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藥器械產業分析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醫藥器械產業分析，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在歐美債務危機的影響下，全球股市受挫。面對危機，我們既可以選擇在逆境中求生的優勢題材股，也可以尋求“巴菲特式”的危機抄底機會，而十月前的中報行情似乎也成為了危機中的一縷曙光，那么才能把握其中的機會呢？

據Wind資訊統計，截至8月18日，兩市披露2011年中報的上市公司已達1090家，約占全部上市公司總數的五成。從這1090份中報來看，上半年歸屬母公司凈利潤為正的上市公司共有997家，占已披露公司的91.46%。

防御性板塊穩字當頭

在這種通脹和熊市的背景之下，一般醫藥類和消費類是表現較好的板塊。

首先，先看醫藥板塊。由科技部牽頭、其他相關部委合作起草的《“十二五”生物技術發展規劃》、《“十二五”醫療器械產業科技發展專項規劃》、《“十二五”醫學科技發展專項規劃》、《“十二五”先進生物制造科技發展專項規劃》已形成征求意見稿，預計八月底九月初將公布。醫藥生物已經成為近期反彈時的領漲板塊。

截至8月19日，滬深兩市92家醫藥生物上市公司披露2011年半年報，其中有63家上半年實現了主營收入及凈利潤的雙增長，占比68.48%。這63家公司有多達46家在三季度實現了逆市上漲，占比73.02%。從細分行業看，醫藥器械和中藥類個股的業績相對較好，東富龍一、二季度凈利潤環比增長都在20%以上，二季度凈利潤同比增長達到了50%，魚躍醫療單季度利潤分別同比增長了59%和42%。而中藥產業的天士力、上海凱寶二季度凈利潤的環比增長都在35%左右，天士力二季度同比增長64%。

醫藥行業利潤增速回升將推動醫藥板塊行情開展，同時，下半年醫藥行業政策力度有可能放松，醫藥板塊短期仍有表現機會，但是由于行業相對估值較高，繼續制約了板塊大幅上漲的空間，精選個股將是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醫藥板塊投資的核心。

其次，消費類中的酒類，食品及飲料行業也都有著不俗的表現。據wind資訊最新統計，食品飲料板塊中有66只股票，截止目前，有44只已公布今年中期業績報告，加權平均每股收益0.5776元，平均每股凈資產(整體法)4.9537元，每股經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凈額為0.7875元，歸屬母公司股東的凈利潤為1110517萬元，同比增長40.79%。目前行業估值適中，動態市盈率為39.37倍。

另一方面，酒類行業則仍然維持著高景氣。據WIND數據顯示，白酒1-7月累計增速28.8%，高增長勢頭不減：7月單月產量69.7萬千升，同比增長33.8%，增速比6月上升0.2個百分點，比去年同期快27.8個百分點；1-7月份累計產量547.3萬千升，同比增長28.8%，增速比1-6月上升0.8個百分點，比去年同期上升2.5個百分點。業內人士分析指出，行業維持較高景氣。

低估值板塊機會潛伏

目前A股中，金融行業與資源類個股，動態估值已相當低。比如銀行股，無論是市盈率還是市凈率均處于歷史最低水平，但增長依舊維持在30―50%的高水平。這類股票是估值洼地，外加增長強勁，我們能否潛伏其中，追隨他們一起分享價值投資的紅利呢？

先來看金融行業。市場信息顯示，目前已有民生銀行、光大銀行、華夏銀行、浦發銀行、深發展A等多家銀行公布了2011年中報，上述五家銀行在報告期內均取得不俗的經營業績，上半年合計實現凈利潤451.87億元，較去年同期增長45.26%。其中，民生銀行凈利增長速度最快，達到57%，深發展、農業銀行和浦發銀行增速也分別為53.2%、45.3%和45.2%。業內人士預計2011年行業收入端增速仍在30%以上。

篇2

    關鍵詞:長三角地區;優勢產業;關聯性??

    一、優勢產業評價指標體系?

    (一)優勢產業定義?

    優勢產業是在當前的經濟總量中占有一定的份額、運行狀態良好、資源配置基本合理、資本營運效率較高、在一定空間區域和時間范圍內有較高投入產出比率的產業。優勢產業與主導產業不同,在產業生命周期曲線中,優勢產業一般處于成長的成熟期這一區間。優勢產業強調資源的天然稟賦、資源的合理配置以及經濟的運行狀態。只有當它們得到了比較好的結合,才有可能形成優勢產業。?

    本文所評選的優勢產業有這樣幾個特點,該產業資本營運效率高,人力資源優勢明顯,對長三角經濟區域整體貢獻大,并體現出一定的成長性。?

    (二)優勢產業評價指標?

    1.優勢產業評價指標體系?

    根據優勢產業的定義與特點,本文建立了優勢產業評價指標體系(見表1)。?

    2.綜合評價模型?

    c=100×?ni=1ωi?Xi ?

    其中,ωi為第i個指標的權數,?Xi 為該行業第i個指標經過消除量綱后的指標值。?

    3.對評價指標的說明?

    (1)資本產出率?

    資本產出率=該產業當年的生產總值/當年該產業的資產總額?

    資本產出率是單位資本產出能力的體現,產業資本產出率的高低體現了該產業對資本配置的好壞、資本運作效率的高低。同時,資本的產出率也反映了該產業在生產活動中對資本的需求程度,是評價優勢產業的重要指標。?

    (2)勞動生產率?

    勞動生產率=該產業工業增加值/該產業當年的平均從業人數?

    勞動生產率說明了該產業內單位勞動力生產能力的高低,同時也表示了該產業對人力資源的需求狀況。?

    (3)產業貢獻率?

    產業貢獻率=該產業當年總產值增加量/該地區總產值增加量×100%?

    產業貢獻率體現了某產業對區域經濟的影響,有助于評價該產業在該區域經濟中的作用,以及對整個區域經濟的作用大小。同時,該指標還在一定程度上表現了所述產業與整個區域經濟發展的關聯情況,具有重要意義。?

    (4)企業產出增長率?

    企業產出增長率=該產業總產值增加量/該產業內企業個數增加量×100%?

    本文考察的優勢產業主要是位于產業成長周期中的相對處于成熟階段的產業,但同時也需要考慮該產業進一步的發展方向和發展潛力之所在,因此,該指標也是衡量優勢產業的組成之一。?

    4.對權重的說明?

    首先,本文主要考察優勢產業對整個長三角地區整體區域經濟的推動作用,因此,相關的指標——產業貢獻率被賦予最高的權數。其次,從長三角地區的經濟運行來看,資本相對勞動力而言,在推動經濟發展過程中起到了更加重要的作用,這是本文對兩者賦予不同權數的原因。最后,企業產出增長率被賦予最小的權數,因為本文將優勢產業主要定義為在成熟期階段的產業。?

    二、長三角地區優勢產業的界定?

    (一)樣本說明?

    長三角地區共有16個城市,分別為上海、南京、杭州、寧波、鎮江、揚州、泰州、蘇州、無錫、常州、南通、紹興、嘉興、湖州、舟山、臺州。根據重要性原則以及各地可查證的統計資料,本文選取了上海、南京、蘇州、無錫、常州、鎮江、揚州、杭州、寧波、紹興、嘉興、舟山共12個城市的統計資料進行分析。該12 個城市2004年城市GDP總和占整個長三角地區GDP的87.08%,具有重要的研究意義。?

    選取數據方面,主要以2004年的數據作為當期,2003年的數據作為基期,僅嘉興市以2003年數據作為當期,2002年數據作為基期。工業生產總值等方面,均以現行價計算。?

    (二)定量分析?

    定量分析中,針對4個指標對各行業計算出資本產出率、勞動生產率、產業貢獻率以及企業產出增長率后,對上述指標進行無量綱化處理后,按權重加總即為綜合得分。各產業得分以及位次排定如表2所示。?

    通過定量分析,我們選取其中的前八位產業(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塑料制品業;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紡織業;電力、熱力的生產和供應業以及通用設備制造業)作為評選出的優勢產業。?

    (三)長三角地區十大優勢產業排序 ?

    作為對定量分析的補充,從產業的重要性和關聯性角度出發進行定性分析,化學纖維制造業以及醫藥制造業被選為另兩個優勢產業。?

