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流動的原因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人口流動的原因，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2013年9月，國家衛生計生委公布了《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3》的相關情況。報告指出，2012年我國流動人口總數達到2.36億人，新生代流動人口已成為目前流動人口的主體。與上一代相比，新生代流動人口更為年輕，并逐步由生存型向發展型轉變：其進入城市不僅僅是為了追求溫飽，而是對未來發展有更多新的期待。此外，近年來流動育齡婦女的數量和比重也在逐年增加。據國家衛生計生委推算，2012年流動已婚育齡婦女占全國已婚育齡婦女總數量的近1/4。

從上述報告中我們不難分析出：一是流動人口的總數正在增加，這意味著其對現存社會管理的挑戰將逐年加大。二是流動人口的代際更替已經出現，新的流動人口構成必然帶有新的特點。三是新生代的流動人口在溫飽基礎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可能的犯罪行為也將不再滿足于傳統物欲的、侵犯財產的類型，而將會向更高層次轉變。四是新生代流動人口更趨于年輕化，其犯罪行為中暴力犯罪的比重也有可能相對應的增加。五是已婚育齡婦女的流動比例更大，這將給社會服務特別是對產婦醫療、兒童教育等方面的保障體系造成新的壓力，解決不當將會為城市治安帶來新的隱患。綜上所述，在新的流動人口背景下，我們有必要研究流動人口犯罪的特點、成因及提出相對應的完善和解決辦法。

一、流動人口犯罪的特點

(一)從傳統的侵財型犯罪向其他類型犯罪擴展

流動人口大多是以致富賺錢為目的而流入城市的，故而在流動人口犯罪中，以經濟利益為目的的犯罪占了絕大多數。很多流動人口沒有穩定的收入、難以維持基本的生活保障。故當其犯罪時，觸犯的罪名多為我國刑法分則第五章規定的侵犯財產類犯罪，各地數據統計表明尤其以盜竊、搶劫、詐騙居多。

《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3》指出，新生代流動人口正逐步由生存型向發展型轉變，其侵犯財產類犯罪的手段和方式也必然隨之發生變化。美國刑法學家薩瑟蘭創立了“白領犯罪”這一概念，他指出：“白領犯罪大體上可定義為體面的有社會地位的人在其職業活動中實施的犯罪行為。”新生代流動人口區別于傳統的流動人口，已不再局限于從事簡單的體力勞動，其犯罪特點也不再局限于僅僅是為了解決溫飽的物欲型犯罪，而是更趨于追求多元化的經濟利益。故而其觸犯的罪名也正在不斷滲入我國刑法分則第三章的經濟類犯罪，第八章的個別罪名如行賄罪等等。

(二)暴力性及低齡化

流動人口以青壯年男性為主體，其中很大一部分人在每天繁重的體力勞動中不斷強化身體機能。例如在我國的西部大開發計劃中，提供給流動人口的崗位基本局限于自然資源的開發和利用，流動人口中很大一部分人以從事石油天然氣的開采，煤礦、有色金屬及黑色金屬的開采，金屬冶煉，市政建設和道路建設等工作或者與此相關的配套服務為主。這使得此類身體機能處于良好狀態下的流動人口在實施犯罪行為時常常更傾向于使用暴力。新生代的流動人口更為年輕，這意味著流動人口犯罪的暴力性將更為突出。不僅如此，目前流動人口中不乏未成年人，這些流動未成年人失去家庭的溝通與監護，更兼身心尚未完全發展成熟，因此極易受到不良文化的誘導，從而進入犯罪分子的行列。

(三)地緣性

流動人口犯罪的另一特征表現為以地緣關系為紐帶而容易形成犯罪團伙。在城市流動人口實施的犯罪中，團伙犯罪的數量遠超過單獨作案。大量的流動人口來自農村，帶有濃厚的鄉親觀念，更兼城鄉文化沖突使其具有好抱團、排外的心理特征，很容易拉幫結派、結成一致對外且較為穩定的組織團伙，甚至出現師傅帶徒弟，傳授犯罪技巧與經驗的現象。這種以地緣為基礎的團伙在實施犯罪時大多體現為有預謀、有分工甚至互相包庇掩護，犯罪組織也日趨嚴密，更有甚者發展為帶有黑社會性質的團伙。

由于法律知識的宣傳普及和法律觀念的深入人心，在新生代的流動人口犯罪中，傳統的親緣性特征正在逐步弱化。具體體現為犯罪流動人口日常較少與親戚交往，更不愿意讓其參與到自己的犯罪中來。如相關調查顯示，廈門市在押的犯罪流動人口中，家人對其犯罪行為不知情的占61.7%，勸其自首的占26.3%，包庇窩藏和協助其潛逃的僅占1.6%。

二、流動人口犯罪的形成原因探究

流動人口犯罪是我國在目前特定的發展階段中出現的問題，是城市流動人口這一特定群體受到社會大環境影響的結果。引發流動人口犯罪的原因十分復雜，除流動人口自身的經濟因素外，文化價值觀念及社會管理服務體系也同樣起著不容或缺的作用。

(一)經濟原因

1.目標與現實的沖突

追求經濟利益是造成人口流動的最主要原因，同樣也是引發流動人口犯罪的主要原因。大量的農業剩余人口懷著“淘金夢”進駐城市，卻由于缺乏專業勞動技能，處于失業狀態進而不能滿足基本的生存需求。追求經濟利益的目標與生存現實之間的巨大沖突，使部分流動人口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3》指出，新生代的流動人口在溫飽之余對城市新生活充滿更多期待。這使得夢想與現實的反差尤為突出，也就導致經濟原因引發流動人口犯罪的現象更加明顯。

2.“相對剝奪感”理論

相對剝奪感理論(Relative Deprivation Feeling Theory)是由美國社會學家斯托夫(Stouffer)提出來的。“相對剝奪感”是指個人將自身處境與其參照的人進行比較，如果發現自己的處境處于劣勢，就會產生自己受到了剝奪的感覺。城市居民擁有比流動人口更穩定的工作、更高的收入、更好的社會保障，這些都極易引起相對剝奪感的產生。相對剝奪比絕對剝奪更容易誘發犯罪行為的發生。因為，對實施犯罪來說，可以見到和接近物質財富，要比完全缺乏物質財富或者沒有機會把它弄到手的情況更富有刺激性。豐流動人口是城市經濟財富的創造者，卻不是這些財富的享有者，長期在這種失衡的心理狀態影響下，就容易錯誤地將犯罪行為視為“奪回自己財富的行為”。

(二)社會原因

1.法律體系的滯后

目前我國關于管理流動人口的法律法規主要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暫住證申領辦法》、《關于城鎮暫住人口管理暫行規定》等規范性文件，大都強調流動人口的義務，疏于規定其權利。表現出的是對城市流動人口的防范，側重于治安管理和打擊整治，不關心其需求，更沒有針對流動人口的服務。隨著我國民主法治進程的不斷推進，流動人口的法律意識也在漸漸覺醒，生活在一個缺乏認同感及歸屬感的城市，履行了義務承擔了責任卻不享有相應的權利，極易產生對抗情緒，進而引發犯罪。

2.社會控制力的相對弱化

隨著我國城市化進程的發展，過去計劃經濟體制中建立的針對流動人口的社會控制機制已無法應對現今流動人口的數量膨脹，而城市新的社會控制機制尚未形成，這勢必造成城市對流動人口的社會控制力相對弱化。

即便是現有的社會控制體系也沒能在實際工作中發揮出應有的效用：大部分城市并未對這龐雜的工作予以相應的重視，只將其交由基層派出所負責;還有部分城市在流動人口的管理上缺乏明晰的工作制度，實際操作混亂不堪。這些都為城市流動人口犯罪的滋生提供了溫床。

(三)文化原因

1.價值觀沖突

長期生活在一種穩定環境下的群體會在群體內形成普遍認同的價值觀，因此城市群體價值觀與農村群體價值觀之間存在著一定的沖突。因為勞動力過剩，流動人口屈于弱勢地位，僅靠勤勞節儉很難滿足生活需要，因而更容易受到金錢至上等消極觀念的影響，這為流動人口從事盜竊、搶劫、組織或強迫、販毒等高危犯罪行為提供了精神支持。

2.匿名效應

某些犯罪行為的實施者如果不成為流動人口，可能終生都不會犯罪，這是因為熟人社會有著強大的道德制約力量。流動人口離開了原本固定的社會交際網絡，進入了陌生的環境，新的社會交際網絡尚未形成或者尚不穩定，就會出現一種無人知曉其身份的“匿名狀態”，以“隱形人”的身份生活在城市之中。這種狀態會極大地削弱道德對其行為的約束力，進而引起犯罪。隨著流動人口遷入城市的時間增長，陌生人社會又會逐漸地轉變為熟人社會，這種匿名效應也會慢慢地淡化甚至消失。

三、流動人口犯罪的預防

我國目前針對流動人口犯罪的管理更多傾向于防范，但從多年的司法實踐來看效果并不理想。人口流動的增長是由于我國飛速的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因此流動人口犯罪是絕對不可能避免的，單純的嚴刑峻法并不能解決一切問題，對流動人口犯罪的預防應當著力于“疏導”。

(一)重視流動人口的社會保障

近些年來，國家相繼出臺了一些針對流動人口的法規或規章，為解決流動人口的社會保障進行了一系列積極的探索。流動人口的社會保障問題集中在養老保險、公共衛生及醫療服務等方面，因此擴大醫療保險的覆蓋，統籌全國范圍內的養老保險將是完善流動人口社會保障工作的重中之重。

新的《流動人口發展報告》提到新生代的流動人口中已婚育齡婦女的比例正在增加，這一現象不僅增加了醫療服務保障的壓力，更為城市流動人口的子女教育問題帶來了新的挑戰。因此，改善辦學條件，提高教學質量，降低外來務工人員子女的輟學率，保障流動人口子女的受教育權應當被提上日程。減輕流動人口在社會保障方面的后顧之憂，增強流動人口的城市融入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預防流動人口的犯罪問題。

(二)建立針對流動人口的教育及培訓

一般來說，個體對違法犯罪的認知度越高，法律的威懾作用就越強，法律也就越能遏制個體的違法犯罪意圖。因此，對流動人口開展包括《刑法》、《治安管理處罰法》在內的的普法教育，有利于規制和防范流動人口的違法犯罪行為;而對其開展《勞動法》、《合同法》等相關法律法規的宣傳學習，則能提高流動人口的法律意識，讓其明確自身的權利義務，合理運用法律武器維護自己的權益，以合法的渠道解決糾紛。

其次應當對流動人口開展技能培訓，提高就業率。必要時也可在企業中對新上崗的城市外來務工人員給予一定程度上的幫助，比如分配師父在工作實踐中進行具體指導，從而消除因工作和生活環境改變帶來的不適應，減少城市治安的不穩定因素。

(三)立法上取消城鄉戶籍限制

篇2

【作者簡介】 段成榮，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楊舸、張斐、盧雪和，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研究生。北京：100872

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經濟、社會各領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引起了全世界的高度關注。人口的大規模流動是其中最重要的變化之一。龐大的流動人口的產生和存在，不僅作為最活躍的生產要素推動了我國經濟的高速發展，而且還引發了最為深刻的社會變遷，勞動力的行業和職業構成、人口的城鄉分布、社會的階層結構、人們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等都隨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為此，在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之際，非常有必要對30年來我國流動人口變化的歷史脈絡進行梳理，總結其變化規律。這樣的梳理和總結，不僅僅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認識歷史，而且還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預見我國流動人口的未來。

本文旨在總結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流動人口變動的主要趨勢。我們高興地看到，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政府十分注重對人口狀況及其變動相關信息的收集（這一點，本身也是改革開放的成果之一，它為決策的民主化和科學化提供了重要的依據）。在改革開放之初的1982年，我國就成功地組織了高水平的第三次全國人口普查；此后，又定期地開展了一系列的全國人口普查和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這些調查所提供的寶貴人口資料，為本文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1 數據來源及流動人口口徑的界定

本文研究使用的數據資料主要有1982年第三次全國人口普查（以下簡稱三普）、1987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簡稱87年1%抽樣調查）、1990年第四次全國人口普查（簡稱四普）、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簡稱五普）和200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簡稱05年1%抽樣調查）的相關數據。

根據歷次全國人口普查（調查）的項目特點，本文以調查項目“戶口登記狀況”為界定流動人口的標識。流動人口是指改變了經常性居住地而未改變戶口登記地的人。由于歷年人口普查（調查）的調查項目略有不同，依據各次普查（調查）得到的流動人口在口徑上有一定差異，具體如下：

在三普中，流動人口指戶口登記狀況（調查項目六）為“常住本地一年以上，戶口在外地①”，以及“人住本地不滿一年，離開戶口登記地一年以上”兩款人；在87年1％抽樣調查中，流動人口指戶口登記狀況（調查項目六）為“戶口在外地”的人；在四普中，流動人口指戶口登記狀況（調查項目六）“常住

本縣、市一年以上，戶口在外縣、市”及“人住本縣、市不滿一年，離開戶口登記地一年以上”兩款人；在五普中，流動人口指戶口登記狀況（調查項目R6）“居住本鄉鎮街道半年以上，戶口在外鄉鎮街道”以

及“在本鄉鎮街道居住不滿半年，離開戶口登記地半年以上”兩款人，并剔除其中的市內人戶分離人口；根據05年1%抽樣調查項目，流動人口是指“調查時點居住地”（調查項目R7）在本調查小區，但“戶口登記地情況”（調查項目R6）為本鄉（鎮、街道）以外的人口，同時剔除了市內人戶分離人口。在五普和05年1%抽樣調查數據中所剔除的市內人戶分離人口，是指在同一城市的市區范圍內居住地和戶口登記地相分離的人口，其具體界定比較復雜，詳細內容可參看段成榮和孫玉晶論文（2006）“我國流動人口統計口徑的歷史變動”，此處不贅述。

上述各年流動人口口徑之間并不完全一致，那么，依據這些數據得到的各年流動人口之間是否具有可比性呢？這是本文研究的一個基礎性問題。對此我們作了專門研究，結論是，可比性較強。這些可比性分析的結果，我們將另文專門討論，限于篇幅，本文不贅述。以下就兩個主要的問題做出簡要說明。

首先，研究表明，市內人戶分離人口和流動人口在很多結構性指標上存在較大差異（段成榮、孫玉晶，2006）。在2000年和2005年數據中，我們將市內人戶分離人口從流動人口中剔除出來，而2000年之前的歷次普查和抽樣調查都無法將市內人戶分離人口從流動人口中分離出來。那么，對市內人戶分離人口的這種不同處理方式，是否會影響本文的對比呢？我們認為，基本沒有影響，原因在于，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市內人戶分離人口很少。

其次，各次普查和調查對于流動人口離開戶口登記地的時間長短和距離遠近的界定有所差異，主要表現在時間上是否包括離開戶口所在地一年以內的人和空間上是否包括縣內跨鄉鎮流動的人。這些差異會對本文研究產生什么影響呢？利用05年1％抽樣調查數據，本文分別比較了流動時間為“一年以內”與 “一年以上”的流動人口、縣內跨鄉鎮與跨縣流動人口的性別、年齡、教育、婚姻構成、流動原因等結構特征指標，結果發現，本文前述有差異的流動人口口徑之間仍然具有較好的可比性。

