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商業的發展規律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古代商業的發展規律，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宋代的商品經濟處于全面發展的狀態，表現為商業政策的改變、手工業的繁榮、城市商業的發達以及海外貿易的發展。首先，在商業政策上，宋代統治者采取了與過去歷代王朝都迥異的重商政策。中國封建社會發端于農業社會，從春秋戰國封建制度萌芽起，農業都是作為國家統治發展社會繁榮穩定以及軍事經濟發達的基礎，因此對農業格外的重視。在思想層面，漢代以后，董仲舒改革的新儒家思想更是為了體現帝王的統治目的，而將重農抑商思想融入進去，因此此后的歷代帝王都鼓勵發展農業，控制甚至打擊商業活動。而這一點到了宋生了改變，宋初太祖趙匡胤認為“多積金，市田宅，以遺子孫。歌兒以享天年”，以博民富。在宋太祖之后，宋太宗趙光義也號為“令兩制議政豐之術以聞”。宋神宗在位時“尤先理財”，令眾“政事之先理財為急”這樣的重視經濟的思想一直貫穿于宋朝，這是保證經濟發展的一個很重要的前提。其次，宋代的手工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達到了封建社會最為繁榮的程度。與唐代相比，宋代的坑礦、茶鹽、造船、造紙、制糖、紡織、制瓷等有較為明顯的進步。從特點上看，宋代的手工業產地逐步擴大，出現了區域性的手工業企業和家族式的規模企業。手工業產品的產量也隨著生產區域和交易范圍的擴大而增加。最為顯著的變化是當時的手工業技術水平提高非常明顯，在制糖業、采礦業、陶瓷制造業等方面都有所提升，比如制糖業出現了“糖冰”（冰糖）的生產技術，宋瓷的技藝手法融入了多種藝術元素。另外，宋代經濟發展還體現在宋代城市貿易的繁榮。在宋代之前，不僅國家不重視發展商品經濟，而且在城市格局上體現了重農抑商的思想。宋代以前的城市中，嚴格限制工商業活動的范圍，將城市劃分為坊和市“，坊”是指居民居住區“，市”是指商業活動區。同時還規定，所有的商業活動都必須在“市”區進行，不得在“坊”區進行商品買賣活動“，市”的經營時間也被限制在白天有限的時間內。這種規定大大限制了城市商品買賣活動的時間和范圍。而在宋代，這一界限被消除了。北宋的都城汴梁城突破了市坊的界限，街道兩旁和居民區都有商業活動“，坊巷橋頭及隱僻去處俱是鋪席買賣”，顯示出商業的高度繁華程度超過了長安城。北宋的都城汴梁城還出現了早市和夜市，呈現出了全面繁榮局面。同時，商業城市和市場數量在這一時期也急劇增多，除了北宋都城汴京和南宋都城臨安兩個最為著名的繁華都城外，成都、建康、鎮江及揚州等城市也十分發達，人口規模也逐年增加，汴京和臨安的人口大致有170萬和120萬左右。除了大都市商品交換異常活躍外，眾多商業性集鎮也如雨后春筍般遍及全國各角落，這些集鎮多集中于海上貿易繁榮的沿海鎮市或水陸交通樞紐的內陸商鎮，甚至在農村也打破了往日的寂靜，于頻繁的貨品交換中逐漸形成了“草市”或“墟市”,使得整個國家的商品貿易活動都十分活躍，深刻反映了宋代商品經濟的繁榮發達。

二、宋代商品經濟的發展對律學發展的影響

1.商品經濟對律學思想的影響。

不同的時代都有著不同的立法思想，不同的經濟水平之下的法律思想和法律研究思想也有很大差異。作為經濟基礎的商品經濟的發達，也使得宋代的律學研究思想發生了重大變化。中國的封建法律思想從西漢董仲舒確立新儒學以后而確定，經過魏晉南北朝、隋代、唐代的發展，到宋代時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尤其在經濟基礎發生變化的情況下，就需要一種新的世界觀來適應這一變化，理學作為律學的思想基礎就在這種情況下得以發展。理學名稱的起源來自于宋代儒學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內容，它是以儒家的倫理思想為核心，糅合佛家思想和道家思想而成的一種理論形態，其核心內容是強調“理”的先天的存在，把抽象的“理”提到永恒的、至高無上的地位，學習的目的就是“即物窮理”。理學思想肯定了封建社會的等級關系，認為“：夫天之生物也，有長有短，有大有小。君子得其大矣，安可使小者亦大呼？天理如此，豈可逆哉？”關于法律他們認為禮與法都是“理”的體現，是為了管理和統治人民而設置的工具“，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法者，天下之理”，“律所以明法禁非，亦有助于教化”。因此，認為治國就需要禮法合一，同時要根據事物發展的規律制定不同的領域的法律規范。在理學思想之下，任何事物都有其發展規律，法律要依據這些規律進行，因此對待農與商他們都保持了同等的客觀的態度，在商品經濟有所發展的情況吸取也加大了對商品經濟的調整。立法上統治者調整了歷代立法中重刑法輕民法的傳統做法，開始探索民事立法和經濟領域的立法，專門研究施行了鹽法、酒法、茶法等法令。為了順應商品經濟的規律，宋代立法制定了一系列的經濟民事法律，統一了國家與經濟活動者之間的利益分配問題。同時，立法的科學性也將政府的政策導向更好地促進了商貿發展和手工業的繁榮。

2.商品經濟對應用律學的影響。

中國古代的律學十分注重法的應用，在法的解釋和刑事技術方面的研究最多，形成的研究成果也最為豐富。宋代商品經濟的發達，客觀上使得社會財富得以積累，民間財富的積累讓民眾可以擁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從事律學研究活動。從國家層面來說，也加大了對律學研究人才的培養，設置了律學博士專門進行律學研究，涌現出了《刑統賦》、《律文音義》、《律令釋義》等一些著名的律學研究著作。其中《刑統賦》就是律學博士傅霖編制的，他在研究時認為《宋刑統》不便閱讀和記憶，于是將《宋刑統》的全部律文的要旨，用韻文體裁撰為律學讀本，并自行作注，解說韻文含義。受到商品經濟發展的影響，以及理學的繁榮，人們看待事物的方式也更為客觀，不再僅僅看到統治秩序的維護，而更加注重對社會個體正義的維護，突出人的個體價值，在司法實踐上更加注重刑事科學技術的應用，出現了諸如《折獄龜鑒》、《棠陰比式》、《洗冤記錄》等法律應用領域的著作。其中《洗冤集錄》使得法醫學取得突破性的進展，對中國乃至世界的法醫學發展都產生了重大影響。