    01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13.2417紡織服裝、鞋、帽制造業1.8502塑料制品業8.1418橡膠制品業1.8303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6.9619醫藥制造業1.8304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6.12

    20文教體育用品制造業1.8205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5.8321造紙及紙制品業1.8006紡織業3.9322非金屬礦物制品業1.7107電力、熱力的生產和供應業3.8723飲料制造業1.7008通用設備制造業3.7324家具制造業1.6809有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3.7325食品制造業 1.5810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3.6326印刷業和記錄媒介的復制1.4111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3.3727燃氣生產和供應業1.4012化學纖維制造業3.2928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業1.3413農副食品加工業3.1329工藝品及其他制造業1.3214儀器儀表及文化、辦公用機械制造業3.0030金屬制品業1.3015皮革、毛皮、羽毛(絨)及其制品業2.5231水的生產和供應業0.9716專用設備制造業1.96 注:根據上海工業年鑒、江蘇統計年鑒、浙江統計年鑒2000-2005年的數據計算(下表同)。?

    對于醫藥制造業來說,長三角地區16個城市中,上海、南京、無錫、揚州、泰州、杭州、寧波、湖州、紹興以及臺州共10個城市都將其評價為該城市的支柱產業、優勢產業或特色產業。同時,與醫藥方面相表3長三角地區十大優勢產業時,與醫藥方面相關?

    位次產業大類01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02塑料制品業03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04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05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06紡織業07電力、熱力的生產和供應業08通用設備制造業09醫藥制造業10化學纖維制造業關  的還有部分精細化工行業、醫藥器械制造行業,醫藥行業實際整體評價會超過本模型的定量綜合評價,因此通過定性調整將其歸為第九位的優勢企業。?

    對于化學纖維制造業,在定量模型中排位12。由于化纖行業與排名前列的紡織業,紡織服裝、鞋、帽制造業等有較大的相關性,同時,該產業還是南通、揚州、杭州、嘉興等市的支柱產業或優勢產業,因此通過定性調整將其歸為第十位的優勢產業。?

    通過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相結合,評出長三角地區十大優勢產業,如表3所示。?

    三、長三角地區優勢產業的比較?

    長三角地區的十大優勢產業在單位資本產出率、勞動生產率、產業貢獻率和企業產出增長率這四個指標上2004年的指標值如表4所示,將其分別與相應的平均水平相比較,即可得出十大優勢產業的比較優勢。?

    1.資本產出率?

    產業資本產出率的高低體現了該產業對資本配置的好壞、資本運作效率的高低,同時也反映了該產業在生產活動中對資本的需求程度。2004年長三角地區資本產出率的平均值約為120%,在十大優勢產業中塑料制品業,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化學纖維制造業這五大優勢產業均體現了較高的資本運作效率;而紡織業,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通用設備制造業,醫藥制造業,電力、熱力的生產和供應業這五大優勢產業在資本產出能力上表現得較弱。

    2.勞動生產率?

    勞動生產率說明了該產業內單位勞動力生產能力的高低,同時也表示了該產業對人力資源的需求狀況。統計數據表明:2004年長三角地區勞動生產率的平均值約為12500美元/人,2002年世界勞動生產率的平均水平約為18600美元/人,發達國家均在30000美元/人以上。與表4中長三角地區的十大優勢產業的數據比較可以得知:長三角地區的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塑料制品業,電力、熱力的生產和供應業已經達到發達國家水平;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超出世界平均水平;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化學纖維制造業達到長三角地區的平均水平;醫藥制造業,通用設備制造業,紡織業這三個產業未達到長三角地區的平均水平,具有提高的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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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業發展迅速

我國政策一直對醫藥行業進行大力支持，這種政策支持引致醫藥行業在過去十多年的發展中一直保持強勁的增長勢頭，產業結構不斷優化，行業整體實力不斷提高。有數據顯示，我國醫藥行業自2000年到2010年十年時間內醫藥工業總產值平均增幅高達22%，比國民生產總值增幅的兩倍還要大[1]。

（二）監督管理制度越發完善

隨著國家對醫藥行業重視程度的不斷提高，醫藥行業的監督和管理也不斷加強，監管制度不斷完善。從產品數量到產品質量，從產品結構到成品治理，有關機構的審批力度審批制度和審批程序都十分嚴格，實現了醫藥行業在產品信息方面的透明化、審批程序的法律化和監督方面的專業化。

（三）醫藥外貿額發展迅速

自從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我國的醫藥外貿額穩中有升，特別是最近幾年，醫藥外貿額增長迅速。我國的外匯收入中，醫藥行業創收占比不斷提高，即便在2008至2010年經濟危機的蕭條時期，我國醫藥行業外貿額依舊保持同比增幅繼續提高的態勢。

（四）外企進軍我國，加大行業競爭性

我國是人口大國，人口老齡化的加快催生了“銀發經濟”，“銀發經濟”主要利好醫藥行業，因為未來人們對藥品和醫藥器械的需求很大。很多國外的商人嗅到了這塊可口的蛋糕而進軍我國，以合資的方式在我國成立醫藥相關企業，加大了行業競爭性。

二、我國醫藥企業的融資現狀分析

（一）我國醫藥企業融資的特點

1.對資金需求大。醫藥行業最主要的是在研究和開發階段，這個階段也是資金需求量最大的時候，先投入資金進行研究開發，后通過銷售回收資金，這種高成本的研究開發使得醫藥行業對資金需求大。

2.高風險與高收益性。研究開發新藥前期需要巨額投資，但研究成果在臨床試驗階段風險極高，新品成功率幾乎為千分之一。但風險與收益同在，企業一旦推出新藥，那么新藥將會在市場上形成壟斷效果，企業也很可能成為對應同類藥品的龍頭，獲取高額收益。

（二）我國醫藥企業的融資現狀分析

1.我國醫藥企業普遍存在資金缺口。我國醫藥企業的規模和國外醫藥企業的規模相差巨大。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就是我國醫藥企業普遍存在資金缺口，沒有足夠的資金去研究開發新藥，導致企業不能突破規模瓶頸。有數據顯示：81%的企業認為一年內的流動資金只能部分或不能滿足需要，60.5%的企業沒有1～5年的中長期貸款，即使能獲得，僅有1.6%能滿足需要，52.7%部分滿足需要，31.3%不能滿足需要[2]。

2.我國醫藥企業制度不完善，普遍面臨融資難現狀。企業融資一般按照內部融資、權益融資和債務融資的順序進行融資，上市公司可以通過在股票市場上進行權益融資。但大多數企業在制度方面不完善，各項指標無法滿足上市條件，特別是醫藥企業的監督管理機制不完善，所以多數醫藥企業主要依靠銀行貸款，前文介紹了醫藥行業的特點是高風險和高收益相伴的行業，而銀行是典型的“錦上添花”但不會“雪中送炭”的作風，為了規避貸款難收的風險，銀行對醫藥企業的貸款審批十分嚴格，對醫藥企業惜貸明顯。藥企因為制度不夠完善無法在資本市場融資，又無法從銀行融得資金，導致陷入融資難的現狀。

3.我國醫藥企業融資渠道相對匱乏。企業融資一般按照內部融資、權益融資和債務融資的順序進行融資。有數據顯示，在我國已經轉化的科技成果中，成果轉化的資金主要靠自籌的約占60.9%，國家科技計劃貸款占33.3%，風險投資僅占5.58%[3]。可見我國藥企缺乏權益融資和一般的債權融資，隨著我國證券市場的發展，醫藥企業的權益融資渠道可以依靠新三板。

綜上所述，我國醫藥企業融資渠道有限，并且在企業常用的權益融資方面面臨發展瓶頸，一方面是因為權益融資需要完善的資本市場；另一方面是因為權益融資對融資企業的制度有所要求，而我國醫藥企業和資本市場顯然存在問題。總結起來，我國醫藥企業融資難的主要問題在于三方面，其一是資本市場不健全；其二是融資渠道有限；其三是醫藥企業方面的制度不完善。

三、完善我國醫藥企業融資的建議

（一）完善我國資本市場以提高融資效率

我國針對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推出了新三板，這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解決我國醫藥行業融資難的問題，但在以下兩方面還存在問題：

1.健全監督和管理制度。完善的監督管理機制需要有完善的法律法規做基礎。我國證券市場的法律法規尚不健全，許多企業在證券市場中利用法律的球，以謀求自身利益并規避政府機構的監督和管理。推動我國醫藥企業在證券市場的融資，必須完善相應的法律法規，以及政府機構嚴格的監督管理。

