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論文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經濟學家論文，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本刊的編輯約我寫一個對于那群通常被稱為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學家的工作的敘述。由于我本人也是其中的成員，也許我做不到不偏不倚。但是，我仍將努力符合編輯的要求，描述一下我們奧地利學派正在做的和想要做的事情。

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的領域是嚴格意義上的理論。他們認為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部分需要徹底變革。古典經濟學家的最重要和最著名的論點要么是根本站不住腳的，要么只有在經過重大的修正和補充后才能成立。對于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缺陷，奧地利學派和歷史學派觀點一致。但是，關于缺陷的最終原因，兩派觀點有根本的分歧，并因而展開了關于方法的激烈爭論。

歷史學派相信古典經濟學的錯誤的最終源泉是錯誤的研究方法，即幾乎完全抽象—演繹的方法，而在他們看來，政治經濟學應該僅僅——或者至少主要是——歸納的。為了完成經濟學的必要的變革，我們必須改變研究方法；我們必須放棄抽象而是專注于收集經驗材料——專心致志于歷史和統計。

奧地利則相反，他們認為古典經濟學家的錯誤僅僅是經濟學的年輕時代的普通缺陷。政治經濟學是最年輕的學科之一，而在古典經濟學時代它還要年輕，雖然它被過早地賦予了“古典”的名稱，它其實只是個新生的胚胎科學。其它任何科學都沒有一下子被全部發現，即使最偉大的天才也做不到；因此政治經濟學也沒有全部被發現——甚至古典學派也沒有做到——也就不奇怪了。他們的最大缺陷在于他們是先驅者；我們最大的優勢在于我們是后繼者。我們比先驅者們多掌握一個世紀的研究成果，我們不必采用不同的方法，為只需干得更好。歷史學派主張理論應有盡可能多的經驗材料的支持無疑是正確的；但是他們賦予收集工作異常的重要性并且希望完全擺脫抽象概括或者至少將其置于后臺卻是錯誤的。沒有概括就沒有科學。

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的大量著作是關于這個方法之爭的（1），其中Menger的《社會科學方法論》（UntersuchungenuberdieMethodederSozialwissenschaften）對于所涉及的問題的處理最為深刻和全面。這里應當指出，Menger提倡的“精確”——我更愿意稱之為“隔離”——方法，與“經驗—實在”方法一樣，絕不是純粹思辯的或者非經驗的，而是相反，全部建立在經驗基礎上的。但是，雖然方法之爭是引起世人對奧地利學派關注的主要原因，可我更愿意把它看作一個無關緊要的插曲。對于他們而言，重要的是改革實證理論。他們就像在前線一手持犁一手持劍的農民一樣，僅僅是由于他們的和平又有成效的勞動受到歷史學派的抨擊的干擾，他們才幾乎是被迫地花費部分時間和精力捍衛其立場并且解決強加于他們的方法問題。

那么，奧地利學派在實證理論領域中提出了什么新主張呢？

他們的研究的與眾不同之處從價值論開始，其核心是著名的最終效用論。這個理論可以被濃縮為三個極其簡單的命題。物品的價值是只有由擁有這些物品才能滿足的需求的重要程度衡量的。哪個滿足是取決于某個物品的可以非常簡單而且準確地通過考察不擁有該物品時哪個愿望將得不到滿足而確定。此外，顯然，被物品決定的滿足不是物品實際用于的滿足，而是個人的全部財產能夠購買的所有滿足中最不重要的那個。為什么？因為，根據實際生活中非常簡單而且確鑿無疑的審慎考慮，我們總是把財產的損失對我們的境況造成的損失轉移到最不敏感的地方。如果我們損失的是用于滿足較重要的需求的財產，我們不會犧牲滿足這個需求，而只是犧牲其它滿足較小需求的財產來彌補損失了的財產。因此，損失就落到較小的效用上，或者說——由于我們自然會犧牲所有的滿足中最不重要的那個——落到“最終效用”上。假設一個農民有三袋谷物：第一袋，A，是用于維持生計的；第二袋，B，是種子；第三袋，C，是增肥家禽的。假設第一袋A被燒毀了。該農民會因此挨餓嗎？當然不會。那么他會不會不種地了呢？當然不會。他只需把他的損失轉移到最無關緊要的地方。他會用C袋的谷物烤面包，不再增肥家禽。因此，真正取決于A袋燒毀與否的是可以替代它的最無關緊要的單位，或者如我們所說的最終效用。

眾所周知，奧地利的理論的這條基本原理一些其它經濟學家也持有。德國經濟學家Gossen在他的1854年出版的一本書中宣布了它，但當時它沒有受到任何注意（2）。以后，同一條原理幾乎同時在三個國家被三位互不相知而且不知道Gossen的經濟學家——英國的Jevons（3），奧地利學派的奠基人Menger（4），和瑞士人Walras（5）——發現。一位美國的研究者J.B.Clark教授也非常接近了這個想法（6）。但是我認為奧地利學派的獨到之處在于他們運用這一基本思想于構造經濟學理論。最終效用的想法是專家用于理解經濟生活中的最復雜的現象并且解決經濟學中最艱難問題的開門咒語。在我看來，奧地利學派的獨到的力量和特殊的意義正是在這個方面。

萬物都歸于此：我們只需在現代國家的高度發達和多樣的經濟中的復雜現象中辨別出最終效用定律如何起作用就行了。這么做開始會很費力，但卻是值得的，因為我們在這個過程中將依次遇到所有重要的理論問題，而且，最重要的是，這些問題將以最自然的形式出現，因而最容易解決。我將舉幾個最重要的情形為例——至少在不深入細節的前提下盡我所能——說明這一點。

最終效用定律的基礎，如我們所見，是出于認真細致的考慮作出的物品的特定替代。那些最易于舍棄的物品隨時會被用于填補更重要的地方的空缺。在有三袋谷物的農民的情形中，替代行為的因和果是很易于理解的。但是在高度發達的經濟關系中情況則復雜得多，因為物品的替換在方方面面都超出了同種替換。

第一個復雜之處是交換造成的。如果我僅有的過冬外衣被盜，我當然不會受凍，聽任我的健康受損，而是會用原本要花在其它地方的20元再買過冬外衣。當然，然后我會少買相當于20元的其它物品，而且我當然會少買我認為我最用不著的；也就是說其效用——與上個例子一樣——最小的；總而言之，我會舍棄最終效用。因此，取決于我是否丟失過冬外衣的其實是最可放棄的滿足，在給定的財產和收入條件下，我可能再有20美元時購買的滿足；通過交換替代，損失以及取決于它的最終效用被轉移到性質可能十分不同的其它滿足上。（7）

如果我們仔細地深入考察這個復雜之處，我們就會遇到最重要的理論問題之一：給定的物品的市場價格以及各人根據各自的不同需要和偏好對這些物品作出的主觀估價，與其財產和收入之間的關系。這里我只能簡單地指出，對這個問題的完全的解決需要細致的研究，這個研究是奧地利學派最先開展的，而且下面我將給出他們得出的結論。根據他們的研究，物品的價格或者“客觀價值”是買主和賣主根據最后效用定律作出的對于物品的不同的主觀評價的結果，而且，價格與“最后買主”的評價十分接近。眾所周知Jevons和Walras也得出了類似的價格定律。但是，他們的表述有嚴重的缺陷，而奧地利學派最先彌補了這些缺陷。奧地利學派最先找到了擺脫過去的理論——即價格取決于供給和需求——中的循環論證。無可置疑，一方面市場上的價格受到買主對物品的評估的影響，但另一方面，同樣無可置疑，在許多情況下買主的評估也受到市場狀況的影響（例如，我的過冬外衣如果能在市場上用10元買到就比用20元才能買到時的最終效用要小）；那些認為供需定律需要更加精確的心理學說明的理論家（8）通常都陷入了循環推理。他們或多或少明確地用個人的評價說明價格，而且反過來，用價格說明個人評價。當然，這樣的解決不可能是真正科學的。奧地利學派最先通過上述細致的研究從根本上揭示了實質。（9）

物品的替代性的第二個有意思和困難的復雜之處是由于生產：也就是說只要有充足的時間，需要替代的物品可以被生產出來。正如上述情況中物品是被貨幣的使用替換的一樣，它們也可以直接被生產資料的轉化替代。但是，當然用于其它目的的生產資料就少了，而且和以前一樣，生產的必然的減少將被轉移到那些最易于放棄的被認為最沒有價值的那類物品上去。

舉Walras的例子（10）：如果一個國家發現需要武器捍衛其榮譽或，它就會用原本用于其它不那么重要的物品的鐵生產武器。那么，生產武器給該國人民造成的后果就是他們損失了一些最不重要的器具；換句話說，損失落到生產武器所消耗的物質的最小效用或者最終效用上。

這一論點同樣導致以某種形式早已為人們所熟知的最重要的理論原理之一。這條原理就是，那些可以隨意地不費力地復制的東西的價值趨向于生產成本。這條原理其實是最終效用定律在給定的實際條件下的特殊情形。“生產成本”不過是物品或者其替代品被生產出來所需的材料的總和。如上所述，物品的價值是由它們的替代品的最終效用決定的，因此，只要替代品可以被隨意生產出來，產品的價值就必然與生產材料的最終效用和價值一致，或者如通常所說，與生產成本一致。

關于這種一致性的最終原因，奧地利學派有一個與過去的理論頗不相同的理論。過去的理論把成本當成原因——而且是終及原因——而把產品的價值當成結果來說明成本與價值間的關系；它假定，說明物品的價值這個科學問題只有用作為“價值的最終決定”的成本說明才能令人滿意地解決。相反，奧地利學派相信這只是全部說明的一半，而且是比較容易的一半。成本等同于物品生產所需的生產資料的價值。當生產資料（燃料，機器，租金，勞動力）上漲時并且由于此，成本也上漲；當生產資料的價值下降時并且由于此，成本也下降。因此，顯然必須首先說明生產資料的價值。有意思的是，當我們細致地貫徹說明時，它總是使我們看到，完成的產品的價值才是起因。這是因為，毫無疑問我們只有當生產資料能夠帶來有價值的產品時而且正是由于此我們才賦予生產資料較高的估價。因此，因果關系與過去的理論所說的正好相反。過去的理論把產品的價值作為結果加以說明，而把成本——也就是生產資料的價值——作為原因，并且認為不必進一步說明。而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發現：第一，生產資料的價值首先需要說明；第二，做出了這一說明而且理清了復雜的關系之網后，人們最終發現生產資料的價值才是結果，而產品的價值才是原因。

我清楚地知道這個論點許多讀者初看上去會覺得很奇怪。我在這里無法闡述它甚至無法澄清常見的一些誤解。我只提一點。在某些生產資料的真正因果關系出于某種理由顯而易見時，過去的理論也承認這條原理；例如，就表現為地租的土地使用的價值而言，AdamSmith指出土地產品的價格并不取決于地租的價格而是相反。同樣，沒有人會認為銅價昂貴是由于銅礦公司股票價格高昂；而是銅礦及其股票的價值在銅昂貴時也高昂。正如不可能一條河里的水會向山上流而另一條河的水向下流一樣，不同種類的生產資料中的因果關系也不會相反。定律對于一切生產資料都是相同的。區別僅僅在于，在某些生產資料的情形中真正的因果關系很容易看出來，而在另一些情形中，由于情況復雜，很難看出來。在那些欺騙性的假象導致相反的說明的情形中也確立定律是奧地利學派的重要貢獻之一。

也許這正是最重要的。每個政治經濟學家都知道生產成本在政治經濟學理論中起多大的作用——在生產理論中不亞于在價值和價格理論中，在價值和價格理論中又不亞于在分配、租金、資本收益、國際貿易等等的理論中。可以放心地說，我們在說明經濟生活中的任何一個重要現象時都被迫直接或間接地訴諸生產成本。而這里出現了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用于說明其它現象的生產成本又在現象體系及其說明中處于什么地位呢？它是不是個所有其余的價值現象都圍繞著它轉動的固定的絕對的中心點？還是成本也就是生產資料的價值——雖然有種種矛盾的表象——是可變的、是被產品的價值決定的？

這個問題對于政治經濟學的根本意義就像托勒密體系與哥白尼體系之爭對于天文學的意義一樣。每個小孩子都知道太陽和地球在相互轉動，但今天人們不必成為天文學家就知道是地球繞著太陽轉還是太陽繞著地球轉。在產品的價值和生產資料的價值之間存在著同樣顯而易見不容置疑的關系。但是，任何想理解這一關系以及依賴于該關系的無數現象的人都必須知道是產品的價值決定生產資料的價值還是相反。任何想成為經濟學家的人都必須首先明確地回答這個問題。迄今為止幾乎被普遍采納的折衷行不通。在科學體系中我們不能一會兒說地球繞太陽轉一會兒說太陽繞地球轉。因此，任何人要是希望主張生產成本是“價值的最終決定因素”可以繼續這么做；但是他會發現這么做不像以前那么容易了。我們將公正地期望他試圖說明源頭，用他的原理完滿一致地說明價值特別是生產資料的價值的現象。也許，如果他認真對待這一任務，他會發現困難重重。如果他自己發現不了這些困難，他也必須至少考慮其它人在同一深度上遇到的困難——他們正是由于這些困難最終轉而試圖根據相反的原理說明價值現象。無論如何，經濟學理論的這一部分今后將得到比從前多得多的細心和深刻的研究，除非我們的科學想接受長期以來十分經常加諸它的污蔑，即它是關于經濟事物的喧囂而不是真正的重要的科學。(11)

