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外貿易管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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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關鍵詞] 對外貿易 政治風險 預測 管理
一、我國對外貿易面臨政治風險的特點
對外貿易經營中的政治性風險傳統上劃分為征收風險、戰爭和內亂風險 (政治暴力風險)、違約風險、匯兌限制風險(轉移風險)、延遲支付風險5類。近年來我國對外貿易中面臨的政治性風險的發展呈現以下特點:
1.公開、直接的征收風險總體降低,但蠶食式征用風險日益突出;征收風險即東道國政府對外資企業實行征用、沒收或國有化的風險。上世紀80 年代以來各國政府競相吸引國際投資,大多數建立正常政治秩序的國家,公開、直接的征收風險可以忽略不計。但在中國企業跨國經營中,“蠶食式征用”(creeping expropriation,又稱“間接征用”)風險依然存在,甚至有所上升。
2.傳統戰爭風險轉向和平環境中的政治暴力風險;戰爭風險指戰爭、內戰、恐怖行為等。目前,中國企業在對外貿易中面臨的主要政治暴力風險不是傳統的戰爭風險,而是和平環境中貿易保護主義驅動的政治暴力風險,由于勞工權益問題引起的政治暴力風險也呈方興未艾之勢。
3.違約風險集中于部分發展中國家和轉軌國家;違約風險即東道國政府違約,投資者無法或無法及時求助于司法或仲裁機關;或雖有裁決,但無法申請執行。這類風險通常出現在一些法制不健全的發展中國家和前蘇聯東歐轉軌國家。
4.國家延遲支付(債務違約)風險不可忽視,地方政府債務風險更高;國家延遲支付通常指由于東道國政府停止支付或延期支付,致使外商無法按時、足額收回到期債權本息和投資利潤。目前這一風險的主要存在于一些重債發展中國家,主要發達國家的貨幣是國際廣泛接受的清償手段,理論上可以開動印鈔機無限償還債務,但發達國家地方政府沒有貨幣發行權,完全有可能陷入財政破產,甚至紐約、慕尼黑等世界聞名的富庶城市政府也未能幸免。
5.匯兌限制風險(轉移風險)總體大幅度降低,但部分金融危機高發國轉移風險仍然較高;匯兌限制風險(轉移風險)即東道國國際收支困難而實行外匯管制,禁止或限制外商、外國投資者將本金、利潤和其他合法收入轉移到東道國境外。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際貨幣/金融危機頻繁爆發,新興市場就先后爆發了1998年俄羅斯危機、1999年巴西雷亞爾危機、2001年土耳其危機和2002年年初的阿根廷危機。
6.第三國干預風險等新型政治性風險也日益嶄露頭角。該類風險可分為兩類,一是第三國政府直接采取制裁措施的風險,這種風險目前主要來自美國,企業如果與美國列舉的所謂“無賴國家”開展經貿往來,就有可能面臨這項風險。例如中石油籌備海外上市赴紐約路演時,美國一些政治勢力致函各大投資基金,以中石油在“邪惡國家”蘇丹開發石油為由要求其抵制中石油,并在美國國會提出了正式的議案。另一類是在第三國干預行為的壓力或引誘下,東道國政府違約的風險。由于日本參與,中俄石油管道工程方案多次反復,中石油在安大線上的前期投入全部落空,且損害了我國的能源戰略,就是這一風險的典型案例。
二、對外貿易中政治風險的預測方法
政治風險預測是管理政治風險的第一步。預測方法可概括為兩大類。一是定性預測法,運用風險預測者的知識、經驗、理智地對政治風險做出主觀判斷。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國蘭德公司創立的Delphi Method。該方法從媒體等渠道收集來的有關東道國政治、經濟、社會資料為基礎,邀請國際問題專家、經濟學家、熟悉東道國的新聞媒體代表人、外交人員、商人等等參加評議會,或以問卷調查的方式進行。當意見初步匯總后,企業可將這些看法進行歸納、總結,然后再反饋給這些人士,如此反復多次,直到最后形成一個較為一致的意見。二是定量預測法,即充分利用現有市場信息,運用統計和模型進行計算,對政治風險進行定量預測。其中以美國紐約國際報告集團制定的ICRC――國家風險國際指南最為著名。
除此之外,《歐洲貨幣》雜志每年9月或10月會公布一張當年各國國家風險等級表,以一國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的表現為基點評估各國政治風險。這張國家風險等級表也是的重要參考之一。
三、我國對外貿易中政治風險的管理策略
2004年9月,不到一個月的時間爆發了埃爾切事件和巴基斯坦匪徒綁架中國工程師兩起惡性案件,充分說明我國企業面臨的政治性風險與日俱增,而我國企業在對外貿易政治風險的預測及管理上還有待提高。
綜上,筆者認為:在對外貿易業務中,我國企業在對外貿易經營匯總應繼續加強風險意識,在應對、處理政治風險時,應結合使用定量、定性兩類預測方法,揚長避短,以期能夠更加準確地預測政治風險。根據最終結果判斷東道國的政治風險,根據面臨的具體情況盡量采取積極管理策略,如:一是針對可能發生的政治風險,做出填密的安排盡可能使本公司發展方向與東道國發展方向保持一致,減少沖突及矛盾。二是管理政治風險時投保政治風險也是積極舉措之一。三是使用地域分散來減少風險。把雞蛋放在不同的籃子里,利用地域上的分散經營來應對政治風險。但是對于已經發生的的政治風險,企業也應事后迅速采取補救措施,例如迅速轉移資金、財產等,以期減少損失。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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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2011年8月23日,國際環保組織了名為《毒隱于衣全球品牌服裝的有毒有害物質殘留調查》的報告,該報告指出阿迪達斯、李寧等國際國內知名品牌的產品中含有環境激素壬基酚聚氧乙烯醚NPE。有毒的服裝、床上用品等紡織品對人體的傷害不亞于有毒食品,它們與人體充分接觸后通過皮膚滲入體內,對人體造成傷害。
一、中國紡織服裝出口貿易面臨的環境污染困難與挑戰
目前中國紡織服裝行業還面臨如“技術性貿易壁壘”等一些新的挑戰。織物上存在殺蟲劑的殘留物。天然植物纖維如棉花,在種植中會用到多種農藥,如各種殺蟲劑、除草劑、落葉劑、殺菌劑等。有一部分會被纖維吸收,雖然通過退漿、精練、漂白、水洗等前處理工藝可以將絕大部分被吸收的農藥去除,但仍有可能有部分會殘留在最終產品上。這些農藥多數都是有機氯農藥,以苯為原料的有機氯農藥包括使用最早、應用最廣的殺蟲劑DDT和六六六,以及六六六的高丙體制品林丹、DDT的類似物甲氧DDT、乙滴涕,也包括從DDT結構衍生而來、生產噸位小、品種繁多的殺螨劑,如三氯殺螨砜、三氯殺螨醇、殺螨酯等。另外還包括一些殺菌劑,如五氯硝基苯、百菌清、稻豐寧等。以環戊二烯為原料的有機氯農藥包括作為殺蟲劑的氯丹、七氯、艾氏劑、狄氏劑、異狄氏劑、硫丹、碳氯特靈等。此外以松節油為原料的莰烯類殺蟲劑、毒殺芬和以萜烯為原料的冰片基氯也屬有機氯農藥。
服裝加工行業主動“服毒”,主要是因為甲醛的防腐能力特別強,經過特殊工藝處理后,使得甲醛成為服裝面料中纖維的一部分,起到防皺、防縮、阻燃等作用;同時也可以保持衣物印花、染色的耐久性,并改善衣物的手感。在服裝原料加工中廣泛使用甲醛的,一是經過防皺處理的純棉衣物,二是目前較為流行的胸前有涂料印花的T恤,其三是衣物有襯布部分如西褲腰部等,其四是復合布、涂層布、植絨布以及經過特殊整理的紡織品,最后就是黑色、深藍色等顏色較深的滌綸衣物。
河北省紡織產品質量檢測中心有關專家認為,在現階段,要求上述這些服裝面料一點甲醛都不含是不現實的,因為這些面料的生產與印染加工工藝都需要加入含有甲醛的助劑,如何確保這種有毒助劑絕對不超標是目前亟待要做的。
河北省服裝協會許會長認為,市場的無要求與消費的不理智,也間接導致了生產企業和商場忽視了服裝的環保質量,并最終導致服裝消費的引“毒”入室。成裝求挺闊、童裝求鮮艷,是目前服裝消費的兩大誤區。事實上,面料的后期整理方面,如保證襯衣領、袖口圓挺而不變形、印花鮮艷經久等,在大部分服裝加工者眼里,幾乎沒有比使用甲醛更經濟、更立竿見影的辦法了。而如果消費者選購服裝只考慮外觀、做工等,也不利于促進服裝生產企業形成環保質量檢測的自覺性。
歷史一次又一次的證明,科技能為我們的生活帶來的變化是難以估量的。當地球正遭遇嚴重的環境危機,更不得不催逼著我們加快改變的步伐。就紡織服裝業來說,要想發展低碳經濟,技術創新成為了重中之重。
二、中國紡織服裝行業應采取的環境保護措施
衣食住行,以衣為先。衣服既是人體適應自然變化的“第二皮膚”,又是維護生存健康的“第一護衛”,其安全、衛生和舒適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據北京服裝學院周璐瑛教授介紹,一套服裝從棉花播種(或化學合成)到紡織印染,再到制衣上柜,直至選購上身,其間有很多機會使衣服受到污染,從而危害人們的健康。
紡織服裝行業是中國的支柱產業。在倡導環保的大主題下,代表綠色消費時尚和潮流的“綠色生態服飾”呼之欲出。針對服裝污染的現狀,國家環境保護總局等機構聯合推出了有中國環境標志的生態紡織品標準,對服裝的生產和消費進行引導。中國環境標志要求,服裝產品不得經過有氯漂白處理,不得進行防霉蛀整理和阻燃整理,不得有霉味、汽油味及有毒的芳香氣味,不得使用可致癌的染料和可能引起過敏的染料,產品中甲醛、可提取重金屬含量等應符合標準。
國內首個“無水印花技術”日前在江陰雪豹精細化工研究所成功研發,新技術攻克了纖維織物熱升華轉移印花技術難題,節約熱能且無廢水排出,紡織印染行業有望進入無污染時代。
據全國污染源普查顯示:在39個行業中,紡織行業排放COD量排在前列,占全國的18.53%,其中有55%是由印染退漿污水造成的,其中罪魁禍首就是PVA等不潔漿料。據了解,目前國內印染行業因產生的廢水水量大、有機物濃度高且成分復雜,因而較難處理,印染廢水污染水體的狀況隨著印染行業的發展有增無減,成為水污染的一大源頭。現有的印染廢水脫色方法主要有吸附法、絮凝法、氧化法等,都避不開產生污水的問題。無水印花技術節水無污染,推廣應用后將對整個紡織產業結構和資源節約利用帶來不可估量的價值。
在國家提倡節能減排的大環境下,紡織行業在控制印染污水排放,降低用電、用水等能耗方面作出了積極的努力,取得了不小成績,為落實國家節能減排戰略目標,保護我們賴以生存的地球,紡織企業通過投入資金,改造設備和創新技術工藝等舉措,循序漸進地為減少排放和污染作出著貢獻。應該看到,服裝業走向低碳經濟必然是一場突破性的革命,不能僅靠個別組織、少數企業的行動和消費者自覺來實現,關鍵在于技術創新。
紡織業將要在低碳經濟中發揮的作用不容小覷,雖然目前紡織行業沒有被列入污染嚴重和產能過剩的行業,但是節能減排的任務同樣艱巨。要消除因紡織行業造成的污染,尤其是那些因有毒有害物質的排放和使用造成的水污染,需要所有相關企業立即采取行動,停止排污;同時,更需要我國政府盡快建立并出臺針對性的法規規范,從紡織印染生產原材料的源頭著手,全面系統的進行紡織行業的有毒有害物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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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進出口貿易;協整;誤差修正模型
中圖分類號:F71 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0)17-0143-03
阿瑟?劉易斯在其《經濟增長理論》中提出,促使經濟增長的三個近因為經濟活動、增進知識和增加資本。經濟增長是社會物質財富不斷增加的過程,通常表現為國內生產總值即GDP的增加。在開放經濟條件下,一國的經濟增長除了取決于國內消費和投資的拉動外,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已成為國際經濟活動的基本形式,拉動經濟增長。
一、相關研究和文獻回顧
將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及經濟增長聯系起來的理論,是在國際直接投資和國際貿易理論經歷了由分歧到交叉融合直至逐步一體化,可以將直接投資與貿易置于同一框架下研究后,才有了出現的可能。作此嘗試的首推日本一橋大學的小島清教授,他將國際直接投資理論建立在國際貿易理論的同一基石即國際分工基礎上,提出邊際產業理論,認為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以互補形式存在,從而促進經濟增長。
實證研究方面,真正將進出口貿易與經濟發展、對外投資聯系在一起是鄧寧等(2001)在投資周期理論的基礎上,考察了韓國和中國臺灣的貿易與直接投資的發展軌跡,認為一個國家或地區的進口行為增加將導致外資流入增加,外資流入增加會導致出口增加,而出口增加又會最終導致向外投資增加。
以上成果說明了一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與進出口貿易及經濟增長之間確實存在一定關系,并探索對外直接投資、進出口貿易與經濟增長三者的關系提供了有益的借鑒。但現有研究仍多是集中在單一的對外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或是對外直接投資的經濟效應上,對對外直接投資、進出口貿易及經濟增長三者之間關系的實證研究還比較有限。本文要解決的主要問題包括: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經濟增長之間是否存在著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它們之間的因果關系如何?
