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外貿易依存度的含義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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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外貿依存度 加工貿易 經濟增長
外貿依存度，也稱為“外貿依存率”或者是“外貿系數”，指的是進出口總額、出口額或進口額與國民生產總值或國內生產總值之比，是開放度的評估與衡量指標。外貿依存度反映了一個國家的對外貿易活動對該國家經濟發展的影響和依賴程度，從長遠來看，外貿依存度還反應了一個國家的外向程度，從而影響一個國家的外交。外貿依存度的高低，充分顯示著該國家在國際競爭中所處位置的高低，同時也不難看出該國進出口貿易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比例越大代表該國經濟對外貿依賴度越強。加深對外貿依存度含義及其與相關因素間的關系的客觀認識，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一、我國外貿依存度的現狀
（一）外貿依存度較高
國家通過對世界銀行數據庫的分析，將世界各國的外貿依存度進行分檔排布，共分為三檔，一檔是外貿依存度在30.00%以內的國家，包括美、日、印、巴等四國；二檔是指外貿依存度在50.00%以內的國家，包括中、加、德等三國。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國內的市場具有十分大的潛力，但中國目前的外貿依存度不論從絕對數值還是從變化幅度來看，都遠遠高于世界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大國的水平。
（二）外貿依存度不斷加速
外貿依存度的基本發展趨勢決定于經濟發展與外貿進出口的相對速度。近30多年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外貿進出口的增長速度遠遠高于同期GDP的增長速度。從1978年到2008年，我國外貿年平均增長速度比同期GDP年平均增長速度高8.15%。在2008年我國外貿依存度下降的情況下，依然處在接近60.00%的高度，到2009年受世界經濟危機的影響，我國外貿依存度多年來首次下降低于50.00%，但2010年我國外貿依存度則呈回升狀態，達60%。2011年經國家的宏觀調控，我國的對外依存度回落至50.1% ，但仍處于較高水平。
二、我國外貿依存度現狀的原因分析
（一）人民幣匯率
在分析外貿依存度的過程中發現，匯率變動對外貿依存度有著很大的影響。在人民幣升值，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外貿依存度會呈現下降狀態；若人民幣貶值，則剛好相反，外貿依存度升高。從1987年到1994年7年里人民幣持續呈貶值狀態，1978年時美元與人民幣的兌換比例是1：1.5771，而到了1993年美元與人民幣的兌換比例則下滑至1：5.7620，到1994年的時候，美元與人民幣的兌換比例達到1：8.6187，導致以人民幣為單位計算的進出口總額迅速增加，比1993年外貿依存率高出11%；通過上述分析不難看出，我國出口受人民幣貶值的影響十分巨大，外貿依存度從20世紀90年代初的30%上升到目前的60%。人民幣貶值是造成我國外貿依存度迅速提高的主要原因。
（二）經濟全球化
經濟全球化發展導致全球外貿依存度迅速提高，這是一個必然發展趨勢，經濟全球化導致的國際產業轉移從而最終致使外貿依存度增高，并呈上升趨勢。到了2008年世界平均外貿度從1980年的34.87%提升到53.30%的高度。在此期間我國的外貿依存度也從12.50%猛增至59.20%，基本與國際外貿依存度的發展保持一個步伐。在2001年到2008年7年的時間里我國外貿易年平均增長速度有所提高，比同期世界對外貿易年平均增長速度高出11.10%，外貿依存度相應上升了20.70個百分點。可見，經濟全球化是我國外貿依存度上升的主要原因。
（三）貿易導向戰略
在對外貿易方面，中國通過一些如“三減兩免”這樣的優惠政策鼓勵進出口貿易的發展。并且地方政府也相應的做出可很對企業出口有利的政策，一些地區更是把出口創匯作為國家干部政績考核的其中一項重要部分，這些政策的出臺導致全國各地外貿企業出口急劇增加。在進出口兩方面的刺激下，導致中國的對外貿易迅速發展，從而使外貿依存度相應也迅速提高。
（四）外貿結構及方式
造成我國外貿依存度提高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加工貿易的飛速發展。1981年我國加工貿易的進出口總額僅僅24.85億美元，但是到了2007年，我國加工貿易進出口總額達到9861.00億美元，是1981年的396.82倍。在此期間，加工貿易在對外貿易中的比例也從1981年的5.70%提高到2007年的48.60%，是我國最大的貿易方式。現階段我國目前的加工貿易勞動密集型的加工組裝為主，但是這些加工貿易的效益并不夠高，附加值很低，而進口器件和零部件在出口時海關未統計其價格，這就相當于出口貿易額不實，有所高估，從而導致進出口的總額也是高估的，這樣的情況必然會使外貿依存度被高估。與此同時，在統計進出口總額時，一些跨國公司進口的設備也在此統計數額中。我國實際外貿依存度比數據統計的數據要小很多。另外，加工貿易在計算時是雙向計算的，也就是說進出算兩遍，這樣與其他貿易相比，他對國民經濟的影響就僅限于國內經濟增值的部分，這在一定程度上將我國外貿依存度提高了很多。若是將這些因素除去在外，我國實際的外貿依存度要低于全球的平均水平的。
三、我國外貿依存度現狀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一）影響國家經濟安全
我國進口商品以高新技術、資本產品為主，主要是一些工業制品，這反應了我國國內科研技術水平落后、對國際高新技術產品和資本產品依賴度高的現象。我國整體經濟對國經濟有很大的依賴性，所以一旦國際經濟出現狀況，我國經濟會因為高度的依賴從而產生不可估計的影響。隨著重要戰略物資，關鍵產品和技術進口數量的不斷攀升，進口對國家經濟安全的影響程度將進一步加深。
（二）加劇對外貿易摩擦
近年來隨著對外貿易的發展我國的出口總額也在不斷增加，這必然會產生國外其他國家對我國出口貿易的抑制，隨著國外其他國家對我國經濟狀況的不斷調查分析，出現了像綠色堡壘、技術堡壘等一系列針對我國出口貿易的手段。但是，我國的對外貿易以及外貿依存度又在不斷的提升，從而最終致使我國對外貿易不可避免地進入了國際經濟摩擦的時代。
（三）惡化貿易條件
我國對一些進口能源一直呈穩定需求狀態，不管國際市場的價格怎樣變化，我國對這些進口產品的需求都保持持續增長狀態。我國的進出口貿易量很大，受整體數量的影響國際相應的市場價格會相應跟隨提升，這不僅會加劇我國對海外能源等產品的依賴，而且會惡化貿易條件從而降低我國的經濟福利。
（四）凸顯了我國產業結構發展的不合理
我國的外貿依存度如此之高主要依賴于勞動密集型這類低附加值產品的出口。例如鞋類、紡織、玩具等這些產品是我國主要出口商品，沒有高端商品的支持，這些低附加值商品行業的高速發展導致我國產業結構的被動發展，為實現提高外貿競爭優勢目標增加了很大的難度。不斷攀升的外貿依存度凸顯了我國產業結構發展的不合理、第三產業發展仍然滯后的現實情況。
四、高外貿依存度下我國外貿發展的對策
（一）改進完善開放型經濟調控機制
我國宏觀經濟調控機制最初的建立主要針對我國內部經濟的一個調控機制，對于對外貿易方面缺乏考慮，所以導致內外部關系失衡，對于資源配置以及內外經濟運行的調節機制不夠完善，我國必須盡快著手建立一個完善的經濟調控機制。我國的經濟貿易正處在迅速發展時期，在世界經濟圈中的位置也在逐漸提高，隨著這些發展我國受外部環境的影響也逐漸加深，我國要在這個過程中，向能源、資源進口渠道多元化發展；并且充分利用我國在世貿中的影響，從長遠發展來解決我國經濟現有的問題。首先要加強我國戰略物資的儲備，減少戰略物資方面對外的依賴性，要使我國戰略物資的盡快來源廣、穩、多，從而降低風險；其次建立完善的經濟調控機制能夠應對世界經濟突發事件對我國經濟帶來的影響，充分利用國際通行規則，合理保護并推動國內產業的發展，與世界接軌并合理的推動利率、匯率的變化，使人民幣逐漸向資本項可兌換推動，在對外經濟領域也要注意發揮好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深入研究開放經濟的風險形成機制，盡快完善適應開放型經濟的風險防范機制。
（二）在鞏固外貿、擴大內需，制定內外兼顧的戰略
目前，世界經濟向著經濟全球化以及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我國要將以國、內外市場的發展為動力推動經濟增長作為重要的研究課題。我國應該首先將對外貿易的市場鞏固穩步發展，同時提升國內市場對國內經濟的影響，制定內外兼顧的發展戰略。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我國市場經濟能夠承受國內外經濟的動蕩，保證國民經濟的正常進步。全球經濟的高速發展，也帶動我國必須在此過程中要保持足夠的發展動力，就必須使國內和國外市場同時發展。
不論國內市場或者是出口貿易單方面的增長，對國內經濟市場都是不利的。應該不斷的利用國內市場在我國國內經濟市場增長的影響力，于此同時制定兼顧內外的經濟政策，從而避免任何一個市場出現波動時會對中國經濟運行造成不利影響的可能。
擴大內需是首先能解決我國受國際經濟影響的重要途徑，所以為了降低國際經濟對外國經濟的影響，就要擴大內需，在工業制成品這一塊以滿足國內需求為基礎。而消費則是帶動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也是我國經濟增長的基本推動力。由于我國人口多，需求大，國內市場是非常具有潛力的，并且我國的經濟正是告訴發展的階段，從這不難看出我國的市場需求是世界任何國家都不能比的。我國必須形成自己特有的工業制成品經濟道路，將國外市場對我國經濟影響降到最低，自己掌控企業的生存狀況。
（三）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和國際服務貿易
現如今世界貿易很很重要的一部分組成就是服務貿易，從年增長速度比較來看，服務貿易的增長速度遠遠高于貨物貿易的增長速度。服務貿易的持續增長的同時，使一個國家的經濟規模有所擴大，同時外貿依存度也有所下降。但是我過的服務業在國民經濟總額中只占有很少的比重，在服務業發展上是很落后的。因此，發展服務貿易是中國經濟和外貿發展的重要任務，提高服務貿易出口量，調整產業結構，必須發展第三產業。
（四） 外貿政策和目標要進行戰略性調整
鼓勵出口一直是外貿政策的主要實施方針。由于我國外貿依存度持續提高，我國對外貿易政策的方向已經逐漸向提高企業的國際競爭力轉移，這也是為了在全球資源配置中能夠占有主導地位的重要過程。世界各國對提高企業國際競爭力都出臺了很多的政策，尤其是一些發達國家，例如近年來進出口企業融資越來越多，對應企業出國投資出臺的一些相應優惠政策等等。不過這些政策和措施只能給企業出口提供一些便利條件而已，企業的競爭力是否強大還源于企業自身的實力是否雄厚。所以，我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要想有所提高，就必須企業自身不斷發展，政府給予相應支持，社會和服務系統共同支持對外貿易的發展。貿易政策不要僅僅在貿易上的改革，同時要充分利用其他相關政策對提高企業國際競爭力的潛在影響，例如產業政策、科技政策等一系列政策，同時加強包括貿易政策在內的各種政策的協調統一，消除不同政策之間的矛盾與不協調。
五、總結
我國作為經濟高速發展中的國家，外貿依存度在此階段提升是必然的，從近幾年的發展來看，我國經濟的優勢逐漸顯現出來，隨著國外內貿易的不斷發展，我國的外貿依存度也隨著不斷的有所變化。我國要通過外貿依存度的變化了解其帶給我國經濟產生的潛在變化，利用我國的經濟優勢，使我國在國際上的經濟地位逐漸穩固，于此同時也要正確認識我國外貿經濟中出現的問題，不斷完善外貿的發展方式，化外貿結構，促進外貿協調發展，推進我國成為貿易強國的進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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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0年以來外貿依存度始終在100%以上，有些年份甚至還超過150%。2010年外貿依存度為116.1%，除了北京和上海，遠高于其他省份。縱觀以上數據，廣東僅能算是外貿大省，還不能算是外貿強省，離外貿強省還需走一段很長的路。廣東對外貿易的依存度相當大，相當一部分出口企業產品附加值不高、抗危機能力弱、出口商品競爭力不足等問題無不顯露出廣東外貿缺乏競爭力的弊端；加之，入世以來，廣東作為帶頭兵履行了我國對WTO有關商務、通訊、建筑、分銷、教育、環境、金融、健康、旅游、娛樂和運輸等方面的承諾，但因受制于各種因素，導致整體競爭實力較低，暫還不能與世界發達城市相抗衡。具體表現為：①國外企業與本地企業的產業關聯性低，容易導致國外企業產業遷移；②產業結構不合理，主導支柱產業仍未形成；③制造企業規模小，規模效益差；④技術創新能力不強，工業設計上大多仍停留“山寨”的低層次階段，關鍵技術仍依賴進口；⑤知識產權的保護力度不夠，相關法律法規不夠完善；⑥部分國外企業為自然資源密集型和污染密集型企業，對廣東生態環境破壞嚴重。
二、知識經濟對對外貿易的影響
（1）知識經濟改變對外貿易的商品結構
①有形商品貿易將以高技術密集型產品貿易為主要內容。高技術密集型產品具有重量輕、實用性強、操作使用方便、價格相對便宜等優點。在將來進出口貿易的商品中，高技術密集型產品所占比率將大大超過傳統商品。②無形商品貿易將迅猛發展。在知識經濟時代，以知識產品為交易對象的無形化商品將得到長足發展，逐步走向專業化、規模化，進而跨越地域限制走向世界市場。
（2）知識經濟改變對外貿易的方式
