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地理學的定義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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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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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DonMd Worster，“Doing Environmental History”，in D．Worster(cd．)，The ends of the eaah：Perspectives on Modem Environmental History，p．306．
②Michael Williams，“The relations 0f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historical geography”，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20．1(1994)，pp．3--21．
地理學在東西方都是古老的學問，無論《禹貢》還是《奧德賽》，都反映了人類先民的地理意識。地理學又是復雜的：從橫向上看，這一學科存在著文化區域的差異①；從縱向上看，該學科從近代以來發生了巨大變化，產生了眾多的分支學科。其中的人文地理學(Human Geography)②由于其以人類與環境的關系為研究對象，因而與環境史學的聯系十分緊密。人文地理學一直處于發展變化之中③，依筆者的專業和目前的學識很難全面地把握它，因此擬選取某一方面來具體認識它與環境史學的聯系。在選擇過程中，我們的目光集中在了法國人文地理學大師阿·德芒戎的思想上。這么做的考慮，是出于德芒戎對20世紀史學或歷史學家的不容置疑的影響。這從法國年鑒派大師費爾南．布羅代爾創作的《地中海和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世界》一書中可窺見一般。布羅代爾在開列需要感激的名單時，第一個提到的就是他在巴黎大學時的老師阿爾貝·德芒戎，我們從布羅代爾對地中海周圍山區的描寫中，很容易找到德芒戎筆下的“利穆贊地區的山地”④的影子。鑒于地理學對于環境史學的貢獻以及環境史學同年鑒學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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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德國地理學家、近代地理學區域學派創始人赫特納(1859—1941)在論述西方地理學史時指出：“若是我們也把中國的地理學，我們的文化區域以外最重要的地理學，牽連在一起，這對于理解現在的科學，至少是現在的地理學，恐怕沒有多大的幫助”。[德]阿爾夫雷德·赫特納著：《地理學——它的歷史、性質和方法》，王蘭生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6頁。
② Hum01 Geography在中國還被翻譯為“人生地理學”或“人類地理學”，盡管譯法各異，但都涉及“人”。而“人文地理學”法語詞為Gé0graphie humaine，德語詞為Geographie des Menschen，其中也都有“人”。
③ 關于人文地理學的發展變化，參見王恩涌等編著：《人文地理學》，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④ [法]阿·德芒戎著：《人文地理學問題》，葛以德譯，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225--248頁。
的學術傳承關系①，我們認為，在沃斯特和威廉斯所開列的地理學家名單中加上阿爾貝．德芒戎，應該是恰當的。②
一、定義問題
人文地理學是當前西方學界基本區分的地理學兩大類別之一，另一類是自然地理學。《大英百科全書》2002年版則將地理學分為自然地理學、人文地理學和區域地理學三支，其中人文地理學包括了人口地理學、經濟地理學、文化和社會地理學、城市地理學、政治地理學、醫藥地理學和歷史地理學等，因為“人文地理學的一個中心問題就是解釋人類的分布及其特點，這屬于人口地理學的范疇。但是不對以下問題予以重視，就不能理解人類的分布：人類如何滿足自己的需要和如何謀生，屬經濟地理學范疇；人類的文化、社會價值觀、勞動工具等，屬社會和文化地理學范疇；人們在城市和大都會的聚居，屬城市地理學范疇；人們的政治機構，屬政治地理學范疇；人們的健康和威脅他們的疾病，屬醫藥地理學范疇；當前的分布方式如何演進而成，屬歷史地理學范疇。”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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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學者認為環境史的學術淵源之一是法國的年鑒學派，參見Char Miller & Hal Rothman，Out of the Woods：Essays in Environmental Hitory，Pitts— brgh：University 0f Pittsburgh Press 1997，Introduction，p．X Ⅱ．
② 不知何故，沃斯特和威廉斯在各自的文章中都沒有提到德芒戎。
③ The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InC．，2002， v0L. 19．p．882．
面對人文地理學的如此繁雜而又密切聯系的分支領域，我們怎樣才能認識和把握它呢?對于人文地理學問題，阿．德芒戎于20世紀初所做的論述，被視為是“指明了正確的道路”①。從德芒戎的論述中我們了解到，雖然西方人很早就看到了地表上人類習俗的差異，但是直到18世紀以前，“對那些被我們現在歸人人文地理學名下的事實，即地球表面上人類生活方式和聚居方式的研究，只是一種單純的描述……實際上它們只是一堆未經整理、未加解釋的，也就是沒有科學性的雜亂無章的知識。科學人文地理學的發展，主要起始于18世紀進行的發現航行和殖民活動所導致的我們對地球知識的增長：主要由科學家或具有科學好奇心的探險家進行的航行。”②對于人文地理學的定義，德芒戎強調不能泛泛地認為人文地理學是研究人類和自然環境的關系的，因為“它包括不了整個關于人類與自然環境關系的研究內容……這些關系中有許多肯定不是人文地理學者所能研究的，它們屬于別的研究部門。”③于是，他將人文地理學界定為“研究人類集團和地理環境的關系的科學”④。他之所以用“人類集團”和“地理環境”概念取代“人類”和“自然環境”概念，是因為他認為，首先，人文地理學研究的不是自然人，而是社會人。“我們不再把人類作為個體來考慮。通過對個體的研究，人類學和醫學可以取得科學的成果；而人文地理學就不能。人文地理學所研究的，是作為集體和集團的人：是作為社會的人的作用。”第二，“地理環境這個詞組比自然環境的含義更廣；它不僅包括可以表現出來的自然的影響，還包括一個有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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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見“阿爾貝·德芒戎”，載[法]阿·德芒戎著：《人文地理學問題》，第10頁。
②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學問題》，第3--4頁。
③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學問題》，第5頁。
④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學問題》，第7頁。
于形成地理環境，即整個環境的人類自身的影響。”①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學定義以及他所運用的定義邏輯對于我們如何界定環境史學富有啟發意義。
環境史學自誕生至今，對于它是歷史學的一個分支學科，還是研究和闡釋人類社會歷史的一種新的史學理念和視角，在學術界尚存歧義②。近30年來，在美國和西方其他國家，環境史研究成果源源不斷，其作者都在按各自的理解具體地研究和詮釋環境史，因而關于環境史的定義是見仁見智③。在美國，雖經多次討論，學者們基本上認定環境史就是研究人類與環境的互動關系史，但是對于“人類”、“環境”等具體內涵的認識有一個逐漸明晰和豐富的過程，對此，大家的理解還是不太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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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學問題》，第6--7頁。
② 譬如沃斯特傾向于認為“環境史并非新的分支學科，而是對歷史及其核心問題的廣泛的、新的再想像”，見包茂宏：《唐納德·沃斯特和美國的環境史研究》，《史學理論研究》2003年4期，第103頁；包茂宏在介紹20世紀90年代以后美國環境史的發展時認為又誕生了眾多的次分支學科，見包茂宏：《美國環境史研究的新進展》，載《中國學術》2002年第4期。
③ 邁克爾·威廉斯在“環境史學與歷史地理學的聯系”一文的第一部分介紹了納什(Roderick Nash)、比爾斯基(L.J．Bilsky)、泰特(Thad Tate)、沃斯特等人關于環境史的定義，參見Michael Williams，“The relations 0fenviron— mental history and historical geography”，Journal信／Historical GeograpAr，20．1(1994)，pp．4-9；此外，包茂宏在“環境史：歷史、理論和方法”一文中還進一步介紹了貝利、克羅農和麥茜特等人有關環境史的定義，參見包茂宏：《環境史：歷史、理論和方法》，《史學理論研究》2000年第4期。而麥茜特推崇的是沃斯特、克羅農、克羅斯比以及她本人關于環境史的解釋，見http：／／www． cnr．berkeley．edu／departments／espm／env-hist／studvguide／chapl．htm．
20世紀80年代末沃斯特提出環境史研究的農業生態史模式，認為環境史是研究“自然在人類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并強調環境史學日益擺脫了初期的道德訴求和政治信仰，主要目標是為了加深我們對歷史上人類與自然關系的理解，即在時間長河中人類如何受到自然環境的影響；反過來，人類又如何影響自然環境，并產生了什么結果。在沃斯特心目中，這個自然僅指非人類世界。這一世界在原初意義上并不是我們人類所創造的，因此，它不包括社會環境(the social environment，只是人類之間相互作用的舞臺)和人工環境(the built environment，無處不在，成了“第二自然”，這完全是一種文化的表現)①。應該說，沃斯特關于環境史研究中的“自然”的界定是清晰的，它特指自然環境——非人類世界。沃斯特的有關解釋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20世紀90年代初以前的美國環境史研究。但即使在那個時候，尤其是到了90年代，關于環境史的理論還是有著不同的聲音和爭論，其中最突出的，是喬爾·塔爾等人認為環境史研究應該包括城市或人工環境，并提出人工環境通過與自然環境的相互作用而成為地球環境史的一個組成部分的論斷②。當然，沃斯特本人的這方面的思想也在發展變化③。
筆者認為。上述爭論的關鍵在于如何認識影響著非人類世界的人類，以及人類到底怎樣并在哪里影響著自然環境等問題。這就需要我們進一步辨析“人類”概念的內涵和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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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Donald Worster，“Doing Environmental History”’in D．Worster(cd．)’The endds of the earth：Perspectives on Modern Environmental History，pp．290--291；pp．292--293．
② Christine M．Rosen & J0el A．Tarr，“thc Importance of Urban Perspec— tive in Environmental History”，Journal of Urban History，(may 1994)，p．307．
③ 見包茂宏：《唐納德·沃斯特和美國的環境史研究》，《史學理論研究》2003年4期，第102—103頁。
對于歷史研究中的人類概念的認識，我們應該回到的原點上來。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馬克思指出：“新唯物主義的立腳點則是人類社會或社會化了的人類”①。人類社會或社會化了的人類是考察人類歷史開始點的總體假說。馬克思提出從人類社會整體出發的假說后，具體考察歷史的出發點是“現實的人”。“現實的人”生活在一定的具體社會環境之中，現實的人和現實的社會環境的統一構成了“人類社會”②。環境史學中的“人類”，也只能是結合著現實的社會環境，并進行對象性實踐活動的現實的人。其內涵是指具有不同文化程度和不同社會組織程度的人的群體或集團，可以簡稱為“文化人”、“文明人”或“社會人”；其外延是由人類的生活活動、生產活動和社會活動等各類實踐活動構成的環境，包括由人所建造的房屋、道路、城市和各種設施組成的人工環境，以及由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組成的社會環境。人工環境和社會環境是人類社會的有機組成部分；人類社會是整個自然界中的人類子系統。與此相對應的，是由地球上的大氣圈、水圈、土壤一巖石圈和生物圈所構成的自然子系統，即環境史學中所運用的“自然”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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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19頁。
② 參見蔣大椿：《當代中國史學思潮與歷史觀的發展》，《歷史研究》2001年第4期，第13頁。
至此，我們可以借用德芒我的定義邏輯來對環境史學進行界定。環境史學包括不了人類子系統和自然子系統各自內部或相互關系的全部內容，其中有許多方面肯定不是環境史學所能研究的。譬如，自然子系統具有自己的結構和功能，并按照一定的規律進行演化。關于這方面的研究可能屬于地理學、地質學、生態學等學科的范疇。環境史學則是研究由人的實踐活動聯結的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互動過程的歷史學新領域。
這樣來辨析，就可以明了環境史研究是否包括人工環境和社會環境的問題了。作為環境史學中“互動”一方的“自然環境”不包括人工環境和社會環境，但是互動的另一方——“人類社會”囊括了人工環境和社會環境。人類正是通過連續不斷的實踐活動，在利用與改造自然環境的過程中創造著人工環境和社會環境，或者在創造人工環境和社會環境的過程中實現了對自然環境的利用與改造，并使原生的自然環境逐漸地改變了模樣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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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原生的自然環境又被稱為原生環境或第一環境；被人類活動所改變了的原生環境，如被綠化的山野、被污染的大氣和水體、被破壞的森林等又有第二環境、次生環境和“人工-自然環境”等稱謂。
轉貼于 二、研究對象問題
長期以來，不同學科的學者都有興趣于人類與環境之關系的研究，各自對這一“關系”的具體把握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環境史學與人文地理學在這一問題上同樣如此。
這里仍以德芒戎的思想為例。德芒戎從他的人文地理學定義出發，對人類社會和地理環境的關系這一抽象問題進行了具體闡釋，由此構想了人文地理學的研究對象，確定了其范圍和界限。他認為，從這種關系中產生的問題包括四大組，即：1)人類社會對自然資源的開發利用；2)人類社會對利用自然資源的方法所作的不斷演進，即文明類型的演化；3)隨著自然條件及被開發利用的資源而變化的人類分布；4)人類從最簡單到最復雜的集群或定居的方式①。德芒戎強調，這些就是人文地理學專有的內容；人文地理學的全部研究工作和著述都不出這一廣闊的領域。不過，從他之后的學科發展來看，不僅人文地理學本身研究的問題隨時展在進一步拓寬，而且他界定的內容也并非只為人文地理學所專有。譬如，20世紀六七十年代興起的環境史學同樣致力于對人地關系的思考與研究。
在抽象意義上，環境史學是“關于自然在人類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歷史，是關于人類社會與自然之間的各種關系的歷史”②。而如前所述，環境史學家對于相互關聯的“人類”與“環境”涵義的認識是逐漸明晰和不斷豐富的。從目前歐美環境史學家關于環境史研究對象和內容的種種規定來看，我們認為沃斯特關于環境史的三層次分析模式比較典型：
第一，對自然本身的理解，因為在各個歷史時期自然是充滿生機并發揮作用的；這包括自然的有機體和無機體，當然少不了人類有機體，因為人類是自然的食物鏈中的一環，他時而是子宮，時而是胃，時而是吃客，時而又被吃，時而是微生物的寄主，時而又是一種寄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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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學問題》，第8頁。
②Mart A．Stewart，“Em4ronmental History：Profile 0f a Developing Field”，The History Teacher，v01．31，no．3(May 1998)，p．351．
第二，引入社會經濟領域，因為它與環境是相互作用的。這兒我們關注的是工具和勞動、從勞動過程中產生的社會關系以及人們所設計的從自然資源中獲取產品的各種方式。一個被組織起來在大海捕魚的村社與一個在高山牧場養羊的村社，其制度、性別角色和季節周期可能存在很大的不同。決策的權力，無論是環境方面還是其他方面，在一個社會內幾乎不可能完全平等地分配，因此對權力結構的探尋是該分析層次的組成部分。
第三，獨特的人類經歷的象征一一純粹的精神或思想層面，其中，感知、倫理、法律、神話和其他意識結構成為個人或組織與自然對話的組成部分。人們不停地描繪他們周圍的世界，界定資源是什么，判斷哪些行為會導致環境的退化，應該被禁止，并且對他們生活的目的做出選擇。①
這三個層面即三組問題，是沃斯特構建的環境史研究綱要，他自己認為“這個模式仍然是好的、有活力的”②。筆者大體上贊同沃斯特的研究架構，因為其他學者提出的分類大都是這一基本框架內的局部調整。因此，我們可以在這一框架的基礎上比較和認識環境史學和人文地理學的研究對象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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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Donald Worster，“Doing Enviromnental History”，in D．Worster(cd．)，The Ends 0f Eanh：Perspectives on Modem Environmental Hiaory，p．293．
② 包茂宏：《唐納德．沃斯特和美國的環境史研究》，《史學理論研究》2003年4期，第103頁。
就沃斯特的環境史綱要和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學對象來看，二者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交叉域。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學研究對象，可歸結為人類在利用自然資源基礎上的生活、生產、居住和遷徙等問題。這些問題同樣為環境史學所看重，沃斯特的第二個層面與之聯系最為緊密，而這一層面正是目前環境史研究的重點所在。已出版的關于歷史上各個國家和地區的行為對環境影響的著述大都屬于這一層次①。由此我們可以領會二者間的關聯和環境史的學術淵源。然而，環境史學和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學之間又有著顯見的不同。這突出表現在它們對人與自然關系的認識路向和研究目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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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譬如：唐納德·沃斯特著：《塵暴：1930年代美國南部大平原》；Eli— nor c．K．Melville，Plague of Sheep：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s of the Conquest ofMexico，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英]克萊夫·龐廷著：《綠色世界史一一環境與偉大文明的衰落》。
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學研究涉及的問題止于人類對環境的利用、利用方式與地域的變化等。這些問題所折射的有關人與自然環境關系的觀念，基本上是一種單向的認識，即局限于人類在不同的時空中對自然環境的作用。德芒戎的思想是一種“可能論”(possibilism)的論點，這種論點是他的老師、法國人文地理學的奠基人維達爾·白蘭士于20世紀初提出來的。“可能論”認為，自然環境為人類的生存提供一定范圍的可能性，人類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愿望和能力來利用這種可能性，因此人在與環境的關系中是一種積極的而不是消極的力量。“可能論”雖然是一種與“環境決定論”相對立的人地關系觀，但它與決定論卻有一個共同點。它們都認為，人類處于一方而環境處于另一方，兩者不相容；二者的目的是要確定一方對另一方的作用或影響。可能論與決定論的這一共同之點被稱為“人類與環境之間關系的亞里斯多德學派的觀點”①。這類論點的提出和持續，與直到20世紀初的科學發展的大背景密切相關。“當時發展中的科學方法還是以探索簡單的、單線的因果關系為標志，即A引起B，B引起C，如此類推，而尚未認識到形成當今科學的復雜的相互作用和反饋過程。”②這樣，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人文地理學家在探求人文現象的地理分布規律及原因時，做出的大都是與線性科學相一致的簡單的、直向的解釋——要么強調環境對人的決定性作用，要么側重人對環境的改造與適應能力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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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唐納德·L·哈迪斯蒂著：《生態人類學》，郭凡、鄒和譯，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6頁。
② 唐納德·L·哈迪斯蒂著：《生態人類學》，第2頁。
③ 當然，人地關系是一個相當復雜的問題，有關這一問題的思想、理論在人文地理學領域是不斷豐富發展的。繼環境決定論和可能論之后，又出現了“適應論”、“生態論”、“和諧論”等。參見王恩涌等編著：《人文地理學》，第40--42頁。
環境史學恰恰要從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學止步的地方起步。它從研究人類對自然環境的改造與利用開始，通過一個個具體的事例來探討人類如何受到了自然環境的影響；反過來，人類又如何影響了自然環境，并產生了什么樣的結果等問題，以此來再現人與自然相互作用的歷史。環境史研究使得歷史學對人地關系的認識超越了固有的抽象的歷史觀層面，在實證研究的基礎上，達到了關于人與自然關系的新認識。一方面，環境史學不同于政治史、經濟史、社會文化史等史學模式，而重新界定了環境因素在歷史解釋中的地位，認為“環境”是歷史中的一個活躍要素，而不只是人類活動的前提或工具；其他生物、大自然發展進程等都與人一樣具有創造歷史的能力。環境史非常明確地將自然要素納入歷史寫作的范疇，從而拓寬了歷史研究領域，豐富了歷史思考。這正如海外中國環境史研究專家伊懋可(Mark Elvin)在論述人與疾病雙向互動的關系時所指出的，“對這種社會與自然間因果回饋循環之發現和闡明，正是環境史相對于其他歷史分支最重要的特征”。①
