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哲學問題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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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20世紀80年代，學界在對傳統教科書體系進行整體性反思的過程中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即哲學的本質是什么?在這場討論中，與人本主義的關系成為理論界關注的焦點問題，而首先展開的是關于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討論。在這場爭論中逐漸形成了三種代表性的研究路向與理論興趣:一是人學研究思路。代表性的學者是吉林大學的高清海先生，他受到馬克思關于人或社會的三種形態理論的啟發，即最初的人類以族群為本位(“人的依賴關系”形態)，經過個體本位階段(“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形態)，才能到達人的最高發展形態(即“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的形態)，即由人的“類”本性決定其必然去向，由此形成了“類哲學”的思路。［1］二是實踐唯物主義研究思路。有許多學者基于對蘇聯理論體系的反思提出了實踐唯物主義的問題。他們在文本層面上以馬克思的《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識形態》等經典論著關于“實踐”的論述為立足點和出發點;在理論層面上以“實踐”為核心概念來重新解釋哲學，以“實踐的唯物主義”來概括哲學的特征本質，形成了一股頗具影響的哲學思潮。三是哲學史的研究思路。從學理上講，關于哲學本質的回答需要回到經典作家即馬克思本人的思想發展進程中進行考察;因此，人學與實踐唯物主義的研究路向之爭便直接引發了哲學史研究的重大理論分歧之爭。其爭論焦點是，代表馬克思成熟思想的經典著作，到底是人學韻味濃厚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還是更為強調現實實踐邏輯的《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或《德意志意識形態》?此外，還有一些學者無意識地突破了人學與實踐哲學的范式之爭，十分敏銳地提出，馬克思晚年關于歷史學、人類學的轉向以及人類學這個問題。從現在的理論視野來看，關于歷史學、人類學的轉向以及人類學這個問題，顯然是一個十分重要的理論研究動向，也是哲學研究中無法繞過的問題;但在當時，這一問題并未引起足夠的重視。

事實上，在20世紀80年代末，俞吾金先生便已將思考的目光定位在人類學問題上，他當時提出馬克思對社會人類學問題的思考貫穿其一生，在思想發展上又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即哲學階段、政治經濟學階段和文化學階段。［2］但總的來說，在當時人類學問題對于重新認識和理解馬克思整個學說的重要性并沒有引起整個學界的充分重視，因此學界未能進一步對馬克思的人學與人類學思想進行系統研究。其原因有許多方面，其中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是我們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理解局限于傳統教科書體系(即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有關。哲學的發展需要政治經濟學與政治學的研究突破作為支撐(正如馬克思本人哲學思想的發展與他的政治經濟學和政治實踐是密切聯系在一起的)———這是哲學一個重要理論特質;在當時，政治經濟學與政治哲學(科學社會主義)等相關學科并未同時取得與哲學一樣的進展，因此單純依靠哲學界的自我革新很難實現理論的整體性創新。

在無法獲得政治經濟學與政治學學科支持的情況下，哲學單兵突破的局面必然受挫，從而使得當時的人學與類哲學等問題的討論不能突破哲學的學科意識束縛，走向更廣闊的理論天地。當前學界所熱議的理論整體性問題以及“現代學術建制和理論研究的學科化對理論整體性的影響”正是針對這種學術分工體制的弊端提出的。［3］從研究范式轉換的角度來看，80年代的一個重要成果是中國的哲學研究開始擺脫教科書的“體系意識”來思考自己的“問題意識”。不過，從現在的理論視野來看，這種問題意識其實是一種基于學科視角的問題意識。這種基于學科視角的問題意識開啟了中國化哲學的學理性思考與學科建構，到了20世紀90年代，在學科建設意識的主導下，哲學研究呈現專門化與學術化的趨勢，的哲學與政治經濟學以及政治學(科學社會主義)等相關學科的發展越來越專業，但與此同時彼此之間也越走越遠，甚至有分道揚鑣的苗頭與趨勢。從哲學變革與發展的歷史來看，其最重要的經驗是打破經院哲學(即所謂的學院哲學)的束縛，而其最重要的理論支持則是來自政治經濟學。恩格斯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一書中指出，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所揭示的剩余價值規律是社會主義由空想發展到科學的理論前提之一，因為“政治經濟學本質上是一門歷史的科學”［4］161。哲學學科意識的束縛以及理論研究中政治經濟學批判范式的缺失，對于當時的人學與類哲學研究而言，直接導致的問題是沒有理解馬克思“歷史科學”(即歷史唯物主義)與人學、類哲學的重要關系，同時也沒能與西方學者的文化研究、人類學研究等相關學科進行有效對話。

二、如何理解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與人學思想

從思想史的角度來看，馬克思的歷史科學與人類學具有密切的關系。人類學把自己的學科定義為“研究人類的本質的學科”，這一學科體系的形成，雖然與殖民主義在全球的擴張緊密相連———它在19世紀的學科分工體系中被定位為對原始社會或文化的研究;但是，隨著殖民體系的解體，人類學已突破異文化研究的局限性，正在重新定義其對人類整體多樣性的研究。正如有學者所認為的，人類學學科除了從某一學科的角度進行人類學研究，更為前提性的則是哲學層面的理論基礎，即涉關存在論———基于人作為一種存在來探討人類發展的起源、人類發展的動力、人類創造的文化、人類發展的規律、人類前進的方向等。［5］人的本質是什么，不僅是人學研究所關注的哲學問題，實際上也是一個人類學問題。在古希臘哲學中，有些具有樸素唯物主義傾向的思想家把人看作自然的一部分，而智者學派把人定義為具有智慧和美德的政治動物。基督教神學則認為人是上帝按自己的形象創造出來，絕不可能是像動物一樣的自然存在物，使人學回落到神學邏輯中。文藝復興與啟蒙運動的重要思想成就是以人為中心對抗基督教神學的以神為中心，它不僅重視人的自然本性，也關注人類的理性和意志，從而引發了近代哲學的“主體性”問題大討論。達爾文的進化論以及進化學派觀點把人看作是由猿猴進化而來，從而將自然主義人學推向了極端;作為自然主義人學思潮的反向運動，歐洲大陸的思想家們則在對宗教神學的反思中發展出了理性主義人學思潮，這一基于人類理性的本體論思想在笛卡爾著名的“我思故我在”命題中被準確地表達出來———“我思”是人的本質特征，“我思”是人與動物的關鍵性區別。這種人類理性的本體論思想在德國古典哲學中發展到了某種理論上的極致。德國古典哲學不僅把“我思”(觀念)理解成人的本質，而且把它作為哲學的對象來進行研究，從而建構起龐大的觀念論思想體系，并最終在黑格爾的哲學體系中達到頂點。而在德國的觀念論思想之外，啟蒙運動時期的思想家還提出了一個重要的研究路向，即發現人不僅是一種自然動物，而且也是一種文化與歷史的產物，因而提出了“歷史哲學”的問題，這一問題域在孟德斯鳩、伏爾泰、盧梭、康德和黑格爾等思想家的不斷探索下，逐漸形成了一種具有深厚歷史感和歷史哲學韻味的人類學思潮。這種具有深厚歷史感的人類學思想路向，用馬克思的話來說便是歷史科學。今天，隨著馬克思哲學研究以及國外研究的深入，我們應當重新拾起一度中斷的人學與類哲學的話題并將這種反思推向一個自主性的理論建構。這是中國學界走向理論自信的表現。從20世紀90年代至今，中國學術經過20多年的發展，在政治經濟學、社會學(包括人類學)、政治學等學科上獲得了長足的進展，為我們重拾人學與類哲學的話題提供了極好的學科背景。我們應當在這個基礎上將政治經濟學和哲學(類哲學)有效溝通起來，以打開哲學與人類學研究的新視野。需要說明的是，本文提出的人類學只是一個在學科意識的束縛之下不得不采用的“名稱”———因為學科話語體系似乎已經成為當代中國學者的行規。換言之，人類學這一提法只是一個“方便法門”，讀者可以不必拘泥于這一名稱本身，重要的是對這一問題的理解。

關于這個問題，涉及兩個重要的理論:一是我們應當如何理解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二是我們應當如何理解馬克思的人學(人道主義)思想。關于第一個問題，即如何理解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過去我們之所以無法把政治經濟學與類哲學有效結合起來，是因為我們對政治經濟學的理解受限于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體系。實際上，在馬恩經典著作中，他們所闡發的政治經濟學跟蘇聯所編撰的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是有差異的，其重大差異我們可以用恩格斯的定義來解釋一下。恩格斯認為，政治經濟學有兩個層面:一個是廣義層面，一個是狹義層面。狹義政治經濟學指的是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的一般規律的科學。因此，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里面談論的勞動價值論、資本、貨幣、商品等這些實際上是隸屬于狹義政治經濟學的范疇。關于狹義政治經濟學的設想，馬克思有一個宏大的理論構想，但并沒有完成，只出版了其中的一卷(即《資本論》第1卷)。根據馬克思在1859年寫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設想，狹義的政治經濟學應當有六大部分，分別為資本(這部分后來演化為《資本論》的整個體系)、國家、土地、國際市場、國際貿易，還有一部分是關于勞動的問題。換言之，蘇聯學界所理解的政治經濟學，只是馬克思本人關于狹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中的一小部分而已，馬克思生前還沒有來得及把他整個思想完整地建構出來。而廣義的政治經濟學———實際是歷史科學，按照恩格斯的定義，它指的是對整個人類社會的生產、分配、交換、消費規律的研究。廣義政治經濟學在研究對象和范圍上更為廣闊，它不僅僅包含資本主義社會，也包含前資本主義社會，另外還包含東方社會，這是一個更大的范疇。這一廣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恰恰與文化人類學的研究對象相重合，而狹義政治經濟學則與經濟人類學具有諸多共同之處。關于第二個問題，即如何理解和把握馬克思的人學思想。關于馬克思的人學思想不得不提到他與德國古典哲學的關系，在此我們主要以康德和費爾巴哈為例來說明。德國古典哲學的代表性人物康德最后出版的著作便是《實用人類學》，鄧曉芒認為它“是康德二十多年講授‘人類學’課程講稿，也是康德本人自己整理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康德畢生的書齋生涯其實都是以人的現實生活為背景，他那一切令人生畏的思辨最終都有一個集中的主題，這就是人的存在和使命”;因此，“僅僅從認識論上的‘批判哲學’來看待康德哲學已經顯得過于狹隘，必須從人類學的立場來考察康德整個哲學體系”。［6］1－2從這一角度來看，康德哲學的重要貢獻是將神學(宗教問題)人類學化。從思想史的角度看，這一思考路向顯然深深地影響了馬克思。費爾巴哈作為直接影響馬克思的思想家，他在《基督教的本質》一書中對宗教哲學進行了猛烈的抨擊，以期恢復人在哲學中的地位，這使馬克思豁然開朗。

篇2

【關鍵詞】哲學；基本問題；社會科學

社會科學是用科學的方法，研究人類社會的種種現象的各學科總體或其中任一學科，包括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歷史學等。社會科學的研究，與哲學有著生死相隨的緊密聯系。哲學為社會科學的研究提供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指導，確立了一般性原則。哲學，作為徹底的、實踐的、科學的唯物主義哲學，為社會科學研究確立了科學的一般性原則。

一、社會科學研究一般性原則的理論基礎――哲學基本問題

哲學認為，勞動實踐是人的本質屬性，也是社會的本質屬性。人在勞動實踐中與自然界和其他人發生相互聯系，形成社會關系，構成了人類社會存在的必要因素。社會科學把人類社會作為研究對象，實際上是研究人在勞動實踐中的各種現象和問題。可見，哲學為社會科學研究提供了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在哲學的視野中，人的勞動實踐，即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動，是遵循一定的基本原則和規律的，因而社會科學也存在一般性原則，并且與哲學基本問題的原則一脈相承，也就是說，社會科學的一般性原則體現在哲學在哲學基本問題上科學立場。恩格斯明確指出：“全部哲學，特別是近代哲學的重大的基本問題，是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1]因而，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所包含的內容就是社會科學一般性原則的基本內容。

1.社會科學研究的唯物主義原則。哲學基本問題的第一個方面是精神與物質的本源問題。對這一問題的不同回答是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分水嶺。唯物主義哲學認為，物質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世界的本源是物質，精神是由物質所派生的。在現實社會中，人是以勞動實踐區別于動物而顯示其社會存在的，人類社會存在的各種現象，從根本上說，都是人的勞動實踐產生的。我們可以從三個方面理解這一觀點：第一，生產力水平從根本上決定著社會經濟、文化、政治等各個領域的基本狀態；第二，社會的經濟基礎決定著上層建筑；第三，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是社會的主體。哲學的基本立場為社會科學樹立了第一個科學的一般性原則，即唯物主義原則。

2.社會科學研究的辯證性原則。哲學基本問題的第二個方面，是如何理解世界的存在狀態以及用什么樣的思維方法來把握世界。辯證法認為，世界是普遍聯系和發展的，世界的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也不可能是靜止的，而是與其他事物相互聯系的，并且不斷運動變化的。在哲學中，辯證法與唯物主義是統一的。雖然物質是世界的本源，精神由物質派生，但是精神反過來也會影響物質，人們的社會意識也會對社會存在起著巨大的反作用。這一基本問題反映在在社會歷史中就具體體現在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的反作用上。當生產關系適應生產力的發展要求時，就會對生產力的發展起到推動作用。反之，當生產關系不適應生產力的發展時，就會成為生產力發展的障礙。哲學基本問題的第二個方面為社會科學研究樹立了第二條基本原則，即辯證性原則。