二、實證分析
前面已對對外直接投資、進出口貿易與經濟增長的相關理論進行了簡要闡述,現在此基礎上,運用協整理論、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等計量經濟學方法對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與進出口貿易及經濟增長三者間關系進行實證分析,以期對相關理論進行檢驗,同時也是對筆者所提待解決的問題進行解答。
(一)計量模型與數據說明
根據前文的假設及要解決的問題,選取的變量為1985―2007年我國國民生產總值(GDP),進出口貿易總額(EXI)和對外直接投資額(OFDI)。根據理論,對外直接投資、進出口貿易對經濟有促進作用,但是一國的經濟還會受到除該兩者之外很多因素的影響。為論證三者之間的關系,現引入以下函數:
GDP=f(EXI,OFDI,Q)+u
其中,Q是除對外直接投資及進出口貿易以外的所有其他因素,如社會中的就業狀況即勞動投入的大小、社會中的資本要素狀況、人力資源情況、R&D情況等。u為隨機擾動項。假設所有其他因素Q不變,即固定Q時得到以下計量模型:
GDP=β0+β1*EXI+β2*OFDI +u
為了消除或減少可能存在的異方差,對各變量取自然對數,得到方程:
InGDP= β0+β1*InEXI+β2*InOFDI +u
為了直觀地描述OFDI、EXI和DGP三者的長期關系,將三者按樣本數據首先繪制時間序列變化趨勢圖,如圖:所有數據均取自《中國統計年鑒》,其中GDP數值以當年匯率折算換成美元。
從圖中可看出,各變量都有不斷增長的趨勢,且變動方向一致,說明其可能存在較強的相關關系,計算各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結果見表1。
從圖1中可看出:時間序列數據有明顯的增長趨勢,且由表1可見,各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較高,甚至接近于1,表明各變量之間有較緊密的相關關系,是非平穩的時間序列變量。因此,要使建立的回歸模型有意義,就必須要求這些非平穩變量之間存在協整關系,而存在協整關系的前提就是各變量是同階單整的,為此必須進行變量的平穩性檢驗。
(二)變量的單位根檢驗
本文采用ADF(Augmented Dickey-Fuller)單位根檢驗方法來檢驗變量的平穩性。為了研究的方便,并考慮到對各時序數據取自然對數后不會改變時序的性質及關系,且所得到的數據容易得到平穩序列,對這些時序數據進行對數處理后,得到的變量分別記為:LNGDP、LNOFDI、LNEXI。采用ADF檢驗進行單位根檢驗,檢驗結果見表2。
通過表3可以看出,GDP、QI、EXI的原對數序列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均存在單位根,即都是非平穩的。而經過一階差分后,三個序列都通過了5%顯著性水平下的平穩性檢驗,即不存在單位根,這表明了三個序列都是一階單整序列,可用I(1)表示。由此可見,若僅對LNQI、LNEXI、LNGDP進行簡單回歸而不做平穩性檢驗所得出的回歸結果是難以令人信服的。
(三)協整檢驗
要建立經濟變量的關系模型,還要檢驗它們之間的協整關系。協整(Co-integration)方法是研究非平穩時間序列之間是否存在長期均衡關系的有力工具。下面以Engle和Granger提出的基于協整回歸殘差的ADF檢驗進行分析,其結果見表3。
可得模型1為:
LNEXI=0.265761+0.271422*LNGDP-0.352590*LNGDP(-1)+1.074312*LNEXI(-1)
殘差項的穩定性檢驗:
由表3和表4可知,其殘差的ADF檢驗統計值-3.391788小于在5%的顯著水平下-1.9592值,故該序列是平穩的,說明LNEXI與LNGDP是(1,1)階協整,并且它們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存在協整關系,這表明我國的進出口貿易與GDP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長期的穩定均衡關系。
同理,可得表5。
可得模型2為:
LNOFDI=-9.32714+1.439447LNGDP
由表5和表6知其殘差的ADF檢驗統計值-4.299759小于在5%的顯著水平的臨界值-1.9592,故此時殘差是平穩序列,說明LNOFDI與LNGDP是(2,1)階單整,表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與GDP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
可得模型3:
LNOFDI=-4.722841+0.972615*LNEXI
由表8知其殘差的ADF檢驗統計值-2.913675小于在5%的顯著水平的臨界值-1.9583,故此時殘差是平穩序列,說明LNOFDI與LEXI是(1,1)階單整,并且它們具有協整關系。且由模型3中系數0.972615為正,可知兩者存在同向的正相關關系,這表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與進出口貿易之間存在一個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且兩者之間不存在明顯的替代關系,長期來看,兩者是相互促進的。這一點與前文小島清的貿易與投資互補理論模型是較吻合的,也即從長期來看,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和對外貿易互補互促,產生的貿易創造效應促進了GDP經濟增長。
(四)格蘭杰(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
協整分析的結果反映了我國GDP、OFDI、EXI變量兩兩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但是這種關系是否構成因果關系,三者之間又是怎樣的一個關系模式還需要進一步驗證。為使所建立的模型正確反映出我國貨物進出口總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與我國國民生產總值之間的關系,下面進行變量之間的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通過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可得如下結果(見表9)。考慮到經濟中常出現的時滯效應,本文不是只用一種滯后階數來得到是否存在因果關系結論的。
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進出口貿易與經濟增長很有可能存在這樣一種模式:進出口貿易發展促進經濟增長,經濟增長又促進對外直接投資。對外直接投資與進出口貿易在長期中相互促進和補充,從而進一步促進國民經濟的增長。
三、結論與討論
總之,通過上述數據的實證檢驗,可以發現對外直接投資與進出口貿易以互補互促關系存在,從而推動經濟增長,這與我國實際較為吻合。對外貿易與對外直接投資對推動我國經濟增長、增強綜合國力的作用是巨大的。
第一,從協整分析的結果可以看出,國民經濟的增長和進出口增長、對外直接投資增長之間存在著唯一的協整關系,表明三者之間存在著長期穩定的動態均衡關系,進出口貿易發展促進經濟增長,經濟增長又促進對外直接投資。對外直接投資與進出口貿易在長期中相互促進和補充,從而進一步促進國民經濟的增長。
第二,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基本上符合互補關系。對外直接投資QI對進出口貿易總額長期內是促進作用,但對貿易的替代作用不明顯。首先,這可能與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有關,凈對外直接投資仍為負值。其次,進出口貿易的增長速度加快、貿易規模的迅速擴大使得對外直接投資對貿易的影響弱化。這個結果很好地說明,有關我國日益增長的對外直接投資會帶來貿易或國際收支失衡的疑慮盡可打消。
第三,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基本上是互補的,也就是說還是會對經濟增長起促進作用的。這意味著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和對外貿易需要朝著相互促進和相互補充的一體化趨勢發展,以促進世界經濟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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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為推進服務貿易外匯管理改革,完善國家國際稅收征管體制,進一步促進服務貿易發展,國家外匯管理局、國家稅務總局決定從2008年4月1日起,在天津、上海、江蘇、四川、福建、湖南6個地區試點,實行服務貿易對外支付先行稅務備案的管理措施。現將有關試點內容通知如下:
一、在試點地區注冊的境內機構(以下簡稱境內機構),到試點地區外匯指定銀行(以下簡稱銀行)辦理等值5萬美元以上(不含5萬美元)的服務貿易對外支付,應當事先持相關合同復印件到轄內主管國家稅務機關進行備案,填報《境內機構服務貿易對外支付稅務備案表》(以下簡稱《備案表》,詳見附件)。
境內機構辦理等值5萬美元以下(含5萬美元)的服務貿易對外支付無需備案。
二、主管國家稅務機關根據有關合同復印件確認《備案表》填寫無誤后,應當現場填寫《備案表》中“主管國稅機關填寫”相關內容,編制《備案表》流水號,并在《備案表》原件及3份復印件上簽章。主管國家稅務機關將《備案表》原件及1份復印件退還境內機構,留存《備案表》復印件2份。
三、境內機構在銀行辦理等值5萬美元以上(不含5萬美元)服務貿易對外支付時,應當提交主管國家稅務機關簽章的《備案表》原件,用以替代現行規定要求的稅務憑證,并根據現行規定提交其他單證。銀行在辦理有關對外支付手續后,應在《備案表》原件上簽章。
四、辦理服務貿易對外支付的境內機構,應當按照國家法律法規的規定,在規定的時間內,向主管國家稅務機關、地方稅務機關履行申報納稅手續,或就稅務事項做出說明。
五、同一筆合同需要多次對外支付的,境內機構須在每次付匯前辦理稅務備案手續,但只需在首次付匯備案時向主管國家稅務機關提交合同復印件。
六、非試點地區注冊的境內機構在試點地區外匯指定銀行辦理服務貿易對外支付,以及試點地區注冊的境內機構在非試點地區的外匯指定銀行辦理服務貿易對外支付,根據現行規定辦理。七、主管國家稅務機關、地方稅務機關之間的備案信息交換制度,按國家稅務總局隨后制定的有關文件執行。
篇5
內容摘要:后危機時代,外貿管制成為各國政府保護和促進本國經濟恢復增長的重要手段。認識外貿管制的內涵,明確外貿管制的范圍,是正確實施外貿管制的基礎。本文從微觀外貿企業的角度出發,通過對我國外貿管制的體系與具體內容的闡述和剖析,解析外貿管制的實現方式,通過海關監管,實現單、證、貨相符。
關鍵詞:外貿管制 外貿管理 海關監管 后危機時代
自2009年6月以來,美國、歐盟等西方國家陸續就中國限制部分工業原材料出口向WTO提出申訴。美歐認為,中國對礬土、鎂、碳化硅等采取的出口配額、出口稅等措施對美歐利益造成了損害,違背了中國入世的承諾。中國則認為自身的相關政策措施符合入世承諾。雙方爭議涉及到一個當前國際貿易中的重大問題,一國外貿管制的范圍與形式,甚至從根本上,一國有無權利管制商品進出口。后危機時代,我國遭受他國的外貿管制也越來越頻繁。在WTO允許的范圍內,我國可以采取哪些不違背WTO規則的外貿管制措施,維護進出口市場的健康發展,有必要對我國現階段采取外貿管制的內涵、形式、內容及實現進行系統分析。