①EDI的廣泛應用，使得貿易的環節大大簡化，降低了交易成本，增加了銷售機會，從而提高了企業的競爭力。②支付工具的轉變，由原來的現金和信用卡變成電子鈔票，貿易雙方只要將相關的信息傳遞給銀行，銀行就會替雙方進行結算。③網絡直接貿易、電子商務等新興貿易方式將成為未來貿易的主要形式。最典型的網絡直接貿易是購買數字化產品，如話費充值、網上娛樂、影像視頻及各種服務信息。
（3）知識經濟時代，技術貿易壁壘成為非關稅壁壘的主要內容
隨著貿易自由化和經濟全球化程度不斷地加深，在世界貿易組織的協調與推動下，關稅壁壘和傳統的貿易壁壘正逐步取消。但同時更隱蔽、更靈活多變、也更難以對付的技術性貿易壁壘卻如雨后春筍般地在全球快速筑起，成為非關稅壁壘的重要部分，也成為各國保護本國產業、影響對外貿易發展的重要手段。目前，發達國家迫于石油價格不穩定、匯率波動及國內勞工組織壓力，把產品貿易同勞工標準、社會福利等非貿易壁壘相掛鉤，針對發展中國家機電產品出口設置新的障礙。如：社會責任管理體系（簡稱SA8000），它是一種以保護勞動環境和條件、勞工權利等為主要內容的新興的管理標準體系。其以加強社會責任管理為名，通過管理體系認證，把人權問題與貿易結合起來，最后達到貿易保護主義的目的。
（4）知識經濟的到來，將使知識產權方面的糾紛成為對外貿易中的主要爭端
知識經濟的崛起，使得知識成為最有價值的商品。知識可以凝結于有形商品，或以語言、文字、技術等特殊的成果形式進入市場，通過交換實現其價值。因此，知識產權的轉讓必然成為未來國際貿易的主要內容。盡管國際組織以及各國政府都積極出臺對知識產權的保護政策與措施，但仍有不少的企業利用知識經濟高技術特點去侵犯他人的知識產權。例如，利用高技術的仿制，不僅能做到以假亂真，而且速度還相當快。特別是隨著網絡的廣泛使用，網絡侵權等新形式的侵權行為又會是一個屢見不鮮的現象。這就意味著在未來很長的一段時間里，國際組織和各國政府將面對各式各樣的侵犯知識產權行為，未來的對外貿易將不可避免地出現更多的知識產權方面的糾紛。
三、知識經濟對廣東外貿的啟示
（1）知識經濟的到來是生產力發展的結果，是社會進步的必然趨勢
在過去的200多年里，以消耗有形自然資源為主要特征的工業經濟發展已達極限。向以知識和信息資源為主的知識經濟社會前進，已成為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因此，我們要對知識經濟的發展有一個清醒而全面的認識，既要看清知識經濟對對外貿易的影響，又要認識到知識經濟是建立在工業經濟基礎之上，是工業經濟進步的必然結果。所以，廣東要從實際出發，結合廣東的省情努力提高廣東經濟的整體水平，有計劃、有步驟地發展知識經濟，為廣東外貿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
（2）加大科技投入，提高外貿的國際競爭力
近些年，廣東高科技投入在外貿領域上雖然有較大的增長，但與發達國家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目前，廣東科技投入相對不足，科技投入機制不夠完善，科技成果轉換的政策力度不夠，這些都極大地阻礙了廣東知識經濟的順利發展和外貿的良性循環。要促進科技成果的推廣與應用，加快傳統產業的技術改造，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力爭在知識資源的形成、積累、創新中形成自己的知識比較優勢，從而實現產業結構的升級，優化出口商品結構，提高產品的國際競爭力。
（3）加強知識產權的保護
隨著權利意識的不斷被強化，加強對技術創新的知識產權保護成為這個時代的需要。目前，廣東知識產權的侵權行為依然嚴重，各種形式的侵權、仿制、盜版等假冒活動屢禁不止，與當前知識產權保護國際化的大環境很不協調，這將會導致更多的知識產權方面的糾紛。面對這一嚴峻的形勢，必須加強立法和執法力度，同時加大宣傳力度，使個人和企業能夠自覺地堅持知識產權保護政策和措施，真正建立一種產權化的智力成果是智能財產權的價值觀，形成尊重他人知識產權、保護自主知識產權的意識。
（4）推行網絡貿易
一方面，要求政府應加大對網絡設施的基建投資，加強網絡貿易宣傳；加快完善有關網絡貿易規范性的法律條文。另一方面，要求企業領導者要改變自己的思想觀念，要充分認識到發展網絡貿易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積極探索網絡貿易的運作規律，大力培養掌握現代技術手段和知識營銷方式的復合型人才。
（5）加大教育投入，重視人才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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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產業結構；外貿結構；外貿依存度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把實現經濟快速增長作為經濟發展的突出目標，在這一目標的指引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按不變價格計算，實際GDP從1978年到2009年增長了17.6倍，三十年間經濟總量翻了四番，，平均七年半翻番一次，創造了世界經濟發展史的奇跡。
但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結構性發展問題越來越突出，諸如產業結構、消費與投資結構、地區經濟結構、收入分配結構、內需與外貿結構。
近些年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越來越成為中國持續快速經濟增長的首要課題，“十一五”規劃提出了改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要求，在2011年開始實施的“十二五”規劃中，更是把改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突出地上升到經濟發展目標的地位。
而在所有經濟結構問題中，內需與外貿發展結構問題是非常重要的結構問題之一。調整經濟結構必然要求外貿增長方式實現相應的調整。
隨著中國加入WTO以來，中國經濟融入世界一體化的進程在逐步加快，其中中國的對外貿易發展也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迅速發展。根據商務部統計數據，“十一五”時期，中國出口年均增長24%，進口年均增長23.7%，進出口在2000年的基礎上實現了翻一番的增長，出口增長平均增速超過了30%。但是，這些外貿發展成績的背后有著很深刻的發展質量問題。中國的外貿發展是建立在數量增長和廉價的低成本的勞動力等要素資源供給基礎之上的粗放型經濟增長，從內部來看，這一增長模式帶來了資源短缺和生態環境惡化問題；同時，從外部來看，中國長期的對外貿易方式是以加工貿易方式為主，且處于國際分工的低端，帶來了巨額外幣儲備導致人民幣升值壓力加大，低價競爭激烈，貿易條件逐步惡化，貿易摩擦急劇增加。
若要繼續保持外貿對我國國民經濟的巨大拉動作用，并且實現持續的外貿增長，必須積極轉變外貿增長方式，把外貿增長轉變到綜合效益高的基礎之上。
如何實現在經濟結構調整的同時促進對外貿易的新的增長及其質量效益的提高，是當前經濟發展背景下重的議題，也是本文將要展開研究的內容。
二、模型指標的數學論證及其建立
本文主要研究的是產業結構與外貿結構之間的關系，所以要建立相應的結構指標。一般而言，反映產業結構指標有總量指標、第一、第二、第三產業產值比重；衡量貿易結構的指標有進出口產品結構、貿易市場結構等。但是，這些指標結構只是反映了產品與貿易結構的靜態情況，沒有較好地反映動態變化情況。
因此，本文在參考羅國勛、韓晶和李榮林在其研究中的指標建立方法，一種衡量動態的指標變化思想，即以經濟總量指標中各組成部分的增長率為權數，對結構變化進行加權求和得出總結構變化的效益指標。因此，本文可以以此來建立中國動態的外貿結構與產業結構變化的效應指標。
而該方法的主要原理即通過微分求導形式分解為兩部分形式，其數學形式與推導如下：
表示t期各組成部分指標值在總指標中所占的比例。該式前半部分為基期結構不變時，各組成部分增長率的貢獻，后半部分表示各增長率中結構變化的貢獻。而后半部分可以由下式近似替代：
該式表示結構變化以各部分增長率為權重對其比重變化進行加權求和。
綜上數學式子可以進一步推導其數學含義，影響結構變化的因素主要有兩個：一是各組成部分的增長率；各組成部分比重的變化，比重上升，該式的值為正，反之，為負。因此，存在以下幾種變化可能：當一部分增長率為正，但比重在下降時，該項為負數，因而對其結構變化的貢獻為負；當一部分高速增長時，而且比重也在不斷上升，則結構呈現正向變化；增長率很快，但是其比重變化不大，最終對結構變化的貢獻仍不會太大。
所以，該指標從數學意義上說明了可以較好地反映結構變化對經濟總量增長率的影響：該指標如果為正，則對經濟總量起到促進作用，而該指標若為負數，則起到阻礙作用。因此，該指標可以較為全面地又可以動態地反映經濟結構的變化。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可以構建一下三個指標衡量產業結構與外貿結構的變化：構建產業結構指標，其中indi，t /indi，t-1表示t年第一、第二、第三產業生產總值的增長率，而zi / z表示t年第一、二、三產業的生產總值占全市生產總值的的比重。然后分別計算出三大產業的結構變化系數，用三大產業在t年所占的比重乘以各自在該年的增長率。最后將三大產業的結構變化系數求和相加便是產業結構變化系數。
構建我國外貿結構中出口與進口的結構變化指標。其中expi/exp表示第t年貨物貿易或服務貿易出口額占出口總額的比重，impi / imp表示第t年貨物貿易或服務貿易進口額占進口總額的比重，expi/exp表示第t年貨物貿易或服務貿易出口額的增長率，impi，t / impi，t-1表示第t年貨物貿易或服務貿易進口額的增長率。然后，分別計算貨物貿易與服務貿易結構系數，用其所占的比重乘以各自的增長率。最后，將貨物貿易與服務貿易結構系數相加求和，便是第t年的出口與進口結構系數。
三、數據的選取與實證方法的介紹
（一）變量和數據的選取
本文主要采用的是三個指標，產業結構指標、出口結構指標、進口結構指標，樣本數據時間范圍選定在1990―2010年，主要是因為服務貿易在1990年后才開始快速發展，之前變化不大。三大產業各自的產值、以及貨物貿易總額源于統計局的《2011中國統計年鑒》，而服務貿易額則來源于商務部服務貿易司相關統計數據。而本文主要運用時間序列數據，故采用時間序列分析方法。
（二）時間序列方法的簡單介紹
時間序列分析首先要考慮變量之間的平穩性，即平穩性ADF檢驗。平穩性檢驗主要是ADF單位根檢驗，檢驗殘差序列是否平穩，來判斷兩者是否存在協整關系。如果不平穩，則要看變量間單整階數是否相同，相同才可以建立長期協整分析。
然后，進行建立誤差修正模型。接著可以考慮建立誤差修正模型，即在短期內變量之間會存在失衡，但長期存在穩定的關系，誤差修正模型主要是計算短期對長期均衡的偏離，將變量的短期行為與長期趨勢聯系起來。其過程一般分為兩步，第一步在對因變量y和自變量x進行平穩性檢驗的基礎上，若平穩或者單整階數相同，再將因變量y和自變量x進行OLS回歸，對其殘差？滋t進行單位根檢驗，若是平穩的，表明可以進行協整。第二步，可以建立如下的誤差修正模型：
最后，格蘭杰檢驗。如果存在協整關系并且通過誤差修正考察了短期對長期的偏離，要進一步考察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即進行格蘭杰檢驗。格蘭杰檢驗因果關系時，其檢驗思想為：如果X的變化引起了Y的變化，則X的變化應當發生在Y的變化之前。假設要檢驗變量X與變量Y之間的因果關系以及這種關系影響的方向，構建檢驗回歸方程。其中，假定隨機誤差項之間是不相關的。而格蘭杰因果關系的原假設是“X不是引起Y變化的格蘭杰原因”或者“Y不是引起X變化的格蘭杰原因”。
四、實證分析
（一）數據趨勢分析
運用上文時間序列方法對有關數據展開實證分析。
圖1 中國產業結構變化與外貿結構變化情況
通過對上圖我們可以分析得出：一、中國的產業結構變化序列總體較為平緩，基本上沒什么變化，基本處在0附近。說明中國近20年的產業結構一直保持著原有的發展模式，即以第二產業為主的模式，體現了中國工業化的階段性特征；二、進口結構序列波動較大。在1993年達到峰值，并且進口結構波動特別大，而這一時期中國的改革開放開始由農村轉移到城市，并且確立了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這一系列政策變化導致進口量大增。在2002年左右又達到一個峰值，而這一時期，正好是，進出口關稅開始放開降低，導致進口增加。在1998年和2008年這兩個時期處于低谷，并且2008年達到負，這充分體現了中國經濟融入了世界一體化特征。這兩個時期分別是亞洲金融危機和08年美國次貸危機，外部經濟環境的頹勢，導致我國進口的下降，進口結構受到較大地沖擊；三、出口結構序列也有波動，波動趨勢與進口結構趨同，但波動范圍沒有進口結構系數大。其趨勢變化的時間點和進口結構相同。在1993年達到一個峰值，也是由于相同的政策原因，改革的深入，導致出口增加。但1995年達到一個小小地，則和人民幣在1994年匯率改革后開始貶值，導致出口增加。1998年出口結構系數沒有跌落到負，表明此時我國對外貿易依存還不是太大，而又沒有大幅度增加則與當時保持人民幣穩定的措施有關，之后的1999年又一次小峰值，表明中國在抵御危機沖擊后復蘇能力較強。2008年后跌落谷底至負，表明這次危機對我國出口沖擊較為嚴重，也反映了我國對外貿易依存度在增加，進一步融合了世界經濟一體化。四、進出口結構整體結構系數圖走勢表現為前期波動大，幅度范圍大，后期相對較為平穩幅度范圍較小。這反映了我國服務貿易在開始迅速發展，對結構貢獻正向作用較大，服務貿易相對貨物貿易在當前中國經濟發展階段而言，對外部環境的反映較為滯后和不敏感，從而一定程度拉平了不利的波動。
（二）計量分析
1、平穩性ADF檢驗
表2中國產業結構變化和進出口結構變化平穩性的ADF檢驗結果
注：檢驗形式中的c表示帶有常數項，t表示帶有常數項和趨勢項，n表示沒有常數項和趨勢項。