另一方面，環境史學反對將人與自然割裂的機械自然觀，強調世間萬物的有機聯系，證明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中始終不斷地發生的是相互的作用，兩者之間的分野是不明確的，要理解一方就要了解另一方。這顯然是一種關于人地關系的雙向認識，因而有別于上述人類與環境之關系的亞里斯多德學派的觀點。當然，環境史學對于人與自然關系的這種雙向認識也是隨其研究的發展而逐步明晰的。歐美環境史學大體上經歷了一個從片面狹隘的污染或災難史到全面寬廣的環境史的轉變，其研究日趨成熟，標志就是認識不再片面，也不再受到政治動機的影響②。這反映了環境史家從對緊迫的環境問題的關切轉變到對人類與環境關系史的全面審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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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劉翠溶、伊懋可主編：《積漸所至：中國環境史論文集》(上)，臺灣“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1995年版，第10頁。
② 參見K．j．w．Oosthoek，“Environmental History’’，http：／／forth．stir． aC．uk／～kJwol／essays．html．
以英國環境史為例，在1970--90年代初，空氣污染和水污染或城市化與工業污染等問題成為研究的焦點，彼得·布林布爾庫姆、比爾·拉金和勞倫斯·布里茲等人先后發表了諸多專題性成果①。及至90年代中后期，有關的研究從污染史拓展到環境史，其中戴爾·波特的《泰晤士河河堤：維多利亞時代倫敦的環境、技術與社會》是這方面的佳作。波特認為：“泰晤士河與倫敦的關系并非自然與人類文明之間的簡單對照。一千多年來這條河與這座大都市共同將自然的作用與人類創造的事業調和起來。人因為對食物和原料的需求而以他們的建筑物和周圍的鄉村發展了城市。人們通過堤岸、碼頭以及他們對清潔水的需求和廢棄物的排放而塑造了河流……泰晤士河河堤作為一項公共工程，展示了技術在以文化價值觀、社會組織和制度為一方，以自然環境為另一方之間的調節作用……當然，技術作為一種分界面，其本身受環境條件和使用技術的社會的態度與習慣的制約。它充滿了變數。泰晤士河河堤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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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布林布爾庫姆的有關著述是空氣污染史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其中，《1850—1900年約克空氣污染》(Air Pollution in York，1850—1900)、《倫敦空氣污染》(Air Pollution in London)和《19世紀蘇格蘭的黑雨》(Nineteenth Cen— tury Black Scottish Showers)等文章，是將現代氣候研究與歷史檔案研究融合起來的佳作；而《大煙霧：中世紀以來倫敦空氣污染史》(Peter brimbleeombe， The Big Smoke：A History 0f Air Pollution in London Since Medieval Times，lon— don and New York：Methuen，1987)一書影響了許多后繼的環境史家。比爾·拉金和勞倫斯·布里茲的著作則是關于英國河流污染的代表性成果：Bill Luckin，Pollution and Control：A Social Ifistory 0f the thames in the 19th Centu- ry，IOP Publishing Limited，1986；Lawrence Breeze，The British Experience with Rwer Pollution，1865--1876，New York：Peter Lang Publishing，Inc．，1993．參見Matt Osbom，Sowing the Field of British Environmental History，http：／／www．h—net．org／～environ／historiography／british．htm．’
“是自然的也是社會的‘建構’，并且它還要因應意外的氣候、、流沙和這一地區可資利用的原料的質量而作變更。”①波特的研究從一個具體的方面既展示了人類如何塑造了自然環境，又展示了自然要素在影響和改變人類文明中的作用。這是一種關于人與自然關系的雙向互動觀，它凸顯了環境史學的目標，即“認識人類如何受自然影響，又如何影響自然，以及影響的結果。”②
環境史學的這種雙向認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今有關人與自然關系研究的學科發展的態勢。20世紀中后期，不僅地理學本身在努力克服過去只重視研究“地”對“人”或“人”對“地”單向作用和影響的局限性，開始全面地研究人與環境的相互作用，而且誕生了數門以“人類一環境系統”為研究對象的新興交叉學科，如環境科學、人類生態學和地球系統科學等，它們一致強調人與自然關系的整體性并對其進行綜合研究③。環境史學從環境科學和生態學等學科汲取了大量的養料，其中生態學尤為重要。生態學研究生物與環境的相互關系，這些關系集中體現在環境對生物的生態作用、生物對環境的生態適應以及生物對環境的改造等方面④。環境史學受到了生態學的巨：大影響，較某些前輩學者而言，“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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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Dale Porter，The Thames Embankment：Environment，Technology，and Society in Victorian London，Akron，Ohio：University 0f Akron Press 1998，p．4； pp．8---9．
②T．C．Smout(cd．)，Scotland Since Prehistory：Natural change and Human Impact，Aberdeen：Scottish Cultural Press 1993，p．xiii
③ 參見陳靜生、蔡運龍、王學軍著：《人類一環境系統及其可持續性》，第6--32頁。
④ 1866年，德國動物學家E·海克爾首先把生態學定義為“研究有機體與環境相互關系的科學”，詳見周鴻編著：《人類生態學》，第1--2頁。
史學家更看重自然的作用，并將人類與自然的互動視為一條‘雙行線’(two-way street)”。①這一分析非常適合于就德芒戎的思想與環境史學關于人地關系的認識所作的對比。
與對人與自然關系的認識不同相聯系，環境史學又具有不同于人文地理學的研究目的。
人文地理學作為地理學中研究地表人文現象空間分布與變化規律的學科，其目的是要“闡明各國、各地區人文現象的分布規律，著重說明在什么地方有什么樣的人文活動，并探討其形成的原因，預測其發展的趨勢。例如，為什么當前世界上有的國家工業高度發達，有的國家工業依然處于極端落后的狀態。”②這顯然是對地表各種人文現象的空間分布與空間結構作客觀的描述與探討。德芒戎對法國農村聚落的類型、法國北部與美洲的聯系、北海的漁業和漁港、尼日爾河流域的土著殖民和整治工程等問題的研究即是如此。與之相比較，環境史學作為歷史學中研究人與自然關系史的新領域，除了要探尋人與自然關系的因果律外，更主要的，是為了比較和反思人類對自然的歷史認識和態度，尤其要檢討現代資本主義文明對待自然的種種方式。環境史學要通過具體的實證研究，來探討人類文明發展的不同時代、不同地區、不同國家的不同人群與自然環境相互作用的歷史，比較各個時期不同類型的文明中人們關于自然的思想、概念和價值觀方面所存在的差異，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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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ark Cioc，Bjsrn-Ola Linnér，and Matt Osborn，“Environmental Histo— xy Writing in Northern Europe”，Environmental History，V01．5，No．3，July，2000，p．397．
② 辛潤田主編：《現代人文地理學》，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4頁。
來認識人們對待他們周圍環境的不同態度及由此導致的不同結果。由于歷史上自然曾以各種各樣的災變對人類有悖于自然規律的開發活動予以了報復和懲罰，因而透過各種各樣的災害而揭示人類對自然的毀滅性開發和戕害所產生的消極影響，探尋人類合理地利用自然以使人類文明健康發展的途徑，必然是環境史學的主要任務。由此，環境史學持有鮮明的批判立場。它反對竭澤而漁式的發展觀，提倡網開三面式的可持續發展理念，并試圖通過對人類與自然關系史的反思和評析，來尋求人類與自然互惠共生之路。沃斯特的環境史綱的第三個層面突出地反映了這一訴求，《塵暴》一書則是他從文化批判的角度研究環境問題的典范。沃斯特認為，20世紀30年代美國南部大平原發生的塵暴，是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文化發展的必然結果。這種文化將人對自然的敬畏與謙恭蕩滌殆盡，并以人類對自然的極端狂妄與自負取而代之。它與北美大陸的土著印第安人的敬畏草原、感激自然并自我約束的環境倫理形成了鮮明的對比①，其結果是災難性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沃斯特提醒第三世界國家不要迷信和盲從美國的生產和生活模式，以免重蹈美國的覆轍②。在美國主導的全球化國際背景之下，他的這一“盛世危言”是發人深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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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參見高國榮：“對環境問題的文化批判——讀唐納德·沃斯特的《塵暴》”，《世界歷史》2003年第5期，第94--97頁。
② 沃斯特著：《塵暴：1930年代美國南部大平原》，第316--334頁。
與沃斯特的作品一樣，歐美環境史學界的其他著作大都飽含著對近代科學革命以來的機械自然觀、科學與理性崇拜、現代資本主義發展模式等內容的分析與思考。如麥茜特的《自然之死——婦女、生態和科學革命》，該書從性別的視角描述了人們關于自然概念的變化，并對這種變化進行了深刻的歷史反思。麥茜特將以往科學史中許多被忽視的問題突出出來，尤其是通過對科學革命及其背景的考察，發現在產生近代科學革命的16、17世紀之際，“一個有生命的、女性的大地作為其中心的有機宇宙形象，讓位于一個機械的世界觀，這里，自然被重新建構成一個死寂和被動的、被人類支配和控制的世界。”①由此我們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到了人類怎樣將自然概念化，以及有機的自然觀如何轉變為機械的、死寂的自然觀的歷史過程，從而加深了對人類“合理地”支配自然并破壞生態環境的歷史根源的認識。像這樣的對現代文明及其對自然之態度的評判，正是環境史學有別于人文地理學的重要之處。
因此，從研究對象來看，環境史學與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學既有聯系又有區別。聯系的基礎在于二者都在探討人與環境的關系，區別的原因則在于它們對這種關系的認識和研究目的的不同。從這種聯系與區別中，我們可以更好地界定環境史研究的對象與側重點，以把握不同時代學科發展變化的脈絡。今天，環境史學已表現出更全面地認識人與自然關系的發展變化，并合理地解釋有關問題的能力，但環境史不能自詡解釋了所有的問題并提供了最好的答案，也不應被視為“至今所有的編年史的邏輯發展的一個頂峰”。②因為歷史學研究的問題像任何其他學科一樣，也是變化的、不斷發展的，并需要多樣化的解釋。人類行為如此復雜，以至不能靠簡單的因果分析來解釋。同樣，對人類與環境的復雜的相互作用的研究也不應采取簡單的、一對一聯系的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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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卡洛琳·麥茜特著：《自然之死一一婦女、生態和科學革命》，吳國盛等譯，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前言”第3頁。
② [美]詹姆斯·奧康納：《自然的理由一一生態學研究》，第112頁。 三、方法原則問題
關于人文地理學的方法原則，德芒戎是這樣規定的：
第一原則 不要認為人文地理學是一種粗暴的決定論，一種來自自然因素的命定論。人文地理學中的因果關系是非常復雜的。具有意志和主動性的人類自身，就是攪動自然秩序的一個原因……第二原則 人文地理學家應當依靠地域的基礎進行研究。凡是人類生活的地方，不論何處，他們的生活方式中，總是包含著他們與地域基礎之間的一種必然聯系。使人文地理學不同于社會學的，正是這種對地域聯系的考慮……第三原則 為了全面地說明問題，人文地理學不能局限于只考慮事物的現狀。它必須設想現象的發展，追溯過去，也就是求助于歷史……
德芒戎規定的人文地理學的方法原則對環境史研究同樣具有啟發。盡管如前所述，他的人文地理學思想在對人地關系的認識上是單向的，但他關于“人文地理學中的因果關系非常復雜”的提法依然值得我們注意，而他將人類看成是影響自然秩序的一個原因，由此而否定環境決定論，這種看法本身在今天尤其值得環境史學家所重視。由于人類與環境的相互作用已有千萬年之久，其中的因與果事實上乃是相互糾纏和滲透的。這里的核心問題是如何認識人類自身在自然界的地位。沃斯特綱要的第一個層面“對自然本身的理解”即包括對人類有機體的理解。
人類是生態圈中頗為獨特的物種，一身兼具三重身份：是自然界的產物，是自然界的成分，又是自然界的改造者和創造者①。因此，人類既具有自然稟賦，又具有社會與文化屬性。人類的捕食、生殖、與其他生物爭奪生存資源以及對自然環境的依賴等基本生物功能，屬于自然秉性。就此而言，由于人在體力和許多器官的功能上沒有什么優勢可言，人甚至比許多其他生物更不能適應環境。但人有思想意識，有發明創造能力，并組成了一種社會和不斷完善這個社會，這是人的社會與文化屬性。人的這種屬性的形成從根本上改變了他與自然環境的關系。人類為了得到足夠的資源(食物、衣物、居所、能源和其他物質材料等)來維持生存，可以發明各種手段和方式從不同的生態系統中去獲取，這使得人類成為了惟一能夠威脅以至于摧毀自己生存所依賴的環境的生物，而且是惟一的進入了陸地所有生態系統，并通過技術的使用來支配它們的生物②，因此，人類必然會對自然生態系統產生全面的干預和極其深刻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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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參見陳靜生、蔡運龍、王學軍著：《人類-環境系統及其可持續發展》，第49--54頁。
② [英]克萊夫·龐廷著：《綠色世界史——環境與偉大文明的衰落》，第20頁。
即使如此，從宏觀的角度來看，人類的所作所為仍不得不受自然環境的制約和影響。這是因為大自然有著自己的節律和功能，人類的作為必須符合自然的規律，否則將會受到大自然無情的懲罰。人類開發、利用自然資源，推動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最終要歸結到一點，即地球能否承擔和接受人類的發展速度，或人地關系是否統一這個問題。一方面，地球上的資源并非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另一方面，人類將從自然索取的物質消耗以后，又會將廢棄物歸還自然。人類與自然之關系的本質即在于相互之間進行的這種物質、能量乃至信息的交換。由于人類社會在不斷發展，不同時期人類的技術水平、組織規模和文化程度是很不相同的，人類與環境之間的交換關系在不同的時期也有著很大的不同，總的來說經歷了人類從誕生之初的完全依賴自然并敬畏自然，到利用、改造、破壞與藐視自然，再到今天在利用、改造自然的同時強調保護與親近自然等階段。這一歷史進程表明：人類與環境的關系是既對立又統一，并在對立統一中前進和發展的。今天，人類社會的問題已成為如何遏制人自身種種的超越了各類生態系統能力的需求，以緩解乃至消除由此而造成的種種壓力的問題。由此我們必須加強對人與自然關系中因人而起的不和諧及其消極后果的認識與研究。
由于人與環境的互動以及由此引起的問題總是發生在一定的地域空間之上，并往往會超越領土、領空的界限，如跨境的水體污染、沙塵暴、酸雨等，這樣，德芒戎提出的人文地理學研究應當依靠的地域基礎，也是環境史研究應當依靠的基礎。
德芒戎特別強調人文地理學不要忘掉人和土地的關系，不能離開人所居住的土地去研究人。他說到：“為了清楚地看到一般現象的全貌，最好從特殊的、局部的現象開始去觀察這個區域內包含的特殊植物、居民……，去明確某種由一片土地和一群人類的結合而產生的有活力的東西。這樣，我們就不得不回到對世界認識的起點，回到我們的物質存在的直接基礎上。人們常常要在對組成一個區域面貌的各個特征進行分析以后，才能更好地理解把人類和環境結合在一起的那些關系。”①德芒戎的上述思想和認識方法也可以為環境史學所遵循。環境史研究同樣要回到“對世界認識的起點”上來，這即是要加強對自然環境的原貌的認識。因為自然環境在不斷地變化，今天我們眼前的山川大地和氣候條件遠非其原貌。只有深入地了解自然環境的原貌，我們才能找到衡量其變化的基準或坐標，弄清其變化的幅度。這也符合關于歷史記載的出發點的觀點。馬克思、恩格斯指出：“任何歷史記載都應當從這些自然基礎以及它們在歷史進程中由于人們的活動而發生的變更出發。”②當然，自然基礎或自然環境的初始狀態是相對的，其時間斷限在不同國家和地區是有別的，這由文明出現的早晚而決定。即使在同一國家，由于歷史發展的不平衡性，其不同地區的初始狀態，有的早就被破壞了，有的在不久以前尚可以見到。③這樣，在具體研究中必然要求根據具體情況而選取不同的地域單位。明確地說，環境史學除了繼續運用傳統的國別研究單位外，還要加強區域研究(Regional Studies)。這是一種方法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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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學問題》，第11頁。
② 在馬克思、恩格斯筆下，自然基礎包括地質條件、地理條件、氣候條件以及其他條件，見：《費爾巴哈》，《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24頁。
③ 此處得益于中國文物研究所的景愛先生的指教，謹致謝意。
至于如何確定所研究區域的范圍，則要視研究的問題而定。區域研究的目的不是為了以小見大，化整為零，而是為了獲得對一個區域的人、自然及其相互關系的全面了解和認識。這就要求對某一區域的環境問題進行綜合性的研究，將涉及到的自然、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諸因素作為一個整體來分析，尤其要注意聯系社會文化環境來認識人與自然的關系。因為它們往往是通過人類社會的物質文化、社會文化和精神文化來體現相互作用的。這樣，突破學科界限，將自然和人文社會科學各相關學科的知識體系、理論方法和研究手段融人具體的研究過程，是環境史研究的必然要求。
由此我們看到，環境史研究具有跨學科性質；環境史學家尤其需要運用生態學、生物學、林學和地理學等自然科學的知識來理解自然界在過去所發生的事情。但反過來，作為地理學家的德芒戎則強調入文地理學必須“求助于歷史”。他說道：“人類在時間中發展，為了理解這種發展，歷史的證明和自然規律的認識對我們同樣是必要的。”①這一思想從一個方面說明了歷史研究在一切學科研究中的基礎地位。這也促使我們進一步思考在環境史研究中應如何處理歷史學與其他需要借鑒的學科的關系。環境史學的跨學科性質并不意味著歷史學的學科特征的泯滅，因為其本質上仍然是通過對有關問題的史料的發掘、整理和解釋來再現人與自然的關系史，并理解其現；伏。環境史學家也不必成為自然科學家和社會科學家，他們要做的只是跨越學科邊界，熟知其他學科(特別是自然科學)的術語、理論和方法，以更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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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學問題》，第13頁。
理解歷史上的環境問題。①不僅如此，由于環境變遷具有長時段的、深層次的社會歷史根源，這一變遷本身及其對人類社會歷史的影響并不是計算機模型或實驗室的實驗可以完全地模擬或實驗出來的，因而就愈發需要深入有關的歷史變遷之中去梳理、歸納和認識，從而為現在和未來提供有意義的啟示。此外，如前所述，環境史學具有不同于人文地理學乃至其他研究自然與人類關系之學科的目的，因而不要充當自然科學或別的什么學科的婢女。環境史研究者不要東施效顰，而要清楚自己與自然科學家的不同。這樣，環境史學應是以歷史學為基礎和主體的跨學科研究。環境史學家要做的是在固守歷史學陣地的前提下，盡可能地拓寬知識結構，擴大史料收集的范圍，并提高處理各類資料的能力。
今天，人類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遠離了自然，卻又越來越劇烈地干預了自然。人類賴以生存的環境，至少是地球表層的生態系統，已經不是純粹意義上的原生自然，而是愈來愈深刻地融人了人類活動的意蘊。同時，自然環境對人類社會的影響，“彌散于諸如技術體系、經濟結構、政治制度、文化意識、宗教信仰以及風俗習慣等各種人類事象之中，成為社會分化和文明演進不容忽視的動力之源。”②因此，在人類文明高度發達的現時代，我們認識和研究自然環境在什么程度上并以什么方式參與了人類社會的演進歷程，人類社會又在什么程度上并怎樣干預和影響了自然環境，以探索人類文明發展的新途徑，為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的和諧相處而貢獻史學的智慧，是非常必要的。國際史學界已表現出對環境史研究的濃厚興趣。從中國環境史學的發展來說，筆者認為，我們應擯棄中國世界史學界對國外研究成果進行宏觀中文話語處理的一貫做法，弘揚并改造中國學術界歷來重視災害史研究的傳統，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就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開展精細深入的理論建設和問題研究。我們既要研究他國以及世界性的問題，更需要研究中國自身的問題，并在研究過程中建立自己的分析模式和理論框架，實現學術創新，以對國際環境史學和中國史學的發展做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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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關鍵詞：文化產業,人文地理, 旅游
Abstract: the cultural industry is a big industry growing up, the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is a kind of social phenomenon, and the social phenomenon exists and develops in it and th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The cultural industry, popularly says, is to use culture make money, to use the money I earned development culture. At this time,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culture makes specific certain economic value, obviously and human geography has a great relationship. How do you view of human geography position and play its role in the process of culture industry, is the author of discussion.
