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產業分析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綠色產業分析，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關鍵詞：綠色產業；旅游產業；綠色旅游產業；可持續發展；北京市門頭溝區

引言

綠色產業作為21世紀追求的新型產業模式和經濟體系，在本質上是實現最低代價生態內生經濟發展的模式[1]。旅游產業作為綠色產業發展的組成部分，在國民經濟總產值中所占的比重越來越高?？沙掷m發展理念是以保護自然資源為基礎，以激勵經濟發展為條件，以提高和改善人類生活質量為目標的發展戰略。從旅游產業的綠色發展內涵出發，助力促進可持續發展理念的實現，可最終實現經濟社會效益的最大化[2]。旅游產業在門頭溝區第三產業的發展中起著重要的推動作用，是實現門頭溝區第三產業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助推器。旅游業集自然、社會、人文等多種資源于一體，在增加經濟效益的同時，可實現資源的最小消耗。而且旅游業的發展能帶動諸如餐飲、住宿、交通、旅行社、商店、游樂場等多種產業、部門的發展，吸納大量相關行業的從業人員。本研究依據綠色旅游產業內涵對其概念進行了界定，以北京市門頭溝區為例，在闡述綠色旅游產業可持續發展現狀的基礎上，針對近年來綠色旅游產業可持續發展面臨的挑戰提出了推動產業持續發展的對策建議。

1綠色旅游產業體系的概念

1.1綠色旅游的概念

綠色旅游最早是由法國的歐貝爾提出，目的是讓人們從嘈雜的都市走向寧靜的鄉村，重新認識大自然的價值，舒緩、釋放都市緊張、快節奏的生活和工作壓力，同時增進鄉村經濟發展及城鄉文化交流。由此可知，歐洲的綠色旅游是由鄉村旅游轉變而來，鄉村旅游是綠色旅游的一種。日本農業部在1992年將綠色旅游定義為：“能夠享受目的地的自然與文化以及與農村、自然景觀豐富的山區的當地居民互動的停留式休閑活動。”20世紀80年代，綠色旅游的概念傳入我國，因此我國對綠色旅游的研究起步較晚。目前，國內學者對綠色旅游的界定主要集中在以下3個方面：一是綠色旅游就是環保旅游，在旅游的過程中注重自然、社會、文化等資源的保護；二是綠色旅游等同于生態旅游，就是在良好的生態環境中放松，放松中增強生態意識的旅游；三是按照廣義和狹義之分來界定綠色旅游，狹義的綠色旅游就是將綠色理念深入到旅游產業中，而廣義的綠色旅游還包含了環保旅游和生態旅游的內容。本研究定義綠色旅游為：區別于其他旅游形式，強調在享受大自然風光的同時，秉承可持續發展理念，實現旅游資源的最大化利用和社會環境最小化破壞的一種旅游形式。

1.2綠色旅游產業的界定

綠色旅游產業作為旅游產業的一種經濟形式，其內涵包括以下幾方面：首先，綠色旅游產業是開發自然資源獲取經濟效益的一種經濟形式；其次，綠色旅游產業的經濟活動是綠色旅游，堅持可持續發展理念，以保護環境為目的，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再次，綠色旅游產業是集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生態效益為一體，在保護生態的基礎上，促進社會經濟的全面發展[3]。據此，本研究將綠色旅游產業定義為：作為構筑現代旅游產業體系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基于綠色旅游的概念，依托自然旅游資源，以保護環境為目的，以旅游市場為導向，在產業的網絡化、集群化、交叉化、一體化的聯合推動下形成的旅游產業發展模式。

2門頭溝區綠色旅游產業可持續發展的基礎、動力和保障

2.1豐富的旅游資源是門頭溝區旅游產業可持續發展的基礎

門頭溝區位于北京西南部，全區以山地為主，是集自然風光、人文景觀于一體的生態涵養區?！熬┒嫉谝环濉钡撵`山、“天然動植物園”的百花山、“古剎奇松、怪石異卉”的妙峰山、“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的潭柘寺、“天下第一壇”的戒臺寺、“北方的地質博物館”的龍門澗、“京都小漓江”的珍珠湖和永定河，合稱為“三山、兩寺、一澗、一湖、一河”，這是門頭溝區主要的自然旅游景點，亦是構成京西旅游發展的基礎。境內峰巒疊嶂、青山綠水，生態優良，成為在快節奏、緊張的都市中生活的人們首選的休閑圣地。全區現有4A級景區2處、3A級景區5處、2A級景區4處、1A級景區1處。同時，門頭溝區歷史文化悠久，潭柘寺、戒臺寺、爨底下村古建筑群、“東胡林人”遺址、龍泉務遼金瓷窯遺址等著名的文物古跡承載著門頭溝區的歷史印跡。

2.2日益壯大的旅游需求是門頭溝區旅游產業發展的動力

隨著收入水平的日益提高，人們追求更高生活質量的同時，更希望給快節奏的生活放個假，由此，旅游成為一種很好的解壓方式。都市人口密集、生活節奏快、生活環境相對壓抑，人們的幸福感較低，需要一個環境優良、閑適自在的好去處放松身心。旅游需求的增加帶動產業規模的壯大，旅游業不但成為第三產業也成為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助推器?！笆晃濉薄笆濉逼陂g門頭溝區旅游收入大幅提高，整體呈現上升趨勢，其中鄉村旅游增長迅速，鄉村旅游收入和接待人數不斷上升。2015年門頭溝區第三產業增加值為73.50億元，旅游業收入為18.85億元，占第三產業收入的25.65%。2006—2015年，門頭溝區旅游業收入增長536.35%，其中鄉村旅游業收入增長193.96%；旅游業接待總人數變化不明顯，略下降4.11%，但鄉村旅游業人數增長明顯，增長56.58%（表1）。近年來，交通條件的改善、生活質量的提高、私家車及汽車租賃業務的發展等也助推人們出游積極性的提高，尤其是節假日和周末期間，城區居民更多地選擇在郊區的“農家樂”“休閑農莊”“觀光農業示范園”等度過休閑時光，成為門頭溝區構建綠色旅游產業的重要力量。

2.3生態環境的改善是門頭溝區綠色旅游產業可持續發展的保障

門頭溝區是北京重要的生態涵養區之一，2015—2016年，門頭溝區水域嘴村和靈水村被評選為“北京最美鄉村”，截至目前，北京市113個“北京最美鄉村”中門頭溝區有11個。2016年，門頭溝區實施高壓線綠色廊道生態景觀、戒臺寺郊野公園建設等多個項目，嚴格落實清潔空氣行動計劃，控車、減油，村莊實行煤改油、煤改氣工程，加強環境保護執法監管，成為全國29個“國家可持續發展試驗區”之一。隨著旅游接待環境質量的提高，游客數量有所增加，接待場所也隨之增加。據2016年《門頭溝統計年鑒》，2015年門頭溝區從事鄉村旅游業的觀光園和民俗戶有1145個，比2014年增加了28個，同比增長2.50%，其中，民俗戶增加了17戶，觀光園增加了11個，但實際經營民俗旅游的農戶較2014年減少了22戶。根據“十三五”期間門頭溝區發展規劃，門頭溝區的發展將重點圍繞生態涵養、旅游文化和科技創新三大功能開展，永定河綠色生態帶的建設工程將逐步推進；政府將斥資2億元用于門頭溝區各景觀園區質量的提升和環境的整治，打造山水環繞、宜居宜業的生態園區，重點突出以“潭柘寺—戒臺寺—九龍山”“京西大峽谷—百花山—靈山”等組成的旅游景區，完善配套設施和景區規劃。

3門頭溝區綠色旅游產業發展面臨的挑戰

3.1旅游消費者環保意識與消費觀念不強

通過實地調研發現，游客潛意識里對環境保護的認識差強人意，還停留在自己“消費”、景區“買單”的層面上。旅游消費者環保意識不強的問題體現在采摘園里的亂折現象、景區里的亂寫亂畫現象以及對基礎設施的破壞等，而這些行為都有悖綠色旅游的理念。此外，自駕游造成的停車場擁堵、亂停亂放現象也已成為當下北京市旅游景區面臨的新問題。旅游消費者的消費觀念是影響門頭溝區旅游業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影響因素。門頭溝區旅游業的營業收入總體上呈現增長狀態，但缺乏新的增長點，游客消費呈現下滑態勢。門票收入對營業收入的貢獻較大，且較為平穩，商品銷售收入則波動較大，其他收入近年來有所增加。具體來看，2006—2015年，商品銷售收入由2006年的518.60萬元增長至2010年的1432.50萬元（近年來最高）后，呈現快速下降趨勢，降至2012年的155.90萬元（近年來最低），之后又有所回升，2015年升至380.40萬元（表2）。此外，據2016年《門頭溝統計年鑒》，2015年星級賓館的營業收入同比下降1.10%，商品銷售收入同比下降26.50%，其他收入同比下降26.30%；休閑觀光農業接待人數上升，但農產品銷售收入和餐飲業收入分別同比下降17.30%和12.10%。據分析，上述情況的出現主要原因在于以下幾點：一是景區商品價格高，人們不愿意購買；二是商品缺乏特色，難以吸引游客；三是農產品受天氣影響大，缺乏品牌支撐等。

3.2旅游經營者綠色可持續經營機制未形成

據2016年《北京區域統計年鑒》，北京5個生態涵養發展區中，2015年門頭溝區的民俗旅游接待戶數、民俗旅游接待人次、高峰期從業人員以及民俗旅游總收入都是最少的，觀光園數量處于倒數第2位，僅高于延慶區（表3）。這主要是因為：一是門頭溝區旅游業還缺乏自己的特色，其旅游經營者沒有利用區內獨特的地形因素，打造特色旅游景點和品牌產品，觀光采摘沒有形成規模，消費者的旅游僅停留在觀光上。二是隨著旅游經營者增多，旅游市場競爭加劇，旅游業進入微利時代，旅游經營者的利潤相比之前有一定程度的縮水，其為降低成本和爭取利潤，減少了在提高管理水平和服務質量及改善基礎設施等方面的投入，如使用低廉的餐具、提供非專業的導游、銷售劣質的產品、提供帶有欺騙性的信息等，造成旅游客源的流失。

3.3旅游發展規劃和監管體系需要完善

國內生產總值（GDP）是政府和各級行政部門衡量經濟發展速度的有效指標，由于當前政府相關部門在制定當地的發展規劃時往往以當地的GDP作為著重考量的標準，使旅游發展規劃局限于短期利益而失去了系統性和長遠性[4]。由于旅游業整體發展缺少明確和系統的規劃，門頭溝區旅游業發展過程中存在基礎建設不到位、相關部門監管不力的現象。門頭溝區特殊的地形因素使其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難度較大，道路條件有待完善，景區交通不夠便利，旅游公共交通工具較少，進一步拓展旅游線路的深度有一定難度；高標準的接待場所較少，4星級賓館只有1家，3星級賓館只有3家，提升旅游收入的空間較窄；一些旅游項目不規范，加之監管不到位，嚴重損害生態效益。

4推動門頭溝區綠色旅游產業可持續發展的對策

4.1培養綠色理念，倡導綠色旅游

作為旅游產業發展的三大主體之一的消費者，環保和消費是消費者促進旅游產業可持續發展的兩個重要因素。在正常的旅游過程中要培養綠色出行的習慣、培養綠色審美和綠色消費的觀念。例如在出行方面選擇環保、低碳的交通工具，短途采取步行或者騎行的方式，降低私家車出行的頻率，減少私家車對空氣和交通造成的影響。同時，旅游經營者應該依據門頭溝區的特點和消費者的需求心理，建設集多種產業為一體的高端鄉村旅游生態農莊，滿足消費者多方位的休閑和體驗需求。為產業儲備后續發展資金。政府可加大綠色理念的宣傳力度，并頒布施行有關法律法規，有效約束消費者行為。

