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經濟政策與發(fā)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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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貨幣政策；宏觀經濟；金融機構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1723（2013）02-0008-02

一、引言

21世紀以來，中國金融宏觀調控經歷了諸多重大挑戰(zhàn)，我國金融宏觀調控則面臨了一系列新的壓力。新形勢下，中國貨幣政策對經濟增長和通貨膨脹之間平衡的把握更具挑戰(zhàn)性，金融改革也逐步走向攻堅階段。實際上，從效應來看，貨幣政策需要更好地把握增長與通脹之間的平衡。當前，我國利率、匯率市場化機制改革已經進入攻堅階段，開放經濟格局需要國家的宏觀調控更加重視內外部協(xié)調，并積極應對全球經濟失衡的問題，保持中國平衡改革、發(fā)展與穩(wěn)定的目標。同時，當前中國房地產過熱問題繼續(xù)凸顯，傳統(tǒng)主流貨幣政策的挑戰(zhàn)越來越大，新的宏觀審慎政策呼之欲出。

在面對挑戰(zhàn)的過程中，中國的貨幣政策要直面控制通脹的目標，并兼顧改革和轉型任務的需要。經濟和物價水平的穩(wěn)定，有賴于貨幣政策等金融調控機制的建設，未來利率、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也要求進一步完善我國的宏觀審慎政策框架。鑒于此，本文將回顧21世紀以來的十幾年間中國貨幣政策的實踐，總結其特點，分析我國貨幣政策的得失，并對未來我國貨幣政策實踐與宏觀經濟發(fā)展進行了展望，以期促進我國宏觀經濟的內外部協(xié)調發(fā)展。

二、新世紀以來我國貨幣政策與宏觀調控經驗總結

進入21世紀，我國經濟社會面臨的轉軌任務更趨嚴重，“過熱沖動”的問題凸顯，防范通脹的要求更加迫切。而從全球范圍看，各國央銀普遍維護物價穩(wěn)定為主要目標，貨幣政策對物價水平穩(wěn)定的關注更為直接。不過，中國經濟的“轉軌”特征使得我國宏觀調控也比較重視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問題，防范通脹風險則更為重要。這也使得中國貨幣政策的調控環(huán)境更加困難。一方面，中國人均收入處于起飛和趕超發(fā)展階段，社會積極性很高，樂觀預期的情況普遍存在。另一方面，在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各地方舉債的動力強，加之中國城鎮(zhèn)化加快發(fā)展的情況也使得地方政府的建設發(fā)展任務較重。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經濟中的通貨膨脹是主要的宏觀經濟風險，而貨幣政策主要被用于維護價格總水平穩(wěn)定。實際上，中國較為成功地運用大規(guī)模對沖和漸進升值的組合應應對了各種挑戰(zhàn)和問題，主要經驗如下：

首先，堅持實行了宏觀調控的多目標制。中國是轉型國家，改革和完善機制有其自身的過程和規(guī)律，經濟增長和就業(yè)穩(wěn)定的任務相輔相成。同時，中國的市場化程度低，貨幣政策運作和傳導機制與傳統(tǒng)發(fā)達國家不同，單一目標制不適合國情。中國的貨幣政策既要維護低通脹，又要促進經濟合理增長、保持充分的就業(yè)，還要在不斷開放的條件下維持國際收支平衡。多目標制適合我國向社會主義實現經濟體制的轉軌。這是由于轉軌過程中消除價格扭曲、優(yōu)化資源配置需要實現多目標制。中國的貨幣政策需要對這些有助于優(yōu)化資源配置的改革提供空間。同時，金融機構的深化，比較好地解決了妨礙金融穩(wěn)定的體制性問題。因此，中國的貨幣政策的多目標制更適合國情。

其次，我國高度重視金融機構健康化。新世紀以來，中國高度重視金融穩(wěn)定，并將其視為價格穩(wěn)定的重要前提。本世紀初，中國加快了國有銀行體系改革，中國銀行體系改革積累了寶貴經驗，在剝離不良資產后，外匯儲備被用于補充國有銀行資本金，推動了國有銀行改制上市。主要國有銀行先后建立了公司治理架構。經過一系列改革，中國銀行體系沉重的歷史包袱得以解決，穩(wěn)健性和競爭力大大提高。中國經驗表明，央行的在線修復對于維護金融穩(wěn)定和促進宏觀調控具有重要意義。

再次，貨幣政策不斷強化宏觀調控。中國經濟轉軌之路具有漸進性質，上世紀末，我國市場化的宏觀調控框架沒有建立，傳統(tǒng)計劃經濟仍是主要手段。伴隨經濟體制的變化，我國金融機構的信貸管理自不斷擴大。1998年，中國人民銀行取消了信貸限額管理。進入新世紀以后，我國公開市場操作、存款準備金率、再貼現和利率等貨幣政策工具組合形成了間接手段為主的調控模式。

最后，合理把握匯率、利率改革進程，做好流動性對沖。亞洲金融危機期間中國主動收窄了人民幣匯率浮動區(qū)間，對于維護全球經濟金融穩(wěn)定發(fā)揮了重要作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經濟持續(xù)平穩(wěn)較快增長，國際收支不平衡的矛盾也逐漸顯現。浮動匯率制度改革被提上日程。實際上，匯率機制改革需要一定的條件和合適的時機，到2005年上半年，我國宏觀調控成效明顯，投資過熱得到抑制，對外貿易持續(xù)增長。在此條件下，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啟動，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jié)、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此后，中國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大幅減少了外匯干預，使得國際收支趨于均衡。同時，大規(guī)模的流動性對沖等工具的適用，使得中國貨幣政策在應對銀行體系流動性過剩和通貨膨脹壓力方面取得了明顯成效。在利率改革方面，我國積極配合金融改革進程，促進利率市場化進程。當前，中國已從融資利率管制轉為主要依靠市場決定利率，取得了長足

進展。

三、小結

總體來看，在應對危機過程中，我國貨幣政策適用積累了不少寶貴經驗和教訓。這些對于加快推進我國經濟結構調整和金融市場改革、提升內生增長動力意義重大。未來幾年，中國要緊緊抓住國家發(fā)展的重要戰(zhàn)略機遇期，運用貨幣政策維護經濟平穩(wěn)較快發(fā)展。同時，金融宏觀調控要有大思路，要能夠前瞻性地謀劃調控策略和方法，在工具選擇上要堅持適度創(chuàng)新，提高調控的科學性和專業(yè)化水平，增強長期可持續(xù)發(fā)展的

基礎。

參考文獻

[1]　夏斌，陳道富．中國金融戰(zhàn)略2020[M]．人民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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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宏觀經濟政策 環(huán)境 灰色關聯(lián)度分析

一、引言

近年來，我國環(huán)境保護工作取得了舉世矚目的進展。但是，當前環(huán)境問題仍十分嚴重。中國面臨的環(huán)境問題復雜多樣，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和社會背景下產生，長期積累的結果。理如何實現經濟增長與環(huán)境保護間協(xié)調發(fā)展，不僅是社會發(fā)展的需要，也是保證實現人類可持續(xù)發(fā)展戰(zhàn)略目標的必由之路，目前主要面臨的環(huán)境問題有大氣污染問題、水環(huán)境污染問題、垃圾處理問題、土地荒漠化和沙災問題、水土流失問題、旱災和水災問題、生物多樣性破壞問題、WTO與環(huán)境問題、三峽庫區(qū)的環(huán)境問題、持久性有機物污染問題。伴隨著經濟的發(fā)展，保護環(huán)境日益得到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的重視，“保護環(huán)境”被定為一項基本國策，涉及環(huán)保的政府投入也逐年增加。環(huán)境經濟政策對環(huán)境影響的力度也將不斷加大，如何評價環(huán)境經濟政策的效果，制定適宜的環(huán)境經濟政策變得越來越重要。

二、文獻綜述

近年來，與環(huán)境經濟政策有關的研究不勝枚舉。這方面文章主要有：《Innovation for a sustainable Future-The Eco- innovation Action Plan（Eco-AP）1Brus-》，通過歐洲創(chuàng)新聯(lián)盟（IU）間的合作關系推動生態(tài)創(chuàng)新；《First assessment of the Environmental Compliance Assistance Program for SMEs （ECAP）》認為中小企業(yè)卻是工業(yè)污染的主要排放源，占整個歐盟工業(yè)污染排放量的64%；《Roadmap to a Resource Efficient Europe1Brussels》提高環(huán)保措施改善的利益增進。

從總體研究情況來看，國內外相關文獻政策性研究居多，將宏觀經濟政策和環(huán)境結合起來并研究環(huán)境宏觀經濟政策效果的文獻很少。本文在借鑒、吸收相關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研究了宏觀經濟政策對環(huán)境影響的統(tǒng)計測度，并對不同的環(huán)境宏觀經濟政策效果進行了評價，并提出了相關建議。

三、宏觀經濟政策與環(huán)境污染綜合指數的關聯(lián)度分析

不同的宏觀經濟政策對環(huán)境污染改善的效果大小是不一致的。因此，我們有必要研究不同的宏觀經濟政策對我國環(huán)境污染程度的改善的程度，以此作為政府制定與環(huán)境宏觀經濟政策的重點。在本部分，我們利用灰色系統(tǒng)論中的關聯(lián)度分析方法，分析不同的宏觀經濟政策對我國環(huán)境污染改善程度的關聯(lián)度，關聯(lián)度越大，說明該政策對環(huán)境污染改善程度的影響越大，政府應該加大這類政策的實施。

由于綠色金融、綠色貿易、排污權交易等環(huán)境宏觀經濟政策實施較晚，故其對應的指標很難找到相關數據，故我們根據所建立的宏觀經濟指標體系及數據的可得性和代表性原則，在此部分的分析中，選取指標體系中的下列指標：生態(tài)環(huán)境環(huán)境補償政策中的排污費指標；環(huán)境稅費政策中的車輛購置稅、消費稅、資源稅、企業(yè)所得稅、增值稅指標；綜合環(huán)境經濟政策中的環(huán)境污染治理投資總額指標；產業(yè)結構調整政策中的第一、第二、第三產業(yè)的增加值指標。

利用Matlab軟件，根據2001年～2010年我國環(huán)境污染綜合指數及宏觀經濟政策各項指標數據，對我國的宏觀經濟政策各項指標與環(huán)境污染綜合指數進行灰色關聯(lián)，以2001年至2010年我國的環(huán)境污染綜合指數為參考序列，以同一時間段我國宏觀經濟政策各項指標為比較序列，通過無量綱化、計算絕對差、計算關聯(lián)系數、最后算出灰色關聯(lián)度為：

r1=0.7019 r2=0.5825 r3=0.6466 r4=0.5828 r5=0.6159

r6=0.6541 r7=0.6063 r8=0.7437 r9=0.7701 r10=0.7671

這里，r1、r2、r3、r4、r5、r6、r7、r8、r9、r10分別表示為排污費、車輛購置稅、消費稅、資源稅、企業(yè)所得稅、增值稅、環(huán)境污染治理投資總額、第一產業(yè)增加值、第二產業(yè)增加值、第三產業(yè)增加值的關聯(lián)度。其中，r9>r10>r8>r1>r6>r3>r5>r7>r4>r2。

由上述的關聯(lián)度排序，我們可以得到以下結論：

第一，三產產業(yè)的增加值和環(huán)境污染綜合指數的關聯(lián)度最大，其中第二產業(yè)的關聯(lián)度最大，說明產業(yè)結構調整政策對環(huán)境污染的改善有最重要的作用。

第二，排污費和環(huán)境污染綜合指數的關聯(lián)度較大，為0.7019。說明我國在“十五”和“十一五”期間，生態(tài)環(huán)境補償政策對于減少環(huán)境污染的效果比較突出。

第三，在環(huán)境稅費政策中，和環(huán)境污染綜合指數的關聯(lián)度從大到小依次為：增值稅、消費稅、企業(yè)所得稅、資源稅、車輛購置稅。說明在環(huán)境污染治理中，類似環(huán)境稅費等后制性政策對于污染的治理效果不是非常明顯。

參考文獻

[1]Ayres R U.Sustainability economics：Where do we stand[J].Ecological Economics，2008.