3.社會科學研究的實踐性原則。實踐是哲學的基礎。馬克思在批判費爾巴哈舊唯物主義時指出：“全部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2]哲學發現，物質生產活動是人類的第一個歷史活動，生產實踐既是人與自然之間物質變換的過程，又是人與人之間互換活動的過程，同時還是人與自然之間物質和觀念的變換過程。[3]哲學基本問題，即思維與存在關系問題，實際上是建立在實踐的基礎之上的，可以說哲學的最大特點就是其實踐性。運用哲學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基本要訣就是必須從人的實踐活動出發分析問題、解決問題。

哲學的實踐特性為社會科學研究提供了第三條一般性原則，即實踐性原則。社會科學研究的實踐性原則是唯物主義原則與辯證性原則統一的基礎。社會科學研究的唯物主義原則強調物質對于人的意識的決定性作用、經濟基礎對于上層建筑的決定作用、人民群眾在社會歷史中的主體地位，辯證性原則強調社會各個事物之間的相互聯系，而實踐性原則貫穿于前兩種原則之中，成為這兩種原則融合統一的基礎。物質與意識、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人民群眾與社會歷史，都是因為人的勞動實踐而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的，因為人的社會存在方式就是勞動實踐，沒有人的社會存在就沒有社會的存在，也就沒有社會科學這個概念。因此，離開了勞動實踐，唯物主義原則和辯證性原則就都將不存在；有了勞動實踐，唯物主義原則和辯證性原則就具有統一性，統一于人的勞動實踐。

二、社會科學研究一般性原則的方法論基礎――世界觀、歷史觀、整體觀、發展觀

社會科學研究一般性原則是哲學對社會科學研究的方法論指導。具體說來，社會科學研究的方法論主要受到的世界觀、整體觀、歷史觀和發展觀的指導。世界觀是人們對整個世界即對自然、社會和思維的根本看法，歷史觀是世界觀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世界觀不僅是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指導思想，同時也是社會科學進行研究的科學方法，而社會歷史觀則是社會科學研究的基礎。社會科學的研究只有以正確的世界觀作為選擇方法的指導思想，才能堅持唯物論、排除主觀先驗論；才能從特殊中把握普遍性、從復雜現象中把握本質規律；才能堅持歷史方法與邏輯方法的辯證統一。整體觀是指從全局考慮問題的觀念。作為整體的客觀事物是一個有機的系統的結構體系，包含著物質多樣性、豐富性。因此，作為反映這一整體性的人的觀念有整體與局部、整體與層次、整體與系統、整體與個別、全面與片面等哲學范疇。社會科學的研究只能以整體之中的某一局部、某個層次或系統中的某個方面作為研究對象，但社會科學研究同時遵循著整體性原則。發展觀是指物質世界的一切事物、現象及其在思維中的反映，由簡單到復雜、由低級到高級、由舊質到新質的有規律的運動和變化過程。發展觀是科學辯證法的基本觀點，它是世界觀理論體系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社會科學研究的重要方法。

哲學是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高度統一。的世界觀，包括歷史觀、整體觀和發展觀，為我們在社會科學研究中遵循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實踐唯物主義基本原理提供了具體的方法論指導和運用這些原理時的基本規范，實際上就從方法論上為社會科學研究確立了一般性原則。在社會科學研究中，堅持的世界觀、歷史觀、整體觀和發展觀，是堅持社會科學研究一般性原則的基本前提和方法論基礎。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M].人民出版社，1995：223.

篇3

關鍵詞：新時代；科技哲學；創新；發展

引言

作為對科學技術時代出現的科技及其相關問題的哲學回應， 科技哲學既與科學技術和社會的發展密切相關， 又與近代以來哲學的演變相隨相伴。作為對當代哲學問題的訪談， 理應對此予以關注。科學技術哲學既屬于哲學體系，也是近些年快速發展的交叉學科。科技哲學具有較強的發展潛力，其規范性正在不斷增強，有著特別巨大的研究與分析價值。全面科學技術哲學的研究對象、學科實質、門類構成和研究內容等方面，與傳統的自然科技哲學均有較大的區別。

一、科技哲學的學科定位和理念體系

（一）學科定位

認識科技哲學具有的學科定位，首先要認識其學科性質。20 世紀 80 年代后，大學分學者認為，科技哲學屬于哲學學科，是馬克思哲學的一個分支，是將馬克思哲學中的認識論、方法論和世界觀統一起來。部分人認為科技哲學盡管是獨立學科，但并非屬于哲學學科，而是綜合學科或者邊緣學科。認為科技哲學是處于社會科學、自然科學與哲學等學科邊緣的學科，體現出歷史學、社會學及哲學的特點；或者認為科技哲學是自然科學與哲學兩種學科互相影響和滲透而出現的獨立學科，其既非哲學，卻和自然科學和哲學有重要聯系，是體現雙重性質的學科

（二）理念體系

我國學者對科技哲學的定位和學科性質有不同的認識，對其理論體系的看法也不相同。吳國盛認為，科技哲學的內容包括科學史、科學社會史、科學哲學和自然哲學等。陳其榮指出，當科學技術逐步發展，傳統的自然辯證法會不斷擴大涉及的領域，進而建立起綜合性較強的交叉學科，即科學技術哲學，其內容包括社會與科學技術、技術哲學、科學哲學和自然哲學等。張明國等學者將科技方法論列入到科技哲學結構中，指出其應該包括科技方法論、社會與科技、技術哲學、科學哲學和自然哲學。近些年，隨著全球性科技革命和我國改革開放潮流的沖擊，科技哲學不斷分化，并形成專門的方向及學科，如，科學社會、技術哲學、科技思想史、科學方法論以及未來學等。雖然學術界的意見并沒有得到統一，但基本同意科技哲學的內容基本包括技術哲學、科學哲學和自然哲學三個部分。隨著科學技術、產業工程、社會等知識體系的實踐和完善，逐步建立起產業哲學、工程哲學等新興的研究領域。部分學者區分工程與技術、科學的理念，將傳統的技術、科學二元理論進行拓展，使其成為工程、技術、科學三元理論，指出工程活動的中心是建造，而工程哲學是區別于技術哲學與科學哲學的新興學科。現在工程哲學開展的研究集中在工程案件、工程歷史、工程共同體、工程人才、工程創新、工程設計和決策等方面。

二、科技哲學的創新研究

（一）創新科學哲學

要從科技哲學向著科學文化哲學的方向創新，從哲學認識向著哲學價值的方向拓展。在文化哲學領域中，科學價值論的內容特別豐富，一方面它是體現多種價值內容的文化及其活動，而并非只是某種認識或者實施的認識活動。另一方面，其重視全方位的研究價值，而并非只限制在認識價值的領域內，其重視科學ι緇岷腿死嘧齔齙墓畢祝包括精神價值、文化價值、經濟價值及技術價值等，進而體現出科學對于社會進步的作用，對于人類解放、自由、發展及生存的價值和意義。要充分融合分支學科，讓科技哲學的發展空間更加廣闊。傳統科技哲學重視對認識論進行研究，而非全面、系統的研究哲學，所以其并非是真正的科技哲學，全面發展科技哲學，有利于深入挖掘不同學科中的思想，將這些思想整合與完善，使其發展成為真正的科技哲學。科技哲學要推動新型社會學的建立和發展。這樣既能夠擴展科技哲學的研究的覆蓋面，也能給予科技哲學的研究增加研究范例及素材。具體科學問題是科技哲學研究的主要內容，由于其重視具體學科的多樣性、前沿性、現實性和個體性，而這些可以為理論研究提供必要的現實基礎，所以分析具體問題不應該脫離哲學進行研究。現在，科學技術快速發展，具體科學進行哲學研究也逐步發展起來。國內學者在 20 世紀 90 年代就全面、深入地研究復雜系統演化的過程、機制、條件、標準、概念和相關的哲學問題。部分學者在方法論、認識論、復雜知識論和復雜概念等領域對科技哲學進行創新和探討，拓展研究的視野。我國科技哲學要體現出自身特點，雖然西方哲學有值得我們借鑒和學習的部分，但我們要建立起體現中國問題、中國語境的科學哲學，并構建有明顯中國特色的理論體系。部分學者嘗試性的研究科學哲學中國化的意義、現實性及可能性，指出這是艱巨而長期的工作，要吸收我國和西方思想精髓并不斷創新，以我國實際情況提出問題并解決問題。

（二）建立起發展技術哲學

雖然技術具有悠久的歷史，但技術哲學卻屬于新興學科。國內學者既希望構建起自己的研究框架，也希望學習和借鑒國際研究成果，因此現階段技術哲學研究是兩個領域共同發展的。陳昌曙等學者從技術哲學的性質和定位、理念意義、本質、價值、發展規律以及技術與科學的聯系等方面研究技術哲學，指出技術哲學應該深入研究的領域。現在，我國研究技術哲學更加成熟，隨著逐步建立健全的建制化，技術哲學也得到哲學領域的認可，此研究正在增加研究深度、明確研究課題、創新研究成果。在科技哲學范疇內，工程體現出自身的獨特性，并誕生工程哲學。部分學者指出工程哲學的研究對象是工程活動和工程知識，是哲學分支之一。工程哲學的主要問題是人能否能改變世界和如何改變世界的問題。部分學者認為，技術是具有實踐性特點的知識體系，包括自然技術和社會技術。其中社會技術的概念是人們管理和改革社會、優化和調整社會關系、發現和解決社會問題的體系。社會技術和科學體現出一體化發展的趨勢，是技術哲學發展的新范疇。我國技術學要創新及發展，要遵守認識傳統技術和發展新技術相結合、中國語境和國外學術成果相結合、反思升華和面向實踐相結合、群體多樣化和個體專一化相結合等四個基本原則，促進我國技術哲學以本土化為基礎，逐步向建制化、國際化的方向發展，最終建立起具有中國特點的技術哲學。

三、科技哲學的發展趨勢

（一）自然將列入科技哲學的研究范圍

就科技哲學而言，其內容涉及到多種觀念，如，馬克思哲學論、方法統一論、

世界觀等。科技哲學可以分析與探討自然界的辯證法，并建立起獨具特色的自然觀。傳統理念中，對科學哲學的理論進行研究是科學哲學的正宗，自然科學是科學哲學的問題或者邊緣問題，部分學者對此提出質疑。他們認為自然科學

哲學應該是科學哲學涉及的重要領域。在未來的發展趨勢中，科技哲學會逐步增加對自然界的研究。進而建立起系統的自然觀和科學觀。隨著自然問題、社會問題和科學問題的產生，可以建立起有較高合理性的自然哲學，以自然為切入點來區分人工自然和天然自然，并為發現、解決自然問題和社會問題給予全面、完善的理論依據。

（二）向著多元化方向發展

科技哲學要在未來獲得更多的發展空間，多元化發展是大勢所趨。多元化

發展的概念就是全面融合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讓科技哲學的分析與探索更加具有層次性和價值性。科學哲學是不斷發展的學科，是多元化、層次化和歉收并蓄的體系。而基礎理論研究重視科學哲學性、方法論、規范性及邏輯性等方面，自然科學哲學重視學科的多樣性、前沿性、現實性和個體性。前者是理性升華而后是實踐基礎。就人文科學問題而言，重點在于對價值觀與人生觀進行深入思考，對人生意義進行研究。根據物質決定精神的思想理念，可以認識到洛克菲勒家族為何會貢獻家產來建設學校、辦慈善機構。在某種意義層面上，此行為是否認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具體行為。同時該家族捐獻私有財產支持學術研究，體現出人文、社會與科技哲學的有機融合。將人文科學、社會科學和科技科學進行全面融合，可以讓科技哲學具有扎實、穩定的科學基礎。另外，在新學科不斷出現的前提下，會出現對分支學術內容進行研究的學術成果，如，生命科學、生物工程等。逐步完善這些領域的研究，可以使其在推動社會進步的過程中發展出不可忽視的作用。

三、科技哲學的創新研究

（一）創新科學哲學

要從科技哲學向著科學文化哲學的方向創新，從哲學認識向著哲學價值的方向拓展。在文化哲學領域中，科學價值論的內容特別豐富，一方面它是體現多

種價值內容的文化及其活動，而并非只是某種認識或者實施的認識活動。另一方面，其重視全方位的研究價值，而并非只限制在認識價值的領域內，其重視科學對社會和人類做出的貢獻，包括精神價值、文化價值、經濟價值及技術價值等，進而體現出科學對于社會進步的作用，對于人類解放、自由、發展及生存的價值和意義。要充分融合分支學科，讓科技哲學的發展空間更加廣闊。傳統科技哲學重視對認識論進行研究，而非全面、系統的研究哲學，所以其并非是真正的科技哲學，全面發展科技哲學，有利于深入挖掘不同學科中的思想，將這些思想整合與完善，使其發展成為真正的科技哲W。科技哲學要推動新型社會學的建立和發展。這樣既能夠擴展科技哲學的研究的覆蓋面，也能給予科技哲學的研究增加研究范例及素材具體科學問題是科技哲學研究的主要內容，由于其重視具體學科的多樣性、前沿性、現實性和個體性，而這些可以為理論研究提供必要的現實基礎，所以分析具體問題不應該脫離哲學進行研究。現在，科學技術快速發展，具體科學進行哲學研究也逐步發展起來。國內學者在 20 世紀 90 年代就全面、深入地研究復雜系統演化的過程、機制、條件、標準、概念和相關的哲學問題。部分學者在方法論、認識論、復雜知識論和復雜概念等領域對科技哲學進行創新和探討，拓展研究的視野。我國科技哲學要體現出自身特點，雖然西方哲學有值得我們借鑒和學習的部分，但我們要建立起體現中國問題、中國語境的科學哲學，并構建有明顯中國特色的理論體系。部分學者嘗試性的研究科學哲學中國化的意義、現實性及可能性，指出這是艱巨而長期的工作，要吸收我國和西方思想精髓并不斷創新，以我國實際情況提出問題并解決問題。