2.對中介市場加以規范。我國證券市場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十分嚴重，散戶無法獲得上市醫藥企業的真實信息，所以，為了規避信息不對稱所帶來的投資風險，散戶們不愿意將資金投向醫藥企業。若想改變這種現狀，就必須通過對中介機構的規范，實現醫藥上市公司信息的透明化。同時還要加大對證券市場不法分子和違規操作人員的懲罰力度，以促進我國資本市場的有序發展。

（二）拓寬醫藥企業融資方式和改變融資渠道

1.加強國際合作以吸引外資。我國醫藥企業應該堅持“走出去”和“引進來”的方針，“走出去”是指我國醫藥企業通過各種可行的方式，獲取國外醫藥企業在新藥研究開發方面的經驗；“引進來”是指我國醫藥企業應加快與外國醫藥企業的合作，利用外國的資金和醫藥研發方面的技術優勢，并結合我國廉價勞動力和自然資源的優勢進行優勢互補，以此解決我國醫藥企業融資難的問題。

2.加強企業兼并和企業聯盟。醫藥行業屬于規模經濟的類型，所以在面臨重大問題的時候我國醫藥企業可以選擇通過兼并和采取企業聯盟的方式實現規模擴張和統一的高效管理，并且可以將兼并企業和被兼并企業之間的優勢疊加，企業之間通過相對優勢來獲得各自的好處，以使得企業在醫藥行業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生存下來。

（三）完善我國醫藥企業相關制度

1.完善醫藥企業法律制度。完善我國的醫藥企業法律制度需要以《憲法》、《公司法》作為基礎，及時根據我國醫藥企業的發展現狀、國內外經濟形勢和行業發展進行相應的修訂，應該加大在法律上對醫藥企業融資的政策支持力度，如補貼和利率優惠等。

2.完善醫藥企業監督管理制度。完善我國醫藥企業的監督管理制度需要醫藥企業具備完善的法律法規，在此基礎之上，應積極推進有利于醫藥企業融資的監管政策，對違規融資的企業法人和個人進行嚴厲的處理，通過完善的監管機制提高銀行與醫藥企業、股民與上市醫藥企業之間的信息透明度，以促進我國醫藥企業的債權融資和股權融資的發展。

參考文獻

[1]馮根福，吳林江，劉世彥.我國上市公司資本結構形成的影響因素分析[J].經濟學家，2000（5）：5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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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珠三角；安大略省；中醫藥；國際合作

中圖分類號：F752.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0594(2011)01-0041-05　收稿日期：2010-09-07

長期以來，如何進一步打開發達國家市場一直是困擾我國中醫藥國際化的一大難題。雖然目前全球每年中草藥產品的市場銷售額超過200億美元，且以年均兩位數的速度迅速增長(許銘、謝寧玲，2006)，但我國的中藥在全球市場占據的份額仍然很小，這與中國身為中藥發源地的地位非常不符。在國際市場上，一方面，中藥面臨著日本、韓國的漢方中藥及美國、德國、印度、泰國等植物藥及保健品的強勢競爭；另一方面，中醫在大多數發達國家仍無合法地位。迄今，將中醫納入醫保體系的只有新加坡、澳大利亞的維多利亞省；雖有美國42個州、加拿大的卑詩省(British Columbia英屬哥倫比亞省)承認中醫合法化，但尚不允許其進入醫保體系。盡管近年來同仁堂、三九、天士力等中醫藥企業分別以不同的方式試水中醫藥國際化的道路，但是畢竟勢單力薄，因而收效甚微。國家及地方政府部門和相關機構的國際交流與合作雖不斷加強，但尚缺乏真正有影響力的交流和實質性的合作。本文立足探討珠三角與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中醫藥合作，通過多維度地對比兩地區開展國際中醫藥合作的契機、合作方的現狀以及在深入分析合作的基礎與障礙的基礎上，對兩地區國際合作可行性的深度探討，得出區域性中醫藥國際合作一些規律性啟示并提出相應的對策，以期為中醫藥國際化的研究和實踐提供參考。

一、珠三角與安大略省合作的契機

中國政府近年來將推動中藥的國際化作為一項重點工作，強調要大力扶持和發展中醫藥，提出要保持和發揮中醫藥特色優勢。2007年3月，以中國科技部為首的16個部門聯合了《中醫藥創新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在此推動下，不少地方政府越來越重視中醫藥產業的發展和國際化。以廣州為中心的珠三角更是積極先行，2007年4月在廣州召開的世界中醫藥學會聯合會一屆四次理事會，將推動中醫藥進入各國醫保體系確定為主要任務。廣東省在2006年初召開的建設中醫藥強省大會上，頒布了《廣東建設中醫藥強省實施綱要》、《廣東省中醫藥發展“十一五”規劃》。規劃主要目標是：到2010年，建立比較完善的中醫藥創新體系，研發一批大品種名中藥；做大做強中醫藥制造產業及相關產業，形成若千家產值超百億元的大型醫藥企業集團和一批制造技術領先、國際知名的中藥產品出口基地。珠三角正力爭成為全國規模最大、技術最先進、競爭力最強的巾藥制造產業基地。

在加拿大，繼卑詩省之后，2006年12月20日安省(Ontarion安大略省) 傳統中醫藥法案”(Tradilinnai Chinese Medicine Act)，即“第50號法案(Bill 50)”正式獲得批準。安省成為加拿大第二個對傳統中醫及針灸進行立法監管的省份。至此，安省中醫立法在走了23年艱卒的路程之后，終獲成功。與其他只承認中醫合法化地區的區別是，這是迄今世界上唯一承認“中醫藥為整體科學體系”的地區。安省立法明確承認：傳統中藥學是數千年前起源于中國的一套全面的醫療保健系統；傳統的中藥學觀視人的身體為一體，致力于研究疾病如何在病人身上出現，從而對病人做出整體評估和治療，而不僅僅是治療某一特定病癥。雖然業界對“第50法案”的通過褒貶不一，但是善于把握環境變化的一些加拿大機構已經洞察先機，展開了一系列的活動。這使中醫藥有可能在安省進入主流醫藥市場和醫保體系，為中醫藥國際化發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機。珠三角地區應搶先構建與加拿大安省中醫藥機構的戰略合作關系，使安省成為珠三角中醫藥國際化的一個新的突破口。

二、安大略省中醫藥現狀分析

2008年4月，加拿大統計局公布的人口調查結果，華裔人口1，216，570人，較2001年人口普查時的1，029，400增長了18.2％，華裔人口成長速度遠超過加拿大5.4％的全國人口平均增長率，其中一半居住在安省。目前，加拿大已有近千名中醫藥從業者，卻是以非醫生稱謂的個體經營者身份進行分散式小店鋪經營。

根據加中藥協會和研究機構分析，全加中醫藥針灸協會(CCTMA：The Canadian Society of Chinese Medicine and Acupuncture)在加拿大約有1800名會員，其中，安省會員約占80％，在加拿大中醫藥的地位舉足輕重。該協會2006年籌辦了第三屆傳統醫藥大會，參會者多達800余人。2007年慶祝中醫藥針灸立法成功晚會時，總理哈珀為協會寄來了錄影演講，省衛生廳廳長史密斯親臨晚會并高度評價了該協會為中醫針灸立法所起的積極作用。目前，協會一直與安省府和衛生廳保持著密切聯系，幫助詳細解釋法案的條文、消除尚存的憂慮。安省的瑞而森大學(Ryerson University)正力爭開設北美第一個中醫藥學大學專業并成立北美首個巾醫藥天然保健品研究所。多年來，該校積極配合加拿大聯邦政府和安省政府研究制定中醫藥管理的有關政策法規、組織中醫藥學術交流活動，被譽為小醫藥通向加拿大主流醫學的橋梁。瑞而森大學(Ryerson University)從2000年至今開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2000年該大學委托其The G.Raymond Chang繼續教育學院(簡稱：The Chang School)從公共關系、政治活動等方面人手，廣泛與相關要人和機構接觸、組織專業人士和團體進行交流溝通。該校成為安省的傳統中醫和西醫社團成員；廣泛接觸安省健康醫療部(衛生及長期護理廳)和加拿大政府及非政府組織代表，比如加拿大政府的植物藥規范部門；通過全加中醫針灸學會，聘請經驗豐富的中醫，于2000至2001學年開始招收傳統中醫注冊學生；與此同時，廣泛接觸國外和外省的政府和非政府組織、企業和大學，比如世界衛生組織，中醫藥已經通過立法的澳大利亞的維多利亞大學和加拿大卑省傳統中醫與針灸學院，中國政府、國家和省市的醫療機構、醫學院和醫藥公司和制藥企業等。2001至2002年，與全加中醫針灸學會合作，組織研討會，參加