2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流動人口變動的九大趨勢

第一，流動人口的普遍化

（1）流動人口規模在短短20多年時間內增長了21倍

20世紀50年代后期~80年代初期，由于實行嚴格的計劃經濟管理，加上嚴格的戶籍管理，全國流動人口為數很少。截止1980年代初，全國離開戶口所在地外出流動的流動人口數量不過幾百萬人。根據三普數據估算，1982年我國流動人口的數量僅為657萬人（注：由于歷年流動人口口徑不一致，根據人口普查（調查）數據資料直接計算所得到的流動人口數的可比性會受到影響。為了使各年份的流動人口規模有更強的可比性，我們對1982年、1987年和1990年的流動人口數量進行了調整。調整的依據是：從五普和2005年1%抽樣調查數據可知，2000年和2005年的“一年以內”流動人口在當年全部流動人口當中所占比例分別是22.61%和21.40%。我們取這兩個比例的平均數（22％）為時間調整系數；縣內跨鄉鎮流動人口在當年全部流動人口當中所占比例分別是30.2%和24.3%。我們取這兩個比例的平均數（27％）為空間調整系數。然后用這兩個調整系數對1982、1987和1990年直接計算得到的流動人口數進行調整，其中，1987年不需要進行時間調整。調整的計算公式為：

調整后的流動人口數=直接計算得到的流動人口數/（（1-時間調整系數）×（1-空間調整系數））調整后1982年、1987年和1990年的流動人口數分別為1154萬人，2479萬人和3750萬人。）（見圖1），只占全國總人口的0.66%。

1980年代中期以后，我國的流動人口經歷了一個迅速增長的過程。1984年，以國務院《關于農民進入集鎮落戶問題的通知》為標志，國家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對農村人口進入中小城鎮的控制，并由此帶來對整個人口流動控制的松動，隨之，流動人口在規模上迅速增長。1987年，全國的流動人口就猛增到1810萬人。

此后，流動人口的增長更是勢不可擋，人口流動的目的地也逐漸突破小城鎮而大量進入大中城市。根據四普數據估算，1990年全國流動人口數量達到2135萬人，占全國總人口的1.89%。而僅僅五年之后，1995年全國流動人口的數量幾乎翻了兩番，達到7073萬人，占全國總人口的比例進一步提高到5.86%。

2000年，全國流動人口數量超過1億。進入新世紀以后，流動人口繼續保持快速增長的勢頭。2005年，全國流動人口數量達到14735萬人。

資料來源：根據1982年第三次全國人口普查、1987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1990年第四次全國人口普查、199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和200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計算。本文以下圖表，如無特別說明，數據來源同此。

在短短的20多年時間內，全國流動人口規模從僅僅660萬人增加到近1.5億人，增長了21.4倍（注：如果按照調整后的流動人口規模進行計算，則增長速度慢于此速度，但改革開放以來流動人口快速增長的格局并沒有發生變化。）。今天我們面臨的形形的流動人口問題，都直接源于流動人口的巨大規模及其快速增長。

（2）流動人口在全國總人口中所占比例大幅度提高

1982年，流動人口在全國總人口中所占比例只有0.66％，那個時候，人們基本上感覺不到流動人口的存在。1990年，流動人口在全國總人口中的比例提高到1.89％，當時，部分城市中流動人口占城市總人口的比例也提高到10％以上，人們對于流動人口的存在已有了很明顯的感覺，整個社會對于流動人口的關注也逐漸顯露出來。進入新世紀以后，流動人口在全國總人口中的比例已達到10％以上（2000年為7.9%，2005年為11.27％），而在部分城市，這個比例已高達20％，甚至30％以上。

近年來，流動人口問題的突顯，顯然也是與其在總人口中比例的大幅度上升密切相關的。（3）流動人口隨處可見

流動人口流向四面八方。依據05年1％抽樣調查資料，14735萬流動人口分布在全國所有的省（市、區），幾乎找不到沒有流動人口的地方。在各個省（市、區）中，河南省是流入人口占當地總人口中比例最低的地區，盡管如此，流動人口在河南省常住總人口中所占比例也達到2.52％。

在部分城市和經濟發達地區集中了大部分流動人口。上海、廣東、北京、浙江、福建等省（市）接收的流動人口占當地常住總人口比例分別高達34％、26％、23％、20％和19％。在這些省（市），平均每五個人甚至每三個人中就有一個流動人口。

（4）流動人口來自五湖四海

流動人口來自全國的每一個角落。以跨省流動人口為例，雖然四川、廣東、安徽、河南、湖北、江蘇、廣西、湖南、江西等地輸出了全國多數的跨省流動人口，但全國的每一個省，都有在外流動的流動人口。

可以說，在今天的中國，已找不到一個沒有受到流動人口影響的城市街道或農村村莊。第二，流動原因的經濟化

依據流動原因，可以將流動人口劃分為經濟型流動人口和社會型流動人口兩類。經濟型流動人口包括因工作調動、分配錄用、務工經商、學習培訓等原因而流動的人；社會型流動人口包括因婚姻遷入、隨遷家屬、投親靠友和退休退職等原因而流動的人。

最初的流動人口以社會型流動人口為主體。1987（注：1982年三普資料中不含流動原因信息。)年，社會型流動人口在全部流動人口中占56.3％，而務工經商等經濟型流動人口則居于從屬地位。1987年1％抽樣調查數據顯示：在全部流動人口當中，因婚姻遷入而流動的人所占比例高達21.04％，同樣，因投親靠友、隨遷家屬等原因流動的人分別占18.7％和15.1％。因務工經商而流動的人卻只占26.58％，因學習培訓、工作調動等經濟型原因而流動的比例更低。

但是，追求經濟目標畢竟是人們遷移流動的根本原因。經濟型流動人口很快成為流動人口的主要部分。四普數據表明：到1990年，務工經商者占全部流動人口的比例迅速提高到50.16％，各類經濟型原因合計所占比例更是提高到60.2％。相反，社會型流動人口所占份額則降到1/3 左右。無論是婚遷、隨遷還是投靠型流動人口的份額都明顯下降。

進入21世紀之后，流動人口中務工經商者的比例維持在50%～55％的較高水平上。

第三，流動時間的長期化

表2展示了1987年、2000年和2005年流動人口在流入地居住的時間長短構成信息（注：其他年份無此信息。）。從表2數據中我們看到的是，流動人口在流入地居住不足一年者所占比例從1987年的18.35％提高到2005年的21.4％，而長期居住者（5年以上）所占比例則由40.08％下降到31.34％。這似乎表明，流動人口在流入地的居住時間在縮短，而不是延長。其實不然，原因是，1987年以后特別是1990年以后，我國流動人口進入了高速增長階段，年均增長率超過10％。在如此快速增長的背景下，每年都有大量“新增”流動人口加入到流動人口隊伍中來，從而導致短時間（如1年以內）流動人口的比例提高，而長時間（如5年以上）流動人口的比例下降。

注：其中1987年和2000年是指“在本地居住時間”，2005年是指“離開戶口登記地時間”。當我們考察長時間（在流入地居住5年以上）流動人口的規模時，我們發現在流入地居住5年以上流動人口的數量從1987年的700萬增長到2000年的3400萬人，2005年進一步增長到4600萬人（圖2）。

另據中國人民大學的“北京市1‰流動人口調查”資料，2006年，北京市流動人口中“來京時間”5～9年者占25.3％，10～14年者占9.4％，15年以上者占4.1％（翟振武，段成榮、畢秋靈，2007）。

綜合這些信息，我們認為，流動人口有在流入地居住時間長期化的明顯趨勢。

第四，流入地分布的沿海集中化

30年來，流動人口的流入地分布也發生了較大變化，最突出的特點表現為：流動人口越來越集中地流入到沿海地區，特別是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

（1）在流動人口大規模出現的初期，傳統人口流動活躍的地區、東北老工業基地和一些資源豐富的地區吸引了相對較多的流動人口。

20世紀80年代，傳統人口流動活躍的地區吸引了相對較多的流動人口。三普數據顯示：當時黑龍江省吸收的流動人口最多，全國流動人口的8.60％集中在該省；其次是河南、山東、江蘇和安徽，這四個省吸引的流動人口占全國流動人口的百分比分別是6.31％、5.39％、5.06％和4.85％。同期，遼寧、吉林也吸收了較多的流動人口，分別占全國流動人口的4.37％和3.83％。

上述7個傳統人口流動活躍地區和東北老工業基地合計吸收了全國流動人口的38.4％，東北三省合計吸收了全國16.8％的流動人口。

新疆、內蒙、山西是資源省份，它們在1980年代也吸引了較多流動人口。1987年，這三省的流動人口在全國流動人口中的比例僅次于廣東，總和達到18.46％。

（2）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沿海發達地區對流動人口的吸引力大幅度上升，而東北老工業基地及傳統人口流動活躍地區、資源省份的優勢大幅度下降。

1990年以后，不論是老工業基地，還是資源省份，其吸收的流動人口在全國流動人口中所占比重都在下降。從1982年到2000年，東北三省的流動人口占全國的比重從16.8％下降到了7.6％；而新疆、內蒙和山西三省合計的相應比重從12.0％下降到了5.03％。

與此同時，沿海地區則快速地集中了越來越多的流動人口。在沿海地區中，珠三角和長三角在集中吸引流動人口方面尤為突出。從1982年到2005年，廣東省流動人口占全國的比重從5.23％上升到了22.37％，而長三角地區的上海、江蘇、浙江的流動人口比例總和從11.27％上升到了20.58％。

流動人口流入地分布的這種變動趨勢，從根本上講，是由經濟發展以及由此形成的就業機會決定的。改革開放以來，珠三角和長三角地區先后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火車頭，這些地區越來越集中地吸引來自全國各地的流動人口，是理所當然的。

第五，年齡構成的成年化

（1）年齡結構金字塔的成年化

圖3展示了1982年以來我國流動人口性別年齡結構金字塔。觀察這些金字塔，不難發現，一方面，各年齡流動人口的年齡構成都符合相當標準的遷移流動人口的年齡構成特點，成年人突出地多，青少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則明顯偏少；另一方面，1990年以后，我國流動人口的年齡分布更突出地表現出向成年人口集中的趨勢，成年化現象很明顯。

（2）勞動年齡人口比重不斷上升，少年兒童及老年人口比重下降，平均年齡不斷上升

更精確的統計指標上看，流動人口年齡構成成年化趨勢也很清晰。勞動年齡人口（15～64歲）在流動人口中的比重不斷上升，從1982年的不到60%提高到2005年的84%以上。與此同時，我國流動人口中的少年兒童（0～14歲）和65歲以上的老年人比例不斷下降。

綜合起來看，全國流動人口的平均年齡和年齡中位數不斷上升，年齡中位數由1982年的23歲上升到2005年的29歲，平均年齡由1982年的28.22歲上升到2005年的30.36歲（見表4）。

（3）新增流動人口的平均年齡不斷提高

我們選擇了來本地時間不到一年的流動人口作為新增流動人口，分別計算了1987年、2000年和2005年的新增流動人口的平均年齡。結果表明（表4），1987年新增流動人口的平均年齡為25歲，到2000年提高到26歲，提高了一歲，2005年則進一步提高到26.7歲。流動人口成年化趨勢再次得到印證。

第六，性別構成的均衡化

很多人認為，流動人口往往是青壯年勞動力，而且以男性為主，而婦女則留在家里照顧孩子和老人。然而，從歷年的流動人口性別比變化趨勢可以看到，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流動人口的性別構成經歷了一個明顯的均衡化過程。

（1）我國流動人口性別構成的均衡化

改革開放之初，我國流動人口以婚遷、隨遷、投親靠友等社會型流動人口為主，而此類流動人口更多是女性。因此，在80年代初，全國流動人口的性別比明顯較低，1982年僅為84，到1987年，流動人口性別比雖有所上升，但仍低于100（圖4）。在1980年代的我國流動人口中，女性在數量上占據了多數。

這種流動人口女性占主導地位的現象在1990年流動人口規模開始急劇膨脹時，發生了根本變化。1990年，全國流動人口性別比達到歷史高點，為125。當時，流動人口更多地集中在年輕力壯的男性上。

進入21世紀后，我國流動人口的性別比開始逐步下降，2000年下降到107.25；2005年更是降到了101.17，流動人口中男女兩性在數量上基本達到了平衡。進入新世紀之后，女性流動人口迅速增長，一方面是源于越來越多的婦女加入到流動勞動力大軍之中；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更多的流動人口為了實現家庭團聚而以舉家流動的方式出現。

（2）流動人口中育齡婦女的比重不斷升高，城市計生服務和管理任務日益加重

在流動人口性別構成不斷均衡化的同時，我們注意到，育齡婦女在流動人口中所占比重在逐年提高。1982年，育齡婦女在流動人口中的比重僅為28.47％，1990年的這一比重上升到32.47％，到2005年，這一比重進一步上升到了38.39％。一方面，流動人口規模在迅速擴大；另一方面，育齡婦女在流動人口中所占比例在不斷提高，這兩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使人口和計生工作的直接對象――流動育齡婦女的規模大幅度增加。流動育齡婦女數量的增多(見圖5)對城市計劃生育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對城市計劃生育服務提出了更多需求。

第七，女性人口流動的自主化

20世紀80年代，女性人口流動的原因主要體現為從屬性流動。從表6可知，1982年，女性人口流動主要表現為社會型流動，因婚姻遷入、投親靠友、隨遷家屬而流動者在全部女性流動人口中所占比例分別達到36.97％、19.7％和17.34%。這三種流動加在一起，占了全部女性流動人口的72.13％。這一比例，比男性流動人口的對應比例高35.97個百分點。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當時女性人口因經濟原因而流動的比例僅僅為20.69%，尤其是“務工經商”的比例只有14.5%，比男性流動人口的對應比例低26個百分點。女性人口作為一種“附屬”而流動的特點十分鮮明。

女性作為“附屬”而流動的狀況到1990年仍在持續，但已開始發生明顯的變化。1990年，女性流動人口中的務工經商者上升到33.5％，婚姻遷入、投親靠友、隨遷家屬的比重總和下降到了52％。

注：歷年普查（調查）的流動原因項目略有變化，五普的流動原因中以“拆遷搬家”取代了四普的“退休退職”， 05年1％抽樣調查項目中的流動原因又增加了“寄掛戶口”、“出差”兩項。

對于流動原因的調查始于87年1％人口抽樣調查。由于1987年、1990年和2000年普查（調查）的流動原因是指普查前五年內發生過遷移行為的流動人口的流動原因，為了便于比較，2005年數據中的流動原因只選取那些在普查前五年內發生過遷移行為的流動人口的流動原因。

進入新世紀之后，女性人口的流動原因構成發生了根本性變化。2000年，社會型流動人口在全部女性流動人口中所占比例降到37.08%，而經濟型流動人口的比例則首次超過一半，達到58.08%。尤為突出的是，2000年，48.92%的女性因為“務工經商”而流動，該比例只比男性流動人口的對應比例低12個百分點。與此同時，因為學習培訓而流動的女性也明顯地有所增加。至此，女性作為獨立的主體而參與人口流動的地位得以確立。

第八，流動方式的家庭化

近年來，人們普遍注意到了流動人口家庭化的趨勢。盡管如何科學地測量家庭化仍有待進一步探討，但我們認為，以下現象直接反映了這種趨勢。

（1）流動人口中的女性比例和規模均逐年升高

在1980年代初期，流動人口中女性的比例比較高，其原因上文已經詳細說明。我們從流動人口真正大規模出現的1990年開始觀察，發現從1990年到2005年，流動人口中女性的比例由44.45％上升到了49.71％。女性流動人口的規模也從1982年的357萬增長到了2005年的7000萬。流動人口中的女性比例和規模均逐年升高正是流動人口家庭化的一個佐證。

（2）流動人口的已婚比例不斷提高

在1990年之前，流動人口還沒有大規模出現，流動人口的已婚比例比較高。1982年，已婚人口比例達到63.45%；1987年，該比例達到最高點，占到68.37%。

1990年，當“民工潮”開始涌現的時候，流動人口中的已婚人口比例下降到59.73%，到2000年，已婚人口比例又開始爬升，上升到64.84％，2005年則達到68.41%。與此相反，流動人口中未婚者的比例由1990年的36.1%下降到了29.1%（見表8）。