（二）建立起發展技術哲學

雖然技術具有悠久的歷史，但技術哲學卻屬于新興學科。國內學者既希望構建起自己的研究框架，也希望學習和借鑒國際研究成果，因此現階段技術哲學研究是兩個領域共同發展的。陳昌曙等學者從技術哲學的性質和定位、理念意義、本質、價值、發展規律以及技術與科學的聯系等方面研究技術哲學，指出技術哲學應該深入研究的領域。現在，我國研究技術哲學更加成熟，隨著逐步建立健全的建制化，技術哲學也得到哲學領域的認可，此研究正在增加研究深度、明確研究課題、創新研究成果。在科技哲學范疇內，工程體現出自身的獨特性，并誕生工程哲學。部分學者指出工程哲學的研究對象是工程活動和工程知識，是哲學分支之一。工程哲學的主要問題是人能否能改變世界和如何改變世界的問題。部分學者認為，技術是具有實踐性特點的知識體系，包括自然技術和社會技術。其中社會技術的概念是人們管理和改革社會、優化和調整社會關系、發現和解決社會問題的體系。社會技術和科學體現出一體化發展的趨勢，是技術哲學發展的新范疇。我國技術哲學要創新及發展，要遵守認識傳統技術和發展新技術相結合、中國語境和國外學術成果相結合、反思升華和面向實踐相結合、群體多樣化和個體專一化相結合等四個基本原則，促進我國技術哲學以本土化為基礎，逐步向著建制化、國際化的方向發展，最終建立起具有中國特點的技術哲學。

結語

現代科技哲學是建立的初級階段，不同地區和國家的研究特色各不相同，研究方法、研究訴求、哲學傳統也存在較大差異性。所以，我國要明確科技哲學的學科定位和理念體系，以推動科技哲學的發展。在此基礎上，科技哲學若想在未來的研究中獲得良好的發展前景，就要將自然納入研究范圍內，積極融合人文科學、社會科學，使其向著多元化方向發展。另外要創新科學哲學、建立和發展技術哲學，豐富科技哲學的涉及領域和研究內容，并進一步提高科技哲學的價值。現代科技哲學是建立的初級階段，不同地區和國家的研究特色各不相同，研究方法、研究訴求、哲學傳統也存在較大差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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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瑪麗?赫西 假說-演繹學說 科學

中圖分類號:B56文獻標識碼:A

瑪麗?布倫達?赫西(Mary Brenda Hesse)是英國最著名的現代科學哲學家之一,英國劍橋大學教授,英國出版的著名學術雜志《科學哲學與科學史研究》的學術顧問。專門研究邏輯學、方法論、以及自然與社會科學的基本假設等的哲學解釋。她被公認為“很有學問的人”,是革新的英國學派的代表人物。同時她又多次到美國各大學講學,善于吸取美國科學哲學的新成果,使其與英國分析哲學的“合理因素”相融合,形成一種既繼承英國科學哲學傳統又富于現代特色的理論系統。

瑪麗?赫西于1924年10月15日出生在英格蘭的賴蓋特。曾就讀于倫敦帝國學院的科學與技術專業,并于1948年獲得該專業的博士學位。1949年,她又獲得了倫敦大學的理學碩士學位。

她的大學教學生涯始于她接受了1951年在英國利茲大學做數學講師的任職。從1955年至1959年,她一直作為歷史與科學哲學講師在倫敦大學任教。1960年,她首次被委任為劍橋大學科學史與科學哲學系的講師,開始了在英國劍橋大學長期而杰出的工作。1968年,她被指派負責大學的讀物。1975年她被任命為劍橋大學的科學哲學教授,一直持續到20世紀90年代。

赫西作為受邀訪問過美國許多大學的教授,而為美國學者所熟悉。她于1962年到過耶魯大學,于1966年到過明尼蘇達大學,于1968年到過芝加哥大學,于1972年到過圣母大學。她從1977年到1980年一直擔任在劍橋大學的斯坦頓講師,并于1983年在英國愛丁堡大學擔任吉福德的講師。她同時是科學協會、英國科學哲學學會和英國科學史學會的長期會員,并于1979年就任為科學哲學協會的會長。最后,她當選為英國科學院的一名院士。

她發表的許多專題論文涵蓋在關于科學哲學主題的各類專業刊物上。她的著作包括《科學和人類的想象力》(1953年),《力量和領域》(1961年),《科學的模型與類比》(1963),《科學推理的結構》(1974),《歸納邏輯的應用》(1979年),《科學哲學中的革命和重建》(1980),以及與邁克爾?阿爾比布合著的《現實的構建》(1987)。這些專題文章和代表作在當時以至現在都引起了廣泛的注意與影響。

作為科學哲學家,赫西的研究涉及了自然科學、方法論、本體論,以及自然與社會科學方面的人類影響。此外,還包括科學哲學是否可以人為地劃分為“必然的”和“偶然的”方面,然后是赫西對科學哲學的相當一部分的批判可以作為用于她著名的攻擊假設性的科學依據演繹理論的定義。此后我們將此稱為假說―演繹學說(H-D theory)。正如卡爾?波普爾認為的那樣,純粹的邏輯演繹就足以達到進行科學推理的目的。根據假說―演繹學說的模型,科學研究開始于某種或某些假說,然后通過邏輯演繹能夠從假說而得出觀察的影響。

然而,我們是否應該考慮到假說的可靠性呢?根據假說―演繹學說,當“偽造”的假說驗證失敗后,應該在經過嚴格的嘗試之后,接受一個科學的假說。在一定條件下首先完成通過經驗性的結論演繹得出的結果,然后回歸到實驗中,以驗證這些經驗性的結論是真是假。如果取得預期的結果,那么證明之前的假設沒有偽造,而且所得到的結論也是可以證實的。但是,如果預期的結果沒有得到,那么這一假說就是偽造的。假說―演繹學說認為,如果取得預期的結果,也不能證實這個假說就是真的,當然也有可能是真的。這種情況也許是建立在由真的或可能為真的假說通過錯誤演繹的方式得到的。例如,曾經出現過說明地球在宇宙中心的理論。不過,那些不符合理論的數據就可以證明假說是偽造的,從而假說―演繹學說認為,偽造是唯一合法的科學家的目標。

赫西堅持認為,盡管這一假說―演繹學說的科學描述是易于理解的,但是現實中的科學家們如何驗證他們的假說卻是難以協調的。一方面,由于疏忽而確定的偽造假說顯示有利于那一假說的證據總是與驗證假說的理由是無關的。這并影響科學家是如何實際操作的。她認為,當代科學和科學史是難以讓人信服的。眾多案例研究中邏輯缺陷的出現使她在工作中提出了所有證明這種觀點的不足之處。

20世紀80年代,赫西逐漸遠離了純邏輯問題,轉而開始研究關于科學的問題,并將重點放在科學的社會分析問題上。她關注于科學與政治、哲學、宗教制度的相似和不相似的思考方式。在這種情況下,她主張這樣的說法:科學并沒有本質上的不同,而是受人為企圖心的善惡控制,無可否認人類行為不單純的領域已經涉及到科學之中。事實上,她非常幸福地認為這樣的觀點沒有嚴格的條件限制,如可證偽性,是區別于其他人類信仰形式的科學。因此,她是如此樂于持有這樣的信條,科學是眾多人類知識形式之中的最好的概念。赫西認為,科學與其他意識形態一樣是相同偏見的共同主題。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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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新實驗主義 實驗科學實踐哲學

20世紀80年代出現的新實驗主義是科學哲學發展史上不容忽視的一個進路，該進路打破了傳統科學哲學中的理論優位，從更廣闊的角度審視了理論和實踐的關系，為科學實踐哲學的出現奠定了實證的基礎。本文試圖對新實驗主義的發展歷史及其貢獻進行梳理，并分析其存在的問題及癥結所在。

20世紀的傳統科學哲學，在很大程度上把注意力集中在對科學理論、命題、語句、意義等語言分析層面。20世紀50年代，觀察和實驗的角色被普遍認為僅僅是“產生并檢驗理論”；20世紀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后實證主義者認為觀察和實驗是“理論負載”(theory-lad—en)的。然而，無論是對觀察及觀察術語進行辯護還是攻擊，以往的科學哲學家都忽視了實驗室工作的真實本質。忽視了絕大多數科學家都將畢生精力用于各種實驗上的事實。直到20世紀80年代，歷史學家、社會學家以及哲學家才開始對實驗活動給予更多的關注，掀起了新實驗主義的研究熱潮。

首先在哲學上付出努力的是伊恩·哈金(Ian Hae-king)。他在《表征與介入》(Representingand Interve-ning，1983)一書中研究了實驗的基礎地位和意義，深掘隱含在實驗結構中的實踐特征，試圖糾正極端的理論優位傾向，呼吁從表征走向介入、從理論走向實驗，板正被理論優位扭曲的科學觀。與此同時，富蘭克林(A.Franklin)、伽利森(P.Cratison)、古丁(D.Gooding)以及梅奧(D.Mayo)、巴滕斯(n.t3atens)、范·本德格姆(Vdal Bendegem)、羅伯特·阿克曼(RobeAckellKnll)等人，也都深入科學實踐的具體形態，進一步推進了新實驗主義的研究。1989年，羅伯特·阿克曼在為富蘭克林的7he Neglect of Ezp寫書評時，明確地以“新實驗主義”(The New Experimentalism)為題，首次把通過實驗為科學尋找適宜的基礎的科學哲學的趨勢稱為“新實驗主義”。進入z0世紀90年代之后，布克沃爾德(J.Z.Buchwald)、海德爾伯格(M.Heidelberger)以及斯坦勒(E.Steinle)對實驗進行了歷史研究，從歷史、社會科學、哲學的角度詳細描述并分析實驗，這些努力大大豐富了新實驗主義的實證研究。2003年，拉德(HansRadder)主編的《科學實驗哲學》從哲學層面對實驗及其相關問題進行了更為成熟細致的哲學論述。

經過=十多年的發展。新實驗主義已經相對成熟，其主要涉及的哲學問題包括：實驗的物質實現，實驗與因果性，科學與技術的關系，理論在實驗中的角色，建模與(計算機仿真)實驗，使用儀器的科學意義和哲學意義，科學與技術的關系等，而其中對實驗活動的分析及實驗與理論之間的關系是新實驗主義討論的核心問題。新實驗主義主要有三方面的貢獻：

其一，新實驗主義打破了理論優位的科學哲學傳統。長久以來，科學哲學家們思考的通常都是理論，而忽視了科學實驗。實驗被認為是依賴理論或范式的，不可能獨立于理論的形式維持其生命，因而遭遇冷落。通過新實驗主義的相關研究，我們重新認識實驗的本質及其作用，從而部分地恢復實證主義的觀點，使科學哲學重新腳踏實地。

其二，新實驗主義重新認識了實驗與理論的關系。哈金、海德爾伯格、拉德等人對此都有較為詳細的論述。其中，最著名的觀點即是哈金提出的“實驗擁有其自身的生命”(experimentation has a life of its own)。它蘊涵了四個主張：(1)實驗的物質實踐(material prac—rices)不僅包含觀察和觀察數據，而且總是包含著實驗的執行、實驗過程中的技巧使用及對實驗的科學意義的理解；(2)實驗工作不是簡單地檢驗或解釋理論，而是對來自實驗本身的目的、機會和約束條件的一種回答；(3)實驗及其結果的哲學意義不局限于也不取決于對它們的理論解釋；(4)實驗過程中經常產生或伴隨著新的人工現象，而這些現象的發生并不僅僅是普適的自然規律的例證。這反映了新實驗主義的基本立場，即認為實驗是一種實踐活動，是人們對自然的干涉活動，在干涉中與世界進行交互作用和相互轉化，實驗創造出新的現象，其哲學意義無法通過其對經驗和理論的表征作用得到充分的表達。這種觀點極大地沖擊了后實證主義者所堅持的“所有觀察都負載著理論”的立場。

此外，梅奧從細處著手，從“話題性假設”(TopicalHypotheses)和“錯誤”的地方性差別討論了哈金的“實驗有其自己的生命”的三層含義。富蘭克林在《對實驗的忽視》一書中分析了20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粒子物理學中那些實驗的奇妙的實現方式，試圖證明依賴于實驗室的理論是可能的。伽利森在《氣泡室與實驗場所》一文中。討論了在高能物理實驗中，各種各樣的實驗工具如何給實驗實踐和實驗室文化造成巨大的影響，分析了實驗對理論知識形成的重要作用。

