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創新的最基本特征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科技創新的最基本特征，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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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現代化；農業；發展；規劃

前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現代農業規劃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現代農業規劃工作在全國范圍內大規模地開展起來。在實踐中，現代農業規劃成果在指導各地農業生產、開發利用自然資源、調整農業生產布局和結構、挖掘生產潛力、揚長避短、發揮地區優勢、推廣先進技術和增產經驗等方面，都發揮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一、現代農業發展規劃的重要性

農業現代化發展是實現我國國民經濟建設和農業可持續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基礎性工作和基本任務，當前作為一種新型的現代農業發展模式，現代農業發展在改善農業生產條件、提升農業科技發展水平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對推動我國農村的發展和新農村建設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帶頭作用。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農業現代化道路，推動信息化和規模化農業深度融合、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相互協調，要做好現代農業規劃是最基本的前提條件。是進一步推動農業現代化發展，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保障重要農產品有效供給，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必然要求。

二、現代農業發展規劃的現狀

20世紀80年代后期，我國由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變進程加快，現代農業得到了較快發展。但隨著城鎮化快速推進時期，農業面臨著容易被忽視或削弱的風險。同時，我國地域遼闊。自然條件和經濟發展水平存在很大的差異，如何因地制宜發展現代農業已成為我國農業現代化建設的重要課題。

1.農業目前已成為我國可持續性發展的重要產業，應用于生態農業、有機農業、綠色農業等生產技術和生產模式，實現淡水、土地等農業資源的可持續利用，同時具有良好的生態環境和區域基礎，達到區域生態的良性循環，使農業本身成為一個良好的可循環的生態系統，為農業的可持續性奠定了基礎。

2.實現了農業科學技術的現代化進程。實質上是先進科學技術在農業領域廣泛應用的過程，在農業科學技術改造傳統農業的過程中，廣泛采用先進適用的農業科學技術、生物技術和生產模式。改善農產品的品質、降低生產成本，可以最大限度適應市場對農產品需求。

3.實現了現代農業的發展模式。為了保持資源與環境的循環利用，保護生態環境，保障食品安全，許多專家提出了可持續農業，生態農業、綠色農業。進而實現資源利用與環境保護的協調發展，為實現現代農業發展規劃提供基礎和保障。

4.農業結構不斷優化，優勢農產品區域布局初步形成。物質裝備條件顯著改善，科技支撐能力穩步提高。經營體制機制不斷創新，農業產業化經營水平大幅提高。經過多年努力，我國農業發展取得了長足進步，農業現代化水平顯著提升，為滿足國內需求、保持國民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作出了突出貢獻。

三、現代農業規劃的主要內容

現代農業規劃是為農業發展指出發展前景，并進行廣闊發展藍圖的描繪，它將為農業發展指明方向和道路，使農業發展有序、科學和合理，能避免重復建設和不合理的建設，因此，現代農業規劃必須具備科學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它的實施好壞將直接影響我國農業的可持續發展與現代化農業進程。

1.穩定發展糧食和棉油、糖、小麥等糧食作物的生產

穩定糧食播種面積，確保國家糧食安全。實施全國新增糧食生產能力的具體規劃方案，將糧食生產核心區和非主產區產糧大縣建設成為高產、穩產商品糧生產基地。

2.增強農業科技自主創新能力

明確農業科技的公共性、基礎性、社會性地位，從宏觀調控和微觀細節實施上做好農業科學創新技術研究與應用，強化技術集成配套，著重力解決影響和制約我國現代農業發展的重大科技問題與現狀。加快農業技術引進一應用一再創新的步伐，加強農業科技領域的國際合作，組建一批產業技術創新與研發隊伍，建立國家農業科技園區，完善農業科技評價機制，激發農業科技創新活力。

3.大力發展現代農作物種業資源

整合種業資源，培育一批具有重大應用前景和自主知識產權的突破性優良新品種，為建設標準化、規模化、集約化、的良種繁育生產基地提供保障，強化育種能力、健全生產加工與技術環節、打通市場營銷網絡、充分體現各方面的農業服務綜合能力，構建一體化、集約化的現代農業種業體系，提升種業科技創新能力、企業競爭能力、供種保障能力和市場監管能力。正確實施轉基因生物新品種培育技術，加快發展生物育種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應用與推廣。

4.農業科技創新與應用體系建設

高科技含量的現代農業技術是現代農業發展的基本特征之一，因此，各有關部門和單位應實施建設以科技創新與應用為主導的各項農業工程，扶持優勢科研單位，并組建關鍵技術攻關隊伍，以全面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推動科研與技術向產業和產品方向聚集，全面提升農業科技基礎實力與創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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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檔案；文書檔案；科技檔案；聲像檔案；會計檔案

檔案是指過去和現在的國家機構、社會組織以及個人從事政治、軍事、經濟、科學、技術、文化、宗教等活動直接形成的對國家和社會有保存價值的各種文字、圖表、聲像等不同形式的歷史記錄。

國有企業檔案工作作為企業管理的一部分，必須適應現代國有企業和新時期的發展需要，樹立新的觀念，建立新的體制，實行新的管理制度。國有企業檔案工作和其他方面的工作不同，不也只局限于單一領域的活動，也不僅僅是檔案部門或檔案工作人員的事情，而是需要企業所有部門中所有趁成員工共同參與才能取得成效的一項事業，國有企業沒有創新就沒有活力和希望，檔案工作也是如此。因此，檔案工作人員亦應創新思路，開拓檔案管理的各項功能，并積極探索和體現觀念、機制、管理的創新。

1 觀念創新，使檔案在服務中發揮經濟效益。

要管好檔案，用好檔案，首先要熟悉檔案。隨著水業的產業結構逐步調整，優化、整體的技術含量也不斷提高，檔案人員應轉變觀念，不要在辦公室坐等，要主動請教有關技術人員，深入生產車間，熟悉了解生產進經營工藝流程，弄懂技術檔案的內涵關系和保存意義，使檔案人員對各種科技檔案資料做到“胸中有數”。

1.1要確立檔案是資產的觀念。在國有企業無論是科技，還是文書、聲像、會計檔案，都是全體員工從事經營生產實踐活動的勞動結果和智慧積累，是國有企業發展歷程的真實記錄和客觀評價。以產品為例，檔案財富是一種非常重要的資產，它除了具有國有企業無形資產的屬性外，還具有專有性、地域性等公共屬性。企業法人認識到檔案是資產以后，就會千方百計去管理、保護、利用好這些資產，就會下決心做好檔案工作。

1.2要確立檔案是國有企業獨有的信息和知識觀念。在當今瞬息萬變的知識經濟大潮中，國有企業各自的檔案是獨有的原始記錄，記錄著未公開、未申請專利的知識和技術，如各種設計資料、圖紙數據等。占有這方面的檔案就是占有國有企業的技術秘密和獨有知識。如果企業的檔案材料不收集、整理、保管好，在市場競爭和信息流通的今天，很可能給企業造成無法挽回的損失。

1.3要確立檔案具有實用效益的觀念。檔案資產是固定資產和一些無形資產的伴生物，它是在各種生產要素的配合下生產、共存并發展完善。檔案資產的實用效益是在檔案利用中發揮出來的。

2 體制創新，使檔案工作適應現代企業的高速發展。

現代國有企業制度的基本特征是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國有企業檔案工作要適應現代企業制度，就必須對國有企業檔案工作實行機構創新、體制創新和制度創新。

2.1機構創新的核心是精簡。無論哪個企業，精干是一個必然趨勢。國有企業檔案工作也要順應企業的需要，檔案管理的工作方法也必須創新，其內容就是要擴大檔案工作的外延，深化檔案工作的內涵，把過去只是單一的管理檔案的檔案室擴大為集檔案、資料、情報、信息、統計等為一體的“企業檔案信息中心”。這個中心機構其主要任務和職責是負責集團總部及所屬各子公司，以及各級各類檔案資料和信息的收集、整理、保管和提供利用等。佛山水業的分公司通過計算機網絡系統實行聯網，從而達到各種信息資源的聯合開發和資源共享，真正新形成一個集團化的信息聯合體，這樣符合現代企業精干、高效的原則，有利于增加國有企業檔案管理的自主性和靈活性。

2.2機構創新的關鍵是高效。國有企業進行整合改進的目的是適應市場經濟體制的需要，轉換機制，高效運行，創造最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國有企業的檔案工作管理機制也要隨著企業管理機制的轉換而創新，要激活機體，堅持沒有創新就沒有發展的最基本管理觀念，敢于否定自己，善于完善自己。從單純的檔案資料管理機制向檔案、情報、信息、科技一體化管理機制轉換，提高辦事效率，充分發揮人的聰明才智，讓檔案資源成為企業科技創新、技術該改造的動力源之一。

2.3制度的創新的實質是要從國有企業各自的實際出發，領導支持固然非常重要，但具體活動的開展卻要靠各項制度的規范和檔案專業人員的不懈努力。目前看來，適合各類制度、各類機制的檔案制度還不夠健全，一些重要的檔案分散在各部門、各子公司，不夠規范，降低了利用率，制度創新迫在眉睫，我們必須制定較為詳盡的制度，不斷創新集團檔案管理制度，明確規定檔案工作的年度方針和目標，以及兼職檔案員在檔案工作中的義務和責任，評價檔案活動效果的方式和方法，按月考核，年終進行總結品評比，職則責明確，獎罰分明，從而調動全體專兼職檔案人員的工作積極性，用制度來規范檔案工作。

3 管理創新。全面提升檔案工作。

3.1國有企業發展了，國有企業的檔案管理工作亦應上水平、上檔次、上規模，檔案工作的規范化形成和廣泛參與，要求提高企業全員的檔案意識和檔案業務知識，堅持依法治檔，確保“集中統一管理”就是統一領導、統一機制、統一制度、統一監督和指導，為了提高集團本部及各子公司兼職檔案員的業務水平，今年3月，集團辦公室特邀專業老師前來舉辦檔案管理的培訓，對集團各部門及各子公司近50名兼職檔案員進行為期1個月的輪流培訓。這次的特點是理論結合實際操作，到集團檔案室培訓，培訓內容對各兼職檔案員所在部門形成的檔案進行詳細講解，授課內容分別為：文書、科技、會計檔案等基本知識。

3.2辦公自動化后，將出現無紙辦公，企業每個崗位都能形成

電子文檔，這就要求每個員工懂得文書處理和歸檔的一整套程序，了解紙質文件和電子文件歸檔的關系，明確各類文件材料形成、積累、歸檔在各個管理崗位上應負的責任，檔案利用的廣泛性主要表現在計算機在企業內部聯網后，企業各個部門對檔案信息資源實現的共享，檔案部門要發揮信息中心的作用，對信息的利用和保密問題，通過新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來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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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農業具有科學化、機械化、市場化、專業化、社會化和高勞動生產率等特征

人類農業的發展經歷了漫長的歲月，一般劃分為原始農業、傳統農業、現代農業三個階段。原始農業是人類農業的初期階段，主要存在于原始社會的新石器時代。原始農業的主要特征是人類使用石器、棍棒等簡單工具，有目的地種植和養殖以獲得食物。原始農業的貢獻是對野生動植物的馴化。但是，原始農業的技術和產量十分落后，刀耕火種，靠天吃飯。

傳統農業是人類農業發展的一個很長的階段，大約始于石器時代末期和鐵器時代初期，迄今世界上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農業總體上仍然處于傳統農業階段。傳統農業最基本的特征是技術停滯，農民以世代相傳的直接經驗為技術基礎。由于技術停滯，傳統農業的資源配置已經達到了極限，但是生產率很低，處于一種低水平的均衡。傳統農業是“有效而貧窮的”。

現代農業是在采用大機器生產的現代工業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發達國家大體上是從18世紀末19世紀初開始，到20世紀六七十年代建成現代農業的。現代農業具有以下的基本特征:第一，科學化，現代農業的生產和組織管理依靠深入揭示客觀規律的自然科學和經濟管理科學。第二，機械化，現代農業實現了全盤機械化，并向自動化邁進。第三，市場化，現代農業是市場經濟，農產品市場和農業生產要素市場空前發達。第四，專業化，現代農業的社會分工日益深化，農業生產形成了地區分工、生產環節分工和生產工序分工。第五，社會化，現代農業的產業鏈條延伸，形成了一個比較完整的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大量農業生產的產前、產中、產后活動由各種專業化服務組織來完成，一體化經營，企業化管理。第六，高勞動生產率，在現代農業階段，城市化和工業化提供了大量農外就業機會，農業勞動力大量轉移，農業勞動力的比重大大下降，農業勞動生產率大幅度提高。第七，環境優良化，現代農業的基礎設施完備，生態環境可持續發展，農民的生活方式根本改變，城鄉差別明顯縮小或消逝。

建設現代農業就是推進農業現代化

建設現代農業與農業現代化是什么關系？所謂農業現代化，就是把傳統農業轉變為現代農業。具體說，就是用現代科學技術和生產手段裝備農業，以先進的科學方法組織和管理農業，提高農業生產者的文化和科技素質，把落后的傳統農業逐步改造為既具有高度生產力水平，又能保持和提高環境質量的持續發展的現代農業。

農業現代化是一個過程。所謂“化”就是過程。建設現代農業，就是運作和推進這個過程。具體說，就是用現代物質條件裝備農業，用現代科學技術改造農業，用現代產業體系提升農業，用現代經營形式推進農業，用現展理念引領農業，用現代農民發展農業。可見，本質上，農業現代化與建設現代農業是一致的，建設現代農業就是推進農業現代化的進程。