4.2加大重視力度，打造綠色產業

從旅游經營者的角度來說，一方面需加強景區設施建設，觀光園、采摘園、接待場所等根據政府旅游規劃，同一級別的旅游接待場所設置統一的配套設施，提高游客的舒適感和便利感，同時可增加設備優良、功能完備、高服務和高管理水平的星級接待場所，打造高端的鄉村旅游生態農莊；另一方面需不斷增強對景區的經營管理，完善景區內綠色標識、設立綠色理念廣播站，重視能源的綜合利用，利用太陽能、風能、有機能等低碳能源，如餐飲做到綠色清潔無污染，為游客提供健康飲食的同時，減少“三廢”的排放，從而減少對景區的二次污染。根據門頭溝區的自然和人文特色，開發多樣性的旅游項目，滿足游客不斷增加的消費需求。如打造像中醫養生黃岑茶、大山山貨等的特色旅游品牌，宣傳渠道多樣化，提升品牌知名度的同時，輻射周邊鄉村旅游，提高旅游產業產值，實現旅游業的持續長遠發展[5]。

4.3完善發展規劃，健全發展機制

旅游業在門頭溝區第三產業中占有較大比重，為實現旅游產業的長遠健康發展，需要政府發揮政策導向和整體規劃作用。鑒于門頭溝轄區內98.80%為山地，其發展旅游業對基礎設施的要求更高，政府需加大旅游交通投資力度，改善和提升交通硬件設施；適當增加旅游公交或延長旅游景區公交的線路，減少私家車的出行。同時，政府應通過各類行政手段引導系統性地開發綠色旅游資源，并建設一套系統檢測、有效監管、合理開發、規劃建設于一體的運營機制[6]；隨著旅游業進入微利時代，為促進旅游產業的持續平穩發展，政府應出臺相關支持政策或給予資金扶持，緩解經營壓力，特別是對能更好地解決就業的企業、觀光園、星級賓館等給予更多扶持，提高旅游經營者促進就業的積極性；政府應制定相關獎懲制度，鼓勵旅游經營者綠色轉型，嚴厲打擊一味追求經濟效益而罔顧生態效益的旅游開發，尤其是在國家明確提出禁止開發和提倡保護的地方。

參考文獻

[1]楊威.低碳經濟視角下的綠色旅游實現方式探析[D].北京：中國地質大學，2013.

[2]陶表紅.生態旅游產業可持續發展研究[D].武漢：武漢理工大學，2012.

[3]韓光明，鄧秀勤.生態文明建設與福建省綠色旅游產業體系構建研究[J].市場論壇，2014，（7）：19-21，32.

[4]陳玲玲，馮年華，潘鴻雷.我國旅游產業綠色發展的問題及路徑分析[J].金陵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4）：26-29.

[5]李楊.長白山自然保護區旅游產業可持續發展研究[D].長春：吉林大學，2012.

篇2

關鍵詞：綠色經濟；東北地區；產業結構；優化方式

一、綠色經濟的內涵

綠色經濟的概念是由英國經濟學家皮爾斯在1989年出版的《綠色經濟藍皮書》中首次提出的。內容有：環境友好型經濟、資源節約型經濟、低碳經濟、環保經濟和循環經濟。隨后有許多的學者從各個角度研究綠色經濟發展。雖然就其定義沒有達成共識，但是對于核心內容的理解是一致的：以環境友好型、資源節約型和循環經濟等為主要特征。綠色經濟反映的理念是一種以人為本的人本論的發展方式。其主旨在于最大化人類的福祉，降低人類生存的成本，增加其生存收益。

從供給側來看綠色經濟的實質是降低成本，提供環境友好型和資源節約型產品，提供與社會需求相適應的產品，增強優質供給、擴大有效供給，減少無效供給。從需求側方面來講就是要引導綠色投資、綠色消費和綠色進出口貿易，只追求短期回報卻低效率高消耗、不可持續循環的消費和只是初級加工低附加值的進出口貿易而代之。

二、東北地區產業結構的問題

東北地區的產業結構，從投資項目看，其發展戰略主要是著眼于資本或資源密集型產業，忽略民眾普遍收益的小項目。從投入要素結構方面看，主要是偏向資源消耗高的項目，使得環境問題日益凸顯。從東北地區當前的經濟發展模式來看，還是以資源密集型為導向的重工業為主，缺少周轉速度快、競爭活力強和可變資本高的其他產業。東北地區現在所面臨的產業結構問題主要有：

1.產業結構單一且層次低，產業產品的科技附加值不高。東北地區由于長期計劃經濟的影響，和地理位置以及地區礦產資源優勢的原因，其產業結構僵化，調整速度緩慢，其產業結構制度的發展也遠遠落后于全國水平。

從表格中看出東北地區的二產占生產總值的近50%，工業也在40%以上。@表明東北地區的產業結構過度依賴于工業的發展，結構層次過于單一，導致了其工業層次較低，產品單一，創新型、高科技、高附加值的產品少。對于第三產業來說，服務業層次較低，勞動力成本逐年增加，其傳統的低成本競爭優勢也損失殆盡，培育新的競爭優勢迫在眉睫。

2.雖然產業規模大，但是關聯性、依賴性較低。東北地區的工業大而不聚，沒有形成高關聯性的集群化。因為東北地區主要以國有企業為主體，雖然產業規模較大，但國有企業實行壟斷機制，因此產業結構的擴散效應難以發揮，難以形成綠色產業鏈。

3.產業內人才規模與產業規模不適應。東北地區人才的留存率太低。由此雖然產業規模巨大，但是其人才規模與產業規模差距太大，最終還是會造成產業規模萎縮，使得產業結構更加不合理，產業效率降低。

4.創新能力不足，產業不具有核心競爭力，產業結構升級困難。一直以來東北地區的主要產業的核心技術、大型成套設備、核心元件和零部件都是依賴于進口。缺乏自主創新就成了其產業結構升級的攔路虎，制約著其升級的進程。

三、東北地區產業結構的綠色化優化分析

綠色經濟不僅能夠優化產業結構給企業帶來經濟效益，還可以減少資源浪費和污染排放，帶來可觀的社會效益、環境效益。

1.協調、平衡產業結構。針對東北地區產業結構失衡，按照綠色發展協調各個部門和諧發展，共同促進經濟發展的要義，根據經濟發展的需求加大對于第三產業的扶持力度?，F代服務業是綠色經濟發展的基礎，發展東北的現代物流業、金融業、信息和咨詢、文化產業、培訓業等勢在必行。

2.建立綠色產業鏈，形成綠色產業結構集群。打破東北地區的國有企業的壟斷態勢，推進產業規模的擴散效應。在協調、平衡了產業結構，明確了服務業的發展增長點的基礎上，東北地區綠色經濟發展還要盡力實現省市間和地區內部之間的生產要素和物質資料的優化配置。利用東北地區深厚的農業和工業優勢建立農業生態園和工業生態園，從而實現上下游的良好銜接，最大限度地節約資源，進而節約成本提高收益。

3.綠色化產業結構優化，加快建設高新技術產業，提高產品附加值。優化產業結構，使資源、政策傾向于高新技術產業，現代服務業，相應減少初級、低層次的加工業。同時充分發揮市場經濟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的作用，去除產能，使資源配置更符合市場需要。

4.鼓勵綠色經濟創新與創業，任用人才合理化、綠色化。在綠色經濟下，創造新的發展和就業機會是占領未來經濟競爭優勢地位，是提升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的根本途徑。東北地區應該發揮在機器人及智能應用方面的優勢，積極發展“物聯網”“云計算”等產業，明確發展重點，加強研究，實現產業結構的升級發展。另一方面人才的引進與應用及時綠色經濟發展的基礎也是產業結構優化的根本關鍵。

參考文獻：

[1]曹東，趙學濤，楊威杉.中國綠色經濟發展和機制政策創新研究[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2（05）

[2]大衛?皮爾斯.綠色經濟的藍圖（4）―獲得全球環境價值[M].徐少輝，冉圣宏等譯.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

篇3

[摘要]隨著經濟發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綠色產品的流行與普及，人們對綠色產品的市場需求也越來越大，綠色產品企業應運而生。本文對綠色產品企業的生產能力作了簡要闡述。

[關鍵詞]綠色產品生產動力生產阻力

綠色產品是指在生產、使用、消耗過程中對人類或環境無害或危害極低的產品，如環境標志產品、有機食品等。隨著經濟的發展和人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全球流行的綠色消費正在影響著每一個消費者，人們比以往更加關注自身的健康和生態環境問題，對綠色產品的市場需求也越來越大。綠色產品企業的出現本身是一件好事，適應了社會發展的需要，但作為市場經濟中的一個獨立體，必須參與市場競爭，其生產行為、市場地位還有許多值得探討的地方。

一、綠色產品企業的生產動力

1.提高生產率及提升品牌和企業形象是其內部動力。產品的綠色創新能夠改進質量，降低成本，同時也提高了勞動生產率。企業生產綠色產品，能夠將能源節約與生產率的提高和諧地結合在一起。為了適應一項化工行業新法規的要求，將溶劑的排放量減少90%，3M公司以更安全的水基顏料替代原來的溶劑，從而比競爭者取得了先行的優勢。由于水基顏料不需要原來的溶劑顏料必須經過的加工工序，3M公司大大提高了生產率，縮短了產品投放市場的時間。AMORY等的研究表明，如果美國的建筑結構、辦公室、制冷制熱裝置以及其他的設施都得到合理的技術改進，那么能夠使美國的電耗量減少75%，投資回報率提高約為100%。更重要的是，由于員工的工作環境更加舒適、能見度更高、噪音更小，員工的勞動生產率和產品的質量都將隨之提高。適應環保法規的工藝創新，應該與改善產品的性能，提高勞動生產率相結合。隨著人們環保意識的提高，消費者開始接受并且喜歡使用綠色產品。紫外線和電子光束墨水都是以水或者植物油為基礎生產的墨水，與以石油為基礎生產的墨水相比，所含的毒素較少，更容易處置。盡管過去5年中整個墨水市場的增長率平均只有5.6%，但是紫外線和電子光束墨水的增長率分別為13%和8%，是市場中銷售增長最快的品種。企業生產綠色產品會提升品牌和企業自身形象。從食品企業、化工企業、家電企業到汽車生產商，企業開始認識到環保的重要性。老牌公務車桑塔納在首批政府綠色采購清單中落選讓上海大眾措手不及，急忙向環保部門申請了綠色認證并希望被列入第二批綠色采購清單的名單中。在產品包裝上加上明亮的綠色標簽是諸多企業追求的目標之一。

2.法制推動和市場競爭是其外部動力。為了強化環境管理，我國逐步建立和完善了一套法律法規體系，促進了環境管理和循環經濟的發展。我國《政府采購法》第9條明確規定了政府采購的保護環境目標，“政府采購應當有助于實現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政策目標，包括保護環境，扶持不發達地區和少數民族地區，促進中小企業發展等”。2005年國務院在《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循環經濟的若干意見》文件中指出：“消費環節要大力倡導有利于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消費模式，鼓勵使用能效標示產品、節能節水產品和環境標志產品、綠色標志食品，減少過度包裝和一次性用品的使用。政府機構要實行綠色采購”，這一文件更加明確了政府機構實施綠色采購的政策導向。我國制定專門的政府綠色采購法規已經提上議事日程。伴隨著世界經濟迅猛發展的是自然資源的急速消耗和環境的嚴重污染。實際上正因為如此，綠色產業擁有了巨大的潛在市場，潛藏著無限商機。許多企業認識到這一點，開始借助于具體的環保措施來追求高額利潤并獲得競爭優勢。以英特爾為例，該公司的成功顯然是與迅速取得環保許可證書的能力分不開的。世界空調之父開利公司對其空調的部分器件做了重新設計，并改變了公司金屬切割工藝的流程。該公司消除了有毒溶解劑的使用，從而節省了120萬美元的生產成本，改進了產品的整體質量。Interface公司發明了一種新型的可以重復利用的地毯Solenium，其使用壽命長出了3倍，用料減少了40%，密度只有原來的14%，不含氯及其他有毒物質并且容易清洗J。該產品一經推出，市場反映熱烈，也帶動了該公司其他產品的銷售，1994～1998年間，公司在資源投入保持不變的情況下，公司的收入增加了2億美元，其中就有6700萬美元直接來自于60%的廢物利用。