（3）流動人口舉家遷移的比例不斷提高

四普數據表明, 1990年, 流動人口中只有7.44%是生活在純粹由外來人口構成的家庭戶（簡稱純外戶）中,而有近60%的人是遷入到常住戶中,其余34%的流動人口則是遷入到集體戶中。這表明，在19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盡管當時人口流動的強度與規模比改革開放之初有了明顯的加強,但流動人口仍然以個體流動為主,他們中的多數以住集體戶或借助當地居民房屋為主，舉家遷移的規模并不是很大。

但在2000年, 遷入到純外戶中的流動人口的比例徒然上升到了46.06%,幾乎提高了5倍（見表9）,舉家遷移成為流動人口的首要選擇（周皓,2003）。

人口遷移的歷史經驗表明，人口遷移流動的先鋒者往往是年齡較輕、身體較強、經濟活動能力較高的人，他們離開自己的家庭，單槍匹馬闖世界。但是隨著時間變化、物質生活資料的積累以及人們對家庭生活的需要,便會開始大量出現投親靠友的遷移流動。許多分離的夫婦與子女再度在遷入地團圓,因而出現合家同時遷移現象。我國人口流動的家庭化現象，正是這一規律的反映。

注：“純外戶”是指戶主與配偶均為流動人口的家庭戶；“常住戶”是指戶主或配偶為當地人的家庭戶。

資料來源：周皓，2006。

第九，學業構成的“知識化”

（1）流動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構成不斷升級

30年來，我國流動人口的受教育水平迅速提高，呈現出明顯的不斷知識化的特點。具體表現在，1982年，流動人口主要以小學學歷為主（比例達到39.30%），初中學歷的比例只有22.69%。而文盲的比例卻高達28.56%。接受過高中或高等教育者極少，分別只占8.41%和1.04%。

到1987年，流動人口的學歷構成以小學為主的特點仍未改變。但一個突出的變化是，文盲的比例大幅度下降，初中和高中的比例都有明顯上升。

從1990年開始，流動人口的學歷構成也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從1990年~2005年，流動人口中初中畢業生的比例上升到第一位，而且呈不斷上升的趨勢。同時，文盲的比例進一步下降，2005年，流動人口中文盲人口的比例已降到5%以下。

（2）流動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不斷提高

全國流動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從1982年的5.58年增加到2005年的8.89年，即從1982年的平均不足小學畢業水平上升到2005年的接近初中畢業水平。23年內，流動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了3.31年。

（3）流動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高于且提高速度快于全國平均水平

從表10可知，歷年流動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都高于全國人口的平均水平，這也側面反映了流動人口并非人們經常想當然地認為的“低素質”的群體。

隨著我國教育事業的發展，特別是九年義務教育的普及，我國人口的平均受教育水平不斷提高。流動人口的受教育水平也在不斷提高，且提高速度快于全國水平，從1982年到2005年，全國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每年提高0.12年，流動人口則平均每年提高0.14年。

（4）較高受教育水平的流動人口不斷增多

全國流動人口大專及以上的比率在不斷上升。在1982年，大專及以上比率僅為1.04%，到了2005年，大專及以上的比率已大幅上升到7.24%。2000年和2005年普查（調查）可以提供更細致的分類數據，2000年的流動人口中有1.20％擁有大學本科學歷，甚至還有0.07％擁有研究生學歷。五年之后，這兩個指標都升高了，2005年的流動人口中有2.21％擁有大學本科學歷， 0.12％擁有研究生學歷。這些高學歷的流動人口說明流動人口知識水平越來越高，而且也越來越多元化。

3 結論和討論

3.1 研究結論

流動人口的大規模出現，是在我國改革開放過程中出現的重要社會現象；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我國流動人口急劇增長。大量流動人口的產生和存在，對30年來我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起到了重要作用，對我國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都產生了重大影響，從而也引起了政府、科研機構以及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和重視。

然而，作為一種社會存在，現代意義上的流動人口才只有短暫的30年歷史，人們對于這一群體的認識雖然在不斷深化，但仍然嚴重不足。目前，我們對流動人口的認識總體來講是底數不清、情況不明。對于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流動人口的變動情況及其規律性，更是很少有研究涉及，流動人口變化趨勢領域，基本還是空白。

我們感到，不深入研究過去30年的流動人口變動趨勢，就不能很好地認識和把握當前的流動人口，更無法科學地預見流動人口的未來變化，從而也就不能有效地解決與流動人口有關的各種問題。這正是引發本文研究的根本原因。

本文通過深入挖掘1982年以來歷次全國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資料，回顧和總結了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流動人口變動的歷史趨勢。研究發現，30年來，我國流動人口發生了一系列深刻的變化。這些變化突出地表現在流動人口的普遍化、流動原因的經濟化、流動時間的長期化、流入地分布的沿海集中化、年齡結構的成年化、性別構成的均衡化、女性人口流動的自主化、流動方式的家庭化、學業構成的“知識化”等九個方面。

本文研究還處于探索階段，所發現的各種趨勢，仍有待更深入的研究來發展和完善。但我們相信，所發現的上述趨勢，對于更好地認識我國流動人口是有所助益的，我們更希望，本文能引發針對我國流動人口變動規律的更多、更深入的研究。

3.2 討論

探討既往趨勢的根本目的，在于更好地認識現在和未來。

通過對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流動人口變動趨勢的總結和梳理，我們認為，以下問題是我們在今后重新認識我國人口城市化問題和流動人口問題時需要加以注意的。

3.2.1 重新認識我國的人口城市化道路問題，把流動人口問題納入我國現代化和城市化的戰略高度加以認識

發達國家現代化的歷史經驗表明，成功的現代化過程與人口城市化過程是有機統一的。沒有現代化的城市化是不可能的，沒有城市化的現代化也是做不到的。

歐洲國家在城市化初期，采用了一條“羊吃人”的道路，通過剝奪農民土地使農民徹底喪失在農村生存的根本從而大舉進入城市。這是歐洲國家城市化的“經典”道路。在我國，我們沒有也不可能選擇這樣一條道路。但應該選擇什么樣的道路問題，卻長期沒有得到有效解決。為尋找這條道路。我國已上下求索50多年。曾經長期實行的嚴格控制城市發展的道路顯然是行不通的。20世紀80年代初，先生在深入調查研究之后提出“離土離鄉”的小城鎮道路，曾經迸發過巨大的活力，但當小城鎮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后，這條道路也面臨一系列新的問題甚至難以逾越的屏障。

我們高興地看到，改革開放30年來，雖然不具備高深的理論知識，但數以億計的中國農民卻用他們的雙腳十分質樸地趟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的城市化之路，即以流動的形式來階段性地實現他們的城市化，同時也實現整個國家的城市化。用人口流動的方式來實現城市化，這是不同于西方“經典”城市化道路的中國獨特的城市化之路。顯然它并不徹底，但在現實條件下卻很有成效。對于這樣一條城市化道路，迄今我們還缺乏深入的、系統的研究。我們需要這樣的研究。

認識到這條獨特的道路，是十分重要的，它要求我們，再也不能簡單地把流動人口問題作為單純的流動人口問題來看待，而要把它作為現代化、城市化戰略問題的重要組成部分來看待。如此，在流動人口問題上任何局部利益、短期利益的訴求（很多時候，局部利益、短期利益非常強大，甚至可以否定全局性、長期性的戰略利益）都應該為全局性、長期性的戰略利益讓位！

3.2.2 在紀念改革開放30年的今天，我們要以改革的思想為指導，進一步改革我們對于流動人口的認識，這是真正有效解決我國流動人口問題的基本前提

應該說，30年來，我們對流動人口的認識是在不斷改革的過程中逐步走向成熟的。一個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對流動人口的稱謂。在流動人口出現的初期，方方面面都稱流動人口為“盲流”。他們真的是盲流嗎？顯然不是。本文總結的流動人口九大變化趨勢，都完全符合世界各國的歷史經驗，是人口遷移規律的體現，而不是盲流！近些年來，極少有人再用盲流來稱呼流動人口，這本身就是觀念變革的成果，是很大的進步。

然而，對流動人口和解決流動人口問題的認識，還有很多方面需要改革。比如，流動人口是積極因素還是消極因素？應不應該像對待城市市民一樣平等地對待流動人口？要不要保障流動人口的權利？保護流動人口的哪些權利？中國的流動人口是不是獨一無二的？國外解決移民問題的經驗和辦法可不可以借鑒和推廣到我國來？等等問題迄今，都沒有明確、合理、統一的認識。我們要以改革的精神、開放的思路來更好地認識這些問題，更好地推動我國流動人口問題的解決。這也是我們紀念改革開放30年的應有之意。

3.2.3 流動人口將長期扎根在城市，流動人口問題將是一個長期性問題。這是認識人口流動現象、解決流動人口問題的一個重要出發點

多年來，很多人一直寄希望于流動人口會像他們的名稱一樣，只是暫時地在城市工作、生活，他們會很快地回到農村去。迄今，我們的許多與流動人口有關的政策設計，也是基于這一假設的。但事實絕非如此！本文研究的結果表明，一方面，流動人口在城市居住已經表現出明顯的長期化趨勢。完全有理由相信，這樣的趨勢會繼續下去；另一方面，流動人口的家庭化趨勢、男女兩性的均衡化趨勢、女性流動人口的自主化趨勢、年齡構成的成年化趨勢、流動原因的經濟化趨勢等，都預示著流動人口將有更加強烈的長期化趨勢，他們將長期扎根城市。各國人口遷移經驗表明，在對流入地和流出地的選擇方面，婦女和兒童更強烈地傾向于選擇留在流入地。那么，家庭化趨勢、性別構成均衡化趨勢、女性流動人口的自主化趨勢共同作用，無疑將促使業已存在的數以億計的流動人口更多地選擇留在城市，而不是回到農村。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市1‰流動人口調查的結果也強烈地反映了這一點，在北京市的流動人口中，選擇長期留在北京的人在數量上是選擇回流老家的人的3倍多（翟振武、段成榮、畢秋靈，2007）。

充分認識流動時間的長期化趨勢，就要求我們在對流動人口的認識上，在解決流動人口問題的政策思路上，徹底革除那些有悖于長期化趨勢的認識和措施。

3.2.4 要認識到我國流動人口仍有較大幅度增長的可能性

對于已經達到1.5億龐大規模的流動人口的數量變動趨勢，目前存在截然不同的判斷。有人認為它已經增長到頂點了，以后不會再有大的增長；也有人認為流動人口還將有比較大幅度的增長。不同的判斷，并不僅僅是簡單的認識問題，它將直接影響我們對于流動人口問題的決策。

從過去30年的變動趨勢來看，我國流動人口自大規模出現以來，一直處于單方向快速增長的進程之中。我們認為，它將繼續保持增長的趨勢，有進一步大幅度增長的可能。原因是：30年來促使流動人口產生的條件如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存在、巨大的城鄉和地區收入差異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有些條件如城鄉和地區收入差異甚至比改革開放前有所強化。在這樣的背景下，30年來人口從農村到城市大規模流動的趨勢無疑將得以延續。

3.2.5 要及早重視來自城鎮的流動人口和接受過高等教育的“高端”流動人口

流動人口不僅僅是來自農村的人口。事實上，30年來，城鎮人口在流動人口中一直占著比較大的一個比例（大致穩定在25%~30％）。如果地區收入差異得不到縮小，可以預料，會有越來越多的城鎮人口加入到流動人口中來，從而推動流動人口規模的增大。

從前面分析中我們看到，在流動人口中，一場靜悄悄的變革已經發生。改革開放初期的流動人口，受教育水平很低。但進入新世紀之后，在流動人口中，已經活躍著一大批接受過本科甚至研究生教育的高等教育畢業生。如果以絕對規模看，目前，全國流動人口中擁有研究生學歷的人已經超過15萬人，擁有本科學歷的人更是高達300多萬人。如何應對越來越多的流動人口，如何應對越來越多的接受過高等教育的“高端”流動人口，已經成為一個需要重視的重要問題。

3.2.6 加大流動人口計劃生育服務和管理的投入

前述分析表明，流動育齡婦女規模在不斷增長，流動人口計劃生育管理服務任務日趨繁重。而目前流動人口集中的地區，計劃生育服務管理機構的設置、人員的配備、經費的投入等都遠遠不能適應龐大的管理服務對象人群的需求。非常有必要及早加大這方面的投入。

3.2.7 要為更多兒童和老年人口作為流動人口的到來做好必要的準備

流動人口的發展大致有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流動人口利用農閑季節外出務工，以短距離流動為主，大多數流動人口單身外出，農忙季節依然回家，沒有脫離家庭生活；第二階段，隨著流動范圍擴大，跨省跨區域流動成為主體，流動人口基本脫離農業生產，不少家庭中夫妻雙方均外出務工經商，子女留給家里的祖父母或其他親屬照顧；第三階段，流動人口在外地站穩腳跟后，并且在經濟條件許可的情況下，安排子女隨遷，在流入地生活、就學；第四階段，核心家庭在流入地穩定下來之后，青壯年流動人口進一步將父母列入隨遷的考慮范圍。

我們認為，當前，我國人口流動正處于第二階段末期、并向第三階段轉變的階段。在這樣一個時期，不僅流動人口總規模會繼續增大，更重要的是，青少年流動人口以及老年流動人口將開始加速增加。作為流入地的城市，需要及早為這些孩子和老人的到來做好必要的準備。

3.2.8 要加強對于流動人口調查研究方法的研究

人口流動作為一種新的社會現象，已經引發了高度的關注和大量的研究。但是，我們看到，有關流動人口的調查研究方法的探討卻相對不足。建議加強對于這一領域調查研究方法的研究。

參考文獻：

1 段成榮，孫玉晶.我國流動人口統計口徑的歷史變動.人口研究，2006；4

2 國家統計局.1982年第三次全國人口普查資料.中國人口統計出版社，1985

3 國家統計局.1987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資料. 中國人口統計出版社,1987

4 國家統計局.1990年第四次全國人口普查資料. 中國人口統計出版社,1993

5 國家統計局.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資料. 中國人口統計出版社,2002

6 國家統計局.200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資料. 中國人口統計出版社,2007

7 國家統計局人口和社會科技統計司.2005中國人口.中國統計出版社.2007

8 翟振武,段成榮.農民工問題現狀和發展趨勢.載于國務院研究室課題組《中國農民工調研報告》，中國言實出版社，2006

9 翟振武，段成榮，畢秋靈.北京市流動人口的最新狀況和分析.人口研究，2007；2

10 郭志剛.北京市家庭戶的變化及外來人口影響.北京社會科學，2004；3

11 周皓.中國人口遷移的家庭化趨勢及影響因素分析.人口研究，2004；6

12 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課題組.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報告.人口研究，2007；1

13 段成榮.省際人口遷移遷入地選擇的影響分析.人口研究，2001；1

14 段成榮.影響我國省際人口遷移的個人特征分析――兼論“時間”因素在人口遷移研究中的重要性.人口研究，2000；4

篇3

關鍵詞：人力資源流動 特點 成因

一、現階段我國人力資源流動狀況概述

人力資源流動是指人力資源在不同國家、地區、城鄉或行業、企業之間進行的流入或流出，可以劃分為宏觀人力資源流動和微觀人力資源流動兩類。其中，宏觀人力資源流動主要是指人力資源在國家之間、國家內部地區之間、國家內部城鄉之間的流動；微觀人力資源流動則主要是指人力資源在不同行業之間、企業之間或企業內部所發生的流動。