國際傳統醫藥大會籌備委員會；2002年中醫班正式開班；2003至2004年，與全加十醫針灸協會合作，召開國際傳統醫藥大會，160多位醫學學者到會，與提供健康護理信息的機構FACT及康復心理健康協會合作贊助國際傳統醫學科學與藝術大會，有200多位專家和專業人士出席，世界衛生組織代表與會發表演講并接待瑞而森大學傳統中醫團隊，中國政府和專業機構也派來強大陣容參會，并由此打下了友好國際合作的基礎；2004～2005年，中國衛生部邀請The Chang School承辦英文版傳統中醫國際研究和臨床學術期刊；應安省健康醫療部邀請為安省傳統中醫任務組提供學習講座，從具有豐富中醫藥經驗的澳大利亞、卑省和中國邀請了傳統中醫規范和教育等機構的專家；2005至2006年，合作承辦了世界動物保護協會的研討會，200多位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出席了會議，該會奠定了瑞而森大學在加拿大中醫藥學方面的地位；主動邀請外部專家進行主題為“安省計劃規范傳統中醫藥行業為瑞而森策與條文制定方面，發揮著不可替代的重要的作用。早在安省通過中醫藥立法之前，加拿大瑞而森(Ryerson)大學就采取了一系列具有前瞻性的創新活動，確立了草擬申報設立中醫專業學位課程的意向書。2006年8月，當安省政府屬下的醫療專業規管顧問局就中醫教育資格和醫生稱謂等問題征求專業咨洵時，瑞而森大學校長辦公室就及時提交了41頁建議書，建議在原來的繼續教育基礎上獨立成立學歷教育中醫系。該意向書指出了環境變化的復雜性和辦學的緊迫性；分析了自身的環境適調能力以及整合外部資源、國際資源的能力；指出將多年來的非學歷教育晉升為學歷教育的必要性；提出了融教學、科研與實踐三位一體的學科設置系統。力爭實現目標是：以瑞而森大學為平臺，爭當安省政府中醫藥產業及專業資格審定的顧問，爭取政府財政支持建立教學科研基地，與知名大企業合作增加社會影響和營銷渠道，與主流醫院合作建立臨床教學和實習點，以中國的中醫藥科研、教學、醫療機構及醫藥公司或中藥制造商為依托，成立加拿大乃至北美領先的傳統中醫學歷教育機構。

三、珠三角與安大略省國際合作的可行性分析

以上分析可見，珠三角與安省建立戰略合作關系業已具有一定基礎。合作的可行性分析可以通過LE：PEST C(Brooks and Weatherstone，2000)模型更加全面深入地展開。該模型揭示出加拿大方面安大略省合作的基礎和有利因素。具體分析如下：(1)法律方面，加拿大安省中醫藥通過立法，中醫藥的合法性在安省得到官方正式承認；(2)環境方面，國際上呼吁環保和“返樸歸真”，倡導食用草本植物藥和保健品的熱潮日益高漲；(3)政治方面，中加政治關系在加拿大保守黨執政的頭幾年，因敏感的人權問題出現降溫的局面，但已漸漸有所改善；(4)經濟方面，與政治降溫相反，經濟活動在不斷升溫，中加經貿和科技、文化交流日益增長；(5)社會方面，隨著中國在世界上地位的上升，華人在加拿大的社會貢獻加大和政治地位日益提高；(6)技術方面，中醫藥獨特的理論和療效彌補了西藥的缺陷。但是珠三角在制定國際化中藥標準、要學習日韓技術、改善中藥加工制造工藝等方面旗幟鮮明并處于國內領先地位；(7)文化方面，通過華人在加拿大開設個體藥店及診所的成功實踐，使中國的醫藥文化得到了廣泛的認可和傳播，越來越多的加拿大人認識到了中醫的科學性并逐漸接受中藥作為替代和輔助醫療。

運用波特(Porle，1980)的“五力模型”，可以進一步分析珠三角地區在中醫藥國際化方面的有利條件和可行性嘗試。(1)供應方：珠三角的小醫藥機構是中醫中藥的提供者。珠三角的中醫藥機構應該認識到加拿大安省“傳統中醫藥法案”和歐洲的中草藥立法有本質的區別，面臨不同機遇和挑戰，因而要制定不同的應對策略、找準切入點，力爭成為安省中醫藥的主要供應商。(2)買方：安省中醫藥機構和患者：安省華裔移民50多萬，每年還以萬計增加，他們已有的中醫藥文化背景使他們對中醫藥深信不疑，本土居民多年來飽受西醫藥副作用、治標不治本以及長時間輪候及缺少護理之苦，這些問題和煩惱會得到緩解。但是他們對中醫藥還缺乏深入全面的了解，甚至懷有偏見和誤解，對藥品質量及療效尚存擔憂。(3)替代品：植物藥、漢方藥及保健品。珠三角的中醫藥供應商應該能透過現象看到事物的本質，國際流行的植物藥及保健品是在用西醫原理來使用中藥做工具，采取西醫一個藥物分子只作用于一個目標，而假定對其他點無作用的原理下聽取藥物成分對病人施藥，完全背離了中醫整體治療理念，其結果將會是：一方面使草藥出口增加，但另一方面卻在替代中醫藥科學診斷和處方理論，威脅著中國幾千年的中醫藥文化的發揚光大和發展，更甚者會導致中醫理論的弱化、扭曲或消亡。(4)潛在進入者：中外醫療和醫藥機構。中國全國各省都在建種植中藥基地、制藥廠。日本、韓國等不斷以雄厚的資金注入，從中藥加工制造技術、工藝和醫療器械的研發，口味、標準化和便利性等方面入手，結合現代高科技搶先注冊我國的名醫療法和處方，進行改革提高。后來者居上的威脅曰益劇增。(5)同行業競爭者：中外其他醫療機構和醫藥供應商。不僅是日韓和東南亞的供應商，而且還有來自發達國家，如德國的植物藥，競爭對手不僅在國際市場上與中醫藥角力，而且在中國的本土市場上連連擴大“洋中藥”的市場份額。中國國內同行業低價競爭者更是層出無窮。這五種力量的動態變化顯示出珠三角與安省合作的復雜性。

再次，有機結合SWOT(Learned et al，1965)和OLI(Dunnlng，1979)理論分析可以進一步剖析雙方合作的優勢和潛在的劣勢與可能的障礙。(1)優勢分析：根據所有權優勢地域優勢和內部化優勢理論分析，珠三角具有四大相對優勢：其一，廣藥種植基地多，藥材品質好；其二，中藥加工制造企業強大，合資合作企業多，國際化程度較高；其三，醫藥理論的科研和教學院校資金充足，學科齊全并相對集中，粵語和食藥同源的獨特習俗及文化，源遠流長于港臺和東南亞地區，而加拿大移民中這部分人比例很高，粵文化和粵語在加拿大極具交流優勢；其四，發達的藥材批發和物流配送體系及較強的營銷渠道整合能力。(2)劣勢：在國際上：除了相對于中西所具有的共同劣勢之外，相對于港臺、日韓的醫術國際化水平和對藥品的量化改良技術，珠三角的醫生的國際化認知度及醫學英語、藥加工技術相對滯后；知名度不如北京、成都等中醫藥大學，國際化人才仍然有很大缺口；中藥品類還不夠齊全。(3)威脅：分別來自國內外兩個方面：國內中醫藥生產基地過多，中藥無品牌，低價競爭；港臺和東南亞，特別是日本韓國韓方藥的競爭以及發達國家的植物藥的競爭；高級營銷模式的開發和銷售人才匱乏。(4)機遇：加拿大卑省和安省中醫藥

立法，擁有過百萬的華裔居民，而且兩省人口密度大，人數多的優勢，又逢安省通過立法，因加拿大急需中國的醫療和醫藥機構的全方位支持。因此，珠三角以其市場經濟發達和國際化程度高、海外人脈廣泛和夯實的中醫藥實力等競爭優勢而有可能成為安省的首選合作區域。

