的具體作品，學生對于古典文學的認知才能真正做到既脈絡清晰，又血肉豐滿。正如清人張佩綸所云：“熟讀唐詩三百首，足推博雅也。”[2]P616

南師大文學院目前所使用的是本校郁賢皓、鐘振振等教授編選的、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除了選篇典型精當之外，這套教材還在每篇之后附有《選評》，匯集了歷代對本作品及作者的點評。學生在背誦時，不僅能夠熟知作品的原文和釋義，而且能夠結合他人的評價，進一步深入體察作家的風格和本篇作品的藝術特色，達到點面結合的效果。

如今的本科教育不同于以往，科目眾多、學分總量和工作訴求等因素都使得學生的專業學習時間受到了擠壓。這是不容回避的現實。如何在這么多科目的競爭中保證學生對古典文學學習的投入呢？經過這些年教學實踐的檢驗，我覺得，以考促學的方式是一項值得重視和推廣的古典文學教學方法。

總之，中國古典文學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相形之下，本科生的知識儲備和治學能力都處于初級階段，對于古典文學的學習和研究，很容易產生望而卻步的心理。有的學生甚至誤以為死記硬背，就算是學好了古典文學。其實，只要教師方法得當，激起他們對于古典文學的熱愛，就開了一個好頭。然后，根據本科階段學生的特點，用心講授，悉心指導，引領他們運用科學的方法進行學習和研討，不斷促進他們養成求知求真的思維習慣。在治學的道路上，教會他們不盲信權威，不迷信教材。同時，以閱讀原始文獻為基礎，以理論批評為手段，文史互證，密切關注學界的學術動態，最終形成適合自己的學習方法，找到自己的研究興趣，本科階段的學生一樣可以邁入學術研究的大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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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人為本降低經典閱讀門檻

德國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黑塞在談到名著閱讀時曾說：每個人應從自己能夠理解和喜歡的作品開始閱讀，不要迷信任何模式，“必須走一條愛之路，而非義務之路。”學生畢竟不同于成人，他們的興趣點要摸準。最初的閱讀應當選擇一些容易為他們接受，比較淺顯的作品。我的慣常做法是故弄玄虛講故事，講到緊要處就戛然而止，或者為某部作品編一個吸引學生眼球的廣告詞，來勾起學生的閱讀欲望。

二、借影視東風吹響經典閱讀號角

利用最近影視播放的有關名著改編的作品，“誘惑”學生看原著，找影視改編的優缺點，并嘗試提出自己的改進意見。有一些戲說的影視劇，我就引導學生去讀同時期的歷史，比賽誰能找出戲說的成分，恢復歷史原貌。例如，每回假期期間，電視臺都會重新播放《西游記》，就利用這個機會指導學生讀原著，互相印證。不定期的利用多媒體為學生播放由經典著作改編的影片，如《駱駝祥子》、《茶館》等，并發給他們有關的名著賞析，以此引導學生去閱讀原著，感受原著與影視的不同表現形式，以此激發學生的閱讀興趣。

三、借歷史資料再現經典名著語境

經典名著由于受時空所限，難以讓人親近。對于那些學生接受起來有一定困難的作品，我通常給他們補充一些資料把經典來一個“包裝”。其中包括一些歷史圖片、歷史文物、歷史場境的紀錄等，努力減少跨語境所造成的接受困難。同時鼓勵學生編演劇作，用今人的視角再現古典，感受經典里的文化底蘊和人文氣息。

四、生生互動創設經典閱讀氛圍

“一花獨放不是春，百花齊放春滿園。”閱讀、分享、體驗快樂，就會讓學生的興趣更加濃厚。開展課前交流活動：利用課前幾分鐘時間，讓學生輪流上臺自由表達，可以導讀名著名篇，可以談閱讀感受，向同學展示自己的課外閱讀成果。開展討論辯論活動、閱讀競賽、表演活動，提高學生課外閱讀的興趣。開辟展示園地：充分利用教室黑板報，開辟“讀書角”、“向您介紹一本好書”、“我的讀書筆記”等園地，讓學生有展示閱讀成果的場所。利用這些活動讓學生體驗閱讀的喜悅、成就感，將閱讀形成習慣。