三、結語

篇2

關鍵詞：自然環境變化；可持續發展;以地為生；人地和諧；持續利用 

 

一、全球自然環境的自然變化 

 

地球形成至今已有數十億年。全球變化按照其自然發展變化規律，從低級到高級，從簡單到復雜，由無生物的太古代到有原始生物的元古代，再到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遵循著由量變的積累達到質變，也即沿著漸變與突變相互交替變化發展著。[1]地質科學證明，在如此漫長的發展變化中，地球經歷了三次氣候變冷的大冰期。它們是震旦紀大冰期、晚古生代大冰期和第四紀大冰期。因為人類是在第四紀大冰期中由類人猿在與惡劣的自然條件斗爭中，逐步學會制造工具與使用工具而轉變為猿人、古人、新人、現代人的，所以第四紀大冰期的全球變化研究對人類便顯得更為重要。[2]加之人類從自然中誕生以后，在利用自然過程中便對自然加以干擾，甚至破壞，全球變化也就更加復雜化了。 

 

二、人類對全球自然環境變化的干擾 

 

生產力的步步提高，推動著人類社會向前發展，也加大著人類對自然的干擾，尤其是世界人口已猛增到58億，森林大量被砍伐，草原過量被放牧，沙漠化日益在擴大，動植物種類在滅絕，優美的環境遭破壞，地球上的災害愈來愈多，山崩地裂、火山地震、狂風暴雨、水旱災害……在地球上各個地方此起彼伏，連綿不絕，使全人類不得不共同發起“國際減災年”來對付，這既是天災，也是人禍。 

1.全球重負人“禍”為首問題 

地球面臨的所謂資源枯竭、能源短缺、環境污染、糧食不足和人炸五大挑戰，核心是人口問題。人口猛增必然造成生物圈負荷的加重，引發生態危機。地球承載人口必有一個最佳限度，而且人的個體消費指數愈高，人口總量的極限就會愈少，人對環境進行大規模的破壞，必然得到自然懲罰，但在時間因素鏈上具有滯后性，往往是父輩作孽，子孫遭殃。人口的過快增長，人對自然資源的需要量增大，超過了生態系統的負載能力，打破了系統的穩定性、有序性，生態系統就喪失了和環境交換物質、能量的能力，必然產生全球性負向變化，增多了全球自然災害的機會。增大了對生態系統的沖擊和壓力，使人類生存空間顯得愈來愈擁擠。近年來發生的許多不利于人類和生物生存的全球變化，既有天災，人“禍”為首。 

2.完整的臭氧層產生空洞問題 

位于大氣圈中平流層里的臭氧層，能吸收太陽輻射中有害生命機體的紫外線，從而保護了地球上生物的生存與發展。然而，近幾十年來，在平流層中飛行的超音速噴氣式巨型飛機數量大增，它們排出的硝酸鹽和硫酸鹽同臭氧化合，消耗了大氣中含量不多的臭氧。加之，還有各類化合物產生的氟氯甲烷、四氯化碳等釋放物，被紫外線照射變為破壞臭氧的催化劑，已使完整的臭氧層遭到了破壞，產生空洞。有的科學家估計，人類釋放的上述物質，已使臭氧減少了3%，長此以往，預計到2050年，可能導致臭氧減少10%。如果任其發展下去，則將產生危及全球的人類和生物界的重大問題。 

3.大面積酸雨沉降問題 

二氧化硫是污染大氣的元兇。它在陽光、水汽、微塵的作用下，生成硫酸或硫酸鹽的微粒，飄蕩在空中，遇到風雨下降，就被沖洗下來，形成酸雨雪。加之，氮氧化合物在陽光、水汽、微塵的作用下所產生的硝酸和碳酸鹽，同樣會使雨雪變酸，它們的生成都與燃燒石油、煤炭礦物等燃料有關，是當前的一種嚴重污染物，已幾乎為害整個地球。 

4.生態系統失調的問題 

全球性物質循環和能量流動對生物圈產生著很大影響。例如，自從消滅害蟲十分有效的有機氯類殺蟲劑使用以來，這種不易分解的農藥可能通過食物鏈的傳遞，在生物體內積累，使人和其他一些生物受害。如此下去，生態系統將遭到嚴重破環。另外，地球上輻射能量的增加，也會對生物界造成巨大的危害，可使人類遺傳功能受到無法恢復的損傷，也使生物遺傳發生突變等全球性重大問題。 

5.全球性氣候變暖問題 

對流層中所含的二氧化碳氣體，對大氣起保溫作用。所以，大氣周圍中二氧化碳含量的多少會影響大氣圈的能量平衡過程。世界各國在工業化過程中燃燒礦物燃料的數量急劇增加，進入大氣圈中的二氧化碳氣體也隨之劇增，這勢必引起全球性的氣候異常變化。大氣圈的能量平衡比較脆弱，氣溫只要有少許改變，尤其是位于沿海之濱的大城市如上海、倫敦等其損失更將慘重，帶來更大的災難。所以，減少礦物燃料的燃燒，廣植森林，保持大氣圈的能量平衡是一個全球環境的重大問題，非一國一邦所能辦到的，這仍是一個人為全球變化問題，已到了非采取有效措施不可的時候了。 

 

三、環境與資源問題 

 

環境與資源問題由來已久。人類既是環境的產物，又是環境的改造者，人類在同自然界的斗爭中，運用自己的智慧，從環境中索取資源，并把這些資源通過自己的勞動變為財富，供自己享用。但由于早期人類認識能力與科學技術水平的限制，在改造環境和過度消耗資源的過程中，往往會產生意料不到的后果，造成對環境的污染和對資源的浪費。好在那時人口尚少，生產力水平尚低，造成的破壞還是局部的，尚未達到全球性的規模。隨著社會分工和商品交換的發展，城市成為手工業和商業的中心。尤其是到產業革命后，蒸汽機的發明和廣泛使用，生產力大大提高，使發達的城市和工業區、工礦企業排出的廢棄物污染環境事件不斷發生。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生產力突飛猛進，社會財富增加，人民生活有所改善，但許多工業發達國家普遍產生現代工業發展帶來的范圍更大、情況更加嚴重的環境污染問題，威脅著人類的生存。環境與資源問題已發展成為全球性重大問題。到了人所共識的非聯合治理而解決不了的時候了，到了共同提出與實施可持續發展理論的時候了。