二、綠色產品企業的生產阻力

1.信息不對稱對產品市場的影響。由于市場中各行為主體對各自交易行為相關信息了解不完全或者不對稱，因而擁有信息優勢的一方可以利用其擁有的信息進行交易，在交易過程中獲取相對較多的經濟收益，這一點在綠色產品供應鏈的生產系統與消費系統之間表現得十分明顯。生產系統中的制造商與銷售商擁有較多的關于價格、產品綠色度等方面的信息，而消費者對產品的相關信息只是來自于制造商或銷售商對產品的宣傳。綠色產品市場要求制造商與銷售商為消費者提供安全的消費品，即在消費者使用過程中以及使用后不會對消費者的健康構成威脅。在現實中，由于制造商與銷售商擁有產品的相關信息，而消費者在購買產品時不能完全識別產品的功能和特征，也不能對產品的綠色度進行鑒別，因此出現了消費者由于購買了所謂的“綠色產品”而利益受到損害的情況。在制造商與消費者之間存在信息不對稱的現象，消費者在購買產品時對產品的功能及特征并不了解。在市場饑制下，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制造商及銷售商不存在顯示其產品質量或安全標準的激勵因素。在交易過程中，可能會利用消費者很難完全知情這一點來進行虛假宣傳，在消費者無法鑒別其信息真實性的條件下使交易獲得成功。在交易成功后，消費者由于消費了不合格的綠色產品而使其福利受到損害，從而產生了內部性。這種內部性的存在使消費者的福利得不到保證，同時也不能實現綠色供應鏈運營目標中增進社會福利的目標。

篇4

從近些年的旅游產業學術研究成果和政府政策研究來看，學術界對旅游產業的本質屬性認識逐漸清晰，“經濟產業――經濟文化產業――文化經濟產業”的線索日益深化和明朗。旅游產業本質屬性回歸，使得研究在“回歸”潮流中轉變。如何有效推動轉變？產業融合對旅游業發展的功能和作用如何發揮？這些需要用新的認知、新的手段指導產業持續發展，需要用符合產業發展的內在規律方式方法推動產業發展。深入研究產業融合視角下的旅游產業發展問題，拓展旅游研究空間，實現旅游業可持續化發展。文化產業與旅游業之間存在著天然的耦合性，文化是旅游業發展的重要根基和資源，而文化產業通過旅游產業可實現文化資源的創新和增值[1]。那么，當前文化產業和旅游產業融合到什么程度了？與其他產業相比融合超前還是滯后了？分析旅游和文化產業的融合程度，并給出相應措施，是本研究的主要內容。

二、灰色關聯度模型

對于兩個系統之間的因素，其隨時間或不同對象而變化的關聯性大小的量度，稱為關聯度[2]。灰色關聯度分析（Grey Relational Analysis）是依據各因素數列曲線形狀的接近程度做發展態勢的分析。在系統發展過程中，若兩個因素變化的趨勢具有一致性，即同步變化程度較高，可認為兩者關聯程度較高；反之，則關聯程度較低。因此，灰色關聯分析方法，是根據因素之間發展趨勢的相似或相異程度，作為衡量因素間關聯程度的一種方法[3]。

灰色關聯度應用范圍廣泛，也被應用于不同產業及相關產業各要素之間的相關程度研究。本文根據灰色關聯度的計算方法，對所需數據進行搜集、整理并分析以便準確計算出旅游產業和文化產業的融合程度?；疑P聯度模型的研究方法[4]，如下。

（一）參考序列

（二）灰色關聯度分析前進行無量綱化處理

由于原始數據的量綱及數量級都不相同，難以比較。需要對時間序列的原始數據進行相關處理。因此在進行灰色關聯度分析前應進行無量綱化處理。

（三）求關聯系數

找到極大值和極小值，求出參考數列X0（t）與各比較數列Xi（t）之間的差列，即

三、文化產業與旅游產業融合程度比較分析

從各級統計年鑒中獲得旅游產業及相關產業的統計數據，本文收集和整理了2006―2012年全國（X（t））、浙江?。╕（t））、溫州市（Z（t））的文化產業、旅游產業、房地產業、金融業的增加值有關數據，如表1所示。

第一，以2006―2012年全國旅游產業增加值為參考序列X0（t），以文化產業X1（t）、房地產業X2（t）、金融產業X3（t）為比較序列；2006―2012年浙江省旅游產業增加值為參考序列Y0（t），以文化產業Y1（t）、房地產業Y2（t）、金融產業Y3（t）為比較序列；2006―2012年溫州市旅游產業增加值為參考序列Z0（t），以文化產業Z1（t）、房地產業Z2（t）、金融產業Z3（t）為比較序列；并建立模型。

第二，本文采用初值化法進行無量鋼化處理，如表2所示。

第三，計算比較數列和參考數列的絕對值，得出最大值和最小值，并找出序列中最大值與最小值。

第四，本文去分辨系數ρ=0.35。ρ取值沒有量化，學術界一直是一種經驗選取法，通常取值0.5。ρ取值較小，能克服奇異值的支配作用[5]。2011年的數據變異較大，因此ρ=0.35，并用式（2）計算出關聯系數（見表3）。

第五，將表3數據代入式（3），求的關聯度（見表4）。

第六，根據表4計算結果，繪制折線圖（見圖1）。浙江省的旅游產業與相關產業的關聯度處于全國和溫州之間。

四、結論及對策研究

（一）結論

從橫向比較看，全國層面最后結果顯示，X3>X1>X2，即以旅游產業為參考序列的灰色關聯度依次為：金融產業>文化產業>房地產業。浙江省層面最后結果顯示，Y2>Y3>Y1，即以旅游產業為參考序列的灰色關聯度依次為：房地產業>金融產業>文化產業。溫州市層面最后結果顯示，Z3>Z1>Z2，即以旅游產業為參考序列的灰色關聯度依次為：金融產業>文化產業>房地產業。

綜合以上三個層面看出，旅游產業與金融產業的關聯度最高。這是因為旅游是一種經濟產業，并且成為重要國民支柱產業，旅游的各個環節與金融產業密切相關。文化產業、房地產業和旅游產業的關聯度相較金融產業低，關聯系數小，說明兩兩之間融合空間大。

從縱向比較看，全國層面產業間關聯性大于浙江省，浙江省產業間關聯性大于溫州市。從浙江省的文化旅游發展實際可以發現，有特色的文化旅游產品逐步豐富，早年《宋城千古情》、《印象?西湖》等都是運作成功的旅游演藝產品，近年如運河新天地等文化旅游發展如火如荼。但浙江省在文化旅游示范區、特色文化主題酒店、旅游文化演藝項目等方面需要進一步突破，努力進一步開展群眾參與性強的文化旅游活動。像溫州這樣的二線城市，產業間融合尚處起步階段，產業間融合多數屬于延伸型融合，層次較低，融合產生的效果不明顯、效益不顯著。綜上所述，說明浙江省的文化產業與旅游產業融合已經取得一定的成績，同時，存在巨大的融合潛力和發展空間。

（二）對策研究

一是加強政府在文化旅游融合中的保障作用。政府在文化旅游產業融合中要以市場為主導，進一步放松管制，加強引導，規范市場。第一，要轉變角色，扮演好開拓者、規范者、協調者三大角色；第二，通過構建相關的平臺、推出優惠政策和加大資金支持，來引導和推進兩大產業的融合發展。第三，政府要推動知識產權的保護，即是對產業融合成果本身以及由此衍生的專利權、版權、商標權和知識產權進行保護，形成融合發展公平公正的法律和競爭環境。第四，對文化旅游產業融合項目行使統一審批、規劃、管理和服務等職能，從而為旅游產業和文化創意產業的融合發展創造有利的政策環境和服務保障。

二是加強科技創新在文化旅游中的應用。增強科技實力不僅是產業融合的條件，也是發揮新型旅游創意產品特色的必要手段；科技融入是創新旅游業態、增加旅游產品附加值和實現多元化旅游功能的必要條件，促成融合的深度。

三是加強實現文化旅游產業增值。通過文化旅游市場培育，提高大眾認知力，開發文化旅游產品，挖掘文化旅游需求，培養消費群體引導文化旅游消費。轉變文化旅游產品的營銷模式和豐富產品的設計形態，來促進文化旅游產業形象的提升，并實現產業穩定增值。

篇5

省綠色食品辦公室與區人民政府農業產業化辦公室就合作組建浙江綠色食品發展有限公司、發展綠色食品事業進行了討論。雙方認為：

1、建設省綠色食品展示展銷中心（省綠色食品生產力促進中心），是構建綠色食品展示展銷體系的當務之急。綠色消費是世界性的潮流。我國綠色食品產業發展形勢良好。浙江是全國的資源小省，經濟大省。浙江農業必須走綠色食品產業的道路，浙江完全有能力、有條件成為全國發展綠色食品的先進省份。目前，浙江綠色食品產業發展尚處于相對滯后水平，迅速構建浙江省綠色食品展示展銷體系，盡快形成綠色食品消費交易中心，是浙江發展綠色食品產業、迅速達到全國領先水平的關鍵。這一體系應該由綠色食品展示展銷中心、綠色食品生產力促進中心、綠色食品市場、綠色食品開發（或發展）有限公司四部分組成。其中，全省大部分農產品市場都以發展綠色市場為已任，開業在即的麗水市浙西南農貿城更是高舉綠色市場大旗。全省開發綠色食品的企業也不斷涌現，唯綠色食品展示展銷中心與綠色食品生產力促進中心尚未問世。從全國而言，目前只有青島等城市已建成綠色食品展示展銷中心。

加快建設浙江省綠色食品展示展銷中心（與綠色食品生產力促進中心兩塊牌子一個實體），將綠色食品的展示展銷與綠色食品的發展培育有機結合，可迅速促進綠色食品市場的發展壯大，從而帶動綠色食品生產基地的形成?？梢哉J為，加快建設浙江省綠色食品展示展銷中心（綠色食品生產力促進中心），仍是構建浙江省綠色食品展示展銷體系的當務之急。

2、建設浙江省綠色食品展示展銷中心（浙江省綠色食品生產力促進中心），麗水具有得天獨厚的條件。從自然條件分析，麗水是國家級生態示范區，是華東乃至全國少有的“生物基因庫”，是浙閩六大水系之源（甌江、錢塘江、閩江、飛云江、靈江、交溪），是東南沿海發達地區的生態屏障。綠色生態是麗水的后發優勢。從產業基礎分析，麗水是沿海發達省份中的欠發達地區，是沿海發達地區與WTO對接過程中產業梯級轉移的Ⅰ級接受地帶。在這一生態環境中生產的農產品，從廣義而言，均為綠色食品。以此這基礎，通過若干年的努力，麗水完全可以建設成為可持續發展的，以市場為導向、現代科技為支撐，充分發揮生態優勢，具有區域特色，現代化特征明顯的“綠色產業集聚谷地”，各種生產要素將向綠色產業集聚，產業結構朝著綠色經濟的方向調整，經濟戰略重點向綠色經濟傾斜。在培育綠色食品產業的過程中，勢必會帶動綠色市場的形成，促進生態旅游業等相關的綠色產業的形成與發展。

二、浙江省綠色食品發展有限公司框架

1、公司體制：雙方決定共同發起并吸收志同道合者參加，組建一家股份制的“浙江省綠色食品發展有限責任公司”，承擔建設浙江省綠色食品展示展銷中心（浙江省綠色食品生產力促進中心）的重任，推動綠色食品事業的發展。

2、注冊資本：本公司注冊資本300萬元人民幣，林方籌措200萬元，陳方籌措100萬元人民幣。

3、駐地管理：本公司駐地：浙江省麗水市。歸口蓮都區管理。

4、決策經營：本公司按《公司法》實行規范管理，決策與經營分離。由投資各方選舉的董事組成董事會，組成決策層。由經營者組成經理層。林方出任董事長，陳方出任總經理

三、主要業務

1、主要業務。本公司以農業產業化經營的思路，依托綠色食品市場，集綠色食品生產、加工、銷售為一體、集綠色食品科研、試驗、推廣為一體。主營業務：綠色食品基地開發、綠色食品配送、綠色食品展示展銷、綠色食品網站建設。兼營業務：綠色農業觀光旅游。

2、經營目標。立足麗水，開拓滬杭。以麗水市蓮都區為中心，建立浙江省綠色食品生產銷售中心、綠色食品生產力發展中心和山水旅游基地；以上海杭州為中心，建立麗水方穩定的綠色農產品銷售市場和穩定的觀光農業旅游客源網絡。對促進麗水市蓮都區農業經濟的發展，提高麗水市蓮都區農業產業化經營水平，增加麗水市蓮都區農民收入，擴大麗水市蓮都區在上海的知名度和市場占有率，促進上海、麗水兩地餐飲業、旅游業的發展，都將會發生重要作用。