五、以誦讀為主回歸閱讀經典模式

以誦讀為主的閱讀教學方式是古典文學作品閱讀教學的傳統方式之一。以誦讀為主的教學方式是以引導學生高聲朗讀、反復吟誦，達到背誦程度為主的一種閱讀教學方式。在語言教育史上，誦讀作為有效的閱讀教學方式，是一以貫之的。

（一）古典文學作品自身的特點決定了以誦讀為主的教學方式的回歸

我國傳統文化的思維，以超常、頓悟見長，與之相對立，漢語的詞匯具有很強的模糊性和意象性。盡管語言是表達思想的工具，但并不是任何思想都能用語言準確地表達出來的。漢語字詞與世界其他語言種系相比，具有更濃的情感色彩，因此模糊性也就更為突出。古典文學作品作為用漢語表現的文學，其語言的模糊性、形象性、情意性決定了我們在教學中不能作太多的科學的精確分析。像“春花”、“秋月”、“玲瓏剔透”等詞語就如金森先生所說的那樣：“意義愈清楚，情感的寄托愈貧乏；情感的寄托愈豐富，意義愈不清楚。”

唐代杜牧《江南春》中，“千里鶯啼綠映紅，水村山郭酒旗風。”這里的“千里”喻意極為模糊，但極言視野開闊，使意象更加深遠。對于這些語言，如果教師在講課過程中，講得太簡略，學生是很難意會其中的意境的，無法產生共鳴。但如果分析得過細，意象將會支零破碎，意境全無，那就更無法感染學生了。而采用誦讀，就可避免這種尷尬。可以讓學生通過反復誦讀、領會意境、感受形象、了解主題，教師只需適當講解、指導，讓學生讀準節奏、讀出語氣、讀出感情，通過誦讀，去“意會”，以達到理解的目的。

此外，古人做詩講究抑揚頓挫，做文講究啟承轉合，這使古典文學作品尤其古詩韻文本身就有一定的音樂性、節奏感，其語言的優美、意境的深邃，決定了它最適合于誦讀。可以這樣說，正是因為古典文學作品自身的特點決定了在古典文學作品尤其古詩韻文的閱讀教學中采用以誦讀為主的教學方式。

（二）誦讀自身的豐富內涵決定了其成為古典文學作品閱讀教學的主要教學方式之一

1.誦讀是理解的基石。首先，誦讀能培養學生對閱讀材料感知的敏銳性。其次，誦讀可以感知情境，對語言文字快速領悟。再次，誦讀可以強化學生多種心理活動。在誦讀中，面對感知的語言文字，感覺、知覺、表象、聯想、理解、情感等，主動、自覺地奔涌而出，閃電似地在頭腦中浮現、編碼、組合，滲透著思維的分析、綜合、抽象概括、判斷、推理等活動，從而獲得對作品全面而深刻的理解。所以南宋朱熹在《朱子讀書法》中說：“凡讀書且要熟悉讀，不可只管思。讀得貫通后而義理自出”，還說“去盡皮，方見肉，去盡肉，方見骨，去盡骨，方見髓”的境地的。可見，誦讀對于理解的確有著非同一般的作用。

2.誦讀是積累的捷徑。“記誦積累”是我國傳統讀書法的一種，讀得多，積累得自然豐厚。對于學習古典文學作品（尤其文言文）中的許多知識是需要記誦的。學生如果在閱讀中能記誦較大量的古詩文精品，就可以輕而易舉地做到辭暢意達、文從字順。劉勰說“積學心儲寶”，黃宗羲云“要使古今體式，無不備于胸中，始不為韙所壓倒”，可見綿妙用。”而誦讀正是把知識儲存起來的一種最有效的方法。

3.誦讀是語感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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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體的必然之與時代的必需

首先，我們的語文教學目的要求：“在教學過程中，要進一步培養學生熱愛祖國語言文字，熱愛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的感情，培養社會主義思想道德和愛國主義精神，培養高尚的審美情趣和一定的審美能力，發展健康個性，形成健全人格。”為此應重視“在培養語文能力的同時，教師要善于引導學生提高思想認識、道德修養、文化品味和審美情趣。”