四、可持續和諧發展 

篇3

關鍵詞：微觀歷史；喚醒情感；細節感悟；創造性思維

歷史是過去了的生活，是由豐富多彩、有血有肉的微觀歷史構成的。然而教科書受篇幅的影響，往往言簡意賅，提綱挈領。教師的課堂教學如果只局限于教科書，只局限于宏觀歷史的建構，生動的歷史只會變成一個個知識點的框架，失去了鮮活的生命力，實現不了有效的課堂教學。筆者在本文中倡導歷史教師利用微觀歷史，在歷史課堂上展示豐富多彩、生動有趣的歷史，來補充教材內容的不足，提高學生學習歷史的興趣，激發學生情感，增強課堂實效。

微觀歷史簡單地說，是大場面、大事類的宏觀歷史以外的歷史，即“歷史的細節”或“微小的歷史”。微觀歷史對教科書的宏觀歷史具有很強的證實性、補充性，能還歷史的本來面貌。微觀歷史范圍非常廣，我們在教學中經常挖掘使用的主要包括：歷史數字微觀、歷史文檔微觀、歷史圖片微觀。中學歷史教學中充分運用微觀歷史開展教學具有以下的功能和作用。

一、有利于喚醒學生情感，樹立正確的態度和價值觀

歷史學科是一門人文學科，它的教學要求和特點決定了它肩負著發展和培養學生情感的獨特使命。情感是影響青少年學生態度、世界觀的重要因素，教師應充分發掘具有豐富情感因素的微觀歷史，創設具有強烈情感色彩的情境，來感染學生，使學生產生共鳴，升華情感。

如，在教學“漢朝歷史”時，我會用多媒體展示以下的微觀歷史細節：

細節一：霍去病生為奴子，長于綺羅，卻從來不曾沉溺于富貴豪華，他將國家安危和建功立業放在一切之前。漢武帝曾為霍去病修建一座豪華的府第，霍去病卻斷然拒絕，說：“匈奴未滅，何以家為？”

細節二：他們朝行暮宿，風餐露宿，備嘗艱辛，不料中途被匈奴所俘，并押送至匈奴王庭。匈奴為籠絡、軟化張騫，為他娶了妻子，并生了兒子，這樣一扣就是十年。但這些并沒有動搖張騫完成通西域使命的決心，帶去的旌節一直留在身邊。

細節三：司馬遷被關進監獄以后，案子落到了當時臭名昭著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嚴刑審訊司馬遷，司馬遷忍受了各種肉體和精神上的殘酷折磨。面對酷吏，他始終不屈服，也不認罪。出獄后任中書令，繼續發憤著書，終于完成了《史記》的撰寫。

當這三段有血有肉的微觀歷史材料呈現出來時，深深撥動了學生思想情感的琴弦，學生的心靈立即被漢朝的這些英雄們的民族氣質和民族情結深深地震撼了！

大英雄的愛國精神感染了我們，同樣平民的小歷史也能喚醒我們的情感。呵護個人自尊，限制權力，這已成為我們時代的主流觀念。僅憑精英史觀下的教學，委實難以呈現歷史的全貌，難以舒展學生的個性。所以教師在教學中恰當地補充平民的小歷史是必要的。例如，在教學中滲透傳記、家譜、口述、日記等小歷史，有條件可組織學生編纂小家譜、村史等活動。這樣通過平民百姓平凡無奇的事跡、豐富的情感等細節，從而提升學生尊重個性的歷史意識，提升公民歷史素養，樹立正確的態度和價值觀。

二、新角度看歷史，為學生創造性思維能力的培養提供了廣闊空間

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新課標明確要求教師在教學中要注重培養學生的創造性學習能力。要實現這個教學目標，就要將學生的探索精神挖掘出來，讓學生在創新精神的驅使下開展自主學習，培養學生的思維和能力。微觀歷史從下而上地看歷史，以獨特的視角凝視歷史，克服思維定勢，有利于激發學生的探索精神。

1.利用微觀歷史創設情境，激發興趣，是培養學生創造性思維能力的基礎

孔子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心理學研究也表明：興趣和創造性呈正相關聯系。而要把內在的動機轉變為思考的動力，就需要教師科學地運用微觀歷史，激發學生強烈的興趣和求知欲。教師可以通過多媒體等手段來展現微觀歷史資料，以更直觀、形象、生動的形式來激發學生學習歷史的興趣，拓寬學生思維的空間。如，秦始皇兵馬俑、故宮、敦煌壁畫等只靠單一的講述很難使學生有全面的認識，如將這些微觀歷史細節通過多媒體再現于大屏幕上，就能刺激學生的多方面感官，激發學生學習思維，從而為培養學生創造性思維打下良好的基礎。

2.探究微觀歷史，發散思維，培養學生創造性思維的深刻性

發散思維是創造性思維的核心，強調的是對未知信息的假設，以突破原有結構和思維方式的禁錮。因而在教學中，應避免過去那種教師給出結論，學生死記硬背的弊病，應激發學生思維，應引導學生自主地探究微觀歷史，培養創造性思維的深刻性。

例如，在探究如何評價斯大林模式時，我向學生展示了以下幾則微觀歷史細節：

細節一：到1937年，蘇聯的工業產值已經躍居歐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

細節二：30年代五年計劃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計劃”成了最時髦的詞。

細節三：到斯大林逝世的時候，人均糧食產量、人均肉類產量還沒有達到沙皇時代的水平。

細節四：1991年，克里姆林宮的紅旗悄然落下，紅色的年輪在大國興起的舞臺上刻寫了74圈。

閱讀完材料后我鼓勵學生提出疑問，讓他們在課堂上采取小組討論等方法去探究這四則歷史細節出臺的背景，微觀數字的正確性，導致的結果和產生的影響。經過自主的探究后，有的學生指出：通過斯大林模式，蘇聯建立，成為一個社會主義強國，也為資本主義發展道路提供了很好的借鑒，所以斯大林模式是成功的。而有的學生則指出：后來它犧牲了農民的利益，犧牲了人們的生活質量，這是一種畸形的發展，最終導致了蘇聯的解體。所以，斯大林模式是有嚴重弊端的。這樣通過對微觀歷史的進一步探究，學生各抒己見，形成了自己的觀點，從而培養了學生創造性思維能力的深刻性。