其三，新實驗主義在科學實在論上的觀點有助于建構實踐的實在論。雖然新實驗主義者并沒有解決科學實在論問題，但他們承認實驗活動和科學活動的多樣性，從實驗介入的角度給予科學實在論一個很好的研究方向。例如，哈金指出，在表征層面上無法解決實在論與反實在論之爭。只有離開表征層面，從實驗中認識世界，才會發現實在論的堅固根基。實驗不是思想或理論，而是“做”；不是用概念去做，而是用特定的工具干預、介入、影響并改造對象。如果實驗干預、影響、改造的對象達到預期的結果，那就證明了它們的客觀實在性。理論實體的最初提出，可能完全是假設或猜測，只有當我們了解它的某些性質及其與其他對象的因果關系，并據此建造出某種儀器以干預它們而得到預期的結果后，它們才是實在的實體。因此，只有能操作實體對其他對象進行實驗，實體的實在性才是可信的。也就是說，實驗研究為不可直接觀察的實體的科學實在論提供了有力的證據。

對于理論優位的科學哲學而言，新實驗主義是一劑清醒劑。然而，新實驗主義在興盛后，卻沒有形成被英美科學哲學界認可的態勢，實驗研究成為科學哲學認可的主要論題的期望并沒有實現，《科學哲學》(Phi—losophyo，science)、《英國科學哲學》(British Journalfor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等科學哲學界的核心期刊對實驗的關注始終比較少。究其原因，表面上看是來自傳統科學哲學的障礙，而更深層次的原因來自于新實驗主義本身的問題。

就表面看，新實驗主義目前僅僅代表了從哲學層面對實驗進行研究的一種趨勢，其文獻分布領域比較分散，(在傳統科學哲學家看來)其文獻的歷史敘事和描述居多，而哲學分析和說明似乎不足。也就是說。新實驗主義主要借用了歷史研究及社會學研究中的富有成效的方法，案例研究成為它的一個支撐。例如，古丁通過分析法拉第的電流磁效應實驗、赫茲的電磁效應。而哈金則通過對顯微鏡的放大作用進行分析，來說明實驗觀察本身就介入著實在，而無須高層理論的滲透。因此，在傳統科學哲學看來，這類研究沒有上升到某種理論層次。他們始終認為，觀察和實驗是一種實踐，實踐是為理論服務的工具，在文本上沒有痕跡。因此，就表象主義看來，實驗沒有什么可分析的，觀察和實驗已被“證明”是理論負載的。因此，只要分析理論就夠了。

從深層次來看，新實驗主義本身的邏輯也存在不一致之處。諸如理論與實驗的關系、科學實踐的作用地位的問題，在新實驗主義那里還沒有形成邏輯上完全一致的觀點，其中最突出的是以下四個方面的邏輯缺陷：

第一，論證和強調實驗有自己多種的獨立生命，并不意味著理論不具有自己的生命。一方面，當伽利略將他的望遠鏡指向天空時，他并沒有關于木星衛星的理論要進行檢驗；另一方面，我們無法否認理論一旦作出。就會繼續指導后來的實驗研究，并且指點著發現。例如。誰也無法否認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的預見推動了愛丁頓考察日食。事實上，實驗與理論的確存在著辯證的復雜關系。在邏輯上，證明存在某個A=C，只否認了所有的A都是B，并沒有證明所有的A都是C，新實驗主義沒有表明如何能夠從科學中排除理論的作用，這是新實驗主義遇到的第一個問題。

第二。新實驗主義力圖從證明實驗具有更基礎的地位的觀點出發，證明實驗與理論是可以兩分的，但是不能證明一切實驗都與理論兩分。我們從新實驗主義證明存在沒有高層理論指導的實驗來看，的確存在與理論兩分的實驗，但是這同樣不能證明一切實驗都與理論兩分。正如當年邏輯實證主義以全稱命題形式表達經驗是檢驗理論的標準被存在一個觀察或者實驗是滲透理論、負載理論的證據所擊破一樣，試圖通過實驗’觀察與理論兩分的進路，恢復實驗和觀察比理論更為基本的經驗主義研究也是不成功的。

第三，雖然新實驗主義認為實驗更為基礎，但是在有些新實驗主義者看來，它的基礎性作用，仍然是為理論表征服務的。新實驗主義雖然把實際的實驗實踐之細節帶入到科學說明中，但是仍然囿于傳統科學哲學的表征主義說明框架中，這就無法以實驗概念替代以理論概念為中心的傳統科學哲學的說明模式。表征作為實踐的結果要比實踐過程更為重要，實踐只有把結果呈現為文本表征出來，成為一種存在陳述或者觀察報告，才具有“言說”資格。因此，在新實驗主義那里，實驗與觀察都沒有在最終意義上離開表征主義的影響。

第四，向邏輯實證主義的部分回歸，不被科學哲學家所接受，也影響了科學哲學家對新實驗主義的認識。新實驗主義者，如哈金、古丁、梅奧等人，花大力氣下功夫重新檢驗了科學史上的一些實驗，發現了實驗干預、交叉復核、誤差控制和消除方面的實驗作用，表明實驗對于理論的選擇、理論改進有著基礎性的作用，從而使得科學在整體上呈現出進步的態勢。這種進路表現得更像是要向邏輯實證主義科學進步的積累觀回歸。而邏輯實證主義的科學進步積累觀被認為是存在諸多問題的，是已經被歷史主義的革命觀推翻的觀點，除非這種新實驗主義的積累觀有更多更新的證據和極為充分的論證，否則，新實驗主義的論證就不為人所重視。

幾乎在新實驗主義興起的同時，出現了從實踐解釋學的角度研究實驗室里實踐活動的另一科學實踐研究方向，其主要代表人物為勞斯(J.Rouse)。新實驗主義和科學實踐解釋學都把關注點放在實驗室的實驗實踐，而不是理論體系，這兩個方向并行而合成了科學哲學的自然主義的研究進路——科學實踐哲學(Philoso—phy of Scientific Practices)。科學實踐哲學的進路把科學看成是人類文化和社會實踐的特有活動形式。并試圖對科學實踐的結構、主要特征和規范性作出分析研究。科學實踐哲學不僅以科學實踐為出發點，一改理論優位的傳統，而且重新審視了科學哲學的經典問題，如科學說明、推理、因果性、科學實在、科學劃界、科學發展模式等，并將這些經典問題同技術哲學、科學社會學、科學心理學等一系列相關研究領域有機地聯系起來，使實踐和活動的維度進入了科學哲學研究的視野。

科學實踐哲學接受了新實驗主義的“實驗有自己獨立生命”的觀點，更正了新實驗主義將實驗與理論繼續兩分的認識，從解釋學角度把理論與實驗都納入科學實踐的范疇，認為理論作為一種科學活動也同樣是實踐活動，與科學實驗沒有本質性區別。這就較好地解決了傳統科學哲學中理論與觀察實驗兩分引起的問題。通過對實驗實踐的探索，初步消解了實在論問題，即表征系統與被表征系統之間的通達問題，指出真正的實在是實踐者通過實驗實踐介入與操作從而產生新現象改變世界來達到，而不是通過語言表征來實現的。科學實踐哲學進一步推進了新實驗主義未細致化和未達到邏輯一致性的工作，其解釋學方向通過引入海德格爾實踐解釋學關于人的實踐介入世界的方式較好地推進了這些問題的研究。

科學實踐哲學與新實驗主義相比，在觀察與實驗之間作出了性質和程度不同的區分，更加強調了實驗，因為在科學實踐哲學看來，一切科學研究都是做事，都是人與自然打交道，實驗作為直接介入建構世界的做事比旁觀更為重要。當然，這里還有一個重要的不同，在傳統科學哲學和新實驗主義看來，觀察可以還原為存在陳述(即一種有限表象)，而在科學實踐哲學看來，觀察也是一種介入世界的活動。理論構造過程也是一種科學實踐活動，理論比哲學家通常所理解的更具實踐性和技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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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隨著近代以來實踐和科學的發展，認識論的鏡像思維模式主導著各種領域的理論研究，并導致哲學史上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的分流。歷史主義科學哲學中范式理論的研究同樣受這種思維方式的束縛。通過對范式理論產生、發展進程的分析，更重要的是對其內在矛盾與困境的揭示，可以發現范式理論向實踐哲學回歸的清晰線索，從中看到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合流的必然趨勢。

庫恩首次在歷史主義科學哲學領域中提出“范式”這個概念及相關理論，后來“范式”被廣泛使用于其他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領域。其使用領域之所以如此廣闊，本身就說明范式理論的產生絕不是一種偶然，它適應了近代以來的實踐方式以及由此形成的科學普遍的思維方式，而這些思維方式又與近代哲學的認識論相關。其基本特征，用羅蒂的話說就是“鏡像思維”。“鏡子”可以是主體也可以是客體，與之相對的一方是被鏡子衡量的東西，鏡子是標準和模式，決定著被照物的特性及運動方式和規律。這種思維方式首先促使范式理論的產生、發展，但范式理論的困境也同時源自于此。從前一方面講，隨著近代自然科學的蓬勃發展，科學領域不斷擴展，由于科學基于這種鏡像思維方式，“鏡子數量”必然增多，即衡量標準必然多元化，這在以前科學被認作單一模式和單線發展的情況下，是不可能發生的，所以范式理論的提出首先應該是科學發展的必然結果。從后一方面講，主體和客體、經驗與邏輯、觀察與理論，一句話，鏡子與被照物的割裂，使得人們習慣于一種還原式的思維，即以某一方為衡量另一方標準的鏡子，這就導致從近代開始，經驗論與唯理論、實證主義與假設主義、邏輯實證主義與證偽主義等無休止的爭論，從更宏觀的方面看，所謂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的分流也是由于一方偏向“經驗自然”，而另一方注重“內心體驗”，雙方都試圖從自己一方來吞掉或拒斥另一方。歷史主義科學哲學內部關于范式的主客觀之爭、范式問題本身的復雜性，特別是它所面臨的困境，都可以說是認識論困境的具體表現，也可以說是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的分歧在歷史主義科學主義與哲學內部的表現。以前關于科學人文主義合流問題的討論，一般都著眼于宏觀的思想發展，從某個基本概念、問題的發展來探討這種合流趨勢的很少。羅蒂曾經在《哲學和自然之鏡》中把認識論和解釋學結合起來，但他的切入點是不可通約性問題，而多元化的不可通約性在倫理道德領域卻有可能導致相對主義，所以，羅蒂從這個問題切入很有創見；但是，不可通約性問題的產生，其根源恰恰在于范式概念的內涵，其實就是范式之間的不可通約。因此，本文準備從最基本的單元人手“以小見大”，從范式理論本身的發展及其困境中，發現鏡像思維的局限性，并看到經過哲學家們的不斷探索，終于使人們認識到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的合流具有歷史的必然性。

一、庫恩的“范式”概念之復雜性和范式理論的困境

庫恩首次提出了“范式”這個概念，當然，有關范式理論的思想早就有人提出，無須前溯，就科學哲學領域之內就有假設主義、證偽主義等先行理論。觀察負載理論的思想、整體主義的思想、科學發展的猜想模式等類似庫恩范式的理論，已經被很多哲學家提出。但是，庫恩作為歷史主義科學哲學家中最為重要的一員，他對范式本身給予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視，揭示了范式現象的諸多復雜矛盾；同時，這種矛盾也暴露了他本人研究方式的局限性，因此，從庫恩人手展示范式的復雜性和范式理論之困境就是順理成章的。

庫恩提出范式概念，其目的是要解決科學史領域的科學思想革命的問題。在《科學革命的結構》的前言中，他首先十分戲劇性地回憶說，在他提出范式理論的最后關鍵時期，“甚至更為重要的是，那一年我是在主要由社會科學家所作成的共同體中度過的……尤其令我震驚的是，社會科學家關于正當的科學問題與方法的本質，在看法上具有明顯的差異。我的歷史知識和學識使我懷疑，自然科學家們是否比他們的社會科學的同行們的解答更堅實或更持久”。接下來他就綱領性地提出了范式的概念，“力圖找出這種差異的來源，使我認識到此后我稱之為‘范式’的東西在科學研究中所起的作用。我所謂的范式通常是指那些公認的科學成就，它們在一段時間里為實踐共同體提供典型的問題和解答”。很明顯，庫恩是從社會科學范式差異中得到啟發，并將之運用于自然科學領域，這本身就已經暗示著范式不僅僅局限于自然科學研究領域，隨著科學主義和人文主義的分流，庫恩以前的提出早期類似范式思想的科學哲學家們，大多只是局限于從自然科學發展來看待范式及相關問題，庫思的范式概念一開始就取自更為廣泛的領域，這就必然具有復雜性。另外，盡管他在前言中就給“范式”下了一個定義，但有學者統計說，“庫恩在僅170頁的《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中，竟先后對范式作了20余種不同的解釋”。大概有以下一些主要說法：一、理論、實踐和方法等的“模型”“模式”“框架”；二、事例或例證；三、解題或解題的標準；四、各類從不同角度劃分的成規；五、一致意見或判斷；六、科學成就、特別是常規時期的穩定成就；七、方法及其來源；八、信念、預想和假設；九、學科專業的基體、科學的基本部分；十、各種層次的理論和觀點以及相關的儀器、設備。甚至庫恩本人后來也承認，范式是他理論中最重要的概念，可惜卻沒能定義清楚。這些復雜的含義勢必引發進一步探討的復雜性，其中最為突出的當然是范式到底是主觀的還是客觀的、范式革命是理性的還是非理性的，由此產生了科學革命的模式以及理論之間可否通約等一系列棘手問題。庫恩自己雖然不斷完善自己的理論，但范式的內涵決定著其成敗的關鍵；他沒能擺脫鏡像思維模式，在范式的主客觀問題上選擇了以主觀為鏡子，以經驗為被照物。范式的主觀性決定了范式革命的非理性以及理論間的不可通約性，并最后導致相對主義。此外，庫恩本來提出范式理論是受社會、人文科學的啟發而提出的，但在說明范式革命時，由于先把“科學的”和“人文的”相互割裂之后，再回過頭來用“人文的東西”來解釋科學范式革命的原因，結果只能是：“客觀的”科學理論的發展，卻是由“主觀的”甚至是非理性的人文的東西造成的。這一點對庫恩來說有點戲劇性，因為他提出的范式概念，就其內涵的復雜程度來說，超越了以往的科學哲學家們的思想概念，但這種超越并沒有給他本人帶來解釋的便利，反而成為他走進相對主義的方便之門。盡管庫恩具有作為一個大思想家所通常具有的徹底性，使得他寧可激化并暴露矛盾，他的理論對于徹底打擊極端的實證主義起到了關鍵作用，但畢竟矛盾只是被提出，真正的解決還要求范式理論進一步的發展，甚至可以說，只有到其復雜性被更加充分展示出來的時候才有可能。