對正在成長的中小學生，加強審美教育，選擇適合他們智力的內容，誘導青年學生廣泛地接觸文藝，使他們的精神生活得到正當的寄托和健康的發展，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因此，我們必須發掘古典文學中美的因子，幫助學生樹立正確的審美觀點，提高審美能力，培養審美情趣，發展學生的表現美和創造美的能力。因為健康的審美教育可促進學生智力的發展，凈化學生的心靈，從而激發他們對美的熱愛和追求，促進學生的全面發展。何況，在中國古典文學中孕育著、乃至沖涌著的審美傾向與道德理想，是互為條件、相輔相成，共融成中華民族的審美道德精神。

其次，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時代，不能沒有自己的民族氣質與道德精神。當前，我國正處于一個快速發展的時期，價值觀念、道德倫理都發生了極大變化。表現在當代青少年中，由于他們世界觀、人生觀欠成熟，自控力較差，審美道德精神不穩固，因而導致了諸多的社會問題。因此，教育個體的必然要求與時展的客觀需要，向我們提出了一項新的歷史性課題，即如何確立正確的價值觀念、審美傾向，道德規范，對新世紀青年進行教育。

第三，中國古典文學沖涌著激越的審美道德巨浪，賢哲圣思們在他們至今令人折服的論述中，深刻地提出了一系列人格理想和人倫哲理。他們所倡導的自強不息的意志力量，擺脫物役、哲理思辨的智慧力量，形成中華民族精神的主體，也成為古典文學的主要內容。所以，在教學時要寓以教育，讓其悠久的精神明珠，在新時代更放異彩。

二、審美的歷程之與道德的構成

統觀中國文學的發展歷史，具有審美道德精神的中國古典文學比較集中地表現在如下幾方面：

1.整體至上的道德精神

突出表現為中華民族以小我成全大我，犧牲個人利益去維護整體利益的獨特品質，從而形成整體至上的價值取向。如《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一文，司馬遷給后人塑造的廉頗和藺相如兩個典型，藺相如在強敵面前臨危不懼，不辱使命，成功地維護了國家的尊嚴;在內，他不以顯位自傲，面對廉頗的譏辱，表示要“先國家之急而后私仇也。”顯示了為國義棄己利的君子氣度。藺相如的“不戰”而勝與廉頗后來的“肉袒負荊”，而結成的“刎頸之交”是整體至上的道德準則。還有范仲淹在《岳陽樓記》中提出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崇高精神。對這種道德精神的弘揚，會使那些“勇于私斗，怯于公戰”者自慚形穢，這就是文學的魅力。還有如《東周列國》中高人弦高的形象，他的壯舉顯示了中華民族歷史彌堅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整體為上的道統美德。

2.仁愛合諧的道德精神

遠古的原始歌舞（樂）和巫術禮儀（禮）是合而為一的，后來逐漸分化為“樂”――文學藝術，“禮”――典章制度。在先秦儒學中，除強調“禮”，還注重“仁”。孔子講：“仁者愛人”、“己欲立立人，己欲達達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對“仁”的解釋，說明“仁”至少要反映二人以上的和諧關系。到孟子要求統治者“與民同樂”;墨子講“天下兼相愛則治，交相惡則亂”，莊子主張“泛愛萬物，天地一體”。其中由孔子的“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發展到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更是反映了人與人之間對于和平共處，和諧互愛的向往。

3.倫理綱常的道德精神

傳統的中國文明非常注重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如《周易?象傳》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揭示了人類自下而上的的內在本質，“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則表達了人際關系的基本準則。從《尚書》中最早提出的“五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到孔子的“孝悌也者，其為人之本輿”，再到孟子的“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妻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都是對“厚德載物”的具體闡述。

“孝”，儒家作為一切道德理想的根本，在家能孝，于國而忠，漢代更是以“孝”治天下。而我們要拋棄蕪雜，取其精華，孝敬父母長輩在任何時代、任何民族都應得到提倡。推而廣之，人倫綱常還表現為交友接物之道，如《紅樓夢》中所說的“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說明“和”是處友的基本標準，和舟共濟，明辨是非，而不同流合污。