四、珠三角與安大略省國際合作的對策

根據以上多維度的對比和分析可見雙方極具合作基礎。但是要建立雙方實質性合作關系，中加雙方既要樹立改革創新的精神，又要做出科學合理的選擇。就雙方所處的地位看，加拿大是買方市場，合作伙伴選擇余地大，在如今買方市場主導的全球化經濟條件下，雖然加方的安省在總體環境因素上占有絕對優勢，但是在不同層次卻不均衡：制度層次(立法通過)最強，管理層次(正籌建中醫藥管理局)次之，技術層次(中醫理論、中醫的培養、中藥的供應)最弱，尤其需要中國的支持與合作。而且加方不同的組織機構的力量和能力也存在差異，比如，瑞而森大學具有先行者的戰略視野，但是加拿大中醫藥的各種協會仍然紛爭不斷，沒有形成合力。即使是非常支持立法的全加中醫藥針灸協會，打江山時立下汗馬功勞，但是對坐穩江山和建立起符合中國和在加拿大合格的中醫利益的具體條款，比如，祖父權、過度期和考試標準等問題尚缺乏戰略思考和戰術能力；中醫藥器材和藥材的銷售渠道更是魚目混珠，毫無標準和監管，無論是安省政府管理機構還是已有中醫藥機構都急需借助中國的力量和支持。而作為中國的醫藥領頭羊的珠三角，也迫切需要從戰略的高度把握組織和環境的動態變化關系，集中相關力量，對珠三角中醫藥國際化直接產生影響的關鍵因素進行分析和判斷，抓住機遇，指引不同機構和不同層次積極尋找合作目標，把握時機、利用優勢，選擇和創新合理的營銷模式，盡快制定中醫藥相關標準，大力弘揚中國中醫藥文化，使其認知、認同、認可，同時積極學習和引進國外先進理念和技術以及加工工藝，迅速介入安省市場，打通國內和國際的中醫藥市場價值鏈。根據在安省的調研和結合國際市場營銷理淪，筆者為珠三角相關政府和組織機構制定戰略提出三方面參考：

首先，與加拿大安省的高校建立合作關系，為進入加拿大高教系統做準備。安省立法申明確指出：“傳統中醫的立法將幫助確保安省人民從獲得一定技術水準和訓練的從業人員處得到安全和有質量的醫療護理服務”。因此安省政府將支持有條件的大學和學院開設中醫藥專業，培訓和培養合格的中醫藥專業人才。“缺醫”，中醫藥就會“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有了合格的醫生，才能運用中醫學理論為指導，通過“望聞問切”和病患的交流，發現病因判斷病情，制定解決方案，開出正確的處方，收到高質量的療效，也就自然而然地產生和擴大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因此，抓住了與相關高校的合作就抓住了中醫藥國際化的源頭。

其次，與加拿大或其他國際醫藥營銷渠道和銷售行業建立合作關系，為進入主流藥房和流通渠道打通關節。中藥是中醫治病救人不可或缺的載體。高質量和符合標準的中藥產品供應是至關重要的環節，只有保障充足的藥材貨源，建立起患者隨處可得的渠道，患者才可能隨時隨地獲得藥品以及時治療和消除病痛。國外的渠道建設最經濟快捷的方式，是借用當地有實力的渠道。而且，國外有了暢通的渠道，中國國內的中藥種植和加工、制造的可持續性發展能力也因此會進一步增強。

其三，與加拿大安省的正規醫院和醫療機構建立合作關系，為進入公共醫療體系鋪路：安省居民均享有OHIP(Ontario Health Insurance Program安大略省衛生保險計劃)免費醫療。以前的病人只有西醫治不好時，才尋求中醫藥的治療。由于免費醫療機構的超負荷，造成有病候診難醫和自己負擔不醫的局面，市民怨聲載道而且越演越烈，才促使政府重視中醫藥并進行立法和歸管，以緩解困局，實現其造福安省人民和保障安省人民健康的承諾。力爭使中醫藥利用法律保護和政府的支持，進入和西醫學共同生存的社保醫療系統將是一次革命性的變革，這將從根本上改變中醫藥在加拿大的商業生態系統，將徹底改變中醫診所和藥店在加拿大的“地下和游擊”式的卑微地位和小規模零散經營(包括同仁堂，999國內知名的企業)的尷尬局面，并促進中醫藥科學的健康發展。

五、結束語

篇5

近年來“三農問題”的嚴重性已引起上上下下的高度重視，對此，不少專家學者以及政府官員都從不同角度進行了分析，并提出不少有見地的政策建議。但這些分析是否真正站得住腳，其政策建議是否真正可行，卻有進一步思考的必要。

一、農村人多地少，經濟落后和“城鄉二元分割”說

該觀點主要認為，我國人多地少，農業產值目前僅占全國GDP的14％左右，農民人均耕地面積僅有1.41畝左右，極度稀缺的土地資源和極度龐大的農業人口很難使農民在一畝三分田上富裕起來，也很難使當地基層政府通過稅費籌資提供當地農民所需要的基本公共品。加之在教育、醫療、社會保障、就業、基礎設施等方面長期實行的“城鄉二元分割”以及“重城市，輕農村”的不公平的制度與政策，使當地基層政府缺乏必要的財力提供滿足當地農民所需要的義務教育、公共醫療、社會保障、基礎設施等基本公共品。

這的確是反映目前農村現狀并具有相當說服力的一種觀點。但這一觀點也存在一個人們無法解釋的困惑。即，在改革開放以前，我國經濟基礎，尤其是農村經濟基礎那么薄弱，不管是農業產量和農業產值都遠遠低于現在，但那時當地政府卻可以提供基本上滿足當地農民所需要的義務教育、公共醫療、五保戶、基礎設施等基本公共品，而在農業產量和農業產值都大大增加，農民收入也大大增加，政府財力也大大增強的今天，卻反而出現農民“上學難，看病難，用水難、五保難、農田水利難、公路建設難”等問題呢？為什么在中國廣大農村普遍出現“三農”問題，有人甚至說是“四農”問題的時候，江蘇的華西村、河南的、劉莊等村莊卻不存在“三農”、“四農”問題，沒有出現廣大農村普遍存在的“上學難，看病難，用水難、養老難、農田水利難、公路建設難”等問題呢？問題的根源到底何在？這是李昌平和許多農民的困惑，也是我們的困惑之一。

持這種觀點的人由農村人多地少，經濟落后和“城鄉二元分割”的觀點出發，提出的政策建議主要是大量轉移農民，實行農業產業化、城市化和國家實行“多予、少取，放活”的城鄉統籌，逐步消除“城鄉二元分割”的經濟、社會、政治、教育、醫療、社會保障、文化等方面的制度和政策，這無疑是正確的，也是必要的。但也存在一些需要進一步思考的問題。

問題之一，近期大量轉移農民，改變農村人多地少和實行農業規模化經營，大幅度增加農民務農收入的現實可行性到底有多大？我國目前農村人口，按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02年為7.8億多，占全國總人口的60.9％；但也有人說其實不止，有9億多，占全國總人口的70％左右。2002年農村的勞動力是4.896億，鄉鎮企業轉移了1.3億，按種田最低規模效益人均占有耕地10畝計算，只需要1.5億左右的農民從事農業，農村尚有2億多過剩勞動力需要轉移從事非農產業。而我國目前經濟發展每年只能提供800－900萬就業崗位，而且城市里每年新增需要就業的青年人就達1千萬左右（大學生就業難就是一個明證），目前還有數千萬失業者和下崗工人急待就業，嚴峻的就業形勢極大地制約了近期內大規模轉移農民的可能性，這一嚴峻的現實狀況也告訴我們，在我國大量轉移農民，改變農村人多地少，并為農業規模化經營，大幅度增加農民務農收入奠定土地資源條件，恐怕是一個比較漫長的歷史過程，除非我們另辟蹊徑，對這一點一些對農村問題有深入研究的專家學者都有所論述。如溫鐵軍先生在《“三農問題”相關討論中的似是而非》一文中就談到，“人們都在講城鎮化，這是近年來愈益普遍的一個話題，認為通過城鎮化轉移農業過剩人口就能夠解決農業不規模的問題。但是，這似乎也值得進一步展開討論。且不說現在大中小城市吸納農民人口的能力已經明顯下降，從長期分析來看，即使我們加快城市化到2030年可能實現50%城市化率（這是在決策選擇完全正確的情況下我們可能達到的目標，如果決策選擇不正確，能不能達到還是個問號），到那時我們是16—17億人口，按16.8億計算仍然還有8億4千萬人生活在農村；而在城市化加速階段，按正常的城市化發展速度和規模來看每年被征占的土地至少在1200萬畝以上。也就是說30年后，無論按新口徑19.5億畝算，還是按老口徑14.5億畝耕地算，都要減少3億多畝，人均耕地面積也實際上會減少更多。在這種情況下，農村基本要素的配置關系能調節得了嗎？這個基本國情矛盾制約是一個大問題。”（中經網50人論壇）