外貿管制內涵
(一)外貿管制與外貿管理
外貿管制是指一國政府為了國家的宏觀經濟利益、國內外政策需要及履行所締結或加入的國際條約的義務,確立實行各種管制制度、設立相應管制機構和規范實現對微觀外貿企業對外貿易活動管理的總稱。實施外貿管制的目的主要是為限制商品進出口和禁止商品進出口,具體表現為一國政府為保護和促進國內生產,對進出口采取禁止或限制的措施。
外貿管理是指一國政府從國家的宏觀經濟利益和國內外政策需要出發,在遵循國際貿易有關規則的基礎上,對本國的對外貿易活動實施有效管理而實行的各種貿易政策、制度或措施的總稱。實施外貿管理的目的除了禁止和限制商品進出口外,還包含自由進出口管理,即出于統計和監督的需要,對那些進出口不受限制的商品實行自由進出口管理制度。可以這樣理解,外貿管理是一國政府對于外向經濟各職能部門所有職能的總稱,外貿管制是政府在市場經濟體制下遵循相關規則的一項職能。因此,從理論上分析,外貿管理包含外貿管制。
從外貿實踐上看,外貿管理也是比外貿管制更大的一個概念,它既包括政府對外貿企業的微觀管制,又包括政府對外貿領域的宏觀管理(調控)。外貿管理是政府對于經濟系統的各種職能的總稱,政府的宏觀管理(調控)是通過市場規律及相關規則對微觀外貿企業行使管理職能發揮作用的間接機制。外貿管制是政府在市場規律及相關規則作用下,通過各種措施作用于微觀外貿企業的一種直接行為機制。
(二)外貿管制與WTO
WTO的職能主要體現為“開放市場、制定規則、解決爭端”,通過實施“無歧視”、“開放市場”、“公平競爭”、“互惠”等基本原則來降低關稅、取消數量限制、增加市場透明度、放松外貿管制,給各成員方國內外商品提供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掃除進出口貿易的障礙。因此,WTO倡導的是減少外貿管制、實現自由貿易。
外貿管制作為各國政府長期實行的一項重要職能,是各國保護本國民族產業、維護國家和利益的體現。外貿管制必然采用一些非自由化的措施與手段,外貿管制按管制手段的不同分為關稅管制和非關稅管制,各國通過關稅和非關稅措施來限制進口鼓勵出口。從經濟全球化的角度分析,外貿管制不利于貿易自由化的發展,甚至阻礙了其發展。
那么,外貿管制是否違背了WTO的基本原則,WTO成員方是否可以采用外貿管制手段與措施?這也正是本文開頭所提案例所要分析和解決的問題。各國的外貿管制措施與WTO的宗旨不完全符合,反映出自由貿易只是一種理想化的狀態和追求的目標,在WTO的法律文本中,并沒有規定禁止其成員方制定并實施外貿管制,只是規定削減外貿管制措施,最終實現貿易自由化。為此,WTO設立了政策審議機制,審議各成員方各自的貿易政策和措施,同時結合各成員方自身的經濟和發展需要,有區別的設置和保留外貿管制措施。通過各成員間的相互審議,鼓勵各成員方遵守WTO規則,提高透明度和公平度。
因此,外貿管制與WTO并不矛盾。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隨著全球貿易摩擦的不斷升級,各國在實行外貿管制措施時,應遵守WTO規則,適時調整自身的外貿管制措施。在WTO允許的范圍內,采取各種形式的外貿管制措施以保護本國經濟,但應本著貿易自由化的原則,逐漸減少并最終消除外貿管制政策與措施。
外貿管制體系
在前文提到的案例中,我國對出口美歐的部分工業品實行出口數量限制,實際上是我國為了保護本國的生態環境和生態資源而采取的一種“自愿”出口限制,是一種對外貿企業直接管理的外貿管制措施。現行各國外貿管制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都體現出“獎出限入”,其具體實施和表現為:通過外貿管制鼓勵出口,限制進口,并且各國將外貿管制的重點都放在進口管制上;為了擴大出口,各國往往更多的對出口采取外貿管理而不是外貿管制措施。
(一)禁止進出口管制
禁止進出口管制是指對列入《禁止進口貨物目錄》、《禁止出口貨物目錄》、《中國禁止進口限制進口技術目錄》、《中國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術目錄》中列明的禁止進出口的貨物及技術,凡列入上述目錄的商品,任何外貿企業都不得經營進出口的管制制度。禁止進出口管制的主要目的是保護我國的自然生態環境、生態資源、人的健康與安全、涉及國家安全及生產安全。為了和外貿環境和外貿政策相一致,我國對相應目錄實行適時動態調整。
(二)進出口許可證件管制
進出口許可證件管制是我國外貿管制體系中的重要內容,是我國外貿管制的主要實現方式之一,通過對國家各行政主管部門簽發的許可進出性質的證明、文件的管理,實現外貿管制的目的,主要針對的是國家實行限制進出口的商品而實施的外貿管制措施。
1.進出口許可證管制。進出口許可證是指由商務部下屬的配額許可證事務局及授權的發證機關所簽發的,允許商品進出口的證明文件。從含義界定來看,進出口許可證只是進出口許可證件其中的一部分,現時期我國的進出口許可證主要包含進出口許可證、兩用物項和技術進出口許可證,是允許貨物、技術進出口的證明文件。實行進出口許可證管制的商品進出口必須事先取得進出口許可證,否則,一律不準進出口。從管制的目的上看,進出口許可證管制主要是對進出口商品的種類實行管制,而不是對數量進行管制。
2.進出口配額管制。進出口配額管制主要適用于我國規定了數量限制的進出口商品,實質是對進出口商品數量的管制,而不是對種類的管制。進出口配額管制分為進口配額管制和出口配額管制兩大類。
在進口配額管制方面,由于入世時的承諾,我國早在2005年,就已經取消了進口商品絕對的數量限制,現在只采取相對數量限制,即實行關稅配額管制。在實踐中,我國實行的是一種優惠的關稅配額管制,屬于關稅配額內進口的商品,按配額內稅率征稅后進口;屬于配額外進口的貨物,按普通稅率征稅后進口。
在出口配額管制方面,結合后危機時代外貿環境的新特點,出于需要,在不違背WTO規則的前提下,我國仍可對出口商品的數量實行絕對限制。在外貿實踐中,出口配額管制體現為出口配額分配管制和出口配額招標管制,不同商品出口實行不同的管制措施。
3.其他許可證件管制。其他許可證件是指許可證件中除上述進出口許可證管制、進出口配額管制提到的許可證件以外的許可證件,是由國家相應的行政職能部門在各自職權內所簽發的準許特定種類商品進出口的證明文件。
(三)對外貿易經營者資格管制
對外貿易進出動必須由取得進出口經營權的對外貿易經營者(外貿企業)實施,我國現對對外貿易經營者實行備案登記制,即在從事對外貿易經營活動前,其必須依法在商務主管部門備案登記,取得對外貿易經營者資格后,方可在經營范圍內從事對外貿易進出動。
我國目前對少數關系到國計民生的重要進出口商品實行國營貿易管制,即實行國營貿易管制的商品的進出口只能由經授權的企業經營。如,我國對銻、鎢及制品、白銀等工業原料的出口,就是實行的國營貿易管制。
(四)出入境檢驗檢疫管制
出入境檢驗檢疫管制制度具體包含進出口商品檢驗制度、進出境動植物檢疫制度和國境衛生監督制度。為了保證進出口商品的質量、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與健康,我國質檢總局授權各地的質檢機構依法對進出口的商品實施檢驗檢疫,當進出口商品不能達到規定的檢驗檢疫標準時,則不能進出口。
(五)進出口付收匯核銷管制
我國目前仍實行較為嚴格的外匯管制政策,對實際進出口商品實行付收匯核銷管制,在于防止偷逃、偷套外匯。由于人民幣還不是可自由兌換貨幣,對于外貿企業而言,出口則創匯,進口則付匯;出口商出口后將出口賺取的外匯必須按照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外匯買入價賣給銀行,兌換為人民幣;進口商進口前須到銀行按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外匯賣出價購買外匯用于支付,并且,外貿企業要將自己出口創收的外匯和進口支付的外匯數額到銀行辦理核銷手續,以達到外匯管制的目的。
(六)貿易救濟措施
WTO允許其成員方在進口產品存在傾銷、補貼和過激增長等給我國國內產業造成損害的情況下,采取反傾銷、反補貼和保障措施來保護國內產業不受損害或消除損害及威脅。反傾銷和反補貼針對的是價格歧視等不公平競爭所采取的措施,保障措施則是針對進口商品數量激增的情況。
(七)技術性管制
技術性管制是通過一些強制性或非強制性確定商品的某些特性的規定、標準和法規,以及旨在檢驗商品是否符合這些技術法規和確定商品質量及其適應性能的認證、審批和試驗程序所形成的管制措施。在金融危機的影響下,這種技術性管制的手段更加多樣化和靈活,如,通過更高的環保技術標準達到限制進口的目的。
外貿管制實現
(一)海關監管
《海關法》第二條指出,我國海關是國家的進出境監督管理機關,海關依照《海關法》及其他法律、法規,對進出口的商品實行監管。海關監管是海關的基本職能和任務,其目的在于確保進出口貨物的合法性,所有商品的進出口都需要合法的進出關境,辦理相應的通關手續。由于海關是我國進出關境的監管機關,因此,海關是執行外貿管制的最直接國家機關,通過對進出口商品進出境報關環節進行管理,來實現對商品進出口外貿管制的目的。
(二)各行政主管部門的協作
外貿管制的最主要形式是海關通過對各類許可證件的管理來實現的。國家各相關行政主管部門在各自職權范圍內依據各項管制政策發放各類許可證件,最終由海關依據許可證件和相關文件對實際進出口商品的合法性實施監督管理來實現。因此,國家各相關行政主管部門之間應加強協作。在外貿實踐中,某種商品的進出口往往需要申領多種許可證件,這就需要外貿企業在不同行政部門之間往返,加強各部門協作,簡化相關手續,既適應現代高效通關的需要,也方便企業節約成本,實現共贏。
(三)單、證、貨相符
單、證、貨相符,是海關確認商品合法進出口的必要條件,對于進出口受國家外貿管制的商品而言,只有在確認達到單貨相符、單證相符、證貨相符的情況下,海關方予以放行。這里的“單”指包括報關單在內的各類報關單據,“證”指各類許可證件及相關文件材料,“貨”指實際進出口商品。單貨相符即報關單數據與實際進出口商品信息一致,單證相符即報關單據數據與許可證件等文件資料顯示信息一致,證貨相符即許可證件等文件資料信息與實際進出口商品信息一致。只有做到三個相符,海關才認可該進出口商品的合法性,方予以辦理進出口通關手續,準予放行。
參考文獻:
1.徐元國.從外貿管理向外貿管制轉變:外貿管制芻議[J].改革與戰略,2009(11)
篇6
一、中國對外貿易所存在的問題
(一)中國的對外貿易存在著非市場化的問題
1.國內企業要出口產品必須得到政府的批準,大多數生產企業不能直接進入國際市場出口產品。
雖然我國對傳統的貿易體制不斷進行改革,如賦予若干生產企業進出口自營權,但是,獲得進出口自營權的僅僅只是少數國有大中型企業(包括少數科研機構),而且其進出口自營權仍然受到很久的約束,經營范圍受到嚴格的限制,擁有進出口自營權的生產企業實際上并不能真正完全自主地經營進出口業務。此外,雖然我國也允許私營企業獲得進出口自營權,但進入門檻很高,數量極其有限。總之,我國的外貿經營權仍然是由國家控制的,(注:政府對外貿經營權的管制實際上是一種非關稅壁壘。)只有少數生產企業有權可以直接從事進出口貿易活動,大多數企業并不直接進入國際市場出口產品。這些沒有進出口自營權的企業要出口產品,就只能通過國有外貿公司。這意味著,對于大多數沒有進出口權的生產企業來說,它們并不能直接進入國際市場自由地從事進出口貿易活動,因而同國際市場之間實際上仍然存在著“隔層”。(注:為解決這一問題,我國政府曾提出了“工貿結合”的改革思路,但是,由于我國的國有外貿公司和國有生產企業都沒有獨立的財產,因此,我國外貿公司同生產企業之間的“工貿結合”大多是在政府的策劃下采取行政合并的方法進行的,而不是通過產權交易組合而成的,這不但起不到優勢互補的作用,反而導致企業內部管理及協調成本過高,形成邊際成本高于平均成本的“規模不經濟”局面。總之,我國生產企業同國際市場之間的“隔層”問題并沒有真正徹底地解決。)