根據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數據顯示，近年來我國的流動人口規模不斷增加，2005年我國流動人口規模1.47億，占全國總人口的11.3%，2009年我國流動人口規模達1.8億，占全國總人口的13.5%，四年間流動人口增加了3300萬人，平均每年增加825萬人。根據國家統計局所進行的全國人口變動情況抽樣調查，2009年我國流動人口的特點，一是遷移流動人口中男性略多于女性，2009年遷移流動人口中，男性占57%，女性占43%；二是遷移流動人口主要是青壯年，15—59歲年齡人口是流動人口的主體，達到1.6億，占全部流動人口的89.8%。

二、現階段我國人力資源流動的特點

（一）宏觀人力資源流動特點

1.國際間人力資源流動明顯增加且范圍日益廣泛。隨著經濟全球化、一體化趨勢的發展和我國對外開放程度的不斷提高，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與世界的聯系越來越緊密，國際間人力資源的流動也隨之增多，而且我國人力資源的流入和流出國不斷增加，范圍越來越廣泛。

2.省內流動為主，省際流動為輔，且省際人力資源流動仍呈現出由經濟落后地區向經濟發達地區流動的趨勢。

2000-2010年我國各地區人口數量和所占比重的變化。東部地區人口數量不斷增多且所占比重不斷提高，而中部地區、西部地區和東北地區的人口數量穩定增加，但所占比重卻在逐年降低。

3.城鄉間人力資源流動以從鄉村向城鎮流動為主。就現階段我國人力資源流動的城鄉構成來看，仍然以從鄉村向城鎮流動為主。這也充分表明了我國城鎮與鄉村之間人力資源流動的趨勢。

城鄉之間的人力資源流動還呈現出其他一些特點，主要包括：流動規模方面，呈大規模且不斷擴大的發展趨勢；流動組織程度方面，由盲目流動逐步轉變為有序流動；流動時間跨度方面，由“候鳥型”遷移逐步轉變為“移民型”轉移；流動空間分布方面，由區域內就地轉移逐步發展為跨區域轉移；流動動力機制方面，由之前比較單一的追求經濟收入增加發展為追求子女教育、醫療條件等多元化動機。

（二）微觀人力資源流動特點

1.同行業內部人力資源流動不斷增加。同行業內部的人力資源流動并不改變原來所在的行業或職業，仍從事相同行業或職業的工作。

2.不同行業之間人力資源流動快速發展。不同行業之間人力資源流動改變原來所從事的行業或職業，隨著各行業企業用人觀念的轉變，現階段許多行業的各類組織或企業，逐步減弱和放寬對應聘人員的專業背景、行業背景要求，極大地促進了人力資源的跨行業流動。

三、現階段我國人力資源流動特點的成因分析

1.宏觀經濟因素。影響人力資源流動的宏觀經濟因素主要包括各國、各區域、城鄉之間的經濟總量、產業結構、研發、醫療及教育水平等。這些因素共同決定了我國現階段人力資源流動的整體流向和流量。

2.微觀經濟因素。微觀經濟因素主要包括經濟收入的高低、就業機會的多少、升職空間的大小、個人能力能否發揮、稅收的高低等。無論是行業內部還是行業之間的流動，都是由于存在著收入水平、就業機會、升職空間、稅收水平、個人能力發揮等的差異，而發生的。對于企業內部的人力資源流動，則主要是由企業多元化經營，、并購等經營戰略或方針、內部崗位調整等引起的。

3.國家政策環境因素。我國當前所處的特殊發展階段，使得國家出臺了一系列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政策、措施，包括推進城市化進程、教育體制改革、產業結構調整、區域經濟扶持、國際交流等相關舉措，都為人力資源流動提供了政策環境支持，正是由于這些政策的頒布和實施，才為人力資源流動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空間。

4.流動人員自身因素。導致上述人力資源流動特點的流動人員自身因素也就是人力資源流動特點的內部因素，主要包括流動人員的年齡、性別、身體健康狀況、文化教育水平、心理因素、人際關系和工作能力等。這些因素直接決定著人力資源是否流動的意愿和流動方向等。

四、結論

由于現階段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多樣性，以及各國、各區域、城鄉之間的經濟總量、產業結構、研發、醫療及教育水平等和行業經濟收入的高低、就業機會的多少、升職空間的大小、個人能力能否發揮、稅收的高低，再加上不同人力資源群體的年齡、性別、文化教育素養等的差異，導致我國現階段人力資源流動呈現出多種不同的特征。這些特征背后也難免會隱藏著一些諸如人力資源流動無序、不均衡及人力資源流動身份管理障礙、政策障礙、社會文化因素障礙等問題。因此，要促進我國人力資源流動的良性發展，必須建立健全找國的人力資源管理體制、協調各區域各產業的均衡發展，營造良好的人力資源環境。

參考文獻：

[1]王文波，李莉，張超，人力資源流動研究綜述[J].人力資源管理：學術版，2009（3）：216-218.

[2]國家統計局人口和就業統計司.“十一五”經濟社會發展成就系列報告之三：人口總量平穩增長就業形勢保持穩定

[3]中國新聞網，加拿大留學生總數近10萬中國留學生人數再居首

[4]熊丙奇，黃培清，我國區域人力資源流動失衡原因[J].河北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6（2）：24-27.

[5]王知桂，李建平.中國城鄉人力資源結構大調整的特點、成因及趨勢[J].福建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2）：1-7.

[6]熊丙奇，全林，顧鋒，我國行業人力資源流動問題與對策研究【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6，27（5）：194-198.

[7]熊丙奇，人力資源流動控制研究[D].上海交通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

篇4

Abstract：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haoxing popul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ts causes are analyzed in this paper， and the evolution trends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are forecasted， the research show that long-term population density of Shaoxing city will show a slow growth trend， and the growth rate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s higher than that of household population. Especially， Yuecheng district and Keqiao district become the major migrants gathering. Meanwhile， we analyze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population and consider the measures such as strengthening coordinate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optimizing the allocation of public resources， and enhancing city services conducive to scientifically control population size and structure，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population and economy.

關鍵詞： 人口流動；空間分布；人口密度；演變趨勢

Key words： population migration；the spatial distribution；population density；the evolution trend

中圖分類號：C924.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6）02-0019-03

0 引言

在城鎮化進程中，農村人口開始向中心城市遷移，城市人口的空間格局也隨之發生變化，并在一定程度上推進了區域社會經濟發展。流動人口分布反映了空間上的遷移動態與遷移規律，研究其空間格局的演變趨勢，對于引導人口合理布局，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具有現實意義。在這種背景下，我國許多學者對人口空間分布特征、原因、變化趨勢進行了研究，李若建（2003）通過分析廣州流動人口集聚與擴散的特征，發現職業結構是影響人口空間分布的重要因素[1]。由于城市能提供“綜合機會”，邊際報酬遞增以及生活質量提高將成為人口流動的拉動因素，人口流動規模逐年擴大（孫峰華，2006；于濤方，2012；）[2，3]。對于人口流動空間變化的特征，包書月（2012）運用ESDA方法分析了北京的人口空間演變特征，認為北京流動人口具有很強的集聚性并呈逐年分散趨勢[4]。同為大都市的上海，流動人口呈現“西高東低”格局，郊區人口空間集聚明顯，且其人口分布的演變存在明顯的空間排斥效應（高向東，2013；劉乃全，2015）[5，6]。本文在國內學者研究的基礎上，搜集了紹興六個區、市、縣的人口統計資料，分析其人口空間分布特征，并試圖揭示人口空間演變規律及其發展趨勢。

1 紹興人口空間分布特征及其原因分析

1.1 紹興市人口空間分布現狀特征

1.1.1 各區域人口數量分布差異較大

紹興市包括六個區、市、縣，分別為越城區、柯橋區、上虞區、諸暨市、嵊州市、新昌縣，其中越城區、柯橋區、上虞區屬于紹興市區。從表1來看，在2013年中六個區域的出生率均在7%以上，最高的是新昌縣，達到了8.15%；死亡率在6%～7.5%內波動。人口自然增長最大的是越城區，達到了1377人，而嵊州市出現了負增長（-207人）。就人口總量而言，越城區、柯橋區、上虞區、諸暨市、嵊州市、新昌縣分別為744647人、642922人、779484人、1046467人、733667人、439415人，人口規模從大到小排列是諸暨市、上虞區、越城區、嵊州市、柯橋區、新昌縣。紹興市人口總體分布態勢集中在以越城區為中心，柯橋區、上虞區為的市區。市區人口占了總人口的一半左右，諸暨市人口數在六個區域中排行首位，占據總人數的1/4左右。而新昌縣人口最少，只有43萬多，約占總人數的1/10。由此可見，各個區域的人口空間分布差異較大。

1.1.2 人口流動較為活躍，人口密度總體呈現北高南低

紹興市人口流動總體上較為頻繁，2013年紹興市六個區域（越城區、柯橋區、上虞區、諸暨市、嵊州市、新昌縣）流動人口數分別為342932人、858888人、197520人、384664人、90740人、44963人（見表2）。特別是柯橋區流動人口超過了85萬，占了該區總人數的57.19%。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人口流動的規模逐漸擴大，人口流動的活躍程度顯著提高，人口密度隨之發生了變化。從表2的統計數據可以看出，2013年紹興市六個區域人口密度分別為2206、1409、695、619、461、399人/km2，人口密度極不均衡，密度最大的越城區達到了2206人/km2，而最小的新昌縣僅為399人/km2，人口密度區域級差達到了1807人/km2。另外根據圖1與表2對照可以得出，紹興市人口密度以越城區為中心，向不斷降低，明顯呈現出北高南低的特點。

1.2 紹興市人口空間分布格局的原因分析

1.2.1 區域經濟發展

就紹興市而言，人口空間分布變化主要源于外來流動人口，而各縣域經濟水平則是影響人口流動走向的重要因素。其中以柯橋區的經濟發展最為迅猛，柯橋區擁有全球最大的紡織品交易中心，輕紡產品銷售額占全國三成，2014年實現生產總值1137.6億元，增長6.3%，財政總收入145.1億元，增長9.4%；在冊流動人口60.87萬人，登記發證85.59萬人，流動人口總量居全市第一。由此可見，柯橋區的人口密度僅次于越城區，與其經濟水平密切相關。大量外來人口的涌入，使該區域人口密度的大幅度增加，并成為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可替代的支撐力量。經濟越發達的地區，提供的就業機會就越多，對流動人口的吸引力較其它地區也越強。

1.2.2 城市服務功能

相對密集的人口是服務業發展的基本條件，豐富的勞動力有利于提升服務業競爭力；而服務業又對人口集聚具有不容忽視的作用，是吸納大量勞動力轉移的主要渠道。在六個區域中，越城區的工業型企業已基本外遷，服務業呈領先增長的態勢。根據2014年越城區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第三產業增加值244.97億元，占GDP比重達75.8%，三產對越城區GDP增長貢獻率高達83.5%。隨著，第三產業的支柱作用日趨顯現，越城區的服務功能也不斷增強，特別是世茂廣場、金帝銀泰城等重點服務業項目的相繼建成，不但豐富了周邊居民的休閑娛樂生活，而且提升了全區商貿服務業的規模，形成了強大的吸引力。

1.2.3 公共資源配置

公共資源配置同樣影響著人口空間分布，主要表現在教育、醫療、交通等優質資源對人口移動的強大吸引力。從全市范圍來看，紹興市的公共服務資源分布不均衡，區域、城鄉、群體之間存在一定的差異。以越城區的基礎教育為例，魯迅小學、北海小學、建工中學、元培中學等名校多集中在老城區，這些學校在師資力量以及教學硬件設施各方面都具有優勢，為了孩子享受更好的教育資源，不少家長紛紛購置名校學區房。盡管，這幾年紹興也在郊區組建一些名牌小學的分校，然而，分校升學率以及教育綜合質量還有待考證，公眾認可度偏低，進而影響人口空間的分布。

2 紹興人口流動的演變趨勢預測分析

2.1 紹興市人口總量與人口密度預測分析

紹興市戶籍人口總量增長較為緩慢。2005年戶籍人口總數為435.09萬，至2014年底增加至443.04萬，平均每年增長不到0.2%。不過流動人口數量較多，特別是經濟發達的幾個區，人口密度比較高。下面將紹興市2005-2014年的人口總數以及人口密度數據運用時間序列法進行預測，得到結果如表3所示。

從表3可以看出，紹興戶籍人口數未來增長較為緩慢，但是流動人口增長速度較快。這主要是柯橋、越城區、諸暨等地經濟發展速度較快，吸引了大量的流動人口，人口密度隨之逐年增加，由2015年的807人/ km2增到到2020年的912人/ km2。

2.2 紹興市各區域人口數量與人口密度變化趨勢預測分析

紹興戶籍人口增長速度非常平緩，從2005-2014年紹興各區、市、縣的人口統計資料中也不難發現，人口自然增長率非常低，這與我國當前的人口政策有關。下面我們對紹興各區域的人口運用多重線性回歸方法進行預測，預測結果如表4所示。

從表4中，不難得出，在未來六年中，紹興各區域人口增長速度極其緩慢，并且分布是不均衡的。越城區、柯橋區、上虞區、嵊州人口數量相差不大，在65萬-80萬之間。諸暨人口總數超過108萬，而新昌不到46萬，只是諸暨總人口數的42.5%。

從人口密度來看，紹興越城區、柯橋區人口密度較高。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流動人口不斷增加，未來這些區域的人口密度還將持續增加。我們針對這種增長趨勢，通過擬合曲線進行密度趨勢預測，其結果如表5所示。

從表5可以看出，紹興各個區域的人口密度未來增長速度逐漸放緩。紹興柯橋區流動人口的數量逐年增加，但增幅有所下降，人口密度增長速度也有所下降。上虞區和諸暨市是工業發達地區，外來人口流入較多，人口密度增速較快。而嵊州、新昌離中心區較遠，外來人口流入不多，所以人口密度較低，基本上處于一種穩定狀態。總而言之，不同區域的人口密度持續增長與增長停滯并存，中心地帶幾乎都是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區。越城區、柯橋區在未來的幾年里，人口密度還將持續增加。上虞、諸暨、新昌則呈現出“增長-放緩-增長”的態勢。而嵊州的人口密度表現出“負增長-增長-負增長”的人口密度變化規律。

3 結論與建議

從紹興市人口流動的空間演變來看，各地區人口密度呈逐年增長趨勢，但是增速逐漸放緩，其中流動人口的增長速率高于戶籍人口的增長速率。由此可見，大量外來人口的流入是紹興市人口數量不斷增長的主要原因。隨著城鎮化進程的加劇，經濟發展、城市服務功能、公共資源配置等因素對人口空間分布影響越來越大，為了促進人口與經濟協調發展以及新型城鎮化建設，可以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優化公共資源配置，縮小城鄉、區域、群體之間的差距。尤其是加大對薄弱區縣在教育、醫療、基本公共設施等領域的投入，逐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二是，以信息化推動產業升級，促進區域均衡發展。紹興市的產業大多集中在紡織服裝、裝備制造、醫藥化工等傳統行業。在新常態下，區域經濟發展要以信息技術突破口，把互聯網、云計算、大數據等元素植入到傳統產業，實現傳統產業與信息化的融合。三是，發展金融、物流、信息、商貿等服務業，創造更多就業崗位。中心城區要加快工業型企業向郊區的轉移，通過現代服務業，發揮中心城區的凝聚力和輻射力，改善居民生活環境。

參考文獻：

[1]李若建.廣州市外來人口的空間分布分析[J].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3）：73-80.

[2]孫峰華，李世泰，楊愛榮，黃麗萍.2005年中國流動人口分布的空間格局及其對區域經濟發展的影響[J].經濟地理，2006（11）：974-977.

[3]于濤方.中國城市人口流動增長的空間類型及影響因素[J]. 中國人口科學，2012（4）：47-58.

[4]包書月，張寶秀.北京市流動人口空間分布特征及變化趨勢研究[J].首都師范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12（4）：74-78.