如果我們看不到這一點，急于求成，盲目冒進，甚至像有些人主張的那樣，希圖用單純城鎮化，造一座座新城來轉移農民，結果除了建一座座空城、死城，像拉美國家和其他第三世界國家那樣，形成大量的農民進城就業無門，四處漂泊，城市周圍出現大量的貧民窟和產生社會不安定不和諧，甚至動亂的狀況，以及白白浪費大量寶貴資源外，還能有什么呢？

問題之二，近期國家到底能拿出多少錢來扶持農業發展，促進農民增收和解決農民“上學難，看病難，養老難，行路難，用水難”等諸多農村社會事業發展老大難問題？毫無疑問，扶持農業發展，促進農民增收和解決農民“上學難，看病難，養老難，行路難，用水難”等諸多農村社會事業發展老大難問題需要國家財政拿出大量資金和政策來予以支持，這本身也是我們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和諧的全面小康社會，真正實現公共財政目標所必須的。但問題的關鍵是近期國家到底能拿出多少錢來解決這些問題？我國目前面臨的問題太多，需要國家拿錢來解決的方面也很多，近期突出需要解決的問題除了“三農”問題以外，還有經濟結構調整問題、國企改革問題、地區發展、城鄉發展、人與自然生態不協調的問題、貧富差距拉大問題、教育問題、醫療問題、失業問題、社會保障問題、問題等等，這些都需要國家財政拿出大量的真金白銀。去年，國家下大決心拿出451億對農民進行“兩減免三補貼”，但具體落實到每個農民頭上面，不過區區40多元，而且當年農業生產資料價格就上漲400多億，基本上抵消了，農民并沒有從中得到多少實惠。去年農民的增收，主要是靠“天幫忙，價格漲，人努力和政府政策的導向”。

由此可見，實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針，扶持農業發展，解決“三農”問題，不光取決于我們的美好愿望，更關鍵的是取決于國家到底有多大的實力，財政上到底能拿出多少錢來。溫鐵軍等農業專家對此都表示了一定程度的懷疑。比如張曉山最近就撰文指出，“農村稅費改革之前政府和村社區組織通過農業稅、農業特產稅、‘三提’、‘五統’及攤派實際上從農民那里每年要收1500億元～1600億元。稅費改革以來，為了推進農村稅費改革，因減免農業稅而各地減少的財政收入，主要由中央財政安排專項轉移支付予以補助，2003年中央財政轉移支付305億元，2004年510億元，2005年因全國26個省、直轄市、自治區取消農業稅收，中央轉移支付將達到664億元，但鄉鎮、村兩級財政缺口仍較大，鄉鎮、村兩級自身財力匱乏和為本社區居民提供公共產品能力不足的問題將凸顯出來。”（張曉山：《農業稅取消后如何深化農村改革》燕南評論2005.3.24.）

問題之三，以公司加農戶，龍頭加龍尾，實行“訂單農業”，走農業產業化的道路來富裕農民，這條路到底能不能走得通？不錯，在近年來的農村改革實踐中，我們確實看到一些地區，如山東、內蒙古等通過這種方式使一部分農民受益。但同時我們也大量看到公司整農戶、坑農戶、騙農戶，使農民血本無歸的事件不斷發生。這里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在現實經濟生活中，公司與農戶往往并未結成“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的利益共同體，而是各自分離并具有獨自利益的經濟主體，在經濟交往的利益博弈中，由于博弈力量的極不均衡，結果往往很難避免公司為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利用其博弈中的優勢侵害一家一戶的分散的力量薄弱的農民的利益，這是市場經濟的必然，更是資本的必然，而并非公司老板的良心太黑的問題。

因此，僅僅依靠現在這種公司加農戶，龍頭加龍尾，實行“訂單農業”，走農業產業化的道路來富裕農民，其設想的出發點是好的，其實行的結果很可能是悲慘的。所以李昌平等農業專家會對此產生懷疑，他認為：“有沒有公司把農民帶富？也有，但是是不是一個普遍的現象呢？我持懷疑態度。我大量的一手資料證明，不是這么回事。公司是什么東西？如果不是利益最大化，那他就不是一個好的企業家，或者是一個傻瓜。當農業性的企業獲得超額利潤的時候，會給農民。但獲得平均社會利潤的時候，它不找農民要錢，農民也不找他要錢。但是當企業得不到社會平均利潤，或者虧本的時候，它一定會把風險轉嫁給農民。這時候，政府干什么呢？他會為了企業還是為了農民呢？當然為了企業。大量的事實證明了這一點。第一，企業可以給政府官員送禮；第二，每個企業都是政府的政績。問題是農業性的企業會不會得到社會平均利潤或超額利潤，經過調查90%的農業性企業得不到社會平均利潤。不然的話為什么中國的四大銀行離開農村了呢？也有個別的企業把農民帶富，但以一個企業就代表全國的情況是不合適的。連國營企業都會打白條等，怎么能夠指望民營的企業帶動農村致富呢？”（《三農問題的困惑與出路》，燕南評論，2002.6.17）

二、農村縣鄉基層政府養人太多，“生之者少，食之者眾”，使基層政府變異為“掠奪性政府”說

該觀點主要認為，我國“三農問題”之所以如此嚴重，農民負擔之所以如此沉重，農村公共品供給之所以如此匱乏，其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縣鄉基層政府機構太多，養人太多。農村經濟本來就很薄弱，目前農業增加值僅僅只占全國GDP的14％左右，極其羸弱的經濟基礎難以支撐過分龐大的上層建筑，“生之者少，食之者眾”，最終必然使基層政府變異為“掠奪性政府”，結果必然大大加重農民負擔，使農村和農業趨于凋敝，并激起農民的不滿與反抗，使黨和政府的執政能力和執政基礎大大削弱，最終導致政治危機爆發。因此，他們開出的藥方是撤銷鄉鎮一級政權機構，改為縣的派出機構，如鄉公所，大大減少吃“財政飯”的人員，從而減輕農民負擔，從而騰出更多的政府財力用于農村公共事業，緩解“三農問題”。

但對此也有不同的看法。比如，李昌平和一些基層干部提出：目前我國農村公共品供給短缺，“三農問題”嚴重，表現在基層，但根源在上面。目前鄉鎮一級承擔的責任最大。省市兩級可以玩“空對空”的把戲，以會議落實會議，以文件貫徹文件，特別是利用傳媒，鋪天蓋地宣傳由上到下層層出臺的文件、各級領導在層層召開的會議上照葫蘆畫瓢的“重要講話”，認認真真搞完形式，扎扎實實走完過場；就對中央和老百姓有了一個交代便大功告成了。最務實的工作是檢查檢查再檢查，而檢查的主要方式是隔著玻璃看，坐著車子轉。這是最安全的執行方式，因為只要執行政策不走樣，決策失誤的責任可以上推中央承擔，執行失誤的責任可以拿基層是問。如果政策一旦偏離本地區的客觀實際，造成了社會矛盾，就是鄉鎮沒有把政策落實好。政策是好的，越到上面的領導越是好的，只是鄉鎮這些歪嘴巴和尚把好經念歪了；只要處理幾個鄉鎮干部就能把矛盾化解。民心是執政的根本保證，上級是國家權威的體現，鄉鎮不來負責任誰又會來負責任呢？“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鄉鎮頭頂著計劃生育、財政稅收、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招商引資、中心工作等等“一票否決”的懸劍。其中風險最大的“一票否決”是計劃生育，壓力最重的是財稅任務，盡管有著為數眾多的農稅隊伍和國、地稅隊伍，但他們只管數字，完成任務的責任在鄉鎮，即使發不出工資借款也要完成；因為“一票否決”的公式是：要么交票子，要么交“帽子”。九十年代末在全中國鄉鎮流行的最“經典”的縣市領導語錄是：“采取什么措施我不管，政策不能違背，但任務必須完成，否則追究領導責任”！最難預測的是社會治安和安全事故，一旦出現不可收拾的局面，主要領導就得撤職。