成本與價值的關系問題其實只是一個更加一般得多的問題——在生產同一個于我們有用的效用中的互有因果關系的物品的價值之間的關系的問題——的一個具體形式。能夠生產一件外衣的材料能夠提供的效用顯然等同于成品外衣將提供的效用。由此顯而易見，通過同一個效用對我們的處境產生影響的一個或者一些物品必然在價值上也處于規則的固定不變的關系。這一規則的關系最早由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用清晰和全面的形式表達；它以前只是在“生產成本”的名義下以非常不令人滿意的方式得到過研究。然而，這個普遍的而且重要的命題還有一個同樣重要的有意義的推論，卻從來沒有在關于成本問題的經濟學理論中得到任何關注。很常見，幾個物品同時結合在一起產生一個效用；例如，紙、筆和墨一起用于寫字；針和線用于縫紉；農具、種子、土地和勞動力一起用于糧食生產。Menger把處于這些關系中的物品稱為“互補物”（complementarygoods）。這就出現了一個既自然又困難的問題：這里的共同效用如何分配到各個互補要素上？什么定律決定每個要素的比例價值和價格？

這個問題的命運迄今一直是十分引人注目的。舊的理論根本沒有把它當作一般性問題，但卻被迫逐個決定潛在地取決于這個問題的許多具體問題。財產的分配的問題特別需要這樣的決定。鑒于好幾個生產要素——土地，資本，雇傭勞力，以及雇主本人的勞動——合作生產產品，因此各個要素應占價值的多少部分的問題顯然是上述一般問題的特殊情形。

那么，這些具體問題是怎么決定的呢？每個要素都由其自身決定，與別的要素無關，最后形成一個完整的循環。過程是這樣的：如果要說明租金，那么租金就等于支付了生產費用之后給土地剩余的部分，這里的生產成本包括所有其它費用——資本，勞動力和經理人員的利潤。這里所有其它因素的作用都被認為是固定的或者已知的，而且土地被當作根據產品數量變化的剩余量撇在一旁。如果隨后在另一章里需要確定企業家的利潤，那么人們又假定，把所有其它要素支付了以后的剩余就是他的收入。這時候土地的租金又與勞動、資本等等一樣被視為固定的了，而企業家的利潤則被認為是隨著生產量上升或下降的可變量了。資本在第三章以完全一樣的方式被研究。Ricardo說，資本家得到的是支付了工資后的剩余。似乎是為了嘲諷所有這些經典教條，最后，MrF.A.Walker先生說勞動者得到的是支付了所有其它要素之后的剩余——面面俱到了。

很容易看出這些陳述是循環論證，也很容易看出它們為什么如此。論者根本就沒有以一般的形式表述問題。他們有幾個未知量需要確定，他們沒有去抓住問題的關鍵探究普遍原理并且運用原理可以把共同的經濟后果分解為組成部分，而是回避基本問題——普遍原理的問題。他們把研究活動割裂開，并且在片面的研究中每次研究某個量時把其它量當成暫時已知的。他們無視這樣一個事實：僅僅幾頁前或幾頁后他們又把已知的當未知把未知當已知。

古典學派之后是歷史學派。如人們經常所見，他們采取可疑的傲慢態度，并且聲稱他們沒能力解決的問題是不可解的。例如，他們認為一般而言不可能說一個雕像的價值有百分之多少來自雕塑者百分之多少來自大理石。

其實，只要正確地表述這個問題，即如果我們希望分離經濟的而不是物理的組成部分，這個問題就可解了。它實際上在任何一個合乎理性的企業中都被農業或工業企業家解決了；而理論只要正確地仔細地反映現實就能夠發現理論答案。最終效用理論在這方面最為直截了當。這是老調重彈。只要正確地觀察每個組成部分的最終效用，或者說每個組成部分的存在或不存在會添加或減少什么效用，只要如此研究下去就自然而然地解決據說不可解的問題。奧地利學派最早作出這方面的努力。Menger和本文作者以TheoriederkomplementarenGuter（互補物品理論）為題討論了這個問題；Wieser以TheoriederZurechnung（貢獻理論）為題討論了同一個問題。尤其是后者，以令人欽佩的方式表明了應如何提出問題以及如何解決問題；Menger在我看來則是興高采烈地指出解決的方法（12）。

我曾稱互補物品定律為成本定律的逆定律。前者澄清了從同時的起因——幾個因素產生同一個效用時的同時合作——中產生的價值，而成本定律則說明了從時間和因果關系順序——從接續的幾個因素的因果依賴性——中產生的價值。“通過前者，由協作的要素的相互的價值關系組成的復雜的網的網眼——這么說吧，網眼的長度和寬度——就被澄清了；而通過后者我們澄清了網眼的深度；但是兩個過程都符合無所不包的最終效用定律，兩個定律都不過是對于特定問題的特定應用。”(13)

做了這些準備之后，奧地利學派最終處理分配問題。這里他們不過是把一般的理論定律應用于一系列特殊的問題，而這些一般定律是通過漫長的但卓有成效的準備工作為人所知的。土地，勞動力和資本都是生產的互補因素。它們的價格，或者說租金、工資和利率，都由那些決定生產資料的價值的定律和互補物品的定律的結合直接得出。奧地利學派關于這些問題的特定觀點我這里就不敘述了。即使我想，我也做不到在這篇文章中對他們的結論給出任何恰當的陳述，更不必說展開了；我將僅限于給出對他們論述的問題以及——如果可能——他們的工作所賴的精神的簡要敘述。因此，我將僅僅簡要地指出，他們建立了一個新的全面的資本理論(14)，在其中他們構建了新的工資理論(15)，此外還重新解決了企業家利潤(16)和租金(17)的問題。借助于最終效用理論，最后提到的那個問題得到了簡單容易的解答，它證實了Ricardo的理論的實際結論并且在許多細節上都論證得更加細致了。

當然，決非最終效用定律的所有可能的應用都作出了。說它們剛剛開始更正確。這里我可以順便提一下，一些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試圖將該定律運用于金融領域（18），另一些人則運用于法學的某些困難又深刻的問題（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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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與進一步的研究有關的是，人們克服了巨大的困難改進了科學必需的工具以澄清最重要的基本概念。如經常所見，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在一個看上去極為平常簡單的領域作出了極大的改進和更正，而關于這個領域，幾個國家的文獻——例如英國的文獻——很少論及。我指的是經濟品（economicgoods）的概念。Menger交給經濟科學一個邏輯工具，這就是既簡單又富有啟發的物品替代（Guterordnungen）的概念（20），這個概念在所有未來的研究中都有用。本文作者特別致力于分析一個似乎最簡單但卻是最模糊和誤用的概念：物品的用途（GebrauchderGuter）的概念（21）。

相反，應用政治經濟學的問題剛剛開始由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討論（22）。但是，這絕不意味著他們不知道經濟生活的實際需求，更不意味著他們不想把他們的抽象理論與實際相聯系。事實正好相反。但是只有先建好房子才能布置房間，而只要我們仍忙于建立理論的框架，我們就不必投身于同樣消耗時間的大量的實際問題。我們對于這些問題有我們的觀點，我們講授它們，但我們目前所寫的文章幾乎全部都是關于理論問題的，因為這些問題不僅是基本問題，而且歷史學派對他們的長期無視還必須得到彌補。

那么，說這許多到底有什么意義呢？一些人談論關于商品、價值、成本、資本和其它問題對于經濟科學本身有意味著什么呢？到底有沒有意義呢？在回答這些問題時，由于我本人屬于被討論的這群人，我感到有些尷尬。因此，我必須限于陳述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作為整體是什么樣的人，正在試圖做什么；而其它人可以判斷他們是否成功。

他們苦苦追求的是經濟學理論的一種復興。舊的古典理論，雖然在當時很值得景仰，卻只是一些相互間關系不明確的而且與人類科學的基本原理之間的關系也不明確的一些片段認識。我們的知識最多只能是修補，而且永遠將是如此。但就古典理論而言這個特征尤為顯著。先輩天才的洞察使他們發現了紛雜的經濟現象中的一些規律，而且，雖然困難重重，他們也試圖理解這些規律。而且他們也都或多或少地從表面深入到了原理中。但在某個深度之外，他們無一例外地迷失了方向。無疑，古典經濟學家清楚地知道他們的所有的說明必須被追溯到哪一點——人們對其自身利益的關注，這種關注并沒有受到利它動機的干擾，仍然是所有經濟行動的最終的驅動力量。但是由于說明的中間項——人們在確定產品的價格、工資、租金等等時的實際行為應該與對效用的關注的基本動機正是通過這一中間項聯系起來——的某個狀況，這個中間項一直是錯誤的。這個狀況是這樣的。一個與世隔絕的人只和物品打交道；而在現代經濟生活中，我們必須與物品還有我們——通過交換、合作等等方式——獲得我們所使用的物品的人。當我們成功地表明我們的處境與物質產品之間存在的關系以及我們對待我們的處境的態度要求我們如何對待這些物質產品時，與世隔絕的人的經濟就得到說明了。而為了說明現代經濟，顯然需要兩個過程：第一，和與世隔絕的人經濟的情形一樣，我們必須理解我們的利益與外在物品的關系；第二，我們必須試圖理解當我們的利益與其它人的利益糾纏在一起時我們據以追求我們的利益的定律。

沒有一個人會認為這第二個過程不復雜——古典經濟學家也不會。但是他們嚴重低估了第一個過程的困難。他們認為人與外部物品的關系沒有什么需要說明的，或者更準確地說，沒有什么需要決定的。人們需要物品滿足其欲望；人們想得到物品，并且根據他們的效用賦予其不同的使用價值。這就是古典經濟學家關于人與物品的關系所知道的和教導的。盡管交換價值從AdamSmith到Macvane先生的時代一直被廣泛地討論和說明，但人們通常不考慮使用價值，而且經常還說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無關。

但事實是人與物品的關系決不是這么簡單和單一。最終效用的現論在生產成本、互補物品等方面的應用表明我們的境況與物品的關系可能有無窮的方面，而所有這些方面都對于我們是否用該物品交換其它物品有影響。古典理論的最大的也是最致命的缺陷正在這里；它試圖表明我們在與其它人的關系中如何追求我們的物質利益，但它卻未能徹底地理解利益概念本身。自然這些說明的嘗試都是不連貫的。說明的兩個過程必須像機器的兩個齒輪一樣匹配。但是，由于古典經濟學家對第一個齒輪的形狀和嵌齒應該是怎樣一無所知，他們當然無法正確地構造第二個齒輪。因此，在一定的深度以外，他們的說明就都成為一些陳辭濫調了，而且這些說明在其推廣中是錯誤的。

這就是理論的復興的必然的出發點，而且由于Jevons及其追隨者以及奧地利學派的努力，復興已經開始了。對于一切復雜的經濟學說明必然最終導致的經濟學的最一般和最基本的那部分，我們必須用真正的科學研究取代不夠專業的只言片語。如果我們想正確地理解發達的經濟秩序的全貌，我們必須細致地研究局部。這是一切科學都或遲或早達到的轉折點。我們開始時毫無例外地總是考察最重要的和最引人注目的現象，忽略細微的日常現象。但是，總有一天我們會驚奇地發現宏觀世界的復雜和不解之謎在最小的顯然也是最簡單的要素上以更加奇特的方式發生——這時我們明白我們必須在對微觀世界的研究中發現理解宏觀想象的鑰匙。物理學家最早研究天體的運動；今天他們卻最多地致力于分子和原子理論，而且我們現在在自然科學中最寄希望于化學的細節帶來通向對于整個科學的最終理解的重要進展。在有機世界中，最高度發達的最龐大的有機體一度引起人們的最大興趣。今天，人們感興趣的是最簡單的微生物。我們研究細胞和阿米巴蟲的結構，到處尋找細菌。我確信在經濟學理論中也是如此。最終效用理論的意義不在于它比眾多的其它的早期的價值理論更加正確，而在于它標志著對經濟現象科學中的那個關鍵的轉折點的逼近。它表明了在表面上看來簡單的人與外在物品的關系中存在極為復雜的關系；這些復雜的關系背后存在不變的定律，發現這些定律需要研究者付出心血；但在發現過程中，對人在與它人的經濟關系中的行為的研究也就大部分完成了。屋里點亮的蠟燭照亮了屋外。

當然，對于許多自稱為政治經濟學家的人來說，發現在他們一直辛勤耕耘的領域之外要增加一個新的領域——一個廣闊的而且需要大量勞動的領域——可能會使他們感到吃驚、不便和不快。一直以來用“供應和需求”或者“成本”的陳詞濫調說明價格現象多么方便啊！現在，突然間，這些支柱倒塌了，我們被迫大大深化基礎，而這需要大量艱苦的勞動。

不論是否不便，我們的唯一選擇是做那些前輩們忽略了的工作。古典經濟學家們的熟視無睹是情有可原的。在他們那個時代，一切都是新的和未被發現的，隨便在哪里做科學研究都會帶來豐碩的結果。但現在不同了。首先，我們是后來者而不是先驅者，我們沒有先驅者的優勢：要求更高了。如果我們不想繼續落后于其它科學，我們也必須在我們的學科中引進我們現在還不具備的嚴格的規范。我們千萬不可洋洋得意。當然，每門科學中隨時都可能有錯誤和遺漏發生；但是我們的“體系”仍然充斥著陳腐的膚淺的錯誤，這類錯誤隨處可見是一門科學處于原始階段的確鑿標志。我們的研究在觸及實質之前就迷失在煙霧之中；我們的研究在遇到困難時立即變得空洞無物；最重要的問題甚至還沒有被表述；我們毫不掩飾地循環論證；不僅在同一體系中，甚至在同一章節中，都有關于同一個問題的相互矛盾的理論；我們被混亂模糊的術語引向顯而易見的錯誤和誤解——這一切失誤在我們的科學中頻繁發生，幾乎成了特征了。我很容易理解為什么其它科學的遵守嚴格規范的代表人物懷著遺憾看待許多政治經濟學的著名著作，并且否認政治經濟學具有真正科學的性質。

這種狀況必須而且應該改變。在過去40年間主宰了整個德國的歷史學派在這方面沒有做任何事。相反，由于它對“抽象”推理的盲目恐懼以及它的廉價的懷疑——它在經濟學的幾乎每一個重要方面都宣稱問題是“不可解的”而且發現科學定律的努力是毫無希望的——，它一直極大地阻撓了這方面的微薄努力。我并沒有忽視他們在在提供經驗數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未來將公正地表明他們如何出于片面的熱情在一方面做了許多而在另一方面損害了許多。

但是古典學派和歷史學派忽略了的奧地利學派今天正在努力完成。他們在戰斗中并不孤立。在英國，自從Jevons以來，這位偉大的思想家的同事和追隨者正在進行他開創的與奧地利學派相似的研究；而全世界有很多的研究者由于受到Jevons和奧地利學派的激勵，最近都接受了新思想。荷蘭文的文獻幾乎完全是這類研究；它們在法國、丹麥和瑞典也開始為人接受。他們在意大利和美國的文獻中逐日傳播；甚至在歷史學派的老巢德國，新思想一寸一寸地在與歷史學派的抵抗斗爭中奪取著陣地，現在已經占據了強大又有影響的地位。

難道這個有如此的吸引力的趨勢只是個錯誤嗎？難道它不是來源于經濟學的需要并且滿足了這個需要嗎？這個需要長期被錯誤的方法壓制，但最終人們依然感覺得到——這就是對真正的科學深度的需要。

NOTES:

1.Menger,UntersuchungenuberdieMethodederSozialwissenschaften,1883;DieIrrthumerdesHistorismusinderdeutschenNationaokonomie,1884;GrundzugeeinerClassificationderWirtschaftswissenschaften,inConrad''''sJahrbuhfurNationalokonomieundStatistik,N.F.,vol.xix,1889;Sax,DasWesenunddieAufgabederNationalokonomie,1884;Philippovich,UeberAufgabeundMethodederpolitischenOekonomie,1886;Bohm-Bawerk,GrundzugederTheoriedeswirschaftlichenGuterwerths,inConrad''''sJahrbuch,N.F.,vol.xiii,1886,pp.480,etseq.;reviewofBrentano''''sClassischeNationalokonomieintheGottingerGelehrtenAnzeigen,1-6,1889;reviewofSchmoller''''sLitteraturgeschichteinConrad''''sJahrbuch,N.F.,vol.xx,translatedinAnnalsoftheAmericanAcademy,vol.1,no.2,October1890.