由于外貿經營權由政府行政審批,哪些生產企業能進入國際市場完全由政府指定,因此,在缺乏市場競爭和篩選、淘汰機制的情況下,能直接進入國際市場從事進出口業務的企業并不一定就是最有效率的企業,這樣就必然會造成對外貿易的低效率。同時,由于國內大多數生產企業不能直接進入國際市場自由地從事進出口貿易活動,因此,國內許多生產企業就不可能完全自由靈活地根據國內外市場的供求狀況,及時生產出完全符合國際市場需求的產品,從而最大限度地擴大我國的出口,這就人為地壓抑了我國的出口供給彈性。
更重要的是,由于我國的私營企業(注:“私營企業”是我國的一種特殊提法,事實上,企業只存在因其所承擔的財產責任或民事責任的不同(既有限責任或無限責任)而出現企業組織形態不同的問題,而不存在因所有者身份不同而導致企業性質不同的問題。)在沒有得到政府的批準下并不能自由地從事進出口貿易活動,因此,這就不利于使我國持續涌現出更多的完全自負盈虧,因而真正具有內在動力和壓力在比較優勢的基礎上不斷擴大出口的市場主體,從而極大地阻礙了中國人均出口額的不斷增長。(注:目前中國雖然躋身于世界第七大貿易實體,但與我國龐大的人口數量相比則顯得人均貿易額或出口額并不高,如人口只有五千多萬的英國和法國1999年卻分別占世界進出口總額的第四和第五位。)可見,對私營企業的出口限制實際上是對中國出口擴張能力的人為限制。
此外,雖然我國的外貿公司在政府的保護下壟斷了我國的進出口,但我國的國有外貿公司卻因規模小而在國際市場上缺乏競爭力。而且,由于這些國有外貿企業并不承擔經營虧損的最終財產責任,因此,各國有外貿企業為了擴大出口,而往往不負責任地對內抬價收購、對外低價競銷。國有外貿企業相互之間這種沒有內在約束的無序競爭,不但造成出口秩序混亂、而且增加了我國的出口換匯成本,降低了我國的貿易利得(Gains)。
2.我國在進口方面存在著事實上的政府管制,進口的市場化或自由化程度更低
雖然我國自1992年以來不斷降低關稅,但我國降低關稅的政策意圖實際上是側重在緩解我國過大的國際收支順差,同時擴大資本品或技術設備的進口(中國進口中的80%以上是資本品),以提高國內企業的生產率,而并不是著眼于通過實現進口的自由化,以引入國際市場的競爭機制。而且,雖然我國不斷削減非關稅壁壘,但實際上我國對一些已經取消配額、許可證管理的進口商品仍然存在著不同名目的數量限制,一些需要進口品的投資項目需要事先得到政府的立項批準或政府部門的政策性指導。同時,中國在進口的程序上也存在著一些事實上的管制(如需要若干個政府部門的蓋章認可,進口手續過于繁瑣等)。此外,在政府對進口進行嚴格管制的同時,我國對許多產品(如原油、成品油、農產品等)的進口仍實行國家壟斷,這種進口壟斷實際上也是一種非關稅壁壘。
我國對進口進行管制雖然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國內某些行業或企業(特別是保護了國有企業),但卻因減弱了進口產品的競爭壓力,同時使國內企業得不到低成本的生產投入品,從而降低了國內企業的生產效率。
(二)中國在對外貿易中缺乏規模經濟的內在動力
按照新貿易理論中的基本觀點,企業參與國際貿易是為了通過進入國際市場,以擴大產品的市場銷售,使企業能在擴大市場份額的基礎上生產更多的產品,從而降低產品的平均生產成本,從而有利于降低產品的價格,這樣就能大大提高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價格競爭力,以最大限度地獲取利潤。但我國的絕大多數企業并沒有真正實現規模經濟,許多企業完全只是為了出口而出口,為了創匯而出口,而并不一定是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或創造利潤而出口。由于我國企業(包括外貿企業)的規模普遍偏小,因此,我國企業的生產成本普遍較高,生產率普遍較低,這樣,我國出口產品的換匯成本也就自然很高。
(三)我國的出口結構仍存在著技術檔次及附加價值低的問題
中國出口競爭力強的工業產品主要是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其中紡織、服裝、鞋帽、玩具及日用消費品等勞動密集型產品占很大比重),這些產品的產品鏈條短,附加價值低。目前,中國出口量最大的10類產品中有9類是勞動力密集型制造業產品(如鞋、玩具和運動用品,以及布料和服裝等)。
目前,我國的機電產品出口增長雖快,但主要依靠加工貿易和外商投資企業,而且我國機電產品一般檔次較低,技術含量和附加價值不高,缺乏有后勁的支柱產品,支柱產業的出口能力尚未形成規模。同時,我國高新技術產品(特別是已擁有核心技術,自主知識產權的產品)占出口總額的比例很小,只有15%(世界十大出口國平均為40%左右),且多數還是由外資企業實現的。此外,中國的服務貿易(包括銀行、保險、電信、法律、會計、資訊行業等)在國際市場上競爭力十分薄弱,出口創匯能力不強。
還必須指出的是,我國出口商品結構的改善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加工貿易的發展。在加工貿易中,只要加工產品本身是資本密集或技術密集型產品,那么,反映在統計中就是資本密集或技術密集型產品的出口,但實際上國內大量加工過程比較短暫,附加價值并不高。可見,建立在加工貿易基礎上的資本密集或技術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增長還不能說明我國的出口結構已真正實現了高級化。
二、中國對外貿易中的產權問題
根據產權經濟學的觀點,市場交易的實質是產權的交易。如果將這一觀點引進到國際貿易理論之中,則我們就可得出這樣一個新理論觀點:國際貿易的實質實際上是產權在國際間的交易。既然如此,本文就從產權這個角度來剖析中國的對外貿易問題,以便進行理論上的創新,并為中國的對外貿易提供正確的發展思路。
(一)中國貿易非市場化的根源是傳統的國有產權制度
既然國際貿易的實質實際上是產權在國際間的交易,因此,國際貿易市場化或自由化的實質則是產權在國際間的自由交易。這意味著,一國要真正實現對外貿易的自由化,最根本的是本國的微觀經濟主體不但完全有權在國內外獨立地獲得或擁有財產,而且還能在國內外自由地進行產權交易。可見,貿易自由化的制度前提是財產權分散化的產權制度。
而我國目前的產權制度特征是:(1)絕大多數生產要素(包括土地、資本及企業家才能等)的產權仍然掌握在國家手中,且國家的財產權利是凌駕在其他一切財產權利之上的特殊的財產權利。(2)國有企業(包括國有外貿公司)沒有獨立的財產(即對企業的凈資產沒有所有權)。(3)私營企業的財產權沒有真正得到社會的普遍尊重和法律的平等保護。
在傳統的產權制度中,由于國家(事實上是政府)仍然掌握著大部分生產要素的產權,且國家的財產權利是凌駕于其他一切財產權利之上的特殊的財產權利,因此,政府就自然仍是最主要的經濟決策者或經濟活動組織者,在這種情況下,進出口經營權也就自然控制在政府手中,這意味著,在傳統的產權制度中,微觀經濟主體是很難自由從事進出口貿易活動的。
事實上,在國有企業(包括國有外貿公司)沒有獨立的財產,因而無法真正獨立地承擔經營虧損(包括進出口虧損)財產責任的情況下,也不能讓國有企業掌握完全的進出口自營權。因為,如果讓這些不承擔進出口虧損責任,因而沒有內在的自我約束機制的企業都可以完全自由地從事對外貿易,則有可能導致不計成本的對外惡性競爭現象,從而既會導致我國對外貿易秩序的混亂,同時又會大大降低我國的貿易利得。顯然,在這種情況下,我國政府也不得不對外貿經營權實行審批制。
此外,由于在傳統的產權制度中,私營企業的財產權沒有真正得到社會的普遍尊重和法律的平等保護,因此,自由從事進出口貿易活動就很難被視為是私營企業的一項天賦權利或自然權利。私營企業要獲得從事進出口貿易活動的權利,就只能由政府批準賦予。
(二)傳統的產權制度人為地限制了我國企業規模的擴張
在傳統的產權制度中,由于國家為保護自己對國有企業的所有權及控制權,并不鼓勵其他財產所有者對國有企業投資入股,而且,由于國有企業的經理人員和職工對企業凈財產并沒有所有權,因此,國有企業的經理人員和職工也沒有內在的動力不斷擴充企業的凈資產,這就導致國有企業缺乏內在的規模擴張機制。同時,由于國有企業并不是擁有獨立財產的產權主體或市場主體,國有企業對其所占用的財產并不享有所有權,因此,國有企業之間不可能進行真正的會發生所有權轉移(所有權永遠掌握在國家手中)的兼并或收購活動,這又使得我國的國有企業缺乏外在的規模擴張機制。此外,由于私營企業的財產沒有得到社會的普遍尊重和法律的平等保護,因此,私營業主對其財產所有權的長期歸屬也缺乏信心,這樣,我國的私營業主也沒有內在的動力不斷擴大企業的規模,等等。總之,由于我國的企業缺乏內在和外在的規模擴張機制,因此,這就根本上決定了中國在對外貿易活動中缺乏規模經濟的內在動力。
(三)中國出口品技術檔次低下的根源是制度的限制
由于在傳統的國有產權制度中,國有企業之間不可能有真正激烈的優勝劣汰的市場競爭,且國有企業因沒有獨立的財產而不可能真正承擔經營風險或虧損的財產責任,同時國有企業的經理人員及職工對采用先進技術所形成的企業財產并不擁有所有權,技術并不能通過企業的剩余索取權變成有回報的投資(楊小凱,1998),因此導致國有企業既沒有外在的壓力,同時又沒有內在的動力和壓力不斷地開發和采用更先進的技術。這一切都從根本上決定了國有企業缺乏技術創新的能力、動力及壓力,從而自然會導致我國出口品的技術檔次低下。
(四)在本國企業競爭力低下的情況下,政府也難以完全實現進口的自由化。
由于傳統的產權制度導致國內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競爭力低下,產品生產成本過高且質量較差,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實現進口貿易的自由化,則國內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就有可能因無法同國外企業競爭而面臨破產倒閉的命運。這樣,政府就不得不對進口實行事實上的管制政策,以保護國內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可見,中國對進口進行管制的實質是為了保護國內的國有企業,保護傳統的產權制度。
總之,以上分析充分證明:阻礙中國對外貿易自由化及真正成為世界貿易強國的根本原因是傳統產權制度的限制。
三、產權改革與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
根據以上分析,為真正實現中國對外貿易的自由化并使中國真正成為世界貿易強國,我們應進行實現財產權分散化的制度改革,從而使我國的微觀經濟主體都成為真正擁有獨立財產的所有者或產權主體,并規定各所有者的財產權利一律平等。
進行這種實現財產權分散化,并規定各所有者財產權利一律平等的制度改革,將會自然創造出眾多真正擁有完全財產權利(包括自由從事進出口貿易活動和對外投資活動的財產權利)及經濟決策權的市場主體或企業,(注:在產權改革的基礎上,企業組織形式將不再按所有者身份或性質的不同而劃分為國有企業或私營企業,而只按所有者對企業經管所承擔的財產責任的不同而劃分為獨資,合伙企業或股份有限責任公司。且所有的企業都將在完全平等的基礎上自由競爭。在這個基礎上,就不會再存在什么“私營企業”的特殊問題。)這樣,我國的所有企業都完全能夠在全球范圍內按照自己的意愿或自己所認為的合適方式自由從事進出口貿易活動,自由投資。(注:這意味著,我國的企業是否應成為集科研開發、生產、投資、貿易、金融為一身的綜合商社或大型企業集團應完全由企業根據國內外市場狀況由自己決定,政府不應人為地代替市場主體設計企業發展模式。)同時,由于產權改革將創造所有市場主體的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的制度環境,因此,以保護人們的財產權不受侵犯為基本職責的政府未經法律授權就不能對市場主體的經濟活動隨意進行人為的干預,否則就是侵犯市場主體的財產權利。這意味著,在產權改革的基礎上,政府將不能再運用行政權力直接組織或壟斷經濟活動(包括進出口貿易活動)。可見,進行財產權分散化的產權改革將會自然實現我國對外貿易的市場化或自由化,并實現國內貿易與對外貿易的一體化經營(即國內企業可以同時自由地從事國內貿易和對外貿易)。