[2]EC1（2011b）.Innovation for a sustainable Future[J]. The Eco-innovation Action Plan （Eco-AP）1Brus-sels，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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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財政金融政策在開放經濟條件下面臨的挑戰(zhàn)有多方面，特別是IS-LM-BP分析框架的前提條件在中國是否能夠逐步具備，財政金融政策要充分發(fā)揮出應有的性能，需要依靠微觀經濟主體對政策變量的反應程度以及通暢的傳導機制。 

一、開放經濟條件下財政金融政策的效能 

宏觀經濟政策目標囊括了內、外平衡兩部分，在開放經濟條件下，為了避免內外平衡之間產生沖突，有必要調整政府宏觀經濟的思路。從封閉經濟條件下到開放經濟條件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政策效果與作用機制已經有較大的改變。到現在為止，開放經濟條件下，蒙代爾一弗萊明模型仍然是分析與研究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效力的重要工具。蒙代爾一弗萊明模型理論中指出，浮動匯率制度中，比較有效果的方法是利用貨幣政策刺激國民收入的增長，固定匯率制度中，可以使用財政政策這個有力工具實現國民收入的增長。從目前世界各個發(fā)展中國家的具體情況來分析，有一些發(fā)展中國家開始試行短期的浮動匯率，大多數國家施行的財政政策是固定匯率制度，我國現在施行的是在有管制的前提下浮動匯率。一般情況下，需要達到一定就業(yè)率的國家充分利用財政政策是最佳的方法。然而，實現就業(yè)率的前提下，還要維持國際收支平衡才能穩(wěn)定經濟政策。由于這一點涉及到需要實現內、外平衡，需要調控財政與貨幣政策之間的配合問題。在這種條件下，國內的需求量滿足就業(yè)量視為內部平衡，在固定匯率制度下，資本凈流出與貿易出超保持均衡狀態(tài)視為外部平衡。由此可以看出，解決內部失衡的有效工具是財政政策，解決外部失衡的有力武器是貨幣政策[1]。 

二、全球經濟調整對中國財政金融政策的挑戰(zhàn) 

目前的全球經濟處于失衡與調整的過程中，中國宏觀調控模式過于重視調整內部平衡會面臨較大的沖擊。國際游資的投機性以及國際間經濟被動傳遞，都會面臨嚴峻的挑戰(zhàn)，從而造成中國財政金融政策產生內、外部矛盾。 

首先，我國現在市場調節(jié)人民幣匯率正在逐步完善，人民幣的升值在面對國際收支的巨額順差產生很大的壓力。同時，人民幣升值會對出口部門產生不利的影響，出口產生波動也會影響到國內需求，使國內有效需求不足的現象進一步加劇。順差雖然使國際儲備數量保持增長，通過中央銀行基礎貨幣放大而擴張國內信貸量，促進國內需求增長，但由于通貨膨脹以及經濟過熱的狀態(tài)下，順差會使國內的經濟狀況進一步惡化，政府必須要政策調節(jié)順差與匯率。 

其次，當前信息技術發(fā)展十分迅速，信息傳遞的速度、質量與數量都有很大的增長。在信息化時代下，微觀經濟主體增強了信息處理能力，同時，具有趨于理性的預期行為，會影響到宏觀經濟政策的作用效果，甚至微觀經濟主體的理性反應會使宏觀經濟政策變得完全無效。為了改善二者之間動態(tài)不能保持相同的情況，政策需要建立宏觀經濟政策信譽。政府要遵循經濟規(guī)則用信譽改善微觀經濟主體的理性預期行為，由動態(tài)不能保持相同轉向動態(tài)相同的合作形式。所以，政府要選擇正確的宏觀經濟調控模式，避免微觀經濟主體預期模式對信譽產生沖擊。 

再次，WTO組織的多邊規(guī)則約束了中國實現內外均衡的政策。WTO組織約束國際收支調節(jié)，不允許采取直接管制辦法，禁止直接補貼原則，不能隨意提高關稅的方法限制進口，調節(jié)國際收支運用匯率與外匯管制要符合WTO組織規(guī)則。另外，針對國內財政、金融、科技、稅收、環(huán)保等方面的實施方式也要符合WTO組織的要求與規(guī)范。可以看出，中國加入WTO組織后，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都受到了一定的約束，因此，中國要改變宏觀經濟調整的模式，適應WTO組織的規(guī)則與要求[2]。

 

最后，提高國際競爭力是世界各個國家的經濟發(fā)展目標。發(fā)展中國家是通過誘致性制度變遷的方式實現積累知識、技術來提高國際競爭力。積累知識、技術是循序漸進的，提高國際競爭力需要不斷創(chuàng)新技術，在漫長的實踐中積累而成。在全球知識信息量快速發(fā)展的今天，知識是提高競爭力的有效手段，如果通過誘致性變遷機制來實現知識積累，則不能適應全球知識信息量發(fā)展的需求，需要通過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實現知識增長速度，重視科技與教育的增長模式。全球競爭以知識為基礎，就需要中國財政金融政策建立相應的激勵機制以實現知識與技術的快速積累。 

三、中國尚不完全具備采用IS-LM-BP分析框架的前提條件 

中國在宏觀經濟分析一直存在著一些爭論，每次爭論的焦點就是把西方主流宏觀經濟學理論與中國宏觀調控實踐如何相結合。西方主流宏觀經濟學理論是追求完美的市場經濟理念，在宏觀經濟分析與宏觀經濟政策觀點上，西方發(fā)達國家也是存在質疑，而對于發(fā)展中國家需要謹慎運用這種經濟學理論。這種抽象的均衡關系模型可以起到借鑒使用，但在實踐中則會影響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控。中國宏觀經濟問題的理論與研究，通常采用IS-LM模型及其擴展形式IS-LM-BP分析框架。但是，IS-LM-BP分析框架需要有完善發(fā)達的市場體系、微觀經濟主體行為市場化，對利率具有靈敏反應等等。如果中國不完全具備這種條件而采用這種框架研究中國宏觀經濟，會導致結論錯誤的情況發(fā)生。 

中國現在的市場制度還不夠完善，非國有企業(yè)屬于微觀主體，能對市場價格信息反應比較靈敏，國有企業(yè)雖然向現代企業(yè)制度轉變，但在行為上還是比較依賴市場與政府，是不完全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微觀經濟主體，可以看出，中國市場經濟體制下，非國有企業(yè)是體制外企業(yè)，而國有企業(yè)是體制內的企業(yè)。微觀主體能夠對宏觀經濟政策做出理性反應，有效的宏觀經濟政策還需要暢通的政策傳導機制。中國現在的利率可是說是由政府來確定，對市場資金的供求情況并不能真實反映，利率傳導機制不存在市場化，IS-LM-BP分析框架就失去了研究意義。 

結語 

綜上所述，在開放經濟條件下中國財政金融政策面臨的挑戰(zhàn)比較嚴峻，傳統(tǒng)的分析方法研究中國經濟問題存在很大的制約，需要靈活借鑒全球經濟金融政策的經驗，總結出適合我國宏觀經濟發(fā)展的經濟政策與金融政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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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宏觀經濟政策；旅游業(yè)；影響

1.我國旅游業(yè)的發(fā)展現狀

從改革開放到現在我國的政治環(huán)境一直處于一個比較穩(wěn)定的狀態(tài)，沒有太大的動蕩和不安。唯有一個因素不是一成不變的——經濟因素，隨著經濟全球化的迅速擴大，它已經涉及到我們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任何一個國家都不能獨善其身，都要直接或間接的受其影響。在這樣一個經濟大環(huán)境大背景之下旅游業(yè)的發(fā)展也從各個方面受到影響，因此，堅實的經濟基礎和良好的宏觀經濟政策顯得尤為重要。

2.宏觀經濟政策的實施

西方學者認為，要實現既定的政策目標，政府運用各種政策手段，必須相互配合，協(xié)調一致。因為經濟政策目標相互之間不但會存在互補性，也存在一定的沖擊。此外，還要考慮到政策本身的協(xié)調和對時機的把握程度。這些都影響政策的有效性，即關系到政府經濟目標實現的可能性和實現的程度。因此，政府在制定經濟目標和經濟政策時應該作整體性的宏觀戰(zhàn)略考慮和安排。

3.宏觀經濟政策對旅游業(yè)的影響

3.1宏觀調控對旅游產業(yè)的全面提升提供了難得的機遇

中央采用的宏觀調控，保證和促進了旅游業(yè)的正常運行，使旅游新型行業(yè)排除了很多障礙。絕大部分地區(qū)把旅游業(yè)放在支柱產業(yè)先導產業(yè)的位置，加強在政策資金、項目人才上的扶持力度。旅游業(yè)的運行狀況，深刻的印證了中央重大決策的正確。

3.2以宏觀調控為動力加速旅游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

在實施宏觀調控時，進一步調整轉變方式。旅游業(yè)歷經多年的發(fā)展，已經有相當大的規(guī)模，但是軟件弱，管理散，規(guī)模小，科技含量低，從業(yè)者素質低，特別是與國外發(fā)達國家相比，差距更為明顯。在這個基礎上，向世界旅游強國目標邁進，通過經濟、法律、行政的手段調控已勢在必行，尤其是通過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控。

一是注重從數量型方向和質量型效益型方式轉變。

二是從單純的重視硬件設施向強化軟件方面轉變。

三是主要從依賴政府投資向投資主題多元化轉變。

四是從產品的生產型經濟方式向市場型經濟方式轉變。

五是從傳統(tǒng)的競爭型方式向合作共贏的新理念轉變。

休閑度假旅游適合我國經濟發(fā)展。我們有理由、有條件，更自覺地充分發(fā)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上的基礎性作用，尊重市場意志，在經濟結構，大力發(fā)展混合經濟，在經濟管理上努力實踐體制機制的創(chuàng)新，在產品開發(fā)上向規(guī)劃性科學發(fā)展。

總之，可以預見，在近一時期宏觀調控仍將是總攬經濟全局的方針，將有利于旅游產業(yè)地位的進一步提升，也給予旅游發(fā)展提供絕好的機遇，休閑度假旅游作為旅游發(fā)展的新生主力軍，將在政治強國、旅游強國的邁進中發(fā)揮積極作用。