篇5

據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統計數據，我國流動人口已達約2.6億。人口流動在給中國經濟帶來活力的同時，也在沖擊著中國原有的社會結構和社會文化，并引發了諸多的社會問題，這無疑給當前中國的社會管理帶來了巨大挑戰。本期策劃我們邀請相關領域專家學者從不同角度對其進行解讀，探討了人口流動的現狀及其未來趨勢、人口流動中的階層分化問題、流動人口福利保障、人口流動對流動主體（農民工）及主要流出區域（鄉村）的影響等，并從國際經驗中尋求借鑒，以期對促進我國人口合理有序流動，創新社會管理有所助益。

和平時期人口流動的主要動力是經濟和人口的地區差距。地區間的經濟發展不平衡導致勞動力流向就業機會更好的地區，人口老化的地區需要吸引外來年輕勞動力以維持經濟增長的活力。近年來，人口流動已成為全球經濟和發展議題中的重要內容，中國的人口流動也不例外。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經濟的快速變化推動了勞動力的流動，主要是從農村向城市、從欠發達地區向經濟發達地區的流動。政策和制度變革放開了對農民到城鎮務工的限制，降低了流動風險；經濟轉型和工業化以及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沿海勞動密集型產業的飛速發展，產生了巨大和持久的勞動力需求；農業現代化提高了農業生產率，降低了農業勞動強度、減少了對農業勞動力的需求；沿海地區和大城市在20世紀90年代最先完成人口轉變，長期的低生育率導致新生勞動年齡人口逐漸減少，經濟的快速增長又需要大量年輕勞動力；諸多因素共同推動了人口的流動。人口流動在為經濟發展作出貢獻的同時，也改變著中國的人口分布以及流入地和流出地的人口結構。

人口流動的規模與流向

中國流動人口的規模在改革開放后的30多年中持續增長，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以后增長速度明顯加快，從1982年的657萬人增長到2010年的2.2億人（圖1），達到了前所未有的規模，占全國總人口的17%左右。上海、廣州和北京等城市的當地常住居民中，約40%是流動人口。大部分流動人口是從農村流動到城市的年輕勞動力，2010年全國流動人口中約有1.5億人來自農村，省內流動人口中有54%來自農村，跨省流動人口中則有近82%來自農村。迄今為止流動人口規模仍繼續增長，根據國家統計局的《2012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12年全國流動人口約為2.36億人，比上年末增加669萬人。

圖1 中國流動人口規模及增長率，1982～2010年

（資料來源：根據歷次全國人口普查和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估算）

中國人口流動的主要趨勢一直是從中西部向東部和東南沿海一帶流動。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珠三角地區吸引了全國大量勞動力流入。廣東省的流入人口規模至今仍在全國居首位，東莞、深圳、中山等城市的流入人口數量已占常住人口的一半以上。不過，勞動力的流動方向對經濟變化高度敏感，隨著各地經濟發展進程和經濟形勢變化，人口流動的地域特征也發生了局部性變化。90年代以后，長三角地區（包括上海、江蘇、浙江）對流入人口的吸引力逐漸增強，與珠三角和京津冀共同成為流入人口集中的三大都市圈。21世紀以來，長三角地區流入人口增長速度超過珠三角地區，其中以浙江流入人口增長幅度最大。2010年的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結果顯示，流入人口更為集中在珠三角、長三角、京津冀三大都市圈。不過，盡管廣東仍是人口流入最多的省，但對流入人口的吸引力已明顯弱化。21世紀的第一個10年流入人口規模增長最快的幾個城市是上海、北京、天津和蘇州，顯示出這些地區更為強大的吸引力，人口流入重心已經從珠三角北移到長三角地區。天津和福建對流入勞動力吸引力顯著增強，顯然與近年來濱海新區和閩臺經濟區的發展密切相關。

經濟因素是吸引勞動力流入的主要因素，城鎮收入水平高和人均GDP高的地區，更可能成為流入勞動力集中的地區，如2012年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的天津、北京、上海、江蘇、內蒙古和浙江，除內蒙古以區內人口流動為主外，其他幾個地區都是跨省勞動力流入的主要地區，2005～2010年的省外流入人口幾乎占全國跨省流入人口的45%（另一個主要流入省廣東占25%），上海、北京、浙江的人口遷入率高居全國前三位。經濟因素也是推動人口流出的主要因素之一，2005～2010年人口遷出率最高的前三個省依次是人均GDP較低的安徽、江西、貴州，其他幾個主要的人口流出地還有河南、湖北、湖南、廣西、四川、重慶。總的來說，人口流出地區幾乎遍布全國、相對分散，而人口流入地區則相對集中在東部主要經濟中心城市。

人口因素是吸引和推動勞動力流動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有研究發現，遷出地人口規模對人口流動的影響（推動流出）僅次于遷入地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吸引流入）。除了東部農村地區也有人口流出之外，上文列出的主要人口流出省份都是人口較為密集、農村人口比重較高的人口大省，而且這些地區的生育轉變較晚、農村生育水平相對較高，因而能夠持續輸送大量的年輕勞動力。東部沿海地區和主要大城市是中國最早完成人口轉變的地區，也是最早進入人口老齡化的地區，長三角一些地區的人口早在90年代就開始負增長，這些地區在經濟快速發展時期無疑對外來年輕勞動力有巨大需求，而且需要持續引入外來勞動力維持經濟發展。

流動人口的構成及變化

流動人口以年輕勞動力為主，高度集中在15～30歲這個年齡段。與國際上較為常見的流動人口年齡模式不同的是，中國流動人口大部分不帶子女，因而15歲以下少年兒童占比極低，進而形成了農村留守兒童的問題。在過去30年間規模不斷擴大的同時，流動人口的年齡性別構成也在發生變化，這個群體已不再完全是90年代以前的“打工妹”、“打工仔”，已婚流動者比例不斷上升，更多的流動者不再是單身一人在城市打拼，而是與配偶子女同在流入地居住。婦女比例在流動人口中占了將近一半。沿海城市長期持續的經濟增長創造了豐富的就業機會，面向流動人口提供的公共服務和相關政策日益改善，越來越多的打工者停止了鐘擺式的流動，在城市中長期居留不再回到農村，流動人口的年齡中位數從1982年的23歲上升到2010年的29歲（即流動人口中有一半人在29歲以上）。2010年流動人口中離開戶籍地6年以上的占24%，上海和北京的相應比例更高達32%和30%。2000～2010年間，35歲及以上流動人口的增長率遠高于較低年齡組。因而流動人口規模的擴大不完全歸功于新進入勞動年齡的年輕人。那些早年離家外出的打工者已成為較為穩定的城市居民，他們的子女也有很大一部分進入城鎮勞動力市場就業，但是這兩代人仍被標記為“流動人口”或“農民工”，盡管很多年輕人生長在城市、從未務農。

流動人口構成的另一個重要變化是受教育水平的快速提高。2010年的省內流動人口中男性和女性分別有44%和40%受過高中及以上教育，跨省流動人口中的相應比例也分別高達30%和27%，小學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的比例顯著下降。流動人口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一方面歸因于近年來全國教育事業的發展普遍提高了青年人口總體的受教育水平，另一方面也說明一些地區通過提供更好的就業和發展機會成功吸引了受教育程度高的年輕人。與之相應的變化是，流動人口中從事專業技術人員比例有所上升，從事農業比例大幅度下降。流動人口構成的變化，將會影響未來人口流動和居留的變化趨勢。

人口流動對人口結構和規模的影響

大量農村年輕勞動力流向東南沿海城市，無疑會改變流入地和流出地的人口結構和人口規模格局。它對社會經濟和人口的影響有些在短期內明顯可見，有些則是長期的。

農村向城市的人口流動無疑是城市人口增長的主要推動力。中國大部分城市人口的生育率長期保持在低于1.5甚至接近1的極低水平，80年代以前積累的人口增長慣性消失殆盡，人口自然增長的作用已經微乎其微。中國城鎮居民規模自2011年起超過農村居民，鄉城流動無疑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這一現象也可在其他發展中國家看到，例如泰國的鄉城遷移對城市人口增長的貢獻為80%，印度尼西亞為68%。

由于中國流動人口的主要流出地均為人口大省，流出人口對本地人口規模的影響遠不及對流入地的影響，尤其對于人口流入相對集中的京津冀和長三角地區，這種影響尤為顯著。北京市在努力實現經濟持續高速發展的同時，力圖控制城市常住人口規模，結果則是人口規模目標的不斷突破。

不過，如果進一步考察流入人口對流入地人口結構的影響，則不難看出年輕勞動力的輸入正是這些城市經濟發展所需要的。以上海2010年人口形勢為例（圖2），20～39歲年齡組外來人口數量遠遠超過戶籍人口。外來人口所帶來的優勢不僅在于數量，更是年齡優勢。正是由于外來勞動力大量補充了本地戶籍人口在年輕部分的數量萎縮，才能有效維持上海經濟發展的活力。從圖2還可看到，上海目前居民中20歲以下人口數量遠遠不足以替換即將退出勞動年齡的人口，按照上海目前經濟發展勢頭，未來還需要源源不斷地引進外來年輕勞動力加以補充。上海的情況對其他很多東部城市都具有代表意義，由于長期穩定的極低生育率，大部分城市人口已經先于全國進入老齡化階段，戶籍勞動年齡人口也在老化，如果不引進外來勞動力，很難滿足經濟增長對勞動力的需求，尤其是對年輕勞動力的需求。看來，控制城市人口增長的最根本辦法，可能是調整經濟規劃和發展方式、降低對年輕勞動力的需求。

圖2 分性別年齡戶籍的上海常住人口規模，2010年（單位：萬人）

（資料來源：上海市統計局：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

主要受人口流動的影響，中國農村的老齡化水平高于城鎮地區，呈現城鄉倒置的特征。在城鎮化過程中，農村的年輕人遷往城鎮地區，使得城鎮地區的人口老化水平下降，農村地區的老化水平上升。從1982年起，農村地區65歲及以上人口占全部人口的5.0%，略高于城鎮地區的4.5%。到2000年城鄉差距繼續擴大，農村地區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7.4%，高于城鎮地區的6.3%。截至2010年，農村地區的老年人口比例已高出城鎮地區2.3個百分點。人口老齡化速度的地區差距也反映了人口流動的影響，2000～2010年老齡化速度最快的省份是甘肅（人口老齡化程度增長率為64.6%），其后依次是黑龍江、貴州、四川、重慶、青海、湖北、陜西、吉林、寧夏、內蒙古。老齡化程度增長最慢的是北京和天津，而上海的人口老齡化程度則在此10年間下降了12.3%，顯然與這些地區的大量流入年輕勞動力有關。

依據流動人口對于不同地區人口老齡化的影響，可將全國劃分為三類地區：A、受人口流動影響老齡化程度得到緩解的省（市、自治區）共有12個，其中緩解效果最為顯著的地區依次為上海、北京、天津、浙江和廣東等主要人口流入地；B、受人口流動影響老齡化程度更加嚴重的省（市、自治區）共有16個，其中安徽、江西、四川、重慶和湖南等人口流出大省的人口老齡化程度受勞動力流出的影響尤為明顯；C、流動人口對本省人口老齡化影響不大，包括內蒙古、吉林、云南等以省內人口流動為主的地區。值得注意的是，人口老齡化得到緩解的地區都是經濟發達地區，而人口老齡化因青年人流出而更為嚴重的經濟欠發達地區在老年保障方面的條件也相對較差，這些地區農村的人口老齡化后果及其對社會經濟的影響應受到高度重視。

人口流動未來發展趨勢

回顧發達國家和新興國家的城鎮化進程和近20年的人口遷移流動，預計中國人口流動還會持續相當長時間，并且不會在短期內縮小規模。超大城市人口規模將繼續增長，沿海的經濟中心地區人口將更為密集，而中西部和東北地區將由于青年人的持續流出導致人口老齡化加速。不過隨著流動人口構成的變化，可能在流動特征方面會與以往有所不同。

在工業化和城鎮化過程中，城市人口比例增長往往呈“S”型，根據城鎮化水平和進程可以劃分為起步期、加速期、趨緩期和平穩期。已基本完成城市化的發達國家，最終的城鎮化水平超過70%，甚至90%。世界上人口密度高于中國、城鎮化水平超過60%，且人口超過5千萬的國家有德國、菲律賓、韓國、日本、意大利和英國等。美、歐等發達國家的城鎮化進程歷經上百年，美國高速城市化發展階段持續時間長達60年。而另一些國家的城市化過程則相當迅速，如日本和韓國僅用20年就走完了城市化高速發展階段。中國的城鎮化率剛超過50%，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正處于高速發展階段，且還會持續相當長時間。農村流向城市的勞動力是人口城鎮化的重要推動力量，未來還會有更多的農村人口遷往城市定居或就地成為城市居民。

盡管在國家的規劃和政策帶動下，近幾年中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勢頭良好，但并不能改變多年形成的區域梯度格局，東部沿海地區的優勢地位并未改變，對年輕勞動力的吸引力依然遠超中西部。而80年代后出生的“新生代”農民工，也與上一代有所不同，他們更多人是為了見世面、學技術或離開農村到城市工作，更關注的是發展前途和提高技能，而非主要為了掙錢養家。盡管很多地區近幾年連續增加農民工的工資，但工資收入并不是這些青年流動者考慮的唯一因素。除了更多就業機會和發展空間外，城市中的公共政策、醫療衛生服務、生活質量和社會文化環境等，都是吸引青年人的重要條件；為了孩子的教育留在城市，也成為相當多年輕流動父母選擇在城市中居留的原因。而東部沿海地區在這些方面無疑具有相對優勢。歐洲的跨境移民研究發現，高素質的流動者往往在選擇遷入地時有更多考慮和更高標準，社會環境較差的地區在吸引高素質流動者時缺乏競爭力。在本地人口老化的趨勢下，利用各種政策和條件吸引年輕高素質的流動者已成為歐洲各國之間的較量。中國東部沿海地區對于高素質流動者具有更強的吸引力。

人口變化也會影響未來人口流動走向。在獨生子女比例較高、較為集中的地區，年輕人可能會首先選擇距離較近的城市就業，或在父母需要時遷回到離家較近的城市，因而減少跨省流動、增加省內流動。有些地區如4個直轄市和遼寧、黑龍江、吉林、江蘇，2005年30歲以下人口中獨生子女占同齡人比例都超過40%；四川、浙江、內蒙古、山東和湖北的相應比例則在30～40%之間。事實上，2005～2010年間河南已超越四川成為人口流出第一大省，四川的人口變化應當是影響因素之一。

從對流動人口的需求角度看，東部沿海地區雖然已經人口眾多，但仍需要大量年輕勞動力，其主要原因是這些地區的人口結構已經老化，而且隨著共和國的同齡人步入老年，老化速度還會更快。對于一個人口而言，年齡結構的調整只有兩種方法：加法和減法，即通過出生和遷入增加年輕人，通過死亡和遷出減少年齡較大的人。從目前發展趨勢來看，這些地區的生育率長期走低、沒有明顯提升，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和社會保障的完善，老年人健康狀況日益改善、壽命延長、死亡率進一步下降。因此，當地無法有效補充年輕人，老年人的遷出也基本不可能。在這種情況下，引入年輕勞動力雖然增加了人口數量，但卻是調節人口年齡結構、緩解人口老齡化的唯一方法。

維持經濟高速增長，必然需要與年齡結構相適應的勞動力，在年輕勞動力需求和人口規模控制之間尋求平衡，也是歐洲發達國家和一些亞洲新興國家共同面臨的難題。例如新加坡在2013年1月的人口白皮書中，針對2025年人口開始萎縮的前景，提出鼓勵結婚生育、歡迎移民的應對策略，計劃每年引進1.5～2.5萬年輕移民。對于新加坡這個城市國家來說，這顯然將會增加居民數量、提高人口密度。雖然政府在白皮書別提出要注意結構和數量的平衡，會謹慎控制移民數量，但還是遭到一些新加坡公民的反對。看來，對“調整人口結構就需要做加法、如果不能多生孩子就只能多遷入年輕人”這個道理，不僅決策者需要有所認識，也需要得到社會共識。