他們認為目前鄉鎮財政成本最低。從各級供養的人員成本對比來看，據有關資料顯示，目前養一個鄉鎮干部平均每年只需要人頭經費1萬元，養一個縣干部平均每年最低需要人頭經費3萬元，養一個地市級干部平均每年最低需要人頭經費6萬元，養一個省干部平均每年最低需要人頭經費9萬元。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教授蔡繼明根據相關調查研究得出，目前我國縣鄉兩級人員約占71％，他們的開支占21％；中央和省級人員占29％，他們的開支占79％。中央和省級人員的人均開支是縣鄉兩級人均開支的9.2倍。現在全國鄉鎮一級財政供養人員（包括中小學教師）為1316.2萬，假設精簡500萬，可以使農民負擔減輕40％。那么，在省和中央兩級精簡100萬則可使農民的負擔減輕74％。而縣鄉兩級這21％的所謂吃“皇糧”開支，其中的60%以上要用于中小學教師工資。只占全國21％的財政收入，卻要去解決占全國94%的國土、70%以上人口的各項支出，特別是要承擔8億多人口的小康建設和1.7億中小學生的義務教育，成本是低了還是高了呢？因此，中央、省、市級機關，耗費國家的財政成本最大。不僅是省、市兩級財政成本，與需要解決占全國94%的國土、70%以上人口的各項支出的鄉鎮存在著天壤之別；就是縣級財政成本，也遠遠高于鄉鎮。

從縣鄉兩級的經費開支對比上來看，根據一地方政府公共網的資料：“2001年黑龍江省鄉鎮機構改革試點之后，現存66個縣級機構。每個縣級機構（含縣屬的各科局機關）平均一年需要1億元的開支消耗，其中包括：領導干部工資、福利、獎金，縣委、縣政府及各科局領導們的高檔轎車消耗，領導們的外出考察（實際上是旅游）消耗，各種招待費，會費、禮金、福利待遇、辦公費、取暖費、勤雜人員工資、水電費、高級娛樂消費、手機、電話、傳真等通訊費、工作服、辦公室裝修費等等，66個縣級機構一年要消耗50多個億，用在各項事業上的只有10多億元。2002年鄉鎮機構改革試點后，現存944個鄉鎮。每個鎮的消耗一年按300萬元，每個鄉的消耗230萬元計算，一年人吃馬喂，包括對各項事業的投資在內，全省用在鄉鎮的支出才24.96億元”。因此，僅僅是縣級機構一級，就要比工作面要廣、工作量要大、服務的人口多、面對的矛盾雜、社會的直接責任重的一個省的所有鄉鎮，要多耗費一倍以上的財政支出。

現在有一種這樣的主流觀點：如果取消農業稅，鄉鎮政權就不再需要保留。那么，城市的市民不交稅是不是可以取消城市政府呢？為什么鄉鎮政權非得由農民來養而不應該由國家來養呢？農業是弱勢產業，且事關國家的糧食安全、政治穩定、全國70%以上人口的生存發展。從農村的現實需要來看，缺少大量的公職人員：醫療保障事業、司法治安、教育事業、農技推廣等，鄉鎮政府不是人多了或是人少了，問題是干什么的人多了，干什么的人少了；問題是這筆財政支出由誰出？花了錢干什么？學者潘維認為：世界各國的發展證明，“社會發展程度越高，要政府辦的事情也越多，官員的需求量也就越大，國家對經濟生活的管理工作就越重、越龐雜。香港經濟是世界上‘最自由的經濟’。但早在1990年，香港的500萬人口里就已經有20萬公務員，每25人養1個，這比例在發達地區中還算低的。美國是每13個“納稅人”養一個政府雇員，政府雇員占總人口比例7％。我國“干部”與總人口之比3％，不到美國的一半，而且“干部”還包括教師、文學家和新聞記者。‘四千萬人吃財政飯’有什么可‘駭人聽聞’的？拿清朝甚至漢朝的官民比例說事就更荒唐：大清朝不計劃生育，不封山育林，不搞環境保護，也不養百萬軍隊，更無需調控規范全國市場。面臨帝國主義強權的時候，大清朝喪權辱國”。

鄉鎮干部實用價值最好。在整個干部隊伍中，鄉鎮干部是最弱的群體，是干部隊伍中的“群眾”，是各級政權中最民眾化的干部；是干部隊伍中孺子牛，可以說吃的是草，擠出的是奶。如同水和空氣一樣，存在的時候我們感覺不到他們的價值，只有在失去他們的時候，我們才可能感受他們的珍貴。鄉鎮干部是干部隊伍中最物美價廉的干部。他們的待遇很低卻要干很復雜很艱巨的工作，而從上到下無論是誰都可以對他們指手畫腳；上面的各級無論是領導還是辦事員、是媒體還是學界，都可以對他們指手劃腳。他們為了工作加班加點是常事，節假日不休息是常事，饑一餐飽一餐是常事，一身泥一身汗地風里來雨里去是常事，請問上面哪一級的絕大多數干部能夠做到呢？盡管鄉鎮干部的環境最艱苦，生活最清苦，工作最辛苦，就是平均不到一千元月薪也不能正常發放的情況下，受盡各種屈辱完成各種稅費，甚至還要借錢向國家交稅，自己工資卻無著落，拿“白條”回家過年。請問上面哪一級的絕大多數干部能夠做到呢？

因此，李昌平他們提出的鄉鎮改革思路是：鄉鎮改革不是削弱而是加強，鄉鎮改革的核心是轉制——建立“民本位”政府。鄉鎮改革的根本是要轉變體制。他認為，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鄉鎮機構改革搞了好幾次了。1998年朱鎔基總理剛改過，現在很多省又開始了新一輪的鄉鎮機構改革。這些改革大多都是在精簡機構和人員、精簡領導干部職數、鄉鎮的合并、部門和政府內設機構的合并等方面做文章，還有的就是把一些農民需要但政府財政認為是包袱的服務部門推向市場。經過90年代的發展，鄉鎮的自力不是擴大了，而是削弱了。鄉鎮政府變得只有責任而沒有權力；在鄉鎮代表條條利益的部門的權力擴大了，變得只有權力沒有責任。90年代的鄉村實際上處于多部門控制為主的無政府狀態，80％以上的找農民收費的項目不是鄉鎮政府所為，是部門所為。中國的政治體制自身發展的規律是最基層的政府的權力總是被上級政府剝奪，最基層的政府承擔的事務總是越來越多而財力越來越少。中國政治體制的活力在于激發基層的活力，當基層沒有活力的時候，體制自身的發展規律決定最高的政府會采取渴澤而魚的辦法逐步向縣、市、省剝奪權利。如果順應體制自身發展的規律，最終的結果是體制基礎的壞死，最終導致的是整個體制的滅亡。實踐證明，這樣的改革，好的作用不大，壞的作用不小。而且，要說機構臃腫、人浮于事，鄉鎮和縣比較，真是小巫見大巫了。鄉鎮體制改革的呼聲很高了，其實，中國行政體制最要改的是縣級。鄉改縣不改，改也白改；縣改了，鄉不改也得改。體制轉變了，職能就轉變了，精簡人員和機構的問題就不是問題了。鄉鎮轉變體制最重要的就是要由“官本位”向“民本位”轉變；由管民型政府向民管型政府轉變。在“以農養政”的時代，鄉鎮政府的主要職能是服從于“攝取農業剩余”的大國策的，因而要實現體制轉變是有困難的；現在農業稅正在逐步取消，“以農養政”的時代即將結束，為實現“官本位”向“民本位”的轉變提供了財政基礎。（李昌平：《鄉鎮改革與鄉鎮干部》，燕南評論）