實現這一經營目標，本公司也可獲得應有的利潤，成為蓮都區仍麗水市最大的農業龍頭企業，并爭取成為浙江省農業產業化“重點農業龍頭企業”之一。

四、實施步驟：

第一步：2002年組建公司及所屬機構，開展基地開發業務、展示展銷業務、網站經營業務。

第二步：2003年，實施“一重二側”戰術。一重點：按陳方與上海方有關合作意向者經營的餐飲業的經營額1．5億元的30%為基礎，并努力開拓上海的其它“餐桌市場”，提出所需綠色農產品的訂單，在麗水市蓮都區為主組織生產配送。第一年銷售額確保2000萬元，爭取3000萬以上。二側：一是積極開拓上海-麗水的旅游觀光農業業務，爭取實現零的突破；二是積極開拓杭溫麗“餐桌市場”，爭取實現零的突破。

第三步：在第二步運轉成功的基礎上，重點擴大杭州市場，精心策劃，逐步擴大市場占有率；三年之內銷售額達到1億元。

第四步：努力開拓市場，爭取在三至五年內實現銷售額達到2億元以上。

第五步：在滬杭甬溫錫等大城市建立分公司，實現銷售額達到3-5億元。

五、財務預算（略）

六、可行性分析

可行性分析之一：充分利用產銷差價。通過觀察分析，我們認識到，農產品產地收購價與銷區市場批發價之間，普遍存在1：1：5到1：2的 價格差。也就是說，從產地收購到市場批發，一般農產品價格增長50%-100%，這就是中間環節雖然有5-6道但仍可獲取高額流通利潤的原因（其中包含部分不合理因素造成的高額利潤）。本公司就是要將中間環節減少到最簡，獲取中間合理的高額流通利潤。這是我們將配送確定為本公司主要業務的根據。為了保證實現毛利潤40%，本公司產品的定價必須以上海市場批發價為基礎。

篇6

1. 綠色增長能力評價指標選取

綠色增長能力綜合評價指標體系本質是利用具體的指標對綠色增長所包含的領域、綠色增長的內涵進行具體化、層次化的統計描述和綜合評價。根據綠色增長所涉及的領域以及綠色增長的內涵，綠色增長的測度應該反映一個區域的經濟、環境和社會系統的發展和變化。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委員會為評價各國政府推進可持續發展目標進程建立了一個通用的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框架，該框架由社會、經濟、環境和制度四大系統組成。由于綠色增長是可持續發展的一個子集，本文從經濟系統、環境系統、社會制度系統的框架出發，結合綠色增長的內涵來選取指標對中國綠色增長能力進行評價。論文以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委員會、世界銀行等權威機構的典型、高頻率的綠色增長指標為基礎，并結合中國統計數據的現狀，在考慮指標的可測度、可比性、可得性和通用性的前提下，結合中國地區實際發展狀況，選取了以下20個指標變量作為中國綠色增長能力的評價指標。它們分別為：CO2生產率（萬元/噸），能源生產率（萬元/噸標準煤），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費總量比重（%），工業固體廢棄物生產率（元/噸），工業固體廢棄物利用率（%），土地產出率（萬元/公頃），水資源生產率（元/m?），環境能源部門就業人數占總就業人數比重（%），人均淡水量（m?/人），森林覆蓋率（%），耕地面積變化率（%），濕地面積占國土面積比重（%），保護區面積占轄區面積比重（%），可吸入固體顆粒物密度（毫克/立方米），空氣質量達標率（%），城市污水處理率（%），城市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率（%），人均GDP（元），環境和能源相關R&D經費比重（%），環境污染治理投資占GDP比重（%）。

2. 實證分析

2.1 數據來源及處理

本文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2011）》、國家統計局網站、《中國環境統計年鑒（2011）》、《中國能源統計年鑒（2011）》等。由于目前中國缺少碳排放量的直接監測數據，根據IPCC第四次評估報告，化石燃料燃燒所導致的CO2排放量占碳排放總量95.3%，本文通過能源消費量來估算出CO2排放量。對于土地產出率、森林覆蓋率、能源和環境相關R&D經費比重等非連續性數據，本文均采用最近一年的數據，部分數據如CO2生產率，能源生產率等通過計算獲得。

本文運用統計軟件Spss18.0，首先對所選取的中國大陸30個省市（信息因缺失較多而未計算）2010年的樣本數據進行歸一化和無量綱化處理，然后采用因子分析對各地區綠色增長能力指標進行描述，在此基礎上，構造因子得分模型得到各地區綠色增長能力綜合得分和排名。最后，通過聚類分析對各地區綠色增長能力進行分類和評價。

2.2 綠色增長能力因子分析

因子分析是一種降維、簡化數據的技術。它通過研究眾多變量之間的內部依賴關系，探求觀測數據中的基本結構，并用少數幾個“抽象”的變量來表示其基本的數據結構。同時，利用構造的因子得分模型還可以實現對樣本觀測值的綜合排名。

本文在因子分析之前，首先對逆向指標“可吸入固體顆粒物密度”進行正向化處理，并運用spss18.0軟件對原始樣本數據進行消除量綱和數量級的標準化處理，然后計算各指標之間的相關性，并檢驗數據的有效性。對所選取的20個指標變量進行KMO和Bartlett球度檢驗，KMO值為0.741，Bartlett球形檢驗值為497.446，其顯著性水平為0.01，表明數據適合做因子分析。采用Virmax正交旋轉法，提取5個共同因素，累計貢獻率為76.064%。結合各個共同因子所代表的指標變量的含義，將提取的五個因子分別命名為經濟效率因子（F1）、土地生產因子（F2）、生態安全因子（F3）、環境質量因子（F4）和綠色產業發展因子（F5），如表1所示。

2.3 綠色增長能力綜合評價

以五個主因子的方差貢獻率占總方差貢獻率的比重作為權重進行加權平均，得到地區綠色增長能力水平綜合得分F，其計算公式為：

F=（F1*20.311+F2*17.465+F3*14.968+F4*13.593+F5*9.727）/76.064

通過計算各樣本觀測值的綜合得分，得到中國地區綠色增長水平得分及排序，如表2所示。可以看出，上海的綠色增長能力最強，在30個省市中排名第一，天津和廣東緊隨其后，位列第二和第三位。新疆、青海和甘肅的綠色增長能力較弱，在整個地區中排在末尾。

各個地區綠色增長能力綜合排名與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具有較強的一致性，綠色增長能力綜合得分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的13個省市（除重慶外）均位于中國東部地區，這些地區在因子F1和因子F3上得分較高，表明這些地區擁有較高的經濟生產效率和更加安全舒適的環境。同時東部地區由于經濟發展水平較高，財力較強，產業結構升級快，第三產業比重高，相對較早地遭遇資源環境對經濟發展的制約，導致其經濟發展中資源使用效率和環境保護力度相對較大，經驗較為豐富，呈現相對較高的綠色發展水平。

2.4 綠色增長能力聚類分析

為揭示包含在因子中能反映地區綠色增長能力的個性和共性特征信息，本文以5個主成分得分為變量，采用組內聯結法，以平方歐式距離作為度量區間標準，對30個省區的綠色增長能力進行聚類分析，30個省區的綠色增長能力被聚類成5類。

第一類，廣東。該類地區的特點是經濟生產效率高，環境質量得到改善，綠色產業發展較好。但是經濟快速增長以及人口大量聚集，導致地區的資源環境壓力加大，環境舒適度一般，土地資源稀缺且利用效率不高。

第二類，上海，天津，北京，浙江，江蘇，內蒙古，山東，寧夏，重慶，山西，陜西，河北。這類地區擁有相對完善的環境基礎設施，在生態安全因子上擁有較高的得分。其中，上海強大的經濟實力帶動了資源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綠色產業初步發展，但其所占的經濟份額還比較小。天津，北京，浙江，江蘇為第二類中的一小類，這些地區的特點是經濟生產效率較高，更加注重提高經濟增長效率和環境保護，但長期的粗放式增長導致環境污染嚴重，土地資源利用和綠色產業發展水平一般。內蒙古，山東，寧夏，重慶，山西，陜西，河北組成另外一類，這些地區自身資源優勢為綠色產業的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但技術水平限制了經濟生產效率的提高，土地資源的利用不合理，地區環境質量低于全國平均水平。

第三類，海南，吉林，遼寧，黑龍江，青海。這類地區在生態安全因子上得分最低，但是在綠色產業發展因子上得分較高。這類地區產業單一化或者資源依賴性產業所占比重較高，自身產業特點以及并不雄厚的經濟實力決定了其有限的資源能源利用效率，環境和生態保護力度較弱，綠色產業發展緩慢。

第四類，廣西，福建，江西，湖南，貴州，云南，安徽，河南，湖北，四川。這一類在經濟效率、土地生產、綠色產業發展因子上的得分都較低。這一類地區的特點是環境資源稟賦較好，環境舒適安全。尤其是廣西，福建，江西，湖南，貴州，云南等地在環境質量因子上得分很高。但是較低的經濟生產效率決定了這些地區在包括土地在內的資源能源上利用效率不高，綠色產業發展基礎薄弱。

第五類，新疆，甘肅。這類地區在各個因子上的得分都處于全國落后水平。這兩個地區屬于經濟欠發達地區，受資源環境條件、經濟發展水平、技術水平的多重制約，其實現綠色增長的壓力巨大，需要在各方面都不斷提高。

3. 結論及建議

本文以中國30個地區的綠色增長能力為研究對象，建立了綠色增長能力評價指標體系，通過因子分析和聚類分析，對中國地區的綠色增長能力進行評價，獲得如下研究結論：

（1）因子分析結果表明，經濟效率、土地生產、生態安全、環境質量和綠色產業發展是影響中國地區綠色增長能力的主要因子。對中國綠色增長能力進行評價發現，中國各個地區綠色增長能力綜合排名與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具有較強一致性，東部地區綠色增長能力高于西部地區。上海、天津和廣東的綠色增長能力較強，新疆、青海和甘肅的綠色增長能力較弱。

（2）聚類分析的結果表明，中國各地區的綠色增長能力水平可劃分成五大類，每一類省市應采取不同的策略來提升各自的綠色增長能力。其中第一類的廣東省應充分發揮自身在研發創新和環境保護領域的潛力，提升土地資源利用效率。第二類中的上海、北京、天津等地區應繼續推進產業結構調整，提升綠色產業份額，第二類其他地區應從教育和財政方面加大綠色技術的投入和研發，提升資源生產效率。第三類地區應加快綠色創新，淘汰落后產業，實現從資源依賴型地區向綠色型地區轉型。第四類地區可大力發展可持續新能源產業。繼續加大對第五類地區的財政扶持和政策傾斜，促進發展成果共享，在經濟發展同時保護環境。

篇7

關鍵詞：綠色食品產業；競爭優勢分析；結論與建議

Abstract:Green food industry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has maintained a sustained and rapid development since 1990， which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agricultural exports. However，some problems as low market concentration of industries， small-scaled enterprises，few famous brands and brand promiscuity，have restricted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China′s green food industries and enterprises，which have not the clear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the industries .By making use of the Porter diamond system in this paper，a competitive advantage evaluation model is built for the case of Heilongjiang Province. With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dex and factors weight of the green food industry，it proposes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element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relatively inferior elements to realize the goal of strengthening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the local green food industry .