二、范式理論的內涵和領域的進一步擴展

在庫恩那里，由于科學與人文的區分，使得來自社會人文領域的東西，僅僅淪為說明自然科學范式革命的工具；他本人的研究“范圍”反而“變窄了”。這其實是割裂主客觀的一種必然結果。幾乎是庫恩提出范式理論的同時，另外一些歷史主義科學哲學家對此或贊同或批判或發展，但結果卻是使范式本身的內涵不斷擴展，使這個概念重新被運用于本來就應該非常寬廣的領域。這反而使人覺得它本來就是出于科學哲學的狹窄領域的一種擴張，在范式的多層次性和整體性發展方面，拉卡托斯和夏皮爾值得注意。庫恩的理論由于過分地偏向主觀，完全用主觀的鏡子收攝經驗的東西，不但導致相對主義，而且高層理論與低層理論劃分得過于僵化，導致常規科學與科學革命的界限過于分明，所描述的科學發展模式不符合歷史事實。鑒于此，拉卡托斯修正了庫恩的理論，將他類似范式的“研究綱領”分為“硬核”、“保護帶”、“啟示法”等幾個部分。應該看到，盡管拉卡托斯所作的工作，在徹底的歷史主義者看來，并沒有真正接觸到問題的實質，但在范式結構化、層次化的探索中較庫恩卻有所突破。

夏皮爾進一步將范式的整體性和層次的復雜性，給予了較完善的說明。他進一步將庫恩范式轉化為更加復雜的“域”。“如果我們考察科學在其發展過程中的某個特定階段的相對發達的領域，就會發現，在這個階段，人們把某種信息群當成了研究對象……而且，這些一般的課題本身在許多情況下被認為是以一定方式聯系著的。我將把這些相關的項構成的群稱作域。”域是一種存在問題的信息群，域中不存在高層理論與低層理論的僵硬區分，其中的“項”可以“低”到直接經驗，“高”到觀點、理論、方法、原則甚至傳統等。各種不同層次的“項”，或項所結合成的不同“域”不僅相互關聯，而且可以消失、修改或重新組合、擴大。同時，夏皮爾看到了這種域的變化的動態“生成性”，因而科學革命也就不再是常規科學涇渭分明的突變式革命，而是“規模可大可小”域的不斷重組和進化的過程。與此相關，夏皮爾還提出了“背景信息”概念。盡管它和域一樣與范式內涵相似，但重要的是，他卻堅決不把背景信息看作客觀認識的障礙，恰恰相反，他把它看作是進一步獲得新信息，使得域及其項不斷發展的橋梁。“關于域的許多問題變得具體了，研究變得有指導了：這是由于我們稱為背景信息的東西所致”。知識進步的理由、求知的根據不是拋開原來的域或背景信息，從而導致相對主義，而恰恰相反是要從中找到著眼點和合理性。因此，夏皮爾在接受庫恩范式論的前提下，既用它來反對以前的邏輯實證主義，又試圖避免相對主義，進而豐富了范式理論。從我們所關注的問題來看，他提出多層次的域的理論，使得范式的整體性更加精致化，特別是范式的多層次性直接關系到人類科學實踐的整體性和多層次性，有助于實踐主體的確證。

轉貼于

但是，夏皮爾作為科學哲學家，他的研究領域仍然只是局限于科學發展問題。因此，他所謂的科學發展的理由“相關性”、“成功性”、“無懷疑性”等條件，也受到極端歷史主義者的質疑，特別是放到費耶阿本德的視野中，就難以有充足理由了。因為且不說這些標準是否也被范式所“污染”，至少這些條件仍然只是局限于科學標準。費耶阿本德的極端相對主義顯然有其不足之處，但從我們所關注的角度來看，費耶阿本德在范式的擴展，特別是超出自然科學狹小范圍方面，還原了范式所源出的領域之廣闊性的本來面目，客觀上有助于迫使人們不得不去思考科學思維的局限性，這從而加速了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的合流。費耶阿本德認為，從一種更宏觀的角度看，科學本身從近代以來已經并正在成為一個超強范式，以至于任何學科都必須將自己打扮成科學才會得到承認。但“科學的優越性是被假定的，并沒有得到論證。在這個問題上，科學家和科學哲學家的做法就像過去為只有一個羅馬教會作辯護的人的做法一樣：教會的教義是真理，任何其他東西都是胡說”。科學只是人類實踐所形成的諸多范式之一，這樣，范式理論就擴展到了人類實踐的一切領域。更加值得注意的是，費耶阿本德提出了“觀察者”和“參加者”的概念：“參加者的問題涉及的是一種實踐或一種傳統的成員，對另一種實踐或傳統(可能的)入侵應采取的態度問題。觀察者問的是：發生了什么?將要發生什么?參加者問的是：我將做什么?”顯然，從這個角度，即實踐的角度，費耶阿本德的所謂相對主義、無政府主義等極端理論會被更好地理解。他已經有意試圖將范式問題從一種純粹理論問題，轉向實踐問題。這種轉向必然離不開實踐主體，因此，純粹科學主義漸漸地發現了自身的局限性，但是，從客觀上看，費耶阿本德理論的極端形式，更加激化了范式理論的矛盾，這是由于他本人仍“處于”這個鏡像思維的范式之中。

三、羅蒂對范式理論困境的解釋學分析

夏皮爾、費耶阿本德等人無疑豐富了范式理論，但同時，由于當時的歷史主義科學哲學家們跳不出鏡像思維框架，這種擴張更進一步將范式理論推人困境。用庫恩，特別是費耶阿本德的理論反對夏皮爾和拉卡托斯，是有力的和無法回避的，但相對主義和非理性主義又是科學家和科學哲學家們所不愿承認的。與之相應，可通約與不可通約性問題、實在論與反實在論等問題非但沒有很好解決，反而更加各持一端，中間派也處于進退兩難之境，理論的徹底性和普適性難以得兼。另一方面，盡管夏皮爾重視了范式的生成性，費耶阿本德本人在歷史主義科學哲學領域，較為明確地提出了實踐概念，但他們的研究方式仍然可以說是“跳出圈外”，是理論性的。庫恩和費耶阿本德主張相對主義，正是看到人們不可能跳出范式，但實際上我們仍然會發現，他們只是“指出”了這種現象。真正讓歷史主義科學哲學家們進退維谷的原因，在于他們缺少方法，他們的描述仍然是外在的，他們“提到了”實踐但沒有“深入”實踐。對范式本質的研究，以及相關一系列問題，都不能從與主體相關的實踐角度來考察，實踐的考察必然既是科學的，又一定離不開主體的、人文的東西。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長期的對立限制了很多人的視野，甚至人文主義實際上也是“科學地”考慮的主體，考慮人的意志、情感等因素。人文主義之所以與科學主義一段時期內涇渭分明，也正是由于和科學主義一樣忘掉了實踐，在這方面，羅蒂通過對歷史主義范式論的分析與改造，比較深刻地洞悉到了實質性問題。因此，他在其《哲學和自然之鏡》的著作中提出從鏡像思維的“認識論”，向超越鏡像的“解釋學”的發展，從而在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的合流進程中起到了非常關鍵的作用。

在羅蒂的視野中，歷史主義科學哲學家們在思考有關范式理論的問題時，遵循的仍是“認識論”的方式，由此總是在兩個極端上跳來跳去，比如范式要么客觀，要么主觀，科學發展要么是理性的，要么是非理性的等等。即使試圖調和的中間派，也只能說“既是……又是……”。這種“既是……又是……”仍是一種外在的聯系，并沒有看到其內在的關系；而要想揭示內在關系只能“深入”到關系本身中去，這就要求突破鏡像思維方式。歷史主義科學哲學家們看到了認識論建構的知識基礎的多樣性，并將這種東西定義為范式或類似的東西，這是對認為科學只有唯一標準并單線發展的巨大革命。“庫恩特別追問科學哲學能否為諸科學理論間的選擇建立一個規則系統。對于這個問題的懷疑，使他的讀者加倍懷疑認識論從科學出發能否通過發現凡可被看作‘認識論’或‘合理的’人類活動的共同基礎，而被推廣到文化的其他部分中去。”但哪怕最極端的、最具相對主義特征的歷史主義科學哲學家，仍然把范式革命歸結為一種東西；哪怕這種東西是非理性的，這種歸結本身就是在找一面鏡子，盡管鏡子看起來好像不同于以往的理性。但是，“認識論與解釋學各自領域之間的界限不是一個有關‘自然科學’和‘人的科學’間的區別的問題，也不是有關事實和價值、理論和實踐之間、‘客觀知識’與某種可疑的知識之間的區別的問題”。通常認為代表獲得自然科學知識的“認識論”和代表獲得人文知識的“解釋學”實際上并沒有嚴格的界限；常態科學的知識不是“客觀知識”，決定科學革命的也不是類似價值、心理、宗教信仰等“可疑知識”，而是人類整體的、廣泛的、多層次的實踐的不同環節。范式的發展所體現的，正是這種活生生的、充滿矛盾的實踐。范式理論不斷向整體性、復雜性、多層次性的發展，范圍的不斷擴張，是人類實踐活動發展的必然結果。這樣，羅蒂就通過將范式理論帶到解釋學的視野中，從而將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帶到了一起。

四、實踐哲學視野中的范式理論

篇7

關鍵詞：哲學；工科數學；聯系；探索

錢學森先生認為：“數學是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基礎，哲學則是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概括”。由此可以看出，數學與哲學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以下是本人在工科數學教學研究中的一些體會和思考：

一、從哲學的角度回答

“數學究竟是什么？”1.數學的研究對象。對于數學的研究對象，各個學派有不同的看法。直覺主義者認為：“數學對象就是在人的思維之中，是人類智慧的自然功能，數學對象是由人的心智構成”，這種學派偏重于經驗論，這種理論對數學的發展和擴大數學分支均有很嚴重的限制；形式主義者認為：“數學應被看做是一種純粹紙上的符號游戲，對于這種游戲所必須滿足的唯一要求是它不會導致矛盾”，這種觀點過分強調數學對象先于經驗、高于經驗，完全忽視了數學與自然界的聯系，把數學僅看做是一種與自然界毫無聯系的游戲，對數學的發展是致命的，將導致數學無用論的出現；希爾伯特認為，“數學科學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它的生命力正是在于各部分之間的聯系，隨著數學的發展，它的有機特性不會喪失，只會更清晰地呈現出來”，對此觀點我持保留態度，因為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的迅猛推進，越來越多的數學分支應用于實際生活中，甚至于許多分支的研究對象之間幾乎毫無關聯，它們的實體屬于不同領域。如：計算機數學、經濟數學、工程數學、生物數學等。綜上所述，我認為直覺主義和形式主義兩者觀點的結合體是數學對象最好的解釋。2.數學是什么？關于數學是什么的問題，哲學界、數學界各個學派之間說法不一，傳統的歐幾里得派認為：“數學是先驗的，不犯錯誤的”。直覺主義者認為：“數學是創造性的直覺精神活動”，從而提出數學的可創造性和排中律，但其不具有普遍性；形式主義者認為：“數學是由形式符號構成的形式系統”，從而提出數學的形式化方案和證明論。這些學派的觀點，盡管在當時的時期對數學的發展起到了積極促進作用，但很難全面、完整的說明“數學是什么”這個問題。由于回答“數學是什么”這個問題，“數學”作為一個整體加以研究，任何一門科學都不能以自身作為研究對象，故應該從哲學的角度作出回答，但單純從哲學角度回答也不全面，因為數學學科具有自己的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因此需要結合數學自身特點回答這個問題，故我認為從哲學和數學相結合的角度回答這個問題，更具有普遍性和全面性。從哲學角度回答，我傾向于以下兩種答案：①林泉水在《數學對象的性質》中稱數學是一門演算的科學，是從數學教學研究的操作角度概述；②羅竹鳳在《漢語大語典》中，稱數學是研究現實世界的空間形式和量的關系的科學，從數學自身特征的角度概述；③從數學角度回答，我贊同王青建在《數學是什么？》中的回答稱數學是研究數與形的科學，從數學研究的基本概念的角度闡述數學的本質。因此，對于“數學是什么”問題的回答，應該是以上三種的結合體，即數學是一門演算的科學、研究數與形的科學、是研究現實世界空間形式和量的關系的科學。