三、以小見大，有利于學生對社會演變的宏觀歷史的感悟

宏觀歷史是“大歷史”，是廣度的歷史，揭示了歷史發展的過程和規律。微觀歷史強調小中見大，把小研究與大意義聯系起來，為宏觀歷史的空洞提供珍貴的補充和說明，可以克服宏觀歷史的抽象性、概括性和枯燥性。感悟宏觀歷史，洞悉歷史發展規律，是建立在深入細致的微觀歷史的探究基礎上的。這就需要教師把微觀的歷史血肉像糖葫蘆一樣與宏觀歷史的主骨架串起來，使歷史活生生地展示在學生面前，培養學生學習歷史的興趣和思考歷史問題的能力，并從中找出解釋歷史規律的線索。例如，在講授“燦爛的宋元文化”這一課時，如何讓學生理解宋代的社會發展及在整個古代歷史中的地位是教材的難點。教師可以指導學生欣賞《清明上河圖》的局部（最好投影出來），再配合教師的講解（或由一位對作品比較熟悉的學生介紹），通過畫面的街道、店鋪、船只等細節的剖析，激起學生對于畫面細節窮追不舍的窺視欲，使學生直觀形象地認識北宋都城的繁華；教師還可以進一步投影出唐朝都城圖，讓學生找出唐都的“坊”與“市”，通過細節的比較，從而讓學生了解宋都商業從空間上、時間上突破了唐都的限制，理解了宋朝商業的繁榮及在古代社會的重要地位。

這樣，通過具體的細節或“小歷史”，有助于學生從水滴中洞悉出一個更接近真實的歷史世界，有助于學生構建相對完整的歷史，有助于學生把握歷史史實之間的內在邏輯關系。

四、有利于傳授學生一些探究歷史的方法

過去，歷史教學側重于傳授具體的歷史知識，沒有把歷史認識的方法看作是歷史教學的主要內容之一，好像掌握歷史研究的方法完全是歷史學家的事情，與中學歷史教學無關。而從教學改革的實踐可看到，中學生像史學家一樣，掌握一些認識歷史和研究歷史的基本方法，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非常必要的。學生掌握一些探究方法，例如，如何從限定的對象、縮小的范圍中判斷微觀歷史材料是否有用、鑒定真偽、比較不同來源的史料、判斷史料中的矛盾和偏見成分等，這樣可以培養他們探究歷史的興趣，提高分析和判斷事物的能力，形成正確的歷史意識和歷史觀念。

總之，我們要精心地進行課堂設計，尋找歷史長河里一顆顆零散的珍珠，恰當地運用微觀歷史，展示生動有趣的歷史，使學生走進歷史、理解歷史、感悟歷史，最終實現教學目的。

參考文獻：

[1]朱漢國.新版課程標準解析與教學指導：初中歷史.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03.

[2]于書娟.微觀史學與我國的教育史研究.上海教育科研，2007（12）.

篇4

永嘉學派的經濟思想在浙東實學中最具系統性，而其集大成者葉適的經濟思想具有典型意義。

葉適（1150—1223年）字正則，晚年在永嘉城外水心村著書講學，世稱水心先生，溫州永嘉（今浙江溫州）人。淳熙五年（1178年）中進士，歷仕京外，曾為兵部侍郎、吏部侍郎、太常博士等，屢奏言復興，要求抗金。《宋史葉適傳》稱“適志意慷慨，雅以經濟自負。”開禧北伐時，他出知建康府立有戰功；又在江淮屯田練兵修壘筑堡，防御金兵進犯；到韓佗胄敗后，他因“附會用兵”被革職。葉適倡導“務實而不務虛”（《水心文集補遺》），他批評“高談者遠述性命，而以功業為可略”（《水心別集》卷15《上殿札子》），主張“黜虛從實”，修實政、行實德、實事實功(22)。黃宗羲在《宋元學案艮齋學案》的案語中說：“永嘉之學，教人就事上理會，步步著實，言之必使可行，足以開物成務。”實際功效是衡量道義正確性的指標。

就學術淵源看，一般認為永嘉學宗二程，有永嘉先輩周行己、許景衡、鄭伯熊等，經薛季宣（1134─1173）、陳傅良（1137─1203）“實事實理”學風，到葉適而永嘉實學蔚為大觀。黃百家說：“永嘉之學，薛、鄭俱出自程子。”（《宋元學案》卷56《龍川學案》）但全祖望提出：“世知永嘉諸子之傳洛學，不知其兼傳關學。”（《宋元學案》卷32《周許諸儒學案序錄》）他認為：“浙學于南宋為極盛……，葉、蔡宗止齋以紹薛、鄭之學為一家，遂與同甫之學鼎立，皆左袒非朱、右袒非陸，而自為門庭者。”（《宋元學案》卷53《止齋學案》）為葉適立學案，論“水心較止齋又稍晚出，其學始同而終異，永嘉功利之說，至水心一洗之。……乾淳諸老既歿，學術之會，總為朱、陸二派，而水心其間，遂稱鼎足。”（《宋元學案》卷54《水心學案上》）葉適引留茂潛語：“故永嘉之學，必彌綸以通世變者，薛經其始而陳緯其終也。”（《水心文集》卷10《溫州新修學記》）學術流脈固然重要但不易說清，且思想家的不宜僅以此為據，故宜較宏觀性把握。葉適遠承伊洛，近師周、鄭，光大薛、陳而集永嘉學之大成；其學術是有宋以來反傳統思想與務實精神的集中體現，是中原文化的發展流變與 東南地域經濟結合的產物。當時，孝宗朝既有戰爭威脅又相對穩定，要勵精圖治就要務實空談無用，這也是時局的需求。另外，宋南渡后大量士人薈萃東南有利于交流汲取，形成眾多學派并存的生動局面，具葉適所說的“師友之教”與“流風相接”，加上他任官務實的經歷等等，對永嘉實學之大成均起作用。