由表2可知中國的出口結構、進口結構均沒有通過5%的顯著性檢驗，而產業結構雖通過5%的顯著性檢驗，但沒通過1%的顯著性檢驗，因此可以斷定它們為非平穩序列。而它們的一階差分都通過了1%的顯著性檢驗，因而是平穩性序列。因此，可以得出產業結構變化和進出口結構變化時間序列均屬于一階單整，可以進行協整關系檢驗。
2、出口結構變化與產業結構變化關系
首先建立出口結構變化與產業結構變化的回歸方程，形式如下：
y=0.001636-0.000746x1
從上式來看中國產業結構與出口結構短期關系是負向關系。再根據此式進一步考查，由此得到了殘差？滋t，并對殘差？滋t進行序列平穩性ADF檢驗，結果見下表：
表3 殘差？滋t的平穩性檢驗
由上表殘差平穩性檢驗結果可知，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殘差？滋t拒絕原假設，是平穩序列，接下來建立誤差修正模型如下：
上式反映短期調整系數也是負向的，表明無論長期還是短期，兩個變量之間的作用是負向的。接下來僅以驗證兩個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
通過格蘭杰檢驗結果可以看出，在滯后期為1，2期時，出口結構變化都不是產業結構變化的原因，并且這種不可能性相伴概率在上升，在滯后一期時相伴概率為0.8063，滯后2期的相伴概率為0.9817。但是，在滯后期為1，2期時，產業結構卻都是出口結構變化的原因，這種可能性的相伴概率在上升，在滯后1期時0.0147，滯后2期為0.0401，這表明產業結構與出口結構存在單向的因果關系。
3、進口結構變化與產業結構變化之間的關系
首先建立產業結構變化對進口結構變化的回歸方程，如下：
y=0.001156+0.001517x2
由此得到了殘差？滋t，并對殘差？滋t進行ADF檢驗，結果如表下表：
表5：殘差？滋t的平穩性檢驗
由表5可知，在5%的顯著性水平，殘差？滋t拒絕原假設，因而在5%的水平上，？滋t是平穩序列。對于產業結構變化與進口結構建立誤差修正模型如下：
上式為中國產業結構變化與進口結構變化的短期動態關系，雖然從回歸方程表明兩者具有正向的長期關系。
但是上式表明短期調整系數是負的，還表明其中每年實際發生的產業結構變化與其長期均衡值的35.8%的偏差將被得到修正調整。
上述結果驗證了產業結構與進口結構的長短期的變化關系，至于它們之間的因果關系需要進一步檢驗。接下來采用格蘭杰檢驗其因果關系。
通過格蘭杰因果分，析可知在滯后期為1，2時候，進口結構變化不是產業結構變化的原因，并且拒絕的相伴概率在逐漸增大，滯后1期時相伴概率為0.9595，滯后2期為0.9158。而中國的產業結構變化是進口結構變化的原因，并且這一可能性隨著滯后期增加，其相伴概率在增大，滯后1期時為0.0017，滯后2期為0.0138。由此，表明產業結構變化與進口結構變化之間存在單向的因果關系。
五、結論與不足
篇4
【關鍵詞】主成分，BP神經網絡，對外貿易，可持續發展，預警
我國歷年的外貿數據表明中國的對外貿易總體上呈現快速發展。2013年外貿總額達到4.16萬億美元，成為了世界第一貿易大國。隨著外貿規模的不斷擴大，對外貿易可持續發展問題也越來越得到關注。對外貿易可持續發展狀況的預測預警顯得尤為重要。構建良好的對外貿易可持續發展預警模型，可以及時準確地反映貿易運行情況和未來走勢，揭示對外貿易運行中的各種隱患和問題，對貿易的總體狀況做出評價和判斷，并以直觀、生動、形象的方式把監測結果展示出來，從而為貿易政策的調整和實施提供依據。本文根據經濟預警理論，運用系統評價方法提出外貿可持續發展預警模型的構建思路。
一、對外貿易可持續發展預警指標體系的構建
借鑒預警理論，對外貿易可持續發展預警指標體系主要由對外貿易可持續發展警情指標和警兆指標構成。
（一）警情指標的確定
警情指標是預警研究的基本前提，警情指標一經確定，整個預警系統的研究對象和研究范圍隨之確定，警兆指標的選取、預警界限的確定、警情的預報和分析都有賴于警情指標的確定。
外貿的可持續發展，就是在遵循外貿發展內在規律的基礎上，健全外貿體制，完善外貿運行機制，提高外貿效率，合理有效地利用和配置外貿資源，從而達到經濟和外貿長期有效運行和穩健發展。對外貿易可持續發展表現為：對外貿易量保持穩定增長及穩定增長的能力；對外貿易資源保持持續穩定的供給；對外貿易的商品結構不斷優化；對外貿易對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保持較高的貢獻率等。對外貿易可持續發展預警的警情意指外貿發展偏離了可持續發展軌道，出現了外貿不可持續發展的現象或狀況。如外貿對經濟發展的貢獻率降低，對環境帶來了影響，導致生態效益下降等等。依據外貿可持續發展含義，對外貿易可持續發展狀況可以從對外貿易的經濟效益、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三個方面來綜合考察。由此，把對外貿易可持續發展的綜合評價指數確定為對外貿易可持續發展預警的警情指標。
（二）警兆指標的確定
綜合對外貿易可持續發展評價研究的文獻資料，結合指標體系的設計原則，對外貿易可持續發展的警兆指標初步構建如下：
1、反映對外貿易經濟效益的警兆指標。從對外貿易促進經濟發展的機理初選指標確定為反映對外貿易經濟效益層面的警兆指標，主要包括出口額、進口額、外貿依存度、外資比重、機電產品競爭力系數、出口技術效益率、進口技術效益率、制成品/初級產品出口比重、高新技術產品出口轉換率、出口商品集中度、服務貿易比重、地區貿易差異度、出口市場分布度、進口市場分布度、第二產業產出比重、第三產業產出比重、產業結構貢獻率、外貿對GDP的貢獻率、FDI對經濟增長的拉動度等。
2、反映對外貿易生態效益的警兆指標。從對外貿易對生態環境影響角度初選指標確定為反映對外貿易生態效益層面的警兆指標，主要包括出口貿易廢水排放量、出口貿易廢氣排放量、出口貿易廢渣排放量、初級產品效益度、進出口能源密集度和資源及資源性產品進口比重。
3、反映對外貿易社會效益的警兆指標。從對外貿易促進社會發展角度初選指標確定為反映對外貿易社會效益層面的警兆指標，主要包括對外貿易行業就業人數和對外貿易行業平均工資。
二、對外貿易可持續發展預警警度的確定
警度是對警情的定量刻畫，它是判斷警情指標變動是否有警、警情如何的參照系。警度分為五種，即無警、輕警、中警、重警、巨警，對應于不同警度的警限可以分別稱之為無警警限、輕警警限、中警警限、重警警限、巨警警限。預警界限是預警指標的閾值，是劃分不同警度的依據。預警界限的確定依據國際公認、歷史經驗、專家意見以及各國產業發展的實際情況等因素綜合予以考慮。預警界限值的確定方法有：系統化方法、控制圖方法、突變論方法和專家確定法等。
對外貿易可持續發展預警警度的確定主要采用系統化方法。系統化方法是通過對大量歷史數據進行定性分析，根據各種并列的原則或標準來研究警限，結合實際情況和以往的經驗，綜合多方面意見進行適當的調整，從而得出合適的警限。系統化的原則主要有：多數原則、少數原則、均數原則、眾數原則、人數原則、一致原則。在初選出的對外貿易可持續發展預警警兆指標集中運用主成分方法篩選出貢獻度大的警兆指標，利用AHP計算出對外貿易可持續發展綜合評價指數值。對對外貿易可持續發展綜合評價指數值利用系統化的原則確定出對外貿易預警界限值。最終根據對外貿易可持續發展綜合評價值的時間序列數據確定出警度。
三、對外貿易可持續發展預警模型的構建
BP（Back Propagation）網絡是1986年由Rumelhart和McCelland為首的科學家小組提出的，是一種按誤差逆傳播算法訓練的多層前饋網絡。BP網絡能學習和存貯大量的輸入-輸出模式映射關系，而無須事前揭示描述這種映射關系的數學方程。它的學習規則是使用最速下降法，通過反向傳播來不斷調整網絡的權值和閾值，使網絡的誤差平方和最小。BP神經網絡模型拓撲結構包括輸入層、隱含層和輸出層。
人工神經網絡具有良好的容錯能力，對數據的分布要求不嚴格，具備處理資料遺漏或錯誤的能力。并且它具有較強的學習能力，可隨時依據新準備數據資料進行自我學習、訓練，調整其內部的權重參數以對應多變的經濟環境。基于神經網絡的自學習、自適應能力和強容錯性，BP神經網絡非常適合用來構建對外貿易可持續發展預警模型。對外貿易可持續發展預警模型可視為構建一個包括輸入層、隱含層和輸出層的三層神經網絡。就其網絡結構而言，輸入層神經元個數由輸入層指標決定，輸出層神經元個數由輸出層類別決定，至于隱含層神經元個數一般為經驗值。其中輸入量對應警兆指標，隱含層節點對應警情指標，輸出量對應警度。具體構建步驟如下：
1、利用主成分方法對外貿可持續發展預警警兆指標進行篩選后，獲取指標數據，對指標數據進行無量綱化預處理。
2、根據神經網絡的基本原理以及BP神經網絡設計的一般原則對神經網絡進行設計。Robert Hecht-Nielson證明了對于任何閉區間內的一個連續函數都可以用一個隱含層BP神經網絡來逼近，一個三層的BP神經網絡可以完成任意的n維到m維的連續映射。對于外貿可持續發展預警模型采用單隱含層BP神經網絡，各節點的激活函數采用S型函數。輸入層節點的個數根據主成分分析的結果來確定，隱含層節點個數采用試湊法來確定，輸出層節點根據警度的分類數來確定。
3、BP神經網絡設計完成后，需要運用樣本集對網絡進行訓練，訓練時，網絡的輸入層為主成分分析之后的累積貢獻率達到85%--95%的主成分，網絡的輸出端為訓練樣本的警度等級。網絡的訓練涉及到網絡的泛化能力，泛化能力是指神經網絡對訓練樣本以外的新樣本數據的正確反映能力。因此網絡訓練完之后，還要用訓練樣本集之外的數據對泛化能力進行檢驗。
4、網絡的訓練階段結束后，即網絡穩定后，將各連接權值和閾值作為知識庫，這時整個網絡就是一個預測模型。然后用測試集對網絡的泛化能力進行檢驗，如果預測結果不好，則需要對網絡的相關參數進行調整，直到得到滿意的效果為止。
5、如果網絡檢驗結果好，那么可以直接應用于預測。可以將預測指標輸入神經網絡，對未來的對外貿易可持續發展預警狀態進行預測。得到預測結果以后，根據警度的劃分發出警報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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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自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地區發展差距成了理論和實踐界關注的重要問題之一,如圖1所示,用各省人均實際GDP變異系數衡量的地區差距除了1996—1997年出現了從0.6078到0.6014輕微的縮小和2006—2007年從0.6754到0.5849較大幅度下降外,90年代以來一直在近乎直線上升,我國已成為世界上地區差距最為顯著的國家之一。而與地區差距變化趨勢相對應的另一個現象是我國的對外貿易除了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前后出現回落甚至負增長之外,在這期間也一直發展十分迅速,從貿易總額來看,不到二十年的時間增長了近30倍,而單從出口額來看,增長了30多倍,年平均增速分別23%和27%,如果除去亞洲金融危機前后三個年份來看,年均增速可達30%以上;從貿易依存度來看,從1990年的30%上升到了2007年的67%,如圖2所示。從以上簡單的描述性分析中,我們可以發現對外貿易發展與我國地區發展差距之間有著十分類似的變化規律,那么它們之間存在著內在的聯系嗎?目前這方面的實證研究文獻還是比較豐富的,但是已有的實證分析也明顯存在一個不足的方面是對于貿易開放影響我國地區發展差距的機制分析的較少,尤其是定量的分析更是鮮有。大多數分析的是外貿與我國地區發展差距之間的相關關系或外貿對我國地區發展差距的貢獻度。因而本文認為嘗試借用MarcelaGonzálezRivas(2007)的分析方法,從各個地區的要素稟賦與貿易開放相互作用的角度定量分析貿易開放是如何影響我國地區發展差距的依然具有一定的創新性和實際意義。本文其余部分是這樣安排的:第二部分是對相關理論與實證文獻的簡要回顧;第三部分介紹本文應用到的理論模型;第四部分是對變量、數據和方法的說明;第五部分是對結果的分析;第六部分是簡要的結論和政策含義。
二、相關理論與實證文獻回顧
傳統的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認為,在技術外生條件下,在資本規模報酬不變或遞減的規律作用下,即使地區之間沒有要素流動,沒有貿易,落后的地區其資本增長也將會超過富裕的地區,從而最終會導致地區收入差距的收斂而不是擴大收入差距,因此傳統的經濟理論無法解釋對外貿易發展往往與一國地區發展差距擴大相伴相隨這種特征事實,轉而他們求助于內生經濟增長理論和新經濟地理理論。內生經濟增長理論強調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之源,而貿易則是國際技術外溢的重要渠道,但內生經濟增長理論也同時認為,東道國的R&D投入與人力資本狀況是影響本國技術創新和獲得技術外溢效應的重要條件,也即存在“門檻效應”(EatonandKortum1996,YukoKinoshita2000,ReddingandReenen2000,Xu2000,CaseliandCole-man2001,Keller2002)。那么內生經濟增長理論如何來分析貿易自由化與一國地區發展差距之間的關系呢?如果我們考慮到一國內部不同的地區其要素稟賦往往不是平均分布的,這樣的結果是不同的地區從對外貿易中獲益就存在不同,達到一定R&D投入和人力資本水平的地區受益多,經濟增長快,而沒有達到條件的地區則受益少,因此內生經濟增長理論一般預測貿易自由化的結果將是擴大一國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而新經濟地理理論對于貿易自由化與一國地區發展差距之間的關系并沒有得出一致的結論,KrugmanandLi-vasElizondo(1996)建立的三區域NEG(新經濟地理)模型認為,在經濟封閉時,由于前向和后向聯系效應,一國國內的經濟活動是趨于不斷集中的,因而地區的收入差距也不斷擴大。然而當國家走向開放時,情況將發生變化,此時國內企業的投入產出更多地依靠國外,而與國內的聯系減弱,也就是向心集聚力將減小,同時由于國內城市集聚成本的增大,導致制造業的分布從城市向周邊地區擴散,地區收入差距將減小。