2.EntwickelungderGosetzedesmenschlichenVerkehrs.

3.TheoryofPoliticalEconomy,1871,2nd,ed.,1879.

4.GrundsatzederVolkswirthschafslehre,1871.

5.Elementsd''''EconomiePolitiquePure,1874.

6."Philosophyofvalue"intheNewEnglander,July,1881.ProfessorClarkwasnotthenfamiliar,ashetellsme,withtheworksofJevonsandMenger.

7.Bohm-Bawerk,Grundzuge,pp.38and49;Wieser,DerNaturlicheWerth,1889,pp.46etseq.

8.AsforexampleinGermany,thehighestauthorityonthetheoryofprice,Hermann;cf.Bohm-Bawerk,Grundzuge,pp.516,527.

9.Austrianliteratureonthesubjectofprice;Menger,GrundsatzedeVolkswirtschaftslehre,p.142,etseq.,Bohm-Bawerk,GrunzugederTheoriedeswirschaftlichenGuterwerths,PartII,Conrad''''sJahrbuch,N.F.,vol.xiii,p.477etseq.,andonthepointtoucheduponinthetext,especially,p.516;Wieser,Der

naturlicheWerth,pp.37etseq.;Sax,GrundlegungdertheoretischenStaatswirtschaft,1887,pp.276etseq.,Zucherkandl,ZurTheoriedesPreises,1889.IwillnotlosethisopportunitytorefertotheexcellentaccountgivenbyDrJames

Bonar,someyearsago,oftheAustrialeconomistsandtheirviewsofvalueinthe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Oct.1888.

10.DerNaturlicheWerth,p.170

11.Austrianliteratureontherelationofcostandvalue;Menger,Grundsatze,pp.123etseq.;Weiser,UeberdenUrsprungunddieHauptgesetzedeswirtschaftlichenWerthes,1884,pp.139etseq.;DernaturlicheWerth,pp.164etseq.;Bohm-Bawerk,

Grundsuge,pp.61etseq.,534etseq.;PositiveTheoriedesKapitals,1889,pp.189etseq.,234etseq.

12.Menger,Grundstze,pp.138etseq.Bohm-Bawerk,Grundzuge,PartI,pp.56etseq.,PositiveTheorie,pp.178etseq.;Wieser,DernaturlicheWerth,pp.67etseq.

13.Bohm-Bawerk,PositiveTheorie,p.201.

14.Bohm-Bawerk,KapitalundKapitalzins:I.GeschichteundKritikderKapitalisinstheorien,1884.[TranslatedintoEnglish,withaprefacebyW.Smart,1890]II.PositiveTheoriedesKapitales,1889;differingfromtheolderteachingofMenger''''sGrundsatze,pp.143etseq.

15.Bohm-Bawerk,PositiveTheorie,passim,andpp.450-452.

16.Mataja,DerUnternehmergewinn,1884;Gross,DieLehrevomUnternehmergewinn,1884.

17.Menger,Grundsatze,pp.133etseq.;Wieser,DernaturlichteWerth,pp.112etseq.;Bohm-Bawerk,PositiveTheorie,pp.380etseq.

18.RobertMeyer,DiePrincipiendergerechtenBesteuerung,1884;Sax,Grundlegung,1887;Wieser,DernaturlicheWerth,pp.209etseq.

19.Mataja,DasRechtdesSchadenersatzes,1888;Seidler,"DieGeldstrafevomvolkswirtschaftlichenundsozialpolitischenGesichtspunkt"Conrad''''sJahrbuch,N.F.,vol.xx,1890.

20.Menger,Grundsatze,pp.8etseq.

篇2

我國醫學類院校最早成立統計學本科專業的是第四軍醫大學,隨后中山大學、濰坊醫學院、濱州醫學院等院校也相繼成立了統計學本科專業。該專業培養目標是培養適應未來經濟社會與科技發展需要,德、智、體、美等全面和i皆發展,掌握統計學的基本理論和方法,可熟練運用計算機分析數據,能在衛生行政機關、衛生防疫及醫藥相關部門從事統計調査、統計分析工作,或在醫藥衛生、教育機構從事科研與教學等工作的應用型專門人才。我院統計學專業本科(衛生統計方向)自2006年開始招生,其培養友案涉及的主干課程可分為醫學類(含基礎醫學_、臨床醫學和預防醫學)、統計類、數學類、經濟管理類、計算機類、外語及人文社會科學7類課程。其中計量經濟學課程作為經濟管理類的核心課程之一,屬于統計學專業的必修課程。本課程的學習使學生在已經學習的統計學和經濟學的基礎上進一步理解、掌握計量經濟分析的方法和基礎理論,通過模型研究經濟問題的數量規律,對經濟問題的前景做出正確的預測,提高學生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以及運用統計學理論與方法分析、解決相關領域實際問題的能力。傳統的計量經濟學課程評價采用的是終結性評價,即學生成績由期末考試卷面成績和平時成績(含考勤、作業)組成。多年的教學實踐表明,終結性評價存在重視結果而忽略過程、評價主體單一化、評價內容缺乏全面性等諸多缺陷,而“一考定乾坤“的不公平評價方式也給學生帶來了負面的影響,造成一定的考前突擊、考試作弊現象ra,不利于教學質量和學生素質的提高。迄今為止,尚沒有形成性評價在計量經濟學課程中應用的文獻,但形成性評價在其他學科教學中的廣泛應用表明,它對學生成績的提高具有明顯效果,使學生的學習動機和學習自信心得到增強M。因此,有必要對計量經濟學課程應用形成性評價的具體方案進行探討。

2調查結果分析

自制“計量經濟學課程形成性評價調查問卷”調查學生對形成性評價的認識、態度等,以便改進。在2011級開設計量經濟學課程的本科學生中,抽取兩個班級進行整群調査。發放調査問卷80份,收回有效問卷80份,有效問卷回收率100%。調i。問卷調査結果顯示,首先是認識方面,91.25%的學生認為形成性評價的主體應該是教師與學生相結合;其次是態度方面,90.00%的學生對計量經濟學這門課程感興趣,98.75%的學生認為計量經濟學考核實行形成性評價有必要和很有必要;再次是授課效果評價方面,87.50%的學生對教師授課的總體評價是優;最后從結果來看,95.00%的學生認為通過本學期的學習,對計量經濟學的掌握有進步,87.50%的學生自我評價分數達80分及以上。由此可見,在計量經濟學考核中實施形成性評價得到了絕大多數學生的支持,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在保證教師評價與學生自我評價相結合的基礎上,充分貫徹了“以學生為中心”的教育理念,可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和信心,增強學習效果,促進教學質量和學生素質的提高。

3結語

篇3

使用價值是價值的最基本形態，勞動價值是建立在使用價值基礎之上的另一種價值形態，因此要把價值理論推向自然科學領域，必須首先解決使用價值的統一度量問題，為此必須對使用價值本身進行辯證分析。

一、關于使用價值統一度量可能性的爭論

長期以來，人們被使用價值復雜的表現形式所迷惑，看不到它們在深層次上的統一特性或通約性。許多人認為不同形式的使用價值之間沒有任何共同的東西，因而根本不可能進行統一度量。有人甚至聲稱自己用“邏輯論證的方法”在理論上完全否定了統一度量的可能性。

人們之所以會否定使用價值統一度量的可能性，主要基于如下原因：

1.使用價值主體特性的不確定性。它是指事物對于不同生理、心理和精神素質的使用主體將表現出不同的使用價值，事物對于同一使用主體的不同生理、心理和精神方面的變化狀態也將表現出不同的使用價值。使用價值的主體特性決定了任何事物的使用價值會隨著使用者素質和狀態的變化而變化，表現出較大的模糊性和不確定性。

2.使用價值客體特性的復雜性和多樣性。它是指不同品質特性的事物對于使用者將表現出不同的使用價值。事物的品質特性是復雜多樣的，可以分別用物理的、化學的或數學的方法來描述和度量，如物體的幾何尺寸可用“米”來度量，質量可用“千克”來度量，化學能量可用“焦耳”來度量。

3.使用價值介體特性的可變換性。它是指事物對于不同的環境條件將表現出不同的使用價值，對于同一環境條件下在不同的時間與空間區域內也將表現出不同的使用價值。使用價值的介體特性的可變換性，使事物的使用價值表現出較大的不確定性。

4.主觀使用價值與客觀使用價值的不同步性。它是指主觀使用價值總是或多或少地偏離客觀使用價值。主觀使用價值是客觀使用價值的主觀反映反映，其大小受個人的生理、心理和精神因素的影響，必然會隨著人的欲望、感情和情緒等因素的變化而變化，具有較大的主觀隨意性。

事實上，使用價值的以上四種特性只能說明使用價值的復雜性，而不能說明使用價值不能進行統一度量。

二、使用價值判斷的客觀標準

評估事物價值的標準稱之為價值判斷標準。如果以主體的意識、欲望、感情和情緒等因素作為評估事物價值的標準，稱之為主觀價值判斷標準，它是客觀價值標準的主觀反映。然而，主觀價值判斷標準是否受一定客觀前提和基礎的制約？在主觀價值標準后面是否還存在一個決定它們的統一的、科學的、客觀的標準系統，即“標準的標準”？這個問題不僅是價值理論也是整個哲學中最困惑的問題之一。目前的價值理論存在三種主要錯誤傾向：①完全否定價值判斷標準的存在；②只承認主觀價值判斷標準，完全否認客觀價值判斷標準的存在；③雖然承認客觀價值判斷標準，但無法找出這個隱秘在深層的“標準的標準”，或不能完整地、準確地認識和掌握它。完全否定價值判斷標準的思想是一種價值虛無主義，它把價值現象看作是一種虛擬的東西，沒有實實在在的意義，它更看不到價值判斷標準的存在。數西方哲學家認為，人們的評價和價值判斷標準都超不出主體的意愿和觀念，此外并無客觀基礎。他們甚至通過“邏輯的論證”指出，一切評價標準的前提都是一個“應該怎樣”的主觀假定，它的終極前提也只能是這樣的假定，要想通過指出其客觀基礎來解決問題幾乎“是不可想象的”（羅素語），從而從根本上否認客觀價值判斷標準的存在。些學者認為，主觀價值判斷標準與客觀價值判斷標準是可以而且應該加以區分的。主觀價值判斷標準實際上只是主體頭腦和意識中的“應該”和“想要”；而客觀價值判斷標準則是主體的現實存在、結構及其生存發展的客觀需要和能力，即主體真實的“需要“和“應該”，這個客觀的價值判斷標準以存在決定意識和實踐檢驗思想的方式，決定和制約著主觀價值判斷標準。然而，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客觀價值判斷標準，目前的理論界爭論甚多：有人認為“主體需要和外部現實是價值判斷標準的客觀基礎”，有人認為“主體的利益是價值判斷標準的客觀基礎”等等。事實證明，上述的“客觀標準”并不是最基礎的，那么，這個最基礎的客觀標準，即“標準的標準”又是什么呢？

根據拙著《統一價值論》的“最大本質力法則”可知：人類主體的根本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發展自己的本質力，衡量任何事物對于人類主體的價值大小關鍵要看這一事物對于維持和發展人類主體的本質力所產生的影響程度。由此得出：

價值判斷的客觀標準：判斷任何事物對于主體價值的客觀標準是主體的本質力，對于個人來說就是個人勞動能力（即判斷事物對于個人的使用價值大小，要看該事物是否有利于維持和發展個人的勞動能力），對于集體來說就是集體生產力，對于社會來說就是社會生產力。

三、使用價值的統一度量

使用價值可分為生活資料使用價值與生產資料使用價值兩大類，每一類分別針對著不同的人類主體，服務于不同的客觀目的，因而有不同的評價標準。其中，生活資料是服務于個人消費過程的，其使用價值是以個人勞動能力為評價標準；生產資料是服務于集體的生產過程，其使用價值是以集體生產力為客觀評價標準。