4.崇德修身的道德精神

《左傳》里說古有三不朽“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這是中國人價值意識的宣言。崇德重義，追求理想境界;注重修身，向往理想人格。從孔子對民族成員個體人格的尊重：“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也”，強調“士可殺不可辱”“君子謀道不謀食”，強調“不義富且貴，于我如浮云。”一方面發展為孟子的偉大人格理想：“富貴不能，貧濺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另一方面演化為莊子的遺世絕俗的獨立人格，“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這種儒道互補是兩千年來中國思想的一條基本線索。但在幾千年來中國歷史的長河中，莊子追求人格獨立，崇高絕對的精神自由，首開了“隱世”的先河，這可謂是“持義”的壯舉，長期以來，他同儒家的舍利取義（如孟子的“生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身而取義者也”）結合在一起，構成中國人特有的“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民族精神，且一直激勵著仁人志士發憤向上。

5.修養踐行的道德精神

孔子把原始文化納入實踐理性的統轄之下，把理性引導和貫徹在日常現實、世間生活、倫常感情和政治觀念中，而不做抽象的玄想。這就是說不僅要有崇高的目標，更要有實現這一目標的人生途徑――“知行合一”，切磋實踐，隨時反省，方能造就理想人格。如孔子的“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倡導“見賢思齊焉，見不賢內自省也。”“敏于事而慎于行，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己。”等等，都無不重視理性的實踐精神，來真正揭起民族精神的不朽大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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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學熱”的顯著標志，乃是專業力量的增強和專題著述數量的激增。在這之前，相關研究的譯文和論文，多半散見于各種期刊、學報(如《傳統文化與現代化》)，而在《國際漢學》(1995)之后，又有《漢學研究》、《世界漢學》、《法國漢學》等刊物或書系相繼問世。專業刊物的創辦，有力地推動了“國外漢學”研究的發展。這兩年間隨著中西、中日、中韓、中俄雙邊關系研究的深化，還有一些研究著作和文集陸續出版。這些著作多半以交流史和學術史的形式出現，如嚴紹璗、中西進主編《日中文化交流史大系》(已出文學卷和思想卷，1996)、嚴紹璗著《日本藏宋人文集善本鉤沉》(1996)、衛茂平著《中國對德國文學影響史述》(1996)、河北人民出版社編《國際漢學漫步》(1997)、劉海平主編《中美文化的互動與關聯》 (1997)、吳芳思(Frances Wood)著《馬可·波羅到過中國嗎?》(洪允息中譯本，1997)、黃鳴奮著《英語世界中國古典文學之傳播》(1997)、周發祥著《西方文論與中國文學》(1997)、鄭判龍主編《韓國詩話研究》(1997)等等。據不完全統計，總數當在20種以上。在半個世紀之前，老一代學者已有漢學著作，這時又見重印本，以補學術研究的空白，如陳銓的《中德文學研究》(1997)。

在“漢學熱”興起之時，一些學者認為對“漢學”一詞本身，就應該有個比較明確的認識。于是他們撰寫文章，著重探討它的內涵和性質，以及反饋國外漢學研究信息的價值和意義。閻純德為《漢學研究》創刊號作序時，強調國外漢學的特殊性、開放性、及其對交流雙方文化建設的互補性。他指出，“古人云，‘流水不腐，戶樞不蠹。’意思說，事物只有運動才有生命。文化是流動的，流動可以開化文明，發展文明。中國文化可以流出去，帶著自己的古老、滄桑和輝煌；還可以流回來，帶著異樣的風景。從中國流出的文化，汲取了異國文化的智慧，形成既有中國文化的因子，又有外國文化思維的一種文化，這就是漢學。漢學是以中國文化為原料，經過另一種文化精神的智慧加工而成的一種文化。所以，可以說漢學既是外國化了的中國文化，又是中國化了的外國文化；漢學，是中外文化交融的精魂。漢學可以與中國文化相近，也可以與中國文化相距很遠，總之，它是一門相當獨立的學問，是一個亟待投入人力進行研究與開拓的學科。”(《序〈漢學研究〉》)諸如此類的論述，對“國外漢學”研究的發展，無疑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既然漢學是中外文化碰撞的產物，它便廣涉中國的文學、歷史、哲學、宗教、藝術、科技等多種專門的知識領域。面對這種情況，我國學者一般是雙管齊下，巨細兼顧，一方面進行綜合考察，梳理國外漢學的發展史，把握其間的總體規律，另一方面，也越來越關注單一學科的漢學研究，具體分辨其透視角度，剖析其研究方法，捕捉其真知灼見。顯然，無論是宏觀考察，還是微觀考察，力圖做到史論并重，縱橫交織，以全面而深入地反映國外漢學的面貌，是學術界為之追求的目標。