二、用哲學的方法論研究數學

哲學與數學是兩門不同的學科，它們的研究對象、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等都大相徑庭。很多哲學家明確指出：“哲學不是數學”。維特根斯坦在《哲學研究》中指出：“哲學不是理論，哲學的任務在于描述，即是思想在邏輯上變得明晰起來的學問”，哲學不提出任何理論，在哲學思考中不應有任何假設性的東西，因此哲學的任務不是得出結論，而是陳述眾所公認的事實，所以哲學問題不是數學問題或邏輯問題。但是歷史上許多著名的哲學家既在哲學方面又在自然科學方面均造詣頗高，如大衛•希爾伯特、朱爾斯•亨利、彭加勒、諾伯特、維納等。他們的哲學思想中無可避免的會帶有自然科學的影子，特別是許多自然科學研究中都有哲學方法論的指導，數學學科的進步也在無形中接受著哲學方法論的指導，利用這些方法我們可以較準確地從宏觀角度把握數學課題，可以在具體研究中少走彎路，在具體的教學過程中更具有目的性。我們常用的數學研究方法和教學方法都可以在哲學中找到歸宿，發現本質，很好的解決了我在教學研究過程中很多方法只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的疑問。1.用哲學的方法發現問題。希爾伯特指出：“只要一門科學分支能提出大量的問題，它就充滿著生命力，而問題的匱乏則預示著它發展的衰亡和終止”，由此可見“提出問題”在數學研究中舉足輕重的地位。希爾伯特在面對大量科學問題時主張從單個重要問題入手，因為這種問題解決的意義將遠遠超出問題本身。如何尋找這種單個重要問題就顯得至關重要、意義非常。反省自己，在以前選題過程中過分追求問題的全面性，看起來似乎很完美，但往往作不出結果，這是非常錯誤的做法。希爾伯特還提出，數學問題應該具備以下三個特點：（1）清晰性和易懂性。清晰性確保研究者可以有一個清晰地思路，有解決問題的具體步驟；易懂性確保得到的結果有意義，若得出一個除自己以外其他人都難以理解的結果，那么這個結果也是無用的。（2）困難而又不是無從下手。所選問題的難度，應當是能夠使科學研究者將其視為通向真理道路上的一盞明燈，看得見光亮，但又必須始于足下，付出努力才能接近。（3）意義重大。這個特點對數學發展和數學研究者來說，其重要性都是顯而易見。深悟這三個重要特點后，有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在以后的教學和研究中尋找問題時，如同有一位無形的導師指引我走向數學世界中最耀目的那顆明珠。在平時的教學工作中，指導學生以這三個特點為標準審視自己尋找的問題是否有意義，也會注重給學生進行數學思想方法的教育。2.用哲學方法解決數學問題。威廉•惠威爾曾提出：“科學的發現是通過事實（經驗）和觀念（理論）的綜合而實現的。首先是準備階段，在這個階段，一是收集事實；二是澄清一些含糊不清的觀念和科學的闡明一些必要的概念；其次是歸納階段，這個階段最主要的是把第一階段收集到的信息由厚到薄的進行總結加工，更利于以后的使用；最后即是結局階段，在綜合出新的理論和假設后，必須進一步鞏固和擴展這些理論和假設”。這些哲學的方法在平時的數學證明中經常使用，之前只知道使用這些方法去做科學研究是正確的，但并不知道這些方法有哲學根源，蘊含大量哲學思想。彭加勒指出：“數學發現的三段論：有意識工作—下意識工作—有意識工作”，下意識工作是很關鍵的，經常在證明某個命題時花費了很多時間精力都無法使證明有一點進展，灰心之際，就放下去做其他工作，在做其他工作的過程中，突然某些思路給了自己靈感，想到了另一種思路去證明之前的問題，從而得到輕松破解。彭加勒還指出：“下意識工作是要有條件的，即必須要以艱苦的意識工作為前導，這段前導的意識工作越充分，下意識的組合基礎和能力就越大”，因此我們并不能一味等待靈感的到來，正所謂“機會總是留給有準備的人”。另外，在具體的研究過程中，經常使用的反證、類推，彌爾指出的歸納五法和赫茲指出的歸納九法等都在哲學中找到了它的根源。

三、工科數學教師教學活動中應該加入的幾點要素

1.在教學過程中，有意識地將“推理證明，計算結果”引導到“找出問題，提出問題”的思維模式中。2.在教學過程中要適時適當的給學生進行數學思想、數學方法的教學內容，如：觀察、實驗、歸納、演繹、合理化逆向思維、直覺、形象思維等方法的講解和拓展，使學生在學習數學的過程中充分體會數學思維和思考的各種活動，領會數學研究真諦。3.在教學過程中，應當加入數學史和數學哲學的教學內容，使學生更加領會數學各分支的發展脈絡，從更高的角度認識數學學科，認識數學學習，使其能自覺主動的學習數學知識，體會數學精神。

參考文獻：

[1]李創同.科學哲學思想的流變[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2]張楚廷.數學文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3]劉銀萍,王憲昌.數學文化對數學教育的啟示[J].大學數學,2003,(12):23-26.

篇8

一、科學技術哲學：

屬于哲學的重要分支學科，主要研究自然界的一般規律、科學技術活動的基本方法、科學技術及其發展中的哲學問題、科學技術與社會的相互作用等內容。由于科學技術活動已成為獨立的社會活動，因此，將科學技術作為一個單獨對象考察和研究無論對科技發展還是對社會發展都具有重要的作用。科學技術哲學原稱自然辯證法，其研究實際主要包括科學技術史、科學學、哲理數學、數學哲學、工程哲學、技術哲學、技術經濟學等學科。

二、科學技術史：

是關于科學技術的產生、發展及其規律的科學。科學技術史既要研究科學技術內在的邏輯聯系和發展規律，又要探討科學技術與整個社會中各種因素的相互聯系和相互制約的辯證關系。因此，科學技術史既不是一般的自然科學，也不同于一般的社會歷史學。它是橫跨于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之間的一門綜合性學科。

（來源：文章屋網 ）

篇9

【關鍵詞】自然主義/認識論

【正文】

自然主義（naturalism）是一個意義模糊的概念，它貫穿于歐洲哲學發展的全過程。縱觀西方哲學史，我們可以把自然主義的發展分為四個時期：古希臘萌芽時期；十七——十九世紀的自然主義；本世紀二、三十年代在美國興起的自然主義以及當代西方（特別是美國）科學哲學中的自然主義。本文擬就當代的自然主義進行考查。

一、科學派的自然主義

在后現代哲學文化的大背景中，在心理主義的復歸和計算科學與認知科學的迅速發展的前提下，特別是在科學實在論和反實在論的懸而未決的爭論之后，自然主義的科學哲學思潮出現了。這一思潮的首倡者是奎因（W.V.O.Quine）。

1.奎因的自然化認識論

在科學哲學中最早明確倡導自然主義的哲學家當推奎因。奎因提出自然化認識論的動機是對傳統認識論的不滿。我們知道，所謂傳統的認識論主要是指經驗論的認識論和唯理論的認識論。在奎因看來，傳統的經驗論有兩個教條：一是所謂的分析命題和綜合命題的區分問題；按照奎因的觀點，如果全部科學（包括數字、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是一個緊密聯系的整體，它們只是沿著邊緣與經驗相接觸，那么分析——綜合命題便沒有了明顯的界限，因此，認識論問題便是自然科學的一部分了。這是奎因自然化認識論的起點。二是所謂的還原論教條。奎因認為，休謨欲將關于世界的知識還原為感覺印象是不成功的，因為關于存在的全稱陳述以及關于將來事件的陳述是不能用感覺印象來確定的。因此后來人們轉向用語境定義（contextual definition ）和集合論來使知識還原。如羅素的《我們關于外部世界的知識》、卡爾納普的《世界的邏輯構造》等都企圖將普遍科學語言翻譯成邏輯的語言，然而這些努力都失敗了，因為哥德爾不完全性定理告訴我們，即使有自洽的公理，也不能涵蓋整個邏輯系統。因此，傳統的經驗論走入了誤區。

對傳統的唯理論的挑戰則更為嚴重。唯理論者追求一種內在完備的理性的邏輯建構，以作為知識的基礎，然而這一基礎動搖了。因為，人們已認識到，用以建構的那種元邏輯和元標準根本找不到，前提性知識無法建構。另外，上面所提到的哥德爾定理更清楚地表明了這種邏輯建構的內在缺陷。所以不可能為科學知識建構一個可靠的邏輯基礎。[1]

由以上分析可知，奎因的自然主義的一個來源是整體論（holism）；另一個來源是非再生的實在論（unregenerate realism），這種實在論所表現的是“除了科學內部可以商量的、不確定的事物之外，毫無惶惑之感的自然科學家的堅定狀態”[2]。 這種非再生的實在論的目的是建立科學主義（scientism）， 而整體論提出的目的則是放棄第一哲學，即傳統的認識論。這兩者的結合使奎因認為應該放棄合理重構，從而訴諸于心理學，把認識論看作是對認識的實際進行過程的記錄，因此認識論者成了科學地探究人類知識獲取的經驗心理學家，“認識論的地位僅僅降低為心理學（因此，是自然科學）的一部分”。（［1］，p. 74）

可見，奎因的自然化認識論認為，傳統的認識論雖然受到挑戰，但在新的澄清的意義上認識論還存在，不過此時它已經是自然科學（特別是心理學）的一部分了。它和傳統認識論的一個明顯區別便是我們可以自由地運用經驗心理學。這實質上就是把科學認識論降級到自然科學內部，從而取消了認識論的獨立性地位，代之以心理學等自然科學，因此我們稱以他為代表的一派觀點為科學派的自然主義。奎因的觀點可參見陳波的文章（《自然辯證法通訊》），1995.4.）。 在八十年代科學實在論和反實在論爭論不休之時，奎因的自然化認識論思想引發了不同的自然主義流派，引起了廣泛的討論。

2.R.N.吉爾的工具化認識論

吉爾提出工具化認識論的原因有三個。一是傳統的方法論基礎主義失敗了。例如，萊欣巴赫不是在邏輯中而是在實際行為規則中尋找方法論基礎，哈金（Hacking）論證說，這些規則序列是隨機的， 從而也就不知道其是否合理。而卡爾納普則在方法論上采取歸納邏輯的計劃，他的觀點也受到嚴厲的批判。繼卡爾納普等人之后，拉卡托斯和勞丹提出了元方法論。吉爾認為元方法論不能為反對相對主義提供有力的辯護，因為勞丹的策略實際上是直覺主義的元方法論，它是以判斷關于科學合理性的前直覺知識的合理性為起點的，因此本質上講這是一種解明策略而不是辯護，合理性問題因而被抹殺了。可見，元方法論也困難重重。波普爾將其方法論建立在否定后件推理的簡單規則之上，而拉卡托斯（I.Lakatos）已經證明，若遵循波普爾的規則，會將一切理論證偽。 如果假定應排斥被證偽的理論，那么一切理論都應被排斥，顯然這是不可能的。綜上吉爾認為，想從事尋找基礎的工作是不可行的，應該放棄方法論基礎主義而選擇自然主義。“對任何科學來講，都不存在哲學的基礎，也不存在探討科學的理論深度的哲學方法，存在的僅是科學方法本身”。[3]

第二個原因是雖然庫恩、漢森、奎因和坎貝爾（Campbell.D.T）等人使心理學、經濟學以及計算科學成為自然化認識論的基礎，但是在吉爾看來，這些學科尚不足以完成這項任務。第三個原因是從六十年代起，認知科學開始出現并且對哲學的內容和方法，以及語言哲學、心理哲學和認識論產生了影響，進而也開始影響到科學哲學。正是在這種情況下，許多科學哲學家開始把認知科學作為對科學（作為一種認知活動）所做的哲學研究的一種手段。吉爾正是其中的一位。為把這種研究手段推向深入，1988年以后，他又把認知科學分為三束：①人工智能，②認知心理學，③認知神經科學。其中每一束都為科學哲學的中心研究課題提供了模型。這樣，吉爾自認為已經完成了把科學哲學建立在認知科學基礎之上的任務。這也正是他的工具化認識論（即自然化科學哲學）的核心所在。即“理論是通過一種包括個體判斷和社會關聯兩者的自然過程而被接受（或放棄）的，并不涉及什么理論選擇的合理性原則”。（［3］，p.7）自然主義的科學哲學不需要定義合理性，因為“理論選擇的方式是‘自下而上的’，它從真正的行為者在其實際科學生活所面臨的種種選擇開始”，[4]“對我來說， 存在的唯一一種合理性便是為達到已知目的而去運用經驗確認策略的工具”。[5]可見， 吉爾把合理性看作是工具性的，因而也就無需對其進行定義。因而我們稱他的觀點為工具的認識論。