1、生活資料使用價值的統一度量。由于擁有生產資料的個人稱為“單人集體”，而把它歸為集體的范疇，因此“純粹的個人”只與生活資料相結合，生活資料使用價值只針對個人而言，只服務于個人的消費過程，以維持和發展個人的勞動能力。根據《統一價值論》，生活資料使用價值首先通過消費過程轉化為人的勞動潛能，再在勞動過程轉化為勞動價值，構成個人的勞動能力，它對個人勞動能力的影響程度主要取決于勞動潛能的產生數量，即生活資料使用價值取決于它在人的消費過程中所轉化的勞動潛能。人的勞動潛能可分為四個基本層次或基本類型：溫飽類、健康與安全類、自尊與人尊類、自我發展與自我實現類。其中，溫飽類勞動潛能可用標準食物所含的生物化學能來表現，后一類勞動潛能都可折算成一定數量的前一類勞動潛能，因此所有類型的勞動潛能均可折算成一定數量的溫飽類勞動潛能，因此所有類型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均可折算成一定數量的標準食物能量。由此得出：

生活資料使用價值的度量法則：生活資料使用價值取決于它的消費對于個人勞動能力的影響程度所等效的標準食物能量。

2、生產資料使用價值的統一度量。所有形式的生產資料使用價值在生產過程中，它本身不會產生增值，在正常情況下，只能以折舊的形式逐漸地、分批地將其使用價值等量轉移到生產系統的產品之中。生產系統的產品可能是生產資料，也可能是生活資料，由于任何生產系統的最終目的在于直接或間接地生產更多更好的生活資料，因此任何生產資料使用價值最終都會轉移到生活資料使用價值之中，從而可以折算成一定數量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由此得出：

生產資料使用價值的度量法則：生產資料使用價值取決于它在生產過程中以折舊的方式最終所轉移的生活資料的使用價值量。

四、使用價值度量的基準尺度

由于生產資料使用價值可以折算成一定數量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而生活資料使用價值又可以折算成一定數量的食物能量，因此食物能量可以成為使用價值的統一尺度。為了提高使用價值度量的精確性和客觀性，就必須增強這個統一尺度的穩定性、可靠性和確定性，就必須對它進行一系列的嚴格規定，以確定一個使用價值度量的基準尺度。

在“負熵與價值”一節中提出了“標準有序化能量”的概念，主張采用一種標準化的食物作為有序化能量的基準尺度。由于廣義有序化能量（即價值）是以有序化能量為基礎的，而使用價值又是價值的基本形態，因此可以采用標準化的食物作為價值或使用價值度量的基準尺度。

1、使用價值度量的基準尺度（食物能量）：將特定的產地、品種、耕作方法、貯運方法、等條件規定的大米（或面粉），定義為使用價值度量的基準尺度。

為了提高使用價值度量的方便性、靈活性和適用性，還需對這一基準尺度進行必要的補充。

2、使用價值度量的第二基準尺度（貴金屬）：由于某些貴重金屬（如黃金、白銀等）具有較穩定的物理與化學特性、較好的可分割性和易貯運性、較高的使用價值密度等優點，因此可作為使用價值的基準尺度的替代物，即“第二基準尺度”，來彌補基準尺度的不足。

3、使用價值度量的第三基準尺度（貨幣）：符號的流通與運算要比實物的流通與運算方便得多，靈活得多，因此可以選取一個使用價值基準尺度的法定貨幣符號作為第三基準尺度，來代表使用價值的基準尺度或第二基準尺度，如人民幣元、日元、美元等。

4、絕對價值尺度：目前的經濟學理論存在一個重大的缺陷，除了普遍采用法定貨幣（如人民幣元、美元、日元等）和黃金等相對價值尺度以外，還沒有確立一個真正的“絕對價值尺度”，這個“絕對價值尺度”必須具有高度的客觀性、確定性、穩定性和精確性，既不會隨著社會歷史時期的變遷而改變，也不會隨著國家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環境的波動而轉移，更不會隨著各種經濟事物的興衰而動蕩。而解決這個問題，是經濟學的發展最終必須完成的任務，這不僅是經濟學也是所有社會科學走向自然科學化（即客觀化、嚴謹化和精確化）的必由之路。食物能量、貴金屬和貨幣都不是絕對價值尺度，電能由于具有應用廣泛性、生產規模性、高流通性、可轉化性、易分配性、可貯存性、價值穩定性等特點，最有希望發展成為絕對價值尺度，經濟學界最有希望以此為基礎，建立一個世界貨幣體系——世界元。

五、使用價值的分量

采用辯證唯物主義的矛盾分析法來探索事物的使用價值，可以更深刻地發現其內部聯系。辯證唯物主義認為：一事物對于另一事物的影響同時存在兩個相互矛盾的內部因素，即一些內部因素起促進作用；另一些內部因素又起阻礙作用。根據這一觀點，事物在向主體的本質力提供動力的同時，又對主體的本質力產生一定的阻力，或者說主體在接受某些功能服務的同時，還需付出一定的代價，或者需要耗散一定的功能特性。例如，生物為了從食物中獲取生物化學能，就必須花費一定的食物能量來維持運動系統、消化系統等組織與器官的工作。為此，可以把使用價值分解為兩個分量：功能價值與耗散價值，它們分別用于描述事物內部的積極因素和消極因素對于使用價值的影響程度。

功能價值：事物內部所有積極因素對于主體本質力的影響程度稱為功能價值，用Qf來表示。

耗散價值：事物內部所有消極因素對于主體本質力的影響程度稱為耗散價值，用Qh來表示。

使用價值：事物的功能價值與耗散價值之差稱為該事物的使用價值，用Qu來表示，即

Qu＝Qf－Qh(2-25)

使用價值反映了事物對主體本質力的絕對影響量，它已經扣除了本身的負面效應。由于耗散價值可以看作是負值的功能價值，因此使用價值可以看作是所有正負功能價值的代數和。

對使用價值進行分解后，人們就很容易理解，為什么有些事物對人的生存與發展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其使用價值為零。例如，水分、空氣、陽光等自然界的事物是人類生存與發展所必須的，但人類在吸收和利用它的過程中需要耗散另一部分功能價值，當事物的耗散價值等于功能價值時，其使用價值就變為零。根據“使用價值的邊際效用規律”，事物的功能價值隨著主體對它的消費速度的增長而下降，當消費速度增長到一定程度時，其功能價值趨近于耗散價值，該事物的使用價值就趨于零。由此得出“使用價值零值定理”。

使用價值零值定理：當事物的供給速度或消費速度足夠大（即不稀缺）時，該事物的使用價值趨于零。

根據該定理，一些不稀缺的自然資源由于其供給速度和消費速度很大，其使用價值必然為零。另一些稀缺的自然物之所以具有使用價值，是由于人類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不斷挖掘出它的功能價值。例如，人如果沒有學會對火的利用，煤炭就不具有功能價值；人如果沒有學會對金屬的冶煉，鐵礦永遠也不會具有功能價值。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越來越多的自然物提高了功能價值，并使其使用價值突破零的界限，從而誘導人類不斷增加開發速度、生產速度和消費速度。但是，隨著人類對這些自然物的生產規模和消費速度的不斷增長，其邊際功能價值又重新回落，并趨近于其耗散價值，從而使其使用價值重新回到零狀態。當然，也有一些自然物的使用價值在回到零狀態之前就已經消耗怠盡。

參考文獻：

篇4

關鍵字：  火車快餐  供給  需求   均衡價格理論  彈性理論 

     火車是人們長途旅行最常用的交通工具之一，它為不同的消費群體提供不同檔次的服務，制定不同的價格，如提供的軟臥、硬臥、硬座等，因此火車一直是運送長途旅客最多的交通工具。火車旅行有眾多的優點，如票價較合理，運送速度較快，安全度較高，運輸量大等，但火車也有自己明顯的缺點，如普通客運車停站多、運行慢，火車車廂較擁擠、特別是春節前后，火車買票難等。其中火車快餐價格較高也是旅客們遇到的一個難題。眾所周知，火車快餐價格常常高出市場價數倍，那究竟是什么導致了火車快餐價格如此之高呢？我們可以從西方經濟學的需求與供給理論來解釋這一現象。

在西方經濟學中，需求是指消費者在某一特定時期內在各種可能的價格下，對某種商品愿意并且能夠購買的數量，作為需求，必須具備兩個條件：第一，有購買的欲望；第二，有購買的能力。而供給是指在一定時期內，廠商在各種可能的價格下對某中產品愿意并且能夠提供的數量。作為供給也要具備兩個條件：第一，有出售愿望，第二，有供給能力。兩者缺一不可。無論在火車還是其他地方，人們總是離不開吃飯的，因此旅客對火車快餐有一種天然的需求，而且在市場條件下，人們對火車快餐的需求量是于乘坐火車旅客的人數成正比的。火車是公共交通工具，在我們國家，火車是由政府控制的，分配額疏散旅客是它的公共服務性質，但火車服務在通常情況下，主要體現的是它的商品屬性。提供快餐有利可圖，因此基本上所有長途運行的火車都提供快餐。從火車安全穩定運行方面，火車運營商也不得不如此考慮，特別是一趟就運行數天的列車。火車上需求與供給兩方面都得到了滿足，我們進一步分析火車快餐為什么價格如此之高。

根據需求的定義以及我們自然的認識，商品價格越低，人們的需求量越大，因此，我們可以把需求函數近似的看做向右下方傾斜的線。從中我們便可以總結出需求法則來，也就是價格與需求量之間存在著反向變動的關系，即，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需求量隨著價格的上升而減少，隨著價格的下降而增加。但需求法則有一定的限定性，它指針對一般商品而言。同理，我們可以歸納出供給函數是一條由左向右上方傾斜的線。從中我們可以總結出供給法則來，也就是供給隨著價格的上升而增加，隨著價格的下降而減少。供給法則同樣只針對一般商品。火車提供快餐只是火車的次營業務，因此火車運行商不可能把精力都投放到快餐的供給上來，而且火車車廂容量有限，這樣火車快餐供給量基本上是穩定的。但是火車乘客的數量較大，他們對快餐的需求量大大超過了火車快餐的供給量。這樣在市場價格情況下，就造成了火車快餐的供不應求。在這里，我們引入西方經濟學中供給與需求的兩種分析理論，既均衡價格理論和彈性理論，來作進一步的分析。

所謂經濟均衡就是在經濟體系中，一個經濟事物處在各種經濟力量相互作用之中，如果有關該經濟事物各方面力量能夠相互制約或相互抵消，那么該經濟事物就會處于一種相對靜止的狀態，并保持這種狀態不變。在市場上，需求和供給可以認為是相互對立的經濟力量。按照需求法則，價格越高，需求量越少；價格越低，需求量越大。而以供給法則來說，價格越高，供給量越大；價格越低，供給量越少。正是這種相互作用使得市場處于均衡狀態。分析火車快餐定價問題，我們可以靜態均衡分析法。根據上述有關均衡的定義，在一種商品或勞務的市場上，作為促使價格降低的需求一方盡可能地壓低價格。如果價格太高，消費者愿意并且能夠購買的數量就會減少。相反，供給一方則盡可能的抬高價格，價格太低會減少愿意并且能夠提供出售的商品或勞務的數量。因此，供求力量相抵時，市場價格傾向于保持不變，此時市場處于均衡狀態。達到均衡的點稱為均衡點，達到均衡的價格稱為均衡價格，均衡價格所對應的供求數量稱為均衡數量。如果高于均衡價格，由此時決定的消費者愿意并且能夠購買的商品數量就減少，這就意味著市場上出現了供大于求的現象，有些生產者的產品就會賣不掉，因此在高于均衡點的價格下，這些商品生產者不能實現他們的生產計劃。在這種情況下，某些商品生產者就會降價出售，從而導致整個市場上的價格下降。隨著商品價格下降，隨著的需求量增加，而生產者的供給量減少。但是，只要新的市場價格仍使得供大于求，市場價格就會逐漸降低，直到處于供求相等的均衡價格為止。同樣如果低于均衡價格，則會產生相反的效果，直到實現均衡。總之，一種商品在市場需求和供給兩種相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通過競爭機制的調節，達到供求相等的均衡狀態，從而決定均衡價格和均衡數量。

所謂供求彈性，就是反映需求量和供給量對于某些變量變化而做出的反應或者敏感程度。，影響供給和需求的變量為價格、收入、相關商品價格等。需求彈性我們這里只從需求的價格彈性角度分析。也就是指表示在一定時期內一種商品需求量相對于該商品價格相對變動的反應程度，它是需求量變動百分比與價格變動百分比之間的比率。需求價格彈性的種類可以分為五種情況：1.需求量不受價格影響的完全無彈性。2.價格既定時需求量無限的完全有彈性。3需求量隨價格同比例變動的單一彈性。4.需求量變動的百分比大于價格變動百分比的富有彈性和5與此相反的缺乏彈性。影響需求價格彈性的因素主要是商品可替代的程度、商品用途的廣泛性、商品對消費者生活得重要程度等。而供給彈性是用來衡量商品的供給量變動那個對它的價格變動的反映程度。因為火車快餐只是火車提供旅行服務的附屬服務，我們可以將其理想模型化，近似看做火車供給量恒定，因此我們不必從供給彈性的角度分析。

在上面我們談到，人們對火車快餐的需求量大于其供給量，如果火車快餐保持原價的話，就會出現爭搶的局面，而且不利于火車運營商獲取超額利潤。在這種情況下，火車運營商一方面為了獲取超額利潤，另一方面為了火車平安穩定的運行，他都要將價格提高。在一般情況下，快餐是人們的一種日常消費品，它是缺乏需求彈性的，但是在供不應求的火車上，它便變成了富有彈性的稀有品，因此，價格的變動將會極大的影響乘客對快餐的需求量。隨著價格的慢慢提高，從收入低的旅客們開始慢慢地減少對火車快餐的需求。火車快餐價格提的越高，人們的需求量越小，直到達到供給與需求的均衡點，這樣就造成了火車上快餐的價格遠遠的高于市場上快餐的價格。而選擇消費火車快餐的群體一般是那些收入較高或中等收入的群體。下面一個實例可以作為證明。今年春天，南方大部分地區鬧雪災，很多火車被困在半路上，尤其是京廣線的。在被困在半路上的火車上，曾經發生過一包方便面曾賣到80元的高價。物以稀為貴，供給少，需求量大，價格自然貴。但是人們在火車上并不是僅僅吃快餐，當然在事實上，人們還有其它的選擇。人們對火車快餐的需求量并不是人們想象中的那么龐大。因為：