Key words:green food industry;competitive advantage analysis;conclusion and suggestions

在健康、安全、保健消費觀念日益深入人心和行業間競爭更趨激烈的市場環境下，綠色（有機）食品需求旺盛且呈現持續增長態勢，黑龍江省綠色食品產業經過十幾年的發展，在國內外市場形成了一定規模和品牌優勢，并對調整農業結構、增加農民收入和促進農產品出口，起到重要推動作用。但在國際貿易壁壘堤壩筑高和多樣化的情況下，培育和發展產業競爭優勢，使影響產業競爭優勢的積極因素得到充分體現，改進和優化影響產業競爭優勢的消極因素已成為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筆者參照波特的鉆石體系，將影響競爭優勢因素進行層次分解，運用層次分析和模糊數學方法建立一個產業競爭優勢評價模型，對影響產業競爭優勢的要素做出判斷，并通過對有競爭優勢的要素進行優化及對有比較劣勢的要素進行改進，最終達到揚長補短提高產業競爭優勢的目的。

一、綠色食品產業競爭優勢模型的構建

（一）競爭優勢指標體系的設計與分析

1.生產要素

綠色食品產業具有得天獨厚的生產要素資源，我國擁有適宜綠色食品生產的自然資源和龐大勞動力資源，隨著投資額的增加，綠色食品產業的競爭優勢得到不斷增強。把生產要素分解為四個部分作為評價指標：一是總面積；二是投資額；三是自然稟賦情況；四是綠色食品企業職工人數。

2.需求條件

綠色食品產業需求條件細分為四個部分，判斷其產業競爭優勢的影響：一是食品安全；二是市場需求；三是教育程度；四是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綠色食品價格相對較高，市場需求與居民的富裕程度正相關。

3.企業戰略、結構與同業競爭

綠色食品產業發展中，不存在一種普遍適用的企業管理體制，良好的企業管理體制的選擇，不僅與綠色食品企業的內部條件和產業的性質有關，而且取決于企業所面臨的外部環境，而國內激烈的競爭，可以促進企業取得持久的、獨特的優勢地位，也有利于推動企業向外部擴張，占領國際市場。所以用市場占有率、產品出口率、資產總額和產業環境等指標來判斷企業戰略、結構與同行競爭對競爭優勢的影響。

4.相關及支持性產業

與綠色食品產業有關的方面是否具有競爭力，能否為產業發展提供良好的設施、信息及技術等方面的支持，都會影響著產業競爭優勢的進一步發揮，因此，筆者選取以下因素作為指標：一是信用環境；二是社會環境；三是技術狀況；四是中介組織。

競爭優勢的綜合評價可分為兩個因素層：一般因素層和具體因素層?；疽蛩貙樱粗鳒蕜t層B，也稱為一級指標；具體因素，即為層分準則層C，也稱為二級指標。具體因素層分值的確定分兩種情況:一是可直接獲取有關統計指標值的，可參照相應的計分區間確定分值;二是難以通過有關指標獲取數據的，則由專家打分確定。據此，構建了綠色食品產業競爭優勢指標體系結構模型（圖1）。

2.模糊評價矩陣的建立

建立主準則層模糊評價矩陣，確定評價對象的模糊評價結果：

將A作歸一化處理，可用模糊分布法對產業競爭優勢作出評價，也可將評語集Y中各類評語定標準分，最后求得產業競爭優勢模糊評價的最后得分。

3.綜合評價模型分析

識別出產業的競爭優勢之后，還應對其強度進一步評價。這樣，一方面可以對競爭優勢有一個客觀的認識，更重要的是通過評價其強度大小，可以找出制約競爭優勢的瓶頸及提高的突破口，根據各個評價指標的屬性，對經營過程中活動作適當的調整，以進一步優化和增強產業競爭優勢。

二、對黑龍江省綠色食品產業競爭優勢實證分析

（一）數據來源

1.定量數據

指標體系中類別為“總量值”和“比率值”的數據來自年黑龍江省統計年鑒或依此整理，見表1。

本文原文

2.定性數據

影響評價對象各指標的權重及指標體系中類別為“定性值”的評價值均來自對黑龍江省研究綠色食品專家的調查得出。經過對東北農業大學、東北林業大學、哈爾濱商業大學、黑龍江省綠色食品中心等專家的問卷調研得出有關評價值，取平均值整理的調研結果見表2。

由此，有40%的把握說黑龍江綠色食品產業競爭優勢強，有36%的把握說其競爭優勢一般，有24%的把握說其競爭優勢弱。根據最大隸屬度原則，可以認為黑龍江省綠色食品產業競爭優勢強。

（三）綜合評價模型分析

評價指標權重的確定，直接反映該指標在企業發展中作用的大小，并且，在其他條件一定的情況下，直接左右著評價結果，因此，指標權重的確定是科學識別和評價競爭優勢的關鍵。本文擬采用層次分析法來確定各指標的權重，即通過專家意見構造判斷矩陣，并采用特征根法求解綜合判斷矩陣，將專家經驗與數學模型結合起來確定各指標的權重，見表3、4。

按權重取值的大小衡量次準則層因素對產業競爭優勢的影響程度，并將其分為三個類別。影響綠色食品競爭優勢的因素分為關鍵因素（＞0．1）、重要因素（0．03-0．1）和一般因素(＜0．03＝，見表5。通過計算各因素對目標的影響權重與各因素的無量綱值之積，可以得出各因素的競爭力指數；它們的和反映了最終評價目標的競爭力大小，計算結果見表6。

層次分析的結果表明，黑龍江綠色食品產業的綜合競爭力指數為84．48，處于相對較高的水平，與模糊綜合評價最大隸屬度原則之下的評價結果，以40%的隸屬度判定黑龍江省綠色食品產業的競爭優勢強的結論并無二致。

三、結論與建議

黑龍江省綠色食品產業整體競爭能力指數為84．48，說明在全國具有較強的競爭優勢；在影響因素中，關鍵因素中的自然稟賦條件、種植總面積以及宣傳教育程度的競爭力指數分別為27．99、12．22和12．40，具有比較優勢，而重要因素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投資額以及一般因素中的產業環境的競爭力指數分別為5．55、5．28和0．56，處于比較劣勢。

由此可見，黑龍江省綠色食品產業競爭優勢完全由關鍵因素的強勢所形成，其一般因素、重要因素層的次準則因素的劣勢很大（如信用環境與食品安全）則成為制約黑龍江綠色食品產業優勢提升的瓶頸，進一步的分析表明，權重為0．558的生產要素層的次準則因素中無大的劣勢項目；重要程度處于第二位的需求條件層的次準則因素則整體不高，個別項目劣勢嚴重，重要度排序處于第三位的相關支持產業的次準則因素則高低波動幅度很大。因此我們認為黑龍江省綠色食品獲得競爭優勢的最主要因素來自關鍵要素的競爭力，但非關鍵因素的掣肘影響也不容忽視。下一步獲取競爭優勢要從提升重要因素中的各要素入手。重要因素中的大部分要素都是可以通過努力得以提高，而不像關鍵要素中的要素大部分優勢來自資源的獨占性。一般因素雖然對競爭優勢有影響，但因為其權重較小，難以發揮決定性作用。

在準確把握對影響黑龍江省綠色食品產業競爭優勢可持續發展的各個組成要素之后，筆者建議從政府、企業兩個方面提升綠色食品產業競爭優勢。

參考文獻:

［1］ 王德章.中國綠色食品產業發展與出口戰略研究［M］．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4.

［2］ 王德章，趙大偉，陳建梅.產業競爭優勢模型：基于黑龍江省綠色食品產業的實證研究［J］．中國工業經濟，2006（5）.

［3］ ［美］邁克爾.波特.國家競爭優勢［M］．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

［4］ Abbas.1992， How to Manage for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R］．New York:international Business Press.

［5］ Gopinath M.and T.l.and De Huu vo，1998， Investigating the Nature of World Agricultural Competitiveness［J］．U.S.，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Economic Research Service， Technical Bulletin No.1754(December).

篇8

關鍵詞 綠色食品；區域差異；泰爾指數；收斂性

[中圖分類號]F062.1；F269.2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673-0461（2016）10-0071-08

我國綠色食品產業起步于1990年，綠色食品產業從起步、成長到日益發展成熟，已經歷20多個歲月。目前，我國綠色食品市場需求持續擴大，出口額呈現大幅增長，綠色食品產業發展呈現良好勢頭。特別是2003年后，我國綠色食品銷售額和出口額實現快速增長。2003年我國綠色食品實現年銷售額725億元，而到2013年綠色食品銷售額已增長至3 625.2億元，2014年又猛增至5 480.5億元。2003～2014年間綠色食品銷售額增長了5倍，2014年實現增加額1 855.3億元。2003年至今，我國綠色食品年銷售額實現了年均21.45%的增長率。綠色食品銷售額實現快速增長的同時，綠色食品對外貿易也呈現良好的發展勢頭，在2003年我國綠色食品出口額僅為1.08億美元，到2014年，主要綠色食品出口額已增長為24.80億美元，2003～2014年間，綠色食品出口額增長了22.96倍。

綠色食品產業快速發展的同時，也呈現出明顯的區域差異特征。具體表現為有些區域綠色食品產業發展程度較高，這些地區無論是從綠色食品認證企業數、認證產品數還是綠色食品產出量均呈現較大規模，綠色食品供應充足，甚至由于區域性過剩，而出現價格下跌和產品滯銷局面；有些地區綠色食品產業發展程度低，認證企業數、認證產品數和產出數量均處于較低水平，不能很好地滿足當地市場的需求，供需矛盾較為突出。綠色食品產業發展區域差異，是各地區綠色食品供需失衡的重要原因。因此，開展對綠色食品產業發展區域差異問題的研究顯得十分必要。比較遺憾的是國內現有的文獻較少對中國綠色食品產業發展的區域差異問題進行深入的研究。在此背景下，本文利用泰爾指數對綠色食品產業發展區域差異進行測度，并實證檢驗綠色食品產業發展差異的收斂性，以期為更好地促進我國各區域綠色食品產業協調發展提供參考。

一、相關文獻回顧

國內外關于區域差異收斂研究文獻較為豐富。潘文卿（2010）在經典的σ收斂、β收斂和俱樂部收斂的分析框架內，引入地理空間因素，較為深入地探討了中國省區間增長收斂的地理空間效應[1]。趙崢（2013）利用σ收斂模型和β收斂模型檢驗了區域創新效率的收斂性[2]。張陶新（2013）通過構建碳排放的σ收斂模型和β收斂模型，對全球碳排放的區域差異及收斂性進行實證研究[3]。高毅蓉（2014）利用泰爾指數和σ收斂檢驗，分析了三次產業勞動生產率的區域差異及收斂性問題[4]。楊翔（2015）利用σ收斂模型和β收斂模型對中國制造業碳生產率差異進行收斂性檢驗[5]。陳志建（2015）利用空間滯后絕度β收斂模型對中國區域人均碳排放的收斂性進行檢驗[6]?？ú祭瓲枺–abral R，2012）利用動態面板方法，考察了墨西哥產出的絕對收斂趨勢，認為墨西哥北部地區產出的絕對收斂速度較快，而南部地區絕對收斂速度呈現遞減趨勢[7]。穆格勒（Mugera， 2012）研究了農業部門生產率趨同問題[8]。宋德曼（Sondermann， 2014）對歐盟國家間生產率收斂進行實證研究，發現雖然從總體來看，歐盟國家間生產率并沒有呈現收斂，但是某些服務部門和制造業部門生產率呈現收斂特征[9]。國內外有關區域差異收斂研究文獻，為進行綠色食品產業發展差異收斂研究提供了借鑒?？疾炀G色食品產業發展區域差異收斂，對實現綠色食品產業區域協調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本文試圖對我國綠色食品產業發展區域差異收斂進行實證考察，以期為更好地進行綠色食品產業規劃提供參考。

二、中國綠色食品產業發展區域差異現狀分析

（一）綠色食品產業發展區域比較

近年來，綠色食品認證企業數大幅提高，2014年全國綠色食品有效認證企業數達到8 700家。從綠色食品認證企業的區域分布上看，山東省有效使用綠色食品標志企業數量最多，為1 235家，其次為江蘇922家，另外浙江、黑龍江、安徽、湖北等省份綠色食品標志企業數量均在400家以上。圖1可視化分布圖所示的是2014年有效使用綠色食品標志的綠色食品企業數區域分布情況。①圖中顏色較深部分的省份綠色食品認證企業數較多，較淺區域綠色食品認證企業數較少?？梢钥闯?，有效使用綠色食品標志的企業數量較多的省份大多位于東部經濟較為發達的地區或農業基礎較好省份。2014年全國有效使用綠色食品標志的產品數達到21 153個。圖2所示的是綠色食品認證產品數的區域分布，山東省有效使用綠色食品標志產品數量最多為3 370個，其次為江蘇省和黑龍江省，分別為2 159個和1 459個。另外湖北、安徽、浙江、四川等省份也是綠色食品認證產品數量較多地區，認證產品數均超過1 000個。