Keywords: cultural industry, human geography, travel
中圖分類號： K901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根據我國統計局的界定，文化產業可分成核心層、層和相關服務文化層三類情況。而文化旅游產業作為文化產業系統的層，是文化產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旅游業作為一項獨立產業，是一種文化現象，歷史悠久且經久不衰。現代資本主義中迎合消費者娛樂、裝飾、自我肯定、社會展示等需要的部門包含的不同的技巧、款式、媒介、樂趣和服務等是最重要的文化要素。伴隨著旅游業發展起來的旅游文化作為文化產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消費內容（即旅游景點和發展起來的旅游飾品食品等）的象征價值遠高于其實用目的。這就是文化產業的高層次的意義所在。
人文地理與旅游業的關系
作為地理學的兩個主要分支之一的人文地理學科主要研究各種人文現象的地理分布、變化情況，以及人類社會活動的地域結構形成和發展規律。“人文”就是與自然相對應的包括各種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現象的總和。人文地理學一般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廣義的人文地理學包括社會文化地理學、政治地理學、經濟地理學等，狹義的人文地理學指社會文化地理學。
從人文地理的定義來看，人文地理總之與社會和自然相關聯。簡而言之，人文地理就是人文與地理的有機結合，而不單單是人文的因素或是地理的因素的單獨存在。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文化旅游產業已成為一門新興產業并不斷崛起，成為眾多地區的發展經濟的支柱產業之一。僅僅存在于地區的獨具特色的文化資源，作為自然風光與人為創意的結晶，成為地區經濟發展的敲門磚，帶動地區走向了繁榮和發展的道路。
隨著經濟的發展與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作為現代服務業的重要組成部分的旅游文化產業的發展越來越需要自然與創意產業相結合，從而衍生出一種新的產業類型———文化創意旅游產業。這種文化創意產業的誕生恰巧是人文地理的有機表現，由此看來，人文地理在旅游業發展中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旅游業與文化產業的關系
黨的文件中首次使用文化產業一詞，是十五屆五中全會“關于十五計劃的建議”。自此以后，文化產業進入國家發展戰略的新視野。國家統計局于2004年3月29日下發文件《文化及相關產業統計分類》，其中將“文化及相關產業”界定為為社會公眾提供文化、娛樂產品和服務的活動，以及這些活動有關聯的活動的集合。
旅游業作為文化產業系統的層，與文化產業互為補充、相互促進，二者融合發展。旅游業與文化產業的融合發展將對經濟發展產生巨大的現實意義。旅游業的發展帶動地區經濟的發展，帶動了地區的服務性質的第三產業的發展，也能弘揚地區民族文化、風俗傳統等。
但是，旅游業的發展必須立足于各地社會經濟環境，通過對旅游資源狀況和自然地理境況等文化產業發展基礎的分析，提出旅游與文化產業融合發展的適合類型，研究清楚文化產業的發展方向，最終進而形成旅游業發展戰略。
發展旅游文化產業中的人文地理因素
文化旅游產業是實現第三產業跨越式發展的龍頭產業，是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的關鍵。
要想發展旅游文化產業，形成有地區特色的文化資源，首先必須充分利用有利的自然環境，其次加以人為的創新與創造，最終打造值得觀賞和使用且有意義的文化要素。對于如何充分發揮文化產業中的人文地理因素，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第一，突出地區特色，彰顯自然
旅游業的發展前期遵循傳統的經濟增長模式。傳統的經濟增長模式中將自然資源漸漸變成非自然物，忽視了自然的本體存在，忽視了人文地理中的地理成分，造成自然資源的浪費和不協調生態環境的產生。相反，這種模式不僅沒帶動地區經濟的發展，還導致了地區自然環境的惡化，甚至短時間內難以恢復的局面。
旅游業就是要重視文化創意旅游產業，這種新興的旅游產業貴在“創意”二字。為什么要旅游，就是因為旅游區具有地區特色的文化氛圍或是自然氛圍，是別的地區不曾具有的。如果將自然改造，地區變異，還有旅游的意義嗎？我們來舉個例子：面對山水文化旅游景點，應該以弘揚自然風光為目的，通過適度地加以人文情懷修飾，使旅游者享受自然帶來的獨特魅力，享受地域文化帶來的心曠神怡。
地區特色強調地區，強調自然，在進行旅游文化創意時，我們只能順應地區優勢，切不可將不適應地區的風格和人文景觀取而代之。
第二，回歸文化本體，引導和諧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文化旅游資源與社會環境應該是共生關系。旅游文化的形成于開發在彰顯自然的同時，應回歸文化本體，強調社會因素與自然的天然合一。
文化產業的價值在于激發參與者的新奇感，使參與者享受不一樣的生活氛圍。單獨的自然風光不免讓人覺得單調，冠以獨具特色、與環境和諧統一的文化元素為存在內核，就別有一番風味了。隨旅游業興起的服務性行業，例如餐飲行業等，不僅滿足了旅游者的需求，更是對地區經濟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此外，一些富有地區特色或反映民族風情的活動，物品，習俗等，能使參與者耳目一新，流連忘返。因此，旅游創意產業中的文化氛圍顯得饒有價值。例如，當前很多景區的民俗文化旅游中都復制一種“拋繡球”活動，活動本身很富有情趣，彰顯民族特色，深受游客青睞。但在旅程逐漸出現的一些以盈利為目的的粗俗模式，例如套圈等，讓游客產生反感心理。
第三，注重文化的長遠發展，注重創新
健康的旅游文化產業要形成文化、自然、旅游活動的良性循環，一定是源遠流長的，是注重長遠發展的，那些注重經濟利益不顧資源的合理利用的理念只會斷了文化發展的后路。我們必須清楚地認識到，文化產業與旅游產業融合所形成的新文化產業必須是生態型的，必須是具有長遠目光的 “非消耗型”產業。因此，在開發旅游產業中，只有堅持自然文化資源合理利用，才能保證文化資源創造更多的經濟價值和人文價值。
在生態化開發模式中應有創新的發展眼光。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照搬照套和一層不變從來都不利于文化發展。文化旅游的前提是文化，打造有旅游價值的文化就必須有提升旅游層次，加強旅游內涵修養，提高旅游文化含量，走新型的發展理念。文化資源包括歷史資源、民俗資源、知識資源、信息資源等，它們存在于歷史與現實，物質生產與精神生產之中，成為人類與自然結合的結晶。為此，我們必須堅持創新的理念，就要利用獨具魅力的文化資源，堅持歷史文化與現代文化相結合，且要根植于歷史和傳統的作用。
發揚文化產業，我們應立足于文化本身，發揮創意的元素作用。但如何充分利用自然環境，發揮人文地理的有機作用，才是文化產業中“創意”的最佳境界。彰顯自然，卻又富有新意，這就是人文地理在文化產業中的魅力所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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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王衍用和曹詩圖則從宗教起源、宗教源地、宗教習俗和教義以及宗教分布四方面論述了與其地理背景的密切關系[11]；趙榮、王恩涌等也從宗教景觀的區域性發展特點以及宗教體系的空間變化過程出發，認為宗教地理學的主要研究內容包括宗教起源、宗教分類、宗教傳播和分布、宗教與國家政治和民族關系、宗教儀禮和習俗與地理環境、宗教景觀等[12]；薛熙明等也在2010年對國外宗教地理學作了較系統和完善的回顧，將國外宗教地理學的研究主題概括為宗教與地理環境的關系、宗教的分布與擴散、宗教文化景觀以及宗教文化區[13]。總體來看，相較于國外宗教地理學綜述性研究而言，中國現有對宗教地理學的研究進展的述評都普遍存在共同問題，即基本上都從傳統文化地理學研究范疇入手，雖然國內有些學者亦認識到新文化地理學研究視角逐漸在當前國外宗教地理研究中占據主流[13]，但都并不深入。本文主要從新文化地理學視角，對當代國外宗教地理學所關注的研究議題作了系統回顧與梳理，以期豐富和補充完善中國宗教地理學的相關研究視野和方法。
國外宗教地理學研究新議題
20世紀20年代，馬科斯•韋伯對宗教地理的開拓性研究奠定了現代宗教地理學的基礎，他考察了宗教在社會、文化、經濟、地理等方面的影響，將宗教看成是一種影響因素、現象背后的動因[14]。這一思想對二戰以后的宗教地理學者產生很大的影響，也使索爾和伯克利學派的研究焦點集中在宗教對人文環境及景觀變化的作用上，他們將宗教視作影響文化景觀的超級機制建構(superorganiccon-struct)。受此影響，傳統宗教地理學的研究議題主要包含以下幾方面：宗教人口的空間模式，如宗教人口分布、空間擴散和擴展，以及宗教群體的地方終結；宗教文化區；宗教對景觀外在形式的影響和作用；關注于宗教對環境影響的宗教生態學(或為環境神學)[15]。80年代，以杰克森為代表的新文化地理學主張采用解釋學的方法，推崇景觀作為面紗(veil)、文本(text)和凝視的物體(objectofgaze)等隱喻，重視“地方性”(locality)和知識的建構本質，以及融入象征(symbolism)、認同(identity)、霸權(hegemo-ny)和抵抗(resistance)等概念到宗教地理學的研究，使宗教地理學的研究內容和議題在延續傳統宗教地理學的研究主題的同時發生了多元變化，形成了“新”宗教地理學研究議題。本研究基于當代人文地理學重要的概念和術語：空間、地方、景觀、現代性和尺度，對國外“新”宗教地理學的主要研究議題進行探討和回顧。宗教與地方：場所、地方依戀、身份和地方認同地方是一個復雜的概念。在現代人文地理學中主要有3種含義：作地方講，是地球表面的一個點；作地方意識講，是人們對地方的主觀感受，包括地方在個人和團體中的作用；作場所講，是人們日常活動和交往的背景和場所[16]。宗教在不同地方或社會發展的不同時期都持續存在，這需要地理學者追溯宗教在特定的空間和地方的變化意義[17]。研究通過回顧國外宗教地理學者對“宗教與地方”這一大主題的詮釋，主要從宗教場所、對神圣地的依戀、宗教移民的身份和地方認同等議題探究宗教地理學者是如何理解地方的后兩種定義及其如何在宗教的研究中進行應用的。宗教場所地方對宗教個體和群體而言是他們日常活動和交往的場所。國外宗教地理學者對宗教場所的關注主要分為“正式神圣”場所(officiallysacredsite)和“非正式神圣”場所(unofficiallysacredsite)。教堂、寺廟、清真寺、猶太人教堂和具有崇拜功能的神圣地都被稱為“正式神圣”場所[18]。有關“正式神圣”場所的研究大多數是基于對非穆斯林國家所建的清真寺的研究[6]。如Naylor和Ryan對倫敦南部郊區清真寺景觀的象征性意義進行分析[19]。Dunn則揭示了悉尼清真寺規劃建設中的政治問題[20]，Cesari還剖析了歐洲城市中穆斯林與歐洲文化間的辯證關系以及清真寺建設中的沖突等等[21]。這一系列研究均表明“正式神圣”場所的政治和象征性意義話題在過去10年內如火如荼地得到開展。此外，也有學者開展了對其他神圣地的研究，如佛教寺廟[22]和東正教教堂[23]等。而對于“非正式神圣”場所，Kong特別提出現代性背景下的“新”宗教地理學要開拓正式神圣地以外的宗教地研究[5]，即“非正式神圣”場所。“非正式神圣”場所這一術語在學術界不斷被采納和獲得認可，相關的研究成果也大量涌現。國外宗教地理學者開始關注并挖掘日常生活空間內暗含的宗教意義，這豐富了宗教地理學的研究內容，如學校[18]、家[24]、圣林[25]和路邊神龕[26]等“非正式神圣”場所的研究擴展了宗教認同和社區、政府和宗教的關系，以及神圣和世俗的互動等議題的探討。隨著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科技元素也融入到宗教空間，并產生了“科技—宗教”空間(techno-reli-giousspace)。這類空間在某種意義上也屬于“非正式神圣”空間。科技對宗教空間產生了重要影響，同時宗教也影響到科技在神圣空間內的傳播和使用，如宗教以何種形式抵抗電視或計算機等技術對其的世俗化[27]。Kong探索了國家政策、廣播技術與宗教融合的方式，分析了國家、跨國界和地方是如何在宗教信徒的日常生活中建構的，并揭示新加坡廣播政策的政治意圖以及穆斯林接受和挑戰廣播政策所暗含的意識形態[28]。而值得一提的是，宗教個體和群體的身體同樣也是宗教神圣性得以展演的微觀尺度空間。盡管他們屬于小尺度的“非正式神圣”場所。宗教地理學者也開始將情感(affect)、身體體現(embodiment)和表演性(performativity)等概念融入宗教微尺度的研究中。由上可見，國外宗教地理學者對宗教場所的關注點由正式向非正式，由具象的、物質的、較大尺度的研究向虛化的、意象的、微觀尺度的研究轉變。神圣地的依戀、宗教移民的身份和地方認同在人本主義的詞典里，地方的目的是恢復人們對地方的各不相同的感覺。也就是說，不論是什么樣的個人和群體，都會對他們所生活的特定地方給出自己的理解并產生某種感情，并產生依戀感[29]。宗教地理學者應用人文主義地理學家現有的概念，開展了人們對神圣地依戀的研究。Mazumdar-Shampa和MazumdarSanjoy探討了宗教和地方的互動關系，指出宗教在人們對地方依戀中產生重要作用。同時，地方性對宗教地依戀的形成也有非同尋常的作用，并指出除了宗教經驗，積極的社交活動，諸如舉辦儀式、使用工藝品和訪問地方之類等也有助于產生地方依戀[30]。Kong則分析新加坡宗教信徒如何對教堂和印度廟宇產生依賴和地方感[31]。然而，宗教地理學者對神圣地依戀的研究并沒有對地方依戀的理解再概念化，正如James所言，這些研究沒能揭示出神圣地依戀與世俗地依戀的差異[5]。文化地理學家認為，地方是與個人和群體身份的形成聯系在一起的[32]。隨著跨國主義研究的興起，移民在遷入地是如何塑造其新的宗教身份、移民社區如何形成其獨特認同的過程，以及移民對他們的新目的地和宗教傳統間的談判方式是怎樣的等等逐漸成為地理學者關注的焦點。如Jenkins從微觀地理學的視角出發，研究了在加拿大多倫多的愛爾蘭新教徒移民，發現日常生活經歷和空間過程使新教徒塑造了忠誠的英國人認同形象[33]。離散的猶太人(diaspora)的身份建構尤受到地理學家的注目。他們具有混合的身份，包括宗教的、國家的和文化聯系等[6]。Dwyer以在英國的年輕穆斯林南亞婦女為研究對象，探索流亡人身份談判中的日常困難，發現流亡在外者的身份總是通過性別進行配置的[34]。Chivallon通過對在英國的加勒比海流亡者的研究，發現他們形成了一種“開放”的宗教認同，無種族邊界、保護世界多樣性等理念在他們的話語和實踐活動中得到再現[35]。宗教與景觀：象征性與政治索爾給文化景觀所概括的經典定義是：文化景觀是某一文化群體利用自然景觀的產物，文化是驅動力，自然區是媒介，而文化景觀則是結果[2]。索爾以及他的伯克利學派學生們都將可見形式作為景觀研究的主要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其研究方法主要是憑借經驗。傳統宗教地理學對景觀的研究深受伯克利學派的影響，多探討宗教對景觀的影響。20世紀80年代出現了景觀解釋的一些新方向。經由、后結構主義、女性主義和后殖民主義等視角，景觀的“面紗”、“文本”、“梭子”和“凝視”等一系列隱喻著重探討景觀表象背后的深層意義與結構問題[36]。Cosgrove和Daniels把起源于藝術歷史的圖解法(iconography)應用于景觀解釋中，解讀景觀所承載的文化意義和象征性[37]。盡管，這種新的研究與較早的景觀傳統保持著重要的聯系，但它明確把社會理論和文化理論應用于景觀解釋中，對形成景觀的社會文化和政治過程以及在這些過程中景觀所起的作用給予了更多的關注。在新文化地理學的帶動下，西方宗教地理學者對宗教景觀的研究，不僅將其作為一種“事物”，而且把宗教景觀看成一種象征主義的或意識形態的過程。宗教景觀的象征性意義研究在國外地理期刊上紛紛出現，如《SocialandCulturalGeography》雜志于2002年設立“宗教與精神”專題，探討日常生活實踐中宗教景觀的生產、再現、轉化和作用。Rai-vo以芬蘭東正教教堂(orthodoxchurch)為研究對象，分析了戰爭重建后的教堂的精神價值轉變，認為景觀遺跡是區域認同的再現，并陳述了景觀是如何反映社會的轉型以及強化象征秩序感，也回應了“景觀作為文本”的觀點[23]。Naylor和Ryan通過對倫敦南部郊區的清真寺進行的深層剖析，揭示了身份的政治復雜性和宗教朝拜地的差異，發掘出清真寺對不同的宗教、民族和社會群體在不同時期有著不同的意義，強調宗教景觀和信仰對社會文化認同的產生有著重要作用，也表明宗教景觀和空間中蘊含著性別、種族和年齡等話語[19]。此外，MacDonald介紹了蘇格蘭長老會(Presbyterian)景觀的形成，研究發現神學信仰可以在空間實踐中扮演、在空間的再現中體現和在再現的空間中得到預示。與此同時，神學可以在崇拜的空間中得到維持或轉變[38]。當前，國外宗教地理學者對宗教景觀的研究充滿了權力和話語的政治和意識形態分析。社會與文化的沖突與關系，尤其是政府和宗教社區、宗教社區之間以及社區內等方面的不平等權力關系，這些都包含在宗教景觀的創建、描述與解釋之中。Philp等分析了緬甸的佛教景觀與軍政府統治之間的張力關系[39]。Collins-Kreiner通過介紹建立宗教新中心的3個案例來反映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宗教沖突[40]。而Sidorov則通過對莫斯科重要的救世主基督大教堂進行尺度分析，揭示了俄羅斯在世界政治地圖上定位的變遷。從中可窺見宗教文化空間成為了一個國家與民族政治求索的縮影[41-42]。宗教與現代性：神圣、世俗和后世俗宗教與現代性這一復雜問題一直就是社會學研究的核心主題[43]，同樣也是當代宗教地理學研究的重要議題。已有的宗教與現代性的相關研究主要探討現代性是一個世俗的還是神圣的問題[44]。有學者認為現代性這一世俗力量削弱了或實踐在社會中的重要作用[45]。也有學者指出，世俗并不意味著宗教的消失，而是需要進行再定義和重組織[46]。那么，宗教在現代性秩序中是衰落、還是得到延續抑或新生？本研究不能對宗教與現代性間復雜的關系作一全面的論述，但試圖從世俗化和后世俗的爭論、神圣與世俗的互動以及沖突等方面闡明西方宗教地理學者對這一復雜問題的探索。世俗化(secularization)是學術界對宗教問題爭論的核心[47]。20世紀60年代初，受全球范圍內世俗化過程的影響，學術界掀起了對世俗化理論的研究。Buttner呼吁將世俗化過程引入到宗教地理學的研究中[48]，之后對世俗化理論的爭論源源不斷。世俗化理論的擁護者Bruce指出世俗化的動力來源于現代性的多方面，如理性主義、多元主義、工業化和城市化等[49]，在2002年其出版的《上帝滅亡：西方世俗化》中認為世俗化理論與3個過程相聯系：①宗教機構在非宗教領域(政府和經濟)的影響力衰落；②宗教機構本身的社會立足之地越來越站不住腳；③在個人信仰和實踐的背景下，宗教的重要性越來越弱。而Norris和Inglehart基于全球尺度的實證研究表明，世俗隨著工業社會的出現，傳統和實踐在相對落后的社會中得以保留[50]。Howe研究了世俗化過程中的反偶像主義(seculariconoclasm)，并將美國的反偶像主義分為3種模式：凈化、私有化和褻瀆[51]。世俗化理論同時也受到諸多批判，Smith認為世俗化作為分化的觀點僅停留在宏觀層次，而事實上這些確實在歷史上都曾發生過[52]，而Asad則對世俗化理論的核心分理論(分化理論)的有效性提出質疑[53]。在“新”宗教地理學研究中，“世俗”的研究地位下降，而“后世俗”(post-secular)的話語則不斷突顯。世俗化、世俗主義和世俗性等術語在解釋和闡述當代宗教時不斷地被邊緣化[54]。近來學術界關于反世俗研究的動力之一源于世俗化理論、世俗倫理和社會政治世俗性。這些都與現代性、新自由主義和帝國主義緊密相連。而后世俗倫理可以為政治抵抗提供巨大的支持(而這些是世俗的自由主義無法做到的)[55-56]。此外，一些學者采用后世俗話語的研究集中于城市研究，他們關注道德、精神以及“再出現”的神圣，將這些作為城市空間和社區發展的影響因素[6]。同時，Kong也指出，當前出現的將“后世俗化”作為全球變化一方面的觀點可能有些誤導，在沒有對世俗化的含義進行仔細地審視以及世俗化理論被解釋清楚之前，“后世俗”話語不能普遍甚至毫無疑問地被采納[6]。Eliade在1959年將神圣空間看作是圍繞某個固定點或某一中心的空間，而世俗空間則是均質中性的空間[57]。