4.如何擴大正面影響

4.1抓住機遇，加快旅游業(yè)的健康發(fā)展

（一）國內抓產品，國外抓促銷，積極開拓國際客源市場，加速客源市場的深層次開發(fā)。國內抓產品，要在鞏固、豐富傳統(tǒng)產品的基礎上，積極開發(fā)新的專項和特種旅游，注意精選節(jié)慶活動，形成旅游產品。國外抓促銷，對周邊市場，要根據覆蓋面相對較大的特點，著重開發(fā)面對公眾的促銷活動，刺激市場需求的增長，拓寬客源層用。（二）要更有效地利用外資。對現有的外商投資旅游項目，應下功夫辦好、提高經濟效益；在景點、景區(qū)、旅游商品、旅游交通等領域可以有步驟地吸引直接投資，以調整外商對旅游業(yè)的投資結構，適應配套發(fā)展的要求；要抓緊國家旅游度假區(qū)的建設，提高外商投資項目的資金到位率。（三）要在全行業(yè)提高質量意識，堅持以質取勝。各級旅游行政管理部門要嚴格按照國家有關規(guī)定和標準，切實加強對各類旅游企業(yè)業(yè)務質量的監(jiān)督檢查。

4.2加強宏觀調控，保障旅游業(yè)協(xié)調發(fā)展

必要的宏觀調控，是加快旅游業(yè)發(fā)展的重要保障，也是深化旅游業(yè)改革的重要內容，必須運用經濟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從而優(yōu)化旅游產業(yè)結構，提高旅游經濟效益，確保旅游業(yè)又快又好地發(fā)展。

（一）認真清理在建旅游項目。一要確保外商投資資金到位率，要防止旅游設施項目簡單模仿、近距離重復建設。各地旅游管理部門必須對本地區(qū)在建旅游設施進行清理、審核排隊，對資金來源不落實，建設條件不具備，市場前景不明的旅游項目，要下決心停建。對以利用外資為主建設的旅游項目，要積極采取有效措施，確保外商投資的資金到位。

（二）精選旅游節(jié)慶活動，注重社會和經濟效益。除經過國家旅游局精選確定的以外，各地旅游管理部門要對本地區(qū)各旅游節(jié)慶活動進行認真篩選。社會經濟效益差、對經濟發(fā)展帶動效應不明顯的節(jié)慶活動，必須停辦。

（三）控制旅游社發(fā)展總量，嚴格依法審批旅行社。各地旅游行政管理部門要從全局出發(fā)，加強組織紀律性，不得越權審批或以“試辦”等名義審批一類旅行社和合資旅游社。要嚴格審批第三類旅行社。

（四）端正旅游企業(yè)經營方向，規(guī)范旅游企業(yè)經營行為。各地旅游行政管理部門要積極引導各類旅游企業(yè)采取有效措施，開拓客源，做好旅游招徠、接待主要業(yè)務工作，對一些唯利是圖，違法經營，不顧旅游業(yè)務質量，擾亂正常旅游市場秩序的旅游企業(yè)要認真進行清理整頓，停止其經營旅游業(yè)務。嚴禁以承包名義搞個體經營旅行社業(yè)務。

4.3綜合分析

從更高的角度審視旅游業(yè)，我們不難發(fā)現：旅游業(yè)作為一個產業(yè)，其總體發(fā)展趨勢主要還是受國際經濟局勢、國內宏觀經濟形勢的影響。這是因為：一方面旅游需求產生于、從屬于和受制于一個國家總體社會經濟發(fā)展水平的提升，而現在各個國家的經濟又隨著開放度的日益增加而與國際經濟形勢緊密聯(lián)系；另一方面，旅游供給因涉及基本建設，也受到國家經濟政策調整的宏觀影響。

參考文獻

[1]高鴻業(yè).西方經濟學北京：中國礦業(yè)大學出版社，2007，5

[2]李天元.中國旅游可持續(xù)發(fā)展研究.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4

[3]尹德濤等著.旅游社會學研究.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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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不斷深入，特別是美國金融危機后發(fā)達國家與新興市場國家經濟實力的相對接近，20國集團(G20)開始逐漸成為國際經濟協(xié)調的重要力量。相比于7國集團(G7)，20國集團涵蓋的經濟體更具代表性，其集團領導的合法性以及處理全球問題的能力也有所提高。G20成立以來，在維護國際金融體系穩(wěn)定、促進貿易自由化以及全球經濟的政策協(xié)調方面都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盡管如此，當G20真正走向世界經濟政策協(xié)調的中心以對全球經濟政策加以協(xié)調時，卻依然面臨較大的合作困境。從多倫多峰會刺激和退出政策的分歧到倫敦峰會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爭論，再到首爾峰會匯率問題的互不相讓，G20政策協(xié)調的困難暴露無遺，在涉及金融改革、貿易保護、政策刺激以及匯率制度選擇等核心問題時，G20國家內部很難達成一致意見。

    本輪金融危機的出現是將G20推向全球經濟政策協(xié)調核心位置的根本動力，因此，G20合作具有典型的危機推動型特征，會議的主題也多以應急性問題為主。一旦危機過去，伴隨著共同利益的減少，不同國家在權力分配和利益爭奪上的博弈將會進一步加劇。因此，G20長期內的合作與政策協(xié)調仍然離不開共同利益支持下各方利益的平衡，而不同國家產出變動與宏觀政策效應的趨同則構成了G20進一步合作與協(xié)調的先決條件。

    在這樣的背景下，本文著重從經濟基礎層面探討G20進一步深化合作的困境和未來的演進方向。筆者在對金融危機的產出損失進行估算的基礎上，從金融危機后G20國家實體經濟產出損失的對稱性以及宏觀經濟政策效應的一致性兩個層面對G20國家的合作困境加以分析。筆者認為，雖然在金融危機發(fā)生的初期，全球實體經濟的普遍衰退為G20的深化合作提供了內在動力，但無論從產出損失的角度看，還是從宏觀經濟政策的效應出發(fā)，G20成員國內部非對稱的特征都始終存在，而這一點，直接形成了當前G20政策協(xié)調與合作的現實困境。

    二、金融危機下G20產出損失的非對稱性

    下面，筆者首先對金融危機所造成的產出損失進行估算，并從金融危機的產出損失層面對G20國家進一步合作的經濟基礎加以探討。實際估算時，筆者分別從實際產出的增長率損失和絕對產出水平損失兩個層面來對實際產出損失進行衡量。

    對于實際產出增長率損失的估算，筆者主要參考荷和漢和克林格比(Hohohan and Klingebiel)以及克拉斯森斯、克林格比和萊溫(Claessens, Klingebiel and Laeven)的計算方法[1][2]，通過考察金融危機發(fā)生前后各個國家實際產出增長率的變化，以危機前與危機后實際產出增長率的差值來對本輪金融危機的產出損失加以衡量。其中，金融危機后的經濟增長率以每個國家2008—2009年實際產出增長率的平均值表示，而金融危機前的經濟增長率筆者則以一定時期內各國實際產出增長率的均值表示。為了增強產出損失估計的穩(wěn)健性，筆者選取2007年、2005—2007年、2003—2007年三個不同的時期為參考基期，以這些時期實際產出的平均增長率作為危機發(fā)生前相應國家的產出增長率。

    同時，正如郝格斯等人(Hoggarth et al.)和博伊德等人(Boyd et al.)所指出的，在金融危機發(fā)生后，初始年份產出水平往往下滑較為嚴重，因此即便在產出增長率達到金融危機發(fā)生前水平的情況下，實際產出水平也往往低于危機前的產出水平。因此，單純從產出增長率損失的角度來衡量金融危機的產出損失可能會在一定程度上低估實際產出損失的大小。[3][4]對此，筆者在以實際產出增長率損失對金融危機的實體經濟效應進行考察的同時，也引入對于絕對產出水平損失的分析。具體來說，筆者主要以實際產出相對于潛在產出的差值來對金融危機所造成的絕對產出損失進行估算。潛在產出的測量主要是在假定不發(fā)生金融危機的背景下，按照金融危機發(fā)生前的產出增長率所可能實現的產出水平。而危機發(fā)生前的產出增長率仍然參考多個時期，以2007年之前1年、3年和5年產出增長率的均值來表示。

    表1從產出增長率損失和絕對產出水平損失兩個維度，基于金融危機發(fā)生前產出增長率的1年平均值、3年平均值和5年平均值，給出了金融危機發(fā)生后，G20國家實際產出的損失情況。

    

    從表1可以看出，金融危機發(fā)生后，在G20國家內部，實體經濟產出損失的全面性和非對稱性表現得非常明顯。

    一方面，在全球貿易、金融和經濟聯(lián)系日益密切的背景下，國別經濟之間的相互依存逐漸深化，產出波動的傳遞和影響也逐漸拓寬到全球經濟層面。因此，本輪金融危機對實體經濟的沖擊具有非常顯著的全球性特征。這一點，對于G20國家而言也不例外。從表1可以看出，在G20成員國中，無論以何種指標對金融危機的產出損失進行衡量，① G20國家的實體經濟都在本輪金融危機中受到了負向沖擊。除去澳大利亞、沙特阿拉伯和印度尼西亞的產出損失相對較小外，其余G20國家的產出損失大部分都在3％以上。整體而言，G20國家產出增長率的平均損失在4％左右，而絕對產出損失的大小則在4.6％～5.0％之間。

    另一方面，雖然從整體上來看，美國金融危機的發(fā)生幾乎對每個G20國家都形成了負向沖擊，但在本輪金融危機的產出效應呈現出全面性特征的同時，在G20國家內部，產出損失的非對稱特征反映得依然非常明顯。具體來說，就G20中的發(fā)達經濟體和新興市場國家整體而言，雖然本輪金融危機起源于發(fā)達國家，但從實體經濟所受到的沖擊來看，新興市場國家整體受到的沖擊卻相對較大，其平均的產出增長率損失大概比發(fā)達國家高出0.3個百分點到0.5個百分點，而絕對產出損失則高出了0.2個百分點到0.4個百分點。與此同時，在新興市場國家內部，產出損失的分化特征也比發(fā)達國家表現得更為突出。對于G20中的新興市場國家而言，這里既存在著產出損失相對較小的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亞和韓國，也有產出損失相對嚴重的阿根廷、墨西哥、俄羅斯和土耳其，產出增長率損失最大的俄羅斯和最小的印度尼西亞竟然有接近9％的差異。而與之相對應，發(fā)達經濟體的產出損失雖然也存在一定的非對稱特征，但卻相對較為收斂，增長率損失大部分在3％～5％之間，絕對產出損失則在5％左右。G20內部非對稱的產出損失特征，在反映了不同國家初始經濟條件巨大差異的同時，也為G20的進一步合作帶來了新的困難。