實現對外貿易的自由化,使我國的所有企業都可以自由從事進出口貿易活動,這就意味著將自動撤除國內生產企業同國際市場之間的“隔層”,從而使我國的所有企業都能直接進入國際市場,以便靈敏地根據國際市場的供求狀況,及時生產出完全符合國際市場需求的產品。而且,由于我國的所有企業都是完全自負盈虧的市場主體,我國的企業既必須完全獨立地承擔出口虧損的財產責任,同時又可以完全獨立地獲得出口盈利所帶來的好處,顯然,這種完全自負盈虧的企業將真正具有內在的自我激勵和自我約束機制,在生產及進出口貿易活動中力求做出最佳的生產經營或進出口決策,以便根據國內外市場狀況和自己的比較優勢出口機會成本最低的產品,而進口機會成本最高的產品,即為發揮本國的比較優勢而出口,為利用別國的比較優勢而進口,從而在全球范圍內最大限度地實現成本最小化和利潤最大化。而為實現這一目標,我國的企業會真正具有內在的動力和壓力完全根據國內外價格體系的差異以及國際市場價格的波動,不斷地比較產品的生產成本及國際市場上的消費者愿意支付或能夠支付的價格,并根據比較優勢原則盡力以最低的機會成本生產國際市場最需要,因而價格及質量最高的產品,從而使我國的產品真正具有較強的國際競爭力。
可見,產權改革基礎上的貿易自由化,不但不會出現能在國際市場上盈利的產品難以出口,而不盈利或虧損的產品又大量出口,以及從事進出口貿易活動的企業相互之間因進行沒有成本約束的無序競爭,導致出口秩序混亂和出口換匯成本不斷上升等“一放就亂”的現象,反而會通過市場的篩選、競爭及淘汰機制最終使得只有那些真正最有效率,成本最低,產品真正有競爭力的企業才能大量從事進出口貿易活動,而那些低效率的,產品根本沒有競爭力的企業就自然被市場所淘汰,這樣就能根本消除出口秩序混亂和出口換匯成本不斷上升等“一放就亂”的現象,從而大大地提高我國的出口創匯能力及對外貿易的效率。而且,由于產權改革將不斷創造出更多的完全在自負盈虧的基礎上根據國際市場的需求不斷擴大出口的高效率的企業,因此,這就能極大地推動我國人均出口額的不斷增長。
同時,在合理的產權制度中,由于企業成立的首要前提是擁有獨立的財產,因此,這就將從根本上奠定企業規模擴張的市場機制。而且,由于企業的投資者對企業財產擁有真正的永久性所有權,因此,企業的所有者及經理人員也會有真正的內在動力和壓力為獲得更多的所有者權益而不斷擴充企業的凈資產,以提高企業的盈利能力及抵御經營風險的能力,這就自然形成企業規模的內在擴張機制。另一方面,由于我國的企業對其凈資產享有所有權,因此,企業之間就真正發生為爭奪所有權而進行的市場兼并或收購活動,從而真正形成企業規模的外在擴張機制。可見,產權改革將真正有利于使規模經濟成為推動我國對外貿易發展的市場動力。
此外,由于產權改革將使我國的所有企業必須真正由自己承擔虧損的財產責任,這樣,我國的所有企業就會有真正的內在壓力最大限度地降低生產經營成本,以避免虧損。另一方面,由于產權改革將創造出眾多相互公平競爭的企業,這樣,我國的企業就自然有外在的市場壓力通過不斷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以通過降低產品的價格來擴大市場份額,從而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求得生存和發展。而且,在產權改革的基礎上,人們對開發技術所形成的財產擁有所有權,這樣,人們也會有真正的內在動力為積累財富而不斷地開發和采用更先進的技術。在這個基礎上,我國的技術就自然會不斷進步,這樣,我國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產品出口就自然會不斷增長,從而將根本改變我國出口品的技術檔次較低的問題。
篇7
1.單位根檢驗:由于使用非平穩的時間序列可能會產生“偽回歸”的問題,很難反應變量之間的真實關系。因此,在進行回歸分析時需對變量進行平穩性檢驗。本文對取對數后的各個數據進行平穩性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由表1可知,各變量的ADF檢驗的統計量均大于臨界值,因此,不能拒絕原假設,序列均存在單位根,即原時間序列為不平穩時間序列。因此,對各變量數據取一階差分后再次進行平穩性檢驗,結果如表2所示:由表2可知,各變量的的一次差分序列的ADF檢驗的統計量均小于臨界值,因此拒絕原假設,序列的一次差分序列均不存在單位枌,為平穩序列。因此,各變量為一階單整序列,即I(1)序列。2.協整檢驗由于上述變量是一單整的,因此,變量間可能存在協整關系,即可能存在長期穩定的關系。Johansen檢驗是進行多變量協整檢驗較普遍的方法,因此本文采用Johansen檢驗來判斷變量之間是否存在協整關系。采用有二次趨勢、存在截距項和線性趨勢的檢驗對方程LTRADE=b0+b1LCBTT+b2LGDP+b3LFDI+b4LREERI+b5LCPI+ε作協整檢驗。如果如表3所示:由表3可以看出,跡檢驗和最大特征值檢驗都表明,在5%的顯著水平下,我們所研究的變量存在1個協整方程。正規化后的長期協整關系式為:LTRADE=0.02965LCBTT+0.34380LGDP-0.34860LFDI+1.05016LREETI-0.04396LCPI+ε(0.01096)(0.09319)(0.05475)(0.23293)(0.21445)上述的協整分析結果表明,從長期看,上海市對外貿易增長與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額的增長和實際有效匯率的變動正相關,與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對外直接投資額的增長及通貨膨脹率的變化負相關。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從長期看對上海市對貿易貿易額的增長有促進作用。3.誤差修正模型估計(短期動態關系分析)根據Johansen檢驗結果,LTRADE、LCBTT、LGDP、LFDI、LREERI、LCPI這六個變量間存在著長期均衡關系,我們需要進一步通過誤差修正模型來反映變量間的短期動態關系。經過檢驗,誤差修正模型的形式如下:D(LTRADE)=0.014725+0.014213D(LCBTT)+0.193169D(LGDP)+0.389882D(LFDI)+1.366476D(LREERI)-0.907601D(LCPI)-0.258064D(ECM(-1))結果顯示,誤差修正系數為負,說明在短期內跨境貿易人民幣幣結算具有向長期均衡水平調整機制(向量誤差修正機制)。誤差修正項的系數為-0.25806,說明在每個月,上海市對外貿易額對其長期均衡的偏離有25.8%得到糾正,上海市對外貿易額受到短期沖擊后,很快就會回到其長期增長的路徑上去。4.格蘭杰因果檢驗由于協整方程僅表示變量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協整關系,而誤差修正模型也只表明變量間的短期作用。為說明變量之前在時間上是否存在著先導-滯后關系,本文采用格蘭杰因果檢驗方法來對此進行分析。結果如表4所示:由表4可知,當滯后期為2時,上海市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對外直接投資與其對外貿易增長之間存在著雙向的格蘭杰因果關系,上海市國民生產總值是其對外貿易增長的格蘭杰原因,但是反命題不成立。上海對外貿易增長是物價上漲的格蘭杰原因,反命題亦不成立。名義有效匯率指數與上海對外貿易發展間不存在因果關系。
二、脈沖響應分析和方差分解分析
1.脈沖響應分析為了說明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及其它變量的結構沖擊對上海對貿易發展的影響,我們利用脈沖響應函數來為變量間的動態特征提供更多的信息。為了避免VAR模型因因變量順序變化給沖擊反應函數帶來的敏感性,本文采取檢驗兩個變量間關系的一般沖擊反應來回避正交變化反應變量順序依賴性的方法,分別建產LTRADE與LCBTT、LGDP、LFDI、LCPI、LRERI的VAR模型進行分析。其中滯后期數設為10期。脈沖響應分析的結果表明:(1)給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額一個正向沖擊,外貿發展最初顯現負向影響,在第二期轉為正向影響,在第5期轉為負向影響,到第9期影響變為正向影響。究其原因,在于我國產品的議價能力較低,作為國際貿易結算貨幣在國際貿易中的應用滯后于我國外貿的發展,從而顯現出阻礙作用。從長遠看,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的增長將有利于上海對外貿易的發展。(2)國民收入水平對對外貿易增長的影響基本為正,這與我們前面的預測分析是一致的。短期內對外直接投資對對外貿易的增長的影響是正的,但是在第5期為負,至第8期為正,且正向作用趨于減弱,反映了外商直接投資中跨國公司賺取壟斷利潤的動機越來越明顯,其對出口貿易的替代作用將逐步顯現。(3)給物價水平一個正向的沖擊,將使上海對外貿易在第2期表現負向的反應。對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一個正向的沖擊,對外貿易表現出負向的反應。2.方差分解分析方差分解分析是將方程中自變量對因變量變化的貢獻進行分解。對前20期的各個沖擊對因變量的影響作方差分解的結果表明:上海對外貿易增長的波動主要受自身沖擊的影響;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解釋了5.046878%的波動;上海市國民收入水平的變動解釋了23.68366%的波動;對外直接投資額的變動解釋了9.102166%的波動;物價水平的變動解釋了5.050906%的波動;實際有效匯率的變動解釋了3.669499%的波動。
三、實證分析結果
1.從協整關系來看,2010年4月至2013年3月間,上海對外貿發展與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業務發展間存在著長期均衡關系。從回歸系數可以看出,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額每增長1個百分點,將引起對外貿貿易額增長0.029%。誤差修正模型進一步檢驗了兩者之間的短期關系,上海市每個月對外貿易額對其長期均衡的偏離有25.8%得到糾正。格蘭杰因果檢驗表明上海對外貿易額的增長與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額的增長間存在著雙向的因果關系。2.從脈沖響應分析和方差分解的結果來看,起初給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額一個正向的沖擊,上海外貿發展變量最初顯示出負向的反應,然后才是正向的反應,這說明相對于上海的外貿易發展來說,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顯得比較滯后。但從長期來看,上海貿易發展存在正向的反應。因此,應該更一步擴大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業務,發揮其對外貿發展的積極作用。方差分解的結果表明,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對于上海對外貿易發展的波動有一定的解釋能力,能夠解釋上海外貿發展5.05%的波動。這進一步說明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對上海貿易發展具有一定的影響。