實際上，神圣和世俗間的界限并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流動的。Kong對“家”[24]和學校[18]等“非正式神圣空間”的研究都印證了上述觀點。隨著社會的現代化，宗教儀式和實踐等不斷地被修改和變化去適應現代生活。Sinha通過對新加坡寺廟的研究，發現寺廟的功能和宗教活動等為了適應現代化不斷地進行創新，闡明了神圣空間所蘊含的傳統意義是如何在城市更新、城市規劃和城市發展等世俗力量下發生變化的[43]。Kiong和Kong以新加坡的中國宗教為例，研究了傳統中國儀式是如何通過再解釋和創造去適應現代生活[58]。面對現代性這一強大的世俗力量，宗教會不斷地進行調適，一方面表現為神圣為了適應世俗環境而不斷地變化，另一方面則表現為神圣與世俗間的沖突。國外宗教地理學者非常推崇文化政治、意識形態、霸權和抵抗等一些概念，將其與神圣與世俗的沖突研究相結合。Kong使用霸權和抵抗的概念作為理論分析框架，探索霸權政府與宗教群體和個人對宗教建筑所賦予的對立意義和價值觀，分析了宗教群體和個人對政府所強加的意識形態和行為進行談判的方式和系列抵抗活動[59]。此外，她對“非正式神圣”場所——宗教學校的實證研究亦是揭示神圣與世俗沖突的典型案例，通過剖析現代性的政府是如何塑造宗教學校的教育方式，并分析新加坡穆斯林社區是如何在多元文化和多宗教背景下進行談判的，從而挖掘文化背后的政治以及神圣與世俗間的沖突[18]。宗教與尺度：多尺度分析人文地理學中對尺度有兩種代表性的看法：①把尺度看成是一種貫穿于政治和經濟過程中的真實事物；②認為尺度是表達人們對世界理解的一種方式[29]。尺度具有人文特征，突出表現為尺度政治。考慮尺度運用的人文機制，以及如何運用尺度達到有利于自己的目的，即尺度政治[60]。隨著Talor兩篇論文[61-62]的發表和Smith的題為《不平衡的發展》的著作問世，20世紀80年代末，人文地理學界內部圍繞著開始被看作“尺度政治學”的問題展開了激烈的辯論[29]。Brenner將當代人文地理學對尺度的政治學的理解可分為兩類：①空間性的尺度政治學，通常用地方的、城市的、區域的、國家的、全球的尺度等級劃分來選取和建構；②是尺度重組的政治學或尺度結構化的政治學，關注于尺度的重組過程，將地理尺度理解為物質上和話語上建構社會空間差別的層級化和再層級化的一種形態[63]。將宗教置于不同尺度上去看，可以開闊研究視野和豐富研究內容。Kong提出宗教地理學的研究需進行多尺度的分析：全球的、國家的、區域的、地方的和身體的[5]。全球尺度是一系列空間性尺度的一個端點，Warf和Vincent即基于全球的視野分析了世界宗教多樣性的分布，探討宗教多樣性的社會動力，包括國家歷史、人口趨勢、政府政策以及宗教多樣性和信仰者的關系[64]。電腦和廣播等現代傳媒正在全世界范圍內以種種復雜的和充滿矛盾的方式重新調整宗教個人和群體的生活[27]，由此也帶來了宗教文化在某種程度上的“同質化”。Nagata認為雖然宗教具有全球化的趨勢，但不同宗教傳統在尋求特定的宗教理想之下越來越趨同和顯現一致性，如定期舉行儀式，每星期中有神圣的一天，典籍和書本的神圣地位等等[65]。而空間性尺度的另一端點就是地方。本土性的研究可探索宗教地、身份和社區的詩化和政治[5]。Jones通過對威爾士西部的伊斯蘭教社區的研究，發現農村景觀不僅作為崇拜建筑，而且可以作為會議場所、小學、語言學習地和婦女商議討論的地方[66]；Maddrell等通過研究蘇格蘭惠索恩島上的紀念碑，探索辦喪事行為和信仰表達間的關系，洞察英國社會內信仰—非信仰的持續以及信徒—非信徒間的模糊界限[67]。身體和身體化的研究正在歐美地理學界蓬勃興起。宗教個人和群體的身體不僅是神圣時間—空間的生產者，其本身也是重要的神圣場所[68]。Bailey分析了了英國康沃爾郡的衛理公會派青年教徒的身體是如何成為其節制價值觀的代表物，揭示了身體是作為神圣和道德展演的場所[69]。伴隨不斷涌現的對身體研究的興趣，引發了身份認同和主體性的研究。Gokariksel研究虔誠的穆斯林婦女戴面紗行為，通過宗教和世俗的重要性來分析身體、主觀性以及城市[46]。因此，身體不僅是宗教和社會價值體現的重要場所，特殊的身體表現形式反映了道德神圣性的建構。目前，地理學者更傾注于日常生活的微觀地理學和微觀政治的研究。然而，隨著宗教在宏觀—地緣政治中的影響力不斷加強，Murphy認為，地理學者需著眼于更宏觀的視野進行大尺度地分析，至少人們可以在公共辯論中將會有更多的話語[70]。對于Murphy提倡對宗教的研究進行大尺度分析的觀點，Kong對其進行了回應，認為宗教地理學家在分析大問題時不應該拋棄微觀尺度的分析。因為，理解宗教的微觀政治有助于理解當代世界中存在的一些更廣泛的沖突[6]。事實上，每個地理事物都可理解為處于一個等級化的尺度序列而非一個單一尺度，小尺度的政治能反映大尺度的政治，地理學者應該超越宗教空間的微觀政治分析來了解當代世界的政治大事件，包括宗教沖突和宗教變化。
對國外宗教地理學研究的新反思
關于宗教的定義宗教概念的界定一直受學者們的關注，正如Proctor所指出的西方學者關于宗教問題最關心的是其定義、本質、起源和表達[47]。宗教被認為是對神的崇拜，被視為是超人類實體或權力，是一種道德系統，以及規范人類的行為方式、習慣和活動等。但有學者指出，無論將宗教定義為什么，宗教是服務于不同學者或機構的目的而被建構的[71]，而不應該被理解為某種本質的事物[72]，更有甚者，有研究指出地理學者更傾向將宗教作為實證研究的對象，而不是作為神學和哲學信仰的支撐[73]。總之，宗教是社會建構的觀點在地理學術界內更受歡迎，得到Proctor[47]、Buttimer[74]等人的支持。近來，宗教地理學者對宗教的含義進行了新的探索。Ivakhiv重新審視了什么是宗教和神圣，并提出地理空間的分布意義可作為考慮的出發點[75]；Holloway采納了19世紀精神主義的解釋學分析，主張朝著身體體現(embodiment)和情感(affect)方向，重新定位當代宗教的含義[76]；Proctor將宗教視為對權威的信任和信仰，并認為宗教屬于認識和道德層面上的權威系統[47]。實際上，盡管地理學家們對宗教的含義進行了持續的探索，但仍需做更大的努力去分清宗教是什么和宗教不是什么[18]。關于宗教地理學和宗教性地理學的辯證關系宗教地理學(geographyofreligion)的研究主要是以地理學的視角對宗教進行研究，比起關注宗教本身，它更關注社會、文化和環境之間的關系及作用。而宗教性地理學(religiousgeography)的出發點是宗教，注重對宗教本身的研究，探討宗教在塑造人類感知和人性中的作用。當代宗教地理學者借助新文化地理學和歷史地理學的方法對宗教進行研究，探討宗教景觀和空間的象征性和政治、神圣的世俗化、神圣和世俗的沖突、對認同的建構和人們生活實踐的作用以及宗教的歷史過程等等。與此同時，其他學科的學者也大量使用地理學的概念和觀點對宗教進行研究，例如，神學家(theologians)重申地方和宗教傳統、崇拜以及精神的自然景觀的重要性，他們比宗教地理學者更關注于神圣空間的研究，而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則對諸如朝圣之類的宗教儀式和實踐的空間身體化而感興趣[77]。宗教研究者不斷尋求研究方法和范式來探索宗教地理和宗教性地理間的辯證邏輯關系。目前學術界對已提出的采用局內人和局外人研究方法來區分兩者間的邏輯關系進行了激烈地爭論[78]。Ferber指出局內人和局外人方法并不是區分這一辯證關系的最有效方法，并提出批判現實主義對客觀性的理解可以為這一大辯證邏輯間的分化搭建起溝通的橋梁。這可能是一種解決認識論缺失的有效研究范式，也為宗教地理學對哲學傳統的討論開辟了一扇新大門[79]。關于宗教地理學的研究趨勢盡管西方地理學者對宗教的研究已取得了巨大進步，但是過去幾年仍沒有在學術界獲得重要的話語權。宗教在當今世界是否重要，以及宗教地理學的學術地位和影響力如何等都是值得地理學者去反思的[47]。全球轉變的大背景下，宗教地理學仍有許多新的研究議題有待發掘和探索。Kong基于全球轉變的背景提出一系列新的研究議題，如宗教在解決城市社會問題(尤其是加強城市社會福利和社會公平)中的作用、宗教在解除環境危機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宗教在老年人安度晚年中的作用、宗教在各生命階段(兒童、少年、青年、成年和老年等)中的不同影響和不同經歷、第二代移民與其父母在宗教認同方面的差異(包括宗教活動和當地社區的聯系)等等[6]。由此可見，宗教地理學的研究議題日趨與全球性社會問題密切相關，其研究意義重大。今后，宗教地理學的研究應加強理論與實踐的結合，倘若在解決全球變化所帶來的社會不平等、環境惡化、人口老齡化和移民活動頻繁等問題上取得更大的學術成就，并在實踐中發揮其有效的作用，那么其學術地位和影響力將得到提升。
篇4
作者：烏鐵紅 閆立杰 王漢祥 單位：內蒙古大學歷史與旅游文化學院 人口與計劃生育委員會
空間認知與旅游地意象空間結構
空間認知是認知科學的重要組成部分，空間認知是對現實世界的空間屬性包括位置、大小、距離、方向、形狀、模式、運動和物體內部關系的認知，是通過獲取、處理、存儲、傳遞和解譯空間信息，來獲取空間知識的過程。心理學家認為，人之所以能識別和理解環境，關鍵在于能在記憶中重現環境的形象。曾經感知過的事物在記憶中重現的形象，稱“意象”或“表象”(image)，具體環境的意象稱“認知地圖”(cognitivemap)。認知地圖就是人通過多種手段獲取空間信息后，在頭腦中形成關于認知環境(空間)的“抽象替代物”，又叫“心像地圖”(imagemap)［12］(12－14)。20世紀70年代后，隨著地理學家、規劃學家乃至心理學家對感知環境研究的迅速展開，空間認知在旅游地理學中的研究也隨之展開。旅游地意象是旅游主體及其利益相關者對旅游地這一特殊的地理環境和空間的感知，空間感知(Spatialcognition)是旅游地意象的有機組成部分，是對結構、實體和空間關系的內在描繪或認識，是對空間和思想的重建和內在反映。旅游地意象空間是指由于旅游地環境對旅游者影響而使旅游者產生對旅游地環境直接或間接的經驗認識空間，是旅游者的“主觀環境”空間［13］。旅游地意象的空間構成要素包括道路、邊沿、結點、區域和標志。城市規劃師林奇認為上述五種要素是城市空間意象構成的關鍵因素，區域由結點構成，受邊沿的限定，道路貫穿其間，標志散布在內，它們有規律地互相穿插和迭合。國內旅游地意象空間的研究深受城市意象空間研究的影響，學者們應用認知地圖理論研究了旅游地的意象，目前主要是集中于旅游城市、古鎮和古村落等人文型旅游地意象空間的研究［12，14－19］，對于自然風景區等自然型旅游地的空間意象研究較少，僅林玉蓮在1995年對武漢東湖的空間意象進行了研究［20］。此外，對古鎮等旅游地意象空間的研究結果也表明，旅游地意象空間的構成也是上述五種要素，不同之處在于各要素在意象形成中的作用及內部的各自構成。
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論與旅游地意象動態變化
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論的起源，最早可上溯到1939年基爾伯特(E•Gilbert)的《英格蘭島嶼與海濱療養勝地的成長》一文［21］。但一般認為，最早的旅游地生命周期概念由克里斯特勒(W•Christaller)在1963年研究歐洲的旅游發展時提出的。1973年，帕洛格(Plog)也提出了一種獲得普遍認可的生命周期模式，他把旅游地的周期與吸引不同類型的旅游者群體的變化聯系起來，提出了心理圖式假說，并認為旅游地的興衰取決于不同類型旅游者的旅游活動。繼之，1978年斯坦斯菲爾德(Stansfield)通過對美國大西洋城盛衰變遷的研究，也提出了類似的模式。他認為大西洋城的客源市場部分由精英向大眾旅游者的轉換伴隨著它的衰落。1980年，巴特勒(Butler)在《旅游地生命周期概述》一文中，根據產品生命周期以及人文地理學家的研究成果，提出了S型旅游地生命周期演化模式，認為旅游地的演化要經過6個階段:探索階段、參與階段、發展階段、鞏固階段、停滯階段、衰落或復蘇階段［22］。盡管學界對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論還存在著諸多質疑，如是旅游地生命周期還是旅游產品的生命周期、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論存在邏輯漏洞、實踐檢驗對生命周期理論有否定等，但是并沒有影響學者們來使用該理論進行旅游地理學和旅游學的研究。在旅游地意象研究領域里，根據Butler的理論觀點，學者們提出了旅游地意象的生命周期、特征、意象戰略以及演化規律等(見表2)，并認為旅游地意象生命周期的研究是旅游地意象動態研究的一個分支領域。旅游者對旅游地發展的不同階段具有不同的認識與評價，關于旅游地意象的認知隨著旅游地生命周期而變化的規律，可同構為旅游地意象的生命周期模式，對旅游地發展的不同階段的意象設計與傳播具有指導意義［11］(90)。隨著旅游地的演化，旅游地意象必然隨之演化，經歷不同的演化階段，在各階段產生不同的旅游意象類型，呈現出不同的特點，形成旅游地意象的演化規律［23］。四、地方感與旅游地意象策劃環境感知是國外游憩地理學和環境心理學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地方感屬于人與地方相互關系中的環境心理研究范疇。某些地方以其與眾不同的特征和意象而被認為獨具特色或令人難忘，形成了強烈的地方感，可以被解釋為人們通過親身體驗、深刻記憶和明確意圖而對某個地點形成的依戀感，1974年圖安(Tuan)將這種情況稱為“戀地情結”［6］(247)。地方感是關于人們對特定地理場所(setting)的信仰、情感和行為忠誠的多維概念，主要包括地方依戀(placeattachment)、地方認同(placeidentity)、地方意象(placeimage)和機構忠實(agencycommitment)等研究領域［24］。人與特定地方之間形成的地方體驗和地方情感是地方感研究的兩個主要視角和領域。地方體驗主要是指人以特定地方為感知對象，在人的態度、期望和目的地等因素影響下形成的對特定地方的感知評價和意象，以及賦予地方的特殊意義和價值，探討的主題包括地方(Place)的概念、地方性、無地方性、地方精神(Spiritofplace)等。地方情感主要包括人對特定地方的情感評價和情感依戀兩方面［25］。地方感與旅游地意象關系密切(圖略)，地方感是旅游地意象策劃的基礎，并與旅游地意象相互影響。地方體驗是旅游地意象感知和策劃設計的基礎。“地方或地方性(Place)”這一術語是人文主義地理學乃至現代地理學的一個核心概念［26］。人文地理學家把地方定義為生活空間、社會網絡交流的場所或者可以解釋為個人產生地方感的來源。“地方性(Place)”和地方識別性和地方認同(identity)的研究，與旅游地意象的研究有著密切關系［11］(26)。從旅游地理學角度講，地方是旅游者對一個旅游地感知、感受、審美和判斷以及形成對旅游地整體印象的基礎［27］。任何地方都有其自身獨特的地方特性，或稱地格(Placeality)。諾伯舒茲所謂的場所精神(GeniusLoci)體現了這種地格意義。諾伯舒茲認為，場所是環境的一種具體形態，場所不只是抽象的區位，它指的是由物質的本質、形態、質感及顏色的具體的物所組成的一個整體，這些物的總合決定了一種“環境的特性”，亦即場所的本質。一般而言，場所都會有一種特性或“氣氛”。地方性研究是區域旅游意象設計的基礎工作之一，旅游地意象的設計要把握地方的文脈，提煉包括文化特質和自然特性的地格［28］(206)，為未來的旅游開發和規劃提供本土特征基礎。地理學的地方情感評估主要體現在地方意象的評估上，在旅游地理學中主要體現在旅游地意象的情感評估上［25］(13)。此外有研究認為，旅游地意象和地方感是相互影響的。人們對地方的經驗認識和了解會影響認知意象的產生和情感上的反應，意象的形成與地方熟悉感的概念相似。旅游地意象的形成會影響游客對旅游地的地方依附感［26］。總之，地理學以人地關系為其研究的重要內容，而旅游現象是旅游者在不同旅游地域遷移的一種時空位移過程，隸屬人地關系的一種。旅游地意象是旅游者對旅游地的綜合感知，從地理學相關理論的角度來解讀旅游地意象感知的時間與空間特性，具有本源視角上的理論意義，也可使旅游地意象在旅游管理實踐中更好地發揮其對旅游業發展的推動作用。
篇5
關鍵詞：鄉村聚落；景觀格局；城鎮化
中圖分類號：F323.2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6）08-0037-02
一、鄉村聚落研究綜述
聚落通常包括農村聚落和城市聚落兩類。作為人類生產和社會活動的中心，聚落是人們居住、生活、休憩、勞動生產以及進行各種社會活動的場所。鄉村聚落學是聚落地理學研究的重要分支，也是人文地理研究中較為薄弱的部分。鄉村聚落學是研究鄉村聚落（狹義的聚落）的景觀、形成、演變、分布規律及其與地理環境相互關聯的一門學科[1-3]。
鄉村聚落地理的研究開始于19世紀。這一時間段內的鄉村聚落研究多側重于描述聚落的形態以及與地理環境的關系。1980年以來，后現代主義、人本主義、結構主義、批判現實主義地理學等影響，西方的鄉村地理學研究逐步向人文和社會方向轉型。
隨著鄉村聚落研究的不斷深入，研究方法也呈現出多樣性，諸多學者運用GIS的方法開展對鄉村聚落的研究。2012年，李紅波等通過研究大量的文獻資料，發表《國外鄉村聚落地理研究及近今趨勢》，提出鄉村聚落的人文和社會化與鄉村重構趨勢。2014年，吳江國等運用GIS的方法，結合土地調查數據在縣域、鎮域、村域三個尺度上分析了鄉村聚落景觀的分型特征[3]。2015年，宋曉英等學者發表《基于GIS的蔚縣鄉村聚落空間格局演化與驅動機制分析》一文，引用GIS和密度估算方法，分析了蔚縣商周時期至清朝3000多年間的鄉村聚落演化，指出其演化受自然、軍事、人口、經濟等的影響[4]。
二、鄉村聚落研究相關理論
（一）人地關系論
人地關系論是在人們對人地關系的認識產生的理論。主要包括：地理環境決定論、或然論（人地相關論）、適應論、人類生態論、文化景觀論、唯生產力論、非決定論、協調論等。人地關系協調是人地關系所追求的理想境界，是人類活動和自然環境相互作用所達到的最理想的狀態。其主要強調人地關系中各子系統（自然子系統、經濟子系統、社會子系統和人口子系統）內部及相互之間的協調，最終目的是人地系統的和諧發展。人地協調的重要標志是，在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的同時，生態環境也不斷得到改善，社會可接受性不斷加強[5]。
（二）中心地理論
中心地理論是德國地理學家克里斯塔勒在《德國南部中心地》一書中提出的，成為研究城市職能、城市規模及城市空間結構的核心理論。克里斯塔勒通過對德國南部城市和中心聚落的實地調研，提出了中心地的概念，表述為向居住地周圍提供商品和服務的場地，并發現中心地的分布會受到市場、交通和行政三個因素的影響，由此中心地有等級大小之分，等級的大小決定了中心地的數量、分布、服務半徑。通過確定中心地經貿活動的影響半徑，加之空間組合的概念，形成中心地的網絡結構，他還提出在理想環境下的聚落分布的六邊形模式[5]。
（三）系統論
19世紀40年代，貝塔朗菲（L.V.Bertalanfy）提出了一般系統論，奠定了系統論發展的科學基礎，到70年代，在各國的學科領域內掀起了“系統運動熱潮”。
系統學作為一類嚴謹的科學，為地理學的研究提供了一種新的思維。越來越多的地理研究者將系統論的思想引入地理學研究，諸如建立地理研究的系統模型，界定系統的研究邊界，在城鎮規劃、區位選擇等方面，系統思維與地理思維形成了較好的契合。隨著RS、GIS、GPS等系統學科的發展，地學研究逐漸打破靜態的思維方式，通過一些動態的模型，更加明確了地理研究的可視化和動態演化。系統論也成為地理科學方法的核心，系統學思維為地理學研究開辟了新前景[6]。
（四）分形研究理論
1967年美國數學家曼德爾布羅（B.Mandelbrot）提出分形理論。分形是指與整體以某種方式相似的形體，如海岸線的局部和整體的相似[7]。分形理論被用于地理學是一種定量研究。國外將分形理論應用于聚落研究的代表人物是阿林豪斯、巴蒂和富蘭克豪澤。阿林豪斯運用分形理論對中心地進行重構，并證明分形方法可以生成廖什體系。
巴蒂在1994年與朗利聯合出版了《分形城市》著作，書中探討了城市的邊界、土地利用形狀、城市形態等。法國學者富蘭克豪澤出版《城市結構的分形性質》，并于2000年發現城市化進程中，聚落形態演化逐漸出現的分形特征。
國內研究在1990年開始，艾南山等將分形理論引入城市地理學的研究，開始運用分形理論研究城市規模和結構[8]；陳彥光、劉繼生和朱曉華等相繼將分形理論應用于城市地理學和人文地理學中。1998年，單緯東、陳彥光發表《信陽地區城鄉聚落體系的分形幾何特征》一文，通過對信陽地區、羅山縣域、周黨鎮村鎮的聚落進行考察研究，發現了其相似分形性質。2014年，吳江國、張小林等結合分形理論，通過研究對比蘇南地區和皖北地區的聚落，發表《蘇南和皖北平原地區鄉村聚落分形特征對比分析――以鎮江丹陽市和宿州橋區為例》一文，證明分形理論對聚落體系規劃的實用性和科學性[9]。