農業現代化是目標，建設現代農業旨在實現這個目標。農業現代化應當怎樣標識？由于沒有一套國際和國內公認的農業現代化標準，我國各地都在探索建立農業現代化指標體系，力圖既符合國際一般規范，又能反映本國和本地區的特色。例如1999年廣東省制定了《2010年珠江三角洲地區基本實現農業現代化的評價指標體系》，用于指導廣東全省建設現代農業。農業現代化指標體系規定的那些方面或內容，就是農業現代化的具體目標。如果把達到農業現代化目標理解為終極任務，那么實現目標過程中的工作重點，構成建設現代農業的當前任務。這是建設現代農業與農業現代化的區別。根據2006年中央1號文件，推進現代農業建設，要大力提高農業科技創新和轉化能力，加強農村現代流通體系建設，穩定發展糧食生產，積極推進農業結構調整，發展農業產業化經營，加快發展循環農業。

建設現代農業是強化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產業支撐

2006年中央1號文件描繪了新時期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藍圖:“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要協調推進農村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黨的建設，其中，推進現代農業建設是強化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產業支撐。如何理解？

首先，建設現代農業是新農村建設的經濟基礎。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在“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20字藍圖中，生產發展是首位和基礎。沒有生產發展，就沒有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和管理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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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隨著一系列國家級區域發展規劃的密集出臺，我國的區域經濟版圖得以形成。其中，2009年批復的《黃河三角洲高效生態經濟區發展規劃》尤其引人注目。不僅因為這標志著我國最后一塊大河三角洲的深度開發最終上升到國家戰略高度，還因為它首次明確提煉出“高效生態”的發展定位。在環境、資源日益成為持續發展硬約束的情況下，實現經濟的高效發展和生態的有效保護是人們共同的追求。一時間，“高效生態”成為各級、各地政府意見、建議、規劃中的高頻詞。然而，高效生態經濟的內涵和本質究竟是什么？目前仍未有被廣泛認可的答案。對這些根本性問題認識模糊必將影響到高效生態發展模式的探索。筆者認為，要辨明高效生態經濟的本質特征，必須厘清以下四組概念間的聯系：高效與生態、分工與協作、知識與資源以及創新與改革。

一、高效與生態之辨

從隸屬關系上講，高效生態經濟是生態經濟學范疇的概念。1966年，美國經濟學家肯尼斯•鮑爾丁在《一門科學———生態經濟學》中首次提出“生態經濟學”的概念。20世紀70年代初，美國的萊斯特•布朗、弗萊德•辛格和哈里森•布朗從生產力角度把人類社會生產和生物圈的物質能量循環作為一個整體聯系起來研究，引起學術界的高度重視。1976年，坡本藤良《生態經濟學》的出版，最終標志了以生態經濟問題為研究對象的生態經濟學的誕生。而后，生態經濟學在世界范圍內的研究愈發顯現蓬勃之勢。20世紀80年代，生態經濟學傳入我國，并隨著可持續發展觀的提出，極大地豐富和拓展了我國生態經濟問題研究的內容。生態經濟學研究在理論上向可持續發展領域滲透與融合，把生態經濟協調論研究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研究結合起來，并于20世紀90年代末提出了高效生態經濟的概念。許多人對此感到困惑———魚與熊掌如何兼得？在過去片面追求經濟效益的粗放發展模式下，經濟增長往往以浪費資源和犧牲環境為代價。沿著這個發展思路，保護環境無疑會增加許多經濟成本，而降低資源耗費更是不可想象的。隨著科學發展觀取得廣泛的共識，高效、生態間的關系也更加明晰起來：首先，經濟的發展和生態的保護不僅不是完全對立的，而且是相互統一的。發展經濟和保護生態之間更深層次的矛盾是在于短期收益和長期發展之間的矛盾。如果更重視人類的長期發展，那兩者就沒有分歧了。保護生態，排斥的不是知識含量高、經濟效益好的產業，而是傳統、落后的“三高一低”產業。只有在經濟充分發展的基礎上，人們才更有能力對生態進行保護。生態的觀念“倒逼”著人們不斷的創新，提升效益、降低污染，發展新興產業。其次，破解“高效生態”難題的關鍵在于———高效。“高效”對應到社會經濟發展上是一種綜合效益，包括了直接效益和項目效益，還包括社會效益、長遠發展的后勁，經濟社會綜合在一起的全面衡量的、符合以人為本理念的所有經濟社會綜合效益和因素。它涵蓋了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生態效益等各個方面。從這個角度上講，生態本身就是高效的題中之意。再次，各種效益之中，經濟的高效發展仍處于重要地位。現階段，經濟發展仍是解決各種社會、生態問題的最有利的武器。撇開經濟效益談論社會效益與生態效益，還是缺乏了現實基礎和長遠的刺激。為此，高效生態經濟必須能夠實現經濟的高效發展。此外，當前我國正大力發展的循環經濟，是一種以資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環利用為目標，按照“資源減量化、產品再利用、廢棄物資源化”的原則，以物質閉路循環和能量梯次使用為特征，按照自然生態系統物質循環和能量流動方式運行的經濟模式。從而將經濟活動的流程從直線式的“資源—產品—廢棄物”轉為反饋式的“資源—產品—再生資源”。可以看出，循環經濟的這些特征與高效生態發展方式完全對應，能夠很好地解決“高效”與“生態”的矛盾。循環經濟理念的提出，為協調經濟的高效發展與生態的有效保護奠定了堅實基礎。為此，高效生態經濟必須大力發展循環經濟。總之，實現了真正的高效發展、循環生產，也就節約了資源、保護了生態，同時提高了經濟效益。在新的發展模式中，高效生態經濟把傳統經濟認為相互矛盾的“高效益”與“生態化”有機統一于高效發展的理念之中。經濟的高效發展是高效生態經濟最基本也是最本質的要求。

二、分工與協作之辨

經濟學中關于分工的論述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典經濟理論。斯密認為，分工是經濟增長的源泉，正是專業化和分工促進了經濟的發展。楊格（Young，1928）在斯密的基礎上，運用迂回生產的理論論證了分工能有效的提高經濟效率。我國學者陳平還提出“廣義斯密定理”，以揭示社會分工體系的結構與產業績效的關系，并指出單個產業的發展從根本上受到社會分工網絡的制約。分工領域的研究表明，分工的深化正是經濟發展、效率提高的根源之一。當前，整個社會的經濟現象雖然越來越復雜，但這并未降低分工對整個經濟活動的影響。精密的專業化分工正是高效經濟的重要特征。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的進步和市場競爭的加劇，產業分工進一步細化，產品間分工更精細，專業零部件廠商日益精微。與之相應的，企業間的聯系越發密切，社會的經濟網絡的發展也越發繁復、深入。最終，單個企業或產業的規模與效率越來越取決于經濟體系中分工網絡的聯系與效率。我國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浙江模式”有效地促進了民營經濟的發展。浙江模式成功的原因有多方面。其中，個體、私營企業間精細的分工、協作給共同發展奠定了基礎，并促成了產業的集聚。溫州、義烏都從中獲益匪淺［1］。但由于產業間的聯系多是自發而成，企業家的素質有限，缺乏更有效的引導和規劃，因而在發展中也表現出了產業低度化、競爭無序化等問題。這些地方目前正在探索更為有效的分工協作方式。為此，符合時展規律的高效生態經濟應該是具有更高層次上的深度的分工與有序協作的統一的經濟特征。這種分工與協作的統一，既表現在產業內與產業間，也表現在地區內與地區間。產業內與產業間的分工協作能夠有效地提高各個生產環節的經濟效率，夯實產業高度化發展的基礎，提升產業的整體競爭能力；地區內與地區間的分工協作，有益于利用不同地區的獨特資源，形成經濟特色，進而提高區域的資源配置效率。

三、知識與資源之辨

西方學者們關于經濟增長的研究指出，資源、技術（知識）、制度是促進經濟增長的三大因素。其中，由于經濟增長的直接表現是產量的增加，而產量又是各種生產要素生產出來的。所以在早期，人們更多的將資源（包括勞動）視為經濟增長的源泉。這樣就容易帶來一種錯覺：占有更多的資源、投入更多的資源就能夠實現經濟的增長。從而忽視了其余兩者的作用。吳敬璉在分析我國的發展模式時指出，新世紀初以高耗能為特征的重工業在我國快速發展，并成為拉動這個時期經濟高速增長的重要力量。并強調，重工業化道路是資本主義在工業化發展初期依靠大量的資源、資本投入贏得發展的方式，是一種早就被先進國家所摒棄了的道路。在國內卻因其投資回報快、“經濟發展的有形積累”較顯著而被各級地方政府所青睞，最終形成了與“新型工業化”道路完全背道而馳的粗放式的發展方式［2］。重工業的發展，形成了這個時期發展的惡性循環———經濟對外開放度不斷提高，伴隨著國際產業價值鏈分工轉移大量明顯帶有“三高一低”特征的制造產業轉入國內；各地積極引資發展重工業導致產業雷同、產能過剩；低效益企業間的同業競爭致使原料漲價、產品利潤持續下降；地方政府為維持企業生存不得不干預生產要素價格形成機制、壓低資源供給價格，并為實現經濟增長目標進一步積極投資以消耗過剩產能，最終形成全面的產能過剩。而在這個過程中，由于重工業的發展對拉動就業的貢獻比較低，還造成了就業壓力，進而又因為社會資本集聚導致了貧富差距的加大。毫無疑問，隨著我國的進一步發展，這條道路已經走到了盡頭。轉方式、調結構已經勢在必行。此時，驅動經濟發展的另一因素———知識，成為實現發展方式轉變的關鍵。關于知識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學者早已進行了系統的研究。索洛曾經根據美國1901－1940年的經濟數據估算得出，技術進步在經濟增長中的貢獻為51％。而且隨著經濟的發展，技術進步的作用將越來重要。丹尼森也根據1950－1962年美國的經濟數據計算指出，生產率的提高60％要歸因于知識的貢獻。美國經濟學家羅默和盧卡斯提出了新經濟增長理論。羅默把知識積累看作經濟增長的一個內生的獨立因素，認為知識可以提高投資效益，知識積累是現代經濟增長的源泉［3］。這些研究，使人們對知識與經濟的關系產生了全新的認識。關于經濟的發展階段的研究也有突破性成果。波特將先行工業化國家的經濟發展劃分為“生產要素驅動階段”、“投資驅動階段”、“創新驅動階段”及“知識經濟階段”等四個階段。在后兩者中，經濟發展的主導因素正是技術進步、生產率提高以及信息技術的運用。同時，一些學者還認為世界經濟正步入“知識經濟”時代，這是一種“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具有全球性、高知識性、低資源依賴性等區別于傳統農業經濟、工業經濟的典型特征。知識經濟的提出，為人類如何解決目前的發展困境指明了道路。當前我國微觀經濟表現出了一些科技含量低、綜合效益低、競爭能力弱等方面的不足，即便在我國經濟最發達的長三角、珠三角地區，這些現象也較為嚴重的存在。為此，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指出，“十二五”時期國家要轉變發展方式，走新型工業化之路；調整經濟結構，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繼續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建設創新型國家；全面提高信息化水平，推動信息化和工業化的深度融合等。可見，我國經濟發展正在朝著“創新驅動階段”和“知識驅動階段”轉變。如果沒有足夠的知識基礎和科學的知識運用，這些都將難以實現。現實中，后發展地區的開發優勢往往集中于資源方面，知識、人才恰恰是其開發的短板。在發展高效生態經濟的過程中，黃河三角洲地區務必要更加審慎地對待投資的問題，合理的評估項目的收益率，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真正將現實利益與長遠效益統一考慮、將經濟利益與生態效益統一考慮，真正將經濟的發展轉向依靠內部優勢的挖掘、知識要素的運用上來。因此，高效生態經濟模式必須處理好資源利用與知識運用間的關系，決不能再重走“資源換發展”的老路。