四、結論與對策建議
(一)結論
本文采用協整檢驗、誤差修正模型分析、格蘭杰因果檢驗及脈沖響應函數與方差分解等方法,對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對上海外貿發展的影響進行了實證分析。實證結果表明,從長期和短期來看,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對上海對外貿易的發展都有正向的促進作用。它們之間存在著長期的均衡關系,且短期內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對上海對外貿易發展偏離長期均衡狀態具有修正機制。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與上海對外貿易的發展間存在雙向的格蘭杰因果關系。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對上海外貿發展正向促進作用具有一定的滯后性。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上海對外貿易額的波動。
篇8
在經濟全球化的趨勢下,國際貿易活動越來越頻繁,規模也越來越大。中國作為一個快速崛起的發展中國家,在享受國際貿易帶來好處的同時,也承受著環境、資源的種種壓力,如何使貿易與環境可持續發展成為中國當前亟待解決的問題。文章在貿易與環境理論的基礎上,分析中國對外貿易與環境現狀,進而為中國貿易與環境協調發展提出建議。
[關鍵詞]
國際貿易;環境;協調發展
1貿易與環境關系的研究
1.1國際貿易對環境的影響
貿易對環境的影響存在爭論。貿易對環境的“有害論”認為貿易活動使生產規模擴大,這必然耗費更多的資源,從而帶來過多的污染排放,因此迅速發展的對外貿易應當對當前越來越嚴重的環境問題負主要責任,而這種危害對于欠發達的發展中國家來說影響更為嚴重。Copeland和Taylor(1994)提出的“污染天堂假說”以及Dua和Es-ty(1997)的“向底線賽跑假說”都印證了這種說法。而國際貿易對環境的“有益論”則認為資源在國際分工的過程中可以被更有效的配置與利用,同時國際貿易使得清潔的技術、產品、服務能夠在國與國之間傳播,這些都促進了環境的優化。支持這一說法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有Copel-and和Taylor(1994),他們把貿易與“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相聯系,并認為倒U型曲線同樣存在于貿易與環境質量兩者之間,最終得出結論,國際貿易從長期來看對環境質量是有益的。但是,貿易對環境的兩種爭論并不全面,經過眾多學者多年來的研究發現,貿易與環境之間的作用并不能簡單地認為是一種單向效應,更可能這種影響是多重效應的綜合效果。最為普遍接受的理論是Grossman和Krueger(1991)的三效應理論,他們將貿易對環境的影響效應主要分為規模效應、結構效應、技術效應,這三種效應綜合決定了總效應的正負和大小。但是,眾多學者對這三種效應具體如何影響總效應的意見并不一致,一般來說,學者們普遍認為技術效應會對環境帶來正向影響,規模效應帶來負向影響,結構效應的影響效果爭議最大。
1.2環境對貿易的影響
第一,一個國家對外貿易的發展離不開資源和能源的支持,良好的環境條件可以為國際貿易提供必要的支撐作用。而同時,環境條件還可以成為一個國家比較優勢的來源,影響該國國際貿易的內容與規模,進而影響國際分工的格局。第二,當前環境問題越來越受到各國的關注,各國也都更加注重環境規制的設立。環境規制簡單來說就是政府為了促進經濟與環境協調發展制定的一系列調節企業經濟活動的政策與措施。環境規制一方面可以推動技術的進步,使本國的自然環境得到保護,促進貿易與環境的可持續發展;另一方面也會帶來本國相關企業生產成本的提高,會限制本國當前對外貿易的發展。第三,一般來說,發達國家的經濟和技術都領先于發展中國家,對環境保護的意識更強、投入也更多,因此發達國家會制定更加嚴格的環境標準,并在國際貿易中用這樣嚴苛標準來限制發展中國家產品的進入,從而對發展中國家的對外貿易形成障礙。與此同時,發達國家往往通過反傾銷稅來限制發展中國家的生態傾銷。這些都對發展中國家的對外貿易造成了不利影響。綜上所述,國際貿易會影響環境質量,同時環境又會影響國際貿易的發展,兩者相互作用。并且顯然,發展中國家受到的負面影響更大。
2中國對外貿易的現狀
近年來,中國對外貿易發展迅速,尤其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中國對外貿易進入高速發展期,進出口總額增長很快,2008年由于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中國進出口總額出現短暫的下降,但是這種情況在2009年之后得到改善,中國的對外貿易又恢復增長,到了近幾年,中國的對外貿易已經進入了一個平穩發展階段。截至2014年,中國的貨物進出口總額43015.2億美元,約是2000年的9.1倍,已經連續兩年成為全球貨物貿易量最大的國家。與此同時,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規模也在逐漸加大,到2014年已經達到了1195.6億美元。通過分析2014年中國對外貿易的數據可以發現,中國對外貿易中,容易產生污染的貨物進出口額遠大于較為清潔的服務進出口額,甚至是服務進出口額的7倍多。而在中國貨物的對外貿易中,對外貨物貿易的出口額大于進口額,屬于貿易順差。在中國出口產品中,占據比例較大的貨物類別是機電產品及其零件類、紡織原料及紡織制品、賤金屬及其制品,比例分別為41.5%、12.3%、7.9%,這三大類產品便占據了出口總額的61.7%,并且出口量明顯大于進口量。而這三大類產品大都出自污染較高的產業,多屬于勞動或資源密集型產品。這樣的出口貿易結構存在不合理性,必然會對環境造成一定的負面影響。
3中國環境的現狀
對外貿易促進了中國經濟的增長,而與此同時對外貿易的擴張也帶來了大量的資源和能源的消耗,同時也加劇了污染物的產生。2000年,中國的工業廢氣排放總量為138145億立方米,而2013年則增長為669361億立方米,是2000年的4.8倍。工業固體廢物的產生量也從2000年的81608萬噸增長到2013年的330859萬噸,增長了約3倍。2010年工業廢水排放量為194億噸,2013年工業廢水排放量為210億噸,工業廢水也出現了小幅度的增長。幾乎所有污染物的排放量,中國都位居前列。中國的大氣污染近些年也成為國家和人民尤為關注的問題。近幾年,中國的霧霾現象越發嚴重,治霾行動也不斷被提出,環境污染問題已經嚴重影響了人民的生活。據2014年環境狀況公報顯示,在全國161個城市中,僅僅有16個城市空氣質量達標,達標率不足10%。華盛頓郵報曾于2014年公布了一份中國和美國十大空氣污染最嚴重的城市對比圖。中國城市日均污染程度約是同樣排名的美國城市的7.5~8.5倍。除此之外,中國的水環境問題也亟待解決。中國有10%的地表水被嚴重污染,每年都會有十幾起關于水安全的水環境突發事件發生。在2014年監測的4896個地下水監測點位中,水質為優良、良好和較好級別的監測點的比例為38.5%,而較差和極差級別的監測點比例高達61.5%。
4貿易和環境協調發展的建議
從中國對外貿易和環境的現狀分析可以看出,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與環境保護間存在一定的矛盾。貿易大規模的發展給環境帶來了一定程度的負面影響。而這種負面影響又會反作用于貿易,給中國的對外貿易造成一定的阻礙。因此如何使貿易與環境協調發展,是中國目前亟待解決的問題。
4.1環境成本內部化是解決貿易與環境問題的根本方法
目前我國的貿易和環境之間存在著矛盾,我國自然資源比如水、電和天然氣等消耗嚴重,但是同時我國這些資源的市場定價又相對低廉,這就造成了這些資源的大量浪費。要解決這一問題,就需要將環境成本內部化。環境成本內部化是提及最多的一個解決貿易與環境問題的途徑。環境成本的內部化也就是說要在產品成本中加入環境的成本,使環境成本的外部性得以消除。這就需要將環境看作企業的生產要素之一,對環境的損耗進行正確的估價,同時將其價格在市場交易中體現出來。將環境成本內部化需要將行政手段和市場手段結合起來,運用市場手段,督促企業從生產環節做起,在源頭減少污染,實現最終企業環境收益的增加。具體方法有制定污染排放標準、稅收、許可證貿易、環境目標管制、規章標準等。我國當前主要采用的方法是行政管制、排污權交易以及排污收費。當然這在實施過程中是不容易的,需要從政府、企業、社會公眾等方面著手推進環境成本內部化的進程。首先,要提高全社會的環保意識,讓公眾真正意識到環境資源的稀缺性,以及保護環境的重要性;其次,企業要充分意識到自己承擔的社會責任以及環境保護的責任,必要時要利用法律法規以及輿論宣傳等手段對其進行督促,并且要提高對污染企業的收費標準,加大對污染的懲罰力度;除此之外,為了達成環境成本內部化的實現,政府需要給予企業各方面的支持,尤其是在企業經營的初期,政府還需要一定的財政支出來扶植企業。
4.2加強國家間的合作與交流,促進環保技術的傳播與創新
貿易與環境問題普遍存在,但是在發展中國家這種矛盾顯然更加嚴重。發達國家經濟實力比較強勁,技術比較發達,同時其環境規制相對較高,這也使得發達國家面對的貿易與環境的矛盾相對較小。因此,在國際合作中,發達國家應當起到主導作用,各國應當共同但是有區別的承擔責任。各國都應該根據自己的國情制定較嚴格的環境規制,實行貿易與環境和諧發展的措施,學習先進國家的綠色技術,同時加強本國環保技術的開發與應用,促進環保產品的繁榮。加強國際間的合作可以加快環境保護的進程,更加順利地改善貿易與環境之間的矛盾。
4.3成立國際性的環保基金,推進環保事業在全球的推動
貿易與環境協調發展需要每一個國家的參與,建立全球性以及地方性的專門的基金來協調貿易和環境問題,可以避免一些國家的搭便車現象,促使更多的國家重視貿易與環境問題,這些基金可以用來對貿易中破壞的環境進行治理與恢復,并對環境保護的國家進行獎勵與補償。
4.4建立公平有序的國際經濟秩序,進一步推進基于環保的貿易機制的設立
國際經濟秩序包括國際協議、國際分工以及貿易規則,公平有序的國際經濟秩序是保障國際經濟順利運行的基礎。然而,當前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一套公平有序的國際經濟秩序,這深化了包括金融危機與環境危機等國際領域的矛盾,使得各國貧富差距加大,造成尤其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眾多的貿易沖突。國際分工的不同使得發展中國家普遍成為資源消耗,環境污染的大國,并且這種情況持續加劇,這將不利于國際經濟與環境的可持續發展。只有使各國都積極參與到國際規則的制定當中,才能建立更加公平的國際經濟秩序,調整現有的經濟格局,從而達到貿易與環境協調發展的目的。
除此之外,推進基于環保的貿易機制的設立,可以提高國際貿易的效率,有效地減少污染。還可以促進各國對環保產品的重視,加強各國企業對環保技術的研發與應用,同時又能使企業在貿易中得到環境成本的補償,從長期來看這些舉措對貿易與環境問題的改善十分有益。
作者:王佩雯 單位:河北工業大學
參考文獻:
[1]獨孤昌慧.我國對外貿易與環境污染問題[D].長春:吉林大學,2015.