這就提出了需要認真進行深入調查研究的兩個重大問題：一是目前的鄉鎮一級政府到底有沒有存在的必要，如果沒有，撤銷以后，依靠誰來貫徹執行黨和政府的方針政策，依靠誰來維持農村政局穩定和社會治安，依靠誰來組織提供農村匱乏的義務教育、公共醫療、社會保障、農田水利道路飲水等基礎設施建設、計劃生育等公共品，僅僅作為縣的派出機構能承擔這些職能嗎，能保證鄉鎮政權退出后的權力真空不被鄉村黑勢力、宗族勢力等所填補嗎？而且即使可行，也有一個絕對繞不開的難題，即如何分流大量的下崗人員而又不引起社會問題。最近，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組織研究室主任趙樹凱對鄉鎮機構改革的調查表明，目前的鄉鎮機構改革，從表面上看，鄉鎮機構是減少了，但精簡的目標并沒有達到，財政開支也并未減少。換言之，目前的鄉鎮機構及人員的精簡改革，實際上僅僅是一場騙人的數字“鬧劇”。這里面是否隱藏著更多的需要進一步思考的問題呢？未來的鄉鎮機構改革會不會重蹈覆轍呢？

二是如果鄉鎮一級政府必須存在，那么，如何由目前主要對上級政府負責轉變為對廣大農民負責，如何由“管理”為主的政府轉變為“服務”為主的負責任的民主、法制政府，如何從財力上保證鄉鎮政府，尤其是貧困地區的鄉鎮政府能夠正常地行使其職能，而不是靠掠奪農民來滿足財力需要呢？在這兩點上，根據我們的調查和思考，我們更傾向于李昌平等人的意見。即便是要撤銷鄉鎮一級政權機構，大量精簡鄉鎮干部，也要在經過大量調查研究和充分試點并取得成功的基礎上進行，在這一點上，一定要保持清醒的頭腦，切不可圖一時痛快，貿然從事，最終釀成難以挽回的大禍。

三、財政過分集中說

該觀點主要認為，我國“三農問題”之所以如此嚴重，農民負擔之所以如此沉重，農村公共品供給之所以如此匱乏，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九四年“分稅制”改革以后，財力集中于中央，事權則不斷下放。目前一個被廣泛引用的數據是九四年“分稅制”改革以來，中央財政收入所占比重由1993年的22.02％上升到52％左右，省級財政收入所占比重，由1994年的16.8％上升到2000年的28.8％（賈康、白景明，2003年）。如前所述，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教授蔡繼明根據相關調查研究得出，縣鄉兩級財政供養人員約占全國的71％，而他們的開支只占21％；中央和省級人員占29％，他們的開支占79％。中央和省級人員的人均開支是縣鄉兩級人均開支的9.2倍。現在全國鄉鎮一級財政供養人員（包括中小學教師）為1316.2萬，而縣鄉兩級這21％的所謂吃“皇糧”開支，其中的60%以上要用于中小學教師工資。只占全國21％的財政收入，卻要去解決占全國94%的國土、70%以上財政供養人員的各項支出，特別是要承擔8億多農民的小康建設和1.7億中小學生的義務教育，其困難和可能發生的狀況是可想而知的。

此觀點確實是說明現在“三農問題”嚴重、縣鄉財政困難，以及農村公共品供給匱乏的很有說服力的一種說法。但是，此說法卻存在一個不好解釋的問題，即盡管九四年“分稅制”改革以后，從相對比例看，財力確實集中于中央，但各級地方政府，包括縣鄉政府實際掌握的財力的絕對額卻是增加的。以我們的調查為例，廣元市市中區財政總收入1991年為1612.3萬元，2000年上升到5905萬元，人均財力由2413元上升到5865元；通江縣可支配財力2001年為15772萬元，2004年上升到43488萬元（其中絕大部分來自中央和省上的各種轉移支付）。在縣鄉政府實際掌握的財力的絕對額增加的情況下，為什么還會產生農村公共品供給越來越困難的問題呢？

況且，如果我們用歷史的眼光看問題，八十年代改革以前我國的財政分配體制也是高度集中的，雖然從統計資料上看，似乎中央的集中程度并不高，但實質性的集中程度恐怕更高，但那時為什么基本上能夠提供如義務教育、公共醫療、五保戶等農村公共品（盡管是低水平的），而在政府財力已經大大增加的今天卻反而不能保證了呢？農村卻反而出現相當部分的“上學難“、“看病難”、“五保難”等問題，甚至出現相當部分的農民因此而陷入貧困“陷阱”呢？問題到底出在哪里？

以我們調查的四川安縣的教育為例，從統計數據上看，無論是財政教育經費的絕對額，還是財政教育支出占GDP和預算總支出的比重，改革以來均超過改革以前的年份，但改革以前國家的教育經費一直是有保障的。據了解，解放初期，即使財政沒有現款，政府也是把糧食撥給學校，以物折款。當時基本沒有拖欠過教師的工資，公用經費也有保障，學費也是很低的，并且有助學金，據一位老教師回憶，在60年代初，初中的助學金最高為四元，而當時的學費約兩元左右。可以說在當時條件下，一個農村學生，只要愿意上學，是完全可以完成學業的。但在改革后的今天，安縣同樣出現教育經費不足，教育收費過高，農村孩子“上學難的問題”。為什么？

這里面恐怕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近年來在“教育產業化”的錯誤思想指導下，教育成本、費用的飛漲大大超過了財政收入的增長，超過了農民收入的增長，使政府財政和農民在現有的財力分配格局和經濟發展水平上都難以承擔。1991年我國政府財政性教育支出僅為617.83億元，到2003年就達到3850.62億元，增長了5.23倍；其中，預算內教育經費由459.7億元增長到3453.86，增長了6.51倍；同期財政預算支出從3386.6億元增長到24650億元，增長6.28倍。由此可見，財政性教育經費，尤其是預算內教育經費的增長與財政預算支出的增長基本上是同步的，而且預算內教育經費的增長甚至超過財政預算支出的增長。但是，同期全社會教育經費的支出卻由731.5億元增長到6208.27億元，增長了7.49倍，既超過財政性教育經費的增長，也超過預算內教育經費的增長。這種過高的增長顯然來自人民群眾過多、過重的負擔。

數據表明，目前我國老百姓負擔的教育經費占全社會教育經費的比重甚至高達38％和44％（2003年），而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的平均水平只有12％（劉欣森、彭干梓、戴海：《專家呼吁遏制教育公平性的惡化趨向》，中國青年報，2005年2月2日）。2003年聯合國專員托馬舍夫斯基在考察了中國的教育狀況后認為，中國的教育經費實際上只占全國生產總值的2%。而政府預算只占教育總經費的53%，剩下的47%則要求家長或其它來源填補。比如，課本以前是幾毛錢、塊把錢一本，現在要三、四元甚至七、八元一本；以前老師的月工資幾十元，現在要幾百元甚至上千元；以前的教學條件十分簡陋，現在的教學條件相對較好，這些成本的上升都將大大增加財政和農民的支出（這還不算以教謀私、以教發財、以教升官、以教腐敗所造成的教育費用增長）。比如據調查，1986年義務教育法頒布以后到90年代初的期間，在安縣總的來說學雜費不是很高，95年左右的學雜費小學約在100元左右，初中約在250元左右。但到90年代末期的學費一學期小學就要200元左右，初中500元左右。安縣是一個農業縣，1995年到2004年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了125.74％，而學雜費及其他費用的增長大大超過了農民收入的增長。2003年安縣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2684元，一個村小學生一年的學雜費占農民收入的比例為14.8％，一個初中生占的比例為44.34％。如此一來農民的教育負擔怎能不高。

而農村“看病難”的問題比教育問題更嚴重。眾所周知，隨著農村的分田單干，隨著集體經濟的紛紛解體，依附于集體經濟的農村合作醫療制度也土崩瓦解，但同時國家并沒有相應地承擔起維持農村合作醫療的責任，而是為了緩解財政困難走了一條醫療市場化的改革道路，希圖通過醫療市場化，讓私人更多的承擔醫療費用和責任來提高醫療效益，并解決財政困難問題。其具體表現就是：一、國家對醫療衛生的撥款占財政支出的比重逐年下降；二、相對較少的國家撥款又主要集中在城市（國家醫療衛生撥款80％是投入城市，占人口總數60％以上的農村只獲得20％左右的撥款），尤其集中在大城市和大醫院；三、對醫院普遍實行差額預算撥款，其撥款額只占醫院總經費的極少部分。據衛生部1998年的調查，1997年國家對每所公立醫院的差額預算撥款和專項經費撥款合計只占醫院總收入的8.8％，對衛生防疫機構的兩項撥款只占其總經費的39％，對婦幼保健機構的兩項撥款只占其總經費的13.1％（代英姿：《公共衛生支出：規模與配置》，財政研究，2004.6.），不足部分顯然只能靠自己創收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