四、創新與改革之辨

關于創新對經濟增長貢獻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熊彼特1912年提出的創新理論，他把創新定義為建立一種新的生產函數，即企業家實行對生產要素的新結合。他的研究指出了創新在經濟生活中的內部性，并強調了創新中應用的本源驅動和核心地位。隨著新技術革命的迅猛發展，創新表現出了越來越強的知識依賴性。創新越來越難，無形中造成了創新與應用間壁壘的形成。對此，學者們逐漸轉向了創新擴散的研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羅杰斯在20世紀60年代提出的創新擴散理論。他認為，創新擴散受創新本身特性、傳播渠道、時間和社會系統的影響，并深入分析了影響創新采納率和擴散網絡形成的諸多因素［4］。進入21世紀，科學界進一步反思對技術創新的認識，創新被認為是各創新主體、創新要素交互復雜作用下的一種復雜現象，是創新生態下技術進步與應用創新的創新雙螺旋結構共同演進的產物。在多主體參與、多要素互動的過程中，作為推動力的技術進步與作為拉動力的應用創新之間的互動推動了科技創新［5］。技術與應用相互交織會產生極具吸引力的模式創新和新的行業發展熱點。在創新雙螺旋的驅動下，創新的各種主體、各種要素實現有機融合，進而形成了有利于創新涌現的創新生態。與理論界的研究交相輝映的是，當前依靠科技創新提升國家的綜合國力和核心競爭力，建立國家創新體系，走創新型國家之路，已成為世界許多國家和政府的共識。2006年，我國也提出了建設創新型國家的戰略目標。這是一種以技術創新為經濟社會發展核心驅動力的國家形態。并把增強自主創新能力作為科學技術發展的戰略基點和調整產業結構、轉變增長方式的中心環節。總的來看，面對日新月異的科學技術變革，面對日益強化的資源環境約束，面對以創新和技術升級為主要特征的激烈國際競爭，我國自主創新能力薄弱的問題已經日益成為發展的瓶頸。加快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是今后一個時期引導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任務。然而，目前仍存在許多制約創新的體制性因素：首先，創新體系更多地注重技術進步，而對于面向用戶的應用創新關注較少；其次，創新成果的轉化率較低、實用性和推廣性較差；再次，技術發展與用戶需求對接不暢等。事實上，制度設計對于技術發展、產品轉化尤為重要。實踐中，高科技產業園區、高新技術園區的出現較好的實現了產業的集聚、技術的集聚、人才的集聚，卻在制度層面上的設計存在缺憾：沒能從建立以用戶需求引導創新的機制，沒能解決創新成果的應用、轉化、推廣，也沒能真正形成技術與應用雙螺旋共同作用的創新生態等。改革是我國建設市場經濟成功實踐的最寶貴經驗之一。可以說，改革本身也是一種創新（體制創新）。只是這種創新能夠為其它的創新形式掃除障礙。當前，人們對創新的理解更多的與其實際應用和實踐價值聯系起來。國內外的理論和實踐都表明，通過改革，不斷完善創新體系規劃、制定系列創新制度并搭建創新平臺，構建一個良好的創新生態，才能真正推動科技創新并促進創新成果的轉化。這樣一套良性的創新機制，是創新具有不竭動力的最根本原因和保證。高效生態經濟中，科技進步和創新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節能減排需要科技進步和創新的強大支撐；發展高效生態農業需要科技進步和創新的強大支撐；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需要科技進步和創新的強大支撐；建設生態文明需要科技進步和創新的強大支撐。因此，高效生態經濟必須是一種以創新為基本特征的經濟。要充分釋放創新的活力，實現創新與運用間的無縫對接，就必須在實踐中不斷改革，建立新的創新生態。高效生態經濟是創新與改革相互促進、相互支撐的一種良性循環。

篇5

關鍵詞：高校專業實踐教學 理論研究 畢業論文

中圖分類號：G64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098X（2015）08（c）-0038-02

目前來看，對實踐的解釋有諸多的說法：從英文Practice，即實踐看，有“實行”、“練習”、“應用”、“實習”等含義。從存在論角度來解釋，馬克思認為，實踐就是感性對象性活動。[1]人類社會向前發展的基礎和動力來自于實踐，實踐也就是整個人類社會客觀過程的高級形式。從構成內容看，實踐分三個方面：實踐主體、實踐客體及實踐手段，其中，實踐主體是從事實踐活動以及認識活動的個人或組織，而實踐客體則指實踐主體在其實踐活動中所作用的對象。實踐主體為了一定的目標，通過一定的中介和手段讓自己與實踐客體之間發生相互作用。因此，實踐活動必然使得實踐主客體之間存在一定的作用：實踐主體對實踐客體的能動作用，實踐客體反過來也制約著實踐主體；從基本形式看，實踐有兩種：一種是改變自然的實踐活動，如生產、流通、服務、消費等，其目的是以此自然滿足人們物質生活的需要；另種是以調整或者改革人與人之間社會關系的活動，包括政治、軍事、科學技術、文化、教育、社會管理和社會交往等活動。

實踐是萬物的創造者，實踐創造了我們人類賴以生存的現實環境，創造出了城市鄉村、山川大地和生靈物種，而且通過實踐人類創造出了新的客體，甚至創造出了新的主體。從廣義上說，只要人（實踐主體）活著，實踐就存在著，實踐就一定在進行中。盡管在許多時候，人類的實踐活動是在人們無意識或下意識或不由自主地、甚至是被迫地進行著。可以說，一切人類的實踐活動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那些因實踐活動所帶來的意想不到的實踐結果卻是人類打開其未知世界大門的鑰匙。

1 專業實踐教學的涵義

如前所述，實踐是人類改造大自然和社會有意識的活動，而“實踐教學”又是怎樣的活動？縱觀現代高等教育理論術語，對實踐教學的解釋尚無準確的說法，到是《教育大辭典》從描述實踐教學環節角度認為，實踐教學指的是相對于理論教學而言的諸多種教學活動的總稱。例如，實驗、工程設計和測繪、實習、社會調查等。[2]但這種解釋沒能揭示出實踐教學的內涵。多年來，諸多學者、專家對實踐教學的涵義曾提出各種不同的闡釋。從實踐教學基本特征角度看，有學者和專家指出：與理論教學聯系緊密，實踐教學是在教師指導下，學生通過實際操作，以此獲得感性知識、訓練基本技能，綜合素質得以提高的一系列組合的教學活動。[3]此定義明確了實踐教學的最基本的特征為實際操作，即實踐教學的最主要的特點是實踐性。從實踐教學的形式角度看，有學者認為實踐教學就是一種教學形式或方式，也就是說實踐教學是在生產現場或實驗室，在教師指導下，以學生自我學習和自作為主，根據生產、設計和實驗任務的要求，通過邊學邊干，從而得到感性知識及基本技能，讓學生綜合實踐能力得以提高的教學形式。從實踐教學的組成內容看，有的學者提出實踐教學是整個教學活動的一個組成部分，是有計劃、有目的地組織學生通過現場觀察、試驗操作來掌握專業培養目標所要求的相關理論知識和工藝技能之教學活動。[4]如此種種，學者專家們從不同視角對實踐教學的內涵進行了分析界定，為我們科學認識高校專業實踐教學的內涵起到了積極的借鑒作用。一般認為，實踐教學的概念與理論教學相對應。實踐教學的內涵可以理解為：配合和結合相關理論教學，為培養學生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以及實施專業技能訓練、培養和提高學生實際動手能力而設置的有別于一般理論教學的以學生參與為主、教師輔導為輔的一種教學形式。

高等院校的專業實踐教學一般認為是高校根據各自院校的各個專業所指定的培養目標，依照各專業課程教學大綱的要求，組織大學生通過多種形式的基本技能訓練、實踐能力培養和分析處理問題綜合能力開發以達到獲得感性知識之教學目的的多種教學形式的統稱。實踐教學環節一般包括有多種技能訓練、科學實驗操作、課程內容實習、認識環節實習、金工生產實習、工程項目訓練、課程項目設計、畢業設計（論文），以及軍訓、勞動鍛煉和公益勞動、考察和參觀實習、社會調查等。綜合來看，高校的專業實踐教學是以培養提高大學生專業實踐水平和綜合素質能力為目標，有別于高校專業理論教學，采用多種形式的教學方式。

2 專業實踐教學的基本特征

通過對比分析，相對于理論教學而言，高校專業實踐教學的基本特征如下。

（1）實際操作性。有別于理論教學，大學生開展動腦、動手的實際操作活動，也就是包括動手的實際操作活動，又包括動腦的創意實際活動是實踐教學的本質特征。高校專業實踐教學常常是圍繞特定的問題開展深入探討，無論是文科，還是理工科等高校專業的課程都應該是如此。特別是像工商管理這樣的高校文科類專業課程，更需要大學生針對所學知識邏輯所產生的疑問和難點、指導教師所設置的學術問題和科研課題、以及現實所遇到的學習困境等方面，采用正確的、科學的、可行的研究方法來解決上述一系列的問題，從而最終形成大學生自己的獨立見解。例如，教育部明確地將高校畢業論文（設計）作為大學生實踐教學的主要環節，因此在這個環境中，大學生需要將其思維高度集中，通過經歷較高水準的科研訓練，以及大學生自己觀察、動手寫作、以及親身體驗等等一系列現場實際活動，可以實現大學生們用感官親自接觸客體，由此獲得感性認識和感性知識，從而使得大學生們比較容易地達到較好掌握相關實務技能的效果，讓其實實在在地感受到一些有效的分析、解決和處理問題的方法，并且對所學知識和技能進行實際運用，進而積累一些調查研究經驗，豐富和提升實踐知識，最終達到拓展大學生綜合素質和能力目的。例如，畢業論文（設計）活動就是高校的一種專業實踐教學的典型代表。

（2）學生參與性。從高校實踐教學要求看，大學生在實踐教學中的主體作用是非常突出的。與理論教學不同，高校實踐教學常常采用類似小組/小班教學或個別教學等形式，大學生小組/小班或個人可以高效地利用所提供的實驗室、工廠、企事業和政府機關單位等多種環境條件，主動地、或是合作或是獨立地開展各種需要的實際操作活動，從而獲得感悟認識和感悟知識，使大學生們在這些實踐活動中因自己主動參與而得到鍛煉和能力的提高。

（3）教學完整性。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高校實踐教學多數都是由一系列自成整套體系的包括實踐教學目標、實踐教學形式、實踐教學內容、實踐教學流程、實踐教學條件和保障等等元素組成的；二是高校實踐教學要求一方面要努力發展大學生的專業技能、問題處理能力和社會適應能力，另一方面要注重培養大學生進入社會所需要的職業應變能力，以便他們可以隨環境變化及時調試其思想與行為――這樣可以對大學生開展完整的全方位綜合能力的培養；三是高校實踐教學能夠對大學生進行敬業意識、質量意識、安全意識等職業素質的培養，還能夠培養鍛煉大學生職業情感、職業意志和職場協作精神，讓大學生們具備相對完整的職場作風。

（4）活動系統性。實踐教學活動作為高校系統的整個教學活動一部分，貫穿于高校人才培養的全過程。作為培養大學生全面且綜合能力的一種重要途徑，實踐教學活動從課程設計、各類專業實訓、實驗，到社會實踐、畢業實習、畢業設計（論文），讓大學生經過了這些種種地連續不間斷的系統訓練學習―― 一個系統工程。由此這樣的根據大學生成長需求和能力水平，在不同時期合理安排實踐教學內容、步驟和長短時間，由低向高、從簡到繁、先局部后整體，呈現出階段性和層次性，由此逐步積累、深化，讓高校的實踐教學成為一個完整的系統。

（5）形式多樣性。通過多年的努力，我國高校實踐教學的形式為多種多樣的，例如，教學實驗、實習、實訓、工程測繪、調查報告和論文、設計、創作、社會調查與實踐、學科競賽與科技創新活動、社團科技文體活動等。另外，類型和層次各異的高校以及不同專業所開展的實踐教學必然有其特有的形式和組合。

（6）物資支撐性。實踐教學的開展需要場地、儀器設備、實訓軟件和實訓平臺、實踐教材和指導書、各種實驗室和實習基地等等。因此，高校實踐教學活動的順利開展必須獲得相應的物資支持，依附相對完善的物資條件。

3 高校實踐教學與專業理論教學的關系

高校實踐教學與專業理論教學在思維和操作等多方面存在著較大差異（見表1）。

盡管在性質上、功能上、形式上具有較大的差別，高校的專業理論教學與實踐教學并不是兩種相對立的教學體系。這是因為，一是兩者均是高校完整的教學體系中的一個部分，其中任何一種教學缺失了或有缺陷問題，則高校整個教學體系將會失效或運轉不良，高校教學效果和教學質量必將受到嚴重影響。高校要培養有知識、強能力和高素質的當代社會需要的復合型人才，則理論教學和實踐教學二者缺一不可，需互為補充。二是專業理論教學和實踐教學兩者自身就存在著密不可分的內在聯系，專業理論知識為實踐教學提供著必不可少的指導，也為實踐中的各種現象給出合乎邏輯的解釋和說明；實踐教學則對鞏固和加深專業理論知識的理解和其價值的認識有很大的幫助，并且還為新理論創造輸送必要的經驗素材和靈感。因此，從實踐教學的內涵看，高校的實踐教學是與專業理論教學相輔相成的統一體，是建立在較為系統的專業理論教學基礎上，檢驗理論教學、豐富理論教學，彌補理論教學環節中不足的感性認識，促進大學生對理論知識的鞏固和再次理解，鍛煉大學生的實踐能力的一種教學[5]。可以說，高校的實踐教學是專業理論課程教學的延續、補充、拓展和深化，它在高校教育教學體系中獨立于理論教學，但又與之互為補充、相輔相成、不可分割，兩者共同構成高校完整的教學體系。

另外，高校的現代教學所需要的專業理論教學活動本身就是實踐性很強的活動。專業理論的教與學的根本目的是為了專業理論的應用以及理論的發展。而要突出這些目的，就需要根據專業理論教學實踐活動的構成要素（主體、目的、手段、客體、結果）來設計其教學活動，即在教學的主體、目的、手段、客體和結果方面，努力讓教師和學生達到高度一致。一旦做到這些，專業理論教學也就具備了實踐的一般特征，成為一種實踐性的活動[6]。

所以，高校的專業理論教學和實踐教學之間具有相互加強和補充的關系，兩種教學的好壞會相互影響和作用。因而專業理論教學和實踐教學一體化的高校人才培養模式是當前高校培養應用型人才的主要途徑，成為高校的現代教學特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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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張晉.高職實踐教學的內涵及其特征[J].繼續教育研究，2009（9）：115-117.