三、鄉村聚落景觀及空間格局研究綜述
（一）鄉村聚落景觀研究內容
20世紀末至21世紀初期，鄉村聚落景觀格局的研究在國內外地理學界全面展開。景觀格局的定義來源于景觀生態學，是一種描述景觀空間格局的外在現象。景觀格局又稱景觀結構，由大小和形狀各異的景觀要素排列組合形成，是生態過程中形成的在不同的尺度上的結果[10]。
鄉村景觀研究最早在捷克、荷蘭、德國等國家開展。研究內容主要為：研究鄉村聚落景觀的演變；分尺度研究鄉村聚落景觀的類型；研究鄉村景觀，通過鄉村規劃調節人類與環境的關系；研究鄉村景觀中人類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文化感知等。
（二）國內鄉村聚落景觀研究成果
19世紀80年代，鄉村景觀研究在中國興起。相對于國外，中國的鄉村聚落研究起步較晚，但卻是一個全新的值得挑戰的領域。在借鑒國外研究的基礎上，中國的鄉村聚落景觀研究主要包括鄉村住宅環境、鄉村聚落的景觀類型以及評價、鄉村規劃、鄉村旅游等方面。近年來，鄉村聚落景觀的研究著作頗豐。
1.景觀格局。湯國安通過GIS緩沖區分析方法，通過研究水系、地形、交通、城鎮距離等因素對聚落的影響，提出聚落格局受自然和人文因素的影響[11]。蔡為民、唐華俊等應用景觀生態學的原理和定量方法，研究了黃河三角洲近20年來的農村居民點格局[12]。馮文蘭等通過GIS緩沖區分析和度量方法，選取高程、水系、交通網、坡度對鄉村聚落的空間集聚做了定量化分析[13]。
2.鄉村聚落景觀與環境的關系。姜廣輝等學者將北京山區作為研究區域，應用GIS空間分析技術以及景觀指數的量化分析方法，分析了農村居民點分布及其變化與自然環境、生產環境和社會經濟三方面的要素之間的關系[14]。劉仙桃研究了地形、河流以及公路交通等因素，對農村居民點空間分布的影響，并得出農村居民點空間分布分為集群型、隨機型和均勻型3種類型。
3.鄉村景觀評價。劉濱誼與王云才運用景觀規劃學、景觀生態學、景觀地理學的理念建立了鄉村景觀的可居度評價，可達度評價，相容度評價，以及敏感度評價和美景度評價體系[15]。謝花林與劉黎明從鄉村景觀的經濟價值、社會價值、生態價值和美學價值出發，通過構建目標層、項目層、因素層和指標層4個層次的評價指標體系，為鄉村景觀規劃和設計提供依據[16]。趙勇等對中國首批歷史文化名鎮（村）保護狀況進行了社會調查，構建15項指標的歷史文化保護體系。運用因子分析法對其分析評價，并運用聚類分析法劃分為 4 種類型及相應做出評價[17]。
4.村落規劃。郭曉東等通過對研究區的鄉村聚落進行分析，發現人們對居住點的選擇更傾向于空間較為開闊、交通更為方便、水源條件更為適宜的地方。但人口的擴張、聚落數量的增加，導致聚落的空間分布呈現分散性。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背景下，政府應充分發揮主導作用，通過產業結構調整和加強中心村建設，促進和引導鄉村聚落適度集中，從而實現鄉村聚落的健康發展和空間結構的優化[18]。
四、結論及展望
篇6
地域文化是最具性格差異的文化資源之一。基于景觀設計視角，用創意形式建立符合地域文化特征的符號表達體系，能充分發揮文化的內涵力量，進一步加強民眾對民族文化、地域文化、城市文化的認同感、歸屬感和自豪感，提升城市品質，增強景觀的可識別性，促進城市文化軟實力的提高。
關鍵詞：
景觀設計資源；地域文化；研究框架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西方發達國家經濟長期高速增長，人們開始利用現代科技的力量進行大規模的城市建設和城市美化工程。但由于當時未重視地域文脈，大規模的建設運動使城市的地域性特征消亡。隨著世界經濟、文化全球一體化的沖擊，一些發展中國家在城市化進程中重蹈覆轍，面臨著現代與傳統、外來文化與本土文化的碰撞和融合矛盾，導致區域原有文化內涵消失，城市面貌出現“千城一面”的現象。我國的城市景觀建設伴隨經濟增長蓬勃發展，同時受到世界經濟、文化全球一體化的沖擊，從南到北的城市景觀出現趨同現象。在此背景下，我國的景觀設計行業應遵循以下兩個發展方向：一是個性發展。我國的景觀設計須扎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鑄造民族精神。二是科學發展。我國的景觀設計須吸收科學技術和政治文化的理性，塑造科學的、可持續發展的生態景觀。現代景觀設計行業可持續發展面臨的問題有：景觀設計行業如何帶著個性進入現代？如何把本土文化引入全球化？
一、景觀設計中文化的個性化表達
文化是人類與自然環境相互作用的產物，具有民族性與地域性。地域文化是特定區域的靈魂，體現出該區域特有的生存方式和人文品格特性，即具有特有的文化心態和文化性格。不同地域由自然地理環境、人文因素和歷史發展過程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地域文化存在差異，并影響民族文化、美學思想、文化心態、審美情趣。這些文化與美學的差異現象，具體是指一個地區根植于自然景觀的人類活動形態、文化區域地理特征、環境與文化的關系，以及包括了民俗傳統、經濟體制、、文學藝術、社會組織的人類行為系統，還有文化傳播的路線、走向等內容。地域文化強調個性、特色、可識別性。如何在景觀設計中實現地域性表達，增強城市形象的可識別性，是我國目前城市發展中須認真認識并深入分析的問題。歷史與自然、物質與精神，只不過是個性、特色、可識別性根植的土壤。設計強調個性表達。研究城市和建筑問題的專家路易斯•芒福德說過：“未來城市的目標就是充分發展地域文化的和個人的多樣性與個性。”個性是重要的設計資源。從尊重文化、尊重歷史的角度研究多樣化的景觀樣本，研究多樣化的地域文化資源在景觀設計中的應用，需要做以下工作：一是對景觀的存在與發展的事實進行分析、研究；二是探索地域性表達的基本規律；三是尋找景觀設計中地區意義的表達方法和模式，目的是為設計可識別的個性景觀提出有價值的途徑、建議和指導。目前，我國設計界對城市景觀的地域性表達進行了一些相關的研究，但并沒有形成系統的理論和可操作的模式。
二、多資源景觀設計整理利用理論
首先通過對多種景觀設計資源的整合利用，充分挖掘和應用地方文化資源，挖掘特色。特色就是生命，特色能創造財富。然后通過切實可行的市場運作，使特色轉化為地方的后發優勢，最終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在景觀設計中，強調樣本城市的地域性表達，研究涉及景觀設計學、城市規劃學、人文地理學、人類學、民族學、聚落地理學等相關學科領域的內容。這些學科的一些概念闡述、分類方法、研究結論乃至研究方法，都對景觀設計個性化表達的部分研究具有借鑒作用。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理論如下：
1.可持續發展的戰略理論
可持續發展戰略理論體現的是人類對當前和未來生活的關注。從此概念“既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損害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的發展”在1987年的提出，到此概念的定義“在不超出維持生態系統涵容能力的情況下，改善人類的生活質量”在1991年的確定，我們可以發現，可持續發展戰略理論體現的是發展、協調性、質量和公平性原則。可持續發展思想對世界未來城市景觀的地域性和可識別性的關注影響巨大，此思想與我國景觀地域性特色研究在很多方面不謀而合。可持續發展戰略理論給景觀設計的啟示是尊重歷史文脈、體現地域文化、關注生態平衡、創造風格獨特的個性景觀。
2.基于聚落地理學的相關理論
聚落是指人類在地表上各種形式的居住場所，是人類成集團生活的狀態，源自人類的聚集，也是人與環境相互作用的結果。聚落地理學是從地理學的角度研究聚落的學科。氣候是影響聚落選址重要的環境因素，人、建筑、景觀、氣候是構成聚落形態的重要成因。聚落地理學中涉及“氣候與建筑”“場所與文脈”等理論。人類在很早的時候就會辨識星空，觀測陽光下影子的變化，掌握太陽運動規律，劃分氣候、季節，制定歷法，以指導農業生產和安排重要活動。二十四節氣以太陽年為周期，作為陽歷系統，從數千年前連續使用到今天，指導人們作出科學的生產生活安排，以此建立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圍繞節氣，形成眾多官方禮儀和祭祀習俗。這些習俗伴隨禮儀衍生出建筑這種文化形式。地域文化的形成，正是因為人類在特定地域和特定的自然環境、天氣、氣候下形成了特殊的生活方式。建筑只是這些特殊的文化的物質載體，是“人地關系”（即人類社會與地理環境的關系）的體現。氣候—習俗—建筑—生活模式，這套文化體系影響了人類數千年。場所，是一種精神空間。諾伯格•舒爾茨在《場所精神——邁向建筑現象學》中對場所進行了詳細的論述。場所隨自然、文化、經濟、社會等方面的發展而變化。場所精神是一般性和特殊性（地方性）的、具體的生活情境，是場所的靈魂。文脈內涵廣泛，其意義類似于人體中的血管，指各種元素之間、局部與整體之間的內在聯系。在城市設計、景觀設計中，文脈泛指城市發展的脈絡、城市記憶的延續。文脈研究涉及歷史學、地理學、風水學等。從場所與文脈的角度分析城市景觀，強調匹配；強調歸屬感；強調多學科整合利用，即強調城市發展目標與現存條件相匹配；強調人們對文化價值、生態價值與環境實踐價值的身心體驗；強調將物質空間分析中的藝術的視覺性、數理的偶合性和空間比例的適宜性等理論等量齊觀。可見，涉及城市景觀的設計實際上是在創造一種空間，在設計中既要揭示該場地隱含的精神特質，還要充分揭示歷史人文、自然環境的個性特征，并且要展示該場地的自然歷史發展或演化過程，這樣才能將其場所精神充分挖掘。精神與物質、顯性與隱性、空間與時間以及意境的詮釋是設計文化中最高的境界，也是對設計美學價值的充分體現。
3.基于生態學的生態位原理
生態位原理源于生態學理論，是指每個個體或種群在種群或群落中的時空位置和功能關系。既有一個物種只能在特定環境中生存的生態位現象，也有因為各物種相互競爭呈現的和平共處、優勝劣汰等生態位現象。在城市景觀設計領域，表現為不同地域空間的景觀都有各自的生態位。如果特定區域景觀的生態位沒有與別處生態位發生重疊、重復的現象，即可理解為地域性特色，也就是個性、可識別性。因此，在景觀設計中要錯開生態位，利用自身優勢形成特色和鮮明的個性，增強識別性。
三、地域文化在景觀設計中的表現和應用
1.因地制宜地營造地域特色景觀
景觀與文化一樣，因具有地域性，才具有識別性。地域性差異是景觀設計研究中須關注的內容。景觀作品作為展現地域文化的載體與窗口，其表現途徑應強調差異，在尊重土地、尊重文脈、因地制宜的前提下，為當地物質與精神文化發展提供各種可能。因地制宜不是膚淺的藝術形式上的雷同，也不是照搬規劃發展政策，而是根據“人地關系”形成的可持續的發展謀略。
2.地域文化在景觀設計物質構成中的運用途徑
景觀設計作為一種空間形態的藝術設計，具體的環境是其特有的形成條件。景觀設計追求個性、特色、可識別性，目的是使現代景觀藝術作品個性化發展，地域景觀設計科學化發展。因此，地域文化的運用途徑不只是簡單回歸傳統，而應是重新解讀和重構，這是一種科學的、可持續的創造發展。將人類物質文化創造的結晶轉成符號文化應用在景觀設計中，使景觀設計與市場經濟的發展路徑結合，科學發展，順應時代。地域文化的符號與地理標志結合，目的是獲得個性化、科學化、可持續的生態發展。
3.地域文化在景觀設計中的運用方法
地域文化在景觀設計中的運用，拒絕簡單、粗拙的復制和仿古重現，提倡傳承與創新、復原重現與營建、創意的特色轉化。景觀設計規劃者的策劃謀略體現為充分地吸收、解析地域文化底蘊，將其轉換成為具有時代精神的適宜表達方式或符號，再運用現代設計手法傳達地域精神和文化內涵。應用強調符號性和象征性的設計手法，可以實現地域文化作為現代城市景觀設計資源轉化為文化符號，具體研究框架。
結語
設計創作必須扎根于地域文化。利用景觀設計這個表達載體研究地域文化，地域文化在景觀設計中的表現途徑與具體運用方式是研究的重點。景觀設計作品強調突出地域文化的個性、特色、可識別性，因而只有應用可持續發展等理論和現代設計手法，才能設計出順應時展的景觀作品。
作者：陳波 單位：廣西科技大學藝術與文化傳播學院
基金項目：
廣西科技大學科學基金項目“基于柳州地域文化的景觀設計資源應用研究”，校科社1307215；廣西高等教育本科教學改革工程項目“高等教育新常態下的設計類專業特色培育研究與實踐”，2016JGA255；廣西高等教育本科教學改革工程項目“提高環境設計專業人才培養質量的研究與實踐”，2015JGB298。
參考文獻：
[1]陳波.淺談城市與城市景觀.科技經濟市場，2011（10）.
篇7
[關鍵詞]感覺；空間；地方；地方感
中圖分類號：C912.4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9391（2016）05-0015-06
在相當長的學科史里，人類學、民族學一直將自己的研究定位為“客觀的”、“理性的”、“集體的”、“普遍的”的社會和文化現象，從而使得這個學科看起來“客觀”而“科學”。這就造成，那些“主觀的”、“個體性的”和“不屬于理性”的領域在該學科話語體系里受到一定程度上的排斥，并被邊緣化。感覺，正是這樣一種傳統人類學拒絕碰觸的領域。
人類學研究走向“感覺”是自20世紀后期從美國開始的①。1997年，美國學者Classen Constance提出“感覺人類學”（anthropology of the senses）這一概念以來，“感覺”（sense）逐漸成為當代西方人類學研究領域的一個“熱詞”。在這一基礎上，在歷史人類學一貫關注的“國家與地方”、“地方與空間”等議題中，引入“感覺”視角（也即地方感）就成為一種必然。國內“地方感”的研究目前仍然主要集中在旅游學和地理學領域，在歷史學、人類學領域尚鮮有涉及，但已有一些學者正在探索：楊念群通過北京“四大門”信仰的個案研究②，指出該信仰之所以可能，不是源于其“地方性知識”（local knowledge），而是源于人們日常生活中積累起來的地方感。臺文澤通過西漢水流域“犯喪”信仰的研究，呈現出地方感在當地人群信仰、實踐與社會整合中的關鍵意義③。與此同時，一個根本性的命題也擺在了人類學家面前：地方感何以可能？
對這一問題的探索，必須回到人文地理學大師――段義孚及其代表作《Space and Place：The Perspectives of Experience（空間與地方）》（以下簡稱《Space and Place》）中去加以梳理。
一、段義孚其人其書
Yi-Fu Tuan（段義孚）這一名字在20世紀七十年代以來的美國地理學界名噪一時。段義孚的學術特色在于注重“人的感情和感覺”，將傳統地理學的“人-地關系”的“地”進一步引申為“地方”，為將感覺（sense）引入到空間（space）與地方（place）的研究中奠定基礎，從而開創了一個新的地方研究范式。
段義孚生于1930年，美籍華裔學者，段祺瑞之孫。1933年隨家人移居澳洲。先后就讀倫敦大學、牛津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獲地理學博士學位。2005年6月4日，曾到北京師范大學做題為《人文主義地理學之我見》的學術報告。
學如其人。學術與人生經歷在段義孚這里緊密地交織和糾纏在一起。作為一名華裔學者，他從未使用過英文名字，一直沿用“Yi-Fu Tuan”，據說是出于他對中國的特殊感覺[1]（P.25）（Tuan，1998：25）。獲得博士學位后，他曾爬到落基山上，遠眺自己曾經多年辛勤研究的地理空間時，他不禁自問：自己的所有研究能夠完滿地表達這地方的性質嗎？自己真的了解這地方嗎？得到的是否定、失望與迷茫的自答后，他頓悟：印第安人原住民、黑人或白人的移民、路過的卡車司機或旅游者與他對這一地理空間的感覺和感情并不相同，這些依附于同一地理空間的“意義”不應該排除于學者的研究之外。在墨西哥大學任教時，他開了一門“干燥地形”課程的同時，還開了一門“對干燥地區的態度”（Attitude to Dryland），從此“感覺”開始成為他學術的關鍵詞，他將主觀的感覺經驗與客觀的“空間”聯系起來，成為人本主義地理學的開山鼻祖，從此在地理學史上奠定了自己的地位。
《Space and Place》一書出版于1977年，很快成為美國地理學學生的必讀書目，并一版再版，至2001年出版到第八版，也即本文討論的版本。在地理學領域，該書之所以是“巨著”是因為傳統的地理學者都是用客觀的地理知識來解釋地理現象，段義孚認為地理知識應包括客觀的和主觀的兩方面，這樣才能完整地解釋地理現象。
全書一共十四章，可以分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為第一至三章，介紹了經驗（感覺與思想）、空間、地方三個主要關鍵詞，并將本書的主題定位為人們如何認識、理解、并經歷這個世界。第二部分闡述感覺與空間的關系，包括第四至九章。第三部分為第十至十四章，闡述地方和感覺的關系。后兩部分雖然是分別側重闡述“感-空”、“地-感”的相互關系，但空間-感覺-地方的相互關系其實是交織在一起并始終貫穿于全書的。
二、從經驗到感覺
本書的三個關鍵概念分別是：經驗（experience）和空間（space）、地方（place），在英文書名中已經全部體現。段義孚在導論中定位本書的主題是“人們如何經歷或體驗（experience）、理解世界”[2]（P.5）。那么，經驗的本質是什么呢？
經驗在本質上是人們認識真實和建構真實的模式[2]（P.8），包括原初模糊的感覺（inchoate feeling）和清晰的觀念（explicit conception）兩部分（preface，v）。簡言之，就是感覺④和思想的綜合。
人們通常認為，感覺和思想是對立的。感覺是主觀的、感性的，甚至非理性的和碎片化的；而思想則代表客觀的、理性的。段義孚糾正道：二者是經驗連續體（experiential continuum）的兩端，都是認識世界的方式（ways of knowing）[2]（P.10）。也就是說，任何經驗都同時混合了情緒（emotion）色彩和思想（thought）或理性色彩。所以不存在完全非理性的感覺經驗，也不存在完全理性的觀念經驗。我們不應該將二者分割開來看。段義孚的這一理解來自于英國著名的哲學家和政治思想家奧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1901-1990）及其代表作《經驗及其模式》（Experience and Its Modes，1933）。在后者的研究基礎上，段義孚對經驗作出如下模式的理解：
段還認為，經驗“不僅包括（難以言說的）感覺強烈的經驗和可以言說的經驗，也包括個體性的經驗和集體性的經驗”[2]（P.100）。任何經驗都含有情緒（emotion）色彩，同時任何經驗都含有思想色彩[2]（P.8）。所以，在段義孚看來，經驗是感覺（feeling）和思想（thought）的復合體[2]（P.10）。在英文里，視覺的“看見”即理性的“理解”（英文的I see意為I understand），法文里的“知道”（法文savoir為“知道”之意）即英文的“味道”（英文savour為“味道”之意）。根據語言中的“見”“解”合一，“知”“味”一體可知，感覺和思維之間并不存在截然的分離，所謂感覺（feeling）/思想（thought）與主觀/客觀，非理性/理性這樣的二分對立應受到質疑。正如段引用的蘇珊?朗格（Susanne Langer）的觀點：“物理世界本質上是一個通過數學抽象來解釋的真實世界；感覺世界（the world of sense）是一個通過感官直接提供的抽象來解釋的真實世界”[2]（P.9），二者都是對真實的解釋，盡管差異迥然，但并不意味著孰對孰錯，孰優孰劣。
學界對感覺的偏見確實存在，在實證、實驗等“科學原則”下，包括社會科學在內的幾乎所有學科都傾向于做“客觀研究”。傳統的空間-地方研究和地理學研究均偏向客觀理性的領域，將感覺從“空間-地方”的體系內排除。段義孚從根本上剔除這一偏見，為他后來的人本主義研究奠定了基礎。
通過對經驗的重新理解，段義孚將感覺納入到“空間-地方”的研究中來，如下圖所示：
由于傳統的經驗偏重的是理性的、科學的、實證的和客觀的分析（即上圖中的思想方面），段義孚在本書中聚焦于感覺，也就是說，本書就是嘗試在空間與地方之間，建立感覺之橋梁（見后文）。
需要說明的是，這并不意味著段排斥客觀的和實證的經驗，而是在既有的研究體系下為感覺找回應有的位置。
三、空間感何以可能：身體
所謂“空間”（space），在段義孚看來，可以理解為“一個幾何學單位（geometrical unit），如面積或體積，是可以度量的且能精確量化的單位。不太嚴謹地說，空間就是房間⑤”[2]（P.51）。空間是運動的能力給予的（is given by the ability to move），或者說是因我們在其間運動而直接體驗到的[2]（P.12）。這似乎意味著，段的空間是自然空間或物理空間，與今天人類學、社會學研究的空間有一定差距。
但是段對空間的界定并不止于此，他的空間觀念更像是從自然向人文，從物理空間向神話空間（第七章）過渡的，這一問題我們將在下文予以回答，我們權且將段的空間的起點理解為物理空間。