而采用類似的NEG模型,Paluzie(2001),卻得出了貿易自由化會促使地區收入差距擴大的不同結論。這兩個模型會得出不同的結論主要源自于對農業部門所作出的不同假設。Paluzie假設農業部門的投入要素(如勞動力等)相對制造業而言的流動性要差,他還假設制造業經濟活動的離心力來源于潛在的分散的農村市場,因此在經濟封閉狀態下,制造業經濟活動是比較分散的,地區收入差距也較小。而當一國貿易開放,企業的投入與產出轉向國外市場時,因為城市一般有著更加便利的接近國外市場的條件,企業為了獲取規模效應和減少運輸成本,制造業經濟活動會更加集中在城市,又由于農村勞動力不流動,貿易收益將很難傳到給農村地區,地區收入差距于是擴大。由于在理論上對貿易自由化與一國地區收入差距之間的關系存在著不同的結論,故許多學者轉而做了許多實證研究,其中代表性的有如Giannetti(2002)研究認為歐洲一體化進程有利于成員國之間收入差距縮小的同時卻擴大了一國內部地區間的收入差距;Rodríguez-PoseandSánchez-Reaza(2003,2000)、Hanson(1996,1997)、MarcelaGonzálezRivas(2007)等對墨西哥的研究認為,貿易自由化擴大了其地區間收入差距;PerniaandQuising(2003)以菲律賓為研究對象,實證研究也表明,貿易開放本身并不能帶來地區的平衡發展,也就是說不能縮小其地區收入和貧困的差距;Marjit,DandKar,S(2007)研究了印度貿易自由化對地區收入差距的影響,認為出口的州收入增長要快,而進口競爭州收入增長要慢,州之間的差距因而擴大。對于中國的研究,有如Jian,Sacks&Warner(1996)分析認為因沿海地區有參與國際貿易的先天優勢,結了1990年以后沿海地區與內陸地區之間的差距擴大和中國總體區域經濟的發散;Hu,DapengandF(1998,2001,2002)通過模型和實證認為貿易自由化改革是1985—1994年間中國沿海與內地差距不斷擴要原因;Yao,Yudong(2000)的研究結論是對外貿易擴大了中國的省際經濟增長差距;XiaoboZhang&KeZhang(2003)應用Shorrocks(1982)年提出的方差分解法計算出了各種增長要素對中國經濟增長地區差距的結果顯示,對外貿易是中國經濟增長地區差距的重要因素,其貢獻率達11.1%,僅次于資本因素;王麗娟(對貿易自由化和中國區域經濟差距進行了相關性分析,結果顯示二者高度相關;趙偉,何莉(2007)應用德特(DeLaFunente,2003)的趨同核算框架(convergenceaccounting),分析了改革開放后對外貿易對中國省增長趨同與差異的貢獻,認為對外貿易是引致中國各省市勞均GDPσ發散和β發散的主要力量之一;張(2009)分析認為我國地區外貿差異與經濟發展差距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對外貿易差異是地區差距的格因,并且定性地分析了它們之間的作用機制;項衛星等(2010)研究發現,中國對外貿易在整體上擴大了中間的收入差距,但同時又是低收入省區縮小與全國收入差距的有效途徑;張銜等(2011)實證分析認為我國西部地區間對外貿易發展差異是導致地區間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
三、貿易開放與經濟增長的一個理論模型
本文設Cobb–Douglas生產函數有如下形式:itit-1it這就是本文的基本方程,為了利用這個方程來分析對外貿易與地區要素特征相互作用對地區發展差距所產生的影響,還必須對(3)式進行一系列的變化。首先,把物質資本存量Lnkit分成兩項,一項是直接參加生產的私人物質資本存量用C表示,另一項是間接參加生產過程的公共資本存量,相當于公共基礎設施用I表示,因而:其中f和w為線性函數,對于f(LnC)函數可以表示三項,第一項為滯后一期的私人資本存量水平;第二項為收入水平和貿易開放水平O交叉相乘項;第三項為收入水平,作為控制變量,以分析地區增長是否存在收斂效應。這樣函數可以表示為:(其中d、r、z為線性函數)(5)it-此外,為了分析公共基礎設施I與貿易開放之間的相互作用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我們把函數表示為其與貿易開放度O之間的交叉相乘項加上其滯后一項的基礎設施水平,因而有:其中p、q也為線性函數,把(6)、(5)代入(4)得:最后我們考慮技術進步項LnAit,我們把它表示四項,第一項為貿易開放度O與人力資本h的交叉相乘項,以分析貿易開放與人力資本之間的相互作用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是本文的研究變量;其余三項是依據前人的研究而引入的控制變量,一項人力資本存量,以反映人力資本對技術進步直接和獨立的作用(Romer1986);一項是反映技術在最高水平與最低水平地區之間的擴散(NeslonandPhelps1966);一項是反映貿易對技術進步的促進作用(Connlloy2003),這樣技術進步函數可表示為:
四、變量、數據與方法說明
(9)式就是我們要估計的計量方程,因變量采用年人均實際GDP增長率。人力資本存量h采用獲大專以上學歷人數占總人數的比重,如果采用在教育上的支出或入學人數占總人數的比重是不合適的,因為它們代表的是流量。對于私人資本存量C應當采用的是全部企業資本存量之和,但我國這方面的數據,特別是分省數據無法獲得,作為替代變量,本文使用分省物質資本存量總和,1997-2000年的數據采用張軍估計的數據,2001-2007年的數據由筆者根據張軍的方法自己推算得到。技術追趕項Lnh)中的A用勞均GDP來代替,因為勞均GDP與技術水平正相關,勞均GDP用地區總GDP除以全省總勞動力。雖然采用貿易量來衡量貿易開放程度不是一個完美的指標,因為影響貿易量的還有其他很多因素如運輸成本、世界需求等,但是如果采用其他指標如關稅率、配額等帶來的是更多的問(RodrikandFernandez2001),因此本文貿易開放度依然用進出口總額除以GDP來表示,注意這里貿易開放度是全國的開放度,只隨時間變化不隨地區變化故采用Ot-1表示。對于公共資本存量變量I,我國同樣沒用直接可得的數據,本文根據以往研究的慣例采用公路密度來作為變量,公路密度等于各省公路長度除以各省面積。我們采用固定效應模型和廣義最小二乘法來估計方程(9),以控制截面個體效應,由于所用的自變量都是滯后一期,故也可以較好地避免變量的內生性問題。本文采用我國1997—2007年間的分省數據集,共31個省市區,所有數據均來自《中國統計年鑒1998—2008》。表1是對變量的統計性描述。
篇6
關鍵詞：能源消費；對外貿易；關系
毋庸置疑，能源消費與貿易發展兩個問題都是當前學術界研究不可回避的話題，兩者之間的關系及相互影響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從國內外已有的研究成果情況來看，關于能源問題與對外貿易發展問題兩者之間的研究而越來越受到重視，研究話題表現出與世界范圍以及各國本身經濟發展中遇到的現實問題緊密聯系的特征，以下將循著這個線索對這一領域的研究進展進行一個全面的研究綜述。
一、 能源消費與對貿易發展的相互因果關系研究
國際上關于這一主題的研究在20世紀80年代比較集中，這主要緣于20世紀70年代的“能源危機”的深遠影響使各國的學者們在思考的范疇上開始關注對外貿易與能源消費的關系，研究話題主要集中在能源消費與進出口貿易之間的相互因果關系，這一話題的研究的共性在于他們都采用實證的方法探討一國能源消費與對外貿易二者之間的因果關系，區別在于采用的實證的研究方法上不同、研究的對象范圍不同以及在分析過程中引入的其他影響因素不同。其中國際上具有代表性的如Arye. L. Hillman與Clark. W. Bullard（1978）使用Leontief投入產出法，在H-O理論模型中把能源消費作為解釋變量，對能源消費與貿易的關系進行了研究。Goldemberg（1984）從供給和需求兩個方面分析了拉美國家的能源消費結構與進出口貿易之間的關系，認為拉美國家的進出口貿易對其能源消費結構產生了重要影響。Owen（1982）對巴西、秘魯等拉美國家的能源消費和出口貿易之間的關系作了研究，以上兩個文獻都認為貿易與能源消費的規模及結構都有重要的關系，后者認為巴西、秘魯等拉美國家出口的迅速擴大是造成這些國家20世紀60~70年代能源供給緊張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國國內學者對中國能源消費與出口貿易之間的關系的研究從2005年以來呈現越來越多的跡象，這與近年來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引發的能源消費過快增長的客觀問題是相聯系的，學者們希望開始集中探討中國國內面臨的問題，代表性的文獻中較早的有董斌昌等（2006）通過建立自回歸分布滯后模型研究中國的出口貿易對于能源的依賴程度，對1978年~2004年中國出口貿易和能源消費的數據進行實證分析。朱啟榮（2007）對山東省的能源消費與出口貿易關系進行了協整與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指出山東省能源消費與出口貿易之間存在較強的相關性。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的結果表明，山東省出口貿易規模的發展既影響能源消費量，同時又受到其能源消費量的制約。張傳國（2009）以及蘇梽芳（2009）等運用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的同時，采用了更為深化的脈沖響應和方差分解方法，對中國能源消費與出口貿易之間的因果、動態以及定量關系分別進行了進一步的深入研究，得出的結論認為中國能源消費與出口貿易之間存在從出口貿易到能源消費的單向因果關系，出口貿易波動將對能源消費產生持續較大的影響，出口貿易對能源消費具有較強的依賴性。近期的研究如孫愛軍和方先明（2010）為了分析我國不同區域經濟增長的驅動力量，應用改進的費德模型，將進出口、能耗與經濟增長納入同一個分析框架，構建經濟增長驅動因素分析模型，實證研究數據上運用2000年~2007年中國31個省域經濟發展的面板數據。研究結論同樣得出經濟增長總體上具有高能耗、高對外依存度的特征，進出口貿易、能源消耗與經濟增長存在因果關系。
二、 對外貿易的發展如何影響能源消費的研究
鑒于研究視角的差異，按照對外貿易的規模效應、結構效應和技術效應的影響模式，本文將學者們對這一話題的研究也概括為這樣三個主要思路：
1. 對外貿易過程中“內涵能源”的消耗測算研究。國外較早的文獻，如Wyckoff和Roop（1994）研究了1984年~1986年6大OECD國家英、法、德、日、美、加進口產品中的內涵能源，說明國內節能政策的效果可能要打折扣，因為進口產品在國內消費中占有較大的比例。也有的研究將重點放在雙邊貿易關系，如中美貿易（Shui & Harriss，2006；平新喬等，2006），日美貿易（Ackerman et al.，2007），日韓貿易（Rhee & Chung，2006）。對中國問題研究的典型代表如陳迎、潘家華、謝來輝（2008）同樣采用投入產出的能源分析方法為基礎，進行了測算方法和模型的改進，加進進動中的中間產品的影響，對中國外貿進出口商品中的內涵能源進行了全面的測算。從科學性角度而言，投入產出法的思路嚴謹，具有很強的邏輯說服力，學者們的分析也相當的全面和深入，但考慮到一個十分實際的難題就是中國的投入產出表的編制的滯后性，使用早期的數據會給分析帶來一定的誤差。研究的另一種是以企業為依據，把國內企業分為不同的類型通過加權得到“內涵能源”進出口比例，進而算出“內涵能源”進出口數量，該方法的局限于企業數據的可獲得性，實際操作難度較大。曹俊文（2009）在總結和歸納了前人所使用的測算方法的同時，提出了以《中國海關統計年鑒》工業細分行業數據為基礎，根據工業行業分類標準（ISIC）和協調編碼（HS）對照表，計算各行業出口產品能源強度（即具體行業每單位產值能耗），進而測算各行業出口貿易產品中“內涵能源”的消耗量。這一方法既克服了投入產出方法受時序數據限制的影響，同時也比較全面地反映了工業各部門出口產品中“內涵能源”的消費狀況。進一步深入的研究者把測算細化到工業部門，如蘭宜生、寧學敏（2010）采用投入產出分析方法，對2005年我國22個貿易產業部門的出口貿易與能源消耗進行了實證研究。總體來看，學者們的研究方法上還是傾向于采用比較成熟的投入產出法為基礎，并有盡量考慮一些特殊因素的干擾，試圖得出相對準確的結論。
2. 對外貿易結構對能源消費的影響研究。沈利生（2007）研究認為通過改變出口產品、進口產品的結構實現節能，無疑既提高了對外貿易的質量，又對提高整體經濟增長的質量和節能降耗起到促進作用，但他同時對中國近年來的數據進行分析發現中國對外貿易發展趨勢中，出口產品結構和進口產品結構都在表現出趨于惡化的現象，最終得出中國對外貿易結構變化不利于節能降耗的研究觀點。姚愉芳、齊舒暢和劉琪（2008）同樣使用中國2005年非競爭型投入產出表，對中國出口、進口貿易與經濟、就業、能源消費等變量之間的相互關系進行了探討，并得出了相應的計算結果認為：若從對外貿易對能源消耗影響的角度分析，2005年中國出口貿易的能源消耗大于進口貿易的能源節約量，其差為2.97億噸標煤，主要原因在于出口貿易結構偏重，需要調整出口貿易的結構來改善能源消耗狀況的結論。
3. 進出口貿易的技術效應對能源消費效率的影響研究。思考對外貿易的技術效應對能源消費效率的影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近期的一些文獻中，這與我國近幾年來對能源使用效率的研究的重視是分不開的。其中代表性的有：屈小娥（2009）把對外貿易作為制度因素的變量加入模型，研究認為其對西部地區（除廣西、重慶、四川外）大多數省份能源效率改進有一定的阻礙作用。高大偉，周德群（2010）認為國際貿易技術溢出可以促進一國的技術進步和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進而能夠通過技術進步提高能源效率。楊迎春（2011）利用1995年~2009年中國省際面板數據對中國出口貿易對能源效率的研究進行了全面的實證研究，結論認為，出口貿易對非出口部門的直接技術溢出效應明顯改善中國整體能源效率，人力資本對出口貿易改善能源效率起促進作用。進一步分區域進行研究得出，東、中、西部的出口部門對非出口部門的直接技術溢出效應都對能源效率都有改善作用。