葉適的思想經歷了一個發展過程。他與朱熹有聯系，又與浙東其他學派有來往，他推崇陳亮，為之銘墓志、序文集，他們被朱熹指責為“若永嘉、永康之說，大不成學問，不知何故如此。”（《朱子語類》卷122）早年他還在朝中為朱熹進言說話；在《進卷管子》中，指責管仲始壞王政， “以利為實，以義為名”（《水心別集》卷6）；在淳熙五年（1178 年）的《廷對》中他提出：“孔子修群圣人之道，付之儒者使世守之。而秦漢以還，習于功利雜伯之政，與群圣人之道不類”，主張“談誼而不談利，計德而不計功”（《水心別集》卷9）。而晚年的代表作《習學記言序目》則明顯變化， 反對空談倡言功利。此書“根柢《六經》，折衷諸子，剖析秦漢，迄于五季。”（《習學記言序目》嘉定十六年序）是他對對傳統思想的系統反思。

葉適在經濟思想方面的貢獻，突出于其反傳統精神和商品經濟發展的特征，并且較為全面系統，所及幾乎涵括傳統經濟觀諸方面，(23)以下要點較為集中地反映了他對傳統經濟思想的發展創新──

① 義利觀

事功實學在義利觀上有其鮮明的反傳統傾向。葉適說：“‘仁人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此語初看極好，細看全疏闊。古人以利與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義光明。后世儒者行仲舒之論，既無功利，則道義者乃無用之虛語爾。”（《習學記言序目》卷23）漢代大儒董仲舒的名言受到“全疏闊”的評價，無功利的道義被認為只是無用的“虛語”，這是對傳統儒家的義利觀進行的深刻修正。葉適解釋道：“古人以利和義，不以義抑利。”（《習學記言序目》卷27）“昔之圣人，未嘗吝天下之利。”（《水心別集》卷3《官法下》）他說：“古人之稱曰：‘利，義之和’；其次曰‘義，利之本’； 其后曰‘何必曰利？’然則雖和義猶不害其為純義也；雖廢利猶不害其為專利也，此古今之分也。”（《習學記言序目》卷11）他主張“成其利，致其義”（《習學記言序目》卷22）。也就是說，在他看來“利”不僅與“義”不矛盾，而且是“義”的基礎，完全不同于將“義”置于首位或要求以符合“義”的規范來取“利”的要求。他并非不言“義”，而是主張把義理與功利結合起來，“仁義”以功利為基礎，利義統一。他強調致富，但認為“‘崇高莫大乎富貴’，是以富貴為主，至權與道德并稱，《書》、《詩》何嘗有此義，學者不可從也；從之則富貴不足以成道德，而終至于滅道德矣。”（《習學記言序目》卷4） 他不認為義利是對立的，也不主張“明道”和“計功”對立；功利是義理的外化，主張結合事功講義理，他說：“崇義以養利，隆禮以致力”（《水心別集》卷3《士學上》），“義”成為養“利”的手段。

②本末觀

“重本抑末”是傳統經濟觀的主要傾向。葉適則講三代“皆以國家之力扶持商賈，流通貨幣”，到漢代始行抑商政策，他認為：“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興，抑末厚本，非正論也。使其果出于厚本而抑末，雖偏，尚有義。若后世但奪之以自利，則何名為抑？”（《習學記言序目》卷19）此前反對“重本抑末”者也不乏人，但對這一傳統教條本身進行公然批判否定、從學理上指為“非正論”的則自葉適始。盡管他還未能從根本上改變“農本工商末”的基本理念，但他的“非正論”說，已經標志著宋人的商品經濟觀念進入一個新的時期。他主張“商賈往來，道路無禁”（《水心別集》卷1《治勢下》），指出“夫山澤之產，三代雖不以與民，而亦未嘗禁民自利”，當時“而坐鹽茶、榷酤及它比、巧法、田役、稅賦之不齊以陷于罪者，十分之居其六七矣。故曰比三代之刑為重。”（《水心別集》卷2 《國本下》）他要求政府改變政策。

葉適對工商業的重視，不僅表現在反對重本抑末和奪商專利方面，而且提高到欲使工商業者參政議事、進入統治集團的程度。“其要欲使四民世為之，其理固當然，而四民古今未有不以事。至于丞進髦士，則古人蓋曰無類，雖工商不敢絕也。”（《習學記言序目》卷12）否定不許工商子弟為官的舊規，主張入仕無身份限制等，在經濟思想史有著重要意義，這與時代變遷相關聯。當時“乃至工商之子亦登仕進之途”，“如工商雜類人內有奇才異行卓認不群者，亦許解送。”（《宋會要輯稿選舉》卷14之15、16）蘇轍說：“凡今農工商賈之家，未有不舍其舊而為士者也。”（《欒城集》卷21《上皇帝書》）與唐代“工商之家不得預于士”（《唐六典》卷3）不同了。葉適的觀點很有價值， 當時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商人的經濟地位提高，利益要求也提上日程；而古代談不上有商人思想家，因此士大夫集團中代表商人利益、為他們講話的意見就很難得。從北宋范仲淹以“吾商”自喻，到葉適要求許可工商業者入仕，證實社會經濟發展促進思想觀念變化。不過，這還是有很大局限性的，與西方的市民階級的自治權益要求不同。

更為重要的，是永嘉學派對“農本工商末”這一基本概念的否定和突破。葉適的學生陳耆卿在葉適死后繼承其學，并有光大。葉適生前對他褒獎有加，在《題陳壽老文集后》中夸陳之作“馳驟群言，特立新意，險不流怪，巧不入浮”。（《水心別集》卷29）陳耆卿在所修《嘉定赤城志》卷三七《風俗門重本業》中，采用紹圣三年（1096年）當地地方官鄭至道所作《諭俗七篇》，明確提出士農工商“此四者皆百姓之本業，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易之者也。”此為迄今所發現的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四業皆本”的史料，較以往學術界定論此論最早由明末清初的黃宗羲（1610—1695年）在《明夷待訪錄財計三》中提出早約五百余年，(24)浙東實學在中國經濟思想史上有著重要貢獻。