篇6

西方傳統的主流經濟學在考察經濟發展或經濟增長時，從不涉及生產方法的變革，它們所說的“經濟發展”主要甚至完全是指人口、資本、工資、利潤、地租等在數量上的變化，主要通過各種物質生產要素和技術的變化去說明生產率的變化和經濟增長。保羅·薩繆爾森就說：“經濟增長的發動機必定安裝在四個相同的輪子上，無論窮國還是富國。”這四個輪子或者說增長的要素就是：“人力資源”、“自然資源”、“資本”和“技術”。因而“總生產函數”的“數學表達式是：

Q＝AF（K，L，R）

其中Q＝產出，K＝資本對產出的貢獻，L＝投入的勞動力，R＝投入的自然資源，A代表經濟中的技術水平，F是生產函數”（保羅·薩繆爾森、威廉·諾德豪斯，1999）。

在西方傳統主流經濟學的上述經濟增長模型中，制度是被視為已知的、既定的外生變量而排除在外的，它并不分析資本主義經濟的演進過程。也就是說，新古典經濟學家在建立經濟模型時，一般把明確界定的產權、完全且對稱的信息和零交易費用當作暗含的假設。然而即使在最先進的經濟中，這種過于苛刻的假設條件也是難以成立的。由此導致了新古典經濟學在解釋經濟發展時，特別是在解釋發展中國家經濟起飛或陷入停滯的原因時顯得力不從心。美國經濟學家道格拉斯·C·諾斯對此評價道：“新古典經濟學在分析經濟發展或經濟史時，只有當它針對某一個時期或運用比較統計學，才能很好地說明某種經濟的實績，一旦用它來說明某種經濟在整個時期的實績時，它就不大濟事了”（道格拉斯·C·諾斯，1991）。因此，正像約翰·M·凱恩斯曾預言的那樣：“如果正統經濟學有錯誤的話，其病不會在上層建筑，而在其前提之不夠明白、不夠普遍——上層建筑在邏輯上總是很少可非議的”（J·M·凱恩斯，1988）。

正是在批評并修改新古典經濟學基本假定的基礎上，羅納德·科斯建立了制度分析理論，這一理論經過后來者的不斷豐富、發展，形成了以新古典方法研究制度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的新制度經濟學。特別是20世紀60年代以來，諾斯在其一系列論著中系統地分析了制度變遷對經濟增長的決定性作用，他在與羅伯特·托馬斯合著的《西方世界的興起》一書中，論述了“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是經濟增長的關鍵；一個有效率的經濟組織在西歐的發展正是西方興起的原因所在”（道格拉斯·C·諾斯、羅伯特·托馬斯，1989）。他在《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一書中指出：“一種經濟長期變化的主要來源是結構變遷，……結構變遷的參數包括技術、人口、產權和政府對資源的控制。政治—經濟組織的變遷及其相應的激勵效應是將結構變遷的所有來源理論化的基礎，而且還有包含著有目的的人類活動的制度改變”（道格拉斯·C·諾斯，1991）。至此，以諾斯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家建立了一個包括產權理論、國家理論和意識形態理論在內的制度變遷理論。該理論由于把產權結構、交易費用、有限理性的經濟人、信息不對稱以及國家（政府）、意識形態等因素作為內生變量納入了經濟增長的分析框架，并且認為制度是影響經濟發展的最重要的因素，因而顯示出與現實經濟發展的更好契合。

事實上，早在19世紀，馬克思所創立的經濟學體系就是一個完整的制度分析框架。西方新制度經濟學派也承認，馬克思是第一個研究經濟增長與制度變遷關系的經濟學家。諾斯曾確認：“這里的一個例外是卡爾·馬克思的著作，他企圖將技術變遷與制度變遷結合起來。馬克思最早闡述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相互關系，是將技術限制與制約同人類組織的局限性結合起來所作的先驅性努力。”“在詳細描述長期變遷的各種現存理論中，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說服力的，這恰恰是因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遺漏的所有因素：制度、產權、國家和意識形態”（道格拉斯·C·諾斯，1991）。

當然，盡管都關注制度因素在經濟生活中的作用，但馬克思的分析與新制度經濟學是有著本質的區別的。馬克思依據唯物史觀對生產力（經濟發展）與社會制度變遷的辯證關系所作的表述是：“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這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于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筑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馬克思，1859）。可見，馬克思研究的制度是包括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社會經濟關系，其目的主要是從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運動中揭示資本主義必然為社會主義所代替的客觀歷史規律，從而為無產階級革命和解放事業提供理論和思想武器。但同時，馬克思也并不否認資本主義制度內部矛盾的自我調節，并認為這種自我調節雖然不能改變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的歷史命運，但卻能暫時緩和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從而在一定程度上促進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馬克思與新制度經濟學者所研究的制度范疇也有所不同。新制度經濟學把制度區分為制度結構（或稱制度環境）和制度安排，把支配具體交易的規則稱為制度安排，而把社會基礎性的規則稱為制度結構，認為制度結構是制度安排的總和。新制度經濟學家所說的制度基本是指制度安排。戴維斯和諾斯就認為：“制度安排可能最接近于‘制度’一詞最通常使用的含義了”（L·E·戴維斯、D·C·諾斯，1991）。而馬克思研究的側重點則近似于新制度經濟學所謂的“制度結構”及其根本變革。西方新制度經濟學家更關注制度安排，從根本上說，是由新制度經濟學家的世界觀所決定的，他們把資本主義制度看作是永恒的、合理的制度。同時，與他們所處的社會環境也有很大關系。他們生活在比較成熟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下，而且認為這種制度基本上是合理的、有效的，沒有體驗過、也不認為會發生社會制度層次或資源基本配置方式方面的根本變革，因而對他們來說，既沒有必要也沒有動機去研究基本制度結構的變革。

可見，新制度經濟學家把制度范疇作為決定社會經濟發展的主要變量來加以研究，這無疑是一個進步，但從本質上他們還是把資本主義制度作為永恒的、合理的制度來看待的。這是我們在借鑒和運用新制度經濟學的分析方法時必須要有的清醒認識。另外，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其不發達和不完善不僅體現在生產力方面，還體現在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方面，因此，研究制度的發展和演變的意義更為明顯，而且這種研究必然不能僅僅局限于制度安排層面，而必然涉及資源的基本配置方式乃至社會制度方面的變革。

綜上，本文認為，社會生產力和經濟發展水平決定了社會經濟制度，同時，制度是影響社會經濟發展的最重要的因素，制度既能促進經濟發展，也能阻礙經濟發展，使經濟陷于停滯，甚至遭到破壞。因此，把制度因素排除在經濟增長函數之外，是犯了一個根本性的錯誤。對于正處于制度轉型期，不僅各種制度安排不健全、不成熟、不協調，而且整個制度結構也在發展完善之中的發展中國家來說，就更是如此。

二、經濟發展與創新

20世紀初期，約瑟夫·熊彼特提出的經濟發展理論在西方經濟學中也是獨樹一幟的。熊彼特把“創新”作為其“經濟發展理論”的核心，認為“經濟發展的根本現象”是創新。而“創新”就是“建立一種新的生產函數”，即把一種從來沒有過的關于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的“新組合”引入生產體系。“生產手段的新組合”是“經濟發展的根本現象”（熊彼特，1990）。熊彼特所說的“創新”、“新組合”或“經濟發展”，包括以下五種情況：（1）開發生產一種新產品，或開發一種產品的新的特性；（2）采用一種新的生產或經營方法，而這種新方法并不必須建立在新的科學發現基礎上；（3）開辟新市場；（4）獲得原材料的新供應來源；（5）實現生產或經營的新的組織形式。熊彼特認為，“創新”是一個“內在的因素”，“經濟發展”是“來自內部自身創造性的關于經濟生活的一種變動”。這樣，熊彼特就把資本主義制度的演進納入了經濟發展的研究視野。

熊彼特的“經濟發展理論”，或者說“創新理論”的特點是：（1）強調生產技術的革新和生產方法的變革——創新——在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過程中具有至高無上的作用。這與重視生產技術和生產方法的變革在人類歷史發展中的作用是相似的。（2）強調“變動”和“發展”的觀點，并采用了歷史的方法；同時認為“創新”是一個“內在的因素”，“經濟發展”是“來自內部自身創造性”的一種變動，從而又強調了社會經濟制度作為“內在因素”的作用。（3）強調“企業家”在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中的獨特作用，把“企業家”看作是資本主義的“靈魂”，是“創新”、生產要素“新組合”以及“經濟發展”的主要組織者和推動者。這些觀點在傳統西方經濟學中并不多見。

傳統西方經濟學從不涉及生產方法的變更，它們所說的“經濟發展”主要甚至完全是指人口、資本、工資、利潤、地租等在數量上的變化。而熊彼特則認為，“發展主要在于用不同的方式去使用現有的資源，利用這些資源去作新的事情，而不問這些資源的增加與否。”“不同的使用方法，而不是儲蓄和可用勞動數量的增加……改變了經濟世界的面貌”（熊彼特，1990）。熊彼特的“創新理論”用生產技術、生產方法和經濟中制度因素的變革來解釋資本主義的基本特征和經濟發展過程，從而把歷史的發展和理論的分析結合起來，揭示了經濟發展的真諦：資源使用方式的進步——創新。而資源使用方式的進步歸根結底是由制度決定的，是制度的函數。

探索經濟發展的方式和原因是經濟學的一個古老命題。有學者根據推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和主要形式，把人類所經歷的經濟增長范式劃分為“亞當·斯密方式”、“福特方式”、“索洛方式”和“熊彼特方式”（Mokyr,Joel,1990）。其中，斯密增長方式是指社會分工和新技術的采用可以提高資源的配置效率，提高勞動生產率，從而導致經濟增長和經濟生活水平的提高。福特增長方式是指生產和經濟活動中的一種廣義的規模效應。大規模生產和制度建設能夠降低生產和社會成本，它既包括企業的固定資產投入等直接生產成本的降低，也包括基礎設施建設、教育體系的投入和改進、產權制度的確立等社會成本的降低，及由此提高的生產效率。索洛增長方式是指由資本深化引致的經濟增長。由于在給定的產業技術水平條件下，產出的增長取決于資本和勞動的比率，如果凈資本的形成速度超過人口增長速度，則人均產出將增加，經濟將出現增長。熊彼特增長方式是指由于人類知識的積累和增加而導致的經濟增長。這種知識包括技術知識和制度知識，前者表示一種新的信息可以使人類以較低的投入生產給定的產品，或者生產出新產品。制度知識包括對新的組織形式和生產方式的認識、應用。熊彼特的增長方式實際上就是一種依靠技術和組織創新提高資源利用效率推動經濟增長的方式。

綜合上述幾種增長方式，本文把經濟增長的原因歸結為以下幾類：（1）技術進步。（2）規模經濟。（3）社會分工與專業化（廣義的社會分工甚至可以包括政府、社會、市場三者之間的分工和專業化，一個經濟體的理想狀態應該是政府、社會、市場三者分工明確、各司其職、互不越位、配合協調的經濟體，只有這樣的經濟體才充滿活力、具有內在的不斷創新的能力）。（4）制度建設（資本深化應該是經濟增長的表象和結果，所以本文未把它列入經濟增長的原因之中）。其中，規模經濟是微觀企業的生產組織制度適應技術要求而變動的結果，社會分工涉及整個經濟體內的生產組合和協作方式，它們都可納入經濟制度的范疇進行分析。因此，本文認為，經濟發展的原因是技術進步和制度變遷，或者說是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也就是說，本文認為經濟發展的原因是創新。

有關亞當·斯密的經濟發展觀點在這里有必要再多談幾句。亞當·斯密除了提出“看不見的手”理論以外，還提出勞動分工是資本主義的起源，但勞動分工受市場規模的限制。這就是著名的“斯密定理”。在斯密生活的時代，資本主義是等同于經濟發展的，因此，“斯密定理”無疑是說，經濟發展根源于勞動分工，但其制約因素是市場規模。回顧一下資本主義的發展史不難看出，不斷發展的社會分工促成了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而瘋狂進行海外擴張，開辟海外市場，正是資本主義發展的重要推動力。因此，斯密的觀點是符合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實際的。又根據熊彼特的創新理論，實現新的勞動分工和開辟新的市場都屬于創新，所以，這又證實了經濟發展的本質是創新。

陳平（2001）進一步認為，資本主義起源于勞動分工，但勞動分工不只受市場規模的限制，并提出了一個“廣義的斯密定理”，即勞動分工受三種因素的限制，第一種因素是市場規模，這是邊際收益遞減規律作用的結果，因為在市場規模一定的情況下，任何技術的邊際收益最后都會遞減。第二種因素是資源的種類。由于邊際收益遞減，在有限的市場利用一種資源的收益是遲早要下降的，這時就需要進行技術創新。新的技術革命就意味著開辟新的資源，如發現新的礦產、培育和發現新的腦力資源、開發新的信息。資源種類越多，創造財富的機會越多，不能開發利用新的資源就沒有發展前途。第三種因素是環境的漲落。系統的復雜性與穩定性是此消彼長的關系，就是說如果一個社會穩定性大，那么它的代價就是復雜性或者說發展的機會；如果要發展得快一點，那么犧牲的就是穩定性。比如，傳統中國社會的優越性就是穩定，因為它是個簡單系統，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要比西歐社會穩定。但其代價就是犧牲了工業革命的機會。如果環境的漲落非常大，大起大落，那么這個系統的復雜性就會瓦解，它就會從復雜系統簡化為簡單系統，因為簡單系統的穩定性比較高。只有一個系統的漲落相對比較小，這個系統才有可能從簡單系統演化成復雜系統。因此，陳平不同意農民戰爭是社會發展的創造力的觀點（當然農民戰爭不是自覺戰爭，是統治階級逼出來的），因為如果環境漲落非常大，就會使社會發展經常被打斷重來。所以中國好多發明都會失傳，好多發明重復發生，因為中國古代社會不是一個能夠連續積累知識的系統。這樣，就會得出一個一般的結論，對于一個社會來說，只有鼓勵創新和發明，不斷創造新的資源，而且相對來說比較穩定，這個社會系統才能從簡單向復雜演化，才能產生勞動分工，產生新的生產力和新的社會形態。否則，這個社會就會往另外的方向演化。