伊弗朗（N.J.Efron）和費池（M.Fisch）從合理性的角度出發批評吉爾。他們認為，吉爾的解釋是不充分的，因為它忽視了合理性問題。吉爾在判斷模型的相對優勢時過分強調其自然的模型技巧，過分強調自然的直觀推理（uatural heuristics），而對刻畫科學活動的模型、發現錯誤以及模型化的系統嘗試等的反省卻不夠重視。因此，“科學和其它人文學科的這一方面——即創造性的、思辨性的、反應性，簡言之即說明的合理性方面——在吉爾的研究中完全被忽視了。”這樣看來，吉爾對科學的說明像其它自然主義者的觀點一樣，確切地講排除了關于科學的很重要的且最需要解釋的方面。他們認為，正是由于吉爾放棄了合理性，才使他的理論的解釋性價值受到了嚴重的限制。由于合理性對科學的探究來說是基本的，因此“吉爾的眾多洞察和深刻的分析的結合并沒有象他所說的那樣能真正地解釋科學”。[6] 我們可以把他們的觀點總結如下：一方面，科學不單單是純形式的模型建構過程，它還有非邏輯的因素，后者恰被吉爾忽視了；另一方面，吉爾應該為自己的自然主義的合理性進行辯護，然而他卻放棄合理性，從而也就無法為自己辯護。

總之，吉爾的工具的認識論本質上與奎因的觀點一樣都訴諸科學以解決認識論問題。他們或者把認識論看作心理學的一個部分，或用認知科學研究認識論。二者都使認識論問題“實證”化了，因而在某種意義上取消了認識論問題。不過，與奎因相比，吉爾更加注重工具的合理性，從而上承分析哲學的方法論余緒，而更靠攏美國新實用主義的哲學精神。他以工具為出發點，試圖使自然主義有解決描述和解釋兩方面的認識論問題的能力。但是吉爾忽視了科學認識的文化學方面，這一點伊弗朗是對的。也正是由于這一原因，從庫恩、漢森以來，對科學認識的社會研究（即科學的社會認識論）才開始受到人們的重視，而科學的非邏輯方面也得到了相當深入的研究。從這一點上說，吉爾在自然主義諸流派代表人物中，受傳統分析哲學的影響似乎較深，而同人文主義和價值論最為疏遠。

3.撒加德、丘奇蘭德、西蒙等人的計算化認識論

如果說奎因、吉爾等人的自然化科學哲學的觀點仍然有相當濃厚的抽象理論特色的話，那么，撒加德的思想則試圖實際地把認識論實證化。在《計算的科學哲學》一書前言中他具體地闡述了自己的觀點：“本書用一種解題和歸納的計算機程序來解釋計算的觀念同關于科學理論的發現、評價以及應用等的關聯”。[7]可見， 撒加德試圖在計算機的框架內解釋科學中的一系列問題，其觀點如下：

a.理論是在計算機系統中的復雜資料結構；它們存在于由規則、概念以及解題所構成的高度組織的集合之中；

b.解釋和解題是由規則、概念以及解答等作為中介的計算機程序；

c.理論的發現和評價是在解釋和解題的語境（context ）中引出的子程序；

d.理論概念是有意義的，因為它產生于發現程序，并且與其它概念有關聯；

e.在科學探索過程中，理論活動和實驗活動都是基本的，二者不可偏頗；

f.科學應如何研究，關于科學如何運行的描述性研究可以作出根本性的貢獻。（p.189）

撒加德認為這個科學理論性質的計算性說明是較全面的。他對PI系統充滿信心，認為它能解決認識論的許多問題（如規范和描述之間的關系）。但是后來他發現PI系統至少有兩點不足。一是，現時的模型不能解釋問題如何出現，因為PI要求的是給出問題；另一個不足涉及到PI中觀察信息的來源，因為許多科學問題產生于觀察和實驗，而PI對新觀察和實驗的來源沒有發言權。（［7］，pp.175—176，）由于PI系統有局限性，所以撒加德近來又發展了他的觀點。他從注重科學自身轉向也注重科學的社會性，并給出一種新的模型，“該模型從布散式人工智能（distributed artificial intellegence.DAI ）的觀點出發來看待科學共同體”。[8]亦即對科學的、 心理的以及社會因素給出一種綜合的看法，實際上這是一種科學的社會模型。因為此前有一種方法論個體主義學說認為，所有解釋社會現象和個體現象的嘗試肯定只涉及有關個體的事實，據此可知，社會解釋能夠而且最終會被還原為心理學解釋。不管這種學說是否成立，撒加德認為，把科學看作布散式計算的系統并非是以該學說為先決條件的。我們可以把他給出的理由簡單地總結如下：①有的事實具有無法簡化的社會性；②心理學解釋和社會學解釋相互依賴；③對個體計算心理學的解釋也可能用具有社會特點的術語來表述；④社會現象太復雜難以處理。所以他說：“把科學共同體看作是布散的計算系統的觀點并不是把社會問題還原為心理學問題，而是要共同推進對社會和心智的理解”。（［8］，p.10）可見， 撒加德并不否認認知個體活動的作用，他的目標是把對個體認知活動的理解和對科學共同體的分析結合起來，從而認識為什么科學的心理學說明和社會學說明可以結合為一體，以達到他所說的“從一種綜合的觀點出發來看待科學史、科學哲學、科學心理學和科學社會學”的目的。

總之，撒加德認為，哲學與科學是連續的。兩者的區別僅在于哲學處理的問題相對于科學來說是較一般的、思辨的和規范的。涉及到推理的哲學分支與心理學和人工智能是連續的。他試圖把科學共同體看作是布散式人工智能，以求用計算機網絡來解決有關問題，從而把科學的心理學方面和社會方面結合為一個整體。

特萬泥對撒加德等人的計算機模型提出五點質疑。可以概括表述如下：

①模型能處理高階的直覺推理嗎？

②模型能處理不確定的交互作用嗎（chancy interactions）？

③模型能處理視覺的形象化描述嗎（Visual Imaginery）？由于計算論者沒有注意到視覺認知的動力學，因此，甚至連這一問題的范圍都沒認識到。

④模型能處理一個廣義的知識基礎嗎？特萬泥認為這里有一個問題，即在一個知識基礎中的那些條目實際上并不真正是原始資料，例如還有一些無認知的評價（如“結果不令人滿意”）等等。“就我們所知，沒有任何計算論者能在數據庫（database）中做到使這樣的信息（指元認知評價之類的信息——筆者）具體化。”

⑤模型能懷疑數據嗎？科學家們一般都懷疑數據。然而，幾乎所有的計算機模型都忽視了這一問題，它們把數據看作是一開始就固定不變的，給出的模型很難把握現實世界中的科學家所面臨問題的范圍。由于存在上述疑問，特萬泥認為，“看來，有必要在一個更大的語境中來考慮計算機模型的作用，這個語境是我們關于科學思想的、發展著的理論語境。”[9]

特萬泥的詰難是有一定道理的。科學理論的發現和科學理論的性質等問題有其非程序性的方面，諸如直覺的、社會的種種因素以及數據真偽性等問題都是不能用計算機來處理的。撒加德等計算論者們把計算機理論泛化，以至使之成為解決所有認識論問題的萬能鑰匙，這里的片面性是顯然的。他實質上用計算機理論取代認識論問題，這同奎因等人本質上是一致的。

以上我們談了奎因、吉爾、撒加德等人的自然主義觀點。總體來說，他們都注重把科學認知的哲學反思與科學本身的實證研究結合起來進行考察。應當說，吸收現代實證科學對認知的若干性質所做的具體研究是值得重視的，現代認識論如果不吸納這些成果，不可能有新的突破，自然化的認識論注意到這一點，這使他們的工作有很大的啟發意義。但是，他們卻使認識論的獨立性地位問題受到了挑戰，甚至把認識論消解為實證科學。而且，在自然主義的界定意義上，作為描述性事業的科學與作為規范性事業的認識論似乎是不可調和的。因此描述和規范的關系對他們來說是無法解決的。許多學者也正是基于這兩者才對他們進行批判。但是，規范性和描述性難道真的不可調和嗎？自然化認識論不能有規范的維度嗎？為了突破這一二難的困境，勞丹才將價值論引入科學認識論之中，從而形成了他的規范自然主義。

二、勞丹的規范自然主義

勞丹提出其規范自然主義的直接動因便是奎因等人放棄了認識論的規范地位。在他看來這是自我毀滅。他主張自然化認識論可以以某種方式保持規范性，從而認識論雖然是自然化的，但卻并不因此而喪失獨立性以至于被徹底消解。

1987年，勞丹明確提出了規范自然主義理論。其原因有兩個：一是勞丹認為科學方法論面臨許多困境。在傳統的科學哲學中，方法論占據重要地位，但是由于波普爾、特別是庫恩的工作，這種情況一去不返。波普爾把方法論看作約定，因此，沒有了合理性選擇；庫恩則認為方法論標準太模糊，沒有固定不變的方法，方法不能決定競爭理論的選擇。拉卡托斯甚至斷言我們根本提不出什么有根據的建議以使科學家接受或放棄哪個理論。費耶阿本德的綱領是“怎么都行”，主張方法論無政府主義。至于羅蒂則認為一切都應“羅蒂化”。由此可見，在歷史社會學派那里，方法論發展到如此地步，以至于其規范力量已被完全剝奪了。

二是勞丹以前的自然主義方法論觀點并不令人滿意。如奎因認為，方法只不過是對自然科學所用方法的描述，因而沒有規范的力量。這樣，奎因等人便面臨一個嚴重的困難：自然主義應該為自身的合理性進行辯護，但是“合理性是一個非自然的概念，”[10]這樣自然主義要用非自然主義為自身辯護，這是一個悖論。為避免悖論，因此勞丹認為：“方法論的非規范化并不是由其自然化來表征的。恰恰相反，人們可以表明一個完全‘科學的’和徹底‘描述的’方法論將具有一個規范的結果”。[11]可見，勞丹希望在以前的自然化認識論和科學哲學中的相對主義之間找到一條“中間道路”——規范自然主義。具體觀點及評論參見孟建偉和方在慶的文章（《自然辯證法研究》。1992.8；《自然辯證法通訊》，1992.2）。此處不再贅述。

轉貼于

三、“文化派”的自然主義

1.瓦托夫斯基的歷史化認識論

奎因和勞丹等人的自然主義的共同特點是對社會文化的疏離。M.W.瓦托夫斯基（Wartofsky）則注意到認識的文化性，他倡導認識論的歷史化以替代上述認識論。他認為，歷史的認識論開始于如下前提：知識的獲得是人類活動的基本方式，它不能脫離其它形式的人類實踐，因此也不獨立于這些其它形式實踐的歷史性（即其歷史變化和發展）。[12]由這一前提可以引伸出三點論斷：（1）人類認知實踐的適當的研究域并不是抽象的“人類心靈”，而是具體的、有多種特色的歷史的人類實踐域——是社會的、技術的、藝術的以及科學的。（2 ）認知的進展要通過表征（representation），因為它通過把人工制品作為象征來表現。認知方式歷史地隨社會實踐，因之也隨表征的改變而改變。（3 ）對所有人類知識而言，不存在固定的、基本的形式或結構，人的心靈隨著各種各樣的歷史實踐的不同而改變，即心靈是一個變化發展的、歷史地自我超越的人工制造物。

瓦托夫斯基認為，卡爾納普的記錄語句為經驗的科學哲學提供歸納基礎，但它并不就是感覺資料。后來卡爾納普放棄了這些而支持他所謂的生活經驗，但即使這樣也還是不夠的，因為在邏輯重構過程中，所使用的資料并不簡單地是經驗，而是描述經驗的語句在操作。但是這些語句——記錄語句——必須依據某種語言，而卡爾納普認為這種語言的選取是出于方便和實踐上的約定。因此瓦托夫斯基說，卡爾納普的這一寬容原則（principle of tolerence）實質上并沒有為任何語句提供內在的或必要的歸納基礎性說明，因此它是一個實用主義或工具主義的社會文化約定。

至于波普爾對理論證偽的說明，瓦托夫斯基認為也有賴于社會心理學。因為證偽的經驗檢驗的構成也是社會文化的約定。奎因和哈貝馬斯都訴諸于語言共同體的共識，對他們來說，真理是基于語言的內在規范。可見，認識論的社會化在當代哲學特別是科學哲學中的進展一開始本是建立在經驗主義基礎之上的。從主體間的可檢驗性到社會選擇、語言約定，都明顯地表現了從經驗基礎的相對化向合理性選擇論題的過渡。由此可見，認識的根據已從傳統認識論的內在的或心智的語境轉移到一個語言共同體的行為的外在的社會語境。

由以上論述，瓦托夫斯基提出應以歷史化的認識論來替代傳統理解的認識論。亦即把認知活動看作是歷史地變動的，這種變動的涵義是指：認知、知覺的方式隨整個人類實踐（包括社會的、技術的、科學、經濟、藝術的實踐）的改變而改變。他把認知活動規定為不僅僅是思想上的，還包括通過實踐形式表現出來的感情活動或主體能力的域；也包括在道德、藝術、科學技術語境中所涉及的判斷方式。又因為人類認知活動不是獨立發生的，它不能脫離各種實踐形式，包括狩獵、生產、社會交往、戰爭、政治等；所以，實踐是認識活動的具體方式。

2.富勒的社會認識論

富勒（S·Fuller）提倡社會的認識論。他認為， “一個對知識的自然化的研究本身就應該運用心理學和社會科學的方法和發現”，[13]而作為一門交叉學問的社會的認識論即可滿足這一要求。 它本著建構一種規范的科學哲學的目的而把“知識社會學”作為經驗來源。它從三個方面來研究：（1）作為一種元理論；（2）作為一種經驗的研究綱領；以及（3）作為知識策略。