影響需求的因素除價格外還包括第一，相關商品的價格。這里相關的是指實用價值密切關聯的商品，一是替代品，火車快餐的替代品可以是方便面，面包，八寶粥等；另一種是相關品，如火車提供的盒飯一般要配上一雙筷子。一般來說，某種商品價格的變化與其替代品的需求量的變化成正相關關系，而與互補商品需求量的變化負相關。第二，消費者的偏好。消費者對某種商品感興趣，則他愿意支付較高的價格或者購買更多的這種商品。第三，消費者的收入水平。其他條件不變情況下，消費者收入越大，對于商品市場的需求也越大。此外需求還與消費者對將來價格的預期以及人口規模等。從這里我們可以得出，人們在火車上吃還有其它選擇，如吃方便面，面包等等，因此這些都將會減少乘客對快餐的需求，同樣在火車上的這些食品價格依然高的離譜，人們自然會選擇在上火車之前攜帶這些食品。乘客們對火車快餐的需求少了，價格便開始降，直到達到供求均衡。坐過火車的人都知道，在火車將要進終點站前，火車上的快餐、水果等等都會選擇降價出售，這也是受供求理論的影響。乘客需求少了，火車食品此時供大于求，他們也自然而然的選擇降價處理。

這里只是從供求理論方面分析火車快餐高價格，事實上，它還受其他因素的影響，比如火車是一個壟斷部門，大量提供快餐會消耗過多的人力及運輸成本，那么在相同利潤下，他們會選擇保持定量的供給，提高價格的方法來保持供求均衡。

火車快餐的高價位也造成了快餐只是大部分高收入群體的快餐，而大量選擇坐火車的農民工、學生因為快餐的高價而望而卻步，如何在火車上解決食的問題呢？

我的建議是：

1.火車相關部門增加對快餐的供給，進而適度降低價格，使普通老百姓都消費的起。

2.多攜帶吃的便利食品，像方便面，面包，牛奶，八寶粥等。

3.火車上一般有熱水提供，不要怕麻煩，攜帶個大杯子，用熱水將它們加熱或泡著吃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參考文獻：【1】羅守權、卓巖.經濟學原理.北京：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4，第一版

篇5

關鍵詞：交易費用；公共產品；公共部門；私人部門

一、引言

公共產品供給是指公共產品的供給主體選擇以何種方式籌資并加以使用，向社會成員提供公共產品。其實質是資源配置，屬于分配范疇。從世界各國公共產品供給的實踐出發進行抽象，公共產品供給方式不外乎三種：政府供給，市場供給及自愿供給。

公共產品的市場供給是指營利組織根據市場需求，以營利為目的，運用收費方式補償支出的公共產品供給方式。公共產品的政府供給是在市場進行資源配置基礎上，政府以公平為目的、以稅收和公共收費為主要籌資手段，利用公共資源供給公共產品的供給方式。公共產品自愿供給是指公民個人、單位，以自愿為基礎，以社會捐贈或公益彩票等形式無償或部門無償地籌集資金，直接或間接地用于公共產品的提供，并接受公眾監督的公共產品供給方式。這些方式是以不同的主體，遵循不同的原則，以不同方式和渠道籌集公共產品供給資金，決定使用去向并予以監督的機制。

幾乎在每一個市場經濟國家，公共品供給的三種方式都在發揮作用，但三者的作用范圍有所差別，而且在同一國家的不同時期，三種方式的作用領域也有不同。公共產品三種供給方式是在空間上并存、相互結合發生作用的，作用的具體模式是多樣化的。大中小規模政府和非政府的單位既相互競爭，又相互合作，在地方公共經濟中能實現秩序和比較高水平的績效（奧斯特羅姆、帕克斯和惠特克，2000）。

公共產品供給主體的選擇和作用邊界受諸多因素的影響，公共品自身性質、技術條件、政府職能理念、公平效率標準、政府政策傾向、需求狀況和私人資本規模的不同，可能導致不同的供給方式，而且會導致公共產品供給方式的不斷轉變[8]。現代經濟學在20世紀最后30年有了很大的發展，最重要的發展就是引進了“交易費用”的概念。在過去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后凱恩斯主義等主流經濟學里，都只有生產成本的概念，沒有交易費用的概念。企業的生產成本可以分為顯性成本和隱性成本。在制度經濟學產生以前，主流經濟學認為廠商通過生產成本的調整來決定所要達到的產量。實際上到了20世紀最后30年，因為引入了交易費用這個概念后，人們發現，在總成本里面有一部分耗費跟物理的、化學的產品制造的變化一點關系都沒有，它是為了交易而發生的，即制度經濟學中所論述的交易費用。將交易費用概念引入公共產品供給的研究將為研究公共產品供給的主體確定問題提供一個新的思路。

本文側重于從交易費用的角度解釋公共產品供給主體的選擇和公共產品供給主體的邊界確定，并對中國公共產品供給過程中的交易費用進行了測度，最后部分提供簡要的結論。

二、公共產品供給過程中發生的交易費用

科斯認為，交易費用是獲得準確的市場信息所需付出的費用，以及談判和經常性契約的費用。威廉姆森認為，費用分為兩部分：一是事先的交易費用，即為簽訂契約、規定交易雙方的權利和責任所花費的費用；二是簽訂契約后，為解決契約本身所存在的問題，從改變條款到退出契約所花費的費用。交易費用的存在取決于三個因素：受限制的理性思考、機會主義以及資產專用性。資產專用性指耐用人力資產或實物資產在何種程度上被鎖定而投入到一個特定貿易關系，因而也就是在何種程度上他們在可選擇的經濟活動中所具有的價值。阿羅使用的交易費用概念更具有一般性：“交易費用是經濟制度的運行費用，”它包括信息費用、排他性費用和設計公共政策并執行的費用。交易費用理論認為交易是普遍存在的，康芒斯將“交易”的概念和正統經濟學中“生產”的概念相對應，將“交易”分為三種類型：買賣的交易，即平等人之間的交換關系；管理的交易，即上下之間的交換關系；限額的交易，主要是指政府對個人的關系。這三種關系類型覆蓋了所有人與人之間的經濟活動。

按照康芒斯對交易的分類，政府供給公共產品的活動同樣可以歸入到交易活動中：首先，政府供給公共產品是政府與納稅人之間的交易活動，納稅人支付公共產品的價格（稅金），政府利用稅收收入供給公共產品。其次，政府供給公共產品的活動是政府間的交易活動，下級政府是上級政府在供給公共產品上的人，為本地區供給公共產品，滿足地方公共需要。再次，同級政府之間在供給外溢性的地方公共產品上也存在著交換關系。因此，政府供給公共產品的活動也是一種交易，交易費用是客觀存在于政府供給公共產品的活動中的。市場供給公共產品是私人按照市場規則采用收費或政府補貼的方式進行的平等的人與人之間的交易，因此，可以看作是一種交易活動，產生交易費用。公共產品自愿供給的過程是一種平等的人與人之間的交易即捐助者捐助資金提供公共產品后獲得心理滿足或者稅收優惠等的一種交易，按照公共產品自愿供給的定義，在公共產品供給的決策過程（分散決策）中、籌資過程中、建立相關的激勵約束機制等都會產生交易費用。

根據交易費用理論，對公共產品的供給進行分析，供給公共產品過程中發生的交易費用主要包括：（1）搜尋信息的費用。即供給者為了獲取消費者對公共產品的需求、了解公共產品特性、所需成本等信息所花費的成本。（2）談判、簽訂契約、規定交易雙方權利和責任的費用。例如在民主機制下，公共產品的供給是由“以手投票”機制來決定公共產品供給的品種和數量的，由于公共產品的特性和選民的消費偏好、價值取向存在較大差異，要通過一致同意或多數同意的原則來決定公共產品的供給方案，必然帶來較高的契約達成費用。分級財政體制下在決定由哪一級政府供給哪種公共產品，公共產品的成本（稅收）如何在政府間進行分擔上的政府間多重博弈，也必然帶來較高的契約達成費用。（3）履行契約，收回成本的費用。（4）排他費用，即阻止不付費者對公共產品消費所發生的費用。（5）監督供給者按所簽訂的契約供給公共產品所發生的費用。（6）避免消費者退出契約所發生的費用。

公共產品是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的產品。非排他性決定了不可能阻止不付費者對公共產品的消費，對公共產品的供給不付任何費用的人同支付費用的人一樣能夠享有公共產品帶來的益處；非競爭性決定了一個人對公共產品的消費不會影響其他人從對公共產品的消費中獲得的效用，即增加額外一個人消費該公共產品不會引起該產品成本的增加。由于公共產品的兩大特性，決定了沒有消費者愿意公布自己從公共產品消費中獲得的效用，因此搜尋信息的費用是相當高的。公共產品的兩大特性決定了消費者都期望他人去購買而自己順便享用它帶來的利益，也就是“免費搭車”，由此帶來的交易費用是相當大的。由于公共產品兩大特性的存在和交易費用存在的普遍性，決定了無論采用何種公共產品的供給方式都會產生交易費用。

三、公共產品供給主體及其邊界確定：理論分析

（一）公共產品供給主體的確定標準：一個理論模型

公共產品的市場交易存在著較大的交易費用，在某些情況下，政府代替市場供給公共產品可以節約交易費用，政府取代市場，資源配置由價格分配方式轉為稅收分配方式（政府通過強制性的稅收征收公共產品的供給成本），消除了“價格發現成本”，政府可以通過利用征集來的公共資源，按公共需要，供給公共產品。但當供給公共產品的數量超過一定規模時，政府活動的邊際成本遞增，因為政府在供給公共產品的過程中由于信息不對稱、機會主義行為和資產專用性等原因，也會產生交易費用，此時如果公共產品的自愿供給因為采用分散決策、個人選擇的方式無償或部分無償地供給公共產品，能夠節約機會主義行為和資產專用性帶來的交易費用，使某種或某些公共產品的供給產生較少的交易費用，那么公共產品的自愿供給將取代公共產品的政府供給。從歷史和理論來看，同樣存在由于某一主體供給公共產品中所存在的交易成本超過其他兩個主體供給公共產品的交易成本，那么可能出現市場—政府或自愿，自愿—政府等可能的公共產品供給主體變化路徑。

公共產品的供給方式并不是一成不變的，三種公共產品的供給方式作用的邊界在時間上因條件的變化而變動。在理論上，公共產品的供給存在最優的供給方式的選擇，即公共產品供給的邊際成本等于邊際效用。在忽略交易費用的情況下，僅考慮公共產品供給的生產成本時，無論采用何種公共產品的供給方式，公共產品的生產成本都可以降到最低（RonaldD.RippleandYunHsing（Y.H.）Cheung，1999）。因此，假定公共產品供給的生產成本既定，公共產品供給最優方式的選擇，取決于公共產品供給過程中發生的交易費用。基于這一角度，本文通過一個理論模型來說明公共產品公共方式選擇采用的標準。

假設：

（1）供給公共產品過程中發生的交易費用tc可以衡量且是產量q的函數tc=tc（q）。

（2）不同的供給主體供給公共產品的生產成本pc=pc（q）=pq。

（3）供給者的收益函數tr=tr（q）。那么：maxπ=tr（q）-pc（q）-tc（q）

帕累托最優供給的條件為：mr（q）=mpc（q）-mtc（q）

因此，在交易費用為0時，帕累托最優的供給條件為：mr（q）=mpc（q）

假設：政府與非政府部門供給同一種公共產品，且價格相等；Pq為非政府部門供給公共產品的數量，Gq為政府部門供給公共產品的數量，TT為公共產品的生產可能性曲線，U為社會消費公共產品的無差異曲線。按照帕累托最優的實現條件，公共產品生產的最優點在TT曲線與U曲線的相切點N，此時，經濟處于均衡狀態，消費者選擇的數量對應的邊際替代率對應于生產者的產品轉換率，即RTSGq，Pq=RCSGq，Pq。

1.在不考慮公共產品供給中發生的交易費用的情況下：

RTSGq，Pq=mpcGqmpcPq，

RCSGq，Pq=pGqpPq

因此，要達到帕累托最優，必然mpcGqmpcPq=pGqpPq，因為不同的供給主體供給同種公共產品，價格相等，因此，mpcGq=mpcPq，mpcGqmpcPq=1，因為pGq=pPq，過N點切線的斜率為1。

2.在考慮公共產品供給中發生的交易費用的情況下，

RTSGq，Pq=mpcGqmtcGqmpcPqmtcPq

在供給的公共產品為同質的產品時，RCSGq，Pq=1，

那么，mpcGqmpcPq=1，由于mpcGq=mpcPq，

因此mtcGqmtcPq=1，即在N點非政府部門與政府部門供給公共產品所發生的邊際交易費用相等，方可實現效率最優。

3.無法實現效率的情況下，公共產品供給在兩部門之間的調整。

如果初始配置處于TT的下半段（N點以下，不包括N點），如N1，此時曲線的斜率大于1，即RTSGq，Pq=mpcGqmtcGqmpcPqmtcPq>1，可得mtcGq>mtcPq，應該減少政府供給公共產品的數量，增加非政府部門供給公共產品的數量，最終調整至mtcGq=mtcPq的N點。如果初始配置處于TT的上半段（N點以上，不包括N點），如N2，此時曲線的斜率小于1，即RTSGq，Pq=mpcGqmtcGqmpcPqmtcPq