感覺，無疑是身體（body）的感覺。因而討論感覺與空間的關系可以落實到身體與空間上來（第四章）。為此，段義孚在第四章中詳釋了身體與空間的關系，他認為，身體與空間的關系本質上是人與世界的關系。而“人”與“世界”在詞源上同根（英文的world的詞根為wer，意思就是man）。二者的關系是人作為客體包含于世界，同時人還棲居于世界，改造并創造世界。同樣身體并不僅僅是空間里的“肉體”（body），身體居于空間之中并通過人的意向（intention）去控制和規劃空間。因之，身體是有意識的鮮活肉體（body is “lived body”），空間是人所理解（construed）的空間[2]（P.34-35）。這就為“感覺與空間”這一論題奠下了“身體”之基。
引入“身體”這一概念加以討論時，段義孚很自然從知覺現象學那里找到了哲學的理論支撐。在后者那里，對身體、感覺、空間早有研究。
在日常生活里，我們在言說空間位置時，總是或多或少暗示了身體的在場。段義孚引入梅洛-龐蒂（Merleau-Ponty）的現象學論斷：“當我說某物在桌上時，我在意識里把我自己和桌子或物置于一起，而且在理論上，我試圖使用某個合適的范疇去解釋一種關系――我的身體和外界物體之間的關系”[2]（P.45）。舉個例子：
書在哪里？
書在桌上。
這樣的回答不僅僅是明確物的位置，還暗含了對話雙方的身體與空間的關系和進一步的行動，比如它可能意味著“你（身體）離書比較近，你幫我拿過來”，或“你（身體）離書比較近，你自己拿”等等。人們對空間位置的陳述往往暗含了身體的在場，“距離是指對“我”（self）而言的距離”[2]（P.47）。事實上，最初對空間的度量，也是從身體的某些部位轉化而來的。如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注意到的：“早期大多數的度量單位都是以人為尺度的（were human in scale），例如表示距離時，‘扔石頭那么遠’，‘能聽到的那樣遠’，表示體積用‘一捧’”[3]（P.25）（Scott，1998：25）；在中國西南的日常用語中則會使用“一”、“一排”（展開雙臂成直線的距離）等度量詞匯，都能說明這一點。
身體是充滿感覺的軀體，空間是相對于身體而言的或暗含了身體在場的空間，空間是一種感覺，無論空曠（spaciousness）還是擁擠都一樣（第五章）。但是空間又不僅僅是一種復雜和多變的……感覺（feeling），它還是人們生存之條件[2]（P.57）。由此，段義孚研究了附著于建筑空間的意識（第八章），這種空間意識（awareness）其實是一種人們對建筑空間的感覺：“房屋蓋在哪里，用何種材料，蓋成何種形式……造屋者在創造一個世界，個中他要調適身體和及其所處的外在自然之間的關系[2]（P.102）”。
同樣基于身體與空間關系的基礎上，段義孚提出了空間能力（spatial ability）的概念（第六章），空間能力其實基于身體或軀體對空間的感知基礎上形成的能力，是一種人和動物都擁有的能力，它相對于空間知識而言，后者為人所獨有。正是基于身體這一特性，所以“空間能力本質上是活的（livelihood），空間知識則不是”[2]（P.74）。這種空間能力源自空間感（sense of space），對于空間感這一概念，段義孚并未給出明確界定，但這并不影響我們的理解。段稱空間感是我們的移動帶來的[2]（P.118）。比如當我們的手指在鍵盤上快速地飛舞，并準確地打出一行行文字時，我們對鍵盤上每個單元的空間感知就會體現出來，尤其是對比于一位不熟悉電腦輸入的人來說，兩個人對同一個空間（鍵盤）的不同空間感對比就會非常明顯。
四、地方感
空間與感覺有著難以割舍的關系，地方與感覺的關系同樣錯綜復雜。段義孚問道：“什么能做為一個地方的認同身份（identity）”？或許就是這個地方的氣味（aura）[2]（P.3）。
地方（place），在段義孚看來，是一個對象（object）[2]（P.17），一個能夠抓住我們注意力（attention）的安穩的對象（stable object）[2]（P.161）；一個凝聚了價值觀念并且能夠棲居的對象[2]（P.16）；是價值和養育支持（value， nurture and support）的焦點[2]（P.29）。
我們對某一特定空間會形成特定的空間感，同樣我們對地方也會形成地方感（sense of place）。如我們對故鄉的依戀（第十一章）。
如果說空間感是因為人的移動或遷移而形成的，地方感則是因為人們遷移或移動的中止而形成。當某一個點（locality）能滿足人們的生存需要，人們停留在那里，使得那個點成為感覺價值中心[2]（P.138），地方感的形成就得以可能。如果說我們的空間感是身體賦予的話，那么地方感則是由人的心性（mind）運作而成[2]（P.198）。從游牧民到都市白領，都會對那個“生我養我的地方”形成一種地方感，盡管各自的地方感迥然不同。
最典型的地方感就是戀地情節（Topophilia），所謂戀地情節就是人與地方或居住地之間的情感連帶（Tuan，1974），簡言之，就是“人地情”。這種連帶可以是美學意義的，感覺層面的或情感方面的。即便是經常遷移的游牧民也會有地方感。盡管他們經常遷移，但其實是在特定區域內按照固定線路移動，每年停駐和扎營的地方因水草而可循跡。與定居的農業社會一樣，會形成了對某一地方（如“敕勒川，陰山下”）的特定感覺和情感（如“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現牛羊”）。
在地方感的意義上，段義孚認為，所謂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就是各個成員對一個“大地方”注入情感，依戀和依附它，盡管成員們對其沒有多少直接性的感覺體驗（direct experience）[2]（P.18）。因此可以說，如果說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是主張成員通過想象建構了“共同體”國家（Anderson，1983）的話，那么段義孚則認為是成員對一個“大地方”進行地方感的建構而形成民族-國家。
五、地方―心性（mind）―地方感
空間和地方都與感覺有著復雜關系，二者也有著許多共同之處，一些哲學家甚至混用二者，如亞里士多德，就使用處所（place）來作為他的十大范疇之一，但亞里士多德的處所又含有明顯的空間（space）色彩。
在段義孚這里，二者顯然不能混用：“地方是安全的，空間是自由的”[2]（P.3）。段認為在西方文化里，空間意味著自由，（因為）空間意味著開放（open）。但另一方面，開放又意味著自由被威脅，被暴露和易受攻擊。“壞的（bad）”這字的原義就是“開的”（open）。開闊的空間意味著沒有道路和路標，就像一張白紙，缺乏人文意義。我們可以“野的”（wild在英語中兼有“荒野”和“未開化”之意）或自然色彩濃烈來理解空間。
但是空間與地方并非截然分離，二者絕非是對立的兩極，段認為空間可以轉換為地方：
“當空間被封閉（enclosed）且被賦予人文意義（humanized）時，它就變成地方”[2]（P.54）。
“當我們對空間感覺到十分熟悉的時候，空間就變成了地方”。[2]（P.73）
“當空間獲得定義（definition）和意義（meaning）的時候，空間轉變為地方。這種意義和定義便是親切經驗（intimate experience）。這種親切經驗根植于人們的內心，難以言說，甚至我們沒有意識到其存在”。[2]（P.136）
綜合考察下來，這里的空間轉換為地方的關鍵因素是文化，具體來說，是經驗。鑒于段義孚在本書中對感覺自始至終的貫通，我們進一步認為，在段義孚這里，空間與地方的關系，可能正如段義孚對經驗的理解一樣，是一個連續體。感覺則是這個連續體的重要銜接因素。如下圖所示：
幾何空間或物理空間處于這個連續體的最左端，地方處于連續體的最右端。因為身體（body），我們對于空間擁有空間感；因為心性（mind），對應于地方擁有地方感，無論空間感還是地方感，都以人的感覺為根基。隨著感覺和感彩自左向右地不斷加重，地方感日益凸顯，空間會轉變為地方。這意味著，不存在完全自然的空間（空間都是人所理解的空間），也不存在完全文化的地方（地方必然位于一定的地理空間），二者通過感覺連成一個有機的連續體，而不是孤立的和對立的兩極。
致謝：本文的完成得益于蒲濤、王君、楊D、李金蘭、吳學成等人的參與討論和支持，在此一并致謝。
注釋：
①這一轉變起于20世紀八十年代甚至更早。其起因可能與后現代對人類學一貫的“視覺中心主義（visualism）”的批判與反思密切相關（具體參閱James Clifford等主編的Writing Cultural一書的“導論”）。感覺人類學研究的先驅代表人物有Walter J. Ong （1969；1982），Steven Feld（1982），David Howes（1988；1991），Desjarlais（1992），Classen Constance（1997）和Paul Stoller（1997）等，其中Steven Feld在1982年出版的Sound and sentiment（聲音與情感）可以看做是感覺人類學的第一部民族志。
②參見楊念群《民國初年北京地區“四大門”信仰與“地方感覺”的構造――兼論京郊“巫”與“醫”的近代角色之爭》，載孫江主編《事件?記憶?敘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③參見臺文澤《地方感、民間信仰與村落整合――西漢水流域“ 犯喪” 信仰的人類學研究》，載《中國農業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1期，第77-82頁。
④在這里有必要說明的是，在本書的寫作中，關于“感覺”一詞的英文表述，段一直交替使用feeling和sense兩個詞。檢索全書正文部分：sense一共出現176次，而feel與feeling共出現149次。但若說段將兩個詞混用，則欠妥。段在“空間感”和“地方感”等涉及到意義（sense的另一重釋義就是“意義”，如make sense）色彩較重的關鍵表述時，一直堅持使用sense；在強調人們直接的感官感受的語境中，段使用的大多是feeling。借用本文段對經驗的“連續體”解讀模型，我們認為：或許可以將feeling和sense理解為一個從左至右的“連續體”，隨著感覺的“意義”從左至右的加強，feeling變成了sense。
⑤原文為space means room。英文中的room有“房間”的意思，也有“空間”、“余地”等意思――筆者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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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土地利用總體規劃是在一定區域內，根據國家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要求和當地自然、經濟、社會條件，在空間上、時間上對土地的開發、利用、治理、保護所作的總體安排和布局，是國家實行土地用途管制的基礎。土地利用結構優化又是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核心。因此，土地利用結構優化能夠促進土地資源的合理利用，減少利用過程中對土地資源的浪費，確保土地資源的可持續發展[1-2]。
1土地利用結構優化配置的概念
土地利用結構就是指各種用途的用地比例和空間結構之間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關系。土地利用結構優化是指通過土地資源的規劃配置，對土地水平和垂直方向進行開發利用，以減少土地資源的浪費，提高土地使用率，在獲得較好的經濟利益的同時獲得良好的生態和社會效益。
土地利用配置，可以簡單地認為是為了達到一定的生態經濟最優目標，依據土地的特性，利用科學技術和管理手段，對區域一定數量的土地利用結構、方向，在時空尺度上，分層次進行安排、設計、組合和布局，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和土地產出率，使土地生態系統維持相對平衡，實現土地可持續利用。
“優化”是一種針對不合理的土地利用問題而提出的人類期望和目標，包括目標優化、結構優化、效益優化等。隨著近幾年來經濟和社會的快速發展，人們對產品的產量和質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在土地資源總量不變的前提下，獲得較高的產量和品質是土地資源進行優化的目的。“配置”則是一種過程，是通過對土地潛力適宜性進行評價之后，利用合理的土地利用管理方式進行配置。Plummer L N在1993年給出了具體的定義為：“土地利用結構優化是為了達到一定的生態經濟最優目標，依據土地資源的自身特征和土地適宜性評價，對區域內土地資源的各種利用類型進行更加合理的數量安排和空間布局，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和效益，維持土地生態系統的相對平衡，實現土地資源的可持續利用。”
2土地利用結構優化配置的目標設置
大多數的土地利用結構優化配置的目標都是基于短時間內、小范圍的規劃，例如生活的基本需求，包括水、食物、生活、交通、生產、居住等。實際上，經濟、社會和生態更是人們應該關注的目標。土地利用結構優化是土地利用優化配置的核心，其涉及到諸多的因素，例如科技進步、信息暢通、自然地理、人文環境等方面，因而其優化目標也具有多樣性，各目標相互制約，各目標的重要性也各不相同。對土地利用結構的優化配置不僅要符合單方面的目標，更要與綜合目標相統一。
3土地利用結構優化的模型設計
進行模型設計時不能僅以尋找靜態最佳方案為目的，這種思想不適應當前快速發展的社會環境。因為人群的思想和社會經濟水平構成的多樣性，再加上當今快速發展的經濟和產業，使得土地利用結構必須時刻保持動態的變化才可能適應當今社會條件下的土地利用。因此，選擇模型方案時必須要考慮到未來的各種情況進行模型建立，即動態的優化模型。在進行模型設計時可以把模型看作是一個系統，對系統進行分析和描述，進而形成模型設計的產物——土地利用結構優化的流程圖。
3.1準備工作階段
準備階段的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一是進行組織準備。建立領導機構，組織專業隊伍，舉辦技術培訓，制訂工作計劃。二是進行資料準備。需要準備的資料包括地形圖和遙感資料等。航片、衛片航片收集時要注意攝影時間、航高、焦距等參數資料。收集時還要注意航片是否經過糾正，對未糾正的要進行糾正或轉繪。三是進行背景資料收集。背景資料主要包括專業調查資料，如行政區劃圖、地貌、地址、土壤、水資源、草資源、森林資源、氣象、交通等圖件與資料；社會經濟統計資料，如人口、勞力、耕地、產量、產值、獸醫、分配等。
3.2土地現狀調查與評價
為了建立合理的土地利用結構優化方案，必須要建立評價指標體系，進行土地現狀評價，構建土地資源數據庫，主要包括土地利用布局、土地適宜性評價、土地利用現狀、土地生產潛力、土地物理經濟生態條件等。對這些選定的影響因素進行歸納總結，對各因素的重要性進行排序來設定其權重。
3.3分析與數學模型設計
通過對土地開發利用程度、土地集約經營程度、土地用途的選定及其與土地評價單元質量的比配，土地利用的綜合（社會、經濟、生態效益等）效益，土地供給量需求量的分析，了解土地利用的現狀，土地利用的優點和缺陷，掌握土地的質量狀況和土地的利用潛力等。
傳統的優化設計側重于定性研究，這就導致了主觀判斷占有主要地位。不同人群的判斷千差萬別，導致決策結果的不一致性。因此，要逐漸加大模型的引入，進行科學準確的定量分析，當然也不能舍棄定性分析，因為定性是定量的基礎，定量是定性的進一步延伸。通過定量與定性結合的分析方法，最終得出結論[3-4]。
由于土地利用需求受到社會經濟各方面的影響，這就需要使得規劃目標的時刻變動，也就是模型方案也要處于動態中，所以要建立規劃目標與規劃因素之間的對應關系，建立二者之間的信息反饋機制，從而能夠方便快速地進行模型的微調[5-6]。
3.4對比與決策
對比計算各種方案下區域土地的總生產潛力，作為評價土地經濟效益的標準；對比確定生態用地量和各資源利用率，評價土地利用結構的生態效益；對比考慮土地產出的產品和服務與社會需求適應性，評價土地利用結構的社會效益。最后通過總結3種綜合效益進行抉擇。
3.5方案實施與反饋
在土地利用結構化配置方案實施后，要運用計算機和相關軟件對提出的優化方案進行中長期的觀察反饋與糾正，并由決策者和優化方案實施者如土地管理者、土地利用規劃人員對優化方案進行實地的檢驗，動態評估優化方案的實施過程。只有經過反饋、糾正、實地檢驗這些過程，才能夠確定方案是否合理。
4土地利用結構優化配置的建議
4.1重視研究領域的學科交叉
由于土地利用空間結構的研究與經濟學、規劃學、房地產學、管理學、土地信息系統都有必然的聯系，因而在優化土地利用結構時也就要對相應的學科進行研究整理，將學科交叉應用到具體的土地利用空間中，做到土地利用空間結構在社會、經濟、生態等各方面的協調統一。
4.1.1建筑規劃學角度。在規劃、建筑學專業知識背景的基礎上，嚴格參照區域土地規劃和建設的要求，分析工程技術的可實施性、經濟性，并注重進行多因素綜合分析和多方案選擇。
4.1.2經濟學角度。以宏觀和微觀經濟學為基礎，運用經濟學中的各種模型，采用定量分析方法，著重從土地利用的經濟效益角度分析設計土地利用結構。
4.1.3地理學角度。對土地資源進行優化的目的就是為了提高土地資源的利用率。要更好地發揮土地資源的作用，就要在優化的過程中對地理的各種因素進行周密考慮。充分發揮人文地理學的優勢，將自然、經濟、社會理論緊密結合起來，以此作為研究土地利用結構優化的理論基礎。在此基礎上注重地域的差異和分工，采用GIS和CAD等專業工具進行繪圖。
4.14從生態學角度。生態學理論將土地作為典型的社會經濟與自然復合的生態系統，從物質能量流、生態協調系數、自我調節能力等方面為土地利用結構優化的研究設計提供了一個新視角。
4.2重視科學性
以應用土地信息系統和遙感技術為基礎，結合各種數學模型優化采集、存儲、操作、管理、分析和顯示輸出地球空間數據的各種操作過程，為規劃管理和決策提供信息和技術方面的支持。利用高分辨率衛星影像與GIS方法獲取土地利用現狀數據，在此基礎上建立土地利用空間數據庫，以促進信息共享，為合理開發利用土地資源提供資料，最終實現數據信息的采集、錄入、編輯、管理、瀏覽、查詢和數據的可視化功能。
4.3重視社會性
從社會學角度出發，要注重了解社會群體對土地利用結構各方面的需求，因地制宜地進行改革建設，加強公眾參與的土地利用優化配置研究。在以往的土地資源利用過程中，往往更加重視社會上層集團的利益，而忽視社會其他各方團體的利益。傳統的這種土地利用結構配置方法只能滿足人數較少的上層集團的利益需求，限制了土地資源的優化，不能使土地資源發揮其重要作用，不利于社會的進步和生產力的發展。因此，在土地資源利用過程中要注重基層土地用戶的需求，協調好個人與群體之間的利益關系，使人地關系協調穩定發展。
總之，隨著社會和經濟的逐漸發展，提高土地資源的利用率，優化土地資源利用方案，確保土地資源的可持續利用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只有優化土地利用結構和配置，才能確保土地資源合理利用，才能保證社會和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7-8]。
5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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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環保；節能；探討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process of the old city, the city scale, frame, roads and infrastructure has been difficult to load the capacity, can not fully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further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society, the construction of city new district can effective evacuation center City high density flow, solve many city problems,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eople’s life, develop big city industrial transfer and evacuation of the population functions, make it become a new economic growth point or region has become the revitalization of local is declining economic revival. The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ecological city livable new district is local governments for governance, as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round the competent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the new city construction like a raging fire in science should be good staff, correct guidance.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nergy saving; discussion