從產量分布來看，綠色食品產量最大的為山東，2014年綠色食品產量達到924.5萬噸，其次為黑龍江和江蘇，產量排在前十位的還有湖北、遼寧、北京、四川、天津、甘肅和河北等省份，產量排在后幾位的省份分別為海南、山西、貴州和，其中產量為零。圖3所示的是綠色食品產出量區域分布情況。從產出量區域分布來看，綠色食品產出較高的省份，呈現兩方面特點，一是分布于北方的比南方的多，二是傳統農業發展基礎較好的省份，綠色食品產出量排序相對靠前。圖4為綠色食品產地監測面積區域分布情況，從綠色食品產地環境監測面積來看，2014年監測面積最大省份為內蒙古，實現環境監測面積10 043萬畝，其次為黑龍江和吉林，分別為7 209萬畝和3 220萬畝，環境監測面積前十省份還有青海、安徽、四川、湖北、山東、江西、新疆等，環境監測面積較大的省份大多分布于中西部地區。

（二）綠色食品產業發展區域差異測度

1.測度指標的選取與區域劃分

各地區綠色食品認證企業數、認證產品數和環境監測面積呈現明顯的差異，而這些差異集中反映于綠色食品產出量差異上，綠色食品產出是綜合反映各地區綠色食品產業發展差異的關鍵性指標。因此，本文對綠色食品產業發展差異測度建立于綠色食品產出量差異測度基礎上，以綠色食品產出量區域差異來反映綠色食品發展區域差異。

為了更為全面地考察綠色食品產業發展的差異，從全國省域層面和產區分組層面測度綠色食品產業發展的區域差異。在較多的研究文獻中，對我國的區域劃分，一般采取東、中、西部劃分或沿海內陸劃分，進而考察各地區經濟或產業發展的不同特點。但是，綠色食品產業發展狀況并沒有明顯地呈現東部沿海向西北內陸層級遞減的態勢。按照已有文獻中常用的東、中、西部劃分法，或者沿海內陸劃分法、南北方劃分法，均不能很好地表現我國綠色食品產業發展的區域分布特點。本文擬用產區劃分的方法，將我國綠色食品產業按產出量的大小劃分為不同產區，進而對產區內各省份間綠色食品產業發展差異進行測度和比較。

依據2010～2014年中國現代農業示范區綠色食品產量排序，將中國綠色食品產區分為高、中、低三個層次。依據中國綠色食品發展中心《中國綠色食品統計年報》的統計口徑數據，按五年產量平均值的大小進行先后排序，得出我國綠色食品的高產區、中產區和低產區分別為：①高產區，包括四川、黑龍江、湖南、廣東、甘肅、天津、陜西、河南、北京、山西等；②中產區，包括安徽、浙江、江西、山東、海南、湖北、青海、云南、寧夏、吉林等；③低產區，包括江蘇、廣西、上海、貴州、遼寧、內蒙古、重慶、新疆、河北、福建等。自治區由于認證綠色食品產量數據缺失，因此沒有納入統計范圍。

利用泰爾指數對綠色食品產業發展區域差異進行測度。泰爾指數計算公式為：

CE1=■■ln■ （1）

其中，xi為i省份綠色食品產出量，i=1，2，……，n，E（x）為各省份綠色食品平均產出量，n為統計的省份個數。

2.差異測度結果分析

綠色食品產業發展呈現明顯的區域差異特征。圖5報告了綠色食品產出量區域差異的泰爾指數及動態變化。從省域層面看，2014年全國各省份綠色食品產出差異的泰爾指數達到1.0430，相比于2013年的0.9564，差異有所擴大，2010～2014年，泰爾指數穩定在0.9以上，且有上升態勢，說明全國各省份綠色食品產出量存在較大的差異。從產區分組來看，2014年高產區內各省份綠色食品產出差異的泰爾指數為0.8515，中產區為0.8923，低產區為0.6956。其中低產區各省份綠色食品產出差異有逐年縮小的特征，泰爾指數由2010年的0.8098，下降至2014年的0.6956，中產區各省份間綠色食品產出差異呈現出相反的走勢，產出差異逐年擴大，泰爾指數由2010年的0.6352，擴大為2014年的0.8923。

三、綠色食品產業發展區域差異收斂性檢驗

（一）收斂模型的建立

1.綠色食品產業發展σ收斂模型

綠色食品產業發展σ收斂是指隨著時間的推移，不同省份或區域綠色食品產出的離散程度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減小。離散程度是檢驗是否存在σ收斂的重要指標，如果不同省份或區域綠色食品產出離散程度逐漸縮小，則認為存在σ收斂。標準差反映了樣本的絕對差異，而對數標準差則可用于衡量地區的相對差異，可以消除絕對水平增長對差異衡量的影響[10]。因此，本文選取標準差（σ）和對數標準差（σ系數）作為測度綠色食品產出離散程度的指標。

標準差的計算公式為：

σ=■ （2）

其中σ為n個省份的綠色食品產出的標準差，xit為i省份第t年的綠色食品產出，■t為n個省份綠色食品產出的均值。標準差越大表明樣本的離散程度越大，也即有更多的省份綠色食品產出偏離了全國的平均水平。對數標準差也稱為σ系數，其計算公式為：

σ系數=■（3）

其中lnxit為i省份t時期的綠色食品產出對數，ln■t為n個省份的綠色食品產出對數的均值。n為考察的省份總數。σ系數越大表明相對離散程度越大。

2.綠色食品產業發展的β收斂模型

綠色食品產業發展的β收斂，是指初始產量低的省份，比初始產量高的省份有更高的綠色食品產出增長率，因而經過一定的階段，綠色食品產出較低的省份會趕上產出高的省份，以達到以同樣速度發展的態勢。β收斂可分為絕對β收斂和條件β收斂兩種形式。綠色食品產業發展的條件β收斂是指控制了一些其他影響因素后，不同省份呈現一種收斂的趨勢，綠色食品產業發展的絕對β收斂是指，即使不控制條件變量不同省份也呈現收斂的趨勢[1]。本文采用條件β收斂來分析綠色食品產業發展區域差異的收斂性。借鑒Martin，X（1996）[11]提出的收斂模型，將綠色食品產業發展的條件β收斂模型表示為：

ln（yi，t /yi，t-1）=α+βln（yi，t-1）+δXit+uit（4）

其中，yi，t表示i省份在t時期的綠色食品產量，yi，t-1表示i省份在t-1時期的綠色食品產量，uit為誤差項，Xit為控制變量，如果β

（二）樣本與數據來源說明

在樣本選擇方面，由于中國臺灣、中國香港、中國澳門地區經濟社會與中國大陸存在較大差異，在樣本選擇中將這些地區排除在外，而地區由于各年綠色食品產出數據缺失較大，因此也被排除在樣本選擇之外。分別選取中國大陸30省份數據作為總體樣本和高產區、中產區、低產區等作為區域樣本，對綠色食品產業發展差異的收斂性進行分析。按2010～2014年各省份國家現代農業示范區綠色食品產出排行，將綠色食品產區分為高產區、中產區和低產區三個部分，其中處于高產區的有四川、黑龍江、湖南、廣東、甘肅、天津、陜西、河南、北京、山西等；中產區有安徽、浙江、江西、山東、海南、湖北、青海、云南、寧夏、吉林等；低產區有江蘇、廣西、上海、貴州、遼寧、內蒙古、重慶、新疆、河北、福建等。數據來源方面，作為因變量的綠色食品產出數據來源于農業部綠色食品發展研究中心的2010～2014年《綠色食品統計年報》，作為控制變量數據來源于2011～2014年《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農業統計年鑒》。

（三）變量選取

綠色食品產業發展的條件β收斂是指控制了一些其他影響因素后，不同省份呈現一種收斂的趨勢。在以上（4）式模型中，加入了控制變量，以更好地考察綠色食品產業發展的條件β收斂。依據經濟意義和綠色食品產業特點，選取了收入水平、產業集聚度以及資本、勞動力、土地等要素作為作為控制變量放入條件β收斂模型中，各控制變量說明如下：

（1）收入水平（income），用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表示。城鎮居民作為綠色食品消費的主要群體，收入水平的高低直接影響了城鎮居民的食品消費選擇，一般而言，收入水平的提高將有助于綠色食品產業的發展；

（2）產業集聚（lq），在很多研究中，通常將區位熵作為衡量地區產業集聚的重要指標，這里也用區位熵作為產業集聚的指標，公式為：

lq=■=

■（5）

（3）資本投入（asset），目前并沒有綠色食品產業固定資產投資額的相關統計數據，因此，這里用農林牧漁固定資產投資額作資本投入的替代變量加入到控制變量中。綠色食品種類劃分中，產品基本涉及農林牧漁業，因此將農林牧漁業固定資產投資額作為替代變量是可行的，農林牧漁業固定資產投資水平的提高，有助于生產性基礎設施的進一步完善，對綠色食品生產將有積極的正向影響。

（4）勞動力（labor），從事綠色食品生產的勞動力主體可分為兩類：一類為留在農村從事綠色食品原料及初級產品的農戶；一類為城鎮從事綠色食品加工的工人，這類工人很大部分為農村進城務工人員。到底有多少勞動力用于綠色食品生產，目前并沒有進行比較全面的統計，綜合考慮數據的可得性以及從事綠色食品生產勞動力的來源可能性，選取農村人口數作為勞動力的替代變量，并用labor表示。

（5）土地要素（land），目前對于依賴于土地的綠色食品原料及初級產品種植面積統計不全，這里用綠色食品產地環境監測面積代表綠色食品生產中的土地要素投入，并用land表示。

（四）實證結果分析

1.σ收斂檢驗

無論是省域層面還是高、中、低產區層面，綠色食品產出標準差均呈逐年變大趨勢。說明無論是全國省域間，還是產區內各省份之間，綠色食品產出量的絕對差異均呈擴大趨勢，不呈現收斂特征。圖6報告了綠色食品產出標準差走勢情況。2010年全國省域層面數據計算的標準差為60.12，到2014年變為503.56，且2010～2015年間標準差逐年變大，說明綠色食品產出量的絕對差異逐年增大。而從全國省域層面與產區分組層面數據的標準差比較來看，2014年高產區標準差為704.75，高于全國的503.56，中產區和低產區的標準差低于全國水平。高產區各省份間綠色食品產出的絕對差異大于全國省域間的絕對差異水平，中、低產區各省份間綠色食品產出絕對差異較小。

圖7 報告了2010～2014年綠色食品產出的σ系數的動態變化趨勢。從圖中可以看出，全國省域間總體差異的σ系數，呈逐年下降趨勢，由最大時的1.92，下降為1.83，表明全國省域間綠色食品產出的總體相對差異逐年縮小。分產區來看，高產區各省份綠色食品產出相對差異整體上高于中低產區，2014年σ系數為1.73，中產區各省份綠色食品產出相對差異呈現逐年擴大趨勢，2010年中產區的σ系數僅為1.42，此后逐年擴大，2014年中產區σ系數達到1.83。低產區各省份綠色食品產出相對差異則呈現相反的特征，相對差異逐年縮小，2010年低產區各省份綠色食品產出的σ系數為1.50，此后各年份σ系數逐年縮小，到2014年σ系數已降至1.36。從2010～2014年σ系數變動來看，各省份綠色食品產業發展總體相對差異呈現σ收斂特征。

2. β收斂檢驗

以上通過標準差和對數標準差（σ系數）對綠色食品產業發展差異的σ收斂進行檢驗，發現從標準差來看，無論是從全國省域層面還是從高、中、低產區層面來看，各省份間綠色食品產出的絕對差異逐年擴大，并沒有呈現收斂特征，相反呈現出絕對差異日益擴大的趨勢，但從對數標準差來看，全國各省份相對差異在縮小，說明各省份綠色食品產出的相對差異有逐步收斂的特征。以上僅從存量上考察綠色食品產出的收斂性，那么從增長趨勢來看，各省份綠色食品產出增長是否存在收斂態勢，通過條件β收斂檢驗，進一步考察。