如果初始配置處于區域A內，類似于N2點的情況，非政府供給公共產品的數量過多，政府供給公共產品的數量過少；應該減少非政府部門供給公共產品的數量，增加政府部門供給公共產品的數量，最終調整至mtc

Gq=mtcPq的N點。如果初始配置處于區域C內，類似于N1點的情況，政府供給公共產品的數量過多，非政府部門供給公共產品的數量過少；應該減少政府供給公共產品的數量，增加非政府部門供給公共產品的數量，最終調整至mtc

Gq=mtcPq的N點。如果初始配置處于區域B內，非政府供給公共產品的數量與政府供給公共產品的數量均過少；應該增加非政府部門和政府部門供給公共產品的數量，最終調整至mtc

Gq=mtcPq的N點。

（二）公共產品供給主體的邊界確定：威廉姆森范式的擴展

將公共產品供給主體在供給公共產品中發生的成本分為生產成本和交易成本。假設生產成本隨著公共產品供給數量不斷變化，與公共產品供給數量成正比例的關系，公共產品供給數量越大，發生的生產成本越多，反之，生產成本越小。但是交易費用的大小取決于受限制的理性思考、機會主義以及資產專用性三個因素的影響，與組織的規模大小沒有一個固定的比例關系，交易費用會隨著資產專用性的增強而呈現出類似于指數函數式的增長趨勢，隨著資產專用性的提高，組織偏離最佳供給規模的程度不斷增加，從而導致組織單位交易費用遞增，呈現出“先降后升”，呈“U”字形變化（如圖2）。因此，在生產成本與公共產品供給數量呈正比例關系的情況下，交易成本的變化對界定組織的邊界能夠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本文將生產成本與不同組織的交易費用相加得到的總成本與社會可以接受的交易費用相比較作為區分公共產品不同供給主體邊界的依據。圖2是包含政府、市場和自愿供給主體三種等級制度在內的威廉姆森范式的拓展模型。圖2中，OCG、OCM、OCF分別為政府、市場和自愿供給主體供給公共產品過程中發生的生產成本，TCG、TCM、TCF分別為政府、市場和自愿供給主體供給公共產品過程中發生的交易費用，CG、CM、CF分別為政府、市場和自愿供給主體供給公共產品過程中發生的總成本，分別為CG=OCGTCG、CM=OCMTCM、CF=OCFTCF。

從圖2中可以看出，當交易費用允許值（社會承受交易費用的一般標準）為TC0時，E1、E2分別給出了政府、市場和自愿供給主體的邊界：當公共產品的數量界于E1和E2之間時，宜采用市場供給的方式，可以供給公共產品的成本最小；當公共產品的數量小于E1時，宜采用自愿供給的方式，可以供給公共產品的成本最小；當公共產品的數量大于E2時，宜采用政府供給的方式，可以供給公共產品的成本最小。

從圖2中還可以發現，當社會進步、技術革新等因素的作用使社會經濟活動的交易費用普遍降低時（如信息技術的發展及交通運輸的便捷等使社會交易費用從TC0降至TC1），原有的組織形式將會出現一些“空洞”（如圖2中FM1、M2G1）而無法覆蓋這些領域，即在這些領域政府、市場和自愿供給主體都不再是實現外部效應內在化的最佳選擇，為公共產品供給主體的創新創造了需求空間。

上述威廉姆森范式拓展模型雖然只是從公共產品數量這個單一維度分析了政府、市場和自愿供給主體行為的界限，但對我們正確界定政府、市場和自愿供給主體的合理邊界可以產生多方面的啟示：

1.在公共產品的供給上既存在市場失靈，也存在政府失靈和自愿供給的失靈，如圖2中FM1、M2G2。由于公共產品具有不可分割性和非排他性，使得購買公共產品的人無法阻止別人享用公共產品。既然“免費搭車”現象存在，那么，愿意花錢購買公共產品的人肯定不多，這樣就會造成公共產品的匱乏。可見，公共產品無法通過市場機制來提供，造成公共產品供給的市場失靈。由于公眾對公共產品需求差異的存在，政府提供公共產品時往往傾向于滿足大多數處于中間狀態的受眾的選擇偏好。而一部分人對公共產品的超量需求和特殊需求得不到滿足，造成公共產品的政府失靈。由于公共產品自愿供給在第三部門和個人在籌集資金方面面臨的問題，慈善組織的業余性等固有缺陷的存在，使得自愿供給公共產品出現失靈，不能提供較大規模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

2.政府、市場和以第三部門為主體的公共產品自愿供給部門之間可以相互彌補在公共產品供給中的失靈問題。市場失靈雖然是政府干預的前提，但并非只要有市場失靈就需要政府干預，公共產品的自愿供給也可以彌補市場失靈。同樣當政府供給公共產品存在失靈時，市場與公共產品的自愿供給都可以起到彌補政府失靈的作用。

3.政府、市場和自愿供給主體的合理邊界是動態的、可變的，不是一成不變的。決定政府、市場和自愿供給主體的合理邊界有效性的因素眾多，并且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而不斷變化，因此，政府、市場和自愿供給主體的合理邊界必然是相對的、動態的，不存在始終如一的合理區間。

4.市場組織形式處于不斷創新和發展過程之中。作為與市場相對應的組織，政府和第三部門都不可能是惟一的，雖然政府、市場和公共產品的自愿供給主體在供給公共產品時都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交易費用，但其作用是有限度的，而一旦現有的市場組織不能達到效率最優，組織創新便會出現，如產生一些新型的“中間組織”、一體化組織等等。顯然，隨著社會經濟發展和進步，供給公共產品的主體的創新將是持續的，我們可以大膽設想在條件成熟的將來，公共產品供給將會出現新的供給主體——“第四部門”。

四、中國公共產品供給過程中的交易費用測度

交易費用是一個內涵廣泛的復雜范疇，完全意義上的交易費用的測算的確非常困難，在目前的統計數據和統計方法下是無法完成。但如果我們借鑒諾思等人的做法，將國民經濟部門區分為轉換部門（transformingsectors）和交易部門（transactionsectors），借助于現有的國民經濟核算數據，外在性的交易費用（針對轉換部門而言），即交易部門（專門為經濟主體提供交易服務的部門）所產生的交易費用是完全可以測算出來的。其數量應該等于全部交易部門所消耗的社會資源，即交易部門所消耗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其價值表現形式就是交易部門的增加值[10]。基于這一認識，本文試圖對我國公共產品供給中產生的外在性的交易費用進行測算。

（一）絕對交易費用的測算

在目前我國的國民經濟核算實踐中，將國民經濟分為16個行業：農、林、牧、漁業，采掘業；制造業；電力、煤氣和水的生產供應業；建筑業、地質勘探業和水利管理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電通訊業；批發零售貿易業和餐飲業；金融、保險業，房地產業；社會服務業；衛生體育和社會福利業；教育、文化藝術和廣播電視業；科學技術和綜合技術服務業；國家機關、政黨機關和社會團體；其他。其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電通訊業中的郵電通訊業部分、批發零售貿易業和餐飲業中的批發零售貿易業部分、金融及保險業全部、房地產業全部、社會服務業中的信息咨詢服務業部分屬于以營利為目的的提供商業的交易部門（私人部門），國家機關、政黨機關和社會團體則屬于不以營利為目的的提供公共產品的交易部門（公共部門）。因為統計年鑒中沒有第三部門（公共產品自愿供給的主體）的數據，也沒有市場供給公共產品的數據，從已有的數據中也很難分離出公共產品自愿供給和市場供給相關的數據，因此，我們假設測算出的公共部門發生的交易費用為政府供給公共產品過程中發生的交易費用，非政府部門供給公共產品（市場供給與自愿供給）過程中發生的交易費用為測算出的私人部門發生的交易費用。由于我國的國民經濟核算資料只提供了1991年之后的各部門增加值資料，所以，本文的樣本區間只能從1991年開始。歷年的《中國統計年鑒》或其他公開出版物沒有公布全部細分行業的增加值數據，所以，批發零售貿易業和餐飲業中的批發零售貿易業部分、社會服務業中的信息咨詢服務業部分的增加值的數據只能采用推算的方法。1991—2003年間，批發零售貿易業從業人員占批發零售貿易業和餐飲業從業人員的比重平均約為93%，信息咨詢服務業從業人員占社會服務業從業人員的比重平均約為5%，我們暫且用從業人員比重代替其增加值占所在大行業中的比重，于是有計算公式：公共部門的絕對交易費用=國家機關、政黨機關和社會團體增加值；非政府部門的絕對交易費用=郵電通訊業增加值批發零售貿易業增加值金融、保險業增加值房地產業增加值信息咨詢服務業增加值=（郵電通訊業增加值批發零售貿易業和餐飲業增加值）×93%（金融、保險業增加值房地產業增加值社會服務業增加值）×5%。我們以國內生產總值代表私人部門每年生產的產品數量，以財政支出作為公共部門每年供給的公共產品數量，那么，私人部門單位產品（私人產品）交易費用=私人部門交易費用/國內生產總值，公共部門單位產品（公共產品）交易費用=公共部門交易費用/財政支出。

1991—2003年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的相對交易費用與絕對交易費用如表1，1991—2003年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交易費用的絕對額是不斷上升的，私人部門的交易費用由1991年的3767.6億元上升到2003年的20580.22億元，上升了5.46倍；公共部門的交易費用由1991年的662.1億元上升到2003年的3138.46億元，上升了4.74倍。私人部門單位產品交易費用相對穩定，在0.17億元—0.183億元之間，公共部門單位產品的交易費用則變化較大，1994—2003年間呈一個不斷下降的趨勢，由最高的0.220815億元下降為0.127321億元，從圖3可以看出，私人部門單位交易費用與公共部門單位交易費用在1998—1999年度相交，之前公共部門單位交易費用高于私人部門單位交易費用，之后公共部門單位交易費用低于私人部門單位交易費用。

（二）邊際交易費用的測算：實證檢驗

1.基本模型與變量的含義

Qg=c0c1TCg（1）

Qp=c2c3TCp（2）

其中，Qg為政府部門供給的公共產品數量，TCg為政府供給公共產品過程中產生的交易費用，Qp為非政府部門供給的產品的數量，TCp為非政府部門供給公共產品過程中產生的交易費用，c0、c1、c2、c3為常數項。對公式1兩邊分別對TCg求導，對公式2兩邊分別對TCp求導，可以得出：

dQgdTCg=c1（3）

dQpdTCp=c3（4）

因此，政府供給公共產品的邊際成本為MCg=c1，非政府部門供給產品的邊際交易費用為MCp=c3。2.數據與方法

考慮到數據的可得性，選取1991—2003年的時間序列數據。本部分數據均來自于《中國統計年鑒1997》、《中國統計年鑒2005》的有關數據統計、計算得出。

估計方法為普通最小二乘法，所用軟件為EVIEWS3.1。

3.計量結果

（1）公式1的回歸結果為：

Qg=-4836.224（-4.366）8.87915.56TCg

R2=0.957R2=0.953F=242.236

從上面的回歸結果看，R2為0.957，調整后的R2為0.953，模型的擬合度較好。

（2）公式2的回歸結果為：

Qp=1108.364（0.717）5.5847.32TCpR2=0.957R2=0.9947F=2239.24

常數項c0的t檢驗值為0.717

Qp=5.66TCp（125.40）

R2=0.995R2=0.995

從上面的回歸結果看，R2為0.995，調整后的R2為0.995，模型的擬合度較好。

（3）小結

從公式1和公式2的計量結果看c1=8.879，c3=5.58，因此MCg=c1=8.879，MCp=c3=5.58。可以看出公共部門供給公共產品所發生的邊際交易費用要高于私人部門供給公共產品發生的交易費用。在我國，在一定的條件下將公共產品的供給由政府部門交給私人部門可以節約交易費用，提高公共產品供給的效率。

五、結論

1.按照康芒斯對交易的分類，政府、市場和自愿供給公共產品的活動都可以歸入到交易活動中來。無論采用何種供給方式，在公共產品的供給過程中都會發生交易費用，因此，公共產品的供給活動可以納入到交易費用經濟學的分析范式中來。

2.公共產品的供給方式并不是一成不變的，三種公共產品的供給方式作用的邊界在時間上因條件的變化而變動[10]。在不同公共主體生產同質公共產品的生產成本一樣的條件下，最優公共產品的供給主體的選擇，取決于公共產品供給過程中發生的交易費用。

3.通過對威廉姆森范式的擴展分析認為，政府、市場和以第三部門為主體的公共產品自愿供給部門之間可以相互彌補各自在公共產品供給中的失靈問題，各個公共產品的供給主體在供給公共產品時存在各自的合理邊界。政府、市場和自愿供給主體的合理邊界是動態的、可變的，不存在一成不變的合理邊界。

4.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科技的進步，在交易成本不斷降低、公共產品供給存在“空洞”且不能彌補的情況下，將會產生有別于政府、市場、第三部門的新的公共產品供給主體——“第四部門”。

5.通過對中國公私部門供給公共產品過程中存在的交易費用的測量發現：從絕對量指標上看，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交易費用的絕對額是不斷上升的；從平均交易費用指標來看，私人部門單位產品交易費用相對穩定，公共部門單位產品的交易費用則變化較大，私人部門單位交易費用與公共部門單位交易費用在1998—1999年度相交；從邊際交易費用指標來看，公共部門供給公共產品所發生的邊際交易費用要高于私人部門供給公共產品發生的交易費用。因此，就我國公共產品的供給而言，在一定的條件下將公共產品的供給由政府部門交給私人部門可以節約交易費用，提高公共產品供給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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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蔡武部長在賀信中說，中國古代著名思想家孔子在兩千多年前就提出“和而不同”的思想。并將追求內在的和諧與統一作為人類精神世界的佳境。相信此次學術論壇的召開將為增進亞洲各國文化藝術界的相互理解。促進亞洲多元文化的繁榮與發展起到積極推動作用。