就文學研究而言，這兩年的研究出現了以下幾個重點：

一、譯介或撰寫國別漢學史，而涉及中國文學。前者如胡書經譯戴密微(P.Demieville)所撰長文《法國漢學研究史概述》(載《漢學研究》第一集)，文中提及馬若瑟(Joseph H.M.de Premare)節譯《趙氏孤兒》、儒蓮(S.Julien)選譯言情小說，巴贊(A.P.L.Bazin)翻譯并研究元雜劇，葛蘭言(M.Granet)研究《詩經》等等。后者如熊文華所撰《荷蘭的漢學研究》(載《漢學研究》第二集)，則提及高羅佩(R.H.van Gulik)譯介并且創作公案小說，伊維德(Wilt L.Idema)研究元明戲曲、撰寫文學通史。

轉貼于 二、介紹各國漢學界的名流，乃至巨擘，其中不乏在中國文學研究方面造詣高超的專門家。如意大利的利瑪竇(Matteo Ric-ci)、瑞典的高本漢(B.Karlgren)、德國的鮑吾剛(W.Bauer)、美國的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等等。美國作家賽珍珠(Pearl S.Buck)以創作中國題材的小說而名世，但她也翻譯過《水滸傳》，與漢學研究有關。吳海蔓的《東方不是東方——賽珍珠在中國》(載《漢學研究》第二集)對她的雙重文化身份有所介紹。

三、評介漢學譯著和論著。除了散見于期刊上的文章(如帥雯霖評《紅樓夢》英譯和翟理思的《中國文學史》)之外，這時已有專書問世，即黃鳴奮的《英語世界中國古典文學之傳播》 (上海，學林出版社，1997)。著者自稱，他借海外訪學之便，廣為搜羅，書中濃縮信息4000條，其耗時之多、耗資之大，可想而知。全書設七章，散文、詩歌、小說、戲劇之傳播，各有專章評介；古代文論和民間文學，則放在綜合研究一章內加以評介；此外，還有兩章分別介紹中國古典文學的傳播背景，以及英語世界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工具書。該書資料翔實，脈絡清晰，評點文字也要言不煩。著者認為，“研究中國文學在英語世界的流傳情況，不僅對全面評價中國文學的歷史影響、弘揚中國文化、促進我國人民的對外交往與國際合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也有助于加強中國文學史、中國文學批評史、比較文學和文化學等學科的理論建設。”(第1頁)這種論斷，是就文學學科具體說明反饋國外漢學研究信息的學術價值。