[2]江水平.我國貿易與環境協調發展問題研究[D].青島:青島大學,2009.
篇9
1 貿易與環境關系的研究
1.1 國際貿易對環境的影響
貿易對環境的影響存在爭論。貿易對環境的“有害論”認為貿易活動使生產規模擴大,這必然耗費更多的資源,從而帶來過多的污染排放,因此迅速發展的對外貿易應當對當前越來越嚴重的環境問題負主要責任,而這種危害對于欠發達的發展中國家來說影響更為嚴重。Copeland和Taylor(1994)提出的“污染天堂假說”以及Dua和Esty(1997)的“向底線賽跑假說”都印證了這種說法。而國際貿易對環境的“有益論”則認為資源在國際分工的過程中可以被更有效的配置與利用,同時國際貿易使得清潔的技術、產品、服務能夠在國與國之間傳播,這些都促進了環境的優化。支持這一說法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有Copeland和Taylor(1994),他們把貿易與“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相聯系,并認為倒U型曲線同樣存在于貿易與環境質量兩者之間,最終得出結論,國際貿易從長期來看對環境質量是有益的。
但是,貿易對環境的兩種爭論并不全面,經過眾多學者多年來的研究發現,貿易與環境之間的作用并不能簡單地認為是一種單向效應,更可能這種影響是多重效應的綜合效果。最為普遍接受的理論是Grossman和Krueger(1991)的三效應理論,他們將貿易對環境的影響效應主要分為規模效應、結構效應、技術效應,這三種效應綜合決定了總效應的正負和大小。但是,眾多學者對這三種效應具體如何影響總效應的意見并不一致,一般來說,學者們普遍認為技術效應會對環境帶來正向影響,規模效應帶來負向影響,結構效應的影響效果爭議最大。
1.2 環境對貿易的影響
第一,一個國家對外貿易的發展離不開資源和能源的支持,良好的環境條件可以為國際貿易提供必要的支撐作用。而同時,環境條件還可以成為一個國家比較優勢的來源,影響該國國際貿易的內容與規模,進而影響國際分工的格局。
第二,當前環境問題越來越受到各國的關注,各國也都更加注重環境規制的設立。環境規制簡單來說就是政府為了促進經濟與環境協調發展制定的一系列調節企業經濟活動的政策與措施。環境規制一方面可以推動技術的進步,使本國的自然環境得到保護,促進貿易與環境的可持續發展;另一方面也會帶來本國相關企業生產成本的提高,會限制本國當前對外貿易的發展。
第三,一般來說,發達國家的經濟和技術都領先于發展中國家,對環境保護的意識更強、投入也更多,因此發達國家會制定更加嚴格的環境標準,并在國際貿易中用這樣嚴苛標準來限制發展中國家產品的進入,從而對發展中國家的對外貿易形成障礙。與此同時,發達國家往往通過反傾銷稅來限制發展中國家的生態傾銷。這些都對發展中國家的對外貿易造成了不利影響。
綜上所述,國際貿易會影響環境質量,同時環境又會影響國際貿易的發展,兩者相互作用。并且顯然,發展中國家受到的負面影響更大。
2 中國對外貿易的現狀
近年來,中國對外貿易發展迅速,尤其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中國對外貿易進入高速發展期,進出口總額增長很快,2008年由于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中國進出口總額出現短暫的下降,但是這種情況在2009年之后得到改善,中國的對外貿易又恢復增長,到了近幾年,中國的對外貿易已經進入了一個平穩發展階段。
截至2014年,中國的貨物進出口總額43015.2億美元,約是2000年的9.1倍,已經連續兩年成為全球貨物貿易量最大的國家。與此同時,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規模也在逐漸加大,到2014年已經達到了1195.6億美元。
通過分析2014年中國對外貿易的數據可以發現,中國對外貿易中,容易產生污染的貨物進出口額遠大于較為清潔的服務進出口額,甚至是服務進出口額的7倍多。而在中國貨物的對外貿易中,對外貨物貿易的出口額大于進口額,屬于貿易順差。在中國出口產品中,占據比例較大的貨物類別是機電產品及其零件類、紡織原料及紡織制品、賤金屬及其制品,比例分別為41.5%、12.3%、7.9%,這三大類產品便占據了出口總額的61.7%,并且出口量明顯大于進口量。而這三大類產品大都出自污染較高的產業,多屬于勞動或資源密集型產品。這樣的出口貿易結構存在不合理性,必然會對環境造成一定的負面影響。
3 中國環境的現狀
對外貿易促進了中國經濟的增長,而與此同時對外貿易的擴張也帶來了大量的資源和能源的消耗,同時也加劇了污染物的產生。
2000年,中國的工業廢氣排放總量為138145億立方米,而2013年則增長為669361億立方米,是2000年的4.8倍。工業固體廢物的產生量也從2000年的81608萬噸增長到2013年的330859萬噸,增長了約3倍。2010年工業廢水排放量為194億噸,2013年工業廢水排放量為210億噸,工業廢水也出現了小幅度的增長。幾乎所有污染物的排放量,中國都位居前列。
中國的大氣污染近些年也成為國家和人民尤為關注的問題。近幾年,中國的霧霾現象越發嚴重,治霾行動也不斷被提出,環境污染問題已經嚴重影響了人民的生活。據2014年環境狀況公報顯示,在全國161個城市中,僅僅有16個城市空氣質量達標,達標率不足10%。華盛頓郵報曾于2014年公布了一份中國和美國十大空氣污染最嚴重的城市對比圖。中國城市日均污染程度約是同樣排名的美國城市的7.5~8.5倍。
除此之外,中國的水環境問題也亟待解決。中國有10%的地表水被嚴重污染,每年都會有十幾起關于水安全的水環境突發事件發生。在2014年監測的4896個地下水監測點位中,水質為優良、良好和較好級別的監測點的比例為38.5%,而較差和極差級別的監測點比例高達61.5%。
4 貿易和環境協調發展的建議
從中國對外貿易和環境的現狀分析可以看出,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與環境保護間存在一定的矛盾。貿易大規模的發展給環境帶來了一定程度的負面影響。而這種負面影響又會反作用于貿易,給中國的對外貿易造成一定的阻礙。因此如何使貿易與環境協調發展,是中國目前亟待解決的問題。
4.1 環境成本內部化是解決貿易與環境問題的根本方法
目前我國的貿易和環境之間存在著矛盾,我國自然資源比如水、電和天然氣等消耗嚴重,但是同時我國這些資源的市場定價又相對低廉,這就造成了這些資源的大量浪費。要解決這一問題,就需要將環境成本內部化。
環境成本內部化是提及最多的一個解決貿易與環境問題的途徑。環境成本的內部化也就是說要在產品成本中加入環境的成本,使環境成本的外部性得以消除。這就需要將環境看作企業的生產要素之一,對環境的損耗進行正確的估價,同時將其價格在市場交易中體現出來。將環境成本內部化需要將行政手段和市場手段結合起來,運用市場手段,督促企業從生產環節做起,在源頭減少污染,實現最終企業環境收益的增加。具體方法有制定污染排放標準、稅收、許可證貿易、環境目標管制、規章標準等。我國當前主要采用的方法是行政管制、排污權交易以及排污收費。
當然這在實施過程中是不容易的,需要從政府、企業、社會公眾等方面著手推進環境成本內部化的進程。首先,要提高全社會的環保意識,讓公眾真正意識到環境資源的稀缺性,以及保護環境的重要性;其次,企業要充分意識到自己承擔的社會責任以及環境保護的責任,必要時要利用法律法規以及輿論宣傳等手段對其進行督促,并且要提高對污染企業的收費標準,加大對污染的懲罰力度;除此之外,為了達成環境成本內部化的實現,政府需要給予企業各方面的支持,尤其是在企業經營的初期,政府還需要一定的財政支出來扶植企業。
4.2 加強國家間的合作與交流,促進環保技術的傳播與創新
貿易與環境問題普遍存在,但是在發展中國家這種矛盾顯然更加嚴重。發達國家經濟實力比較強勁,技術比較發達,同時其環境規制相對較高,這也使得發達國家面對的貿易與環境的矛盾相對較小。因此,在國際合作中,發達國家應當起到主導作用,各國應當共同但是有區別的承擔責任。各國都應該根據自己的國情制定較嚴格的環境規制,實行貿易與環境和諧發展的措施,學習先進國家的綠色技術,同時加強本國環保技術的開發與應用,促進環保產品的繁榮。加強國際間的合作可以加快環境保護的進程,更加順利地改善貿易與環境之間的矛盾。
4.3 成立國際性的環保基金,推進環保事業在全球的推動
貿易與環境協調發展需要每一個國家的參與,建立全球性以及地方性的專門的基金來協調貿易和環境問題,可以避免一些國家的搭便車現象,促使更多的國家重視貿易與環境問題,這些基金可以用來對貿易中破壞的環境進行治理與恢復,并對環境保護的國家進行獎勵與補償。
4.4 建立公平有序的國際經濟秩序,進一步推進基于環保的貿易機制的設立
篇10
[關鍵詞] 中國 對外貿易 貿易順差
一、我國對外貿易順差的基本情況
2007年,我國對外貿易繼續保持了較快的發展速度,貿易規模達到21738.3 億美元,貿易順差達到2622億美元,增長48%,對 GDP 增長的貢獻率明顯提高。據海關統計2008年1月~9月,我國對外貿易進出口總值達19671.3億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長25.2%。其中出口10740.6億美元,增長22.3%;進口8930.7億美元,增長29%。1月~9月累計貿易順差為1809億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2.6%。
1.我國貿易順差的現狀
1981年以來我國貿易平衡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見下圖)
(1)以貿易逆差為主階段(1981年~1989年)
這一階段雖然在1982年和1983年分別出現了30.36 億和8.36億美元的順差,但總體上是以逆差為主,累計逆差達到424.04億美元。平均每年逆差為 47.12 億美元。
(2)較小貿易順差階段(1990~1996 年)
這一階段雖然在1993年出現了122.15 億美元的逆差,但總體上是以順差為主,累計順差達到433.08億美元。
(3)較大貿易順差階段(1997年~2007年)
這一階段各年均為貿易順差,且平均每年順差均在500億美元以上,1997年~2007年累計順差達到5415.5億美元,2007年我國出口額12180.2億美元,增長25.7%;進口額9558.2億美元,增長20.8%,全年貿易順差達到2622億美元,為近5年來的最高水平。