③理財觀

傳統時代的經濟中財政是為關鍵。由于“諱言財利”，連大張旗鼓變法理財的王安石都小心謹慎地避“言利”、“聚斂”之名。(25)葉適指出：“理財與聚斂異。今之言理財者，聚斂而已矣。……而其善者，則取之巧而民不知，上有余而下不困，斯其為理財而已矣。……是故以天下之財與天下共理之者，大禹、周公是也。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財而為圣君賢臣者也。”他是說圣君賢臣都應善理財，這是很杰出的思想。他還提出“世異時殊不可行而行之者，固不足以理財也。”即再好的辦法，不顧客觀 時代環境也不行。他批評王安石變法“奪商賈之贏”“天下終以大弊”，“故今之君子真以為圣賢不理財，言理財者必小人而后可矣。”“茍欲以不言利為義，坐視小人為之，亦以為當然而無怪也。”（《水心別集》卷2《財計上》）他的“善理財”的標準是“以天下之財與天下共理之”， 但他并不贊成司馬遷的自由放任主張，《習學記言序目》評述《史記貨殖列傳》時說：“所謂‘善者因之，其次利道，其次教誨整齊’者，其權皆聽于奸猾不軌之細民而后可，則孰與為治？兼失之矣。”要通過理財來進行管理。然而，他也不贊成官營禁榷行管桑之術，認為：“王政之壞久矣，其始出于管仲。”因為“欲收 天下之功……以利為實，以義為名……故凡為管仲之術者，導利之端，啟兵之源，濟之以貪，行之以詐，而天下之亂益起而不息。”還說：“若桑弘羊之于漢，直聚斂而已耳，此則管仲、商鞅之不忍為也。蓋至于唐之衰，取民之利無所不盡，則又有弘羊之所不忍為者焉。”（《水心別集》卷6《進卷管子》）

他對當時財利匱乏的認識也別具一格：“蓋自昔之所患者，財不多也，而今以多為累；……故財以多為累而至于竭。……財以多為累，則莫若少之”（《水心別集》卷10《實謀》）這在經濟思想史上是不多見的論點。不過，葉適自有他的道理：“隋最富而亡，唐最貧而興。……故財之多少有無，非古人為國之所患，所患者，謀慮取舍，定計數，必治功之間耳”（《水心別集》卷11《財總論一》）即關鍵在于治國方略的正確和取得實利功效，而不應“奉頭竭足以較錙銖”。他提出入宋以來財入數倍發展“是自有天地，而財用之多未有今日之比也”，但貧乏越重。指出“夫計治道之興廢而不計財用之多少，此善于為國者也。古者財愈少而愈治，今者財愈多而愈不治；古者財愈少而有余，今者財愈多而不足。”他要求罷去苛捐雜稅，則“財少則有余，有余則逸，以之求治。”（《水心別集》卷11《財總論二》）尤其針對越來越多的財入，說是“蓋王安石之法，桑弘羊、劉晏所不道；蔡京之法，又王安石之所不道；而經總制之為錢也，雖吳居厚、蔡京亦羞為之。”（《水心別集》卷11《經總制錢一》）“多財本以富國，財既多而國愈貧”（《水心文集》卷1《上寧宗皇帝札子三》），“兵多而至于弱矣， ……蓋財以多而遂至于乏矣。……兵以多而弱者，可使少而后強也；財以多而乏者，可使少而后裕也。”（《水心別集》卷15《上殿札子》）也就是要削減財入，減輕民眾負擔，這與他的富民思想分不開。(26)

④富民觀

主張“藏富于民”是傳統儒家的主張，但這是從富民是富國的基礎出發的。葉適發展了這樣的主張，強調許民求富、保民之富，反對政府抑制，還公然為富人辯護。他反對“抑兼并”和行井田制，說：“俗吏見近事，儒者好遠謀，故小者欲抑奪兼并之家以寬細民，而大者則欲復古井田之制，使其民皆得其利。夫抑兼并之術，吏之強敏有必行之于州縣者矣。而井田之制，百年之間……雖告亦莫之聽也。夫二說者，其為論雖可通，而皆非有益于當世，為治之道終不在此。”他認為“不可以為井”、“亦不必為井”，因為“已遠者不追，已廢者難因。”再就是說：“今俗吏欲抑兼并，破富人以扶貧弱者，意則善矣”，但不應實行，因為：“小民之無田者，假田于富人；得田而無以為耕，借資于富人；歲時有急，求于富人；其甚者，庸作奴婢，歸于富人；游手末作，俳優伎藝，傳食于富人；而又上當官輸，雜出無數，吏常有非時之責無以應上命，常取具于富人。然則富人者，州縣之本，上下之所賴也。富人為天子養小民，又供上用，雖厚取贏以自封殖，計其勤勞亦略相當矣。”對于豪強惡霸則應當“教戒”使之“自改”。在葉適的認識中，富人的社會功能幾乎達到無所不包的程度。作為國家的根基，富人當然應當 受到保護，不容抑制損傷。“富人代天子養小民”之說有特殊意義，說明宋代國家與自耕農及佃農的關系變化。“夫人主既未能自養小民，而吏先以破壞富人為事，徒使其客主相怨，有不安之心，此非善為治者也。故臣以為儒者復井田之學可罷，而俗吏抑兼并富人之意可損。因時施智，觀世立法。誠使制度定于上，十年之后，無甚富甚貧之民，兼并不抑而自已，使天下速得生養之利，此天子與其群臣當汲汲為之。”（《水心別集》卷2《民事下》）他反對奪富人“今天下之民不齊久矣，開闔、斂散、 輕重之權不一出于上，而富人大賈分而有之，不知其幾千百年也，而遽奪之可乎？奪之可也，嫉其自利而欲為國利可乎？嗚呼！居今之世，周公固不行是法矣。”（《水心別集》卷2 《財計上》）“數世之富人，食指眾矣，用財侈矣，而田疇不愈于舊，使之能慨然一旦自貶損而還其初乎，是獨何憂！雖然，蓋未有能之者也。于是賣田疇鬻寶器以充之，使不至于大貧竭盡，索然無聊而不止。”（《水心別集》卷2 《財計下》）“使后世之治無愧于三代，則為田之利，使民自養于中，亦獨何異于古！”（《水心別集》卷2《民事下》）他多次要求除去苛捐雜稅，使“小民蒙自活之利，疲俗有寬息之實。”（《水心文集》 卷1《上寧宗皇帝札子三》）要求保護求富，與儒家傳統的“不富不貧”主張已經大相徑庭了。 葉適為富人辯護的思想，包括了地主、農民和工商業者的整個民眾在內，他把富民作為富國的基礎，但并非從“國”與“民”的分配關系中，完全代表“民”的利益。他強調的是國家的整體利益，而國家是以民眾為基礎的，這也是古代中國富民思想的特征，不存在純粹意義上的富民思想，如葉適這樣具有鮮明的反傳統意識者也不曾逾越。