（1）省域層面的β條件收斂檢驗。這里選取收入水平、產業集聚、資本、勞動力和土地等生產要素作為控制變量，對綠色食品產業發展的條件β收斂進行檢驗。為了便于比較，表1同時列出了幾種估計方法的回歸結果。但在估計方法的最終選擇上，按照以下步驟進行：模型（1）為混合回歸模型，模型（2）為固定效應模型。固定效應F統計量所對應的p值為0.0000，說明在混合回歸模型和固定效應模型之間，應該選擇固定效應模型較為合適。模型（3）為隨機效應模型，通過Hausman檢驗進一步檢驗是否應該用固定效應模型，檢驗結果顯示H=74.50，所對應的p=0.0000，說明在固定效應模型（2）和隨機效應模型（3）中應該選擇固定效應模型。但是，通過異方差檢驗、組內自相關檢驗和同期相關檢驗，發現同時存在異方差、組內自相關和同期相關情況，檢驗結果如表1下半部分所示。由于廣義最小二乘法（FGLS）能夠很好的克服這些問題，因此最終選擇廣義最小二乘法進行估計，估計結果為模型（4）。

模型（4）通過聯合顯著性F檢驗，各變量系數均較為顯著，且符合理論預期，模型估計較為合理。從模型（4）中可以看出β

（2）產區層面β條件收斂檢驗。表2報告了高、中、低產區的回歸結果，作為比較，也列出了全國省域層面數據的回歸結果。在高產區估計方法的選擇上，首先在混合回歸和固定效應模型中進行選擇，由于固定效應的F統計量為6.57，對應的p=0.001，因此在混合回歸和固定效應模型中，選擇固定效應模型較為合適。接著利用LM檢驗，在混合回歸和隨機效應模型間進行選擇，檢驗結果顯示LM檢驗統計量對應的p=1.0000，檢驗結果表明在隨機效應與混合回歸效應模型之間應該選擇混合回歸效應模型較為合適，用Hausman檢驗，在固定效應和隨機效應模型之間進行選擇，計算結果H=23.4，所對應的p=0.0001，故拒絕原假設，認為應該用固定效應模型。進一步檢驗組間異方差、同期相關及組內自相關情況，首先利用組間異方差的LR檢驗，考察是否存在組間異方差情況，檢驗結果顯示統計量所對應的p=0.0000，因此存在組間異方差；接著利用組內自相關的wald檢驗，對是否存在組內自相關情況進行檢驗，檢驗結果顯示F統計量為39.494，對應的p=0.0000，因此存在組內自相關，最后利用pesaran檢驗，對是否存在組間同期相關性進行檢驗，檢驗結果顯示p=0.0000，也存在組間同期相關的情況，因此，最終選擇廣義最小二乘法（FGLS）進行估計。中產區和低產區回歸方法的選擇過程中，也遵循同樣的步驟，結果表明中產區、低產區數據也存在組內自相關、組間同期相關和組間異方差問題，因此也選擇廣義最小二乘法（FGLS）進行估計。

表2列出了全國省域層面和高、中、低產區層面的回歸結果，結果顯示無論是全國省域層面還是高、中、低產區層面回歸結果均顯示β

四、結論性評述

本文對綠色食品產業發展區域差異收斂性進行分析，對于綠色食品產業發展差異的收斂性研究，主要是通過構建σ收斂模型和β收斂模型進行收斂性檢驗，這樣一方面通過構建σ收斂模型，也即通過標準差和對數標準差從全國省域層面和分產區層面，分別考察各省份綠色食品產出存量的絕對差異和相對差異，進而判斷各地區綠色食品產業發展絕對差異和相對差異的發展趨勢；另一方面通過構建條件β收斂模型，從綠色食品產出增長角度，來考察各省份綠色食品產業發展的收斂性。以此，從產出存量角度和增長收斂角度對各省份綠色食品產業發展差異的收斂性進行了較為全面的分析。

篇9

1.1黑龍江綠色食品營銷評價體系的建立

黑龍江綠色食品的營銷提升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它首先受制于黑龍江綠色食品產業發展的總體狀況，產業發展是綠色食品營銷活動的實體支撐，具有基礎性作用。黑龍江綠色食品的營銷還受到政府政策的影響，政府政策對其具有保護、促進和引導作用。黑龍江的綠色食品企業是綠色食品營銷活動的主體，它們的營銷能力直接決定著黑龍江綠色食品的營銷水平。而營銷績效直接反映了黑龍江綠色食品營銷的成果。基于以上分析，根據全面性、系統性、科學性和可行性的原則，本文構建了包含產業要素、政策要素、營銷能力要素和營銷績效要素四個維度共計二十一個指標的黑龍江綠色食品營銷評價體系。

1.2黑龍江綠色食品營銷評價模型

本文邀請二十位專家（包含6位農業經濟管理專家、6位市場營銷專家和8位綠色食品生產企業的中高層管理者）組成專家組對黑龍江綠色食品營銷進行分析評價。本文運用層次分析法和模糊綜合評價法相結合的定量方法，建立了黑龍江綠色食品營銷評價模型，具體步驟如下：①確定評語集。評語是對評價對象的定性描述，評語集對各級指標都是一致的。本文將評語分為五個等級:很差、較差、一般、良好和優秀，并用符號記為V={V1（優秀），V2（良好），V3（一般），V4（較差），V5（很差）}來表示[1]。②運用層次分析法確定指標權重。在建立層次結構模型以后，主要運用層次分析法對不同層次的各指標進行賦權，建立判斷矩陣時運用專家咨詢法對兩兩指標進行比較并賦值，確定權重，并進行一致性檢驗。根據層次分析法得到的各級指標的權重分別是：A={0.22，0.20，0.46，0.12}，A1={0.07，0.42，0.19，0.13，0.19}，A2={0.50，0.50}，A3={0.04，0.03，0.16，0.19，0.06，0.27，0.04，0.10，0.11}，A4={0.49，0.14，0.08，0.05，0.24}。③對定性指標和定量指標的處理。評價指標分為定量指標和定性指標。對于定量指標，本文中均為正向指標，可以由專家組根據該指標的歷史數據、同行業平均數據、標準數據等確定從優秀到很差的五級評價值。當子因素指標值vij為定量指標時，可以運用功效系數法令rij=0.1-（vij-vimax）/d，其中d=(vimax-vimin)/0.9。以企業數量為例，將全國各省份的綠色食品企業數量的最大值770作為優秀值，最小值5作為很差值，四等分確定其他評價標準值。④運用模糊綜合評價法計算評價結果。根據指標處理結果構造模糊隸屬度矩陣，依據模糊變換原理，將各因素的權重向量與模糊隸屬度矩陣進行復合運算，從而得到一級模糊綜合評價和二級模糊綜合評價的結果。各主因素層和目標層的模糊評價向量如下：B1=(0.13，0.48，0.39，0.00，0.00)，B2=(0.10，0.20，0.50，0.13，0.07)，B3=(0.07，0.31，0.33，0.23，0.06)，B4=(0.17，0.13，0.59，0.07，0.04)，B=(0.10，0.30，0.41，0.14，0.05)。

2黑龍江綠色食品營銷評價結果分析

依據最大隸屬度原則，從評價結果可知，產業要素、政策要素、營銷能力要素、營銷績效要素的模糊評價水平分別是良好、一般、一般、一般。而黑龍江綠色食品營銷的綜合評價水平是一般，還有待提高。從確定的一級指標權重來看，各要素對黑龍江綠色食品營銷水平的影響程度排序為：營銷能力要素、產業要素、政策要素、營銷績效要素，各要素的影響程度分別為0.46、0.22、0.20、0.12。這說明營銷能力要素是評價黑龍江綠色食品營銷水平最重要的要素。從產業要素來看，企業平均資產規模指標所占比重達到0.43，這說明企業的規模對產業要素影響最大。從政策要素來看，政府支持力度和市場監管力度權重各占0.50，重要程度相當。從營銷能力要素來看，營銷網絡分布和產品結構水平的權重分別是0.16、0.28、0.19，這說明營銷網絡和產品結構是影響營銷能力要素的關鍵因素。從營銷績效要素來看，市場占有率、品牌美譽度三項指標所占比重分別是0.49、0.24，最能反映營銷績效。從三級指標的綜合權重來看，營銷網絡分布、政府支持力度、市場監管力度和企業平均資產規模的綜合權重分別是0.13、0.10、0.10、0.10，這說明以上四項指標是影響黑龍江綠色食品營銷水平提升的關鍵性指標，應特別重視。產品結構、產品質量合格率、市場占有率和促銷力度的綜合權重分別是0.09、0.07、0.06、0.05，這說明以上四項指標是影響黑龍江綠色食品營銷水平提升的重要指標，應該予以關注。而其他各項指標是影響黑龍江綠色食品營銷水平的一般指標，雖然它們的綜合權重較小，也應予以重視。而從各項指標的評價結果來看，企業平均資產規模、政府支持力度和市場監管力度、產品結構和營銷網絡分布等對于黑龍江綠色食品營銷水平影響較大的指標的評價值較低。這說明企業規模偏小、政府支持和市場監管力度不夠、產品結構不合理和營銷網絡分布不均衡是制約黑龍江綠色食品營銷水平提升的主要障礙，需要從以上方面采取切實措施促進黑龍江的綠色食品營銷。

3促進黑龍江綠色食品營銷的對策

3.1加強政策支持

政府可以主辦各種形式的農產品展示和推介活動，鼓勵和組織綠色食品企業參加全國性和國際性的博覽會和展銷會。應加大宣傳力度，喚起大家的環保意識，引導大眾更新消費觀念，關注綠色食品[2]。應大力整合各綠色食品企業和農貿批發市場，布局建設現代化農產品物流中心，充分發揮它們的產品集散功能。

3.2加大市場監管力度

應盡快出臺和完善關于綠色食品標示管理、綠色食品生產經營管理和綠色食品市場經濟行為規范的的法律法規，為綠色食品市場發展創造良好的法律環境。應完善省、市、縣三級質量檢驗檢測體系，基本形成以省級檢測為主，區域性檢測為輔，以重點市縣檢測為基礎上下貫通的綠色食品質量檢驗監測服務體系[3]。應加強綠色食品質量監管，擴大監管范圍和增加監管深度，提高對企業的檢查頻率，全面推行企業自查自糾制度。

3.3壯大企業規模

應加大招商引資力度，鼓勵國內外資金投入黑龍江綠色食品的開發，促進民間資本向綠色食品產業流動，促進企業資金渠道的多元化。應加快綠色食品相關及支持產業的發展，為企業提供技術和服務支持，提升企業競爭力。中小企業要積極向名牌企業靠近、同大企業開展不同形式的聯合與協作、通過聯營聯牌、貼牌生產等方式確保企業的穩定和發展[4]。

3.4優化產品結構

企業應以市場為導向，針對不同消費群體開發綠色食品，可以為高收入階層開發價高檔綠色食品，為老年人、兒童和婦女開發高營養產品和保健產品。應積極發展綠色食品養殖業和精深加工，從而優化產品結構，增加產品附加值。應改善綠色食品包裝，創新產品的包裝設計，實現產品差異化，提高整體產品價值。

3.5拓展營銷網絡

篇10

［摘要］文章借鑒國內外權威機構及各專家學者有關綠色經濟發展評價指標體系的研究成果，結合常州市實際發展情況，構建了常州市綠色經濟發展評價指標體系，并從經濟效益、社會效益、資源環境和政策支撐四個方面對常州市綠色經濟發展進行分析和評價研究，找出影響其綠色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并據此提出相應的對策建議，促使常州市在綠色經濟發展的道路上穩健前行。

［關鍵詞］常州；綠色經濟；綠色發展評價

［DOI］10．13939/j．cnki．zgsc．2017．29．045

［作者簡介］陳澄（1994—），女，漢族，江蘇常州人，西南林業大學在讀研究生；通訊作者：付偉（1986—），女，漢族，山東青島人，西南林業大學講師，碩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生態經濟與可持續發展。