中圖分類號：TE08 文獻標識碼：文章編號:
1、新型節能環保建筑材料
在城市擴建、改建過程中，隨著舊建筑物拆除、清理工作的結束，接下來要進行的是題是對嶄新建筑物的構建。建筑師們除了對新建筑的外觀和內部結構進行精心設計以外，還需要重點考慮的問題便是建筑材料的選用。為了滿足人們對居住及工作環境保溫、光、聲等方面舒適度的要求以及對新建筑物節能環保性能的要求，新型節能建材的大量使用將成為當前城市發展建設的新趨勢。在建筑中使用各種節能建材，一方面可提高建筑物的隔熱保溫效果，降低采暖空調能源損耗;另一方面又可以極大地改善建筑使用者的生活、工作環境。
1.1新型建筑節能材料分類
在眾多建筑材料中，建筑物的圍護結構材料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建筑物的能耗，維護結構主要包括：墻體、屋面、門窗和玻璃。在當前的科學技術推動下，這些結構在制作過程中開始使用越來越多的建筑節能新材料和新技術。
1.1.1 新型墻體材料
墻體材料在房屋建材中約占70%，是建筑材料的重要組成部分，建筑物能量的損耗約50%來自墻體。新型墻體材料主要包括磚、塊、板等，如粘土空心磚、摻廢料的粘土磚、非粘土磚、建筑砌塊、加氣混凝土、輕質板材、復合板材等。在我國墻改工作初期，墻體材料主要為實心黏土磚，實心磚對材料需求大、保溫隔熱性能比空心磚差，經過墻改后，實心黏土磚逐步被空心粘土磚所替代。
1.1.2 節能門窗
建筑門窗是建筑物熱交換、熱傳導最活躍、敏感的部位，其熱損失是墻體的5倍。門窗的節能約占建筑節能的40%左右，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目前節能門窗的制造材料從單一的木、鋼、鋁合金等發展到了復合材料，如鋁合金一木材復合、鋁合金一塑料復合、玻璃鋼等。目前我國市場主要的節能門窗有：PVC門窗、鋁木復合門窗、鋁塑復合門窗、玻璃鋼門窗等。
1.1.3 節能屋面
用于屋頂的環保節能型建材有玻璃棉或礦物棉氈(墊)，這些保溫材料與裝飾貼面復合而成的天花板，能減少閣樓空間與屋頂天花板之間的傳熱系數，起到隔熱保溫的作用。
1.1.4 節能玻璃
除結構外，對門窗節能性能影響最大的是玻璃的性能。玻璃是重要的建筑材料，隨著對建筑物裝飾性要求的不斷提高，玻璃在建筑行業中的使用量也不斷增大。然而，當今人們在選擇建筑物的玻璃門窗時，除了考慮其美學和外觀特征外，更注重其熱量控制、制冷成本和內部陽光投射舒適平衡等問題。目前我國市場主要的節能玻璃有：中空玻璃、真空玻璃、熱反射鍍膜玻璃、鍍膜低輻射玻璃、泡沫玻璃等。
2、人居環境的定義及發展
人居環境的定義：人居環境科學就是以人類居住的環境科學這一要領范疇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新學科。它是探索研究人類因各類生存活動需求而構筑空間、場所、領域的學問，是一門綜合性的以包括鄉村、集鎮、城市等在內的以人為中心的人類聚居活動與以生存環境為中心的生物圈相聯系，加以研究的科學和藝術。
人居環境的發展：2001年《人居環境科學導論》出版以來，中國人居環境科學研究從概念走向實踐，不斷豐富，取得一系列實質性進展。其中最突出的表現是在學科發展上呈現出多學科繁榮的局面：
學科建設上，近年來我們在建筑、園林、城市規劃三位一體方面的進展：許多重大建設工程也力圖將建筑與城市、園林結合起來。
技術科學的進展(單學科的拓展)，目前清華大學在熱環境、聲環境、面對氣候變化的討論中也取得了許多積極的研究成果;
城市與區域規劃研究，如京津冀人居環境、南水北調中線干線工程的人居環境以及關于面向“北京2049”人居環境規劃實踐的探索。
關于人居環境史的研究，旨在從國家、區域、城鄉、建筑群等層面，對中國各時代人居環境發展演變的內在規律進行探討，深化人居環境理論研究。
關于重點學科群建設，如將人居環境科學列為學科建設的基礎研究、關于園林學學科重組的討論以及轉型中的人文地理學研究等。
從已有的研究進展來看，這是學術發展的必由之路。學科交叉早為我們的先驅者所積極提倡，但是實踐中從原有的學科拓展出去，并做出切實的成果仍充滿艱辛，不過一旦有所進展，其發展則可影響業界。
3、科學合理的進行規劃
根據生態學理念進行城市規劃，運用生態新區生態學來引導城市規劃，就要在生態系統能承載的基礎上，通過使用生態學原理和系統設計方法，科學合理的進行規劃，利用區域范圍內一切可利用的資源能力，建設人與城市，自然生態與經濟社會相協調發展的城市，從而促進城市的健康發展。要避免城市規劃的“大眾一致化”，就要摒棄以追求物質形態規劃為主，把目標鎖定在人工秩序和功能效率的層面上，而要盡可能地保護好城市的不可比擬的自然原生態。在新城區的規劃中劃定生態敏感地區等，如：濕地、河流、林地等生態景觀價值優越的綠色空間，使其成為新城區的綠色開敞空間。
4、因地制宜彰顯特色打造宜居新區
城市規劃要因地制宜，突出一個城市的歷史文化、自然環境、建筑景觀、人文特色。我們既要總體參照城市發展的普遍規律，又要具體到地區的實際情況，確立適合的城市的發展方向和模式，做到“個性化”。為了突出城市特色，城市規劃者應該在熟稔區情的基礎上，結合城市自身的特色與優勢，有效的借鑒中外城市建設的經驗和建筑風格(切勿盲目模仿和照搬)，使我們的城市規劃特色鮮明、別具一格。
5、用循環經濟模式引導新區工業園區發展要遵循“3R”原則
減量化、再利用、資源化，倡導節約型、集約型、生態型的發展模式，把節約放在第一位，鼓勵綠色生產，倡導綠色消費，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以節約能源和綜合利用為基礎，有力推進以資源再利用為主體的靜脈產業;實施全面清潔生產檢驗，杜絕落后的設備、技術、產品及布局落后的污染企業，抓好環境友好型企業示范及ISO14001環境管理體系認證的推廣工作;樹立開發區生態工業園榜樣，發展生態工業園，為促進循環經濟的發展，為建設環境友好型社會提供有利保障;建立以水資源梯級利用、分質供水和循環利用相結合的水資源體系，提高海水和中水的利用率，改進技術，淘汰高耗水工藝和設備，逐漸達到區域污水基本零排放的目標。
6、正確處理“兩個關系”是做好規劃的關鍵
其一是經濟總量增長與環境總量控制的關系，其二是土地資源開發利用與生態環境保護的關系。既要做到科學確定新區產業布局和功能區布局，又要科學確定新區環境總量，合理制定總量控制目標和控制戰略，加快落實污染物排污許可證制度，科學和有效的利用有限的環境容量資源;確定經濟增長中的科學能源消耗指標，堅持節約、開源與保護并重的方針，進一步完善資源再利用，實現最大限度的經濟增長、最少數量的能源消耗的目標，繼續實施以重點污染源煙氣脫硫為主的大氣環境污染綜合整治，要進一步加強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重點建設污水處理廠、再生水工程、河道整治工程，創造良好的生產環境、生活環境和發展環境。
篇10
[關鍵詞]高星級酒店；男性氣質；性別；紳士；廣州
[中圖分類號]F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5006（2017）01-0042-12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7.01.010
引言
在傳統的性角色理論中，男性被定義為追求成功、擁有自信、在上處于主動地位等的形象。學者普遍認為，“男人”不只是一種性別，更應是一種社會角色和責任。因此，在傳統社會中，男人被界定為社會主流價值觀的承載者和社會道義的承擔者。但隨著“花樣美男”時代的到來，這種認知也遭受巨大沖擊――與陽剛之氣迥然不同的嫵媚妖艷更受眾人的追捧，愈來愈多的男性形象開始變得女性化、異質化。這種與傳統男性認識的背離也引發了社會對男性身份的焦慮和認同的擔憂。社會媒體充斥著對男性及“男性危機”的焦慮[1]，并進一步導致了一些學術著作的產生，以尋求社會科學關于所謂“男性危機”的見解[2-3]。學者首先否定和批判了基于“生理性別”理論的傳統男性認識論，并指出了性別認同的歷史和地理特殊性，有關性別的社會建構論開始顯現。學者指出，性別及性別氣質都是社會建構的產物，不同的環境塑造著不同的性別氣質。
然而，在中國的語境下，諸如酒店、社工等服務性行業中的男性職員的性別身份依然是被社會大眾所詬病的對象，高星級酒店等服務空間被認為是承載“男性身份危機”的場所。因此，本研究以高星級酒店中的男性職員為研究對象，援引西方社會學、人類學以及地理學等學科中有關“男性氣質”與“性別認同”的相關理論，從空間和社會建構的角度，分析諸如酒店等服務性行業和后現代消費空間是如何規訓男性職員的性別氣質的，男性氣質在這樣的空間中具有怎樣的變化和重塑。研究嘗試建構微空間男性氣質研究的框架，建立國內地理學男性氣質研究與西方學術界的理論對話，并補充與完善西方語境下男性氣質研究理論，同時也為國內酒店研究提供新的理論視角。
1 研究回顧
雖然目前西方學術界關于“男性氣質”的概念尚無一致定義，但關于男性及男性氣質的研究卻早已開始，并經歷了從生理學模式到人類學模式再到社會學模式[4]的漫長演變。且隨著地理學有關性別研究的介入，男性氣質的研究開始進入了“社會建構模式”（social constructionist model）時代。學者逐漸將空間理論引入男性氣質的研究中，提出男人不是生來的，而是創造的，男性很積極地構建了自己的男性氣質的論斷。由此，男性氣質的定義也由聚焦于性/性別生理系統發展到強調男性氣質的歷史性和地理性差異（空間性）上來[5]，學者逐漸開始關注男性氣質的時空演變過程。
早期地理學關于男性氣質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對男性氣質空間屬性的解釋及對性別氣質多元化的解讀。男性氣質既具有時間性，又具有空間性[5]，它是多元化的、多樣的、因空間而異的[5-6]，同時又是不穩定和矛盾的，而不是統一的和單一模式的男性氣質[7-8]。它是“依據適合一個人的性范疇態度以及活動規范化的概念來管理這個人行為的一種活 動”[9]。而在總結前人研究的基礎上，Conell在《男性氣質》（Masculinity）一書中將實踐中建構起來的男性氣質分為4種類型：支配性、從屬性、共謀性和邊緣性，這些類型均是男性氣質的不同表達方式，它們共同建構著現代西方社會性別秩序中主流的男性氣質模式，以及其相關的實踐和關系等[10]。而隨著研究的深入，新文化地理學的發展以及城市地理對性別研究的深入，使得男性氣質的研究也有了新的發展和走向。研究不再將男性氣質固封于某一種既定的特性和本質框架之下，而是聚焦于更多元的男性氣質內涵，論證不同的男性在不同的環境下如何社會性地建構具有歷史和空間特色的男性氣質，并進一步指出，空間環境決定了男性氣質的特點[11]。因此，有關城市男性氣質的研究則見證了男性氣質研究由固封的性別氣質研究向男性身份與認同解讀的轉變。
西方有關服務業男性性別氣質研究主要集中在對那些跨入非傳統男性行業工作中男性的身份和氣質問題，如醫護業[12-14]、社會工作[15-16]、酒店餐 飲[17-19]等。學者指出，男性從事女性的工作，對于他們來說一個重要的方面可能會對男性氣質和男性身份有著不同方式的影響，這種影響主要體現在：首先，這些帶有嚴重女性色彩的服務性工作，男性職員也被要求學習溫順、順從、同情心等“女性化”的技能[20-22]，而這會把他們建構成女性化的職員[23]；其次，服務性工作通常被社會主流話語歸為是一種“苦活、臟活”[24]，而且面臨著待遇不高，地位低下[23-25]的困境，因而被認為是不適合男性的工作[26]。因此，Williams指出，在非傳統男性職業中工作的男性，經常被冠以不是男子漢的詬病，同時，他們自身也表示讓自我與他人確信他們也是男子漢實屬困難[27]。因此，學者指出，比之傳統崗位上的男性，在非傳 統崗位上的男性趨向于表現出較少的男性性別 類型[28-29]。
可見，性別研究作為國外人文地理學跨界研究中不可忽視的話題，已取得了豐富的成果。而國內有關性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女性[30-31]，關于男性及男性氣質的探討比較少。不可否認，對男性氣質進行空間性解讀有著十分重要的理論及現實意義。城市高星級酒店作為極具男權色彩的消費空間，其典型服務性使得其內的男性職員受到來自多方話語的身體壓迫及氣質影響，為有關男性氣質的微空間解讀提供了很好的分析素材。因此，本研究以廣州城市高星級酒店為案例，從男性氣質社會建構理論視角來探究微空間下男性氣質的建構與演變，以期豐富和推動有關服務業男性氣質研究，也為轉型期有關酒店男性職員性別氣質的誤解和偏見予以學術上的糾正。
2 研究設計
2.1 研究案例地
研究選取廣州市高星級（四星及以上級別）酒店為案例地。廣州是中國最先開放的城市之一，也是現在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城市之一。服務業十分發達，且思想開化程度相對較高。根據廣東省星級酒店名錄，截至2015年1月，廣州共有白金五星酒店1家，五星級酒店22家，四星級酒店41家。本研究主要選取了廣州市的3家國際品牌酒店（海航威斯汀酒店、富力麗思卡爾頓酒店、廣州中心皇冠假日酒店）和2家本土酒店（廣州恒大酒店、白天鵝酒店）共5家五星級酒店的職員作為調研樣本。本研究選擇以上案例地主要是兼顧國內和國際品牌酒店和可進入性及資料收集的便利性等，研究盡力做到樣本的多樣性，以及不同文化環境的差異性，以便全面反映高星級酒店男性職員性別建構的過程。高星級酒店作為舶來品，其所建構的“紳士化”空間對本土文化語境下男性的傳統氣質有著劇烈的沖擊和影響；同時，高星級酒店作為濃縮的社會，其多元的工作內容需要有男性職員的參與。因此，高星級酒店不僅僅具有非傳統男性行業的普適特征，也具有自身的獨特性。
2.2 研究方法與過程
研究主要采用質性研究方法，包括實地觀察、深度訪談與文本分析。研究者于2014年12月至2015年1月期間對研究中所選的5家五星級酒店進行了實地調研，并于2015年4月至5月進行了相應的補充調研。調研內容主要有酒店實地考察、非參與式觀察以及深度訪談的方法收集第一手數據，并與訪談者建立網絡好友關系，并在訪談后收集與訪談者相關的網絡博客信息等二手資料。同時，本研究的訪談對象不僅局限于高星級酒店中的男性職員，同時還涵蓋了女性職員，以及酒店消費者等酒店內活動的多元主體，他們均與酒店男性職員有較為深入的社會互動，不僅對酒店男性職員有一定的認識，同時對酒店男性職員也有重要的影響作用。
本研究共訪談了酒店男性職員20人22人次（表1）和女性職員10人13人次，另外，還訪談了10位具有豐富酒店消費經歷的顧客，他（她）們在酒店平均每年消費的時間為30天（含）以上。女性職員和酒店消費者根據訪談時間順序，分別編碼為：F-1、F-2……F-10與C-1、C-2、……、C-10。在以上的訪談過程中，綜合運用了個體深度訪談（包括3人次的網絡訪談）和小組焦點訪談。此外，還采用了文本分析法和話語分析法，對樣本酒店的相關規章制度、員工手冊、職員博客、網絡信息、影像視頻、圖片等文本信息進行了深入分析，盡可能全面研究酒店男性職員的空間規訓與性別氣質之間的互動關系。
3 研究內容
3.1 職業規訓：酒店工作要求與職員男性氣質建構
眾所周知，高星級酒店不僅具備著豪華、昂貴的硬件設施，同時需要有高品質的服務與服務人員保證這種豪華與高雅的文化氛圍。因此，由外而內地構建酒店員工禮儀、形象，對于提高酒店的產品質量及品牌價值有著重要的影響[32]。所以，酒店為員工制定了一套詳細的約束和規訓辦法，并以員工手冊、各類規范書等具體文本信息，以及崗位培訓、早會、交流等管理活動展開，最終具化到職員日常工作實踐當中。
3.1.1 管理制度約束與男性氣質塑造
酒店為自己的職員制定了一套詳細的規章制度，對職員的儀容儀表、行為動作、工作態度等方面作出了詳細的規定和要求，以實現對酒店男性職員言行、舉止、態度、衣著等個體行為方面的掌控，將男性職員建構成正式、整潔、紳士的外在形象。在訪談酒店里前廳部、餐飲部等一線部門的基層職員時，提到最多的就是酒店對職員儀容儀表、著裝打扮的要求等。如廣州某五星級酒店員工手冊第4章第10節關于“個人儀表”的規定：所有員工都代表酒店形象，因此整潔端莊的個人儀表對于建立良好的賓客關系至關重要。員工應隨時保持干凈整齊的形象，并遵守以下的行為準則：
[個人衛生：＼&員工必須每天刷牙，保持口腔及呼吸口氣的清潔＼&內衣：＼&內衣的圖案或顏色不得透出制服外＼&襪：＼&男員工：暗色的短襪
女員工：自然色的沒有走線或沒有洞的絲襪＼&制服/上班著裝：＼&制服/上班著裝保持干凈、得體，并著裝整齊，不得有洞，紐扣掉落或松垮襯衫、外套應扣上紐扣，衣袖不得卷起＼&＼&……＼&指甲：＼&指甲修剪整齊，保持清潔，涂自然色的指甲油＼&首飾：＼&除了樣式簡潔的手表、結婚戒指和女員工的小耳環外，不得在穿著制服時佩帶其他珠寶等首飾
女員工：每個耳朵上只可戴一個耳環，且不可以戴懸垂式的耳環
男員工：不可戴耳環＼&]
――廣州某高星級酒店規章制度節選
規訓作為現代社會的一種微觀權力，需要通過一定的手段，除了規章制度之外，還需要如層級監視、規范化裁決和檢查等發揮其效用[33]。由于酒店的規章制度影響作用往往是暫時性的、易變的，酒店還會在員工培訓的過程中強化酒店對職員的規訓力度和效果。“入職之后都會有培訓的……告訴你怎么做，應該做什么不應該做什么，做的不好會有什么結果什么處罰等，都會具體和你說明，而且這些東西……都是在培訓中啊，工作中啊，一點點形成的……”（訪談者M-10）。酒店的培訓、早會、例會等為酒店提供了監視、裁決以及檢查男性職員的機會和具體方法。這種監視往往是隱性的，如通過職員早會中的工作盤問、經驗分享等，以實現對男性職員工作的掌控和監視。同時，酒店往往會利用例會等活動進行對職員的獎懲和規范化裁決：通過將個人表現納入一定的整體空間中，并根據規范化的標準對個體行為進行精確評估，標出差距，通過具有“矯正性”的規訓權力針對性地對身體進行懲罰和獎勵[34]，以達到對男性職員的規訓作用。“有忘記弄頭發，試過幾次，有幾次就是不想弄；但是早會前大家看到都會相互提醒，而且進入工作區域了就會弄的很好，就不會很隨意……”（訪談者M-17）。
因此，高星級酒店中的男性職員，在酒店管理制度約束下，不僅要求儀容儀表方面必須衣冠得體、干凈整潔；同時個人行為必須舉止大方，無不良嗜好；對客態度上也需具備禮貌謙和，穩重文雅的氣質，表現出酒店男性所特有的良好修養，塑造酒店男性職員的“紳士化”形象。
3.1.2 日常工作實踐與男性氣質塑造
管理制度約束只是酒店對男性職員身份和形象規訓的開始，而酒店工作對男性職員的塑造作用更多的是灌注在職員日常的工作當中。酒店的工作相對其他行業來說，具有工作時間長、不定時、職責多變、工作瑣碎復雜、需要處理不同的需求和服務等特性[35]。一般在剛開始的時候，男性職員在酒店服務工作中的表現會遜于女性職員，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以及工作經驗的累積，男性也慢慢表現出仔細、耐心、溫和、健談等諸多方面的特點：“能力方面，相對來說，細心、細節方面不會有女性做得那么細……（和之前比）和客人的溝通會好一些，會流暢很多，見得多，對客人的性格就有所了解……洞察力性格方面，剛開始內斂，然后會變得放得開”（訪談者M-2）。