余英時先生十分重視“富民論”，認為主張國家應保護富民使之能“安其富”的觀點，“這在儒家經濟思想史上是一個比較新穎的觀點。當時除了其（指蘇轍）兄蘇軾以外，司馬光也持論相近，南宋葉適則發揮得更多。但這一新觀點的廣泛流行卻在明代中葉以下。”(27)他的《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主要講明清時代，在學術界有很大。實際上，宋代為富人辯護思想對后世影響很大，與中國社會的商品經濟發展和經濟對政治的反抗過程相一致，成為中國前近代社會經濟思想的重要特征。明代丘浚說：“富家巨室，小民所賴，國家所以藏富于民者也。”（《大學衍義補》卷13《蕃民之生》）并發展為“安富”思想；他也反對抑制富人“乃欲奪富以與貧以為天下，焉有是理哉！”（同上，卷25《市糴之令》）王夫之說：“大賈富民者，國之司名也”（《黃書大正第六》），“國無富人，民不足以殖”（《讀通鑒論》卷2），抑兼并是“猶割肥人之肉以置瘠人之身，瘠者不能受之以肥， 而肥者斃矣。”（《宋論》卷12）明清以后這樣的觀點越來越普遍，成為社會形態演進的反映。

⑤人地觀

人口問題也是經濟思想史的重要問題，而人口與土地的關系以及生產發展與生態保護問題，到宋代尤其南宋才凸顯出來，這是與當時的社會經濟發展相一致。(28)葉適在這些問題上的認識也很獨到。他在《民事中》中提出：“為國之要，在于得民”，他的所謂“得民”一是要合理利用民力，二是要人地優化配置。當時宋金戰爭瘡痍遍地，人口大規模南移，兩浙人口“百倍于常時”（《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58）。葉適說：“戶口昌熾，生齒繁衍，幾及全盛之世，其眾強富大之形宜無敵于天下。 然而偏聚而不均，勢屬而不親，是故無墾田之利勉為其難增稅之入，役不眾，兵不強，反有貧弱之實見于外，民雖多而不知所以用之，直聽其自生自死而已。”勞動力不能充分利用還徒耗財富，應當“有民必使之辟地，辟地則稅增，故其居則可以為役，出則可以為兵。”（《水心別集》卷2 《民事中》）應充分發揮生產要素的功用。

由于南宋偏安一隅，生產密集生態破壞，葉適十分憂心：“鑿山捍海，摘抉遺利，地之生育有限而民之鋤耨無窮，至于動傷陰陽，侵敗五行，使其地力竭而不應，天氣亢而不屬，肩摩袂錯，愁居戚處，不自聊賴，則臣恐二者之皆病也。”那么，怎么辦呢？他提出了“夫分閩、浙以實荊、楚，去狹而就廣”的辦法，認為這樣一來，就會“田益墾而稅益增。其出可以為兵，其居可以為役，財不理而自富，此當務之急也。”（同上，《民事中》）即以“分閩、浙以實荊、楚，去狹而就廣”的人地優化配置方案，來解決人多不富的“偏聚不均”問題。

吳越之地數十年無戰火，所以人口拼命云集于此，造成激烈的人地沖突；而荊、楚之地到漢末還很興盛，唐、五代后才“不復振起”。若前者以其盛坐待其衰實在是傻事；后者有廣闊的開發復振前景，不利用也是很可惜的。他從生態平衡角度閩、浙集約式經營有傷地力，不解決會“極其盛而將坐待其衰”，所以提出“均民”的主張，發展了蘇軾的“度地以居民”的思想，也是對“適度人口”的較早理解。這有利于打破傳統的安土重遷習慣，減輕發達地區壓力，開發落后地區的后發優勢。葉適注意發揮人口的生產要素功能“有民必使之辟地”，在《民事下》中他還提出了招徠農民開墾各州荒地等主張，想既可解決土地問題也可緩和貧富對立，還可增加國家稅收。統籌全局合理分布，緩解人地沖突，最大限度地發揮勞動力效益；并使發達地區免于盛極而衰，使落后地區重振優勢，這在區域經濟發展與人口合理配置方面是重要的思想。

⑥貨幣觀

宋代的貨幣思想不僅在中國而且在世界經濟思想史上都有其獨特地位。“錢荒”是宋代貨幣問題的焦點，(29)北宋人論錢荒主要是指金屬貨幣，盡管交子在四川發行，但與“錢荒”關系不大。到南宋則不同，紙幣已較為廣泛地流通，“錢荒”的內容復雜得多，不單純指流通中必要貨幣量不足，還包括幾種貨幣的相互關系。因此，南宋人的貨幣思想在經濟思想史中有獨到價值。

葉適的貨幣思想主要集中在《財計中》、《淮西論鐵錢五事狀》以及《通考錢幣二》所載文獻中。他的反傳統傾向在貨幣思想中也有突出表現，他提出“今之所謂錢乏者，豈誠乏耶？上無以為用耶？下無以為市耶？是不然也。”（《水心別集》卷2 《財計中》）對幾乎眾口一辭的“錢荒”提出質疑。他認為并非真的“錢荒”，從物價變化來考察銅幣購買力來看，不是“錢重物輕”，反倒是“錢輕物重”，說是“然則今日之患，錢多而物少，錢賤而物貴也明矣”他考察歷代米價變化來證明“天下百物皆貴而錢賤”，認為這是“方今之事，比于前世，則錢既已多矣，而猶患其少者”的原因，即物價上漲的普遍要求，使不斷擴大的鑄幣量依然不能滿足需求，銅幣購買力下降錢多物少，必然形成錢賤物貴，錢多反而物貴，這是完全不同于傳統的認識，比單純從貨幣絕對量看問題要深刻得多，并能辨證地觀察貨幣量與物價變動關系，且較為符合當時無價變動的實際。葉適這里講的是錢的絕對數量并不少，但不能滿足物價上漲后的流通需求，因此不能認為是“錢荒”。