2.我國貿易順差的特點
(1)加工貿易順差遠高于一般貿易
一般貿易由逆差轉為順差,加工貿易仍是順差的主體。2007 年加工貿易出口總額為6176.5億美元,比上年增長21%;進口總額為3684.0億美元,比上年增長14.6%;順差為2492.5億美元。而同期一般貿易順差僅為1099.3億美元,約為加工貿易順差的二分之一。目前,我國加工貿易產品已逐漸從勞動密集型的傳統產品,向以機電產品為主的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產品轉變。
(2)順差主要集中在外商投資企業和私營企業
順差主要來自民營和外資企業,國有企業仍為逆差。2004年外貿經營權全面放開后,大大激發了民營企業擴大出口的積極性。2007年,民營企業出口實現貿易順差1709.9億美元,占全國順差總增量的65%。外資企業“高出低進”也十分突出,實現順差1361億美元,國有企業仍有449.1億美元逆差。
(3)中美、中歐貿易順差繼續擴大
我國貿易順差主要集中在美國、歐盟國家和香港地區,但增量主要來自歐美,而且表現出逐年擴大的趨勢。2007年,我國對美、歐、港的順差分別達1633.3億、1342.3億和1716.2億美元。三地順差合計4691.8億美元,占我全球貿易中順差來源地順差總額的90%以上。
(4)貨物貿易順差是我國貿易順差的主要來源,服務貿易連年逆差
我國貨物貿易順差逐步擴大,成為推動貿易順差增加的最主要因素,1997年~2006年,貿易順差累計5655.5億美元,其中,貨物貿易累計順差額6244.5億美元,服務貿易逆差額677.3億美元。在國際上,美國和歐盟等發達國家的服務貿易長期保持順差,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我國經濟結構升級緩慢。
二、我國傳統的比較優勢發展戰略
長期以來,我國奉行以低勞動力成本為基礎的比較優勢戰略,這在一定時期內促進了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相對于發達國家而言,我國在資金、技術方面相對稀缺,成本較高,而勞動力則相對充裕,成本也相應較低,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我們擁有豐富且廉價的勞動力資源。因此,低勞動力成本優勢是當前我國的比較優勢所在。另外,就我國目前的經濟發展水平而言,現階段我國在國際市場上有價格競爭力的也仍主要是勞動密集型產品。具體來說,這主要體現在由低勞動力成本帶來的低價優勢以及粗放型增長所帶來的規模優勢。憑借這種“比較優勢”,中國的產品得以極強的價格優勢迅速占領國際市場,中國的制造業也得到快速的發展。有關資料表明,“中國制造”的產品已滲透到世界各個角落。
三、中國對外貿易順差的原因
外貿順差反映了國情,是發揮人力資源比較優勢的結果。立足于人多、收入低等基本國情,發揮自身優勢,主動參與國際分工,是我國產生外貿順差的根本原因。我國人力資源“質優價廉”,勞動力成本只有美國的5%、韓國的8%、巴西的18%。同時我國還有市場大、配套強、海外華人多等優勢,有利于吸納國際產業轉移,致使加工貿易占我國出口的一半以上,并成為順差的主要來源。
1.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是貿易順差的重要原因
20世紀90年代工業發達國家開始新一輪產業結構調整,中國經濟恰好已形成了基本的開放態勢,因而自然而然地融入了這場世界性的產業轉移;之后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對外開放不斷擴大,加之國內人力資源豐富,基礎設施和法律環境日趨完善,中國逐漸成為國際制造產業轉移的主要目的地之一。外商投資企業躍升為中國外貿發展的主力軍。2005年1月1日,WTO成員國取消了對服裝和紡織品的所有進口配額限制。中國對美國和歐盟的紡織原料及紡織制品出口成為貿易順差的最大驅動力量。
2.貿易順差的擴大與國際間產業的轉移有著密切的聯系
根據我國進出口國別(地區)統計,1994年~2007年間,在雙邊貿易中我國順差增加較大的市場主要有美國、香港地區和歐盟。其中美國由74.9億美元激增到1633.3億美元,是我國最大的順差對象國;香港由229.1億美元增加到1716.2億美元;歐盟由逆差38.4億美元751.1億變為順差1342.3億美元。同一時期我國對亞洲地區的貿易卻由順差轉變為出現美元的逆差。其中,對日本的逆差由47.5億美元增加到318.8億美元;對韓國的逆差由 29.2億美元增加到476.2億美元;對臺灣地區的逆差由118.5億美元增加到775.6億美元;對東盟的逆差由4.5億美元增加到141.9億美元。如果考察一下同期我國一些主要貿易伙伴的貿易方向統計,我們就會發現,在中國對美國、歐盟的貿易順差迅速增加同時,亞洲幾個主要經濟體對美、歐的貿易順差出現了相應的縮減。也就是說,由于國際間比較優勢的變化,原來設在亞洲其他幾個主要經濟體的加工出口產業,尤其是其末端加工程序,已經大量轉移到中國,這樣也就把它們對美、歐的貿易順差轉移到了中國。而我國則從這些經濟體大量進口原材料、零部件和半成品,并因此形成我國對亞洲主要貿易伙伴的貿易逆差。亞洲國家或地區對我國的持續產業轉移間接擴大了我國的出口貿易規模,使貿易順差加速。
根據進出口商品結構統計,我國貿易順差集中在工業制成品上。1994年~2007年間,我國工業制成品順差由原來的21.1億美元增加到4436.3億美元,與此同時,初級產品貿易則由32.4 億美元順差轉變為出現1814.3億美元的逆差。應當注意的是,我國工業制成品貿易出口和進口均大幅增長,這反映了我國加工貿易占有較大比重,中國處于加工貿易制造基地的位置,很多鄰國的出口要經過中國的組裝得以實現,即“大出”同時伴隨著“大進”,出口增長大量地依賴工業原材料、零部件和半成品等的進口,其中化學品及有關產品甚至存在著較大的逆差。我國商品進出口十幾年的迅速增長和順差的急劇擴大,與國際間產業結構的調整――部分加工出口產業由其他亞洲經濟體向我國轉移,有著直接的關系。
3.發達國家對中國技術出口的限制擴大了貿易順差
按照建立在比較優勢基礎上的自由貿易原則,中國主要對海外原材料產品和技術密集型產品進口需求較大。但一些發達國家以國家安全等為借口,對本國企業向中國出口高新技術設備施加種種限制。巴黎統籌委員會解散后,某些國家對華出口的管制政策不但沒有放松,反而加強,這自然會加大雙邊貿易不平衡。以美國為例,美國對中國實行歧視性出口管制已是導致中美逆差形成的重要原因。尤其是“9?11”事件以來,美國進一步實施對中國的技術出口限制,出口許可審批的時間更長,對高科技出口的限制也更多。對華出口管制是一把“雙刃劍”,出口管制政策在對美國工業產生危害的同時,也在許多方面削弱了其出口競爭力,導致對中國出口下降。美國的出口許可證從遞交申請到批準的平均時間一般為3個~12個月,而日本、德國對向中國高科技出口發放許可證的時間最多為1個月。所以,如果美國對華高科技出口要等半年才能獲得許可證,出口機會就會轉向德國或日本公司。正由于此,美國對華高科技出口比例持續下降。由于美國歧視性的出口管制,近幾年美國每年都要喪失對中國出口幾十億美元的貿易機會。
4.FDI推動貿易順差的擴大
外商直接投資企業形成的生產能力正在釋放出來,導致某些產品出口激增,遠遠超出國內市場需要,因而出口大量增加,貿易順差而擴大。據海關統計,外商投資企業在我國對外貿易中一直居重要地位,無論是進出口額還是貿易差額,外商投資企業都占絕對比重,目前,加工貿易是外資企業的主要貿易方式,2007 年外企加工貿易出口6955.2億元,同比增長23.4%,進口5594.1億美元,同比增長18.4%,實現貿易順差1361.1 億美元,占全國加工貿易順差的55%,因此可以看出,外商在華投資企業在我國貿易順差的加速擴大中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由于跨國公司把我國作為全球生產基地,依靠自身技術的先進和我國勞動力資源豐富便宜,大力開展加工貿易,推動了出口額和進口額的逐年高漲。因此,跨國公司以加工貿易等方式,大量向國外市場出口產品,并不能反映出我國在全球市場真實的競爭力,只在數字上制作了我國的巨額貿易順差。其實,我國的很多出口并不是真正的“中國制造”。
5.產業結構的提升導致大量的進口替代
在國際產業轉移和要素重組中,大量外資企業來華建立加工組裝基地,客觀上將周邊地區對美歐的順差轉移到我國。特別是近幾年外商對華投資由加工組裝環節向上下游延伸,呈現整個產業鏈對華轉移的趨勢,使我國家用電器、信息技術、運輸工具等產業的國內配套能力大大增強,從而大量替代進口。沿海地區加工貿易也由“大進大出”向“小進大出”轉變,使用國產料件的比重大幅提高,順差逐年增加。除集成電路以及電容器、復印機、電容器、汽輪機等產品的零件進口增長較快外,大部分產業的零件進口都呈低速增長或下降趨勢。不少產業零部件生產能力激增后,轉而大量出口。例如,汽車零件進口額下降8.2%,出口額卻增長了49.2%。中國自己的公司提升產業結構,相互激烈競爭,這無疑受助于在華外國公司的技能和技術轉讓。
外貿順差反映了原產地統計規則,順差多并不等于利益多。順差或逆差不是利益分配大小的標志,也不是經濟是否健康的標志。我國順差雖大,但仍不是貿易強國,在國際分工中還處在較低端,獲得的比較利益并不高。比如,我國的順差集中于加工貿易與外資企業,如果根據企業的“國籍”或增值的多少來統計順差,我國的順差就會大大減少。因此,根據原產地規則統計出的我國順差,統計意義大于經濟意義,不完全是反映貿易利益分配的恰當指標。
綜上所述,我國巨額的貿易順差是由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要素稟賦優勢推動的結果。所以,我們既要看到外貿順差增大的一面,也要看到國際分工地位低、亟需提高的一面。因此深入分析我國貿易順差擴大的原因,對我國對外貿易和國民經濟平穩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參考文獻:
[1]吳宏:轉軌的貿易流動.中國水利水電出版社,2004
[2]黃先海:中國制造業貿易競爭力的測度與分析.國際貿易問題,200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