    事實上，如果我們參考1973—1975年經濟危機的產出損失時，當前G20國家產出損失的分化特征表現得更為明顯。以3年平均方式計算出 的產出增長率損失和絕對產出損失為例，在1973—1975年的危機中，7國集團的產出增長率損失為4.24％，絕對產出損失則為5.64％，② 比本次美國金融危機中G20發(fā)達國家的平均產出損失略高，但標準差卻只有1.37％和2.72％，不但低于當前G20國家2.26％和2.73％的標準差，更是大大低于G20國家中新興市場國家產出損失的標準差(見表2)。這進一步說明了在當前全球經濟的治理框架下，由于新興市場國家內部較大的分化特征，相對于20世紀G7國家而言，G20國家在現實合作上的困境更為明顯。同時應注意，不但在產出損失上G20國家的分化特征明顯，就危機發(fā)生前的經濟條件而言，當前G20國家的經濟差異特征也更為突出。表2計算了不同類型國家在兩次危機發(fā)生前初始經濟條件的差異狀況，③ 從中可以看出，與產出損失相一致，在危機發(fā)生前的初始經濟條件上，20世紀70年代G7國家的外部經濟變量收斂特征也更為顯著，經常項目平衡、對外貿易開放水平和金融開放水平的標準差都相對較小，分別只有0.70％、31.31％和43.61％，均遠低于當前G20國家外部初始經濟條件的標準差。較小的初始條件差異不但導致了產出損失的相對收斂，也為G7國家政策效應的一致性提供了保證。而這一點，既是G7國家逐漸走上全球經濟治理核心地位的經濟基礎，也說明了當前G20國家深化合作的現實困難。

    

    三、金融危機后G20的政策效應差異——一個內生分組視角

    在前一部分的分析中，筆者從產出損失分化的角度探討了G20國家政策協(xié)調的經濟基礎，認為雖然金融危機對世界經濟的全面沖擊為不同國家的經濟政策協(xié)調提供了內在動力，并使得G20逐漸取代G7成為世界經濟政策協(xié)調的核心力量，但從產出損失分化的角度看，其政策協(xié)調的經濟基礎仍不穩(wěn)固。在接下來的分析中，筆者將視角轉向政府政策層面，探討金融危機發(fā)生后，各國政府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在減少產出損失方面的效應大小。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即便產出損失在不同國家間存在著國別差異，但是如果宏觀經濟政策的運用在力度和效應上存在一致性，這些國家經濟政策協(xié)調機制的建立仍然值得期待。

    值得注意的是，初始經濟條件的差異直接決定了一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效應的一致性與否。因此，在分析不同國家經濟政策效應差異的過程中，我們必須對這些國家的初始經濟條件進行考察。進一步說，我們需要根據不同國家的初始經濟條件進行分組，以決定哪些國家是“同一類”國家，并對不同類別國家的經濟政策效應進行考察。

    (一)分析方法及數據說明

    實際分析時，筆者不再采用簡單地以經濟發(fā)展階段和所屬地區(qū)等外生指標為依據的分組方法，而是采用漢森(Hansen)所提出的非線性的門檻回歸方法(threshold regression)[5]，在對樣本國家進行內生分組的基礎上，對不同的前提條件組合下、金融危機后各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效果差異進行探討。

    具體的模型如下：

    Y＝C＋β×POLICY＋e　(1)

    式中，Y代表金融危機后各國的產出損失情況；POLICY為政策變量，實際分析時，筆者進一步將其區(qū)分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分別以金融危機發(fā)生前后政府支出和貨幣供給增長率的變化值表示。由于不同政策變量的產出效應依賴于一系列前提條件，所以我們需要對回歸過程中的門檻值進行考察。如果前提條件變量中有門檻值的存在，則式(1)可以寫成如下的形式：

    

    

    就說明有門檻值的存在。筆者的工作就是對門檻值的存在進行考察并對其大小進行估計。同時在此基礎上，依據各變量的門檻值，對樣本國家進行內生分組，分析不同“類別”國家的政策變量對產出變化的影響。實際分析時，筆者主要考察4個門檻變量，分別為貿易開放度(TO)、金融開放度(FO)、經常項目平衡(CA)和匯率彈性(ER)。其中，貿易開放度以一國進出口總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表示；金融開放度則參考萊恩和米爾斯—范瑞提(Lane and Milesi-Ferretti)的研究[6]，以一國金融資產和負債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表示；經常賬戶平衡則以經常賬戶余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表示；匯率彈性變量筆者以每個國家2002—2007年實際有效匯率波動的標準差來加以表征。實際分析時，為了消除短期波動因素的影響，除去匯率波動變量外，其余3個變量均為2005—2007年相應經濟變量的平均值形式。金融開放的數據來自External Wealth of Nations Mark II數據庫，其余變量均來自世界銀行世界發(fā)展指數數據庫。

    具體分析時，首先需要對門檻值的大小進行識別。根據漢森(Hansen)提供的算法[5]，門檻值γ的估計值就是使得回歸殘差平方和最小的γ值。④

    由于在零假設下，門檻值是無法識別的，因此普通的LM檢驗的分布是非標準的，其顯著性水平無法從標準的表中直接給出。對此筆者必須采用“自舉法”(bootstrap)來獲得其漸進分布。

    (二)樣本內生分組結果

    筆者首先根據由2007年的產出增長率為基準所計算出的增長率損失指標，對91個樣本國家進行“自舉法”的估計。

    首先，針對整個樣本進行第一輪分組。觀察“自舉法”所生成的bootstrap P值，發(fā)現CA和ER這兩個變量門檻值在統(tǒng)計上并不顯著，而基于TO的分組生成的P值雖然較小，但仍然大于基于FO分組的P值。FO分組的P值接近于零，因此參考漢森(Hansen)的研究[5]，筆者以P值最小的FO作為樣本第一輪分組的核心條件變量。同時進一步對FO的門檻值進行估計，發(fā)現其門檻值的大小為155％。因此，筆者以155％的金融開放水平為基準，將整個樣本分為高金融開放和低金融開放兩組國家，前者包含49個樣本，后者則有42個樣本。

    其次，針對金融開放水平較低的49個國家，筆者采用相同的方法對“門檻效應”的存在進行第二輪的檢驗。4個變量“自舉法”估計的P值分別為0.007(CA)，0.093(TO)，0.591(FO)和0.024(ER)，說明在這些金融開放水平較低的國家，經常賬戶平衡又構成了另一個核心門檻變量。對其估計的結果表明，其門檻值為0.964％。因此，筆者進一步將這些金融開放水平較低的國家再一次分為經常賬戶順差較大的33個國家和經常賬戶順差較小(逆差較大)的16個國家。由于第二組國家的樣本數較小，因此筆者不再對其進行進一步分組。對第一個子樣本進行第三輪檢驗的結果表明，在低經常賬戶順差—低金融開放的33個國家里，貿易開放程度在6.1％的 顯著性水平上有門檻效應的存在，相應的門檻值為66.92％。因此，筆者再將這些樣本分為包括13個低貿易開放和20個高貿易開放的兩類國家。

    此外，依照同樣的邏輯，筆者針對初始產出水平較高的42個國家，進行了第二輪以及第三輪“門檻效應”存在的檢驗，又進一步將這42個國家按照貿易開放度和經常賬戶平衡狀況分為3個子樣本。具體的分組結果見表3。

    

    從表3可以看出，與傳統(tǒng)的外生分組結果不同，在考慮政策效應門檻條件存在的情況下，筆者對G20的內生分組結果更為具體。而從宏觀經濟政策效應一致性的角度來看，與產出損失的非對稱性特征相類似，在G20內部，宏觀經濟政策效應的分化特征也非常明顯。具體來說，印度、土耳其和墨西哥由于其外部經濟條件較為相似，其宏觀政策的效應大小和方向較為一致，而中國、韓國和巴西等國家雖然同為發(fā)展中國家，但由于其較高的對外貿易依存度，則被分在了另一個高貿易依存、低金融開放的組別中。此外，雖然發(fā)達國家整體上具有高金融開放和低貿易依賴的特征，但其外部經常項目平衡狀況的差異仍然將8個發(fā)達國家進一步區(qū)分為貿易順差組的加拿大、日本和德國，以及貿易逆差組的美國、澳大利亞和英國等。

    需要提及的是，內生分組的結果在反映了G20國家初始經濟條件巨大差異的同時，也彰顯了G20內部宏觀經濟政策的效應差異，而在產出損失不對稱的條件下，宏觀經濟政策的分化特征則進一步導致G20未來政策協(xié)調以及經濟合作難度的加大。G20國家未來政策協(xié)調成功的關鍵仍然在于國內初始經濟條件趨同下宏觀經濟政策效應的一致性。而從區(qū)分G20國家“類別”的條件看，由于外部經常項目平衡狀況和對外開放程度是較為核心的指標，因此在發(fā)達國家對外開放水平整體較高的背景下，發(fā)達國家可能會以政策協(xié)調的一致性為由，進一步要求發(fā)展中國家提升整體的對外貿易和金融開放水平。同時，由于外部經常項目平衡的方向和大小既是不同國家在當前國際分工體系中分工地位存在差異的外在反映，也決定了一國的利益實現機制和利益實現水平的高低。因此，在外部經常項目平衡狀況成為影響G20宏觀經濟政策效應的重要影響因素的情況下，對外部失衡狀況的調整既是G20國家未來政策協(xié)調成功與否的關鍵，也是G20國家未來利益紛爭的焦點所在。這一點，在巴黎峰會上已經初步得以體現。

    (三)不同內生分組國家政策效應的差異

    為了進一步對G20內部不同“類別”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效應的具體差異進行考察，在完成對樣本數據的內生分組之后，接下來我們重點考察不同“類別”國家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金融危機后一國產出損失的影響。分析時仍采用經懷特異方差調整后的最小二乘估計，結果見表4。⑤

    

    從表4可以看出，在不同的組別內，金融危機后一國所采取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效果無論在系數大小還是在統(tǒng)計顯著性水平上都存在著較大的差異。具體來說，這些差異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整體來看，相對于低金融開放程度的組別而言，在金融開放程度較高的第4組、第5組和第6組，無論是財政政策變量還是貨幣政策變量在統(tǒng)計上大都不顯著，不同組別之間宏觀經濟政策的差異更多地體現在變量符號的相對大小上，顯著性水平并未呈現根本不同。這說明在金融開放程度較高的情況下，宏觀經濟政策在抑制產出下降方面幾乎沒有發(fā)生作用。究其原因，這可能與開放條件下政策的溢出效應有關，即在對外經濟聯(lián)系日益密切的背景下，較高的貿易開放度和金融開放度漏出了國內相應宏觀政策的效應，使得一國產出變動的情況對本國宏觀經濟政策行為的敏感性降低。

    2.在金融開放程度較低的組別下，外部經常賬戶平衡情況成為宏觀經濟政策有效性的核心初始經濟變量。從表4可以看出，在第1組和第2組國家中，貨幣政策變量的符號為負，并在統(tǒng)計上非常顯著，而財政政策變量的統(tǒng)計顯著性則不明顯。而在第3組中，情況恰恰相反，財政政策變量在統(tǒng)計上顯著為負，而貨幣政策變量的符號在統(tǒng)計上并不顯著。這說明，在那些經常項目順差較大的國家，財政政策在應對金融危機所帶來的產出負向沖擊時更為有效，而在那些經常項目順差較小(逆差較大)的國家，貨幣政策在抑制產出下降方面的效應則更為顯著。究其緣由，這可能與以下兩個方面的因素有關。一方面，在一國存在較大的經常項目赤字的情況下，其財政政策的運用空間將受到較大限制，在面臨產出下降的沖擊時，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實施可能會加劇內外平衡政策的沖突，而此時擴張性貨幣政策的運用則有利于實現產出增長和外部平衡的雙重目標。另一方面，在經常項目逆差的情況下，資本項目順差下外部資本的流入對一國經濟的發(fā)展至關重要。雖然在擴張性財政政策實施下利率水平的提高有利于進一步吸引資本的流入，可以部分抵消掉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但在對外金融開放程度整體較低的背景下，這樣的一種作用機制卻受到了較大限制，而此時貨幣政策擴張下低利率水平的負面影響則被進一步縮小了。