首先，作為元理論，社會認識論的基本功能在于做出一種設計，以重新解釋哲學家和社會科學家在研究時到底在做什么。社會認識論者建構元理論的主要動機在于使知識“自然化”，并且確信知識是在它所涉及的世界之中的。而知識的自然化應該包括的不是認識論的消失，而是使一種界限——認識論和關于知識的社會科學研究的界限——消失。近來，后現代主義者羅蒂為了追求經驗的歷史的研究而放棄規范的研究，這表明當代對知識所做的規范的哲學解釋漸漸脫離了社會科學的解釋。社會化的認識論者認為這正是對哲學在科學中的作用的一個錯誤理解的產物。

其次，社會的認識論也是一種經驗研究綱領和一種知識策略的工具。在經驗方面它是雙重的：一是根據預設的科學編年史工作來分析關于知識增長的哲學陳述；二是在認識上把比較突出的歷史事件分解為各個“運作部分”，這樣才能決定一個認識規范的存在與否對事件的出現所產生的不同影響。 在策略方面， 社會的認識論目的是發展一種修辭（rhetoric），以便把它的元理論和經驗研究轉變為一種增加科學共識性的方法。

3.唐斯的社會自然化認識論

唐斯（S.M.Downs ）在富勒等人的基礎上進一步具體地闡述了社會自然化的認識論。他認為，以前的自然化科學哲學不太關心科學實踐的社會本質，所注重的只是用認知科學的成果來解釋科學，因而這種研究是有缺陷的。一個缺陷是采用了認知個體主義（cognitive inpidua-lism），另外，科學實踐的社會性不可化簡。

唐斯認為，R.吉爾、西蒙以及撒加德等人把認知科學的方法用于研究科學理論的變革、評價、本質以及科學發現等問題，用認知科學的經驗成果來充實和約束哲學理論，這是不恰當的。因為他們采取了認知個體主義立場，即完全根據個體的心理過程來解釋認知現象，認為對科學家個人的心理機制的說明能充分地說明科學中哪些因素具有認知特點。他們認為在對成功的科學進行說明時要以認知因素為依據，而對失敗的科學的說明則要應用非認知因素。這一觀點在勞丹的不合理性命題中得到了明確表述：所有合理的科學實踐都可以根據認知因素來解釋，除此之外的部分則由社會學家或心理學家來解釋。可見，心理因素和社會因素對成功科學的解釋是不相干的，社會因素的積極作用從而被抹煞了。唐斯對認知個體主義進行了批判。他從科學家為什么組成共同體來開展研究這一問題入手進行分析，認為之所以必須組成研究群體，原因首先在于，檢驗或評價假說所需要的不僅僅是心理能力，還要有技術分工和合作。勞動分工是按照技術在科學共同體成員中的分布進行的。其次，單憑個人力量來評價假說實際上是不可能的，個人能力畢竟有限。所以“科學家們應協力工作以克服個人的經驗限制，從而可以對認知勞動進行分工。如果忽視這一事實，認知科學家也就忽視了科學知識生產所具有十分重要的社會本質。[14]

根據以上的批評，唐斯認為應該在認識論中加入一個社會的維度。他認為科學的社會本質有三個側面：一是理論是公有的財富，它可以跨越時間在共同體中流傳；二是社會相互作用直接導致認知成果；三是應從更大的社會背景上看問題，這對于我們了解某項活動是不是對科學的一種貢獻十分必要。這三個側面有助于明確科學事業的地位，澄清科學共同體與一般社會事業的關系。所有科學實踐至少包含以上三個社會層次。唐斯的總結論是：（1）認知科學如果不放棄認知個體主義， 它就不能對科學作出適當的描述性說明，（2 ）具有某一規范范圍的自然主義科學哲學必然會有一種描述基礎，這種基礎要考慮科學實踐與眾不同的社會本質，（3）科學知識的生產本質上是一種社會活動。（［14 ］，p.66）

瓦托夫斯基正確地看到了認識的獲得是一個歷史的、本身是實踐的、而且不脫離其它實踐的過程。他注意到寬容原則的實用性和約定性，從而提出認知活動是歷史地變動的這一觀點，并把它作為歷史化認識論的整個出發點。這種見解雖然不錯，但卻并不全面。首先，認知活動是變化的，但變化是一切事物的特點。另外，認識有一定的穩定性，在一定時期內相對不變，單純談論認識的歷史變化顯然有失偏頗，不可理解。應該把自然的因素和歷史的因素結合起來才對。富勒主張把社會科學的方法應用于自然化的認知研究。他的觀點得益于知識社會學、科學社會學以及歷史社會學派的主張。自庫恩發表《科學革命的結構》以來，對知識的社會歷史研究漸漸盛行起來，而這已成為社會歷史學派的特征。富勒、唐斯等人進而把自然化的科學哲學納入到整個社會文化背景之中去思考，認為哲學與科學（包括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是連續的，應該把自然和社會科學方法運用于哲學研究及認識論研究。這種觀點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全面。首先，雖然應用科學的方法于認識論的研究本身無可厚非，但是認識論的研究方法是否一定是科學的方法？認識論是否具有自己獨特的問題和方法？他們這樣做的結果能否使認識論保持獨立性？這些都是成問題的。第二，從奎因開始倡導哲學和自然科學的連續性，接下來又把計算機科學和其他認知科學成果運用于認識論研究，后來又在自然化科學哲學中加入社會的維度，這里似乎有一個修改傳統哲學所界定的認識論研究域的問題。本來意義上的自然主義所主張的方法論主要是把自然科學方法移植到認識論之中，現在又加入了社會科學的方法。于是整個科學方法（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就是認識論研究所采用的方法。這樣一來，認識論的特殊地位何在？它還屬于哲學了嗎？第三，唐斯批判認知個體主義，注重認識的社會性，認為這樣才能對科學作出適當的描述性說明。這種觀點當然不無道理，然而盡管科學是社會大系統中的一個很重要的子系統，離不開社會實踐，但科學本身畢竟有其發展的內在規律。科學認知的本體論基礎是自然界本身，它是獨立于社會的，是價值中立的，在這一點上，科學認知活動的不同層次的主體（科學家個體和科學共同體）具有等價性。因此，對科學認識的說明是不能完全社會化的。在這方面，外史論綱領（如愛丁堡學派的硬綱領）已經宣告失敗。

總而言之，自然主義的本質特征在于承認認識論和科學之間存在連續性，否認這種連續性便是非自然主義。在這一點上，我們所論述的三種自然主義流派符合這一界定。因為它們都認為認識論研究和科學密不可分。自然主義者之間的區別在于在科學和認識論的連續性上采取怎樣的形式，能夠走多遠。奎因等人把認識論同心理學、計算科學、神經科學等自然科學聯系起來，并認為是后者的一部分。顯然這否認了認知的規范特性，使諸如辯護、推理以及證據等規范概念失去地位，而代之以一些自然科學的概念。這實質上就是取消了認識論，走向了一個極端。勞丹等人正因為看到這一點才把規范性，價值論納入自然主義科學哲學之中，認為描述性和規范性可以調和。而文化自然主義者更有甚之，他們注重認識的歷史性、社會性、文化性，主張認識論和社會科學是連續的，然而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是帶有人為的、主體色彩的事物，是“想要”的事物，它需要解釋學的詮釋，有賴于對價值的認識和理解。因此可以說，文化自然主義比勞丹更注重認識的規范性，并有走向否認科學認識所具有的描述性，單純強調規范性、價值性的危險，更有走向徹底相對主義的嫌疑。可以說，文化自然主義與其他自然主義的上述異同點使它走向了另一個極端。

我們已經看到，自然主義科學哲學追求的是把認識論和科學聯系起來，在科學的基礎上進行哲學研究。應該說，這種重視科學的思想對當代哲學如何走出困境，如何擺脫基礎主義的陰影等具有很大啟發意義。它本身也是為擺脫基礎主義、本質主義和辯護主義而出現的，在客觀上為西方科學哲學的重構提供了一條思路，但這條思路行不通。對當代自然主義來說，認識論或者成為科學的一部分，或者與價值論等結合，不管所采取的方式如何，認識論的獨立地位已不復存在，哲學已經降低層次、消溶在科學之中，哲學和科學的界線從此化為烏有。這實質上是認識論的取消主義。如所周知，恩格斯曾經說過：“全部哲學，特別是近代哲學，重大的基本問題是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由此出發，關于認識的本質、發展、評價、解釋等一系列問題，都帶有極大的普遍性。這些問題的性質和解決途徑都屬于世界觀的范疇，它超越于任何一門具體科學之上。歸根結底，認識論取消論不過是重蹈歷史上經驗主義的覆轍。而正如恩格斯所警告的，蔑視辯證法，蔑視哲學的理論思維是“不能不受懲罰的”。恩格斯甚至直截了當地說：“在這里，唯一的問題是思維得正確或不正確，而輕視理論顯然是自然主義地、因而是不正確地思維的最確實的道路。”[15]自然主義作為吸收當代科學成果構建合理的哲學體系的一種嘗試值得重視，但循著這條路走下去，所得到的只能是一朵不結果實的花。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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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Steve Fuller: Epistemology Radically Naturalized，　inCognitive　Models　of　Science —Minnesota　Studies　for　 thePhilosophy of Science. Vol. XV. 1992，p.427.

篇10

醫學哲學范疇是醫學理論體系中最基本和最深刻的概念，是人們把握生命和健康的綱領，是對醫學問題進行邏輯歸類的思辨能力形式。醫學哲學思辨能力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萌芽并發展，現在已日趨成熟。現代醫學界與哲學界都在努力尋找兩個學科結合的空間與方式，試圖構筑一個醫學與哲學互相融通的對話平臺。醫學的特殊性使醫學思辨能力具有復雜性與綜合性的特征，如何加強對臨床醫學生思辨能力能力的培養和訓練，是醫學教育的重要課題，也是每一個醫學教育工作者的責任。

一、哲學是醫學教育的基礎

當人類反省自身的存在，思索生命意義的時候，哲學便產生了。當人類關注自身個體生命的需要，為減少身體痛苦而開始努力的時候，醫學便產生了。哲學與醫學的產生、發展是與人類對自身的認識發展同步的。同時，中醫認為疾病是人體自身與周圍大環境失去平衡所導致的，疾病可依陰陽平衡與交替反復的演繹理論予以治療，無不體現思辨。

全球化時代背景對當代醫學教育提出了新要求，社會進步、科學發展、醫療實踐，不僅呼吁醫學與哲學的完美融合，更呼吁醫學生掌握哲學思辨能力，成為具有高素質的醫學人才。醫學作為自然科學，屬中性，但醫學應用卻有價值取向。事實上，醫學的所有重大成就與遇到的重要問題最終都需要提升到哲學層面去理解，因此，哲學是醫學教育的基礎。

二、臨床醫學生掌握哲學思辨能力的必要性：

醫學臨床僅靠醫學理論知識是不足的，還需掌握哲學的唯物主義思辨能力，以正確的思辨方法為指導，才能盡可能避免臨床失誤，得出正確結論。中國傳統思辨方式本身具有辯證性，在人與世界關系等問題上展現出自身的深刻性。但是我們也要看到，中國傳統思辨方式缺乏分析性、確定性，往往走入籠統性的誤區。人類對于哲學思辨能力的認識經歷從自發到自覺的過程，哲學的產生標志著人類達到了對哲學辯證能力的完整認識。

運用哲學原理，結合自身所學專業進行哲學思辨能力的實踐，揭開疾病層層偽裝，從而認識到疾病的本質，更為重要的是，哲學有助于臨床醫學生創新思辨能力能力的培養。實踐在哲學中具有世界觀的意義，哲學哲學不僅著眼于解釋世界，更重要的是著眼于改造世界，在人類對自身的認知不斷深化的今天，醫療及生命科學技術的發展，很大程度上依賴于醫療科研技術人員創新思辨能力能力的高低與思辨能力方法的正確與否。讓臨床醫學生們在校園里即開始掌握哲學的一般的認知能力，提高理性思辨能力和邏輯加工和抽象凝練能力，培養他們的創新意識和思辨能力方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三、臨床醫學生在學習哲學思辨能力方面存在的問題：

學科定位較狹窄。包括醫學院校在內的大部分高等院校，對普通大學生的哲學教育，基本只等同于哲學的教育，大部分學生也僅僅把哲學課作為政治課來對待。

授課方法較傳統。目前高校哲學課的授課方法是傳統的給予型教育模式，學生只是被動聽講，機械填鴨式的教育方式剝奪了學生思考能力和創新機會。

考核方式較單一。目前高等院校的哲學課程考核方式較單一，無視了哲學教育的本性，學生思維停留在概念層面，使哲學教育失去了培養學生獨立思考能力的作用。

四、培養哲學思辨能力的途徑

針對現今高等院校哲學教育的現狀，從臨床的實際出發進行哲學教育，培養臨床醫學生的哲學思辨能力，培養能夠勝任未來醫療工作臨床重任的合格醫學人才。新形勢下，臨床醫學生哲學思辨能力的培養方式，可以基于教學、立足現實、面向未來三個途徑來開展。

基于教學。市場上的哲學教材只是針對某知識點展開闡述，這就要求在教學過程中盡可能的滲透哲學背景知識。學生可以從多角度了解哲學起源、發展、演進，在廣闊的知識背景中提高哲學辯證思辨能力能力。

立足現實。高新生命技術的發展給現代醫療技術革命帶來新變化，是當代臨床醫學生在學習中常常遇到并感到困惑的問題，將問題意識融入到臨床醫學生哲學教育中，以哲學思辨能力方式去把握實踐中出現的新問題，以實事求是為基礎，鍛煉學生的哲學思辨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