三、 能源政策如何影響對貿易發展的研究
1. 能源價格政策對對外貿易的影響的研究。能源價格政策對對貿易發展的影響研究中現存的文獻相對比較少，Jo?o Ricardo和André Varella（2007）則從石油價格上漲與中國總出口額持續上升并存這個現象出發，將技術進步作為外生變量，建立了一個包含勞動力市場、貨幣市場、商品出口市場的開放性一般均衡分析框架，試圖解釋這一現象，最后得出技術進步是問題的根源。能源價格上漲對中國出口結構的影響的研究上，陳剛、余燕春（2008）從能源價格的角度出發，在定義能源約束量化指標的基礎上，建立了能源約束對出口貿易結構影響的動態計量模型，并從長期和短期兩個角度，分析了能源約束對出口貿易結構的動態影響。胡宗義，蔡文彬和陳浩（2008）將能源替代模塊和能源強度指標納入中國CGE模型-MCHUGE模型，研究提高能源價格對能源強度和經濟增長的影響，結果表明提高能源價格導致出口下降。楊迎春、岳咬興（2010）從國際國內能源價格上漲率差異差異的視角提出能源相對價格的概念，將其與技術進步和出口貿易的規模增長結合起來構建了一個理論分析框架，并進一步進行了實證研究認為，國際國內能源相對價格變化是中國出口規模增長的原因之一，就此結論提出了相應的能源政策建議。
2. 能源補貼與稅收機制對出口貿易的影響研究。國內能源補貼的研究非常有限，能源補貼機制與出口貿易結合起來研究的思路更是較少，一直都缺乏從出口能源補貼損失角度評價中國能源補貼政策績效的研究。陳迎等（2008）用內涵能源測算方法對2002年中國能源補貼進行了檢驗，其研究針對中國所有行業的補貼總額，沒有行業分布的測算數據。林伯強等（2009）計算中國能源補貼總量，用價差法測算出了中國出口產品的能源補貼載量。周勤，趙靜和盛巧燕（2011）研究了中國能源補貼政策對提高中國出口產品競爭力的作用機理，并對出口產品能源補貼載量進行實證分析。他們認為，中國能源補貼政策經歷了能源要素的政策性低價、價格粘性和權衡產品競爭力與貿易條件三個階段，能源要素價值低估成為提高我國出口產品競爭優勢的重要因素之一，實證結果表明：中國是一個能源出口大國，出口結構中多以高能耗產品為主，全部能源補貼中約有10%通過出口產品凈補貼給國外消費者，呈現出巨大外貿順差和嚴重生態逆差并存的悖論。Ravi、Hamid和Ralph（1998）的研究認為，用于國際貿易活動的交通運輸是能源密集型的行業，所以國際貿易活動間接地成為環境污染源，而能源稅的引入可以更好地協調國際貿易與環境污染的關系，可以比自由貿易條件下增加世界范圍的社會福利，特別是對進口產品征收能源稅對小國可能是最優的。張為付、潘穎（2007）從世界福利的角度，構建了一個開放經濟條件下能源稅對國際貿易與環境污染影響的數學解析模型，分析了在征收能源稅情況下世界出口國、進口國和能源國的國際貿易與環境污染問題。結果表明，在考慮國際貿易所帶來的環境污染影響全球經濟福利情況下，世界范圍內存在一個最優的能源稅稅率，按這一稅率征收環境污染稅可以提高全球經濟福利，也可改善因國際貿易而造成的全球環境惡化的現狀。姚東旭（2010）年的研究指出提高資源稅會影響資源類商品自身的出口，但影響有限，且從長遠看，以提高資源稅的方式限制資源出口利大于弊。其次，提高資源稅確實會提升下游產品的制造成本，降低下游產品的出口競爭力，然而這種負面影響并非不可克服。
四、 能源新問題與對外貿易發展之間的研究
1. 能源新問題——“低碳經濟”的興起。低碳經濟以及“碳排放”等話題的研究是能源問題在當前全球變暖的環境問題背景下出現的新矛盾，關于低碳經濟的內涵，國內學者分別從不同角度進行闡述。莊貴陽（2005）從低碳經濟的效用角度來描述低碳經濟的內涵，認為“低碳經濟”（Low-carbon Economy）是指依靠技術創新和政策措施，實施一場能源革命，建立一種較少排放溫室氣體的經濟發展模式，從而減緩氣候變化。低碳經濟的實質是能源效率和清潔能源結構問題，核心是能源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目標是減緩氣候變化和促進人類的可持續發展。付允等人（2008）從低碳經濟的發展途徑角度來理解其內涵，認為低碳經濟是一種綠色經濟發展模式，它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和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為基礎，以低碳發展為發展方向，以節能減排為發展方式，以碳中和技術為發展方法的綠色經濟發展模式。鮑健強等人（2008）從低碳經濟的發展意義角度來診釋其內涵，認為碳排放量成為衡量人類經濟發展方式的新標識，碳減排的國際履約協議孕育了低碳經濟，表面上看低碳經濟是為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所做努力的結果，但實質上，低碳經濟是經濟發展方式、能源消費方式、人類生活方式的一次新變革，它將全方位地改造建立在化石燃料（能源）基礎之上的現代工業文明，轉向生態經濟和生態文明。
2. 低碳經濟對對外貿易發展的影響研究。近來年，在討論能源消費與對外貿易關系的文獻中，把這一新問題與貿易發展的關系一起討論的逐漸興起。但是從根本上而言，“碳排放”的總量受控于能源消費總量和能源消費結構的影響，從對外貿易引發“碳排放”的測算問題的研究思路上看，研究者在研究“碳排放”與貿易問題的時候，將能源消費結構的影響弱化或者忽略，只能簡單地引入碳排放系數和一個靜態化的能源消費結構還合算碳排放情形，故多數討論碳排放與出口貿易的關系只是原來討論能源消費與對外貿易關系問題的一個簡單變換，例如劉強等（2008）利用全生命周期評價的方法對中國出口貿易中46種重點產品的載能量進行了計算，然后利用碳排放系數計算出碳排放量。魏本勇等（2009）基于投入產出法，測算了2002年中國進出口貿易中國家和部門的碳排放等。李艷梅和付加鋒（2010）采用投入產出分析方法，對1997年和2007年中國出口貿易中隱含碳排放進行了核算，結果分別為290.61Mt和940.69Mt，占中國生產活動碳排放總量的比重分別為28.47%和45.53%。
另一類研究的重點集中在低碳經濟的潮流的出現對全球及中國對外貿易發展格局的影響情況的研究。這一類型的研究站在全球視角的高度來思考能源領域的新問題對全球對外貿易發展的影響。代表性的文獻包括：楊迎春（2010）指出國際貿易活動以間接的方式影響著能源消耗以及碳排放的程度，各國在促進貿易發展與實現低碳經濟的雙重戰略要求下，勢必會引發全球范圍內新的貿易摩擦，WTO機制在雙重目標的要求下陷入困境，對未來WTO和各國政府如何實現世界低碳經濟發展模式和減少貿易領域的摩擦提出了若干相對可行的政策建議和思考。王躍生和焦芳（2010）研究認為在全球低碳經濟的的趨勢下，中國以傳統貨物貿易為主的貿易發展模式將受到一定的沖擊，加工貿易的比例過大，中低端的制成品的出口過于依賴少數發達國家的局面對未來的貿易發展不利。施用海（2011）從四個方面來探討低碳經濟的興起給全球貿易將帶來的影響，首先全球的貿易格局會因為這種新的經濟增長模式的出現而引發大的變動；其次低碳經濟本身就會創造出新型的服務貿易形式；再次低碳經濟將會大大促進全球技術革新，有利于國際技術貿易的競爭與發展；最后于楊迎春（2010）的研究結論一致，他也認為與低碳經濟相關的單邊貿易措施與多邊貿易規則的潛在沖突，可能成為新貿易壁壘。
五、 簡要總結
關于能源消費與對外貿易發展問題之間關系的研究都是和當時的國際國內的經濟發展的現實問題訴求緊密聯系的，具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研究者多為從國家層面的宏觀視角出發探討二者的相互關系和影響機理。未來的研究一方面可考慮全面地將能源消費問題與國家對外貿易發展戰略問題系統地結合起來進行研究，系統地探討二者的協調問題；另一方面可考慮進一步深化研究的視角，即能源消費問題與具體產業或區域的對外貿易發展相互關系研究，甚至進一步地深化到微觀企業層面探討等。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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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蘭宜生，寧學敏．我國出口擴大與能源消耗的一項實證研究.財貿經濟，2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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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項目：福建省教育廳A類社會科學項目（項目號：JA11244S），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一般項目（項目號：10YJC790054）。
篇7
【關鍵詞】貿易摩擦；問題；應對措施
中國與歐盟作為國際社會中兩個重要的大規模開放經濟體，在貿易與增長方面具有較強的相互依賴性，這在促進雙方經濟繁榮的同時，也加劇了雙方的競爭，使得貿易摩擦層出不窮。其中歐盟的貿易保護主義將以新的形式表現出來，這仍然是阻礙中歐貿易發展的主要因素。所以研究中國與歐盟貿易摩擦對浙江紡織品出口的影響更加有利于保護我國的出口產品，為中國與歐盟的長期合作奠定一定的基礎。
1.貿易摩擦的幾種形式
1.1 反傾銷
反傾銷的含義
反傾銷指對外國商品在本國市場上的傾銷所采取的抵制措施。一般是對傾銷的外國商品除征收一般進口稅外，再增收附加稅，使其不能廉價出售，此種附加稅稱為“反傾銷稅”。
世貿組織的《反傾銷協議》規定，成員國要實施反傾銷措施，必須符合三個條件：首先，確定存在傾銷的事實；第二，確定對國內產業造成了實質損害或實質威脅，或對建立國內相關產業造成實質阻礙；第三，確定傾銷和損害之間存在因果關系。
按照傾銷的定義，若產品的出口價格低于正常價格，就會被認為存在傾銷。出口價格低于正常價格的差額被稱為傾銷幅度。所以，確定傾銷必須經過三個步驟：確定出口價格；確定正常價格；對出口價格和正常價格進行比較。
1.2 技術性貿易壁壘
技術壁壘的含義：技術壁壘（TBT）是指一國或一個區域組織以維護國家或區域基本安全、保障人類和動植物的健康和安全、保護環境、防止欺詐行為、保證產品質量等為目的而采取的一些強制性或自愿性的技術性措施。
技術壁壘的特點：
1.2.1 廣泛性
TBT措施的表現形式涉及法律、法令、規定、要求等強制性或自愿性措施等各個方面，極具廣泛性，其影響也是多方面的。
1.2.2 靈活多樣性
制定技術壁壘措施，手續比較簡單，伸縮性較大，可以針對進口商品靈活改變標準水平，增加標準或技術種類。
1.2.3 隱蔽性
非關稅壁壘措施的實施往往不公開，或者制定比較復雜的標準和手續，隱蔽地回避了分配不合理、歧視性等分歧，使出口商難以應對。
1.3 知識產權壁壘
知識產權壁壘是在保護知識產權的名義下對含有知識產權的商品（如專利產品），貼有合法商標的商品以及享有著作權的書籍、唱片、計算機軟件等實行進口限制或者憑借擁有知識產權優勢超出知識產權法所授予的獨占權或有限壟斷權的范圍，行使知識產權，實行“不公平貿易”。知識產權壁壘具有一定的時間性和地域性，再加之其分布的技術領域可見知識產權壁壘盡管是無形的卻是客觀存在的。
2.浙江紡織品出口現狀與問題
2.1 現狀
首先，我國加入WTO后，紡織品出口從2001年的534.4億美元猛增到2006年約1651.4億美元。五年來，出口增長了2倍多。據最新統計數據，2006年我國紡織品服裝進出口總值同比增長22.66%，占全國外貿進出口總值的9.38%，貿易順差達1290.34億美元。紡織品服裝出口總值是1470.85億美元。其中，紡織品出口金額是522.54億美元，同比增長18.84%；服裝出口金額是948.3O億美元，同比增長28.91%。
我國紡織品出口貿易地區，主要集中于美國、歐盟和日本。在中歐紡織經貿關系上目前存在著貿易壁壘和反傾銷障礙。在技術壁壘方面，我國紡織服裝出口受到歐盟的限制；在綠色貿易壁壘方面，歐盟紡織產業在技術水平等方面占有優勢，所以就以保護生態環境和消費者人身健康為由，對本國產品和進口產品制定了嚴格的標準，其目的是為了保護歐盟自身的紡織產業。
紡織業的快速發展打破了全球紡織業原有市場的利益格局，因此對于我國紡織產品的出口就有了所謂“擠占了他人的市場份額”、大量反傾銷等各種障礙。法國紡織工業聯盟主席呂西安德沃日曾表示，“應延長對中國紡織品進口配額限制至2008年底，以便向中美之間簽署的此類協議看齊”。一些國家和地區尤其是發達國家至今拒不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甚至干預中國的金融政策。從紡織層面上來說，他們認為是由于我國紡織品出口的快速增長且在進口國零售市場上的份額增長較快，已對進口國的紡織業造成了一定的沖擊，甚至使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出口下降，所以我國紡織業將成為全球貿易摩擦的焦點。
繼技術壁壘、綠色壁壘之后，以SA8000社會責任認證為代表的“勞動壁壘”，正成為中國出口紡織品的又一大障礙。雖然我國的紡織品出口在價格方面具有很大的優勢，但是我國的勞動力很多是在不被提供任何社會保障的情況下工作的。為了應對進口國實行越來越嚴格的“勞動壁壘”措施，我國紡織行業也開始積極推行企業社會責任體系，按照有關國際公約和相關法律法規開始實施符合國際慣例以及我國國情的行業自律性的社會責任管理體系，但在推行社會責任管理體系的初期，肯定會受到各方面因素的阻礙。
2.2 問題
2.2.1 缺少高質量的國際品牌
我國紡織企業自主生產性不強，其生產以大量的加工為主，缺乏自主創新。因為我國紡織品的加工能力和加工規模只在中低檔產品市場占優勢，所以紡織品出口企業的利潤率比較低，賺取的只是制造加工環節微薄的利潤，服裝出口多以定牌、貼牌為主，其中5O%以上的服裝出口是來料加工，3O%以上是進口國提供商標、款式、紙樣稿來進行加工，自主品牌服裝僅占1O%左右，而且設計開發水平不高，不能自主設計、生產適合銷路的產品。不僅出口成本大，而且品牌競爭力不強。