討論

在全國工業化、城鎮化和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審視最近20年的人口流動形勢，雖然人口流動特征和流動人口構成發生了一些變化，但人口流動的區域模式和總體特征并未發生根本改變，預計未來也不會有顯著變化。其根本原因是，人口流動主要由經濟和人口因素所決定，也受到地形和氣候等條件的影響，這些因素都具有自身的規律或相對的穩定性，如沿海城市經濟中心的地位和城市人口老齡化的加速都是可以預見并基本不可能改變的。即使有各地政府不同政策的努力，無論是控制、推動還是引導，人口流動的大格局將不會發生突變。國際經驗表明，僅靠政府“一廂情愿”式的數量調控和對準入門檻的設置，都不能阻攔勞動力的流入；而當勞動市場受到經濟形勢下滑或金融危機沖擊時，這些外來勞動力會很快退出（如2008年以后的西班牙）。中國一些地區的“小城鎮化”經歷也說明沒有就業機會的城鎮是無法吸引年輕人的。因此，作為政府應當放棄違反市場經濟規律和無視人口規律的調控政策，順應大勢積極采取應對措施。

大城市人口過分集中，可能會帶來環境污染、交通擁堵等問題。為緩解這些矛盾，在政策引導人口合理布局，確保區域人口、環境、經濟的協調發展方面，發達地區還有進一步作為的空間。流動人口分布的集中是產業布局、資源集中導致的，要使流動人口的布局更加合理均衡，就必須依據生態、環境狀況合理規劃產業布局和基礎設施建設，使各區域的發展走入良性循環。目前，我國已形成的三大都市圈（長江三角洲都市圈、珠江三角洲都市圈、京津冀都市圈）吸收的流動人口占到全國流動人口的40%以上，如能繼續加強大都市的經濟輻射能力，擴大輻射范圍，帶領周邊一批中小城市的發展，既可緩解流動人口過于集中的狀況，也可促進人口、環境、經濟之間的良性互動。

篇6

流動人口性別比不斷降低。

從時期對比上看，最近10年來，流動人口性別比有明顯下降的趨勢。北京市流動人口性別結構變動的這一歷史過程表明，越來越多的女性已經加入到流動人口隊伍中來。

15歲以上流動人口中，有配偶者占3/4；流動人口中未婚人口比例不斷降低；夫妻二人同時在京流動者比例很高。

本次調查顯示，在15歲以上流動人口中，未婚者占22.4%，有配偶者占75.4%，未婚同居、離婚者和喪偶者分別占15%、0.3%和0.4%。

在已婚流動人口中，75.3%的流動人口與配偶同時在京流動。綜合前述可以看出，北京市流動人口的家庭化趨勢十分明顯。夫妻二人同時在京流動或夫婦攜子女在京流動已成為當前北京市流動人口的主要特點。

流動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以初中為主，接受過大專及以上教育者所占比例接近6%；平均受教育年限高于全國人口的平均水平。

流動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以初中為主，占全部流動人口的50.2%。受教育程度為小學者占18.9%，未上過學者占4.4%。接受過大專及以上教育者所占比例接近6%。

從平均受教育年限來看，北京市流動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為9.1年，雖然比200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低1年左右，但高于全國總人口平均水平，更大大高于全國農村人口的平均水平。

流動人口在京滯留時間較長，很多流動人口已成為事實上的“北京人”，流動人口平均在京居住時間長達4.8年。

盡管流動人口以最近2年來京的居多(占44.5%)，但同時也要看到，在京時間超過5年者達到38.8%。在京滯留時間為5～9年的流動人口占25.3%，居住10年以上者占13.5%。很多流動人口在北京生活多年，已經成為了事實上的“北京人”。

北京的經濟優勢是吸引流動人口來京的最主要“動力”。

離開家鄉外出流動，可以有很多地方可去。那么，這么多流動人口為什么選擇流動到北京呢？調查結果顯示，北京作為一個經濟發達的特大城市所具有的較多就業機會，較高經濟收入水平等經濟優勢成為吸引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來京的最主要“動力”。“掙錢多”是流動人口選擇來北京的最主要原因，占全部流動人口的51.8%。

1/3以上流動人口在流動過程中“無人介紹”，“有組織”的流動極少。

在北京市流動人口中，沒人介紹就直接流向北京者達到37.1%。通過親鄰介紹來京的流動人口占53.7％。可見，親友和鄰里網絡是流動人口來京的主要途徑。

流動使絕大多數人實現了職業身份的“非農化”。

流動人口在老家的職業構成以務農為主。但外出流動后，其職業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原來比例最高的農業勞動者變成了比例最低的職業，所占比例從原來的50.4%下降到了第一次流動后的0.4%。一般來說，農業勞動者階層具有高度穩定性，他們是經濟條件最差、社會地位最低的社會階層，呈現出“只能少量輸出而幾乎不流入的社會流動模式”。向城市流動和接受較高的教育是他們向上流動到其他階層的主要途徑。通過向城市流動，這些農業勞動者從社會地位最低的階層流向了地位相對較高的其他階層。流動人口在流動后徹底實現了職業構成的“非農化”。

篇7

關鍵字：流動人口；計劃生育；特征；現狀；措施

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status of the family planning management of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measures to strengthen family planning management of floating population from the connotation and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Key words: floating population; family planning; characteristics; the status quo; measures

中圖分類號：C92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2104（2012）02-

前言：

隨著市場經濟社會的發展和人口與計劃生育管理的逐步規范, “人戶分離”現象成為人口與計劃生育管理中的一個重點和難點,已經嚴重影響到了計劃生育管理水平的進一步提高。因而探討如何加強流動人口的計劃生育管理有著非常重大的意義。

一、正確理解和認識流動人口的內涵和基本特征

流動人口是指常住人口因生產、生活、婚姻等原因而離開戶籍地，在戶籍地與居住地之間流動的人口。市內戶籍地與居住地分離人口是一個介于常住人口和流動人口之間的特殊人口群體。

1、從分布區域看,它流動的區域是市內,沒有流出市外,它屬于常住人口,具有相對的穩定性。

2、從人口流向上看,它屬于市內流動人口,只不過其流動的范圍較為固定,但仍具有一定的流動性。

3、從管理和統計的角度看，這一部分人口屬于常住人口,但又是流動的，只能按常住人口統計，無法將其納入流動人口的管理和統計，在具體管理操作中又要按流動人口管理，屬于人口與計劃生育管理中出現的新現象、新問題，因而具有特殊性；

4、從管理的難度看, 市內流動人口盡管其流動的范圍有限,但這些人口離開具有有效管理權限的戶籍地,在市內的其他地方居住,其生育、節育、懷孕服務、入戶訪視等服務管理工作難于落實，同時也為計劃外生育埋下了隱患，使戶籍地和居住地計劃生育部門都步入兩難境地，因而具有其復雜性。

5、從目前國家和省、市的計劃生育法規、政策、規章和細則看，對市內流動人口的管理尚無具體的可操作性的規定，管理具有一定難度，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制定出臺了《流動人口計劃生育管理規范》，盡管還不十分完善，但不失為一種有益的探索和嘗試。

二、我國流動人口計劃生育管理現狀

1、流動人口對國家人口與計劃生育政策比較陌生

一方面我國流動人口的流動具有很大的盲目性、自發性，且大部分是在傳統的農村地區成長起來，受教育程度不高，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及各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比較陌生。另一方面，戶籍所在地計劃生育管理機 構，對本地剩余和輸出人員計劃生育政策宣傳力度不夠，使流動人口對國家人口與計劃生育政策的內容了解甚少。

2、流動人口計生管理經費缺口很大

完善的管理秩序、充足的工作經費，是落實各項管理措施及優質服務的前提和保證。各級政府在鼎力支持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的同時，更要加大對流動人口計劃生育經費的投入。隨著我國經濟體制的改革和就業觀念的改變，流動人口將逐年呈上升趨勢。現在，各級政府對計劃生育工作經費的投入還不夠充足，尤其是對流動人口計劃生育經費的投入缺口很大。如：流動人口管理的基礎設施、陣地建設、服務設施、避孕藥具、宣傳資料、網絡建設等等。在人員配置方面，更要加大隊伍建設。因此，各級政府對流動人口計劃生育經費的投入不夠，造成對流動人口計劃生育管理經費缺口很大。

3、流動人口的育齡婦女很難采取節育措施

一方面，有一部分育齡婦女，封建思想根深蒂固，重男輕女非常嚴重，利用外出做工的名義，在外地有意逃避，進行多生和超生；另一方面，公安、勞動、工商、用人單位沒有及時與計劃生育管理部門積極配合，對流入本地的育齡婦女，沒有及時通知計劃生育管理部門對他們進行服務。其次流動人口的就業流動性很大，居住無法穩定，每當計劃生育管理部門通知流動人口育齡婦女 進行“B超” 懷孕檢查和落實節育措施時，有相當一部分育齡婦女無影無蹤。所以，計劃生育管理和服務工作很難及時跟上。

三、強化屬地管理,靠實領導責任,完善工作措施

1、要進一步強化屬地管理，構建以居住地為主的管理和服務體制。市場的活躍，經濟的繁榮，企業改制或倒閉，經濟利益的驅動等諸多因素導致了市內流動人口流動數量和頻率加大，下崗分流人員和臨時雇用人員越來越多。構建以居住地為主的管理和服務體制，將市內流動人口納入常住人口統一管理和服務，成為新時期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的必然選擇。

（1）要嚴把戶籍地的“流出關”。市內流動人口因其流動的范圍僅限于本市內，一般不辦理《流動人口婚育證明》，戶籍地計劃生育部門必須加強管理，嚴把“流出關”，隨時掌握其動向，流出前應簽訂管理合同，落實相應的管理和服務措施，對計劃生育有問題的人員可在問題得到妥善解決后再流出，戶籍地計劃生育部門在簽訂管理合同時必須與本人見面。流出人員流出到達居住地后，戶籍地計劃生育部門要積極主動地與居住地計劃生育部門簽訂管理協議，并提供流入人員婚育情況詳細資料。

（2）要嚴把居住地的“流入關”。一般情況，戶籍地計劃生育部門對流入居住地的人員，都要簽訂管理協議，提供相關資料，協議簽訂后，居住地計劃生育部門應對流入人員提供生育、節育、環孕檢、訪視等一切服務，并定期將情況反饋給戶籍地；對已流入居住地，但戶籍地尚不知情的，居住地應及時反饋通報戶籍地。不論是否簽訂管理協議，市內流出人口到達居住地出現的計劃生育方面的問題，都必須由居住地全權負責。

（3）要建立健全市內流動人口管理制度和檔案資料，嚴把“管理關”。市內流動人口具有其特殊性，要使其管理工作做到規范有序，就必須建立健全一套合情、合理、合法的管理制度，靠制度管理人，靠制度辦事，應當建立《市內流動人口管理辦法》，《市內流動人口訪視制度》，《市內流動人口環孕情服務制度》《市內流動人口信息通報制度》等等，使市內流動人口的管理逐步走上正規化。與此同時，戶籍地和居住地在相互簽訂管理協議，落實管理措施的同時，必須建立縣內流動人口的登記冊、出生登記冊、已婚育婦卡、環孕情登記冊、入戶訪視卡、節育登記冊等各種檔案資料，并實行微機管理，堅持按月運轉，準確及時通報相關單位及人員。

2、要納入目標管理和考核督查，嚴格兌現獎懲。市內流動人口的計劃生育管理是當前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中的一個重點和難點，也是影響計劃生育管理與服務水平進一步提高的重大隱患，必須采取強有力的措施抓好落實。

（1）要落實好居住地的管理與服務工作。對市內流動人口，居住地要納入常住人口管理，對節育措施、產術后訪視、入戶訪視、環孕檢、宣傳教育等方面的工作要定期落實，定期通報情況，與戶籍地密切協作，齊抓工管。

（2）要嚴格兌現獎懲。對市內流動人口管理工作實行定期抽查考核，一旦出現問題，要嚴格按《流動人口計劃生育管理規范》兌現獎懲，直至“一票否決”。居住地對發現的問題沒有及時通報戶籍地而造成嚴重后果的，由居住地承擔責任；居住地對發現的問題雖已通報戶籍地，但未積極協助戶籍地而造成嚴重后果的，由居住地和戶籍地共同負責；居住地對發現的問題已通報戶籍地，但因戶籍地未及時采取措施而導致出現嚴重后果的，由戶籍地承擔責任。

3、要強化領導，明確人員和職責。市內流動人口計劃生育管理工作是一項新內容，正處于實踐摸索階段，必須要有堅實的組織領導做后盾。各級黨政領導和計劃生育部門負責同志首先要認清抓好縣內流動人口計劃生育管理和服務工作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統一思想認識，列入議事日程，結合各自實際，制定切實可行的措施，實行領導親自抓，總負責，常抓不懈。各級計劃生育部門應確定專門人員從事縣內流動人口的管理，督查和指導，明確各級人員的職責和任務，做到工作經常化、規范化、科學化。

4、要緊密配合，建立城鄉市內流動人口一體化的管理服務體系。鄉辦計生部門要進一步加強管理和協調，杜絕部分鄉辦與鄉辦之間驅趕流動育齡夫婦而互相推諉、扯皮的做法，防止市內流動人口在鄉鎮結合部聚集躲避管理而實施計劃外生育，給當地群眾形成負面示范和心理沖擊，建立一套城鄉聯動，互通信息，密切協作的縣內流動人口一體化的管理服務體系。

篇8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正在經歷一個從農村到城市，從中西部到東部，再從東部到中西部的巨大人口流動潮（朱傳耿等，2001a）。人口流動已成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在人口領域的顯著現象，它既是市場經濟的必然產物，又反過來影響經濟社會發展進程。因此，加強對中國流動人口的分析與研究具有重要的意義（朱傳耿等，2001b）。從人口流動的影響因素來看，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口流動的資本、文化和科技要素的作用增大（林盛中，1993），制度因素已成為影響人口流動的關鍵（丁軍，1993；李永寵，1995），城鄉和地區差距擴大也進一步激發人口遷移和流動（蔡fǎng＠①，1995）。但從總體看，這些研究沒有從全國角度并利用定量方法對流動人口的影響因素作深入探討。本文利用公安部1996年流動人口統計數據和國家統計局1996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資料，對中國城市流動人口的影響因素進行定量研究。

國外學者認為，人口流遷的動因可以理解為“推和拉”兩個方面的力量(Bouvier，et al，1977)。“推”是指原居住國或居住地的不好的條件，包括人口過多、惡劣的氣候條件、居住條件不好、缺乏機會和宗教迫害等；“拉”的力量是指吸引移民遷居別地的因素，包括豐富的就業機會、適宜的氣候、吸引人的生活方式、廉價的土地和政治自由等。許多別的因素可以調節這些推和拉的力量(Stouffer，S.A.，1940)。距離、搬家的費用、欲遷居的人的身體狀況、家庭紐帶的強弱等都會最終影響遷居的決策；法律及物質的因素也會起作用。但總的來看，人口流動的主動因是經濟因素和社會因素。這里我們重點分析中國城市流動人口的“拉力”因素。