    3.第1組和第2組的國家均具有低金融開放水平以及較大的經常項目逆差的特征，差異主要體現在對外貿易開放水平上。而從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效應來看，處于這兩個組別的國家其財政政策變量在統(tǒng)計上都不顯著，而貨幣政策變量的系數則均在統(tǒng)計上顯著為負，只是系數的相對大小有所不同而已。整體上看，無論以何種指標衡量，第1組國家貨幣政策的效應都要大于第2組國家。這一點，進一步論證了筆者之前所提到的開放經濟條件下宏觀經濟政策的溢出效應，即較高的貿易開放水平可能較大地漏出了一國內部擴張性宏觀經濟政策的效應。

    (四)實證結果的穩(wěn)健性檢驗——絕對產出層面

    在就宏觀經濟政策在減少產出增長率損失的影響進行分析的基礎上，筆者接下來繼續(xù)對不同前提條件下，一國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效果在減少危機造成的絕對產出的效應進行探討，以對上述的實證分析結果進行穩(wěn)健性檢驗，具體的實證結果見表5。⑥

    

    從表5可以看出，在以絕對產出損失替代增長率損失指標時，實證分析的結果與表4的結果基本一致，說明了本文實證分析的穩(wěn)健性。也就是說，在本文的樣本國家中，由于每個國家初始經濟條件的差異，不同“類別”的國家其宏觀經濟政策的產出效應也存在著較大不同。當一國對外金融開放水平較高時，由于開放條件下溢出效應的存在，一 國產出變動無論對財政政策還是對貨幣政策的敏感性都大大降低，此時一國宏觀經濟政策的產出效應相對有限。而當一國的金融開放水平低于一定的門檻時，一國外部經常項目平衡的狀況又進一步影響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產出效應的相對大小。對于經常項目順差較大的國家而言，財政政策在抑制產出下降方面的效應可能更為顯著，而對于經常項目逆差較大的國家而言，在應對產出下降時，貨幣政策的擴張可能是較好的選擇。與此同時，即便在那些金融開放水平較低、經常項目逆差較大的國家內部，由于不同國家貿易開放水平的不同，其貨幣政策的效應也存在一定的差異。只不過，相比于產出損失的增長率指標，當使用絕對產出損失指標時，這種差異表現得不是那么明顯而已。

    (五)小結：從G20宏觀經濟政策效應的差異看G20的合作前景

    綜合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與產出損失的分化特征類似，G20在政策協(xié)調上的進一步深化合作也缺乏宏觀經濟政策效應一致性的基礎。此外，特別需要注意的是，就宏觀經濟政策效應而言，雖然發(fā)達國家外部經常項目的平衡狀況存在差異，但在對外金融開放水平整體較高的背景下，其宏觀經濟政策效應的分化特征并不明顯。也就是說，相比于發(fā)展中國家，從宏觀經濟政策效應一致性的角度考慮，發(fā)達國家更易于形成合力。這一點，進一步佐證了筆者產出損失層面的分析結論。同時，如果進一步考慮開放背景下宏觀經濟政策的效應溢出，在未來發(fā)達國家經濟復蘇較為緩慢的情況下，發(fā)達國家在要求發(fā)展中國家進一步開放市場之外，還有可能會通過貿易保護以及匯率手段等方式來減少其本國宏觀經濟政策的擠出效應。這些因素加上不同國家圍繞外部經濟失衡的利益紛爭，勢必會形成G20國家進一步政策協(xié)調和經濟合作的黯淡前景。

    四、結論

    本文主要從經濟基礎層面對當前G20合作的現實困境加以解釋，通過對金融危機后G20國家實體經濟產出損失的考察以及內生分組視角下對不同“類別”國家宏觀經濟政策效應的分析，筆者發(fā)現，當前G20國家政策合作的現實經濟基礎無論在產出損失的對稱性方面還是在政策效應的一致性方面都存在典型的分化特征，而這直接帶來了當前G20國家進一步深化合作的現實困境。

    同時，由于對外開放水平和外部經濟失衡特征是影響一國宏觀經濟政策效應的主要因素，因此在發(fā)達國家經濟復蘇緩慢的背景下，G20中的發(fā)達國家可能會以政策協(xié)調為名，要求新興市場國家進一步開放國內市場。而為了保證宏觀經濟政策的刺激效應，各種貿易保護和匯率手段的運用也有可能頻繁出現。此外，鑒于外部經濟失衡狀況在一國宏觀經濟政策效應和利益實現上的重要地位，在未來G20的進一步合作中，外部經濟失衡的調整必然會成為G20國家利益博弈的焦點所在。

    最后，站在發(fā)展中國家的立場上，由于相對于發(fā)達國家，新興市場國家在G20內部的分化特征更為明顯，而分歧加大下共同利益的減少勢必會進一步弱化新興市場國家的合作意愿。因此，從這個角度上說，雖然金融危機后G20的地位有所提升，但在一定意義上這只是發(fā)達國家應對新興市場國家崛起的主動調整，其整體設計和制度框架仍然是符合發(fā)達國家現實利益的。在世界經濟格局沒有發(fā)生根本變化的情況下，世界經濟政策協(xié)調由發(fā)達國家主導的局面不會發(fā)生根本改變，而經濟權力向發(fā)展中國家的讓渡和轉移也需要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才能得以實現。

    ［收稿日期］2011－11－02

    注釋：

    ① 在個別指標衡量沙特阿拉伯和印度尼西亞的產出損失時，并沒有發(fā)現這兩個國家的實際產出受到了較大的沖擊。

    ② 出于一致性的考慮，這里的產出損失主要考察的是1974—1975年的短期產出損失，具體的計算方法同上文。

    ③ 這里的初始經濟條件指的是危機發(fā)生前相應經濟變量的3年平均值，具體的計算方法和數據來源見下文。

    ④ 這里的殘差平方和指的是假定門檻值已知情況下的回歸殘差平方和，實際分析時，筆者采用格點搜索的方法對每一個可能的門檻值都進行了考察。

篇6

    目前我國經濟出現市場型過冷狀態(tài)，直接表明我國的企業(yè)部門在市場機制的約束下，已擁有“過剩”的資源和要素，可以并且必須轉用到政府部門上來了。因此，市場過冷的根本經濟涵義就在于，目前我國的經濟發(fā)展應從以往過多注重個人產品的生產，轉到較大幅度地增加公共產品的供應上來，具體地看主要是應當較大幅度增加政府的預算支出。

    我國目前正處于經濟起飛的階段。世界經濟發(fā)展史表明，一個國家的經濟起飛，首先需要作好基礎設施和基礎產業(yè)等方面的先期準備；而在20世紀即將結束的今天，大力發(fā)展新興產業(yè)等，又是關系到我國能否趕上世界發(fā)展潮流和實現經濟騰飛的根本問題。由于我國是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開展社會主義建設的，幾十年來我國經濟發(fā)展主要以增大個人產品的產量，解決人民群眾的溫飽問題為首要目標，這是完全正確的。但也在基礎設施等方面產生了嚴重的“欠債”問題。隨著經濟的發(fā)展，“路不暢，電不明，水不足，話不通”等基礎設施的不健全，已愈益成為制約我國經濟發(fā)展的“瓶頸”。改革開放以來盡管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作了很大努力，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離滿足經濟騰飛的需要仍還有很大的差距。

    這樣，我國目前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的意義，就不僅是刺激和提高經濟增長速度和實現8％增長率的問題，更主要的還是通過財政政策的運作，調整企業(yè)部門和政府部門在GDP中的相對份額，從而為我國經濟的長期發(fā)展打基礎的問題。

    目前我國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應注意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在國債大規(guī)模增發(fā)的背景下，國債的發(fā)行收入應基本上用于基礎設施等方面的投資，而不應用于填補財政的經常性支出虧空，這應是我國財政避免陷入債務危機的基本前提。財政的經常性支出必須以經常性收入為來源，而國債作為財政的臨時性和補充性的收入來源，顯然不宜用于經常性開支，否則必將出現國債規(guī)模逐年遞增的慣性膨脹狀態(tài)，而使財政陷入債務危機之中。相反，基礎設施等投資是財政的非經常性支出，其年度投資規(guī)模是可以依據當年經濟的宏觀景氣狀態(tài)而靈活地擴張和壓縮，不僅可以產生有力的反經濟周期的政策效應，而且當經濟景氣時還可以相應壓縮債務發(fā)行規(guī)模，減少債務負擔。此外，由于投資性支出將形成相應的國有資產，這就使得國家債務與國有資產形成對稱狀態(tài)，因而此時的國債具有“虛”國債的性質，這與被用于經常性支出而純消耗的“實”國債，是有著根本差異的。

    第二，積極的財政政策應伴之以財政管理上的嚴格“增收節(jié)支”。我國目前國債的發(fā)行收入有相當份額是用于填補經常性支出虧空的，其弊端人所共知，也一直在努力糾正，因而是有著很大的不得已性的。這就需要嚴格財政管理，通過增收節(jié)支，力求以稅收等經常性收入去滿足經常性支出的需要。此外，我國正在建立健全各項社會保險基金，各級財政是其主要的財力來源之一，但這是財政的經常性支出，因而是不能以國債和各級地方財政的準公債收入為來源的。但社會保險基金的建立又需要龐大的財力投入，這也需要嚴格加強財政管理，才能解決所需財力。

篇7

10月12日網上了十七大三中全會的公報，會議通過了農村改革發(fā)展的決定，并對當前的經濟形勢作出明確判斷，并給出當前中國經濟工作原則性的方針。比如說，公報指出：“堅定信心、冷靜觀察，多管齊下、有效應對，采取靈活審慎的宏觀經濟政策，著力擴大國內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保持經濟穩(wěn)定、金融穩(wěn)定、資本市場穩(wěn)定，保持社會大局穩(wěn)定，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繼續(xù)推動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fā)展。”可以說，這是當前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基礎及基本原則。

對于當前宏觀經濟基本原則，有以下幾個層次的意思：一是盡管當前國內經濟發(fā)展態(tài)勢沒有多少改變，但是國際金融市場動蕩加劇，全球經濟增長明顯放緩，國際經濟環(huán)境中不確定、不穩(wěn)定因素明顯增多，目前中國經濟運行中存在不少突出性矛盾與問題，因此，當前宏觀經濟政策，既要以靜制動，觀察國內外經濟發(fā)展的態(tài)勢與變化，又要根據這種態(tài)勢與變化不斷地調整其政策，以便找到一條適應中國經濟實際情況的政策方針。