人民幣匯率上升、出口退稅率下調等因素成了中國紡織品出口企業的最大利空因素，一般一份出口訂單的周期是三個月，而人民幣匯率又不趨于穩定，幾乎一個月內就會有較大的變化。由于紡織品附加值較低，人民幣升值使企業的出口成本增加，更是削減了企業的出口利潤。浙江紡織品在國際上“廉價低質”的“標簽”仍未得到根本性的改變。
2.2.2 紡織品市場管理混亂，大多以低價競爭策略取勝
紡織業屬于勞動密集型產業這是無可厚非的事實，但是浙江的紡織業大多以民營企業、家庭小作坊為主，低廉的價格和與國外同類企業相比幾乎可以忽略的管理費用，使得浙江紡織產品的市場價格大大低于同類產品。這也為浙江紡織業遭受反傾銷埋下了隱患。
2.2.3 對外依存度較高，企業風險大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對外貿易方面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確立了出口導向型的外貿政策，大力鼓勵出口，千方百計地通過出口進行創匯。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為了調整進出口結構，運用了價格、匯率、利率、出口退稅、出口信貸等手段調控外貿，使出口額年均增長達到12.4%。這些外貿政策的實施，促使中國進出口商品在國際市場上的份額不斷提升，中國貿易規模在世界排名也不斷上升，1997年位居世界第10位，2004年進一步上升至世界第3位，直至今日，中國的對外貿易穩居世界第3位。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中國外貿依存度提升甚至出現偏高的現象是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和外貿政策的產物。
3.貿易摩擦對浙江紡織品的影響
3.1 影響紡織品產業健康發展
近年來，中國紡織品行業不斷吸收、引進發達國家先進技術設備、先進營銷模式和理念，使得中國紡織行業有了質的飛躍。但是，我國的紡織品企業在對外貿易中堅持引進項目是數量與出口創匯大致相等，歐盟與中國頻繁的貿易摩擦，貽誤了中國紡織企業吸收外國先進技術的步伐。
3.2 影響出口數量以及出口廠家積極性
中國紡織企業存在明顯的資源和勞動力成本優勢，中國紡織品輸入歐盟市場必定會增多，對歐盟紡織企業會產生巨大沖擊。歐盟不會坐視不管，會給他們抑制中國紡織品進入歐盟提供借詞。且紡織品行業技術層次和準入門檻低，其他國家就會利用我國產品受限的時機迅速擠占我國市場份額，中國紡織品出口受到抑制也會挫敗出口廠家的積極性。
3.3 影響我國吸引和應用外資
歐盟針對中國產品的措施（如反傾銷和新的貿易壁壘等），都會引發連鎖效應，一些與中國有競爭的國家會紛紛發起對華反傾銷調查，這會嚴重影響我國紡織企業吸引和應用外資。
4.浙江紡織品遭受貿易摩擦的原因
4.1 歐盟為保護內部市場不被破壞
自2005年1月1日WTO取消了紡織品配額起，掙脫了原先配額的束縛，中國紡織品出口呈現“井噴”狀態。中國紡織品以其低廉的價格迅速占領國際市場，使得國際上的同類企業面臨倒閉的風險。為了保護本國企業的生存，各國紛紛出臺相應的保護措施，其中以傾銷的名義對中國紡織品征收高額的反傾銷稅是最常見的一種手段。
4.2 我國紡織品自身存在高科技含量低，質量低劣的問題
我國很多企業的質量安全意識和社會責任意識不強，許多廠商熱衷于追求面料色彩、功能效應，很少考慮環保、安全方面的因素。生產企業對原輔料質量把關不嚴，對采購的原輔料未實施有效的檢測。由于對國外的技術要求不了解和不夠重視，所以會在生產過程中盲目設計和生產，缺乏對產品質量工藝的嚴格控制。
4.3 我國應訴體制不健全
政府和企業對反傾銷調查認識不足，觀念上存在差異。
從政府方面而言，我國的反傾銷法起步比較晚，政府在立法和司法方面都缺乏經驗。從法律上講，由于應訴機制的不健全，使得有些企業不積極參與反傾銷應訴，只會坐等其成，嚴重挫敗了企業應訴的積極性；從機制上講，我國缺乏這方面的專業人員，應訴力量不足。
從企業方面而言，一方面對傾銷概念認識有誤區，大部分企業認為只有當國外進口產品比國內同類產品價格低時才存在著傾銷。另一方面，由于大部分浙江紡織企業都屬于民營企業和家族企業，缺乏積極的反傾銷應訴態度。他們擔心處理反傾銷應訴費時、費力、花錢，卻沒有多大的效果。
5.浙江紡織品遭受以上貿易摩擦的應對措施
5.1 逐步建立貿易合作協調機制，促進形成穩定健康的貿易關系
建立出口預警機制，及時通報技術壁壘新變化，在預警機制建立階段，政府還需要發揮主導作用，主動加強對國家市場技術準入條件和出口商品技術競爭力的監測，通過多渠道收集國外各種技術性貿易措施信息，加強對歐盟貿易保護政策、法規及技術性貿易壁壘、標準等的研究，為企業做好信息咨詢、培訓等工作。
5.2 熟悉世貿規則，維護我國紡織品貿易的正常權益
認真研究歐盟技術標準，了解有關規則的變化，密切關注歐盟紡織品技術法規、標準頒布的動態信息，使中國紡織品能適應和滿足歐盟要求，避免可能存在的風險。可以讓政府召集，行業協會牽頭，充分利用高等院校和研究機構的力量，加大對歐盟紡織品技術法規的研究，這樣可以為浙江紡織品出口企業找到有效的法律規避途徑。
5.3 確定產品多樣化的方向，實施多元化的出口導向
中國紡織品在歐盟乃至世界市場所占的比例已經不小了，中國紡織業現在面臨的主要挑戰不是如何擴大市場份額，而是如何生產高質量、深加工、具有自主品牌的產品。因此，我國紡織品服裝業必須加快產業結構調整，積極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提高我國紡織行業國際競爭力，以質取勝。還要進一步完善原材料市場的流通機制，盡早實現與國際市場的真正接軌。
近年來，中國企業積極實施“走出去”戰略，加大對歐投資，積極開拓歐盟市場。國航、華為、中興、海爾、清華同方等企業均在歐洲市場取得了不錯的發展和成就，使得歐盟長期以來對華單向輸出資金的局面有了較大改善。
加強紡織服裝業行業自律，從競相壓價的惡性循環中走出來，根據不同市場、不同時期的要求，積極開發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的服裝類產品，創造出中國的中高檔服裝品牌，從低價經營提升到品牌經營。同時，推行市場多元化戰略有利于中國外貿增長，對于規避貿易摩擦以及減少貿易摩擦的損失均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繼續鞏固和擴大歐盟市場，積極開拓新興市場，發展中國家那些經濟發展較快、貿易環境相對穩定、市場潛力巨大或具有戰略前景的市場應是中國今后特別關注和加大開拓力度的市場，也應是國家政策重點支持的市場。但對這些市場的開拓應是有選擇的、循序漸進的，還要注意細分市場，針對各國市場的特點設計和實施不同的營銷策略。
5.4 充分發揮行業協會的作用，組織企業應對反傾銷訴訟
作為中國紡織品行業協會應該高度重視歐盟對中國紡織品的技術壁壘，幫助企業積極應訴，充分發揮行業協會在應對技術壁壘中的作用。從溫州打火機應對歐盟CR法案中可以看出行業協會在應對技術壁壘上具有很大的優勢。
6.結語
在經濟全球化形勢下，國際貿易爭取雙贏是可能的，關鍵是我國企業在面對中歐紡織品貿易摩擦問題時，應采取積極措施應對。在未來的貿易往來中，趨利避害或兩害相權取其輕，從而最大限度地維護自身利益，并通過自身的不斷完善來實現雙方經濟的穩定發展和共同繁榮。
參考文獻：
[1]祁春節，趙玉.紡織品貿易的市場需要和現狀[J].特區經濟，
2010（1）.
篇8
關鍵詞：出口退稅；對外貿易；促進；發展
出口退（免）稅指一個國家或地區對符合一定條件的出口貨物在報關時免征國內或區內間接稅和退還出口貨物在國內或區內生產、流通或出口環節已繳納的間接稅的一項稅收制度。出口退（免）稅是為了平衡稅負，使本國出口貨物與其他國家或地區貨物具有相對平等競爭的稅收條件，在客觀上有利于發展外向型經濟，增加出口，擴大出口創匯。目前，對出口產品實行退稅已經成為一種國際慣例，符合世貿組織規則。加入WTO后，中國宏觀經濟政策自由空間相對縮小，在一定范圍內出口退稅可以成為一種相機抉擇的政策手段，通過對外需的調節而對整個經濟增長起到拉動作用，這樣出口退稅政策就可以被看做積極財政政策的一部分，在鼓勵外貿出口、優化經濟結構、促進經濟發展中都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一、中國出口退稅制度的發展歷程及其對經濟的影響
中國出口退稅政策的發展總共經歷了五個時期：早期發展時期（1949—1957）；停滯時期（1957—1978）；初步恢復時期（1978—1983）；形成時期（1983—1994）；建立與調整時期（1994至今）。
1994年中國稅制進行了重大改革，隨之出口退稅政策進入建立與調整時期，由于經濟的發展和國際貿易形勢的不斷變化，中國也對出口退稅政策進行了適時的調整。當年依據國際慣例，中國增值稅暫行條例規定對出口貨物稅收實行零稅率的政策，對從一般納稅人購進的出口貨物實行退稅率為17%和13%的政策；對從小規模的納稅人購進的特準退稅的出口貨物實行退稅率為6%的政策。出口退稅和零稅率政策執行不久，由于在進出口稅收政策實施過程中，存在少征多退、出口騙稅和中央財政出口退稅財力不足等問題，1995年和1996年國務院先后兩次調低了出口退稅率，即由原來的17%和13%下調到9%、6%、3%，綜合退稅率從16.63%下調到12.86%，下調3.77個百分點。1997年由于受到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中國外貿進出口遇到困難，其增長速度呈現持續下降的態勢。為了抵消東南亞金融危機對中國出口造成的不利影響，1999年7月1日，國務院決定提高一些大類出口商品的出口退稅率，由9%、6%和3%提高到17%、15%和13%，退稅率從12.56%上調到15.51%，上調了2.95個百分點。2007年，為了進一步抑制外貿出口的過快增長，緩解中國外貿順差過大帶來的突出矛盾，同時，進一步落實科學發展觀，優化出口商品結構，抑制“高耗能、高污染、資源性”產品的出口，促進外貿增長方式的轉變和進出口貿易的平衡，減少貿易摩擦，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和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2007年7月1日，中國政府取消了553項“高耗能、高污染、資源性”產品的出口退稅，降低了2 268項容易引起貿易摩擦的商品的出口退稅率。2008年7月至2010年7月，為支持外貿出口，提振經濟，保證就業，國家連續六次提高出口退稅率，以緩解美國金融危機對中國出口產業的沖擊。
從前幾次調整的經驗看，出口退稅率與出口增長率表現出較為明顯的負相關性。如1995年7月1日，中國的出口退稅率從16.63%下調到12.86%，下調3.77%，相應地，當年出口增長率從上半年的44.2%急劇降為下半年的8.8%，下調出口退稅率的出口彈性系數高達9.39.1999年7月1日，中國將出口退稅率從12.56%上調到15.51%，上調了2.95%，相應地，當年出口增長率從上半年下降4.7%提高到下半年的增長15.8%，增幅提高20.5%，上調出口退稅率的出口彈性系數為6.95.由此可見，出口退稅率調整對出口增長的影響非常明顯，出口退稅政策是國家進行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如何有效利用這一手段為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服務是目前經濟刺激計劃有效實施的重要保證。
二、應對金融危機的出口退稅政策調整
金融危機爆發后，世界經濟受到了很大沖擊，中國的對外貿易也不可避免地遭受巨大影響，這對于對外依存度非常高的中國經濟發展來說無異于是一次地震。為盡量緩解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的沖擊，中國提出了一系列的經濟刺激計劃，上調出口退稅率就是其中的一項政策。
（一）應對金融危機的出口退稅政策調整
為支持外貿出口，提振經濟，保證就業，國家從2008年下半年起，已經連續六次提高產品的出口退稅率，分別是2008年6月13日、8月1日、11月1日、12月1日、2009年1月1日、4月1日。相關統計顯示，出口退稅率提高后，中國實際辦理的出口退稅明顯增加，不僅緩解了出口企業的資金周轉壓力，部分調高出口退稅率的產品還表現出跌勢趨緩的積極現象。
（二）出口退稅率上調的積極作用
1.減輕出口企業經營壓力，提高企業出口競爭力。據了解，紡織服裝出口退稅率每上調1個百分點，即可為紡織服裝出口企業獲得76億元人民幣的退稅額。商務部的數據顯示，2008年8月和11月，國家先后將紡織品、服裝等產品的出口退稅率提高了2個和1個百分點，很快紡織工業產品出口形勢就得到好轉，2009年1月在工業出口下降了17.6%的情況下，紡織工業出口卻能基本與2008年持平，僅下降0.2%。此次將紡織品、服裝的退稅率提高到16％，對于相關企業降低成本、提升盈利水平將帶來實質性利好影響。
2.配合產業調整規劃，提振企業信心。商務部新聞發言人姚堅指出，可能是受到出口退稅政策調整的影響，部分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在2008年12月實現小幅加快增長。11月出口同比下滑3.8%的紡織紗線、纖維和相關產品，12月出口同比增長0.4%，服裝及衣著附件和鞋類出口12月份分別同比增長10.9%和23.6%，較11月4.8%和21.8%的同比增速有所上揚。2009年3月國家稅務總局有關人士表示，上調出口退稅率，是為了配合十大產業調整振興規劃的實施，在之前出臺的調整振興規劃里就已經提出了通過增加出口退稅率、降低出口關稅的辦法來減輕負擔。因此，上調出口退稅率是中國主動應對當前國內外復雜多變的經濟形勢所采取的措施，有利于緩解出口企業困難，恢復出口企業信心。
（三）出口退稅上調的局限
1.出口退稅率上調不能從根本上改變進出口形勢。退稅率上調對出口來說只是一個短期利好，并不能徹底改變外貿形勢，因為中國進出口形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外部需求決定的。金融危機引發全球經濟衰退后，主要出口國家和地區的需求大幅縮減，企業出口訂單銳減。雖然企業可以通過迅速調整產品出口方向，將出口方向從歐美日轉向南美等國家，有的企業也確實已經重新拿到訂單、開工生產，似乎最困難的日子已經過去了。但每次出口退稅上調后，很快就會收到外商提出降低產品報價的要求，導致企業并沒有真正獲得收益，這在一定程度上相當于政府補貼了外商，使得提高出口退稅率實際效果有限。