二、數據采集與處理

公安部1996年流動人口統計數據，包括全國3406個縣市（其中包括區，以及省、設區市的累計）的流動人口分布情況，每一個縣市構成一個調查表，列包括合計、性別（男、女）、居住時間、來源地（省外市、省外縣、省內市、省內縣、港澳臺、國外）、居住情況（旅館、居民家中、單位內部、工地現場、租賃房屋、其它），行代表遷移原因，包括合計、務工、務農、經商、服務、因公出差、借讀培訓、治病療養、保姆、投靠親友、探親訪友、旅游觀光、其它13個項目。為了分析中國城市流動人口的影響因素，我們對公安部1996年流動人口統計數據進行匯總，并提取流動人口超過10萬的城市（包括所轄縣、區）進行分析。匯總數據顯示，全國流動人口超過10萬的城市有84個，其中最多的城市是深圳市，達283.45萬；100萬以上的城市有6個，分別為深圳、廣州、東莞、佛山、北京、上海，6座城市中廣東省就有4個，遠遠高于其它省市對流動人口的吸納能力。

從《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中采集1996年16個社會經濟統計因素，它們分別是：地區人口（萬人）、市區人口（萬人）、市區非農業人口（萬人）、市區從業人口（萬人）、市區個體勞動者（萬人）、市區第二產業從業人員比重(%)、市區第三產業從業人員比重(%)、市區國內生產總值（億元）、市區工業總產值（億元）、市區利稅總額（億元）、市區百元資金實現利稅（元）、市區客運總量（萬人）、市區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億元）、市區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億元）、市區實際利用外資金額（億元）、市區職工年平均工資（元）。

表1　城市流動人口與社會經濟因素相關分析結果

社會經濟因素　相關系數　相關系數臨界值　檢驗結果

地區人口（萬人）

-0.01

0.3

x

市區人口（萬人）

0.28

0.3

x

市區非農業人口（萬人）

0.28

0.3

x

市區從業人口（萬人）

0.41

0.3

*

市區個體勞動者（萬人）

0.59

0.3

*

市區第二產業從業人員比重(%)　 0.19

0.3

x

市區第三產業從業人員比重(%)　 0.12

0.3

x

市區國內生產總值（億元）

0.55

0.3

*

市區工業總產值（億元）

0.51

0.3

*

市區利稅總額（億元）

0.42

0.3

*

市區百元資金實現利稅（元）

0.08

0.3

x

市區客運總量（萬人）

0.25

0.3

x

市區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億元）　0.39

0.3

*

市區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億元）0.51

0.3

*

市區實際利用外資金額（億元）　0.58

0.3

*

市區職工年平均工資（元）

0.7

0.3

*

注：相關系數顯著性檢驗結果中，*代表相關顯著，X代表不顯著。

三、相關分析

為了分析城市流動人口和其它16個社會經濟因素之間的相關關系，首先計算城市流動人口和16個社會經濟因素之間的相關系數。由于是二元相關分析（城市流動人口和其它的每個因素），因此采用了皮爾森(Pearson)積矩相關系數。取顯著性水平0.01進行雙側檢驗，得到的相關系數、相關系數臨界值和顯著性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

從表1可以看出，流動人口超過10萬的城市中，流動人口總量和市區從業人口、市區個體勞動者、市區國內生產總值、市區工業總產值、市區利潤總額、市區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市區實際利用外資金額和市區職工年平均工資相關性顯著。其中，流動人口總量和市區職工年平均工資相關系數最大，達到0.7，相關系數超過0.5的從高到低依次是：市區職工年平均工資、市區實際利用外資金額、市區個體勞動者、市區國內生產總值、市區工業總產值和市區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與市區人口、市區非農業人口、市區第二產業從業人員比重、市區第三產業從業人員比重、市區百元資金實現利稅和市區客運總量相關不顯著，與地區人口呈負相關。

四、回歸分析

為了進一步研究城市流動人口總量與這些因素之間的定量關系，我們采用了多元回歸分析方法進行處理。首先對流動人口超過10萬的84個城市用上述9個相關性顯著的因素進行多元回歸分析（見表2）發現，市區從業人口、市區個體勞動者、市區國內生產總值、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實際利用外資金額和職工年平均工資6個因素回歸效果顯著，總體回歸效果也顯著，但回歸結果不理想。

表2　各個規模的城市流動人口回歸分析參數

附圖

為了進一步揭示城市流動人口與社會經濟因素之間的關系，再按流動人口規模將城市分級，分級標準為：10萬—15萬，15萬—25萬，25萬—50萬和50萬以上，回歸結果見表2。(1)10萬－15萬規模的回歸分析中，9個因素中只有市區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和市區職工年平均工資2個因素的F統計量大于臨界值F(9，15)[，0.05]=2.59，回歸效果顯著，其余7個因素回歸效果都為顯著。總體F統計量也小于臨界值F(1，15)[0.05]=4.54，總體回歸效果不顯著。(2)15萬—25萬規模的回歸結果中，9個因素中的任何一個因素以及總體回歸效果都不顯著；25萬—50萬規模也是如此。(3)大于50萬規模的城市回歸分析中，市區個體勞動者、市區工業總產值、市區利稅總額、市區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和市區實際利用外資金額5個因素回歸效果顯著，總體回歸效果也顯著。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只有流動人口超過50萬的城市，其流動人口總量和市區的社會經濟因素之間才有一定的線性關系。流動人口50萬以上的城市有13個，這些城市流動人口數量很大，應該是人口流動發展較為成熟的城市，其流動人口和社會經濟因素之間直接的規律性應該更強。因此，除了采用與上面相同的9個因素外，還將所有的16個因素考慮在內進行了多元回歸分析和逐步回歸分析，所得結果列為表3。

表3　50萬以上流動人口城市的流動人口回歸結果

附圖

從三種回歸方法的結果可以看出，16個因素的多元回歸分析效果相當好，幾乎所有的13個城市都能很好地回歸，誤差幾乎為0。采用F統計量3.0為引入值，1.5為剔除值的逐步回歸分析，結果有11個因素引入到回歸方程中，分別為：市區個體勞動者、市區第二產業從業人員比重、市區第三產業從業人員比重、市區國內生產總值、市區工業總產值、市區利稅總額、市區百元資金實現利稅、市區客運總量、市區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市區實際利用外資金額和市區職工年平均工資。逐步回歸分析的離差平方和為55845.2656、回歸平方和為55841.3555、殘差平方和為3.9090、復相關系數為1.0000。可以看出，用上述11個變量構建的回歸方程和16個變量的多元回歸分析效果相差不大，其F統計量為F(11，11)=1299.0813，遠大于顯著性水平0.01下的F臨界值4.54，說明引入變量回歸效果顯著。從回歸結果看，回歸誤差最高為3%，有8個城市幾乎為0，因此回歸效果很好，完全可以用逐步回歸分析取代16個因素的多元回歸分析；而9個因素多元回歸分析效果不太理想，有6個城市回歸誤差超過10%，最高誤差達27%，因此9個相關性較強的因素進行回歸的效果不太理想。

可見，流動人口50萬以上城市的回歸效果較好，其中用回歸分析得到的11個因素可以很好地表達流動人口總量，并用于預測的目的，回歸方程為：

流動人口總量（萬人）＝-64.2655+0.2877*市區個體勞動者（萬人）+0.9874*市區第二產業從業人員比重(%)-2.9195*市區第三產業從業人員比重(%)+0.2680*市區國內生產總值（億元）-0.1720*市區工業總產值（億元）-0.8649*市區利稅總額（億元）+5.1261*市區百元資金實現利稅（元）-0.0051*市區客運總量（萬人）+0.0531*市區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億元）+13.0708*市區實際利用外資金額（億元）+0.0208*市區職工年平均工資（元）

四、研究結論

通過對中國城市流動人口影響因素的定量研究，得出如下結論：

(1)城市流動人口規模與市區從業人口、市區個體勞動者人數、市區國內生產總值、市區工業總產值、市區利稅總額、市區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市區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市區實際利用外資金額和市區職工年平均工資相關顯著；與市區人口、市區非農業人口、市區第二產業從業人員比重、市區第三產業從業人員比重、市區百元資金實現利稅和市區客運總量相關不顯著；與地區人口呈負相關。

(2)流動人口超過50萬以上的城市，其流動人口規模與市區的社會經濟因素回歸效果較好，回歸方程可以用于預測。

參考文獻

[1]　Bouvier，Leon F.，with Henry S.Shryrock and Harry W.Henderson.International

migration:Yesterday，today，and tomorrow.Population Bulletin，1977，(32):26.

[2]　Stouffer，S.A.Intervening Opportunities:A theory relating mobility and distanc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s，1940，(5):845～867.

[3]　蔡fǎng＠①.人口遷移和流動的成因、趨勢與政策[J].中國人口科學，1995，(6):8-16.

[4]　丁軍.沿海地區城鄉人口流動制度屏障分析[J].城市問題，1993，(2):21-24.

[5]　李永寵.對我國流動人口制度的探究[J].經濟問題，1995，(12):14-16.

[6]　林盛中.試論市場經濟與人口流動[J].人口學刊，1993，(4):31-34.

[7]　朱傳耿，顧朝林，張偉.中國城市流動人口的特征分析[J].人口學刊，2001a，(2):3-7.

篇9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正在經歷一個從農村到城市，從中西部到東部，再從東部到中西部的巨大人口流動潮（朱傳耿等，2001a）。人口流動已成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在人口領域的顯著現象，它既是市場經濟的必然產物，又反過來影響經濟社會發展進程。因此，加強對中國流動人口的分析與研究具有重要的意義（朱傳耿等，2001b）。從人口流動的影響因素來看，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口流動的資本、文化和科技要素的作用增大（林盛中，1993），制度因素已成為影響人口流動的關鍵（丁軍，1993；李永寵，1995），城鄉和地區差距擴大也進一步激發人口遷移和流動（蔡fǎng＠①，1995）。但從總體看，這些研究沒有從全國角度并利用定量方法對流動人口的影響因素作深入探討。本文利用公安部1996年流動人口統計數據和國家統計局1996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資料，對中國城市流動人口的影響因素進行定量研究。

國外學者認為，人口流遷的動因可以理解為“推和拉”兩個方面的力量(Bouvier,etal,1977)。“推”是指原居住國或居住地的不好的條件，包括人口過多、惡劣的氣候條件、居住條件不好、缺乏機會和宗教迫害等；“拉”的力量是指吸引移民遷居別地的因素，包括豐富的就業機會、適宜的氣候、吸引人的生活方式、廉價的土地和政治自由等。許多別的因素可以調節這些推和拉的力量(Stouffer,S.A.,1940)。距離、搬家的費用、欲遷居的人的身體狀況、家庭紐帶的強弱等都會最終影響遷居的決策；法律及物質的因素也會起作用。但總的來看，人口流動的主動因是經濟因素和社會因素。這里我們重點分析中國城市流動人口的“拉力”因素。

二、數據采集與處理

公安部1996年流動人口統計數據，包括全國3406個縣市（其中包括區，以及省、設區市的累計）的流動人口分布情況，每一個縣市構成一個調查表，列包括合計、性別（男、女）、居住時間、來源地（省外市、省外縣、省內市、省內縣、港澳臺、國外）、居住情況（旅館、居民家中、單位內部、工地現場、租賃房屋、其它），行代表遷移原因，包括合計、務工、務農、經商、服務、因公出差、借讀培訓、治病療養、保姆、投靠親友、探親訪友、旅游觀光、其它13個項目。為了分析中國城市流動人口的影響因素，我們對公安部1996年流動人口統計數據進行匯總，并提取流動人口超過10萬的城市（包括所轄縣、區）進行分析。匯總數據顯示，全國流動人口超過10萬的城市有84個，其中最多的城市是深圳市，達283.45萬；100萬以上的城市有6個，分別為深圳、廣州、東莞、佛山、北京、上海，6座城市中廣東省就有4個，遠遠高于其它省市對流動人口的吸納能力。

從《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中采集1996年16個社會經濟統計因素，它們分別是：地區人口（萬人）、市區人口（萬人）、市區非農業人口（萬人）、市區從業人口（萬人）、市區個體勞動者（萬人）、市區第二產業從業人員比重(%)、市區第三產業從業人員比重(%)、市區國內生產總值（億元）、市區工業總產值（億元）、市區利稅總額（億元）、市區百元資金實現利稅（元）、市區客運總量（萬人）、市區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億元）、市區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億元）、市區實際利用外資金額（億元）、市區職工年平均工資（元）。

三、相關分析

為了分析城市流動人口和其它16個社會經濟因素之間的相關關系，首先計算城市流動人口和16個社會經濟因素之間的相關系數。由于是二元相關分析（城市流動人口和其它的每個因素），因此采用了皮爾森(Pearson)積矩相關系數。取顯著性水平0.01進行雙側檢驗，得到的相關系數、相關系數臨界值和顯著性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

從表1可以看出，流動人口超過10萬的城市中，流動人口總量和市區從業人口、市區個體勞動者、市區國內生產總值、市區工業總產值、市區利潤總額、市區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市區實際利用外資金額和市區職工年平均工資相關性顯著。其中，流動人口總量和市區職工年平均工資相關系數最大，達到0.7，相關系數超過0.5的從高到低依次是：市區職工年平均工資、市區實際利用外資金額、市區個體勞動者、市區國內生產總值、市區工業總產值和市區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與市區人口、市區非農業人口、市區第二產業從業人員比重、市區第三產業從業人員比重、市區百元資金實現利稅和市區客運總量相關不顯著，與地區人口呈負相關。

四、回歸分析

為了進一步研究城市流動人口總量與這些因素之間的定量關系，我們采用了多元回歸分析方法進行處理。首先對流動人口超過10萬的84個城市用上述9個相關性顯著的因素進行多元回歸分析（見表2）發現，市區從業人口、市區個體勞動者、市區國內生產總值、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實際利用外資金額和職工年平均工資6個因素回歸效果顯著，總體回歸效果也顯著，但回歸結果不理想。

表2各個規模的城市流動人口回歸分析參數

附圖

為了進一步揭示城市流動人口與社會經濟因素之間的關系，再按流動人口規模將城市分級，分級標準為：10萬—15萬，15萬—25萬，25萬—50萬和50萬以上，回歸結果見表2。(1)10萬－15萬規模的回歸分析中，9個因素中只有市區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和市區職工年平均工資2個因素的F統計量大于臨界值F(9,15)[,0.05]=2.59，回歸效果顯著，其余7個因素回歸效果都為顯著。總體F統計量也小于臨界值F(1,15)[0.05]=4.54，總體回歸效果不顯著。(2)15萬—25萬規模的回歸結果中，9個因素中的任何一個因素以及總體回歸效果都不顯著；25萬—50萬規模也是如此。(3)大于50萬規模的城市回歸分析中，市區個體勞動者、市區工業總產值、市區利稅總額、市區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和市區實際利用外資金額5個因素回歸效果顯著，總體回歸效果也顯著。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只有流動人口超過50萬的城市，其流動人口總量和市區的社會經濟因素之間才有一定的線性關系。流動人口50萬以上的城市有13個，這些城市流動人口數量很大，應該是人口流動發展較為成熟的城市，其流動人口和社會經濟因素之間直接的規律性應該更強。因此，除了采用與上面相同的9個因素外，還將所有的16個因素考慮在內進行了多元回歸分析和逐步回歸分析，所得結果列為表3。

表350萬以上流動人口城市的流動人口回歸結果

附圖

從三種回歸方法的結果可以看出，16個因素的多元回歸分析效果相當好，幾乎所有的13個城市都能很好地回歸，誤差幾乎為0。采用F統計量3.0為引入值，1.5為剔除值的逐步回歸分析，結果有11個因素引入到回歸方程中，分別為：市區個體勞動者、市區第二產業從業人員比重、市區第三產業從業人員比重、市區國內生產總值、市區工業總產值、市區利稅總額、市區百元資金實現利稅、市區客運總量、市區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市區實際利用外資金額和市區職工年平均工資。逐步回歸分析的離差平方和為55845.2656、回歸平方和為55841.3555、殘差平方和為3.9090、復相關系數為1.0000。可以看出，用上述11個變量構建的回歸方程和16個變量的多元回歸分析效果相差不大，其F統計量為F(11,11)=1299.0813，遠大于顯著性水平0.01下的F臨界值4.54，說明引入變量回歸效果顯著。從回歸結果看，回歸誤差最高為3%，有8個城市幾乎為0，因此回歸效果很好，完全可以用逐步回歸分析取代16個因素的多元回歸分析；而9個因素多元回歸分析效果不太理想，有6個城市回歸誤差超過10%，最高誤差達27%，因此9個相關性較強的因素進行回歸的效果不太理想。

可見，流動人口50萬以上城市的回歸效果較好，其中用回歸分析得到的11個因素可以很好地表達流動人口總量，并用于預測的目的，回歸方程為：

流動人口總量（萬人）＝-64.2655+0.2877*市區個體勞動者（萬人）+0.9874*市區第二產業從業人員比重(%)-2.9195*市區第三產業從業人員比重(%)+0.2680*市區國內生產總值（億元）-0.1720*市區工業總產值（億元）-0.8649*市區利稅總額（億元）+5.1261*市區百元資金實現利稅（元）-0.0051*市區客運總量（萬人）+0.0531*市區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億元）+13.0708*市區實際利用外資金額（億元）+0.0208*市區職工年平均工資（元）

四、研究結論

通過對中國城市流動人口影響因素的定量研究，得出如下結論：

(1)城市流動人口規模與市區從業人口、市區個體勞動者人數、市區國內生產總值、市區工業總產值、市區利稅總額、市區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市區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市區實際利用外資金額和市區職工年平均工資相關顯著；與市區人口、市區非農業人口、市區第二產業從業人員比重、市區第三產業從業人員比重、市區百元資金實現利稅和市區客運總量相關不顯著；與地區人口呈負相關。

(2)流動人口超過50萬以上的城市，其流動人口規模與市區的社會經濟因素回歸效果較好，回歸方程可以用于預測。

【參考文獻】

[1]Bouvier,LeonF.,withHenryS.ShryrockandHarryW.Henderson.International

migration:Yesterday,today,andtomorrow.PopulationBulletin,1977,(32):26.