二是在國際經濟放緩的情況下，我們先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以擴大內需來尋找中國經濟新的增長點，來應對全球經濟放緩。而擴大內需的重點又要放在消費需求上。所謂的消費需求包括了居民自住性的住房消費需求及個人信用性的消費需求。

也就是說，房地產市場仍然是擴大內需的重點，也是未來中國經濟的增長點，但是房地產作為中國經濟增長點不是鼓勵房地產炒作與投機，不是讓房地產炒作者通過銀行的金融杠桿把國內房地產市場的價格炒上天，并以此來制造經濟的虛假繁榮或短期繁榮（而這是金融不穩(wěn)定的根源），而是要把房地產市場的發(fā)展放在居民自住性的消費需要上。居民住房的消費需求是房地產現在及未來發(fā)展與繁榮的動力。

在目前房地產市場的情況來看，盡管這幾個月來住房銷售迅速下降，但是這里有幾個問題需要思考。一是當前的住房銷售迅速下降，僅是與2007年房地產市場快速發(fā)展的年份比較是下降了，但是與2006年、2005年相比，其銷售的數量并沒有減少多少。二是目前國內房地產市場銷售減少，不是居民沒有住房的消費性需求，而是過高的房價一直頂在2007年的高價格水平上，從而使得絕大多數居民沒有支付能力進入。2007年房價，不少地方價格上漲一倍甚至幾倍，過高的價格使得絕大多數居民沒有支付能力進入房地產市場。當房地產市場炒作與投機一旦受到限制，住房的銷售下降也是自然。可以說，目前一些大城市的房價，如果不做大幅度的調整，要想擴大居民的消費需求是不可能的，因為，房價這么高絕大多數居民沒有支付能力購買。如果說，各地房價能夠下降到絕大多數居民有支付能力的水平上，當前房地產銷售問題就會化解，房地產市場的繁榮也會到來，中央擴大內需的目的也得以實現。但是目前問題是房地產開發(fā)商為了維持房地產暴利模式寧可不賣也不降價銷售。

三是當前中國經濟發(fā)展在做四個穩(wěn)定。即經濟穩(wěn)定、金融市場穩(wěn)定、股市穩(wěn)定及社會大局穩(wěn)定。而且這四個穩(wěn)定是一個整體，它不是孤立的，因為資產價格泡沫是這些不穩(wěn)定的核心。所以，四大穩(wěn)定又要落實在民生的問題上。因為，經濟發(fā)展、金融及股市的繁榮都是為了提高廣大居民的生活水平，改善居民的福利條件，而不是為穩(wěn)定而穩(wěn)定。如果居民生活水平提高了，經濟福利條件改善了，那么廣大民眾就能夠安居樂業(yè)，社會矛盾與沖突就會減少，社會大局的穩(wěn)定就自然生成。

篇8

關鍵詞：宏觀經濟；股票市場；傳導機制

經過十多年的發(fā)展和規(guī)范，我國股票市場取得了長足的發(fā)展，已經具有一定規(guī)模。無論是從股市規(guī)模大小，還是在經濟中所發(fā)揮的作用來看，股票市場在社會經濟生活中已成為不可忽視的一部分。

一、理論分析

宏觀經濟發(fā)展水平和狀況是影響股票價格的重要因素，宏觀經濟政策調整影響宏觀經濟發(fā)展水平和狀況，通過對股票價格和投資者心理的影響，進而影響整個股票市場。文章主要討論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市場利率和價格水平這四大宏觀經濟政策對股票市場的影響。

（一）貨幣政策對股票市場的影響

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對股票價格有直接的影響。貨幣政策是政府重要的宏觀經濟政策，中央銀行通常采用存款準備金制度、再貼現政策、公開市場業(yè)務等貨幣政策手段調控貨幣供應量，從而實現發(fā)展經濟、穩(wěn)定貨幣等政策目標。中央銀行放松銀根、增加貨幣供應，資金面較為寬松，大量游資需要新的投資機會，股票成為理想的投資對象。一旦資金進入股市，引起對股票需求的增加，立即促使股價上升。反之，中央銀行收緊銀根，減少貨幣供應，資金普遍吃緊，流入股市資金減少，加上企業(yè)拋出持有的股票以獲取現金，使股票市場的需求減少，交易萎縮，股價下跌。

（二）財政政策對股票市場的影響

財政政策是政府通過財政預算收支平衡或赤字、財政稅收和補貼、國債政策等手段影響社會總需求，促進社會總供求平衡的宏觀經濟政策。財政政策對于刺激或者減緩經濟發(fā)展速度有相對直接的效果。財政指出下降會直接減少對社會產品與勞務的需求，稅率上升也會立即減少消費者的收入，從而導致消費的快速下降。財政支出減少，稅率下降，則會產生相反的效果。

（三）市場利率對股票市場的影響

1、絕大部分公司都負有債務，利率提高，利息負擔加重，公司凈利潤和股息相應減少，股票價格下降；反之則上升。

2、利率提高，其他投資工具收益相應增加，一部分資金會流向儲蓄、債券等其他收益固定的金融工具，對股票需求減少，股價下降；反之則上升。

3、利率提高，一部分投資者要負擔較高的利息才能借到所需資金進行證券投資。如果允許進行信用交易，買空者的融資成本相應提高，投資者會減少融資和對股票的需求，股票價格下降；反之則上升。

（四）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對證券市場的影響

通貨膨脹對股票價格的影響較復雜，它既有刺激股票市場的作用，又有抑制股票市場的作用。在物價上漲時，股東實際股息收入下降，股份公司為股東利益著想，會增加股息派發(fā)，使股息名義收益有所增加，會促使股價上漲。當通貨膨脹嚴重、物價居高不下時，企業(yè)因原材料、工資、費用、利息等各項支出增加，使得利潤減少，引起股價下降。嚴重的通貨膨脹會使社會經濟秩序紊亂，使企業(yè)無法正常地開展經營活動，同時政府也會采取治理通貨膨脹的緊縮政策和相應的措施，此時對股票價格的影響更大。

二、實證分析

（一）時間序列數據的選取

1、貨幣供應量。考慮到股票市場的虛擬性和數據的有效性，本文選取廣義貨幣供應量M2作為貨幣貨幣供應量的指標。M2=M1+企事業(yè)單位定期存款+居民儲蓄存款+證券公司客戶保證金+其他定期存款。

2、經濟產出指標的選擇。為了更全面地反映我國產出狀況，本文選擇收入法計算的GDP絕對量作為度量經濟產出的指標。

3、市場利率。本文在考察貨幣政策與股票市場的關系時，選用的利率指標是銀行間市場形成的7日拆借利率RATE07，這是由于這個利率對貨幣政策的操作敏感，且易受市場的影響。

4、通貨膨脹。本文選用消費物價指數CPI作為通貨膨脹的指標，這既考慮了我國一直將居民生活消費物價指數當做通貨膨脹的重要指標的習慣，也考慮了數據的可得性和連續(xù)性。

5、股票市場發(fā)展狀況指標的選擇。為了更好地反映股票市場的發(fā)展狀況，并考慮到數據的可得性和連續(xù)性，本文選取上證綜合指數SHIDX作為衡量股票市場狀況的指標。

（二）模型的設定及其估計

1、模型的回歸。由于我國在1996年以后才有統(tǒng)一的同業(yè)拆借市場，考慮到7日拆借利率的可得性和向量自回歸模型對樣本容量的要求，本文選取1996年第一季度至2009年第四季度的季度數據作為研究對象。為消除異方差性，先對數據取對數，由于所有數據是季度性數據，并對取對數后的數據采用X11季節(jié)調整方法進行季節(jié)性處理。取LNSHIDX為被解釋變量，取LNM2、LNCPI、LNGDP、LNRATE07為模型的解釋變量進行回歸。建立回歸模型進行分析，得到如下結果：

LNSHIDXSA=2.437462 + 0.138152

LNM2SA-0.027573RATE07SA+0.229312LNGDPSA+0.212944LNCPISA

（0.281627）（0.698909） （-1.064092）（1.903626） （0.105674）

R2=0.535278 調整的R2=0.498829 DW值=0.323607F值=14.68574

2、異方差性的檢驗與其解決方法。采用懷特檢驗，由檢驗結果可知，P值較小，為0.0018，則拒絕不存在異方差行的假設，認為模型存在異方差性。利用加權最小二乘法（WLS）進行修正，取權數W1=1/LNe2，LNe2=Log（RESID^2），再進行回歸，回歸結果如下：

LNSHIDXSA=-38.25849 + 0.521529LNM2SA-0.008387RATE07SA+0.279626LNGDPSA+7.821285LNCPISA

（-2.0315）（2.334475） （0.160211）（2.120128） （1.784208）

R2=0.993777調整的R2=0.993289 DW值=0.447194F值=2036.116

修正后的模型R2值很高，說明模型的擬合優(yōu)度有了大幅度提高，對修正由后的結果再次進行懷特檢驗，修正后的模型P=0.43，表明已消除了異方差性。所以上述方程既是得出的回歸方程。

3、自相關性的檢驗與解決方法。在已經消除了以方差性的基礎上，D-W值=0.45根據殘差的偏相關系數檢驗進行自相關檢驗，檢驗結果如圖1所示。

由圖可知，第一、四期偏相關系數的直方塊超過虛線部分，說明存在一階和四階自相關性。通過迭代估計法對自相關進行修正，得到如下回歸結果：

LNSHIDXSA=1.027508+0.4487375LNM2SA-0.008265RATE07SA

0.005972LNGDPSA+

（0.086756）（2.778751） （-0.242321） （0.100739）

0.092418LNCPISA+1.006322AR（1）-0.260160AR（4）

（0.034431）（13.05799） （-3.084327）

DW值=1.67。說明已經消除了自相關性。因此上述方程即為最后模型的回歸方程。

4、結論。通過實證分析可以看出，貨幣供應量對股票價格產生較顯著的正向影響；同業(yè)拆借利率對股票價格的影響從長期來看是呈反向影響的，但作用較弱；國內生產總值對股票價格產生正向的影響，說明經濟增長變化對股票市場變化存在顯著影響；消費價格指數對股票價格產生正向的影響，說明物價變化會會影響股價變化。由實證分析可以看出，宏觀經濟政策正如理論部分所敘述的一樣，對股票市場具有一定的影響作用。

三、政策與建議

宏觀經濟政策通過股票市場的傳導進而對總需求的效應大小及程度首先決定于股票市場在宏觀經濟中的比重，規(guī)模狹小的股票市場對總量經濟的作用也必然是有限的。我國上市公司數與經濟總量的比重、股票市值與經濟總量的比重、交易額占經濟總量的比重、直接融資額比重、籌資額占固定資產投資比例等指標與發(fā)達市場相比，還存在很大的發(fā)展空間，市場容量總體偏小，與經濟總量不相稱，這必然制約宏觀經濟政策通過股票市場而對實際經濟產生應有的作用。根據實證分析，主要提出以下政策與建議：應考慮采用市場化利率作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貨幣政策操作應適當關注股票市場；逐步擴大資本市場規(guī)模；改善宏觀經濟環(huán)境，穩(wěn)定投資者預期。

參考文獻：

1、陳鵬.中國股票市場對貨幣政策傳導效率的實證分析[J].金融經濟,2007(2).