更重要的是，他提出盡管錢的絕對數量并不少，而實際流通中的量卻不足，主要原因是紙幣的發行排斥了銅幣，使之退出流通所致。他說：由于錢幣不足“至于造楮以權之”，形成“凡今之所謂錢者反聽命于楮，楮行而錢益少”，所以“大都市肆，四方所集，不復有金錢之用，盡以楮相貿易”；結果是“皆輕出他貨以售楮，天下陰相折閱，不可勝計。故今日之弊，豈惟使錢益少，而他貨亦并乏矣；設法以消天下之利，孰甚于此！”他認為紙幣的流通，加速本來就不能滿足流通需要的銅幣退出流通領域，而紙幣貶值使持有者受損失，還使人們不愿將商品多上市── 一系列惡果。 他不僅認識到銅幣為紙幣所驅，而且指出這是一種必然：“雖然壅天下之錢，非上下之所欲也。用楮之勢至于此也。賚行者有千倍之輕，兌鬻者有什一之獲，則楮在而錢亡，楮尊而錢賤者，固其勢也。”──這就是“劣幣驅除良幣規律”！貨幣理論史上稱為“格雷欣法則”， 認為是十六世紀英國人格雷欣（ Thomas Gresham，1519─1579）首先發現的。不過，李約瑟（J.Needham）考證哥白尼（N.Copernicus 1473─1543）不僅創立了“日心說”，寫出過震撼世界的《天體運行論》，還寫過《論鑄幣》的重要論文，陳述了“劣幣驅除良幣規律”。(30)而葉適早于西方人三百余年就闡述了這一規律。比他稍晚的袁燮（1144—1224）也認識到此規律，他說“臣竊觀當今州郡，大抵兼行楮幣，所在填委，而錢常不足。間有純用銅錢不雜他幣者，而錢每有余。以是知楮惟能害銅，非能濟銅之所不及也。”（《歷代名臣奏議》卷273 《便民疏》）只要并行幾種質量不同的貨幣，就會出現上述規律。在中國歷史上很早就有人接近對上述規律的認識，如漢代賈誼（前200—前168）“奸錢日繁，正錢日亡”（《新書》卷4 《鑄幣》）南北朝時顏竣“若細物必行，而不從公鑄……五錢半兩之屬，不盈一年，必至于盡。”（《宋書顏竣傳》），但都不及葉適“不知夫造楮之弊，驅天下之錢”“楮在而錢亡，楮尊而錢賤”“楮行而錢益少”（均出《財計中》）明確，葉適的貨幣觀是較為先進的。

總的來說，葉適的通達與明智，遠見和卓識非一般人可比。順應歷史發展和順乎趨勢，讓經濟沿著自身發展規律演進，反對強權干預，主張富民發展民間經濟實力，批評“腐儒”陳見，主張務實重實利功效，提出一系列反傳統性經濟思想觀點，代表了浙東實學的較高成就，值得深入系統研究。

本文通過以四個部分，闡釋浙東實學經濟思想的反傳統傾向與務實重用特征；考辨其賴以產生的地域經濟文化與學術思想變遷，涉及與其并存的理學及諸相關問題。試圖從經濟、歷史、社會、文化等多學科的視角，對宋代實學尤其是浙東實學經濟思想進行初探的嘗試。注釋：（凡引用史料于正文中用夾注）

(1)葛榮晉：《實學導論》，載其主編《中日實學史》，中國出版社1992年版第3頁。

(2)同上，第205頁。

(3)參見田浩（H.C.Tillman）著、姜長蘇譯：《功利主義儒家──陳亮對朱熹的挑戰》，江蘇人民出版 社1997年版。

(4)同(1)，第13頁。

(5)參見拙作：《“中國學”尋根》，載《中國社會科學》98—4。

(6)陳序經：《中國南北文化觀》一書中，記述歷代南北文化觀主要論點和史料，參見牧童出版社1976年版，《牧童文史叢書》14。

(7)參見張仁福：《中國南北文化的反差》，云南出版社1992年版，第110頁、張家駒：《兩宋經濟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4頁、丁文江：《漢唐宋明各代人物之地理的分布》，載《科學雜志》第8卷第1期1923年等。

(8)參見龍登高：《宋代東南市場研究》，云南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

(9)《宋代地域經濟》，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331頁。

(10)見漆俠：《宋代經濟史》下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55頁。

(11)陳正祥：《中國文化地理》，三聯書店1983年版，第16頁。

(12)參見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11、236、234、135、142—143頁。

(13)參見陳國燦：《80年代以來南宋事功學派研究概述》，載《中國史研究動態》96─3。

(14)艾倫布坎南著、廖申白等譯：《倫、效率與市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76頁。

(15)參見拙著：《大變法──宋神宗與十一世紀的改革運動》，三聯書店1996年版。

(16)參見拙著：《富國富民論──立足于宋代的考察》，北京出版社1991年版，第41—47頁。

(17)葉國良：《宋人疑經改經考》，臺灣大學文學院《文史叢刊》之55，1980年6月，第205—208頁。

(18)參見拙撰：《商品經濟觀念的轉化──立足于宋代的考察》，載《歷史研究》1989年第4期。

(19)呂書，商務印書館1928年版；何書商務印書館1933年版，第6、204頁。

(20)參見《鄧廣銘學術論著自選集》，第541—543頁。

(21)參見拙作：《論“利”》，載《中國經濟史研究》98—2。

(22)張義德：《葉適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記葉適治邊郡、措屯田、安流民、建堡塢、守江北等修實政、行實德的行誼。

(23)有關葉適經濟思想，可參見拙作《葉適經濟思想研究》，載《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1年第3期。

(24)參見拙著：《富國富民論》，第183—185頁。

(25)參見拙著：《傳統經濟觀大論爭──司馬光與王安石之比較》，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55—58頁。

(26)胡寄窗先生認為這“標志著傳統經濟觀點的一種重要轉變和的新要求。”《中國經濟思想史》下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5頁。

(27)余英時：《儒學的回顧與展望》，中文版載《中國文化》第11期1995年7月。 他注釋說明“關于這一，可看葉坦《富國富民論》北京出版社1991年，第二章第四節《為富人辯護的新觀點》頁85—92。”還說1994年4 月他在東京大學講演，我送他拙著“有助于此文的修訂，特此致謝。”相關問題可拙作：《為富人辯護思想解析》，載《浙江學刊》92—1。

(28)參見拙作：《論宋代的生產力思想》，載《生產力研究》8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