經濟社會發展至今天，傳統發展方式導致的環境污染、資源稀缺已不容忽視，“褐色經濟”難以為繼，“綠色經濟”逐漸成為世界各國的重要實踐。“綠色經濟”最早是由經濟學家皮爾斯提出的，他認為社會應該建設自然環境和人類自身可以承受的經濟。［1］在此理念下，常州市對綠色經濟發展予以高度重視，并取得了一定成果。因此，本文選取常州市為研究對象，以綠色經濟發展狀況為研究內容，引入綠色經濟發展評價指數，對常州市綠色經濟發展成果及問題進行研究，并給出相應意見，為其制定綠色經濟發展政策提供參考。

1 綠色經濟發展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及評價方法

1．1綠色經濟發展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

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即已經統計出綠色經濟發展評價使用頻率較高指標，通過借鑒已有的指標體系，結合常州市具體情況和數據的可獲得性，確定從經濟效益、社會效益、資源環境和政策支持四個方面綜合考察，確保對綠色經濟發展的水平狀況及其時間演變趨勢得到綜合性評價與分析，初步確定了常州市綠色經濟發展綜合評價指標體系。［2］

經濟效益選取包括地區生產總值、人均地區生產總值、財政收入等在內的六項指標，旨在考察近年常州市經濟發展狀況；社會效益指標選區包括城鎮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農村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登記失業率、萬人發明專利擁有量等在內的6項指標，來考察常州市居民生活水平、教育及科技水平等；資源環境選取市區人均公園綠地面積、建成區綠化覆蓋率、工業廢水及廢氣排放情況等，來反映常州市近年綠化治理及污染情況；政策支持選取市區污水池利率、工業固體廢棄物綜合利用率、節能環保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等指標，來反映近年常州市綠色經濟發展中政府的支持引導情況。

1．2基于熵值法的綠色經濟發展評價模型

數據標準化的一般方法有簡單歸一化法、向量歸一化法、線性比例變換法、極差變換發等。本文采用極差變換法進行數據的標準化處理。

本文綜合借鑒各種評價方法，選取熵值法對常州市的綠色經濟發展水平進行評價。“熵”是一個熱力學的概念，表示不確定性的量度。熵值法是一種客觀賦權法，在綜合評價中，相對于層次分析法、專家調查法等主觀賦權法更具有科學性與準確性，已有的研究文獻中，部分學者便是采用熵值法對區域的生態環境問題進行評價分析。［2］

1．3常州市綠色經濟發展評價指標體系及其權重

常州市綠色經濟發展評價指標體系及其權重見下表。

2 常州市綠色經濟發展綜合分析評價

2．1常州市綠色經濟發展已取得的成效

“國家森林城市”是目前評價一個城市綠化成績的最高榮譽，最能反映城市生態建設的整體水平。常州作為江蘇省唯一入選的城市，2016年成功榮獲“國家森林城市”的稱號，可見常州市近年綠色經濟發展還是取得了較大的成果的。

2．1．1經濟效益發展水平

21世紀以來，常州市經濟發展呈現速度不斷加快的良好勢頭。2016年實現地區生產總值5773．9億元，按可比價計算增長8．5%，經濟運行總體平穩。其中，第一產業增加值152．7億元，下降0．9%；第二產業增加值2682．3億元，增長7．4%；第三產業增加值2938．9億元，增長10．1%。三大產業結構自2015年實現由“二三一”向“三二一”的轉變后，繼續擴大第三產業優勢，產業發展愈加合理。但從橫向來看，與省內其他城市相比還存在差距。2015年，常州市地區生產總值位于江蘇省第六位，只相當于排位第一的蘇州的36%，增速也在不斷放緩，處于全省后位。

2．1．2社會效益發展水平

在經濟發展迅速的同時，常州市也實現人民生活、科技、教育等方面的逐步提升。2016年，全市城鎮化率已達到71%，不斷加大住房保障力度和完善社會福利事業。大力引進科技人才，科技進步監測居全省第四位。2015年全市教育現代化建設綜合得分88．1分，教育教學保持全省前列。

2．1．3資源環境保護能力

常州自2014年正式啟動創森工作以來，全市造林面積已超15．3萬畝，基本形成了“林水相依、林路相依、林城相依、林田相依”的城市森林格局。盡管常州市成功榮獲“國家森林城市”的稱號，但其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資源耗費和廢氣、廢水排放依然較大。2015年，工業廢水、廢氣排放量分別達12977萬噸和35061894萬標立方米，市區空氣污染指數小于100的天數占全年比例僅為67．3%，空氣問題嚴重。

2．1．4政府政策扶持力度

常州政府為城市經濟綠色發展已經出臺并實施了諸多相關法律法規，單從2015年至今，就有包括《常州市綠色建筑行動實施方案》《關于加快綠色循環低碳交通運輸發展的實施意見》（蘇政辦發〔2015〕122號）、《常州市畜牧業綠色發展規劃（2016—2020）》等多方面的政策方案，通過這些規劃的引導支持，常州市綠色經濟發展收到了實踐的果實。

2．2常州市綠色經濟發展評價分析

以下評價指數是以極差變化法和熵值法推算出的，指標評價值數值越大，情況越佳。

2．2．1經濟效益分析評價

經濟效益指數是地區經濟發展的綜合體現，經濟實力是發展綠色經濟的基礎，為了更深入地分析，將常州市2011—2015年經濟效益維度中各評價指標具體評價值的變化情況列出，如圖1所示。

由圖1可以看出，地區生產總值、財政收入、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和人均地區生產總值的評價值的變化趨勢總體是一致的，均呈逐年上升的趨勢，發展情況良好。產值結構方面，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增加值比重指標評價值下降趨勢明顯，只有2013—2014年，第三產業增加值比重指標評價值略有上升，其余均呈不同程度下降。其原因是，第二產業經過多年迅速發展擴張，產業基數較大，第三產業發展起步較晚，還處在波動發展階段，同時進入發展新常態的經濟大環境中，所以第二、第三產業增速整體表現為下降趨勢。

2．2．2社會效益分析評價

發展綠色經濟最終是為了滿足人類的需求，推動社會的進步。社會效益指數則衡量了人們生活水平的變化程度，具體指標評價值如圖2所示。其中，萬人發明專利擁有量指標評價值刻度為右邊次坐標軸，其余為主坐標軸。

在科技創新方面，從事R&D人員數指標評價值在2013—2014年有所下降，但萬人發明專利擁有量指標評價值呈穩定上升趨勢，可見創新效率在不斷提升，且兩者在2015年到達頂點，社會科技創新的意識和能力是在不斷加強的。其中，萬人發明專利擁有量指標評價值相較其他數值較大，是和它的權重有很大關系，其余五項權重均低于0．002，而該項權重達0．257。在教育方面，普通高等學校在校學生人數指標評價值有輕微波動，整體水平穩定。在人民生活方面，農村和城鎮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指標評價值均呈上升趨勢，說明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改善，同時，登記失業率指標評價值也表現良好，說明社會福利保障水平在不斷提升。

2．2．3資源環境分析評價

資源環境是人類賴以生存的基礎，資源環境指數反映了地區資源環境的狀況，地區資源擁有量、利用率越高，環境污染越小則該地綠色經濟發展水平越高，所以它是衡量地區綠色經濟發展水平的重要維度，其各評價指標評價值如下圖3所示。

為了圖表的可讀性，工業廢水、廢氣中污染物的指標評價值未在圖中顯示，但它們大致趨勢應與工業廢水、廢氣一致，所以對整體分析不會產生較大影響。在資源耗費方面，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生產綜合能源消費量指標評價值逐年下降，說明相關工業企業能源耗費在逐年上升，盡管這和工業整體發展保持一致，卻也反映了能源利用效率未能實現和產業發展的同步提高。建成區綠化覆蓋率因權重很小，指標評價值在圖中不能很好反映變化，從具體數值來看是在逐年增加的；市區人均公園綠地面積指標評價值也是在逐年上升的，綜合看來，城市的生態和景觀環境在不斷改善，綠化建設步伐有序進行。在環境污染方面，市區空氣污染指數小于100天數占全年天數的比例指標評價值有較大波動，2011—2012年呈較好水平，2013年觸底后又逐漸回升；工業廢水、廢氣排放量指標評價值變化趨勢一致，2011—2014年數值不斷上升，情況不斷好轉，2015年又有所回落。綜合反映常州市在廢水、廢氣等環境污染問題上，努力進行控制和治理，但控制力度還有待進一步加強。

2．2．4政策支持分析評價

政策支持指數主要表現在環境治理和環境投資兩個方面，反映了常州市政府為綠色經濟發展所做的努力，其具體指標評價值變化如圖4所示。

在環境治理方面，市區污水處理率指標和工業固體廢棄物綜合利用率指標的評價值因權重很小，結果不能很好反映情況，就其具體數值來看，基本是在逐年上升的，政府環境治理方面效果可見。在環境投資方面，節能環保支出占財政支出比重指標評價值波動下降，2013年略有上升，可能和圖上反映的2013年教育支出占財政支出比重指標評價值下降明顯有關，總體兩者形成變化互補，說明常州市政府在有計劃地推進文化教育和城市環境建設。

2．3常州市綠色經濟發展狀況的綜合分析評價

綠色經濟是尋求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相融相生、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一種模式，綠色經濟發展綜合評價指數融合了經濟效益、社會效益、資源環境和政策支持四大維度，反映了區域綠色經濟發展水平，具體如圖5所示。其中，綠色經濟發展綜合指數刻度為右側次坐標軸，其余為左側主坐標軸。

從圖5可以看出，綠色經濟發展綜合指數和資源環境指數的變化趨勢最相似，這與四個維度權重大小有一定關系，資源環境的權重為0．485，對綠色經濟發展綜合評價指數影響最大；社會效益權重次之，為0．306，經濟效益再次之，為0．130，它們對綜合評價結果的影響也不容忽視；政策支撐權重最小，為0．079，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綜合評價結果。

在2011—2015年，一方面，常州市經濟和社會效益基本呈穩定上升趨勢，經濟結構持續優化，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另一方面，經濟發展對工業倚重較大，而工業發展又依賴于資源消耗，且科學技術尚不能完全同步產業發展，另外，政府節能環保投資也不能穩定進行，導致資源耗費和環境污染問題難以得到根本性改善，推動綠色經濟發展依然是未來政府工作的重點。

3 常州市發展綠色經濟的政策建議

3．1重視生態環境保護，加強污染治理力度

綠色經濟發展是以生態理論和可持續發展理論為基礎的，在此理論指導下，必須加強對生態環境的保護。常州市人口持續增長，產業不斷發展，生態環境問題必將日益嚴重，長此以往將威脅到人類健康發展。這就要求政府將污染治理列為重點項目進行推進，應根據常州市的環境現狀及發展要求，以生態環境保護為根本、經濟社會發展為目的，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地構建整個常州市的綠色生存環境。常州的污染治理重點在大氣污染、水污染，對環境污染治理力度的加強，不僅要嚴格控制污染源與排放量，同時應注重環境質量的提升。［2］這也需要全體市民積極參與建設，為常州綠色發展貢獻力量。

3．2提高綠色技術水平，提升資源利用效率

推進常州市綠色經濟發展，必須加大科技創新，提高科技水平。綠色技術的應用，關鍵作用是提高資源利用率和勞動生產率，這將從根本上實現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應提供良好的綠色創新環境，鼓勵人才創新，鼓勵融資進行科研活動。政府牽頭構建技術共享平臺，支持引導研究成果的產業化轉變，對于綠色技術成熟、發展情況良好的企業給予資金支持和獎勵。

3．3加大投資力度，建設生態文明

目前，常州市的污染排放量客觀上仍然很大，有些甚至還在擴大，而節能環保投資占財政支出比重卻沒有相應提高，這就需要政府在目前治理水平的基礎上加大環保投資力度，合理分配投資金額。同時政府應加大對技術創新的補貼力度，通過優惠政策鼓勵綠色產業的發展，為生態文明奠定基礎。

3．4強化監督監管，落實環保政策

長期有效推進綠色經濟發展離不開相關法規體系，更需要加強監督監管，才能將環保政策落到實處。首先，從源頭上加以控制，加強對建設項目的環保評估，提高準入門檻，將任何高污染項目拒之門外；其次，進行全市范圍內環境質量和污染源的檢測，并長期進行監督，保證權責清晰，能及時發現并解決問題；最后，對節能環保的財政支出強化監管，防止挪為他用。［3］

參考文獻：

［1］萬志康．“綠色發展”的哲學探索［D］.揚州：揚州大學，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