從另一個角度看，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過程就是工業化的過程，是通過大規模的工業化，實現現代化的過程。那么，什么是工業化？徐長生（2001）比較了對工業化含義的兩種不同理解，一種是《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對工業化的定義：“工業化是一種過程……首先，一般來說，國民收入（或地區收入）中制造業活動和第二產業所占比例提高了……其次，在制造業和第二產業就業的勞動人口的比例一般也有增加的趨勢。在這兩種比率增加的同時，除了暫時的中斷以外，整個人口的人均收入也增加了……”。他認為，發展經濟學家劉易斯（W.A.Lewis）、錢納里（H.Chenery）、庫茲涅茨（S.Kuznets）等人也持有相同或類似的觀點。另一種是張培剛運用熊彼特的創新理論提出的工業化定義：工業化是“國民經濟中一系列基要的生產函數（或生產要素組合方式）連續發生由低級到高級的突破性變化（或變革）的過程”。這里所說的基要生產函數的變化就是熊彼特所說的創新。張培剛解釋說：“這種變化可能最先發生于某一個生產單位的生產函數，然后再以一種支配的形態形成一種社會的生產函數而遍及于整個社會。基要的生產函數的變化能引起并決定其他生產函數的變化，對于后者我們可以稱為‘被誘導’（Induced）的生產函數。從已知工業化的各國的經驗來看，這種基要生產函數的變化，最好用交通運輸、動力工業、機械工業、鋼鐵工業等部門來說明”。“這些基要的創新或基要的生產函數的變化，更進一步地加強了伴隨現代工廠制度、市場結構及銀行制度之興起而來的‘組織上’的變化”。

徐長生認為前一種定義是對工業化的“狹義”的理解，而后一種則是“廣義”的理解。其實，不僅如此，本文認為，《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對工業化的定義，是對工業化的表象和結果的描述；而張培剛基于熊彼特的創新理論把工業化定義為“基要的生產函數的變化”，則更側重于工業化的實質、動力、起因、發生機制的分析。前一種定義描述了由工業化帶來的產業結構、就業結構、人民生活水平的變化；而張培剛的定義則承襲了熊彼特的創新理論，把工業化定義為不斷創新的過程，也就是認為工業化的原因是出現了生產要素的新組合——創新。

什么是發展？本文認為，發展就是創新。經濟是發展還是停滯的關鍵或者說根本在于能否實現創新。經濟發展的實質是創新，是經濟資源得到了更為有效的配置，是生產要素實現了新組合，是資源利用方式取得了進步，而不是經濟資源或生產要素——如儲蓄（資本）、勞動力等——數量的增減。沒有創新就根本談不上發展。創新是指人們在生產力、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全部領域中進行的創造性活動，既包括技術創新，也包括制度創新。從廣義上講，創新是對傳統觀念、理論、體制、技術進行革命性揚棄的過程。創新有相對性，并非只有全人類的最新成果才是創新，只要在一個相對獨立的經濟體內引入一種新的成果，并能夠增進該經濟體的經濟福利，就是創新。熊彼特的創新概念包含了一切可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的創新活動，但熊彼特的創新理論基本上限于技術與企業組織創新，至于社會制度的變革，他只看作是創新的社會效應，并不是他研究的創新本身。而本文討論的創新既包括微觀層面的技術與組織創新，也包括宏觀的基本經濟制度的變革，認為它們都是影響經濟發展的最為重要的因素。同時，要實現經濟發展和創新還需要有一個相對穩定的環境。

這里強調了四個觀念，一是資源組合觀念，為了實現發展，經濟資源必須組織在一起，分散的、處于自然狀態的資源，只是提供了一種發展的可能。如鄉村存在大量過剩勞動力，同時，銀行中也有大量居民儲蓄，這時，應該說經濟發展的主要條件是具備的，但這卻不一定必然帶來發展，如果銀行的儲蓄找不到有利可圖的投資渠道，閑置勞動力找不到合適的就業崗位，這些閑置的資本和勞動力仍然存在于生產體系之外，經濟仍然可能停滯。只有當生產要素被有機地組織起來，潛在的生產力才可能變成現實的生產力。

二是變革觀念，如果前述閑置資本（儲蓄）和勞動力雖然實現了結合，但是卻沒有實現新的結合，繼續已有的或原有水平的生產組合，進行低水平的重復建設、重復生產，那么帶來的不是經濟增長，而很可能是（結構性的）生產過剩。只有實現了生產條件和生產要素的“新組合”，建立了新的生產函數，新生產要素的投入才可能帶來經濟發展。

三是效益觀念，就是只有有效益的增長才是真正的增長。如果組合在一個經濟體中的生產要素不能被有效使用，實現的是沒有經濟效益的組合，雖然會生產出產品（服務），但也不會實現經濟發展。如很多人都奇怪，經濟規模曾居世界第二位的蘇聯，其經濟總量為什么會突然大幅度萎縮至不足原來的一半？其根源就在于它的很多生產是沒有效益的，很多工廠生產出來的東西還沒有投入的各種生產要素值錢。

四是創新的層次觀念，生產函數的創新可以分為“基要的”生產函數的創新和“被誘導”的生產函數的創新，基要的生產函數的突破性變化或變革能夠引起并決定其他生產函數的變化，被誘導的生產函數隨著基要生產函數的變革而變化。而基要的生產函數的內涵也是變化的，在不同生產力發展水平上，基要的生產函數是不同的，在熊彼特—張培剛建立其理論的時代是交通運輸、動力工業、機械工業、鋼鐵工業等部門。而目前，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高新技術部門的生產函數顯然更為“基要”。制度創新可分為制度結構的創新和制度安排的創新，制度結構的創新是指一個社會基本的資源配置方式的變革，制度安排的創新是指某一具體的交易方式的變革。制度結構的創新是帶有全局性的創新，是制度安排的創新的總和，能從根本上決定制度安排創新的方向和進程；制度安排創新的不斷積累也能引起制度結構的創新。當一個社會基本制度比較成熟，能增進社會福利時，其創新基本是制度安排的創新；當一個社會處于變革之中，基本制度不穩定時，就會發生制度結構的創新。

如果一個經濟體能夠實現經濟資源的有效的新組合，能夠建立新的生產函數，特別是在基要的生產函數方面有新的突破；或者處于變動中的經濟體，其制度變革的方向是資源利用方式實現了進步，那么，它就會實現發展。而且，它不僅能夠利用其本身的經濟資源來發展，還會成為一個發展的磁體，能夠吸引經濟體以外的資源參與它的發展。

所以，創新包括科技的新發展、新突破，新資源的發現和利用，新市場的開拓，新的資源組合的出現，新的生產方式的采用，新的生產函數的建立，包括資源配置方式的變化等。概括地講，創新包括科技創新和制度創新，科技創新是生產力的重要變革，制度創新是生產關系的重要變革。科技創新能夠開發利用新的資源、市場，提高原有的經濟組合的效益，甚至可能帶來新的經濟組合；制度創新既可能是把閑置的經濟資源組合起來，進行有效益的經濟活動，也可能是重組沒有被有效益地利用的經濟資源，進行有效益的經濟活動，還可能是對原本有經濟效益但效益較低的資源進行重組，進行更有效益的經濟活動，或者是從根本制度上實現資源配置方式的變革。重大的科技創新能夠帶來經濟組合方式的變革，或帶來以前從未有過的經濟組合；制度創新不僅能夠使科技創新的潛力盡可能充分地發揮出來，甚至可能誘導出新的科技創新。

本文的經濟發展概念的內涵就是指包括以上幾層意義的創新。經濟發展的實質就是創新，包括科技創新和制度創新。因此，經濟發展函數的表達式為：

G＝f（I，T）

其中：G＝經濟發展，I＝制度，T＝科技。

制度（I）與科技（T）的關系是：以科技為核心的生產力決定制度，制度對科技具有反作用，制度既能促進科技創新，又能阻礙科技創新。

從經濟發展史來看，經濟發展迅速的時代就是創新活動密集的時代。人類的經濟發展史就是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相互交織、相互制約、相互促進的歷史。隨著信息時代的到來，人類社會正迎來一個前所未有的創新密集期，創新的重要性愈益明顯，這對各國的經濟社會制度提出了巨大挑戰。

三、制度與創新

現在，應該給制度下一個定義了。

研究制度問題的學者從不同角度給制度下了不同的定義。舒爾茨（1991）認為制度是管束人們行為的一系列規則，這些規則涉及社會、政治及經濟行為。諾斯（1991）認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來的規則、守法程序和行為的道德倫理規范，它旨在約束追求主體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個人行為。”他還說，制度通過提供一系列規則來界定人們的選擇空間，約束人們的相互關系，從而減少環境中的不確定性和交易費用，進而保護產權，增進生產性活動。制度提供的一系列規則由社會認可的非正式約束、國家規定的正式約束及其實施機制組成。斯考特（Schotter,1981）認為，當行為當事人處于一種重復博弈狀態時，一個群體的所有成員的行為就具有一種規律性，當且僅當這種規律性是真實的并且是共享性的知識的時候，它就是制度。汪丁丁提出，制度可以被理解為關于如何協調分工的人們的知識的載體。

汪丁丁的定義側重于制度形成過程：制度是在世代相傳過程中，經由人類理性不斷積累和篩選的協調分工的知識。舒爾茨和諾斯的定義概括了制度的表現形式和功用：制度表現為人們合作、競爭及其他在社會生活中所必需的正式的規則、守法程序及非正式的道德倫理規范；其功用在于約束人們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行為，使人們能對他人的行為做出預期，減少不確定性，以降低交易費用。

新制度經濟學所講的制度，分為正式規則和非正式規則，正式規則又可以分為：（1）基礎性規則（屬于制度環境或制度結構范疇），如憲法秩序等國家基本制度，它是界定國家的產權和控制方式的基本規則，是決定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秩序的基礎，具有普遍約束力，是制定規則的規則。（2）制度安排，它是在基礎性規則框架內約束特定行為和交易的具體操作規則，包括成文法、習慣法和自愿性契約等。非正式規則包括：（1）文化進化所形成的規則或叫“文明”，它是一個民族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形成的文化積淀，包括最基本的價值信念、倫理規范、道德觀念、宗教、思維方式、人際交往方式、風俗習慣等，它對各種正式規則和非正式規則的形成、發展以及外部規則的引進等都具有深刻的基礎性影響，是人們必須接受而難以改變的，以至于布坎南（1989）認為，應該把這種由文化進化所形成的規則與制度嚴格區別開來，因為前者是我們不能選擇、不能重新構造的，并始終對我們的行為具有約束力；而后者則是可以通過人類有意識的行為來推動其不斷演化的。（2）意識形態，它“由相互關聯的、包羅萬象的世界觀構成，它必須解釋現存的產權結構和交換條件是如何成為更大的體制的組成部分的”（諾斯，1991）。意識形態是一種社會信念體系，人們通過它來判斷勞動分工、收入分配和社會制度結構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是決定制度效率或節約交易費用、降低制度變遷成本的最重要的非正式規則。

新制度經濟學所討論的制度主要是指正式規則中的制度安排和非正式規則中的意識形態。在新制度經濟學家的論述中，正式規則—非正式規則，制度結構（制度環境）—制度安排的分類是交叉的，也就是說制度結構有正式的，也有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可能是正式的，也可能是非正式的。但他們所強調的制度安排“必須至少用于下列一些目標：提供一種結構使其成員的合作獲得一些在結構外不可能獲得的追加收入，或提供一種能影響法律或產權變遷的機制，以改變個人（或團體）可以合法競爭的方式。”

總之，理性有限的經濟人在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面臨著不確定性，既有侵犯別人利益的動機和可能，也面臨著自己的利益被別人侵犯的風險；同時，個人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還需要與他人合作，而且隨著生產力和分工的發展，經濟行為主體的合作日益復雜和廣泛。在社會進化的過程中，那些能夠減少不確定性，有助于人們對未來建立長期預期，保護經濟行為主體的利益不受不合理的侵害，有利于經濟行為主體合作，能夠保證個人利益，從而保證社會整體利益實現的行為規范，就被篩選并固化下來，成為了制度。

認為，制度是包括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在內的社會經濟關系的總和，在階級社會，它代表統治階級利益，為維護統治階級的統治、實現統治階級利益的最大化服務。一定的社會經濟制度是由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決定的，反過來，制度又是影響經濟科技發展的最重要的因素。在社會發展過程中，那些符合社會生產力發展趨勢，有利于生產力發展的制度，不斷揚棄和代替已不適應生產力的發展要求、阻礙生產力發展的制度。有利于生產力發展的制度是有生命力的制度。