2、王勁松,韓克勇.股票價格與貨幣政策調控目標[J].經濟評論,2008(1).

3、黃慧芳.中國股票市場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實證分析[J].經濟研究導刊,2009(19).

4、馬進,關偉.我國股票市場與宏觀經濟關系的實證分析[J].財經問題研究,2006(8).

5、李凍菊.股票市場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研究[J].金融研究,2006(9).

6、梁琪,藤建州.股票市場、銀行與經濟增長:中國的實證分析[J].金融研究,2005(10).

7、溫軍,趙旭峰.我國股票市場、房地產市場與經濟增長的關系[J].統(tǒng)計與決策,2007(20).

篇9

[關鍵詞]后金融危機時代；宏觀經濟；戰(zhàn)略轉型

2009年上半年中國GDP同比增長7.1％，投資同比增長33.5％，消費同比增長15％，進出口同比下降23.5％。從統(tǒng)計數字看，中國經濟確實回升，但基礎尚不穩(wěn)定。針對2009年前8個月經濟回暖的宏觀經濟形勢，現在有人開始討論經濟到底呈“V”型、“W”型還是其他型探底回升。研究經濟回暖軌跡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在正確研判當前經濟形勢的基礎上，研討下一階段經濟政策。按照經濟發(fā)展周期波動規(guī)律，宏觀經濟總會見底反彈，因此我們更要前瞻今后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整，考慮經濟企穩(wěn)后的經濟政策，甚至“十二五”規(guī)劃的中長期政策制定。筆者認為未來的政策重點應是：(1)實現戰(zhàn)略轉型，培育新競爭力；(2)推行產權結構和產業(yè)結構調整；(3)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增收節(jié)支，科學、精細理財；(4)培育資本市場，加強國際金融合作；(5)宏觀經濟政策目標和工具更好相互協(xié)調。

一、國際宏觀經濟基本走勢

(一)全球經濟失衡，全球化進程放緩

全球經濟失衡主要體現在一些國家出現大量貿易赤字，與之相對應的是一些國家大量貿易盈余。之后，全球經濟失衡的范圍擴大到整個經濟領域。當今世界，全球經濟失衡的表現是以美國為代表的主要發(fā)達國家經濟增長速度放緩，持續(xù)出現貿易逆差和資本逆差，而一些新興工業(yè)化國家和主要產油國家經濟增長卻保持較快速度，持有巨額外匯儲備。隨著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的演變，主要發(fā)達國家需求還在下降，尤其是消費需求低迷，經濟失衡仍將持續(xù)，全球化進程減緩。

(二)全球增長模式轉型，凸顯新增長點

人類文明起源的一個重要特征是開始吃熟食，前提是人類掌握了取火技術。人類取火始于鉆木取火，實際上取的是碳基能源。從木材到煤炭、石油和天然氣，都是碳基燃料。在既定的技術約束下，碳基燃料對人類社會進步和發(fā)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碳基燃料增加了空氣中的二氧化碳，使全球氣候變暖。為了應對氣候變暖，一些專家建議未來能源開發(fā)的重點應該轉向清潔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以美國、英國為代表的一些大國正在新能源領域開展大量研究，力圖實現經濟發(fā)展模式轉型，發(fā)展綠色經濟和低碳經濟。這些國家在引領世界經濟發(fā)展的同時，將占領新能源標準的制高點。客觀上，這些探索促進了經濟增長模式轉型，一些專家認為這也是未來世界經濟的新增長點。

(三)國際金融體系改革，重現金融新秩序

以美元為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在此次金融危機中未能發(fā)揮應有作用，盡到應有的責任。國際社會開始通過對話建立一個新型的國際金融體系。無論是超貨幣體系，還是其他金融秩序，都將對美元主導格局形成挑戰(zhàn)。在此背景下，一些發(fā)展中國家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話語權正逐步得到增強。中國本著負責任的立場，在國際金融危機中起到了穩(wěn)定器作用。

(四)金融與實業(yè)并重，構建新的宏觀監(jiān)管體系

此次金融危機的重要原因是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失衡。金融創(chuàng)新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在啟動國內消費需求替代、彌補國外消費需求不足的同時，根據本國比較優(yōu)勢發(fā)展一些制造業(yè)，帶動國內就業(yè)，把金融發(fā)展落到實業(yè)上。也有專家認為，錯誤的宏觀政策是本次金融危機的重要原因。在危機來臨時，美國過度擴大消費信用以及過度相信市場都是金融危機的重要根源。因此，世界各國將會重新審視過去的宏觀政策決策程序和機制，構建新的決策程序和機制，通過建立新的監(jiān)管機制加強宏觀政策管理和微觀領域監(jiān)督。

二、中國經濟宏觀形勢基本判斷

據世界銀行《中國經濟季報》(2009年6月)報告，工業(yè)化國家金融市場開始出現趨穩(wěn)跡象，全球經濟初步呈現回升趨穩(wěn)態(tài)勢，但是仍然面臨諸多不確定性，復蘇速度不可能太快①。該報告還指出，目前斷言中國經濟快速穩(wěn)健復蘇尚早。另據國家統(tǒng)計局數據，中國經濟出現回暖跡象，有望率先實現經濟復蘇。但是，中國經濟仍然面臨諸多亟待解決的結構不平衡問題。

(一)GDP小幅增加，財政收入回升

2009年上半年，國內生產總值13.99萬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同比增長7.1％，比第一季度加快了1.0個百分點。第一季度全國GDP總量6.57萬億元，比去年同期增長6.1％，第二季度7.41萬億元，同比增長7.9％。6、7、8月份，全國財政收入分別為6867.47億元、6695.91億元、5237.47億元，同比分別增長19.6％、10.2％、36.1％。國內生產總值和財政收入增長顯現出經濟回暖跡象，但是中國經濟復蘇的根基仍然不牢。

(二)城鄉(xiāng)居民收入持續(xù)增長，消費增長潛力凸顯

1～6月，城鄉(xiāng)居民收入繼續(xù)增長，轉移性收入增幅較大。城鎮(zhèn)居民家庭人均總收入9667元，人均可支配收入8856元，同比增長9.8％，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11.2％。農村居民人均現金收入2733元，增長8.1％，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8.1％。居民消費價格繼續(xù)下降，生產價格同比降幅較大。上半年，居民消費價格同比下降1.1％(6月份同比下降1.7％，環(huán)比下降0.5％)。8月，工業(yè)品出廠價格環(huán)比上漲0.8％，已連續(xù)5個月上漲。前8個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7.88萬億元，同比增長15.1％，比前7個月加快0.1個百分點。城鄉(xiāng)居民消費需求提升，消費能力提高，凸顯消費潛力。

(三)發(fā)電量和用電量雙回升，人民幣存貸雙增長

6月，全社會發(fā)電量同比增長4.7％，用電量增長4.3％。發(fā)電量和用電量上升既有經濟回升的因素，也有氣溫上升的因素。2009年8月末，廣義貨幣供應量(M2)余額為57.67萬億元，同比增長了28.53％。2009年8月末，金融機構人民幣各項貸款余額38.52萬億元，同比增長34.11％，環(huán)比增長了0.16％；金融機構人民幣各項存款余額為57.37萬億元，同比增長27.43％，環(huán)比下降1.13％。貨幣供應量增長28.53％。

(四)固定資產投資快速增長，房地產價格小幅上漲

2009年1～8月份，城鎮(zhèn)固定資產投資11.3萬億元，同比增長33.O％。固定資產投資資金主要來源于銀行貸款，2009年前8個月累計新增信貸規(guī)模8.15萬億元，同比多增5.04萬億元，比中國所有銀行過去兩年的貸款總額多，其中7、8月份分別為1650億元、4104億元，受央行政策影響，增速減緩。2009年5月、6月、7月、8月，七十個大中城市房屋銷售價格環(huán)比分別上漲0.6％、0.8％、O.9％、0.9％。從200個主產縣8月20～31日主要農產品價格變動情況看，包括肥豬在內的5種肉產品均上漲。房地產價格上升和主要農產品小幅上漲表明，過度的、甚至投機性的惡性貨幣投放，可能對未來形成溫和的通脹壓力。

(五)經濟結構不平衡仍然存在，潛在隱患不容忽視。

在中國，區(qū)域經濟發(fā)展不平衡，城鄉(xiāng)不平衡，消費、投資與儲蓄不平衡仍然存在，“短板”要素制約經濟平衡增長。以城鄉(xiāng)居民收入之比為例，1978年城鄉(xiāng)收入之比為2.57:1，2007年提高到3.33:1，不平衡進一步擴大。經濟結構不平衡是一個比較突出的矛盾。這種不平衡不斷積累，將會降低經濟社會發(fā)展系統(tǒng)的整體協(xié)調性，一旦超過臨界點就會形成失衡狀態(tài)，激化潛在矛盾，甚至可能造成系統(tǒng)性風險和危機。

三、科學研判經濟形勢，及早規(guī)劃前瞻政策

“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醫(yī)治好重病后，調養(yǎng)很關鍵。近期，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目標從“兩防”到“一保一控”，再到“保增長”，與之相對應，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由穩(wěn)健的和從緊的轉向積極的和適度寬松的。經濟危機總會過去，那么，下一步中國應該思考調整宏觀經濟政策，將“十二五”規(guī)劃與“十一五”規(guī)劃穩(wěn)步對接。

(一)實現戰(zhàn)略轉型，培育新競爭力

一是產業(yè)政策方面，以新能源、環(huán)保汽車、生物工程等為突破口，占領新興產業(yè)制高點，發(fā)展低碳經濟。重點開發(fā)可再生生物質能源和風力、水力、太陽能等新型能源。二是區(qū)域發(fā)展戰(zhàn)略方面，加快制定城市群發(fā)展戰(zhàn)略，提升城市競爭力。隨著經濟全球化加深，中國的城市群參與國際分工越來越廣泛。研究表明，國外資本對中國投資將主要依據現代城市群的經濟結構和競爭力進行戰(zhàn)略布局。今后，應提高中國城市群發(fā)展速度和質量，配套制定相關的法律制度、空間規(guī)劃和管理制度，在城市群內，培育具有核心競爭力的產業(yè)、企業(yè)和產品。三是決策機制方面，構建科學、民主決策機制，降低決策風險，提高政府行政管理競爭力。現代社會的公共風險需要政府及時、有效、低成本地化解，對政府科學決策機制提出了挑戰(zhàn)。政府應科學論證、合理規(guī)劃，提高決策效率、降低決策成本，并致力于提高行政管理效率。

(二)推行產權結構和產業(yè)結構調整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中，中國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多種所有制市場結構。但是，仍然有部分壟斷行業(yè)和公共服務部門產權結構單一，進入門檻高，民間資本進入空間窄。除行業(yè)外，無論是自然壟斷行業(yè)，還是行政壟斷行業(yè)，提高市場化程度，推行產權多元化改革，是實現產權結構調整的必然趨勢，比如鐵路、電信、電力等；另一方面，今后，政府應打破行業(yè)壟斷，推行公共事業(yè)單位改革。政府應主要通過制定市場規(guī)制，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一些社會事業(yè)部門，比如體育、教育、衛(wèi)生、社會保障等，也應允許更多民間資本進入。