酒店工作強調的是具體的服務，而這種具體的服務進一步挑戰了男性職員一些傳統的男性自我表達方式[36]。因為酒店服務除了需要酒店職員付出大量的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之外，還需要他們付出大量的“情緒勞動”，如“微笑服務”等[37]。因此，酒店關于職員要求的另一個重要內容便是集中在對客服務的態度方面。諸如卑屈、溫順等“女性化”的態度往往能夠更好地被消費者所接納而被高度贊許[26]，因此，處于這種溫順和順從所支配的環境中，男性職員需要學習一些女性化的技能[21-22，38]。如男性職員也被要求以溫柔和謙卑的態度面對顧客。“我們會要求員工（工作中）保持微笑，而且說話聲音不能太大，對客人說話的分貝都有要求，還有說話的語氣什么的……如果偶爾遇到不講理的客人，都是要求不能直接頂撞客人，員工先道歉解決，不行就找領導……”（訪談者F-8）。除此之外，“容忍和委屈”是酒店服務工作的一個重要要求。酒店客人很多時候比較敏感和挑剔，員工隨時可能受到客人的抱怨和指責，壓抑和偽裝的情緒給酒店員工帶來較大的壓力[37]。“因為我們在這個社會里面，各種各樣的人都有，有的人可能不是很土豪，但是他會覺得他是客人，可以從這些客人的行為中看到mind（思想），他們的思考模式就是，認為我給了錢，我就可以為所欲為”（訪談者M-7）。由于受到酒店規章制度的約束，酒店男性職員即使在遇到消費者無理取鬧的情況，也必須仍然保持禮貌、謙遜的態度。“投訴一般都是直接和員工抱怨，員工處理不了就會找領導……遇到投訴（我們要）先道歉，所有的崗位都是一樣的，然后找辦法解決”（訪談者M-5）。但是“有時候會有沖突，因為有時候可能，男性處理問題，客人一罵他，可能自尊心比較強吧，就會受打擊吧，就會有：你來這里用餐，你把自己當什么，你以為自己是誰啊……這樣的想法，但不會說……”（訪談者M-14）。因此，與傳統男性沖動、攻擊、極力捍衛自己權力的表現不同，酒店男性職員更多的是主動或被動采取隱忍、退步、主動放棄的行為和決策。隨著時間的流逝，男性職員這種被動的態度逐漸轉化為自我的一種無意識地約束，在行為上的表現就是成為彬彬有禮的“紳士”。
綜上可知，酒店通過一系列的程序、層次、目標組合而成一種特殊的技術手段與權力類型，來實現對男性職員的規范化訓練[33]。與傳統男性所表現的粗狂、大氣、自我的性質不同，酒店男性職員被要求盡力做到溫順、乖巧，以及情緒管理和順從等，在外在形象與表現方面逐漸從“被動的紳士”演變成“主動的紳士”，身心合一的實現酒店的目標“We are ladies and gentleman serving ladies and gentleman（我們是為紳士淑女服務的紳士和淑女）”（訪談者M-19）。
3.2 “他者”規訓：“他者”作用與職員男性氣質建構
酒店男性職員不僅受到來自酒店的規訓作用，同時也受到來自酒店空間中“他者1”的規訓，包括女性同事、上層管理者、其他男性同事以及酒店消費者等。這些“他者”的存在，對酒店男性職員性別氣質的建構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本研究將主要從酒店職員（女性同事、上層管理者）以及酒店消費者兩個層面探究“他者”對酒店男性職員性別氣質建構的影響作用。
3.2.1 職員之間的協商與作用
國外有關男性氣質的研究在討論服務業及其他女性工作對男性氣質影響的時候，往往只集中在工作本身對男性氣質的影響和建構作用，而忽略了女性同事以及其他層級職員對男性職員性別氣質建構的影響。地理學研究強調空間權力關系對男性身份的塑造作用，而女性及其他層級職員作為空間關系中最重要的他者，對酒店男性職員的發展和建構具有重要的協調和確認作用。
（1）女性職員的凝視和影響作用
酒店行業作為典型的服務性行業，特別是高星級酒店，目前職員的性別比例仍然是女多男少。在酒店和餐飲方面，女性的比例達到59%，而男性的比例只有41%，而國內酒店業女性所占比例則超過60%[39-40]。諸如服務員等崗位女性的比例更是高達77%[41]。因此，酒店男性職員首先面臨著與眾多女性職員和諧共事的任務和壓力。而由于受父權制度或思想的壓迫，男性被灌輸了主動承擔繁重棘手的勞動和保護女性的責任和義務。因此，酒店中雖然女性在數量上占據著優勢，但限于生理因素，工作上諸多事情往往不得不求助于男性職員。這種男女互動關系促進了男性職員對自我男性身體（體能）的認可和男性身份的認同，再現作為男人所具有的“威武”“陽剛”的男性氣質。如：“女生放不下面子的就會讓男人去做”“比如客人點睿這也沒有那也沒有，就會不好意思，就會推男生去做”（訪談者F-5），以及“像酒吧等部門，或者是晚上值班呀，查房呀，男生都有絕對的優勢的……女生就比較危險嘛，所以都會叫上男生幫忙……”（訪談者F-7）等。因此，雖然男性職員處于酒店工作空間的空間管制之下，但女性職員的依賴及自我生理優勢，使得男性職員在一個小的場域內，提供了建構支配型男性氣質的可能。
此外，由于受女性同事存在的影響，以及日常生活交互、團隊工作任務協作等其他諸方面的壓力，男性也會在語言風格、做事態度等行為上做出相應調整，通過弱化支配性氣質來達到與女性職員的協同共存。正如Galbraith所說，男性可能會接受一種“轉型”的男性氣質，而在這種男性氣質中，一些傳統的男性標準和價值，如野心可能會繼續維持，但是傳統的性別界限就會被抵制[42]。酒店男性一方面通過身體和硬氣展現自我作為男性所獨具的剛性、支配性的氣質，一方面迫于工作和環境的壓力而調節自己的特質，與女性做出廣泛的妥協，而不是裸的統治或者說一不二的演示。如“語言風格上可能會稍作調整，用他們能聽得懂的話，可能會留意自己的溝通風格，跟他們講的時候會事先考慮如何表達一件事情……”（訪談者M-6），“不能說是女性化或者娘吧，可以說更斯文一點……”（訪談者M-12）。
（2）不同層級職員之間的協商與作用
由于特殊的職員等級制度，酒店不僅有嚴謹的職位區別，也有嚴格的等級劃分，同一職位也會劃分出不同的職員等級，而與之對應的則是不同的權力。同時，酒店還存在著不同等級不同職位職員共事于同一空間、從事相同工作的現象。“（我們）也會做擦桌子、收拾餐具的事情；如果是很忙，什么都要做的，最終的目的是讓客人愉快的用餐，如果員工忙不過來，上級都不幫忙的話，那是不可能的……”（訪談者M-12）。
因此，由于上級管理者的存在，使得酒店基層男性職員在工作和休息的時間內也加強對自我言語及行為的約束作用，這首先體現在日常的言語交流中。“說話啊，玩手機啊什么的都有……肯定不會那么死板嘛，只要不被經理看到就行……”，“（平時休息的時候）就各種聊啊，吐槽這吐槽那，也會聊老大，但是聊的不多，隔墻有耳嘛……”（訪談者M-11）。
可以看出，由于工作和生活空間中有上級權力的介入，以及隱性監視的存在，使得基層男性職員原本的行為言語受到干預和破壞，進而使得其變得更加謹慎和細心。可以說，上級管理者的存在使得酒店基層男性職員不得不表現出男性氣質中的從屬性――服從和沉默。當然，這種不同層級之間支配性和從屬性男性氣質在酒店等級森嚴的工作空間下總是相對的，相對于上級對下級的支配性，則有下級對上級的從屬性。
因此，酒店男性職員不同層級間相互影響其男性氣質的建構。一方面，基層男性職員在上級職員權力和隱性監視的作用下，不斷完成自我從屬性男性氣質的建構；另一方面，酒店高層職員基于對基層職員的行為示范效應，不斷認同與強化自我男性氣質的支配性特質。
3.2.2 消費者的行為習慣和消費傾向的影響
酒店作為典型的服務性行業，其存在的根本意義在于為不同的消費者提供滿意的服務。高星級酒店的消費者市場定位為社會精英人士，其對酒店男性職員的影響主要集中在以下兩個方面：
（1）消費實踐的顯性影響作用
高星級酒店的服務對象往往有著較高的社會地位和文化素質，他們的服務要求更加細分和專業。這就要求男性職員不僅具備良好的工作心態，更要求酒店男性職員的自我內涵塑造與社會知識養成。“當然你如果會英語就更好，可以和他們（外國消費者）飆英語，不會的話就只能用手勢簡單交流了……如果遇到好的客人的話，他也會教你說（英語）……”（訪談者M-11）。同時，酒店職員在與此類消費者互動的過程中，也會在有意無意中進行自我知識的生產和綜合素質的提高。酒店復雜的服務環境和內容提供了酒店男性職員多樣的社會知識習得的機會，豐富了個人社會認知以及交際能力。所以，縱然酒店男性職員平均文化水平處于較低狀態，但是卻擁有著較高的社會見識和素養，酒店男性也呈現出“素養高、見識廣”的男性氣質狀態。“這一行做久了，和客人之間的溝通，會更好一點……會比以前流暢很多……長時間的話，見得多，對客人的性格就有所了解，聊幾句就會知道客人大概什么性格，就可以聊不同的話題，自己在溝通方面和交流方面都有大的提升，對人的方面了解的比較多一點，各種各樣的人都會見到……”（訪談者M-14）。
對于酒店男性職員而言，社會知識習得可以說是酒店消費者對男性職員的正面作用。有些時候，消費者也會反向作用男性職員性別氣質的建構，但這種反向作用往往起到正面作用。“因為酒店有時候，在中國這個服務環境下，來的客人很多都不是溫文爾雅的，有些是傲慢粗暴無理，如果服務員沒有足夠的忍耐力，很容易就控制不住，明明是他錯了，他還是要指責某個職員有問題……不過，我們一般都會控制自己”（訪談者M-12）。
來自社會精英階層的高星級酒店的消費者往往掌握著一定的社會話語權力，而在這種話語權力驅使下的個人行為及性格品質也會帶入酒店空間，而消費者的這種本位主義思想以及對權力的極度追求，又與酒店的規章制度或管理支持一起，迫使酒店男性職員選擇從屬性的行為表現，以從屬、順從的性別身份和行為參與酒店實踐過程中。客觀上，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酒店男性職員向社會精英靠近的素養與能力，實現酒店男性職員從“形式美的紳士”逐漸演變成“內涵美的紳士”。
（2）消費實踐的隱性影響作用
由于消費主義文化強調商品的重要性，而酒店等服務性行業其主要提供的消費商品就是服務，因此服務的質量問題及與之對應的酒店職員的服務管理問題，成為酒店建設的重點內容。由此可知，高星級酒店消費者往往更注重服務的質量，有著更高的服務要求等。而高星級酒店消費者除了會基于高規格的服務要求給予酒店男性職員直接的身體互動和行為塑造外，消費者對酒店男性職員的作用往往可以延續到更深的隱性層面，即直接參與酒店職員的管理。
高星級酒店消費者除了在消費現場與酒店男性職員存在互動以外，往往會以意見卡、消費體驗等形式記錄下消費過程中的體會以及更詳細的要求，而這種意見卡、消費體驗等，酒店則會以文本的形式保存，并由酒店某一部門（如前廳部）負責記錄、收集，然后在一定的時間內轉交給人事部門，由人事部門負責統一整理、提交數據庫等。而這些文本中不可避免地含有對酒店職員的投訴、批判及感謝等內容，會構成酒店對職員獎勵和懲罰的依據。“客人投訴服務不夠好，當然大多時候是針對某個員工，然后給張warning單（黃單），下次長記性就好啦”（訪談者F-4），員工也會接受來自管理層職員的批評或懲罰，進而做出調整和改進，“但如果同類投訴較多，那就要引起注意了，可能就涉及管理模式的問題……”（訪談者M-8），進而會從規章或制度入手，從根本上對職員產生影響；而與之相反，消費者的反饋同樣會有對員工的感謝與褒獎，“之前有一個客人在我們酒店集團下的一家酒店住宿，把她的iPad落下了，然后就是好像是在一次和員工聊天的時候提到了這個，然后那個員工就記下了，然后真的就找到了，而且打電話給這個人，給她寄過去了，這個事情之后我們集團酒店每次都會拿這個案例出來分享……”（訪談者F-7）。由于酒店的懲罰或獎勵均會記錄在冊，同時會以會議、通報或通知的形式被周圍其他職員同事所了解，因此，這種后期的、偶然的懲罰或獎勵實踐，往往會給予酒店男性職員更大的影響作用。消費者的這種隱性的無處不在的影響作用，促使酒店男性職員，進行“全方面的紳士化”建構。
3.3 自我規訓：酒店男性職員的自我主動建構作用
3.3.1 基層男性職員的身體實踐與酒店男性氣質建構
酒店基層職員作為酒店工作空間中權力最弱的主體，受到來自酒店規章制度、上級管理者及消費者等多重壓力。而在這樣的權力空間和制度規訓下，基層男性職員一方面主動或被動接受著酒店空間權力對其身體、性別氣質的規訓作用，而另一方面也會基于自我需要積極地將自己與周圍環境進行融合，從而加速自我男性氣質的建構。
（1）高品質物理環境下的自我約束
酒店基層男職員除了受到酒店規章制度等直接的有形規范作用外，同時還受到酒店整個工作空間環境的無形規訓作用。高星級酒店豪華的硬件設施與彌漫于內的高雅人文氣息，給予工作于此的職員以極大的心理壓力和身體影響。差異和變化是理解文化身份的關鍵[43]，同時，文化身份也具有一定的空間政治意義[44]。當意識到自己特定的身份時，個人往往在這個身份的框架內來感知周圍的世界，即在不同空間，不同的社會情境中啟動不同的身份[45]。酒店職員通過對酒店空間的凝視和認識，并將這種認識反身建構于自我的身體之上，進而積極地將自我與酒店空間產生聯系，積極主動地重構自己的酒店男性形象與身份認同。如：“你想你在這樣高逼格（規格）的環境下工作，那你這個人肯定要先正派起來，表現得像一個紳士，這樣才能對得起這樣一個工作的環境……”（訪談者M-1）。
（2）主客關系環境中的我者身份完善
酒店男性職員雖然在與消費者消費互動過程中被凝視并被動地進行自我身份建構，但同時也會根據自我對消費者這一主客關系中最重要的他者產生凝視作用，從而選擇性地對自我進行啟發和生產。消費者消費與接受服務的過程，也是被酒店男性職員凝視的過程。這進一步使得消費者所表現出來的行為、話題以及內容等也會對男性職員產生一定的示范效應。如：“那個客人會和他（男職員）聊籃球聊NBA，而且還特別喜歡跟他說一些自己的經歷，說一些大道理，教他怎么做人啊……”（訪談者M-6）。“第一次操作的時候特別緊張，手一直在抖，反而客人叫我不要緊張……有的外國人還會教你說外語……”（訪談者M-3）。這種與消費者的直接互動與交流往往會對酒店職員的工作及性格產生較大的影響和導向作用。
酒店工作因為其高度的流動性而被社會主流話語認為是暫時性、過渡性的職業選擇。雖然酒店工作被冠以各種不平等的標簽，但事業的發展仍然是酒店男性為表達作為一個“男人”的有效途徑。因此，酒店男性職員會通過對自己身體的改造而積極地將自己塑造為酒店需要型人才。如：“能夠晉升當然主要是工作能力，可能我在工作上會比他更細心，比如客人想要什么、喜歡什么，都做個記錄……大概就是這樣咯，肯定是誰做得好誰上去……”（訪談者M-2）。
因此，為了更好地發展，基層男性職員往往會更好地將自己融入酒店的制度和文化中，積極滿足酒店對男性職員的氣質要求，自我主動建構酒店式的紳士化氣質，在與客人互動過程中，更多地從顧客角度出發，犧牲自我傳統男性的霸權意識，在行為和性格上更加約束自己，進而表現出從屬性的紳士化氣質。
3.3.2 高層管理職員權力實踐與身份表達
相對于酒店基層男性職員（主管及以下），酒店高層男性職員除了具備基本的酒店男性形象以外，如禮貌、紳士、溫和等氣質，同時也因為擁有著更多的空間權力，而呈現出不同于基層男性職員的支配性紳士化氣質。
（1）高層男性職員酒店尺度支配性紳士化氣質的建構
基于高星級酒店空間權利的嚴重分化，高層男性職員因為職位差異而享有充分的酒店空間支配權及話語權。如對空間布置、陳設、硬件設施等的管理和決策權，對下屬職員的選擇、獎懲等管理權，對公司層面建設的決策權等。而支配性的主要產生動因便在于此，主體憑借在階級關系中的文化動力或權力來聲稱和擁有社會生活中的領導地位[46]。雖然并不是說擁有機構權力或大筆財富的人便具有絕對的支配性男性氣質，但話語權力給予酒店男性管理層職員以支配性男性氣質形構的基礎和動因，如酒店高層職員通過開發自己的管理風格來重塑空間的慣習，對酒店空間及下屬職員宣誓自己的權威性――男性氣質獲得支配性的標志 [46]。“新官上任三把火嘛，比如我們之前那個經理……說做什么改變什么政策就照他的意思進行……”（訪談者M-7），“對員工宿舍，我都希望像軍人一樣，我們會檢查員工宿舍……我們給他們的解釋就是，你們在公司里面下了班，這個就是你們自己的家，你在家里面到處臟不拉嘰，這會影響到工作的行為和習慣……”（訪談者M-6）。
對職員的控制是酒店高層男性管理者展現自我權力和權威性的一種有效手段，而除此之外，其工作中對消費者投訴的處理、高層級的職員之間的對話、行業間的專家交流等，都有效構建了高層職員的權威性和支配性。“遇到投訴一般都是我們先道歉，然后如果權限允許的話就按客人要求滿足他就行了，如果客人不滿意或者什么的，那就要找領班啊主管啊，或者是經理出來，一般經理出來，客人就不會那么囂張，情緒就會好一點……”（訪談者M-15）。酒店高層男性職員在與基層職員和消費者互動時，一方面建構了自己支配性的男性氣質，另一方面又示范和強化了酒店男性職員紳士化的內涵。“不管是對員工還是對顧客，都要表現出彬彬有禮……我們的言行不管是對內還是對外都非常重要，是留住員工和留住顧客的根本……”（訪談 者M-8）。
（2）高層男性職員在超越酒店尺度層面的支配性男性氣質表達
酒店高層男性職員不僅僅在酒店尺度積極建構支配性男性氣質，作為酒店的管理者和代表人，也需要在超越酒店尺度層面展演支配性男性氣質，如酒店的發展規劃、市場戰略、人力資源模式等，不僅僅需要在酒店尺度進行設計，更需要在超越酒店尺度層面進行有效的社會互動。“我們需要有敏捷的思維定位我們的客戶群，還需要告訴我們的客戶，酒店的品位是什么，這個時候需要我們酒店管理者親自出馬，例如主辦一些活動，或者參加一些活動……所以我們在外面更要注意我們自己的形象”（訪談者M-13）。“酒店中的高管是很受歡迎的，他們都很紳士，我們所接觸的一些酒管高人，都是魅力四射的，風度翩翩的……”（訪談者C-3）。
除此之外，酒店高層男性職員的性別氣質更多的是表現在不同酒店之間的交流活動以及重大事件或重要消費者的接待之上。如，代表所在酒店進行酒店業界的相互溝通、交流和學習，在此過程中，酒店高層男性職員的言行舉止往往決定了外界“他者”對自我酒店的感知和認同。“在國內行業中，有過一些次數，有代表過酒店出去分享。在和人家交流的時候，都是行業的人與事……每個酒店都不一樣，都有自己的特點。我們更多的是凸顯一個酒店的核心競爭力是什么，如何提升它，如何保持它。這一點上，我們酒店在過往的具體事件中，有自己的哲學……”（訪談者M-6）。
可見，酒店高層男性職員在超越酒店尺度層面的商業交流中，如社會活動、校園招聘、校企合作、培訓講座等，通過自我的行為展演，宣示酒店男性職員的性別氣質與酒店特質。
4 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立足于國內社會日趨凸顯的男性身份危機以及新時代男性社會責任和意義轉變的現實背景，以及國外人文地理視角下的建構主義男性氣質理論背景，以廣州市高星級酒店男性職員為研究對象，綜合運用非參與式觀察、深度訪談、文本分析、對比分析等多種研究方法，對酒店男性職員的男性氣質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和分析，并對其酒店男性氣質的建構、協商和展演過程進行了深入的論述，發現：
（1）酒店男性職員通過管理制度約束、具體的日常工作實踐等職業規訓，逐漸從“被動的紳士”演變成“主動的紳士”。
（2）酒店男性職員通過與女性及其他層級職員之間的空間互動，以及消費者的顯性與隱性引導等“他者”規訓，逐漸從“形式美的紳士”蛻變成“內涵美的紳士”，實現“全面的紳士化”建構。
（3）酒店基層男性職員通過酒店物質與人文空間的自我約束與自我發展，完成了從屬性紳士化氣質的建構。酒店高層男性職員通過酒店尺度與超越酒店尺度兩個層面的自我權力和自我行為展演，實現了支配性紳士化氣質的表達。
酒店男性職員在職業規訓、“他者”規訓以及自我規訓的綜合影響下，呈現出具有酒店特性的“紳士化男性氣質”。研究認為，酒店男性職員的性別氣質建構是多方面多維度的，既有來自酒店方面的制度與環境影響，也有來自其他同事、消費者等“他者”的作用，同時還有自我的積極建構作用。酒店男性職員在以上因素的綜合作用下，表現出外在西裝革履、整潔干凈，內在溫柔、禮貌、幽默、見多識廣的形象氣質，建構了具有酒店特色的紳士化男性氣質。研究呼應了男性氣質身份政治[7]的結論，認為男性氣質是多元的、發展的，而非固定的、單一的，不同的空間環境下會造就不同類型的男性氣質。
此外，學者關于其他服務性行業，如醫護業、社會志愿者等的研究指出，這些職業因為帶有女性化色彩，會將工作于內的男性職員建構成女性化的職員[20-23]。本研究通過對高星級酒店男性職員的性別氣質研究指出，諸如溫柔、順從等傳統被認為是女性特質的屬性，在酒店中被酒店男性職員內化為自我紳士化的一面，相對于其他男性，酒店男性職員表達出禮貌、謙讓、熱情、細心、有內涵、善交際等酒店男性氣質。因此，本研究也進一步回應了地理學有關男性氣質研究的男性身份研究取向，明確“如何成為男人”更多受到所處微觀環境的影響與 作用。
西方地理學者在對男性氣質進行分析的同時，雖然指出了男性氣質的多元性、不穩定性等[5，7-8]，但仍然將男性氣質作為一種固化的、一維的性別氣質進行分析，而沒有深入探析某一類男性氣質的具體構成。本研究通過對酒店男性職員在酒店空間中的性別氣質研究指出，男性氣質的多元性不僅在于主體不同而呈現不同氣質類型，同時，同一主體在同一空間下也會受到空間規訓呈現動態的氣質建構過程，而且這個過程是從職業規訓到“他者”規訓到自我規訓逐漸演變的，形成從被動到主動，從形式到內容的自我內化過程。該結論補充了男性氣質建構的內涵，認為男性氣質是一個投影于空間的動態建構過程（圖1）。
在實踐方面，本研究對酒店人力資源管理具有一定的借鑒價值。酒店屬于勞動密集型行業，人員流失率高，人員缺口比較大，高素質人才難以獲取，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酒店自身人力資源管理問題以及社會對酒店崗位的詬病[47]，本研究結論有助于糾正社會對酒店崗位的誤解，同時為酒店人力資源管理提供更加細化（如按照性別、地域、學歷、年齡等進行不同方式的管理）的管理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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