由于經濟發展的實質是創新，而制度則是影響經濟發展的最重要的因素，經濟發展是制度的函數，所以，從研究經濟發展的角度，本文給出如下的制度定義：從宏觀的角度看，制度是由一定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所決定，同時又對生產力的發展具有反作用，包括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社會經濟關系的總和。制度是約束機制，它維護一定的社會經濟秩序和社會經濟運行方式，降低社會經濟運行成本。制度也是激勵機制，符合社會生產力發展要求的制度能促進和刺激經濟發展，不符合社會生產力發展要求的制度則是經濟發展的桎梏。從具體經濟行為主體（包括法人和自然人）的微觀角度來看，制度可以被界定為行為規范，它是約束機制，規定人們的行為界限，約束經濟行為主體的行為，并使經濟行為主體能夠判斷他人的行為，從而減少不確定性、形成長期預期、降低交易成本、增加個人效用；制度還是激勵機制，較優的制度就是較能激發經濟主體的潛能和創造力的制度，較劣的制度則會壓抑經濟主體的積極性。因而從本質上說，制度是一定約束下的激勵機制的組合。

由前面的討論我們知道，經濟發展過程實質上就是創新的過程。那么，從宏觀的角度看，由于社會經濟發展的實質是技術或基要生產函數的不斷創新，制度促進經濟發展或阻礙經濟發展的實質，也就是制度能否使社會的創造力充分釋放出來，從而不斷推動技術及基要生產函數的創新。從經濟行為主體的微觀角度看，制度能否最大限度地實現經濟主體的利益，也體現在它能否使所有經濟主體都能通過自己的能力和創造力的充分發揮最大限度地實現其利益，也就是體現在對經濟主體的創造性的激勵或抑制。一句話，制度促進經濟發展或阻礙經濟發展的實質就是制度是刺激創新還是阻礙創新。能夠激勵創新的制度就能充分釋放經濟發展潛力，就是好制度。那么，好制度的理想狀態是什么呢？如果我們承認整個社會經濟是各經濟主體及其相互關系的有機結合，那么，要使制度把促進社會技術和基要生產函數創新，與充分調動和發揮各個經濟主體的積極性和創造力統一起來，那么，這個制度就必須是激勵相容或稱自選擇的。也就是說，各個經濟主體按照這個制度所提供的信息，在自利的內在激勵下所做出的決策對于他們每一方來說都是最有利的，從而對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也是最有利的，即實現了納什均衡。如果一種制度能夠使經濟人在自利的內在激勵下所做出的決策與該制度所要達到的目標相符，或者說，如果一種制度所發出的激勵信息恰好是對經濟主體的自利行為的激勵，那么，經濟主體就會自愿選擇這種制度，這種制度就會自動實現，而這種狀態就是納什均衡。所以，理想的制度是實現了納什均衡的制度，是能充分激勵創新的制度，是當事人作為自己的一個最優選擇而自覺遵守的制度，因而是最節約交易費用的行為規范。顯然，至少在現階段，這樣的制度并不存在，制度只可能逐漸并無限趨近于納什均衡。

在強調制度激勵創新的功能的同時，還應指出其中暗含的幾點：首先，制度不僅是激勵機制，它還是一種約束機制。它決定了行為人的行為規范，其中最基本的是不能通過損害他人的利益來實現自己的利益，如果必須損害，那么必須通過談判相應地付費。說理想的制度是納什均衡就包含了這一點。其次，制度要能鼓勵創新、促進發展，使人們自覺地遵守它，它就必須能夠使人們形成一種穩定的、長期的預期。也就是說，它要使人確信，如果干了壞事，一定會受到壞事后果的懲罰；如果做了貢獻，一定能夠得到回報（這就是產權制度的精義）。否則，如果無法確定一個人的行為后果由誰承擔，行為人就有積極性追求短期利益，而不會進行長期的投資和創新。第三，能有效激勵創新的制度必然是開放的制度（陳平，2001）。

人類社會的制度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處于不斷發展演變之中，理想的制度形態是納什均衡，是各經濟主體及整個經濟體系的創新潛能被充分釋放的制度。因此，制度變遷就是制度為了更好地促進創新而不斷調整的過程，是一個不斷逼近納什均衡的過程。無論以效益更高的制度代替原有制度，還是降低交易成本，抑或提高經濟效率，都是通過創新來實現的。也就是說，高效制度對低效制度的替代、交易成本的下降、經濟效率的提高等，都是制度變遷的目的和結果，而制度變遷過程的實質則是創新。沒有創新，就不能實現制度變遷，制度必然陷于僵化、停滯。

總之，制度是影響經濟發展的根本因素，制度促進或阻礙經濟發展是通過激勵或壓抑創新實現的，因為經濟發展的實質就是創新。因而，好的制度是能持續激勵創新的制度，同時，這種制度本身也應是充滿生命力的、開放的、不斷調整和創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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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國際競爭歸根到底是各國綜合實力的競爭，綜合國力的競爭歸根到底是各國經濟科技實力的競爭，而知識產權是經濟科技競爭的非常重要標志。因而各國越來越重視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的建設，越來越重視專利戰略的制定和實施。我國高校承擔了國家的主要科技創新與技術研發工作，是專利技術開發的重要源地。但我國高校的專利工作還存在許多問題。ChunjuanLuan，ChunyanZhou等［1］(2010)指出中國大學的研究評估體系鼓勵創造更多的專利，但卻忽略專利的轉化。芶禎成，王喜梅等［2］(2005)指出高校在最初的研究開發選題上，由于市場需求因素考慮較少，研究選題往往偏重技術與理論，較少考慮科研對國家經濟的直接貢獻。本文以江蘇高校為依托研究專利技術開發的價值導向問題。羊玢，孫慶鴻［3］(2005)江蘇很大的優勢在教育上，因此人才和科技也是江蘇最大的希望。江蘇高校的專利申請和授權量大幅度增加，但轉化率不高，存在專利技術流失現象嚴重、專利實施率低、專利商業價值不高、失效專利量大等一系列問題。經過原因分析得出，江蘇高校專利工作存在政策導向問題，專利意識淡薄，重論文、輕專利，專利實施機制不健全，不重視專利實施等方面的問題。徐棣楓，周元等［4］(2010)指出目前高校的專利活動中并未將市場作為重要的因素，未能自覺運用市場機制，甚至脫離市場，科研和專利申請較少考慮市場需要和產業需求。國外對專利的研究比國內要深入些。BronwynHHall［5］(2005)隨著美國專利的廣泛增加、歐洲專利的增長以及亞洲專利的迅速外來入侵，世界專利開發在迅猛激增。MartinMeyer［6］(2006)高校的專利已經并且不斷深入地應用到了企業當中，而且不同科技領域的不同專利的應用在被廣泛的開發中。IrwinFeller，MaryannFeldman［7］(2009)美國學術專利的商業化不斷加深，同時也帶動了高校專利的轉化率的提高。IRAJDAIZADEH［8］(2009)開始并不斷深入研究基于知識產權的公司策略，即是包括科研花費、專利、貿易、媒體交流和市場價格革新等的議事日程的研究。本文提出從專利技術開發的價值導向方面入手，研究了江蘇高校專利技術開發的價值取向。并將著眼點放在在市場主導上，結合市場的一系列內容，建立了江蘇高校專利技術開發中基于市場主導視角的價值導向體系。本文建立的這一價值導向體系，力圖從源頭上對解決江蘇高校專利工作存在的一系列問題有所幫助，改善江蘇高校專利工作的現狀。

2相關概念界定

價值取向是指個體根據自身的利益需要和信仰所擁有的思想和行為的導向。姚迎春［9］(2005)從通常意義上說，價值導向就是社會成員對價值的取舍和追求。價值導向是指社會通過理論、路線、方針、政策和教育等手段對個人、集體的價值取向的引導、示范和要求。價值取向強調個體的利益和需求，而價值導向強調社會整體的規范和追求。價值導向具有對整體的定向功能、凝聚功能和調整功能。市場經濟的最基本特征是依照市場的供需規律對人力、物力和財力等方面資源進行配置。專利的內容包過發明創造、實用新型和外觀設計。高校專利技術開發是指高校的科研人員對新技術進行研究與開發，并將開發出的技術進行專利申請。高校專利技術開發的價值導向是指在高校的專利技術開發中，通過理論、路線、方針、政策和教育等手段，對高校個體、集體的價值取向的引導、示范和要求。江蘇高校專利技術開發中基于市場主導視角的價值導向可以概括為:江蘇高校在進行專利技術開發時要結合江蘇高校的實際情況，通過研究市場主導的價值導向的市場、政治、經濟、技術和社會五個方面，形成整體的價值規范和追求。經過對資料的研究整理，可分析概括出江蘇高校專利技術開發中的價值取向內容，主要包括(1)功利取向:老師在進行專利技術開發時很多人是抱著評職稱、拿獎金的個人功利想法;(2)完成任務取向:為了完成學校派發的專利任務;(3)商業取向:主要在校企聯合專利開發上，開發的專利技術是面向市場需求的;(4)個人興趣愛好:進行專利技術開發完全為了個人的興趣和愛好。因為在高校專利技術開發中大部分開發人員是抱著評職稱、拿獎金、完成學校任務等想法和價值判斷準則，所以造成了江蘇高校存在著失效專利多、專利實施率低、專利轉化率低等的一系列問題。而且這些問題又反過來影響了高校科研人員的專利開發創造的態度。盛濟川［10］(2005)如果一項職務發明專利成果得不到轉化，科研人員或教師就會失去這樣的一種成就感，從而挫傷了他們創新的積極性。肖陽［11］(2008)高校專利應緊密結合市場，為專利轉化實施創造良好條件。本文從江蘇高校專利技術開發的價值導向入手，試圖建立市場主導的價值導向準則，從而有助于解決上述一系列問題。趙杰，游達明［12］(2011)市場需求是技術創新的根本動力，市場實現程度是檢驗技術創新成功與否的最終標準。因而高校的專利技術開發應特別重視市場的導向作用。本文從市場、政治、經濟、社會、技術五個角度出發，構建了江蘇高校專利技術開發中基于市場主導視角的價值導向的指標體系。

3基于市場主導視角的江蘇高校專利技術開發價值導向指標體系的構建

基于市場主導視角的江蘇高校專利技術開發價值導向的指標的選取是本著現實性、實用性、系統性、科學性、價值性等原則。在分析和總結現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從市場、政治、經濟、社會和技術5個維度，初步構建了基于市場主導視角的江蘇高校專利技術開發價值導向指標體系，包括5個一級指標和20個二級指標。指標內容及相應的解釋如表1。

4運用層次分析法對指標體系進行研究分析

4.1層次分析法原理及步驟

層次分析法(analyticalhierarchyprocess，簡稱AHP)是由美國運籌學家A.L.Saaty于21世紀70年代提出的，是對非定量事件作定量分析的一種簡便方法，也是人們對主觀判斷做客觀描述的一種有效方法。其基本思想是將復雜的問題分解，得到若干層次(目標層、準則層、方案層)和若干要素(每層所包含的對象)，然后在各要素間進行簡單比較、判斷和計算，從而得到不同要素的權重，進而進行不同要素間的排序，以達到對復雜事物做系統化、有序化處理的目的。這種方法具有系統性、簡潔性和實用性等特點。其基本步驟可以概括為:1)構造遞接層次分析模型;2)馮麗霞，施韶亭等［13］(2010)對同一層次的各元素關于上一層次中某一準則的重要性進行兩兩比較，構造兩兩比較判斷矩陣;3)計算權向量并作一致性檢驗;4)計算組合權向量并作一致性檢驗。判斷矩陣是指針對上層次的某因素，本層次與之有關因素之間的相對重要性的比較，采用1～9標度法(如表2);進行一致性檢驗時，需先求出判斷矩陣的一致性指標為CI=λmax－nn－1，并且需引入修正值RI(又稱平均隨機性指標，如表3)來校正一致性檢驗指標，利用公式CI=CIRI計算一致性比例CR。當CR＜0.1時，判斷矩陣的一致性是可以接受的;否則，應當對判斷矩陣作適當修正。

4.2構造層次分析結構模型

基于市場主導視角的江蘇高校專利技術開發價值導向的指標體系運用層次分析法構建的結構模型如圖1。圖1基于市場主導視角的江蘇高校專利技術開發價值導向的指標體系結構模型

4.3結果及分析

經過有關老師、研究生等專家小組的討論，運用德爾菲法，充分衡量比較各指標的相對重要性，得出每層的判斷矩陣初始數據。進而應用AHP層次分析軟件，輸入指標體系的層次結構模型和判斷矩陣的初始數據，再經過一致性檢驗，最終得出各級指標的權重，以及各指標的總排序。如表4:通過上表可以看出，市場在一級指標中所占的比例最高35.42%，其他一級指標雖然各自的比重不高，但也不可或缺。而在市場的二級指標中占比重較高的為市場需求導向38.13%、顧客導向28.25%和競爭導向20.93%。通過總權重的分析可得出各指標中影響很重要的幾個指標依次是市場需求導向13.16%、顧客導向9.75%、經濟結構7.93%、學校科研技術能力7.55%、競爭導向7.22%、產學研建設5.69%、經濟發展水平及未來走勢5.31%和江蘇省的專利政策5.27%。所以有此可清晰地得出基于市場主導視角的江蘇高校專利技術開發價值導向要特別注重市場這一因素，同時也要兼顧政治、經濟、社會和技術其他四個方面。市場表明了消費者的需求，決定了生產什么樣的產品，可以為江蘇高校在進行專利技術開發時提供導向依據。政治、經濟、社會和技術相當于輔助方面，它們為基于市場主導視角的江蘇高校專利技術開發的價值導向提供支撐和保障。在市場因素當中，最重要的為市場需求導向、顧客導向和競爭導向。這三個因素可以很好的分析出專利的市場，找出專利的市場需求所在，從而明確江蘇高校的專利技術開發的市場價值導向的內容。若從更具體細化的指標層次來看，基于市場主導視角的江蘇高校專利技術開發的價值導向就是要尤其注重市場需求導向、顧客導向、經濟結構、學校科研技術能力、競爭導向、產學研建設、經濟發展水平及未來走勢和江蘇省的專利政策這些指標，同時也不能忽略其他的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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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現代機械制造技術 相關工藝 具體應用