四、梳理中國文學外播史。這種研究實質上屬于比較文學范疇里的影響研究，但由于中國文學的外播，在絕大多數的情況下是通過漢學家的譯介而完成的，因此它也與國外漢學密切相關。這時有三本著作值得注意。一本是嚴紹璗、中西進主編的《日中文化交流史大系》之六“文學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66)。這套叢書凡十卷，由中日書社分別以中文和日文刊出。撰寫者有嚴紹璗、中西進、劉雨珍、諏訪春雄、王曉平和山田敬三。全書分六章，分論中日神話、中日詩歌、日本物語與中國文化、中日戲劇、日本前近代小說與中國文化和日本近代文學與中國作家之間的關系，或就兩者做平行比較。另一本是孟昭毅的《東方文化文學因緣》(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1996)。這部書涵蓋面極廣，涉及中朝、中日、中越、中印、中伊、中阿六種雙邊關系，在某些方面填補了中外交流史的空白。衛茂平的《中國對德國文學影響史述》(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6)則是中西交流中的個案研究。全書以接受者為視角，采用形象學研究的方法，分期縷述中國文學對德國文學的影響。著者從德國騎士文學和巴羅克文學，依次講到啟蒙運動文學、古典時期文學、浪漫主義文學、現實主義文學、自然主義文學、印象主義文學、表現主義文學、“內心流亡”文學、流亡文學、左翼作家、戰后文學等等與中國的關系。關于研究方法，著者就“影響”一詞做了說明。他指出，“這個概念極易引起人們關于主動與被動、給予和接受的聯想。而事實上，文學中的影響關鍵往往不在前者而在后者。授者提供選擇，受者自身才決定取舍。所以，本書實際要點不在于中國如何‘影響’德國文學，而在于德國文學如何對中國進行接受或拒斥、改造或吸收。”(第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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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基礎，寬口徑”復合型人才的培養有利于適應當今社會對人才的需求，因此，在注重應用實踐的室內設計教學中，強化對學生進行技能訓練的同時還需要注重對學生進行民族文化素養的培養。我國在室內設計專業的教學中過多的注重對西方設計理念、設計思潮的追捧，認為西化的、歐化的設計格調和方式能夠符合社會人的審美需求。目前，我國室內設計專業的教學通常是以包豪斯體系作為基礎的，設計案例以國際化風格的室內設計為主，強調一般性的空間造型和功能至上的原則。因此，多數學生的作品設計表現出時尚化、前衛化的傾向。這種教學的結果就是淡化了學生對民族文化以及民族審美標準的意識，從而使設計理念和設計作品缺少中國傳統文化的因素，缺乏中華韻味。為了傳承中國傳統文化和審美理念，在室內設計教學中融入中國傳統文化的內容就顯得極為重要與必要了。

2、中國傳統文化融入室內設計教學的途徑

2.1從中國古典文學作品中尋找靈感

古典文學作品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文字傳承，后人可以通過前人的記述來對古代文化有比較清晰的認識。因此，引導學生從中國古典文學作品的文字中尋找創造的靈感，可以使學生在分析問題時更具有敏銳性。將從古典文學作品中尋找到的設計靈感同現代化的設計手法相結合來應用于室內設計中，可以使設計出的作品更具有民族文化氣息。例如，筆者要求學生對一處茶館做室內設計，需要使作品充分展示出中國傳統的韻味。由于要求比較寬泛，學生就可以從多個角度進行設計。我國的古典文化作品的意蘊比較濃厚，通過簡單的文字記述就可以為我們呈現出一幅或富麗堂皇或典雅或清新的畫面，因此，學生在創作的過程中就具有很大的選擇性。在上交的作品中來看，學生也大都實現了這一要求。有的學生從陶淵明的《歸園田居》入手來創作，有的則從王維的《鳥鳴澗》入手來創作，而有的則是從戲劇入手等等。學生充分體會作品文字所描繪出的意境，并將自己體悟到的內容同現代化的空間設計手法相結合，從而使創作出的作品別具特色。

2.2從極具中國傳統文化內涵的設計入手教學

在教學中，除了要引導學生從中國古典文學作品中來尋找靈感外，教師還可以讓學生多接觸一些極具有中國傳統文化內涵的成品作品入手，讓學生從真實的設計中來獲取經驗，增加靈感。例如，一些展示中國傳統文化作品的展覽館一般會在設計上突出同中國文化融合的樣例。學生在參觀展覽中一方面可以進一步體會到中國傳統文化的博大精深，另一方面還可以將展覽館的設計同當時當地的空間結構相結合，對已經完成的作品做出自己的評判。教師還可以鼓勵學生將展覽館當作自己的設計對象，可以做出什么樣的設計，又同原來的設計相比有哪些更適合的地方。通過學生的實地參觀和展覽，以及不斷地比較甚至再創作，學生就能夠不斷地豐富自己的經驗，提升自己對中國傳統文化內涵的理解和認識。

3、小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