韓國文化體育觀光部柳仁村部長在賀信中也表達了對此次高層論壇衷心祝賀，認為韓中建交16周年以來。兩國因經濟互補性和文化相似性，在各方面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進展，希望“中韓暨觀察員國家文化藝術界高層學術論壇”不僅是一次學術活動，更愿其成為對亞洲各國文化藝術方面創造出新價值的盛會。

王文章院長發表致辭時說，在21世紀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各地的區域合作日益密切，亞洲各個國家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合作日益加強。舉辦首屆“中韓暨觀察員國家文化藝術界高層學術論壇”。為亞洲各國文化藝術界的藝術科學研究和藝術創作實踐提供了一個交流研討平臺。亞洲各國人民曾經以自己獨特的文化藝術創造。為世界文化的多樣性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在21世紀的今天，亞洲各國人民必將以自己的勤奮和智慧為世界文化的多樣性發展做出新的貢獻。文化藝術的交流合作與相互促進，離不開溝通理解與相互尊重。中國著名社會學家先生曾提出未來世界文化發展的境界：“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不同國家、民族的人們，首先是發現、熱愛自身之美，然后是包容、相互學習他人之美，得到相互欣賞、贊美。不同的美和諧與共是一個多彩的世界、多元的文化，進而達到相互尊重、世界和諧的大同之美。相信亞洲各國文化藝術界的朋友們會熱情攜手，共同努力。以卓越的文化藝術創造，為自己國家、民族在21世紀的文化藝術發展開拓出新的境界；在保持文化獨特性的同時，努力促進亞洲文化的和諧、繁榮和發展。

韓國韓中文化藝術協會會長柳在沂致答謝辭。他認為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亞洲各國日益關注本國的文化產業發展，來自韓國、中國、日本、越南和新加坡等國的專家學者和文藝界精英一起聚首北京，深入探討亞洲文化的發展。相信各國專家學者和文藝界人士能為亞洲文化藝術的發展發揮應有的作用，而論壇的成功舉辦，一定能為亞洲未來的文化藝術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韓國代表團團，長崔禎鎬和觀察員國代表、越南文化通訊研究院院長阮志堅也作了大會發言。

來自中國、韓國以及日本、新加坡、越南等國文化藝術領域的專家學者和藝術家圍繞論壇議題“二十一世紀亞洲文化發展展望”，分文化文學類、電影類、戲劇美術類、音樂舞蹈類四個類別，以大會發言與專題討論形式，展開了深入探討和廣泛交流，提出了諸多建設性的觀點和建議。此次論壇吸引了中韓兩國以及日本、新加坡、越南等國文化藝術界的學者。韓國方面組成了專門的代表團，代表團由三十余位在文學、戲劇、美術、音樂、舞蹈、影視、書法等領域卓有成就的專家學者和藝術家構成，包括韓國著名文學評論家柳宗鎬，著名詩人金炯德。著名小說家金周榮。著名作曲家、指揮家樸范薰。著名舞蹈評論家張光烈，著名導演林權澤、樸洗真、著名電影演員姜受延。著名芭蕾舞演員金惠植等。日本琵雅株氏會社社長矢內廣、中央大學文學部教授飯容，新加坡著名華裔畫家林祥雄、戲曲學院院長蔡曙鵬。越南文化體育旅游國家合作局專員陳一皇、廣寧省文化通訊廳廳長黎全等共50余位外國學者、藝術家出席了論壇。

篇7

最近兩年的中國經濟學界可謂多事之秋。2004年8月的“郎顧之爭”掀起軒然大波，隨著科龍董事長顧雛軍的，那些一度力挺顧雛軍，為國企產權改革和市場化取向辯護的主流經濟學家，依然擺出一副無辜的樣子，照樣冠冕堂皇地在公眾場合亮相。當2005年10月香港學者丁學良一語驚人，發表了“中國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學家最多不超過5個，內地的經濟學家到國際上最好的50個經濟系里當研究生的資格都不夠”的評論，這時內地的主流經濟學家們如坐針氈而集體失語。

隨后《中國青年報》的一項民意調查為丁學良的判斷提供了有力的民意支持。調查顯示，83%的公眾支持丁學良“不超過5個”的說法，公眾信任率超過10%的經濟學家僅有郎咸平和吳敬璉兩人，聲名顯赫的厲以寧、張維迎、林毅夫和樊鋼等均被排列在外。接著哈佛大學的“海歸”博士鄒恒甫教授質疑經濟學家，令“江湖”風云再起，“我和林毅夫是三五流，張維迎是九流，大多數人都不入流”。他不但把一些名聲赫赫的學者拉下馬，更把鼎鼎大名的張維迎也打上“九流”烙印。

其實質疑經濟學研究的聲音始終存在，早在1996年中國會計學年會上，香港科技大學的李志文先生就毫不顧及200多位會計教授的情面，猛烈抨擊中國會計研究，提出“中國會計研究至今為零”的說法。自此之后，香港學者似乎成了內地經濟學家的克星，只是一直沒有引起社會公眾的充分關注。直到郎咸平公開炮轟資本大鱷借改革之名鯨吞國有資產，人們對于若干大牌經濟學家的批評才加速升級。等到去年丁學良像《皇帝的新裝》里的小男孩一樣捅破一層窗糊紙，全國輿論才嘩然一片，各大知名媒體紛紛發表文章，就中國經濟學家的水準、職責和道德等問題進行大討論。

2006春節的喜慶好像沒能沖淡人們對這場討論的記憶，新年剛剛過去，各大媒體紛紛喧嚷“丁學良再‘出聲’，經濟學家信任危機仍在繼續”。網絡上更是一片火暴，很多網上論壇成為倒戈經濟學家的陣地，相關文章也層出不窮。在這場對經濟學家的集體批評中，觀點的軌跡正慢慢發生變化，最初是對經濟學家群體的道德批評，接下來則加入了對經濟學家學術能力的拷問。討論的內容逐漸豐富，涉及到更多具體的經濟問題，但是不信任的程度卻有增無減。

而國內主流經濟學家此時多選擇退避搪塞，也不知確是被打中了軟肋，還是害怕被公眾輿論圍攻難以脫身。究竟有什么原因使我們無辜或有辜的經濟學家受到如此大的傷害，以致昨天還炙手可熱，熱得坐蒸籠；轉眼間就寒風驟起，冷得坐冰凌。經濟學家惹了誰？

經濟學家惹了誰？

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在整個中國社會科學領域中，經濟學幾乎成了唯一的顯學，經濟學界中人也因此大顯風頭，人見人羨。這無疑給經濟學家搭建了一個空前的大舞臺。隨著社會經濟和百姓的生活越來越密切，經濟學家們肩負了更多本應屬于其他學科的責任。然而在國內浮躁的學風影響下，一些經濟學研究者眼盯著權和錢，只把經濟學當作個人發財、出名和當官的路子，把極少的精力用在經濟科學研究上。“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商，商而優則學”。不少經濟學研究者跑到企業當獨立董事，如果我們開出一份在不同的利益集團中擔任獨立董事的經濟學家名單，會發現這個名單很長；有的當個體戶，借著大學的牌子到處搞課題四處走穴，到外地的中小企業掙講課費和顧問費，荒蕪了傳道授業解惑。難怪有人說外國經濟學家盯著諾貝爾獎在搞學問，中國經濟學家在搞新聞。

俗話說拿人錢財替人消災。當經濟學家與利益集團結為盟友時，我們又如何指望那些經濟學家能針對紛紜變幻的經濟現象，實事求是地說出自己的正確判斷。特別是在其理論與利益集團發生嚴重沖突時，經濟學家們又如何保持面對社會公眾的公平？于是有的經濟學家兒女親屬炒股，就鼓吹股市要沖上5000點；有的當企業的獨立董事，掙了錢就為這家企業鼓吹，充當“馬仔”；有的為了掙錢參加論證會，為企業評功擺好。國內一線的經濟學家年進數百萬，二線的經濟學家也掙百萬，不得不讓人懷疑起他們的致富之道來。

我國經濟學學術積淀薄，整體水平差。吳敬璉毫不忌諱地指出：“中國經濟學的成長道路是不平坦的。它先天不足，后天失調。”我國經濟學家對現代經濟學的了解幾乎是從空白斷檔起步，現在仍處于補課階段。尚未深厚到可以對“經濟科學”進行重大解構與重建的程度，做出世界領先的學術突破更是一個美麗而遙遠的夢。艱巨的歷史任務與即學即用的學養儲備形成這代經濟學家特有的歷史性尷尬。

鄒恒甫曾在一次演講中指出，中國經濟學界權威的《經濟研究》雜志應該更名為“經濟問題研究”，因為中國質量最好的論文也只是在研究具體實踐問題，對經濟學理論的知識庫存并沒有任何邊際意義上的貢獻。

“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這句詩可以成為我國經濟學研究的讖語，寫盡了官本位思想與物欲橫流對經濟學學者的摧殘和腐蝕。一些只言片語就能激起千層大浪，看來經濟學家職業操守有問題，學業不精的形象可謂已“深入人心”久矣。另外，改革開放走過的二十多年里，中國在經濟發展之余積累了重重矛盾。公眾中的不滿情緒在堆積，對掌握經濟權的精英階層喪失信任，而被認為是改革方案建議者的主流經濟學家們自然首當其沖。曾經叱咤風云的主流經濟學家在經歷了此番波折后竟顯得如此之蒼白和虛弱，怎能不在公眾心中產生信任危機？

拆解輿論的弈局

中國的經濟學本身就是伴隨“經世濟民”的理想而產生的，并與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密不可分。怎樣評價中國經濟學家這個群體呢？首先要充分肯定他們為改革開放做出的重大貢獻。正如吳敬璉所說：“如果說主流經濟學家是指那些能夠對經濟發展起到一定重要作用和影響，起到一定促進作用的學者的話，那么，全世界都承認20年里中國經濟發展得非常好，主流經濟學家也影響了中國經濟發展，而他們卻反而成了‘王八蛋’了，這是怎么回事？”

在新古典經濟學理論支撐下，改革開放之初的“增量改革”得以啟動；現代經濟學在20世紀的革新，啟發了中國“整體推進”改革思路。歷史必將銘記，20世紀末的中國經濟學家為這個古老民族的現代化所做出的歷史功勛。改革開放的成就從一個側面證明，中國經濟學家已步入經濟科學的門口，先鋒人物已經登堂入室。如果對他們的辛勞視而不見，甚至予以哂笑謾罵，則是不應該的。

與更高深的哲學或其他純科學相比，經濟學看似一門很簡單的學科，但是好的經濟學家是各種素質的罕見的結合。在某種程度上，他應該是數學家、歷史學家、政治家和哲學家。他必須了解符號并用文字表達出來……他必須考慮人性或人的制度的每一部分。他必須同時保持果斷而客觀的情緒，像藝術家一樣冷漠而不流俗，但有時又要像政治家一樣腳踏實地。一個好的經濟學家既要客觀又要主觀；既要冷峻，又要滿懷人文關懷。

求真乃任何學科的先決要求。人不求真，其言皆妄，誰能保證他的學術結論真實可信、真正有用呢？經濟學是一件很復雜的事，不是三言兩語就能說清楚的。經濟學家是做科學研究的，不能像明星那樣炒作。經濟學者要耐得住寂寞，守得住“空房”，不要像政客明星那樣喜好媒體的追捧，被利欲熏心。

篇8

論文摘要：數學化成為經濟學發展的主流趨勢，實證化和專門化、研究領域的非經濟化、假定條件的多樣化、證偽主義的普遍化、案例使用的經典化、學科發展的邊緣化、古典的均衡分析和現實的非均衡分析相互補充、理性預期和不確定性問題等趨勢強化，博弈論的應用范圍擴大，以及政府作為經濟學研究對象和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的聯系得到共同重視。

20世紀經濟學之所以產生諸多“革命”和理論創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研究方法和角度的巨大變化。從某種意義上講，研究方法的演變體現經濟學的發展脈絡。舉其要者，研究方法的變化可歸納為以下十大趨勢。

一、數學化成為經濟學發展的主流趨勢

經濟學應用數學研究的專門化、技術化、職業化甚至到登峰造極的程度，使經濟學更嚴密，表達更準確，思維更成熟。主要表現在以下三點：

第一，宏觀計量分析法是最大貢獻之一。諾貝爾獎獲得者克萊因從上世紀50年代最早提出宏觀經濟計量模型，為宏觀經濟研究開辟新的視野。此后，隨著大型計算機的誕生和使用，經濟結構的各種參數得以推算出來，為制定政策提供依據。第一代計量經濟學家的數理貢獻在經濟學方法論體系的整體性、嚴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發揮的巨大作用主要體現在宏觀經濟研究方面。中國經濟學深受其影響。經濟學理論與計量方法、計量模型，以及國民收入的核算體系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使得宏觀經濟理論從未像現在這樣更貼近現實、更具實用性和可操作性。

對比中國《經濟研究》和《美國經濟評論》，可以看到，自2002年開始，《美國經濟評論》上刊登的應用計量經濟學論文比重下降，而自2003年開始，《經濟研究》上刊登的應用計量經濟學的論文比重上升，開始超過《美國經濟評論》。①

第二，計量經濟學長足發展并成為經濟學中一個極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統計學在經濟學中的廣泛使用，并最終成為構建計量經濟學體系的一個重要基礎。《1867-1960年美國貨幣史》是弗里德曼成功運用統計分析的一部經典性著作②，通過一系列的數據統計分析，得出貨幣數量的長期變化和實際收入的長期變化之間具有一種密切的相關性的結論，從而構建弗氏貨幣數量說。統計分析的運用不但支持計量經濟學的發展，還大大推動諸如發展經濟學、國際經濟學、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等新的理論分野和發展。

但是，許多經濟學家都激烈抨擊濫用數學的現象。里昂惕夫在分析1972-1981年間發表在《美國經濟評論》上各種文章的類型之后，指出“專業經濟學雜志中數學公式連篇累牘，引導讀者從一系列多少有點道理但卻完全武斷的假設走向陳述精確而卻又不切實際的結論”。