中圖分類號：F416.4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098X（2017）02（c）-0095-02

經濟進步的趨勢下，現代機械制造也逐步展現了獨特的技術優勢。相比于傳統技術，機械制造的現代化技術可以為企業創造更高的經濟收益，因此也受到了更多企業的認可和接受。現代性的機械制造具體包含了網絡技術、信息傳感技術、自動化管理技術等，因而具有多學科融合的基本特征。企業為保障自身綜合實力的提高，就應當致力于改進傳統流程，運用現代性的制造工藝來提高生產效能，同時杜絕制造過程中的偏差[1]。機械加工及制造通常涉及較復雜的多個流程和步驟，因此相關人員有必要熟練新時期的自動化加工手段和制造工藝，通過全方位的技術改進來體現技術優勢。

1 機械制造工藝的技術特性

在企業生產中，機械制造工藝是不可缺少的。相比于傳統制造工藝，現代機械制造體現了先進性的特征，與此同時也具有靈活高效、清潔度高以及能耗低的工藝優勢。由此可見，新時期的機械制造不僅包含了最基本的工藝技術，同時還包含了產品制作、產品研發、開拓市場等各個環節[2]。現代機械制造從本質上來講應當構成整體，這是由于機械制造工藝融合了很多學科的基本原理。具體而言，機械制造的現代工藝和技術具備如下的特性。

首先，現代機械制造工藝包含了多學科的技術，因此具有綜合性特征。從現代意義上講，現代機械制造擺脫了傳統工藝限度，在更高層面上確保了機械制造流程的統一性。企業若能適當運用現代化機械制造方式，那么就可以保障綜合實力的提升，服務于企業生產實效的提高。

其次，機械制造的現代工藝技術具有全球特征，符合了新時期的全球化趨勢。在一體化進程的推酉攏各行業都面對劇烈的市場競爭，為適應一體化，企業就有必要做出技術層面的轉型。相比于發達國家，我國現有的機械制造工藝仍缺乏完善性。作為機械制造企業而言，應當從根本上轉變認識，嘗試接受并認可現代的新式機械工藝。

第三，現代機械制造與網絡具有緊密的聯系，體現了統一的生產流程。面對劇烈的行業競爭，企業為獲得自身的優勢，就需要從全面的角度入手完成技術轉型。機械制造技術整合了制造成本、制造產品的耗時、產品質量控制等多層要素，在此基礎上構建了統一的結合體，這樣做有利于整合原本分散的機械加工流程，確保企業獲得優良的機械加工質量[3]。

2 具體的技術應用

機械制造行業具有獨特的性質，這是由于機械制造包含了多層面的綜合性內容，因而也有利于適應新的技術形式。在應用層面上，機械制造工藝與技術包含了如下要點。

2.1 集成化和信息化技術

從機械加工角度來講，企業若要通過加工得到優質的機械產品，那么有必要運用集成的信息化技術來確保實現。機械制造的現代化系統正在經歷轉型，在這個時期也逐步引入了智能制造、集成制造和柔性制造的新方式。在網絡的輔助下，集成化機械制造有利于保障全局操作的精確性，同時也融合了產品設計、機械設備生產、機械零件裝配、產品檢驗和銷售等不同的環節。在信息網絡的支持下，信息化機械生產流程體現了更強的集成特點，進而構建了智能化的自動式機械加工體系[4]。

2.2 改進機械加工的方式

特種加工工藝集成了化學能、熱能和光能等不同的能量形式，在能量集成的基礎上還運用了新式的超聲波加工以及電解加工。在技術進步的驅動下，機械制造領域也逐步開始運用新型材料和新式加工工藝。從現狀來看，特種加工技術已經運用于新時期的機械加工，從而體現了特種工藝的獨特優勢。例如：對于耐熱的硬質合金、金剛石或者淬火鋼等材料，如果運用傳統的流程是很難予以加工制作的。然而，特種加工的手段卻可以順利完成對于硬質材料的制造加工。近些年來，機械加工領域還誕生了水射流加工的新模式，這種工藝尤其適用于加工細小精密的硬質材料。

2.3 引進新型機械設備

企業如果要順利運用現代機械加工及制作，那么首要的前提就是引進機械制造的先進設備和機械。這是因為，高效精密的機械制造儀器有助于提升生產效率，也可以為企業帶來成本的節省。例如最近幾年，現代化機械加工的相關企業逐步開始運用五軸數控的高精度銑床、集成電路的數顯儀和超重型龍門銑。這些先進的大規模設備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節省人力操作，企業也能由此加快機械制造的整體速度，有利于改進工藝。

3 技術發展的整體趨勢

從技術趨勢來看，機械制造技術改進的關鍵點就在于自動化。對于機械制造的工藝領域，一體化的人機技術、集成技術以及智能技術都在迅速擴展，此外還包含了柔性制造的工藝方式[5]。運用自動化技術，有利于在加工流程中隨時調整原先的工藝步驟，從而更加符合機械加工的整體規劃。在網絡化的幫助下，機械制造中的自動化工藝還會進一步更新。對于機械產品設計、篩選加工原材、零件主體的制造和加工、市場銷售等都會繼續加以改進。總之，自動化技術的誕生有利于構建企業密切交流的新渠道，保障企業順利實現機械制造管理。

機械制造通常涉及很多流程和環節，在這些步驟中如果能運用虛擬化的機械制造方式，那么就能在本質上縮短加工流程，與此同時也顯著降低了投入機械制造的總成本。虛擬技術主要用于檢驗工藝合理性、優化產品制造流程。由此可見，虛擬技術可以用于檢驗機械制成品，通過不斷調整現有的制造技術，就能優化機械加工。在產品制作周期縮短的同時，企業也能借助虛擬技術的手段來調整物流、落實過程化管理并且保障生產安全。

4 結語

在轉型階段中，機械制造工藝和技術也應當隨之改進，只有不斷加以完善才能適應現今劇烈的行業競爭。對于機械制造行業而言，在引入新式機械制造技術時應當依照因地制宜的基本思路，確保引入的新式工藝符合自身的生產特征。在運用新技術的基礎上，機械制造以及加工行業應當符合網絡化、信息化和集成化的基本宗旨，確保企業獲得優良的市場競爭實力，從而完善日常生產的流程。然而截至目前，企業在運用現代機械制造手段的過程中并沒有達到完善，有待長期改進。在未來實踐中，機械制造的相關人員還需要不斷摸索經驗，進而服務于現代機械制造工藝的整體質量提高。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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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巍.現代機械制造工藝與精密加工技術探析[J].科技傳播，2014（3）：58，71.

[3] 何亞南.現代機械制造工藝及精密加工技術的應用分析[J].科技創新與應用，2014（28）：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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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電子政府；現狀；概念；功能；價值

Abstract: The present information and the communication and the network development has provided the new platform to a political prefectural yamen transformation， has had the electronic government (Electronic Government). The article through the paper which studies to already some electronic government conducts the research， to the electronic government’s basic concept， the function and the value pursue has carried on the elaboration.

key word: Electronic government; Present situation; Concept; Function; Value

研究背景

網絡和信息與通訊技術作為科技革命的產物是先近生產力的代表，在世界范圍內的迅猛發展給人們的生活帶來深刻影響。同時信息與通訊技術與國家上層建筑的結合順應了20世紀80年代新公共管理運動以來的各國政府再造改革運動，產生了電子政府（Electronic Government）。電子政府最早起源于美國副總統戈爾領導的全國績效評估委員會提出的“運用信息技術再造政府”運動，隨后英國日本等發達國家業開展了電子政府建設。我國電子政府（Electronic Government）建設是借鑒西方發達國家經驗，在我國由于文化背景和學者的理解不同有很多稱法，如“電子化政府”、“電子政務”、“網絡政府”、“數字政府”和“虛擬政府”等。但是電子政府是被大多數學者認同的合理的學科名稱。

一、電子政府概念與內涵

學者們對電子政府定義的差別，直接原因是對Electronic Government 翻譯的不同理解。根據學者們對電子政府的定義可以把電子政府的價值取向、技術平臺和功能作用把電子政府的概念分為三類：服務論、技術論和改革論。

（一）服務論觀點

服務論觀點吸收了新公共管理理念即批判和改革科層官僚制政府本位以民眾為顧客為民眾提供公共服務的思想，注重強調電子政府的價值取向。認為電子政府是為民眾提供信息資源及服務的虛擬政府。張成福認為電子化政府是指政府有效利用現代信息通訊技術，透過不同的信息服務設施，在其方便的時間、地點及方式下，對政府機關、企業、社會組織和公民提供自動化的信息及其他服務，從而構建一個有回應力、有效率、負責任、具有更高服務品質的政府。于鳳榮、王麗認為：電子政府是運用信息及通訊技術打破行政機關的組織界限，構建一個電子化的虛擬機關，使得人們可以從不同的渠道獲取政府的信息及服務。以上是服務論的觀點，服務論著重強調政府的服務職能。

（二）改革論觀點

持改革觀點的學者認為電子政府是政府再造，重點在信息和通訊技術及網絡化平臺上通過改革政府組織結構和業務流程的重組和優化，構建政府管理體系。張志清認為的電子政府是指基于信息技術對現有的政府組織結構和工作流程進行優化重組之后，重新構造成的新的政府管理形態。劉寶潤認為電子政府由政務過程電子化、網絡化影響和推動，促使政府機制和體系重組，而形成的適應電子化、信息化需求的政府結構形式，實現政府再造，電子政府的核心內容是建構一個虛擬狀態的政府及其部門結構體系。許希亮、常春芹認為所謂電子政府通常是政府利用現代信息和通訊技術打破行政機關的組織界限，建構一個基于計算機網絡環境的電子化的虛擬政府，確立一個精簡、高效、廉潔、公正的政府運作模式。改革論觀點強調通過改革從傳統政府轉向電子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傳統政府模式，從內在本質上更加注重追求效率、公平和服務品質。

（三）技術論觀點

持技術論觀點的學者多是從信息與通訊技術、網絡平臺為出發強調技術的作用，多注重研究電子政府業務流程優化重組和辦公自動化傾向于電子政務方向。汪玉凱認為電子政府是將政府管理與服務建立在現代信息技術、辦公自動化技術和網絡技術基礎之上的一種全新的政府治理模式。葛笑春認為電子政府是指在信息網絡化條件下，對傳統政府職能、組織結構和業務流程重組基礎上，主要以計算機網絡技術為平臺，實現政府的公共管理。張銳昕和黃波認為電子政府的主要內涵是運用信息技術及通信技術建構一個基于計算機網絡環境的電子化的虛擬機關，以改進政府組織，重組公共管理，最終實現辦公自動化和信息資源的共享。1技術論觀點主要是借鑒先進的管理技術和電子商務的建設成果，崇尚工具理性。

對電子政府的不同理解，是因為在我們的文化背景下對電子政府從價值趨向、技術平臺和作用功能不同認識構成的。可以認識到一點，電子政府是基于信息與通訊和互聯網為技術平臺構建的。他完全不同于現實中的實體科層制政府，他具有虛擬性，強調網絡化、信息化、數值化等特征，強調信息技術的執行功能。在他的背景環境下必然存在信息與網絡化的高度發達的虛擬社會。所以電子政府的構建完全取代實體科層制政府治理現在社會把政府的功能延伸到網絡社會和現實社會。討論電子政府必定把他的背景上升到網絡社會的范疇。電子政府具有技術主義和制度主義兩種思路，而制度主義是起主導作用的，也就是說制度按照自己的規則運用技術。技術和制度之間的護理效果不是直接的和結果性的，而是復雜的和高度依賴的。所以電子政府構建應該考慮如何把信息和網絡與制度和組織相結合起來，形成技術和制度緊密結合的規范與規則運行的政府模式，而不是討論如何運用信息與通訊技術和網絡為主導追求工具理性，更不是忽視制度與技術結合或制度磨合把現有政府組織結構和運行模式硬搬到網絡社會中。所以電子政府是基于信息與通信技術和互聯網平臺，實現政府的管理過程和信息采集自動化，重組政府業務流程的基礎上，重建行政職能、政府組織、構建為個人、企業、社會團體提供高品質服務，追求民主、效率有回應力、負責任的政府。

二、電子政府的作用

電子政府是科技創新和制度相結合的產物，他具有虛擬性，因為他服務于互聯網形成的虛擬社會中。他也具有實體性，因為他具有組織結構、制度基礎、服務站點和人員支持。電子政府的功能打破了傳統政府組織結構的束縛、部門的限制和行政區劃的阻隔，形成“無縫隙政府”，最直接的可提供7*24*365在線服務模式，極大地擴展了政府的服務時間和空間，擴大了政府的服務職能，也由于他的公開性和透明度增強，填補了傳統政府模式缺乏監督的弊端。