[2]Stouffer,S.A.InterveningOpportunities:Atheoryrelatingmobilityanddistance.

AmericanSociologicalReviews,1940,(5):845～867.

[3]蔡fǎng＠①.人口遷移和流動的成因、趨勢與政策[J].中國人口科學，1995,(6):8-16.

[4]丁軍.沿海地區城鄉人口流動制度屏障分析[J].城市問題，1993,(2):21-24.

[5]李永寵.對我國流動人口制度的探究[J].經濟問題，1995,(12):14-16.

篇10

關鍵詞：用工荒；人口流動；產業結構升級轉型

中圖分類號：C913.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0544(2012)02-0145-03

在進入新世紀的頭10年里，我國東南沿海發達地區已經歷了三次較大規模的“用工荒”，即2004年首次在東莞出現的暫時性“用工荒”；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之后出現的“用工荒”；2010年經濟回暖之后出現的大規模“用工荒”，這種“用工荒”現象正伴隨著經濟發展趨勢的變化在不斷升級。自2010年以來。隨著農民工大規模回流到遷出地，東南沿海發達地區持續的“用工荒”不僅已是無爭的現實，而且具有了普通工人和中高級技工“雙短缺”的特點。

我國“用工荒”尤其是東南沿海發達地區的“用工荒”不斷升級的原因究竟何在?如何緩解我國社會轉型期“用工荒”的不斷升級?對這些關系到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問題進行深入研究，顯然有助于弄清目前我國勞動力市場的供求現狀，促進我國產業結構的升級轉型，更好地推動經濟的良性發展。

一、我國勞動力人口結構和流動的總趨勢

2010年我國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的結果表明：從人口總數上看，大陸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現役軍人的人口其1339724852人，與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的總人口數據相比。10年間共增加73899804人，即增長了5.84％，年平均增長率為0.57％。這些數據表明，人口過快增長的勢頭得到了明顯的遏制，中國人口已處于低生育、低增長階段。然而，從人口年齡結構上看，中國人口老齡化趨勢正在加快。現今15--59歲的人口中有相當部分是在1962至1974年間出生的。到2020年，這部分人總數接近3億，也將邁進60歲門檻。

這種人口結構的發展趨勢勢必對我國勞動力的供給造成深刻影響。根據學者蔡的預測性分析，“中國20-39歲的人口在快速減少，15-64歲的總勞動力也將在近年開始負增長，從工作強度承受能力的角度分析，16-25歲的普通勞動力才能夠承受在生產流水線上每天工作12-14個小時。而這個年齡段的人口結構在2012年之后開始逐年遞減。因而勢必導致我國的勞動力供給出現嚴重不足。在很大程度上會迫使勞動力成本增加”。

自2005年以來，我國理論界就開始圍繞著“劉易斯拐點”，即勞動力過剩向短缺的轉折點是否到來以及何時到來的問題展開討論，因為它的到來，意味著我國剩余勞動力“無限供給時代”的結束。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的結果也證明，到2015年，農村人口的負增量將與城市人口的正增量相等。全國勞動年齡人口凈增量將為零。因此，中國的“人口紅利”將在數年之內消失，“用工荒”將成為中國經濟必須長期面對的問題。

但我國學者也普遍認為，僅以“劉易斯拐點”理論，不足以全面解釋中國當前已出現的“用工荒”現象，因為這一理論從一種相對宏觀、抽象的意義上來解釋一般趨勢，對于中國特殊的城鄉、區域二元經濟結構下的具體勞動力流動問題，這種解釋仍顯得變量不足。從我國人口流動的特殊性來看。人口的跨區域流動、人口流動的區域性就近原則和長期化趨勢、流動過程中帶來的城市戶口限制以及社會保障缺失所引起的身份認同缺失等，這些人口的流動特性是世界上其它國家所不具有的。

根據《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0》，未來的20、30年內，我國的人口流動將呈現四大基本態勢：一是流動人口規模將不斷增加，但增速逐步放緩。二是經濟危機為區域產業結構的調整帶來了契機，促進了人口的重新分布。三是未來我國流動人口的分布將逐步形成以東部沿海連綿城市帶為重心，以內陸城市群為中軸，以西部中心城市為集聚點的流動人口分布格局。四是人口流動將由生存型向發展型轉變。據此可以分析出：2008年末的經濟危機帶來了產業結構的調整，大批勞動力隨著產業轉移從東部沿海向中西部回流，這在某種程度上說明，金融危機時期的“用工荒”更多是由產業轉型導致的。但另一方面。流動人口在遷入地的民生社保管理水平也通常成為流動人口新遷移的動因。遷入發達地區的大批農村剩余勞動力，由于戶籍隔離政策仍然存在，很難獲得城市戶口。這種戶籍歧視以及由此引發的一系列城市公民身份歧視，如農民工子女接受義務教育的教育公平歧視、購房限制歧視、醫療社會保障歧視等，使他們很難通過在城市打工獲得對遷入地城市的歸屬感和認同感。

對于這一問題，有學者指出，我國“當前的‘民工荒’實際是‘民工權利荒’，民工短缺實際上是權利短缺或制度短缺。‘用工荒’最主要的原因還在于沿海地區以往勞動用工環境惡劣，農民工工資過低以及政府對外來工保護不力。輸入地政府沒有發揮對企業的監管責任，相反還參與了對外來工的搜刮，暫住證收費即是一個明顯的例子。”顯然，這種“民工權利荒”對勞動力的流動產生了阻礙作用。

與此同時，我國勞動力市場上卻出現了“人口過剩”。自2000年以來，中國大學不斷擴大招生規模，每年招收的大學新生高達600萬，甚至最高達800萬以上。這些大學生往往以畢業后至少能成為“白領”、“脫離生產第一線”為就業目標，卻由于沒有那么多“白領行業”的崗位能接受他們，導致就業率的持續低迷、就業薪酬的持續走低成為相當自然的趨勢。這樣，大學畢業生與農民工在勞動力市場上呈現出剛好相反的發展趨勢。一方面，擁有較多知識型人力資本的大學生日益過剩，另一方面，擁有較好體能和多年打工經驗的農民工卻日益減少。這種結構性錯位更加凸現了我國勞動力結構上的矛盾，也影響了勞動力的合理配置與供應。

總之，從基本局勢上看，目前我國人口的年齡結構、計劃生育政策帶來的適齡勞動力的快速減少，勞動力供需失衡帶來的老齡化的提前化，已開始成為“用工荒”和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的基本因素。但由于中國人口流動的特殊性、流動人口在遷入地民生社保管理上的改革空間、體能型與智能型勞動力在調配上的可能性，勞動力的供應并非完全枯竭，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在勞動力供給方面的優勢還會長期保持。

二、近年來東南沿海地區“用工荒”現象不斷升級的具體原因

自2004年以來，我國東南沿海發達地區已經出現了三次“用工荒”，它們表現為兩種不同的形式：一種是“普通工人短缺”；另一種則是“中高級技工短缺”。我們先來分析

“普通工人短缺”的原因。

2004年。當東莞第一次出現“用工荒”時，我國學者包小忠分析過這次“用工荒”的原因。他指出，“東南沿海經濟發達地區的勞動力市場是否進入了勞動力有限供給的階段，取決于外出打工的農民工的工資是否足夠高。以及農村剩余勞動力供給的規模是否足夠大這兩個關鍵因素。”在他看來，“中國在2004年首次出現的‘民工荒’，其真正原因是農民工的預期凈收人下降。”由于這次“用工荒”呈現出暫時性和季節性的特點，在很快得到勞動力補給之后，只是“曇花一現”。

第二次“用工荒”發生在2008年。一場由美國的金融危機引發的全球性金融危機，使中國2000多萬到東南沿淘地區打工的農民工回流到勞動力遷出地。由于這次農民工回流的具體原因是勞動力流動的相對收益減少，因此，企業為完成訂單，只能用高工資來補償用工缺口，在一定程度上也提高了勞動力成本。這表明，我國已經開始失去廉價勞動力的優勢，隨之而來的便是企業訂單轉移到勞動力更為廉價的越南、柬埔寨、盂加拉等其他國家。

第三次“用工荒”發生在2010年至2011年。全球經濟開始回暖，以勞動密集型為優勢的企業訂單不斷增多。但伴隨著我國產業結構的升級轉型，尤其是沿海經濟發達地區部分產業的轉移，出現了民工潮從珠三角、長三角地區回流到中西部地區的趨勢。因此，沿海經濟發達地區的普通勞動力再度變成了“香餑餑”，不僅普工難招，而且連技工也越來越難求。

但是，這次沿海經濟發達地區“普通工人短缺”的具體原因，已與前兩次有所不同，從實質上講，它首先反映出我國城鄉之間、欠發達地區與東南沿海發達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正在縮小。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10年我國民生已有顯著改善，2010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在相當長的時期內第一次增長速度超過了城市，并且欠發達地區的社會保障水平也有了明顯的提高。這種民生改善本身導致了遷出地就業機會的增加和收入水平的穩步提高，因而對沿海經濟發達地區的“普通工人短缺”造成了影響。

其次，這種“普通工人短缺”也是由于人口流動成本在近幾年內大幅度提高造成的。國內一線城市的高房價、持續走高的物價水平和通貨膨脹，都使得遷入地城市的生活成本、流動人口遷移往返的交通成本、以及由于經濟壓力帶來的心理成本都在不同程度上有了較大提高。這當然不能不影響到沿海經濟發達地區的“普通工人短缺”。

我們再來分析沿海經濟發達地區“中高級技工短缺”的原因。在改革開放的頭20年里，沿海地區并不存在“中高級技工”的嚴重短缺，這一方面是由于我國過去的中高級技工還有一定的儲備，另一方面更是由于沿海地區的企業大多屬于引進外資型的、或是加工性質的勞動密集型企業，這些外向型企業本身主要依靠的是廉價勞動力，而不是中高級技工。然而隨著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引起的外資抽逃以及我國沿海地區的產業結構大調整和升級轉型，對中高級技術工人的需求立即顯現出來，恰逢此時，我國的中高級技工儲備已基本耗盡，并正處于后繼無人的狀態中。自2000年以來，大學的擴招吸走了大量生源，卻引起了職業高校嚴重的“生源危機”，自然導致中高級技工的嚴重缺乏。根據我國這些年的規劃，中高級技工至少應占工人總數的15％，然而目前只占5％。缺口高達至少700萬以上。這直接影響到我國、尤其是沿海經濟發達地區的“中高級技工短缺”。

據統計，到2010年，中等技能人才的缺口已達35萬，高等技能人才的缺口也高達18萬。中國人力資源市場信息監測中心的最新數據顯示，從全國局勢來看，各技術等級崗位空缺與求職人數的比率均大于1，勞動力需求大于供給。其中。高級工程師、技師和高級技師崗位空缺與求職人數的比率較大，分別為2.29、2.19、1.89。這反映出我國勞動力市場上對技能型人才的需求量越來越大，民工短缺正在向技工短缺轉變。這種局勢不僅出現于珠三角，而且已經成為我國東南沿海發達地區勞動力市場上的一種普遍發展趨勢。呈現出用工短缺從過去單純的“普通工人短缺”轉變為“普工嚴重短缺。中高層次技工大量短缺”的“復合短缺”特點。

在短期內無法通過我國職業技術高校提供的畢業生來迅速彌補這種“中高級技工短缺”的情況下，高技能的工人往往需要企業長期對其進行專用性人力資本投資才能獲得。然而，擁有一定人力資本特質的農民工，雖可以進行大規模的普工生產，但由于不具備一定的文化素質，很難在短期內通過在職技能培訓就轉變成中高級技工。另一方面，由于企業雇傭的這些工人都是合同工，勞動合同大多是三至五年，合同到期后，雇傭雙方是否續約也不確定，因此，雇傭雙方在技能培訓方面都有自身的憂慮。企業方面擔憂的是，一旦雇傭關系中斷，會使企業對農民工進行的專用性人力資本投資受損；而農民工方面擔憂的是，因接受培訓導致的技術上過于專門化反而會使自己不具有通用性人力資本的特征。從而加大其再次就業的難度。由此可見，當今我國企業職能培訓制度上的缺失，以及企業專用性人力資本投資激勵機制的缺失。本身制約了中高級技能工人的充足供給，構成了企業技術員工短缺的重要原因。

三、解決“用工荒”雙短缺問題的對策建議

第一，改善發達地區農民工的生活條件和社會地位。發達地區的就業市場應大幅度提高農民工的工資待遇；當地政府應制定合理的標準，放開死板的戶籍限制，消除由此引起的包括購房限制歧視在內的一系列公民身份歧視，為符合條件的農民工提供與城市公民相同的醫療和社會保障，使其子女能在城市接受與城市子弟相同的義務教育，生活水平得到普遍提高，方能讓農民工在遷入地找到的歸屬感和尊嚴感。

第二，建立企業對適齡勞動力在職培訓的機制。當今中國正在從“外向型經濟走向開放性創新經濟，其基本特征，就是要把競爭戰略的焦點從過去主要集聚于對物質資本的競爭，轉化為主要對人力資本、技術資本和知識資本的競爭。由此來凸顯高層次人才戰略的主體地位。”因此，當東南沿海城市產業和產品結構升級時。需要工人在人力資本特質上具備一定專用性的技能水平，才能適應新一輪用工短缺現狀。但由于原有的農民工已難以適應新崗位的要求，這就首先需要企業從提高文化素質和專業技能人手。加大對適齡勞動力、尤其是第二代農民工的職業培訓。通過專用性人力資本的投資來積累他們所欠缺的人力資本，提升他們在產業轉型升級中的勞動競爭力，能從一定程度上緩解“用工荒”不斷升級在勞動力供給上造成的緊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