二、越來越呈現出實證化和專門化趨勢

實證化，是經濟學研究和表述中，越來越注重對經濟現象的因果聯系進行客觀的、不帶有主觀選擇意味的研究。這是解決實際經濟問題的迫切要求。這種趨勢注重具體經濟而非一般性經濟問題的研究，注重經濟政策而非經濟理論研究。表現為經濟學研究目的的實用性，也表現為現實經濟問題對經濟理論研究的實證要求。與這種趨勢相關，整個西方經濟學理論的發展過程也發生兩次轉換，即先是由重視對經濟波動、就業和經濟增長問題的研究轉換到重視對財政赤字、通貨膨脹、匯率變動和國際收支逆差問題的研究之后，又轉換到重視對經濟周期、經濟增長問題的研究。

專門化傾向，是實證化研究深入發展的結果，也是借助日益豐富的分析工具而產生的結果。專門化傾向，是指在現代經濟學的研究和表述方法方面，越來越多地使用一些特有的、非經濟學家一般不使用的方法、分析工具和專業術語，以至于出現只有受過專門訓練的人才能進行經濟學研究和分析、才能夠看懂經濟學論文。于是，由實證化傾向而來的專門化傾向，通過分析手段的發展和豐富，在加強實證研究技術化傾向的同時，又逐漸脫離實證化。這一特征從凱恩斯主義宏觀計量模型到貨幣主義和理性預期的動態模型，表現得越來越明顯。從長期來看，實證化和專門化的傾向仍然在加強，但二者之間的距離卻有加大的跡象。如非線性分析這類跨學科分析方法的引進，也許會引起經濟學的較大變化。

三、均衡分析方法與非均衡分析方法并存的趨勢

“新古典綜合派”在召回凱恩斯以前傳統的新古典微觀經濟學的同時，也在宏觀分析方面大膽地恢復均衡分析方法。因為“凱恩斯革命”打破的主要是自由放任經濟政策下市場自動均衡的實現和保持機制，而不是均衡分析方法本身。因此，新自由主義各派的經濟理論，始終堅持均衡分析的方法。在宏觀非均衡分析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法國經濟學家讓-帕斯卡爾貝納西、馬林沃德，美國的霍瓦德和英國的波茨、溫特等人，他們不僅提出一套和凱恩斯理論體系完全相容的宏觀非均衡學說，而且運用這套理論對中央集權決策經濟的非均衡問題進行分析。正是這些人的努力，使得當代西方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得到進一步豐富和發展。盡管宏觀非均衡分析方法不如均衡分析方法的影響普遍，但它無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影響也在逐步擴大。

從廣義上看，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并沒有本質上的差別，其不同點僅在于各自所涉及的均衡條件和水平的差異。值得注意的是，非均衡分析的研究對象更為現實一些，也更強調動態性。客觀上，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都是對經濟現象某些方面的適當反映，二者雖有差別，但不是根本性的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統一、相互補充的關系。

四、假定條件的多樣化趨勢

經濟學家們不得不或放寬假設，或修改前提，或一反傳統逆向假定，以構建和拓寬其研究領域，為重建和發展他們的理論，以反對和解釋來自對方的理論。例如，經濟人假定是微觀經濟學的核心，也是經濟學的基石之一。在20世紀中，經濟人假定的條件被不斷地修改、拓展，甚至批評和攻擊。凱恩斯經濟學的誕生被一些學者認為是對經濟人個體研究方法的最大“克服”，因為凱恩斯主義的基礎和歸宿都是圍繞總供給與總需求等一系列“總量”關系而展開的。貝克爾拓展經濟人假設，認為個人效用函數中具有利他主義的因素，這才是人類行為的一般性。鮑莫爾主張用“最大銷售收益來代替最大利潤的目標函數”，因為實證經驗表明經理層的薪金與銷售收益的關系大于它與利潤的相關程度。公共選擇學派提出的挑戰是，經濟人在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時，并不能得出集體利益最大化的結論，“阿羅定理”即可說明個人福利的簡單加總不一定與社會福利一致。新制度主義認為經濟人假定過于“簡單化”，因為除物質經濟利益以外，人還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地位等社會性的需要。

五、研究領域的非經濟化趨勢

經濟學研究領域與范圍開始逐漸超出傳統經濟學的范疇，分析的對象擴張到小至生育、婚姻、家庭、犯罪等，大至國家政治、投票選舉、制度分析等。研究領域的這種“侵略”與擴張，被稱之為“經濟學帝國主義”。這取決于時代主題和研究角度的變化、個人興趣和專業特長的不同。

六、強調理性、預期和不確定性問題的趨勢

理性預期學派從通貨膨脹問題入手，強調理性和預期的問題，并由此否定政府干預的有效性，這對凱恩斯主義形成較大沖擊，也引起凱恩斯主義各派對理性和預期問題的重視。盡管在理性問題上各派未能取得共識，但關于預期的思想和方法的確滲入宏觀經濟學各流派之中。

七、學科交叉的邊緣化趨勢

經濟學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許多交叉學科和邊緣學派，例如，混沌經濟學、不確定經濟學、行為經濟學、法律經濟學、實驗經濟學等，百家爭鳴，相得益彰。這取決于經濟學家認識領域的拓寬和方法論的多元化，經濟學與其他學科的交流和相互滲透得以大大加深，大量非經濟學概念的引入使得當今的經濟學與百年前相比已面目全非。八、證偽主義的普遍化趨勢

證偽主義經濟學方法論是實證主義方法論的一種邏輯延續。據統計，20世紀70-80年代的20年間，經濟學界出版50多本經濟學方法論的著作，其中幾乎都和證偽主義有一定的聯系，在1991年總結的當代經濟學家達成的13點共識中，有7個和證偽主義有直接聯系。布勞格在《經濟學方法論》中將20世紀經濟學方法演變史歸納為一句話：“證偽主義者，整個20世紀的故事”。實證主義和證偽主義是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新制度經濟學方法論既是證實的又是證偽的,在某種程度上還兼有歷史主義方法論的特點。

九、案例使用的經典化趨勢

經濟學中的“舉例”，不僅已經發展到“經典化”的地步，而且在有些定理中不舉例已不足以說明問題，甚至所舉的案例已具有不可替代性。這種案例的惟一性，既簡單明了、通俗易懂，又幾十年上百年一貫制，代代相傳。用案例闡明一個定理、寓意一個規律已經司空見慣，如“看不見的手”。

十、博弈論的應用范圍擴大趨勢

博弈論已延伸至政治、軍事、外交、國際關系和犯罪學等學科，但其在經濟學中的應用最為成功。博弈論研究的內容主要是決策主體的行為發生直接相互作用時的決策以及該決策的均衡問題。借助于博弈論這一強有力的分析工具，“機制設計”、“委托—”、“契約理論”等已被推向當代經濟學的前沿。20世紀經濟學及其研究方法的深化,還表現在：

1、第一次把政府作為經濟活動的一個部門來對待。不僅將政府的經濟活動納入到宏觀經濟活動中，而且將政府的經濟行為和經濟政策作為能動的經濟力量加以運用，使之成為影響和調節宏觀經濟活動與狀況的重要機制之一。政府支出不斷膨脹、效率低下是的惡果，其原因是存在“政府失靈”，因此，市場是解決問題的惟一選擇。③

2、宏觀和微觀的聯系得到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的共同重視。

注釋：

①成九雁、秦建華.計量經濟學在中國的發展軌跡[J].經濟研究，2005（04）：113-124.

②MaryS.Morgan，TheHistoryofEconometricIdeas，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0.

③參見〔法〕亨利·勒帕日.美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M].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118-150.

參考文獻：

［1］〔英〕馬克·布勞格.經濟學方法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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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兩位經濟學家的學術研究成果及影響

（一）經濟政策的時間連續性

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獲獎，主要是基于他們合作發表于1977年和1982年的兩篇經典論文。1977年的論文題目為《規則而不是相機抉擇：最優計劃的不連續性》，專門討論經濟政策制訂過程中不能回避的問題――時間連續性問題，即制訂政策如何才能保證在時間上前后相一致的連續性。如果政策制訂者不事先制訂一個固定的規則，即使政策目標是低通脹，其結果也可能導致高通脹。此結論實際上是盧卡斯“政策無效性定理”的推論和發揮。政策制訂者認為最好的經濟政策是可以影響企業和家庭預期的政策，而一旦這些預期已經形成并定型為企業和個人行為時，政策實際上已經不能發揮作用了。于是，政策制訂者不得不修改原有的政策，他們往往不得不退而求其次，最終總是采取比預先設定的政策更差的政策，貨幣政策就是一個典型的案例。假定政策制訂者確立了低通貨膨脹的政策目標，并向社會公開宣布這一政策措施。如果進一步假定這一政策果然奏效，通脹率真的有所下降，并因此導致就業量有所下降。于是，政策制訂者又準備采取“相機抉擇”辦法，冒險提高一點通脹率，以便在短期內降低一下失業率。如果企業和工人知道了這一政策，政府的低通脹率的承諾就已失去了其可信度，結果是高通脹和工資的大幅度上漲隨之發生，政策在時間上的不連續性導致經濟陷入高通脹陷阱，而就業并沒有增加。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的理論可以推廣到多個領域，特別是對貨幣、財政政策、稅收政策的影響都很大。他們的政策主張與盧卡斯如出一轍，即以長期不變的固定規則取信于民，而不是“兵不厭詐”的“相機抉擇”，這在財政和貨幣政策上是可行的。但這一主張也有不當之處，即限制了政策的彈性（靈活性），一旦發生不可預測的事件時就會陷入被動。后來研究者在經濟政策的研究中逐步加以修改完善，他們發現重點不是引入約束性準則，而是制訂政策制度的改革。

（二）經濟周期的內在驅動因素

1980年夏，基德蘭德與普雷斯科特合作撰寫了第二篇經典論文，專門討論了經濟周期的內在驅動因素。在20世紀80年代之前，經濟學家把長期經濟增長和短期宏觀經濟波動一直看作兩個完全獨立的現象，用不同的方法加以研究。他們的基本理念是，長期經濟增長是由供給決定的，而技術發展是內在驅動力。但經濟周期的波動則是在長期增長的總趨勢之下，由總需求的變動導致的。這兩種理論之間沒有實際的聯系。傳統的分析是建立在家庭消費、企業投資、GDP、通貨膨脹、就業等歷史數據基礎上的。這些要素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宏觀經濟相對比較平穩時期，可以比較明顯地反映經濟參數之間的變動關系。但到了70年代，特別是石油危機發生之后，宏觀經濟環境變得動蕩不定，這些要素之間的統計關系也變得不清晰了。這樣就使得準確的經濟預測很難作出。正是在此時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的論文的發表，最終為宏觀經濟研究中的經濟周期理論確立了微觀經濟學的基礎。其模型的創新之處是通過短期勞動生產力增長率的變動對在經濟領域影響的分析，把長期經濟增長與經濟周期結合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來研究。他們的假定仍然以微觀經濟學的基本原理為出發點，例如：消費者效用最大化、企業利潤最大化原則，同時把預期作為一個重要參數加以考慮。結果，他們證明投資與相對價格的波動將技術增長率變動的影響傳導到經濟體，從而導致以經濟的長期增長路徑為中心的短期波動。由于他們的模型同時也證明了供給要素的作用與需求要素的作用非常明顯的相似，所以也就證明供給也是經濟周期形成的決定力量。目前，更多經濟學家傾向于需求的變動和供給的變動對于經濟周期的影響具有同等重要作用。

二、幾點啟示

（一）關注供給的作用

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在宏觀調控中，基本是采取“凱恩斯主義”方式例如擴大內需，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當然實踐證明是行之有效的。但隨著改革不斷深化，經濟增長方式的改變，發達國家遇到的難題我們也可能遇到，因此，在宏觀調控方面不僅要關注需求，今后更關注供給的作用。

（二）在經濟政策制訂上要關注預期的作用和時間的連續性

（1）我國在制訂經濟政策時有明顯的“相機抉擇”傾向。搞建設與打仗不同，前者靠取信于民，后者靠兵不厭詐。所以一個明確、透明和固定的規則遠比“相機抉擇”政策要好得多。（2）任何一項經濟政策的出臺都必須考慮前后一致、相互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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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拉伯這么說是有道理的，在經濟學界這個江湖中，三山五岳門派林立，如供給學派、貨幣學派、理性預期學派、凱恩斯主義、新自由主義等等。對同一“病癥”，各門派常常開出截然不同的“方子”，如果對象是個活人的話，早被他們“醫”死幾十遍了。如果是武林選盟主倒也簡單，大家撲上去干上一架就立見高下。裘千丈再能忽悠，也經不起歐陽鋒一巴掌……可惜經濟學家沒這么豪爽，只能靠嘴皮子爭個高低。

二戰后的美國有個奇特的現象，每當華盛頓的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CEA)主席一職因種種原因空缺時，便是美國經濟發展最好的時候，無論從就業率、經濟發展率、貧困率哪個指標來看，都很不錯。而一旦主席的寶座有屁股占著時，經濟就開始往下滑。像哈伯·斯坦和查爾斯·舒爾茲這樣的一代經濟學大俠任職期間，貧困率卻以2%左右的可怕速度增長。

1975年，經濟學家庫普曼斯與列奧尼德·康托羅維奇共同獲得當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他們的獲獎論文是《資產分配的最優理論》，這兩位專家號稱根據他們的理論投資就會無往而不利。當時有好事的記者問：“既然這個理論這么厲害，你們有沒有想過，用這筆獎金來證實這個偉大的理論呢？”二老捋著胡子自豪地答道：“我們正準備如此。”不過，很快他們就用自己的“無敵理論”把得到的獎金虧光光，只有在老婆面前跪搓衣板的份兒了。

無獨有偶，1997年，美國經濟學家默頓和斯科爾斯以期權定價理論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二人摩拳擦掌，組建了投資公司。不幸的是，用他們自創的全世界最牛的理論進行期貨市場交易時，卻屢戰屢敗，直至關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