（一）電子政府對傳統政府組織的沖擊

電子政府創新是新公共管理范式革新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為公共行政價值觀的重構創造了條件。電子政府是在20世紀80年代新公共管理宏觀背景下誕生的，新公共管理運動對官僚制片面追求工具理性、漠視價值觀念進行了徹底的清算和批判。顏雅英、莊錫福在《電子政府是抑制官僚主義之良策》中指出電子政府通過發揮以下功能：（1）電子政府促進民主；（2）電子政府抑制行政膨脹；（3）電子政府促進規模適度政府的建立。從而克服各種物流阻礙和組織阻礙，杜絕傳統組織形態和物質構成中強調分工造成的部門分割和官僚主義層次繁多、互相推諉、手續繁瑣、公文旅行等諸多問題，最大程度地消除顧客使用公用產品和服務過程的成本， 成為抑制官僚主義的良策。

（二）電子政府的基本功能

電子政府是組織結構和業務流程重組后的政府，他也具有發揮政府功能作用為民眾提供服務和治理網絡社會的功能。徐曉日認為電子政府的功能有：（1）提升政府信息資源水平，（2）重建政府組織體系，（3）改進政府決策模式，（4）再造政府業務流程(5)優化政府人才結構。張成福把電子政府的功能歸納為：（1）提高政府決策理性和公共政策的品質，（2）促進信息流通利用和平等共享；（3）提高政府的反映力和社會回應力，擴大公民參與；（4）促進政府重組，節約行政，提高政府效率；（5）公開政府信息，實現開放政府。

矛盾總是存在兩面性，電子政府構建可以擴展政府的服務功能，填補傳統政府治理中的缺陷，但是也由于隨著民眾參與治理的程度提高和網絡的無邊界信息資源豐富易獲取性、治理客體的虛擬性，給政府的權威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削弱了政府的權力。電子政府推動了民主實踐的深度和廣度，但是一方面網上過度的民主會產生民主危機。張銳昕、黃波認為網上過分自由的信息傳輸有可能引發民主危機，如果任由網上“自由”、“民主”泛濫，社會將處于無序狀態，不僅造成政府宏觀調控失控，信息資源浪費，影響經濟發展效率，甚至會導致政府失靈，引發社會矛盾。另一方面，過度的民主也會滋生“無政府主義”。人們在追求民主與自由的同時，可能會產生無政府主義的思想傾向，甚至有人可能會打著構建電子政府這一旗號，另有一番“心思”。因此，在電子政府建設過程中要把握好民主的尺度。

三、電子政府的價值追求

信息技術和互聯網絡在政府運作中的運用創造了電子政府的管理模式，這體現了科技及其工具理性的力量及其給人類社會帶來的飛躍性變化。科技及其構造的工具理性就會成為一種針對所有人的異己力量，窒息著人的生存價值和意義，造成人類前所未有的發展困境與生存危機。所以，技術工具是一把雙刃劍，它需要價值觀的引導和制度的約束才能為社會的發展和人類文明的進步貢獻它自身蘊含的巨大力量。在無法找到更合適的代表更多人利益制度之前，民主必然是最佳的選擇，電子政府也同樣適合這種選擇。信息技術和互聯網給人帶來更深層次的民主是會引發“無政府主義”。所以電子政府應該追求合理的價值取向，學者們對電子政府價值取向作了研究。

（一）電子政府的基本價理念

電子政府有著與傳統政府不同的運營模式和基本特征，將導致傳統政府理念體系的重大變革，推動政府行政理念的重購和更新。李傳軍把電子政府的基本理念概括為：民主理念、科學理念、政治理念、責任理念、效率理念、公平理念、服務理念、安全理念、文化理念、形象理念。

（二）電子政府的價值理性層面是網絡政府

電子政府為網絡政府提供了技術前提，網絡政府則為電子政府塑造了價值的靈魂。在政府信息改革過程中應努力構筑電子政府的技術設施，同時將公平、民主、參與等人類價值追求滲透其中以構建網絡政府。紀麗萍提出：網絡政府是電子政府的價值理性層面，即在電子政府的技術設施上嵌入公平、民主、參與的價值，形成多中心治理的網絡政府。

（三）電子政府與公共價值觀的追求

電子政府是新公共管理范式革新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他也同樣追求公共行政的價值追求。徐曉日認為電子政府為實現公共價值觀的重建創造了條件，電子政府是基于公共管理部門基于現代信息與通訊技術和網絡的虛擬政府。因此電子政府也追求公共管理重建以追求人為中心、效率、責任與公平的核心價值觀并重的公共行政價值觀。

（四）電子政府的基本價值追求與實現形式

民主、法制、自由、人權、公共權益、正當程序等是現代社會的基本價值趨向。信息與通信技術和互聯網的充分發展，使信息成為優勢資源，事實上，信息歸根接地是權力。在網絡社會中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和網絡的使信息很容易獲取人們信息，并擁有權力，權力的產生必須有相應的規范和約束機制，民主就是最優選擇。民主與電子化信息化結合產生了電子民主。于鳳榮，王麗認為電子政府的最基本價值取向是追求民主和自由。也有學者以網絡和信息與通信技術為平臺研究電子民主（Electronic Democracy），提出電子民主是網絡時代的民主新形勢，宋迎法研究給出了電子民主的概念，認為電子民主是使完全網絡時代的民主。因此，如何加快落后地區的網絡和數字化建設，消滅“數字鴻溝”問題是電子民主能否實現的關鍵，也正是電子政府本身公平價值理念的體現。

電子政府出現和發展適應了新公共管理范式構建，作為政府治理新模式它還是一個新領域。在實踐中我國的電子政府建設經歷三個階段發展取得了很好的成就，但是在電子政府建設過程中還存在很多問題亟待解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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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國金融結構現狀分析

第一，金融產業結構。金融產業結構指的就是當前我國金融機構的整體情況，從《中國金融年鑒》可以看出，截止到2015年底，我國共有3家政策性銀行、5家大型國有商業銀行、15家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156家城市商業銀行、67家農村商業銀行、6家大型金融資產管理公司、49家外資法人金融機構、102家信托公司以及眾多的互聯網金融網貸企業。分析當前我國金融產業結構我們不難發現其具有以下特點：首先是種類相對較為齊全，隨著我國金融產業的不斷發展，我國的金融產業已經逐漸的從單一的國有銀行發展為國有、股份制銀行并存，證券機構、保險機構等也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形成了以銀行金融機構為主體，其它金融機構為補充的格局；其次是在金融產業中，銀行處于絕對的主導地位，這一點從《中國金融年鑒》中所公布的截止到2015年底銀行金融機構占據總金融資產的69.41%就可以看出；最后是國有金融機構在金融產業中處于壟斷地位，雖然當前我國眾多的股份制商業銀行、城市商業銀行、信托公司等金融機構并存，但是從資產份額和機構網點來看，國有銀行在金融產業中仍舊處于壟斷地位。

第二，金融市場結構。金融市場是金融結構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自改革開放至今，我國的金融市場已經初具規模并在世界金融市場中占有一席之地，例如我國股票市場世界排名第三、金融交易量也在世界前十等。具體而言，當前我國金融市場結構主要具有兩大特點：一個是金融市場結構整體較為完整，但多為原生性金融產品，衍生產品匱乏。目前我國金融市場大致包括貨幣市場、資本市場、外匯市場、保險市場和黃金市場，基本結構已經較為完整，但是其衍生產品較少；另一個則是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在金融市場結構中的比例過大，其規模占據整個金融市場的90%以上，其它市場發展速度較慢。其中資本市場中股票市場占據了絕對的主導地位，以場內交易為主，場外交易發展較為緩慢，貨幣市場中銀行債券仍舊處于主體，債券回購市場近年來發展速度相對較快。此外，值得注意的當前我國金融市場上債券融資和股權融資仍舊以國有企業和國有銀行為主，民營企業雖然發展速度較快，但是債券融資和股權融資受到諸多的限制。

第三，金融資產結構。總體而言，當前我國金融資產結構逐漸朝著多樣化的方向發展，根據《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金融年鑒》公布的相關數據來看，2005年貨幣類金融資產為219691億元，占金融總資產的85%，2015年貨幣類金融資產為906215億元，占金融總資產的59.61%，而證券類金融資產（債券和股票）在金融總資產中所占比例則從2005年的13.71%提高到2015年的38.35%，保險類金融資產從2005年的1.29%提高到2.04%。對比之下我們可以發現我國金融資產總體規模在不斷擴大的同時，內部結構也逐漸的趨于穩定，但是其發展速度仍舊存在一定的差異，其中證券類金融資產因經濟改革的不斷深入發展速度最快。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是貨幣類金融資產比重過大意味著金融風險高度集中在商業銀行，對我國經濟的發展構成了潛在的隱患。

二、社會轉型期金融結構存在的問題

2008年之后，我國社會經濟和產業結構調整逐漸進入了關鍵時期，對金融體系的功能和作用提出了新的要求，這種情況下傳統金融結構已經無法適應社會轉型的發展需要，與經濟結構出現了脫節現象，對金融結構進行優化升級勢在必行。有鑒于此，筆者從以下角度對社會轉型期我國金融結構存在的問題進行剖析：

第一，與經濟結構不匹配。經濟決定金融，金融服務經濟，這是金融與經濟最基本的關系，也意味著金融結構只有和經濟結構完全匹配才能夠充分發揮其對社會經濟發展的支撐作用。當前我國金融結構是建立在改革開放之后非公有制經濟迅速發展的基礎之上的，因此在過去的幾十年對經濟發展、科技創新起到了重要的積極作用。然而隨著社會轉型期的到來，雖然經濟結構整體沒有發生變化，但是很多細微之處卻進行了一定的調整，從而出現了金融結構與經濟結構不匹配的現象，制約了社會經濟的順利轉型。具體而言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是從金融機構來看，銀行在金融機構中處于絕對的主導地位導致了現有金融體系難以滿足社會轉型期眾多中小企業多層次市場主體的金融服務需求，例如當前國有大型銀行在金融產業中處于壟斷地位、中小金融機構發展不足、民間金融發展受限等；其次是從金融市場來看，當前金融市場普遍存在著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融資結構不合理問題，從而導致了諸多非公有制企業在社會轉型期舉步維艱，社會轉型目標難以順利實現。

第二，金融市場占比偏低。社會轉型的主要內容就是產業結構的調整，即通過創新來不斷的優化產業結構，發展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的高新技術產業，以此來實現占據產業鏈上游的目標，這也就意味著金融結構必須具備強大的創新支持能力，確保產業結構優化目標的實現。但是從當前金融市場的發展現狀來看，其在支持技術創新方面明顯存在諸多的不足。首先金融市場結構嚴重不平衡，目前我國金融市場結構屬于典型的銀行主導型結構，這種現象導致了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發展嚴重不平衡，使得金融風險基本上全部集中在商業銀行，加大了金融體系的脆弱性，也無法發揮資本市場在優化資源配置，促進技術創新，推進產業重組的重要作用；其次是風險投資發展不理想，對比美國等發達國家技術創新的主要資金來源是風險投資，我們可以發現當前我國金融市場中的風險投資明顯存在許多問題，集中體現在信息等高新技術產業在風險投資中所占比例較低，而已經成形的、收益較為穩定的產業則更加的受到青睞，使得風險投資流于形式，技術創新難以獲得充足的資金支持。

第三，金融市場化程度低。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主要目標，而實現這一目標的關鍵在于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作用。但是在30多年的改革實踐中大部分產業已經基本上實現了市場化運營，而金融產業因其和國民經濟密切相關的緣故，價格――利率自由化進展卻相對較為緩慢，這種情況必將對實體經濟發展起到一定的制約作用，從而影響了金融體系以靈活的價格機制引導產業結構調整的作用發揮。金融市場化程度較低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個是利率市場化尚未完成，從1993年利率市場化改革理念的提出至今，我們已經基本上實現了銀行間市場利率、債券市場利率、外幣存貸款利率的市場化改革，但是直接關系到國民經濟發展的人民幣存貸款利率仍舊存在“貸款管下限，存款管上限”的利率管制現象，導致金融資源無法實現市場化的價格配置，也難以發揮優化資源配置作用；另一個則是期貨市場建設之后，價格形成機制不健全。目前我國的股票市場隨著股指期貨的推出，做空機制開始逐步完善，價格信號形成的精確程度較以往有了一定提升。但現有債券市場，無論是證券市場的債券市場還是銀行間的債券市場，都只能做多，難以做空，使得收益率曲線難以合理呈現，不能為經濟轉型和產業發展提供資源定價權支持。

三、社會轉型期金融結構優化措施

第一，優化整體金融結構。在我國經濟結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過程中，我國實行了特殊的金融制度安排，即金融約束性政策，建立了一個半財政職能化的金融結構體系，從而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了重要的支撐。當前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對金融結構進行優化，促使其和社會經濟發展現狀更加匹配是必要且重要的。對此筆者建議從以下兩個方面著手：一方面要建立相對均衡化、分散化的金融結構。原因就在于金融資源高度集中在商業銀行是我國當前金融結構的極度不合理之處，“雞蛋不能放到一個籃子里”原則告訴我們金融資源的高度集中也必將導致金融風險的高度集中，一旦出現經濟波動所造成的損失往往難以挽回，對于社會經濟的轉型也是弊大于利，因此我國急需建立一個金融機構與金融市場均衡發展的金融體系結構，以此來降低商業銀行的風險，提高進入的安全系數；另一方面則要加快金融市場的發展，提高直接融資的比重，受我國金融機制的影響，當前我國直接融資遠遠的滯后于實體經濟的發展需要，尤其是中小企業基本上以間接融資為主，對此要加快金融市場的調整，實現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的平衡，為一些早期依賴于銀行資金的創新型企業提供更多的便利，順利的實現經濟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