作為工業(yè)化中期的國家，中國產業(yè)結構調整的重點在第二、三產業(yè)。在美國，到工業(yè)化晚期第三產業(yè)產值占GDP比重超過80％。2008年，中國第三產業(yè)增加值占GDP比重為40.1％，低于第二產業(yè)比重。2009年上半年，中國第三產業(yè)增加值占GDP比重為41.3％，低于第二產業(yè)比重。中國離工業(yè)化國家的產業(yè)結構尚有距離。

(三)培育資本市場，加強國際金融合作

繼續(xù)加大推進資本市場培育力度，開展多種形式的資本市場創(chuàng)新。推進創(chuàng)業(yè)板市場建設力度，擴大三板市場試點范圍，解決創(chuàng)業(yè)投資和中小企業(yè)融資難的問題。一國經濟持續(xù)穩(wěn)定增長的關鍵是健康的金融體系。在生產全球化、貿易一體化和金融全球化背景下，任何國家的金融市場都很難獨善其身。加強金融監(jiān)管、促進金融合作以及增強金融抗風險能力是一國金融立足國際金融市場的關鍵。一是完善金融監(jiān)管機構和體系，建立有效的金融創(chuàng)新監(jiān)管體系，防止過度套利行為發(fā)生。二是加強國際金融合作。進一步建立雙邊貨幣互換、多邊外匯儲備庫建設等多種形式的區(qū)域金融合作，并適度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三是增強金融機構和體系風險防范能力。一方面，充分利用危機后的恢復時機增強中國金融機構和體系的國際競爭力；另一方面，實現外匯資產保值增值。

(四)轉變政府職能，增收節(jié)支，科學、精細理財

經濟復蘇后，過渡時期應逐步轉向實施適度積極的財政政策，進而轉向穩(wěn)健的財政政策。未來財政工作的重點不僅僅是切好蛋糕，更應該注重做大、做強蛋糕，在財政收入方面做好文章。樹立大財政思想，既要有財，更要有政。既要保證財政收入穩(wěn)定增長，又要不與民爭利。正確處理政府收入與居民收入關系，做到國民收入分配比例合理化。從稅收收入看，今后工作的重點是擴大稅源，保證稅收增量漸進發(fā)展。一是擴大資源稅征收范圍。為了改變長期以來實行的資源低價政策，提高資源利用效率，保護資源，資源稅改革應在經濟復蘇后擴大征收范圍。二是試行個人所得稅轉型，探索綜合和分類相結合的有中國特色的個人所得稅制。當前的個人所得稅征收主要是以分類征收為主，沒有達到調節(jié)收入分配差距的需要。個人所得稅改革應著力減輕中低收入階層的稅負。三是試點物業(yè)稅。在繼續(xù)物業(yè)稅試點評估“空轉”的基礎上，進行分層價值評估，適時推出物業(yè)稅。四是繼續(xù)做好增值稅轉型工作。增值稅轉型有利于改變重復征稅，減輕企業(yè)稅負，提升企業(yè)競爭力。

在開源的同時仍需節(jié)流。從財政支出看，明確財政支出重點，增收節(jié)支，防范財政風險。一是轉變政府職能，縮減行政開支。在經濟復蘇后，政府應該“瘦身”，調整政府機構，建設高效廉潔的政府，提高政府供給公共服務效率。二是繼續(xù)提高財政預算透明度，保證精細化、科學化。信息透明是現代文明的一個基本準則，財政預算信息透明是實現人的基本人權，也是保證正確履行公民委托責任的需要。在美國，一次預算編制就相當于一部法律的制定過程，預算制定、執(zhí)行、監(jiān)督三權獨立，相互監(jiān)督，并實行全過程公開。盡快實現財政預算透明法制化，加快政府預算信息公開改革步伐，達到精細化、科學化管理的需要。三是繼續(xù)加大基礎設施、醫(yī)療、社保、就業(yè)等領域的投入力度，促發(fā)展，保民生。明確財政支出重點是提高財政支出效率的前提。同時，這些領域也是和諧社會建設的重點領域。四是構建財政風險識別、評估和防范的全方位調控體系。財政風險防范要與金融結構風險防范緊密結合，不可單線作戰(zhàn)。超級秘書網

篇10

中國經濟增長正處于“V”型曲線的右端,諸多宏觀經濟指標都呈加快上升勢頭。面對這種情況,經濟政策轉型需積極應對國際挑戰(zhàn),審慎處理國內關系,推動宏觀經濟政策首先從刺激轉向穩(wěn)健,進而到緊縮。

應對三大國際挑戰(zhàn)

從國際形勢看,當前和今后一段時間里,中國經濟增長將面臨三大挑戰(zhàn)。

首先,在這次金融危機沖擊下,中國的產業(yè)結構已經明顯不能適應國際市場供求格局的新變化。在金融危機之前,原有的世界供求格局中,美歐發(fā)達國家生產并出口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產品,大量進口勞動密集型產品,而中國、印度等發(fā)展中國家則大量生產并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進口高科技產品。

全球金融危機打破了以往的供求格局,在去杠桿化作用下,美歐國家紛紛改變高負債的消費方式,減少消費,增加儲蓄,由此不斷壓縮勞動密集型產品的進口需求。同時,為了改變長期貿易赤字,這些國家還加大了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產品的出口力度。

這種變化從兩方面給中國帶來了壓力。一方面中國業(yè)已形成的以外需為目標的大量勞動密集型產品,短期甚至長期內要穩(wěn)定增加出口越來越困難,因為中國生產了太多世界發(fā)達國家目前要減少甚至停止購買的產品;另一方面,為提高中國的國際市場競爭力,政府鼓勵發(fā)展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產業(yè)也遇到來自美歐等發(fā)達國家的挑戰(zhàn)。

在危機中后起的發(fā)展中國家,如印度、越南、印尼、洪都拉斯等利用比中國更低的成本優(yōu)勢,開始向美歐等發(fā)達國家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大有替代中國之勢。因此,中國產業(yè)結構調整遇到“高端”排擠和“低端”擠出效應。

其次,世界經濟回暖后,由于大宗商品特別是資源性產品漲價,使得中國經濟發(fā)展成本有進一步提高的風險。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中,世界各大經濟體紛紛采取刺激性的貨幣政策,向市場大量注入流動性。

隨著世界經濟的回暖,這些流動性正沿著產業(yè)鏈不斷向實體經濟傳遞,最終必將引起石油、鐵礦石、銅、鋁、大豆、植物油等大宗資源性產品價格的快速上漲。中國是資源短缺型國家,在經濟發(fā)展方式沒有實質性轉變之前,經濟增長需要投入大量資源性產品。

大宗資源性產品漲價,會明顯增加中國的投入成本,給經濟發(fā)展方式轉變帶來更大的壓力。

再次,國際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使中國經濟政策轉型面臨考驗。在金融危機爆發(fā)時,美歐經濟下滑,他們需要中國的合作與幫助,對中國的對外經濟政策相對寬容。

隨著世界經濟的回暖與復蘇,美歐發(fā)達國家國內需求上升,經常賬戶得到改善,勢必會采取多種方式加強貿易保護,由此將提高中國的出口阻力。就目前而言,發(fā)達國家對中國采取的貿易保護措施包括,反傾銷、反補貼、特殊保障條款和技術壁壘,還有對人民幣升值施加壓力。

面對不斷加強的貿易保護,我們企圖延續(xù)危機前以及危機中所實行的政策安排,恐怕越來越難。

比如,針對美元貶值,中國面臨兩難選擇,如果選擇緊隨美元貶值,不但會使中國既有的外匯儲備相應貶值和蒸發(fā),而且還將遭到世界許多經濟體的強烈反應,他們會采取更加強烈的措施限制中國產品的出口;如果較大幅度實行人民幣升值,國內勞動密集型產業(yè)在短期內將受到很大打擊,直接影響數以百萬計的勞動力就業(yè)。

謹慎處理國內關系

從國內形勢看,當前中國經濟政策轉型面臨四大關系需要謹慎處理。

第一,流動性過剩控制與既有投資刺激計劃的關系。2009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增加了3萬多億元,但M2(廣義貨幣供應量)增加了13.05萬億元,貸款發(fā)放了9.63萬億元。按道理,實施適度緊縮的貨幣政策,回收多余的資金是正確的,也是應該的。

但是,既有的4萬億投資計劃怎么進一步落實,是中國經濟政策轉型遇到的難題。如果緊縮過快、過緊,勢必會形成半拉子工程、爛尾工程,造成許多不良貸款。

第二,以政府投資打頭的經濟增長與以民間投資和社會消費為主體的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為了應對金融危機,政府出臺以投資打頭的經濟刺激計劃,這個計劃有效地替代了外需下滑,實現了經濟的較高增長。

正常的經濟增長不能過久、過強地依賴政府推動,必須依靠市場力量,讓民間投資和社會消費成為增長的主體。問題是,危機過后,政府何時退出,民間投資和社會消費何時能及時、有效地接替政府去推進經濟增長,這是我們急需處理的新課題。

第三,保平穩(wěn)增長與防通脹的關系。十七屆四中全會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都提出,要努力實現經濟平穩(wěn)較快發(fā)展。很顯然,保持經濟平穩(wěn)較快增長,就必須有適度積極的財政貨幣政策,在經濟增長還存在許多不確定因素的情況下,過快、過強、過密的收縮經濟政策,勢必為實現經濟平穩(wěn)較快增長帶來困難。

相反,防止通脹,是要實行適度緊縮的財政貨幣政策,面對CPI、PPI已經由負變正、通脹預期正在形成的態(tài)勢,如果過慢、過弱收縮經濟政策,通脹程度勢必會從輕度轉化為中度甚至重度。

第四,短期經濟增長與長期經濟可持續(xù)增長的關系。一般而言,短期增長與長期增長之間既是相輔相成的,又是矛盾的。因為,當短期增長中的許多因子恰好是促進長期增長中所需要的元素,此時每個短期經濟增長相加組成長期的經濟增長。但是,當短期增長中許多因子是不利于未來增長的元素的,此時短期增長將抑制長期增長。

中國在應對金融危機中,一些地方政府往往為了追求短期經濟總量增長,盲目增加投資,結果造成產能進一步過剩,甚至上了一些高耗能、高污染的項目,這不利于長期增長。在經濟政策轉型過程中,采取什么樣的政策組合,才能使短期增長與長期增長相吻合,這是本次金融危機過后需要注意的重要問題之一。

金融危機之后,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如何轉型需要選擇。

是從強刺激政策首先轉向穩(wěn)健政策,還是直接轉向緊縮政策;是采取強緊縮還是弱緊縮政策;還有,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搭配上,是同時收緊財政和貨幣政策,還是先緊縮一個方面,都需要科學考慮。

當前,盡管中國經濟增長已經進入快車道,但還面臨著許多不確定因素,宏觀經濟政策應首先從刺激轉向穩(wěn)健,進而到緊縮;即使是采取緊縮政策,密度不要過高、力度也不要過大。在政策轉向過程中,最好先采取單邊政策選擇,然后在經濟全面持續(xù)過熱時再采取雙邊緊縮政策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