2.出口退稅率再上調的空間已非常小。目前中國的增值稅稅率為17%，按照國際貿易組織有關公平貿易政策出口產品零關稅的內容，企業出口退稅率最高可至17%，一些企業人士和專家都表示，希望將出口退稅率一次調整到位，甚至有些行業可望與國際接軌，實現零稅率。但是在經歷了近一年連續六次產品出口退稅率的調高，大部分行業的出口退稅率繼續上調空間都非常有限。
3.出口退稅率上調可能使貿易出口摩擦抬頭。國際貿易對一國進出口政策十分敏感，由于出口退稅率的上調降低了中國出口商品的成本，使得中國商品的國際競爭力得以加強，影響了一些國家國產商品的生產和銷售，可能造成貿易摩擦抬頭。從中國有色金屬工業協會了解到，2009年1月末，印度財政部保障措施局，對從中國進口的鋁平滑輥和鋁箔產品，發起特別保障措施調查，要求利害關系方在2月27日前向該局表明立場。2月份又傳出消息，加拿大對從中國進口的鋁擠壓材反傾銷反補貼案做出終裁，認為中國鋁擠壓材行業不屬市場導向行業，并裁定高額反傾銷稅與反補貼稅。日前加拿大、印度等國已經開始向從中國進口的商品實施貿易保護政策。
三、完善出口退稅政策的建議
為使中國盡快走出出口大幅度下降對中國經濟影響的困境，在出口退稅政策的調整上應該加強出口退稅機制的法制化建設，確定最優出口退稅率。
（一）加強出口退稅機制的法制化建設
中國現行的出口退稅機制一直存在一些亟待解決的矛盾和問題，主要是出口退稅機制不利于深化外貿體制改革，出口退稅結構不能適應優化產業結構的要求，出口退稅的負擔機制不盡合理，出口退稅缺乏穩定的資金來源等。
中國加入WTO后，將以前所未有的廣度和深度融入到經濟一體化和貿易自由化浪潮中去，我們在享受世貿成員權力的同時，也將不可推卸地要承擔相應的義務。盡快建立和完善與WTO相適應的市場經濟法制體系，已成為我們刻不容緩的任務。稅收作為中國市場經濟體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法定主義原則已成為現代世界各國稅法中的一條最為重要的基本原則。目前，中國出口退稅立法級次普遍較低，嚴重影響了稅法的權威性和執法效率，也使稅法缺乏透明度和穩定性，
有悖于稅法的公平和效率原則。在中國經濟已駛上高速發展道路并已融入國際大循環的今天，這樣的稅收法律級次著實讓人感到有點落伍。不僅退稅資金長期不到位，得不到法律的保障，即使是日常的退稅管理各個地區也自成體系，出現了大量的外部不規行為，使出口退稅管理失去了統一性和規范性，也使中國出口退稅難以形成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進而導致出口退稅的政策效果扭曲，產生負效應。另外，也正是由于這種管理缺乏統一性，導致了出口騙稅的屢屢發生。出口退稅是促進對外貿易的財政手段，而外貿出口又是拉動國內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隨著經濟全球化趨勢的發展，國際間的貿易往來將成為國際交往的重要組成部分，因而，加快出口退稅的立法步伐，在加快中國稅收基本法的進程中，進一步充實和完善出口退稅程序法的立法工作，創造良好的退稅外部環境，使之具有更強的適應性和可操作性，將是目前中國出口退稅管理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中國加入WTO后認真、嚴格貫徹稅收法定主義原則的迫切需要。
（二）確定最優出口退稅率
進口征稅、出口退稅的消費地課稅原則已被世界各國普遍接受。世界貿易組織也鼓勵各國通過進口征稅、出口退稅的辦法實現自由貿易，并且強調各成員方不得將出口退稅視為出口補貼。當然，世界貿易組織允許各國對出口商品退還已征的國內商品稅，但是并沒有規定一定要全部退還。這就給各國處理出口商品已征的國內商品稅留下了較大自由決定的空間，即各國可以自行確定退稅的程度，如全部退還或部分退還，甚至還可以不退還。稅收政策的目的是追求國家福利的最大化，最優出口退稅理論就是研究在不違背經過國際協調的國內商品稅課稅基本原則的前提下，多大程度的出口退稅能夠實現國家福利的最大化。
最優出口商品稅稅率是外國對本國出口商品的需求彈性的倒數，其經濟學含義在于：外國對本國出口商品的需求彈性越低，意味著外國消費者對出口征稅引起的國際市場價格的上升反應越差，那么其需求數量變化就小，越利于出口國將出口征稅轉嫁給國外，這樣最優出口商品稅稅率就越高（最優出口退稅率越低）。反之，外國對本國出口商品的需求彈性越大，最優出口商品稅稅率就越低（最優出口退稅率越高）。如果外國對本國出口商品的需求彈性無限大，本國對出口商品征收出口稅無法使外國消費者接受更高的價格，出口征稅只能使本國的福利減少，此時最優出口商品稅稅率應為零（最優出口退稅率為國內商品稅征稅率）。
從中國出口產品的性質上看，很多出口產品由于國際市場競爭激烈，需求彈性比較大，只有部分產品在國際市場占有較大份額甚至占有壟斷地位，需求彈性很小。根據最優出口退稅理論，考慮行政管理和實踐的可行性，確定中國出口退稅程度的基本思路應是：大多數產品實行完全退稅政策；對少數國外需求彈性很小的產品，如工藝品、土特產品和稀有礦產品等實行不完全退稅或不退稅政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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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關鍵詞】人民幣；貨幣國際化；路徑；風險
一、引言
我國對人民幣國際化的研究起于20世紀80年代，盡管目前已經形成一些理論成果，但仍然不完善。而以美元為主的國際貨幣體系對國際經濟的阻礙日益顯得突出，如2007年由美國“次貸危機”引起的全球金融海嘯對世界經濟危害至今猶存，這使全球經濟體岌岌可危。我國的經濟毫不例外受到同樣的重創，尤其是對我國龐大的外匯儲備的威脅令人惶惶不可終日。實踐進一步說明，我國的30多年的改革開放的效果：我國的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的不斷提高，已成為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如2001年至2010年，我國進出口總額從5097億美元增加到29728億美元，增長了483%，其中出口從2662億美元增加到15779億美元，增長了493%，躍到世界第一大出口國的地位。既然如此，人民幣與貿易發展的步伐勢必保持一致，這使得人民幣的國際化不僅是完全可能的，同時也是中國和其他國際經濟發展所需要的【1】。有鑒于此，此時加速推進實現人民幣國際是個難得的歷史機遇。
二、人民幣國際化的條件分析
“歐元之父”蒙代爾（2003）認為：一國貨幣國際化是該種貨幣超出本身的法定流通范圍，且被其他地區或者國家成倍數的模仿。貨幣國際化是一國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是一系列政治、經濟條件作用的結果【2】，如政治、經濟、貿易、幣值等條件。盡管人民幣完全國際仍然不太成熟，但具備了一定的國際化條件，人民幣作為國際貨幣具備的主要條件有：
1.雄厚的經濟實力。經濟實力是國家經濟發展的基礎，是人民物質生活的保障，也是本國貨幣國際化的基礎條件。美元為何能保持國際貨幣的中心地位，這與美國強大的經濟實力是分不開的。人民幣國際化同樣要有我國強大而穩定的經濟實力做后盾，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我國的GDP年均增長9.3%，是世界經濟增長的1.5倍，到2006年我國的GDP總量為216300億元人民幣，比上年增長9.9%，成為全球經濟第六位。2010年我國GDP總量達到397983億人民幣（折合美元58791億元），已經超過日本位居全球第二。改革開放30年來，經過我國人民艱苦的努力，我國的經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國內生產總值僅次于美國排第二，國際貿易位居全球第一，如此雄厚的經濟實力和持續穩定的經濟增長為人民幣國際化打下堅實的基礎。如圖1所示，2001年——2011年我國GDP 示意圖單位（萬元）。
2.發達的對外貿易。經濟發展是貨幣國際化的基礎，經濟全球化是推動貨幣國際化助燃劑，如何加速經濟全球化而達到貨幣國際化呢？發達的對外貿易成為的首要階段。通過貿易自由化一國可以減少貿易壁壘，不僅能夠進行商品貿易同時還進行服務貿易，貿易擴張使世界各國依存度日益緊密，這樣對外貿易就成為經濟全球化粘接劑，成為貨幣國際化的有力工具。縱觀歷史，幾乎可以說沒有對外貿易就沒有英鎊和美元的國際化。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是世界經濟和貿易強國毋庸置疑，英鎊在此基礎上成為國際貨幣也成為必然；二戰后美國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貿易國，使得美元成為世界貨幣的霸主。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對外貿易得到長足而穩步的發展，為人民幣國際化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下表1是我國2001年到2011年進出口和利用外資情況表格，表格數據能顯示我國對外貿易和利用外資的規模，以及對外貿易對人民幣國際化的促進作用。
3.穩定的幣值。穩定的幣值也是貨幣國際化的主要條件之一。因為要想使國際社會大量使用本國貨幣，那么就必須保持該種貨幣幣值穩定，穩定的幣值可以減少匯率變動的風險，能增強人民的信心。如在2007年亞洲的金融危機時，我國政府為了保證幣值穩定，決心保持人民幣不貶值，為人民幣樹立了良好的國際形象。幣值的穩定主要受兩大因素的影響，一個是穩定的匯率，另外一個是較低的通貨膨脹率。匯率穩定是人民幣一大特色，較其他國家而言，人民幣相對于基期變化幅度更小，總體穩定性較好。通貨膨脹的治理在中國同樣取得明顯的效果，在過去10年里，相對于美國的2.5%、歐元區的1.9%及英國的2.6%來說，我國年平均通貨膨脹率僅為0.9%。所以，人民幣幣值保持穩定為人民幣走向國際化創造了有利的條件。下圖2表明說明我國匯率的穩定性。
4.強大的政治格局。強大的政治和軍事實力不僅是一個國家的安全保障，也是貨幣國際化的后盾。一直以來我國政局穩定，人民安定團結，而且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我國的國際經濟和政治地位越來越高，隨著開放的加深，我國在外交和國際事務中作用越來越大。中國在與發達國家經濟交流合作的同時還與廣大發展中國家之間進行廣泛而多方面的合作，只有這樣才能加強人民幣國際化的地位。因為最強的貨幣是由最強的政治實力提供的，所以，穩定的政治格局是人民幣國際化的有力后盾。
三、人民幣國際化風險影響人民幣國際化的路徑效果
1.貨幣政策獨立性的風險。根據克魯格曼開放經濟條件下“三元悖論”，其含義是：一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匯率的穩定性、資本的流動性不能同時兼顧，只能選擇其中兩個目標，而放棄另一個目標。由此可以提供三種組合路徑，其中資本開放和幣值穩定是最理想的組合。基于特定原因，我國采用了非理想人民幣國際化路勁組合即：在有限制性資本自由化的前提下，實行幣值穩定和貨幣政策獨立。下圖3用三角形來說明貨幣政策獨立性與固定匯率的關系。設三角形頂點固定匯率制度對應的直線是BP、底邊左頂點資本自由流動對應線是IS、貨幣政策獨立性點對應的線是LM，在三條線相交于A點時經濟內外均衡。如果A點不能實現充分就業，央行就會降低利率來增加貨幣量以免失業擴大化，此時LM貨幣均衡線向右平移到B點。由于增加貨幣量和降低國內利率，在較高國外利率作用下使得大量資本外流導致本幣貶值的危機，為了穩定匯率，中央銀行不得不購入本幣而拋售外幣來干預外匯市場。隨著本幣供應量的減少，LM線有向左平移到A 點，由此央行降低利率來增加貨幣量策略失敗。所以，貨幣政策獨立性風險的防范在于良好的貨幣國際化路徑。
2.資本項目自由兌換的風險。人民幣國際化必須要求資本賬戶開放及人民幣可自由兌換，這勢必引起資本的大量進入或者外逃，對我國金融市場帶來極大的沖擊。如何防范資本外逃成為貨幣國際化的一大難題，要想有效防止資本外逃選擇資本交換的方式尤為重要。如在資本不完全自由兌換的條件下，資本流動的水平不高，成本較高，因而限制了資本外逃潛在能力；相反，如果資本可以自由兌換時，資本外逃的風險成倍增長。如果資本自由兌換隨經濟發展逐步展開，則資本外逃的可能性相對于資本自由兌換條件下的風險小得多。
3.幣值的不穩定性。幣值穩定是貨幣國際化的重要條件，是增強人們信心保證。因為如果幣值穩定，非居民才更愿意持有本幣資產，穩定的幣值表現在匯率和利率的穩定，而保持幣值穩定的要求卻限制了本國運用匯率政策來調整本國國際收支的能力。同時，保持本幣穩定的要求也與發行國要為全球提供清償力相矛盾，這就導致了幣值穩定的風險，而這種不穩定性的困境只有通過貨幣國際化的合理路徑來降低。
4.“特里芬難題”風險。“特里芬難題”是貨幣國際化處于兩難的困境，就國際中心貨幣美元而言：一方面要保持美元的國際清償能力，勢必造成美國國際收支逆差，另一方面維持各國對美元的信心，勢必造成美國國際收支順差。實際上，“特里芬難題”在貨幣國際化的進程中是無法避免的。人民幣國際化“特里芬難題”是，為了滿足世界各國對人民幣的需求，必須保持貿易逆差，同時搞好各國對人民幣的信心，勢必保持巨額貿易順差。為此， 可以選擇使兩者矛盾最小化的路徑來化解這樣的風險。
四、基于風險視角的人民幣國際化路徑效應
1.通過制度安排——人民幣國際化，這與美元國際化的國際路徑相似，稱為“美國模式”，如下圖4所示。由于兩次世界大戰，美國的政治、經濟和軍事迅速崛起，遠遠超過在戰爭中嚴重創傷的老牌歐洲資本主義，使美國成為最強的資本主義。二戰結束后，美國擁有250多億美元的黃金儲備，占世界黃金總量的75%，依靠這些實力，建立一個體現自身意志的貨幣體系—布雷頓森林體系，使美元成為唯一與黃金掛鉤的貨幣。從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至今，美元繼續充當國際貨幣。從圖4美元國際化的路徑看美元國際化盡管別國無法復制，但它提示人們：貨幣國際化以經濟為基礎，政治軍事實力作保障。中國貨幣國際化的模式雖然與美元不同，但經濟較快發展，國際地位不斷提高與美國卻相似。所以，為了加速人民幣國際化，發展經濟和積極參與國際事務顯得特別重要，在加速貨幣國際化進程中，相關風險也不可避免，如參與過多的國際事務提高國際地位同時，國家的財政支出承受能力將受到極大的削弱，這樣國家經濟發展勢必變慢。如此，在人民幣國際化路徑選擇上，明智之舉是既做到發展經濟為第一要任，又要防止過多參與國際事務提高地位而帶來經濟下降的風險。
2.資本項目自由兌換——人民幣國際化 。資本自由化到人民幣國際化的路徑類似于日元國際化，同樣作為亞洲強國，人民幣國際化的路徑與日元國際化的路徑頗為相似。如下圖5所示，簡單來說，通過建立貿易結算和離岸中心，日元逐步實現國際化。這種模式實質就是一系列自由化，如外匯、貿易、經常項目、資本項目、金融市場和利率等自由化，從而實現日元國際化。盡管日元與美元、歐元成為三大國際貨幣之一，為日本的經濟全球化作出了貢獻，但是這種國際化模式是失敗的。因為1985年《廣場協議》的簽訂給日本經濟帶來致命的打擊，導致日本經濟在90年代成為失去的10年，時至今日還遲遲不能恢復。這種錯誤主要表現在幾個方面：一、在2年半左右時間內日元升值達2倍之多，匯率從1：250到1：120，二、未能處理好固定匯率與浮動匯率，三、在國際壓力與國內事務處理上失敗。
人民幣國際化的路徑可以從日元國際化得以借鑒，“人民幣匯率市場化的路徑應該走國際貨幣體系改革下——人民幣逐步實行資本賬戶自由——人民幣國際化”吳念魯（2002），按照這樣順序漸進的步伐，穩步建立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3】。
3.人民幣周邊化——人民幣區域化——人民幣國際化 。人民幣國際化第三種路徑是“人民幣周邊化——人民幣區域化——人民幣國際化”，下圖6是人民幣國際化三步走路徑圖，這種“三步走”的戰略與歐元國際化路徑很相似。歐元國際化主要有：前期歐洲貨幣聯盟的建立；之后是歐洲貨幣體系；動歐元的正式啟動是1999年1月1日；到2002年1月1日歐元國際貨幣地位最終形成。人民幣國際化受歐元國際化的啟示：首先，在周邊國家或者地區提升人民幣的地位和影響力，使人民幣在周邊地區或者國家使用和流通，逐步增強他們的信心，其次，以東亞為核心實現人民幣區域化，實現人民幣成為東亞中心貨幣戰略，最后，通過周邊化和區域化提升的影響力，逐步實現人民幣國際化路線。也是本文采用的主要觀點。
五、人民幣國際化風險與路徑的適配
就風險觀而言，人民幣國際化是各種風險條件下的博弈，路徑的選擇成為戰勝風險的法寶，正確的路徑可以使貨幣國際化得以實現而發揮積極作用；相反，則使經濟體受到沉重的打擊而消亡。貨幣政策獨立性風險、資本項目自由流動風險、幣值的不穩定風險和特里芬難題等風險無論是總體還是單個作用，都足以化作摧毀幣值國際化的利劍，若能通過漸進性、計劃性貨幣路徑安排，則可以化利劍為力量推動經濟增長使幣值國際化。如美元從布雷頓森林解體到2007的次貸危機，盡管有或多或少的不確定性，但是，時至今日美元仍然是國際貨幣的霸主，究其原因有經濟、政治、軍事等因素，主要是解決風險的突出作用，而人民幣的國際化不可復制美元國際化路徑。日元國際化某種程度來說值得借鑒，但鑒于日元國際化模式失敗，人民幣國際化不可步其后塵。人民幣國際化理想模式應如同歐元對于歐洲一樣，首先，應該是人民幣周邊化，利用兩岸四地地緣優勢向周邊國家進發，待統一周邊地區后進行區域化。其次，是人民幣區域化，在東亞建立統一的人民幣中心貨幣地位，通過各自匯率的固化，對外實行聯合浮動匯率，在同一經濟圈內局部謀求貨幣合作，以便實現區內以人民幣為單一貨幣。最后，利用人民幣區域地位的影響走向世界，成為影響全球的中心貨幣，如此，人民幣國際化真正得以實現。總之，在世界范圍內建立中國特設的國際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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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進口貿易；居民消費；最優消費率
中圖分類號：F2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2）09-0155-03
一、背景意義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實力不斷增強，經濟增長快速且維持穩定。拉動中國經濟快速前進的三架馬車——投資、消費、進出口中，投資和進出口一直保持大好走勢，但作為經濟發展原動力的消費卻勢頭不足。中國消費率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低于許多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的消費率一般在70%~80%之間[1]，中國居民消費率較低且持續下降，尤其2000年以來從46%降至2007年的36%（見P157表2）。
以往研究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時，過多重視出口對經濟增長起的拉動，然而中國持續的貿易順差卻沒帶動中國消費的上升。一些學者經過數據分析，還發現中國的居民消費率與實際貿易余額呈負相關關系，尤其2000年以后更為明顯。另外，中國長期的巨大貿易順差也引起了與多國的貿易摩擦等問題，導致中國對外貿易越來越面臨出口壓力。因此，僅通過凈出口（進口和出口的差額）來研究對外貿易對中國經濟增長和消費率的影響，是不能全面地、綜合地反映事實的，應該從進口、出口兩個方面來考慮。
目前國內外學者研究的主要針對進口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對消費的研究也大多以封閉經濟為前提。而對于開放經濟、尤其是進口貿易對消費的作用研究極少，本文的研究可以說是填補了這一空缺，也是本文的意義和價值所在。
二、模型建立——將進口貿易引入生產函數
經濟學家巴拉薩（1978）在傳統的生產函數中加入出口額這一變量，將其擴展為適用于開放經濟條件下的出口擴展型總量生產函數[2]：
Y=F（L，K，X） （1）
其中，Y表示總產出，L、K、X表示勞動投入、資本要素投入和出口額。
泰勒（1981）在此基礎上，建立出口擴展型總量生產函數時，直接在指數形式的道格拉斯生產函數上加入了出口變量[3]：
Y=AKαLβXγ （2）
其中K、L和X仍為資本、勞動和出口，A為技術進步的度量，α、β、δ為常數，代表資本、勞動、出口的產出彈性。得到各個因子增長率間的關系：
GY==++=αGK+βGL+γGX （3）
巴拉薩之所以可以在原有的生產函數中增加出口額X這一變量，是考慮了出口擴大可產生規模經濟效應和促進技術進步，從而提高了生產要素的使用效率。在國民收入核算體系中，進口是作為一個減項處理的，因此它的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常常被忽略。然而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進口對經濟增長的積極作用越來越得到大家的認可：（1）進口通過彌補一國要素的供給不足，維持該國投資水平進而促進經濟增長；（2）進口節省研發費用、刺激高新技術的學習和模仿，從而促進進口國技術進步；（3）進口改變國內需求結構、技術進步和要素結構優化來推動產業結構演進；（4）進口替代品的競爭迫使國內企業制度創新，以提高組織運行效率；（5）進口先進設備與技術所伴隨的科研和技術人員的流入，通過積累人力資本以促進經濟增長[4]。因此，我們可以將進口作為與勞動和資本生產要素并列的獨立變量，參考泰勒的出口擴展型總量生產函數，建立新的生產函數模型：
Y=AKαLβMδ （4）
式中，K、L、M為資本、勞動、進口，A為技術進步的度量，α、β、δ為資本、勞動、進口的產出彈性。參考巴拉薩的模型中投資和資本投入之間的替換關系；另外，由于資本存量就是物化的技術，可以把資本存量歸入技術進步A中，這樣當期的投資和勞動就決定了當期產出。再建立新的模型公式，并化成對數形式（5）。
lnYt=lnA+αlnIt+βlnLt+δlnMt （5）
要分析最優消費率，即要求產出在產出最大的條件下，勞動在總產出中所占的最優比例。由于研究需要，我們忽略政府部門和出口部門的經濟行為，只考慮消費者、企業和國外進口三部門,存在Y=I+L-M,另Y=1使總產出標準化，那么I、C、M就分別代表了投資、消費、進口占總產出的比例，即分別表示投資率、消費率、進口依存度。由于任何生產都是物化資本與勞動力相結合的產物，而消費是勞動力再生產的現實形式[5]，所以消費率就是勞動在總產出中所占的比例，可用L代替式子中的C，構成上面求公式（5）最大值MaxY的約束條件：Y=I+L-M。求最優消費率即要解下面方程組：
MaxlnYt=Max（lnA+αlnIt+βlnLt+δlnMt）It＞0，Lt＞0，Mt＞0I+L-M=1
求解得到公式（6），即為最優消費率的計算公式:
R*C=L= （6）
三、中國最優消費率
根據最優消費率計算公式（6），要計算中國的最優消費率，就要先求出系數α、β、δ。假定技術進步體現為資本存量的函數[6]，即A=Kα，于是將對數生產函數化成：lnYt=alnK+
αlnIt+βlnLt+δlnMt，其中，Yt、Kt、It、Lt、Mt分別用1979—2007年的GDP、資本存量、資本形成、最終消費和進口額（見表1）來代入，得：
lnYt=-0.4370+0.1597lnKt+0.1767lnIt+0.7603lnLt+0.0040lnMt
t （-0.9880） （1.3870） （1.1558） （ 5.9758） （0.0577）
R2=0.999447
可知α=0.1767,β=0.7603,δ=0.0040，將它們代入得最優消費率計算公式（6）：
R*C=L==80.8%
經Eviews檢驗結果得到：殘差項E的檢驗值小于顯著性水平5%臨界值，表明LNm和LNcons之間存在協整關系，進口和消費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在滯后期為1期時， LNm是LNcons的Granger原因，且通過了1%的顯著性水平，即進口是消費的Granger原因。
四、中國消費率趨勢、成因及政策建議
（一）中國消費率趨勢和成因
由以上計算得到，開放經濟條件下中國最優消費率約為80%，而近年來中國居民消費率持續下降（見表2），且一直低于這個值。1978年以來，中國居民消費量持續增長，而居民消費率呈現下降趨勢，尤其是1996年以來，居民消費率水平從47.7%降至2009年的35.5%。發達國家的消費率一般在70%~80%之間，中國的消費率一直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低于許多發展中國家[1]。
居民消費傾向下降的原因主要有：（1）收入差距加大，由于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規律，越高收入的階層消費率越小，導致社會總體消費率下降；（2）人們風險防范意識增強，面臨人力資源市場的競爭壓力及通膨水平的持續上升，居民未來收入和消費的穩定性減弱，而社會保障制度又不健全，迫使人們減少消費、增加儲蓄，為將來的不確定性因素做準備；（3）隨著金融市場迅速發展，大量保值、增值的投資產品涌現，同時人們投資觀念變強，紛紛減少對一些非生活必須品的消費，將資金投入金融市場中。
（二）政策建議
適度增加進口：近年來，中國連續數年巨大的貿易順差，擁有大量外匯儲備，為增加進口提供了內部條件。人民幣對美元的升值，也為中國適度增加進口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條件。而中國長期以來的大量貿易順差，已經引發了不少貿易摩擦，這必將阻礙中國對外貿易今后的持續健康發展。可見，為了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和緩解貿易不平衡局面，中國有必要合理增加進口，也具備了增加進口的能力。
優化進口結構：適度進口國內相似產品，可以刺激進口國的市場競爭、促進產品質量提升、激勵技術創新、提高管理水平，不能因為進口會降低需求就抑制進口，要把握好進出口的“度”。重視技術落后產業的進口，引進先進技術和設備提高產品科技含量。降低某些國內稀缺消費品的進口關稅，以提供豐富的消費供給，滿足多種物質需求。降低石油、木材、礦產等資源性產品的進口關稅，保護本國環境和資源，以保證經濟可持續增長以及國家未來發展。
完善進口貿易相關政策：規范管理手段，建立統一規范的進口管理制度，提高管理的透明度；進一步減少進口計劃的控制范圍。按照世界貿易組織的要求，逐步縮小計劃管理的比重，擴大自由進口的比重；改革進口配額管理、分配辦法，減少人為的行政干預，逐步取消不規范的進口限制，按照效益、公正和公開的原則，實行配額投標、拍賣或規范化的管理。
參考文獻：
[1] 郭柏春.論消費率[J].消費經濟,2000,(1):49-51.
[2] Bela Balassa, Exports and Economic Growth: Further Evidence[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978，(15):181-189.
[3] Tyler William G. Growth and Export Expans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Some Empirical Evidence[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981,(19):121-130.
[4] 汪三琴.進口貿易促進經濟增長的機制研究[D].成都:西南財經大學,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